优先性范文10篇

论文关键词：物权；债权；物权效力；优先性

论文摘要：随着2007年我国物权法的颁布，使得我国在物权保护方面得到了一个质的飞跃，然而物权法在实施的过程中还是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问题，如物权的优先效力与债权的优先性的冲突规则，在司法实务中，民事权利之间的冲突时有发生，尤其是在物权和其他民事权利之中如何确认其权利的效力，直接决定着权利主体的利益。通过对这些的问题论述及解决，旨在能为我国在今后的有关民商事法律的起草、制定、实施提供一定的借鉴作用。

物权的优先效力亦称物权的优先权。关于优先权的内容，在学理上一直有不同的意见。有的学者认为物权的优先效力仅限于物权优先于债权的效力；也有的学者则认为物权的优先效力仅限于物权之间的优先效力，从物权与债权的优先关系的角度和从此物权与彼物权相互优先关系的角度来分别阐述物权的优先效力将更完备、更可取。

一、债权优先效力的释义

（一）债权综述

债权是得请求他人为一定行为（作为或不作为）的司法上权利。本于权利义务相对原则，相对于债权者为债务，即必须为一定行为（作为或不作为）的司法上义务。因此，债之关系本质上即为一司法上的债权债务关系，债权和债务都不能单独存在，否则即失去意义。

论文关键词：物权；债权；物权效力；优先性

论文摘要：随着2007年我国物权法的颁布，使得我国在物权保护方面得到了一个质的飞跃，然而物权法在实施的过程中还是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问题，如物权的优先效力与债权的优先性的冲突规则，在司法实务中，民事权利之间的冲突时有发生，尤其是在物权和其他民事权利之中如何确认其权利的效力，直接决定着权利主体的利益。通过对这些的问题论述及解决，旨在能为我国在今后的有关民商事法律的起草、制定、实施提供一定的借鉴作用。

物权的优先效力亦称物权的优先权。关于优先权的内容，在学理上一直有不同的意见。有的学者认为物权的优先效力仅限于物权优先于债权的效力；也有的学者则认为物权的优先效力仅限于物权之间的优先效力，从物权与债权的优先关系的角度和从此物权与彼物权相互优先关系的角度来分别阐述物权的优先效力将更完备、更可取。

一、债权优先效力的释义

（一）债权综述

债权是得请求他人为一定行为（作为或不作为）的司法上权利。本于权利义务相对原则，相对于债权者为债务，即必须为一定行为（作为或不作为）的司法上义务。因此，债之关系本质上即为一司法上的债权债务关系，债权和债务都不能单独存在，否则即失去意义。

【正文】

20世纪90年代自由主义在中国的登台亮相，尤其是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世纪性大论战，一方面表明中国思想理论界新格局的形成，另一方面表明自由主义正在成为中国思想理论界不少人、尤其是不少高级知识分子中某种显性或隐性的社会意识。这势必影响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论战的实质是未来中国的走向问题：自由主义提供的是渐进的向资本主义演变的方案，新左派则没有自己的现成方案，但大体上表现出的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倾向。在这场论战中，少有马克思主义者参与其中，自由主义正在成为中国思想理论界的话语霸权。同时，以往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某种特定理解，在自由主义影响日益扩大的情况下表现出了自身的局限性，也难以应战。本文希望能以回到马克思、深入发掘马克思主义的自由个性思想，来应对自由主义的挑战，改变自由主义已成为中国思想理论界的显学的不正常状况，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供某种可能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资源，同时也希望在“三个有利于”的前提下，借鉴自由主义中的某些有价值的、具有正面作用的思想资源。

一

自由主义理念的基点是个人的优先性即个人主义，其口号是个人自由，其基础是几百年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以及相应的成熟的制度安排。作为其背景的是社会主义实践所面临的问题：前苏联东欧的解体和中国面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我们认为，资本主义的根本性质并没有改变，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分析也没有过时，那么社会主义为什么会发生世纪性的挫折呢？已有不少马克思主义者指出，以往那种社会主义体制是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建立起来的，人的依赖关系的残余对社会主义制度安排发生了很大影响，导致了政治经济的高度集权。这意味着以往对经典马克思主义存在着某种误释，即没有高度重视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由个性的思想和相应的制度安排。自由个性问题涉及到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根本价值对立，而且也是制度安排的出发点，因而有必要首先在这里加以阐明。

以往那种社会主义体制最受指摘的是带有人的依赖关系残余的高度集权制，它以片面理解的关于集体主义的价值判断为理论前提，这也是最为自由主义所批判的方面。这种体制不能说没有它的优越性。它成长为与资本主义对立的制度阵营，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基础上，在不长的时间里取得了经济的巨大进展：前苏联成为世界第二超级大国，打败了法西斯德国，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中国则在很短的时间内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初步建立了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这些都是应充分肯定的。只是在新科技革命面前，也就是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这种体制的问题才逐渐显露，因而才提出了社会主义改革的问题。因此，那种认为社会主义只是一种人为制度、没有任何优越性的观点，是不符合事实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和历史必然性，它是建立以大多数人的幸福为基础的新制度的伟大实践。

至于伴随这一制度创新所发生的为自由主义所指摘的所谓人权问题，是任何新社会制度的建立所不可避免的。但是，在社会主义的世纪性历史大挫折中，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被自由主义妖魔化了，其基本论据就是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用集体主义否定了个人自由的优先性。可以肯定，没有革命者个人对革命目标的无条件的服从和献身，没有对旧社会势力个人自由的剥夺，新的社会制度是不可能建立和巩固的。同时，以往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也存在着某种历史局限性。自由主义认为这是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不可克服的局限性，只有资本主义才是唯一光明的历史必由之路。然而，这只是表明自由主义不了解，这种局限性只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的某种阐释的产物，而正如自由主义者要不断回到和重复古典自由主义的那些基本结论一样，当代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必须不断回到和重复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那些基本命题。以往曾经占主导地位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只是马克思主义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形态，只是根据一定的历史要求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形态。它突出和强调的是经典马克思主义中的阶级斗争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而对经典马克思主义中的共产主义学说的核心内容即人的自由个性的思想，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没有充分给予个人在社会中应有的地位，更没有看到马克思的自由个性思想其实是对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的扬弃：马克思和恩格斯肯定和承认了资产阶级的个人自由的历史进步性和合理性，同时，又提出了自己的个性自由观来批判和代替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从今天的现实条件来看，马克思的个性自由观比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具有更为根本的意义：后者只是为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服务的，解决的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无产阶级解放的方法和途径问题，而前者即马克思的个性自由观，解决的则是共产主义运动的目标问题。

摘要：文章主要论述股东对可转换债券是否应该具有优先认购权。第一部分，提出该问题，并提出了学术界的反对观点；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是文章的主体部分，通过和股东新股优先认购权的比较，金融证劵论文从法理基础和赋予股东可转换债券的现实意义上来论证应该赋予股东可转换债券优先认购权；第四部分是结论部分，得出应该赋予股东对可转换债券的优先认购权。

关键词：可转换债券优先认购权法理基础现实意义

一、可转换债券优先认购权的必要性问题的提出

对于股东的对新股的优先认购权，《公司法》第三十五条已经做出明确规定；而可转换债券这种介于股票和债券之间的证券形式，股东对此是否具有优先认购权，法律未做出具体规定。对此，学术界有反对赋予股东可转换债券优先认购权的观点。

其认为只承认股东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优先认购权，有危及公司筹资机动性之虞。具体而言，由于股东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优先认购权，公司不得不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循规蹈矩地划定一个期限，以使每个股东得以认购可转换公司债券；该期限届满后，若同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均被全体股东认购则己，若有部分或大部分同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未获认购，公司只好重新办理可转换公司债券公开发行程序。这拉长了公司的筹资期间，甚至有可能因赋予股东认购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优先权，而使公司贻误筹资的良机，因为金融市场和证券市场的行情瞬息万变，可能导致筹资机会的丧失。

二、赋予股东可转换债券优先认购权的法理基础

一、留置权说

有关建筑工程优先受偿权为留置权的观点，根据一九九五年通过的《担保法》将留置财产仅限制于动产，所以对于不动产债权人无法行使留置权这势必会导致债权受到损害的情况发生，尤其不利于承包人的权益的保障。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合同法》第286条将了留置财产的范围扩大，将建工优先权列为留置权。同样，在《合同法》中“在承揽合同中，除当事人之间有特殊的约定，在定作人未支付相应款项予以承揽人时，承揽人便可以对已经完成的工程行使留置权，所以当建筑工程合同产生债权时也应当承揽合同其一样适用此类合同中相关留置权的规定。

二、法定抵押权说

从《合同法》的立法过程可以得知，合同法第286条，在立法机关从其研讨直至正式通过，一直将其定性为法定抵押权。在多次立法研讨会上，均未对将其定性为法定抵押权产生质疑，也未存在有人提议将其定性为优先权的情况。有关在制订法律过程中产生争议，并形成三种不同意见，最终选择了优先权的观念，是完全不切合实际情况的揣测。合同法第286条所规定的将其定为法定抵押权，法定抵押权依法成立，主体双方并不存在订立抵押合同的强制性规定，同样也不必对抵押物进行抵押登记。从其特征来分析，第一，抵押权的客体中包含建筑工程;建筑工程为不动产，其符合抵押权的条件;第二，抵押权是不需要转移占有标的物的担保物权;第三，抵押权的内容为变价处分和优先受偿权。从以上抵押权的成立要件中我们可以总结出，首先，建工优先权的客体建筑工程适用抵押权的客体范围，其次此权利的成立与否并不需要转移建筑物的占有，当发包人逾期不支付价款时，承包人实现债权的形式同抵押权实现的形式一致，故应将其定性为法定抵押权。

三、优先权说

对于建工优先权的性质第三种看法，有一部分研究者持有其应定为优先权，因为承包人的优先受偿权既不是抵押权也不是留置权，相对于抵押权，我国现行法律所规定的抵押权的行使需要进行登记，而相对于留置权，我国现行法律规定，留置权的客体为动产且以债权人占有为要件。而《合同法》第286条的旨意是为了保护承揽人的利益，为了保障社会的公平和有序的秩序，而授予承揽人对因建筑合同而产生的债权即请工程款的权利，债权人的债权不得对抗此请求权。

摘要：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理论旨在区分沟通理性和工具理性，而这一区分的关键在于能否有效地区分以言行事行为和以言取效行为，特别是能否证明以言行事行为独立于并且优先于以言取效行为。本文认为哈贝马斯对这个根本问题的论证并不特别令人信服，在此意义上，哈贝马斯所构筑的沟通行动理论就存在根基不牢的危险。

关键词：沟通行动策略行动以言行事行为以言取效行为有效性宣称

韦伯之后，任何对“现代性”做严肃思考的学者，无论赞成或者反对，几乎都无法绕过韦伯提出的问题，即现代性与理性化（rationalization）之间所存在的内在关联性。[1]哈贝马斯同样如此。不过在哈贝马斯看来，韦伯对现代性的诊断虽然不乏洞见，究其根本却是一个“误诊”，因为韦伯所预言的“铁笼”并非是密不透风、无路可走的绝地，身处其间的现代人依然有出逃的可能性——这一可能性正蕴藏在对“启蒙的前提”，也即理性化概念的重塑之中。哈贝马斯重塑理性化概念的主要动作是，比照工具理性，提出沟通理性的概念与之分庭抗礼。事实上，整部《沟通行动理论》的任务就是“在日常实践和沟通实践自身中，在沟通理性被压制、被扭曲和被摧残之处，发现这种理性的顽强声音”。[2]而工具理性与沟通理性之间的区分，在哈贝马斯看来，又可以转化为策略行动与沟通行动的区分问题。本文认为，如果哈贝马斯能够成功地证明作为言语行动类型之一种的沟通行动（相对于策略行动的）的独立性乃至优先性，则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理论就已成功大半。因此如果借用康德式的提问方式，本文将主要检讨以下两个主要问题：1，作为言语行动类型之一种的沟通行动是否可能？2，如果可能，如何可能，以及如果不能，为何不能？

本文的基本结构如下：第一节，简述哈贝马斯对策略行动和沟通行动的区分，以及相应的对以言取效行为和以言行事行为的区分。第二节，简述沟通行动的有效性条件以及哈贝马斯对塞尔言语行为理论的批评。第三节，分别从四个方面批评哈贝马斯的言语行为理论，首先指出在语用学的层面上，以言行事行为与以言取效行为即便能够在“形式”上进行区分，但在“经验”层次上前者却始终无法达到应有的稳定性。其次，沟通行动之于策略行动的源初性即便是在哈贝马斯那里也是语多含糊。第三，哈贝马斯区分三个世界缺乏令人信服的理据。第四，哈贝马斯关于命令的言语行为分类同样存在不妥之处。

一，作为言语行动类型之一种的沟通行动是否可能？

在哈贝马斯看来，虽然沟通理性一直处于“被压制、被扭曲和被摧毁”的境遇，但是沟通理性之存在却是不言自明的事实，因此问沟通理性或者说沟通行动是否可能，就如同我们问知识是否可能一样荒谬。不过本文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沟通理性或者沟通行动是否可能，而在于“作为言语行动类型之一种”的沟通行动是否可能，说得更清楚一些，我们追问的是在言语行动分类中沟通行动能否取得与策略行动对等乃至优先的地位？惟其如此，我们才可以将沟通行动作为言语行动类型中的一个独立的、具有自主性的类型，并在此基础上发展沟通理性，以对抗工具理性的挑战。

2007世界水日

水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饮用、烹饪和家庭使用等方面，还因为它可以浇灌菜园和农场。水，几乎和所有的经济活动都紧密相联。用水的竞争引发了诸多纷争，使处在边缘的农民变得贫穷，使弱者无法维持生命甚至健康。

水资源匮乏是脱离贫困过程中一个无法逾越的鸿沟。农村妇女每天要花大量的时间用来取水。在城镇，穷人获得水的费用要比富人通过自来水管道获得水的费用高。

根据亚洲发展银行的估计，每三个亚洲人中就有一个无法在自家200米范围内获得安全的饮用水，每两个亚洲人就有一个缺少必要的卫生医疗条件。

女人和男人都需要水——但是水对于他们的用途可能会大不相同。在贝宁北部工程中，人们都很乐意在他们自己的村子里打井。然而公务员之家，全国公务员共同的天地，女人们希望利用她们的业余时间在家里发展商品蔬菜种植，以提高食品安全并出卖剩余的蔬菜，而男人们希望妇女能在田里帮他们干活。一项随机调查表明人们花在田里的时间的确比花在种菜的时间长。

性别与水联盟的研究与经验显示，当女人和男人共同参与和制定如何分享，提供和保护水时，水往往能够被高效公平的使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以下简称《税收征管法》)在立法上第一次提出了“税收优先权”的概念,该法第45条规定:“税收机关征收税款,税收优先于无担保债权,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纳税人欠缴的税款发生在纳税人以其财产设定抵押、质押或者纳税人的财产被留置之前的,税收应当优先于抵押权、质权、留置权执行。纳税人欠缴税款,同时又被行政机关决定处以罚款、没收违法所得的,税收优先于罚款、没收违法所得。”税收债权是否享有税收优先权素有争议。

税收优先权,指税收债务人对于数人负有多数债务时,税收债权对于其他无担保债权或有担保债权,享有优先受偿之地位。税收优先权制度在立法上的确立,对税法学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也为税法的基础构架从财政学、税收学的范式转换或者回归到法学范式,提供了机遇。

一、税收优先权设立理由的通常观点

可以说,各个国家和地区对税收优先权的规定都是很复杂的,而且在与其他物权和债权,包括其他优先权的竞合冲突中态度暧昧。例如,我国台湾地区“税捐稽征法”、“营业税法”及“关税法”等对税收优先权皆有规定,这些规定虽然皆以税收优先权为规范对象,但其规范的方式极不一致,此种不一致的情形,为法律体系处理上应予避免但却难以避免的现象。

国内外通说认为,税收优先权成立的根本理由在于税收是满足公共需要的手段,具有很强的公益性。税收代表公共利益,私债权代表个人利益,当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时,公共利益应当优先于私人利益,因此,税收债权得以成立优先权。从国家利益出发的观点认为,应由立法赋予国家税收绝对的优先受偿权,税收债权优先于包括设定有担保物权的债权在内的其他所有债权。因此,争取肯认税收优先权,以确保税收债权,成为税收稽征机关历年努力的目标。

但是与此相对立,国外私法学者强烈反对此种观点,认为税收债权过分优先于设定担保权的债权受偿,将从根本上损害以市场经济为基础所建立的民法秩序的稳定性,因而不宜提倡。例如,日本国在明治30年(1927)制定的旧国税征收法规定,国税劣后于由其法定交纳期限1年前设定的质权或抵押权所保护的债权,但优先于此外所有的公租、公课及私债权。上述规定,遭到了当时私法学者的强烈批判。为了解决该法中存在的这些问题,昭和34年(1959年)日本对国税法进行了全面的修改。(P350-351)这表明公共利益应优先于私人利益的论断并不当然成立,尚需进一步探讨。

摘要：在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中十分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股东优先购买权的行使。对于这一项权利的行使，现行法律对其权利的规定并不是非常完善和清楚。本文从什么是股东优先购买权、行使股东优先购买权的条件、行使股东优先购买权的具体措施、对于股东优先购买权的限制等方面介绍了股东优先购买权。

关键词：股权转让优先购买权行使权力

广义的股东优先购买权包括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和中外合资企业股东的优先购买权，但鉴于实践中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优先购买权的行使与实现在拍卖程序中特别是在强制拍卖中产生与出现的纠纷问题及冲突事宜多触及到法律规定的本身，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因此，本文不涉及拍卖问题中的优先权，仅就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基于公司章程的约定而享有的股东优先购买权问题作简要研究，以期为对司法实践中股东优先购买权的相关问题的解析提出有益建议。

目前产权交易市场上对于怎样行使股东优先购买权的意见大多不尽相同，有的人认为可以对优先购买权进行无条件的行使，有人认为对优先购买权进行部分行使，或不能部分行使，但是也有的人认为，股东不可以行使优先购买权。因为普遍认识上的不同，就容易导致现实交易中的无规律和混乱。

一、什么是股东优先购买权

股东优先购买权是指股东在同等条件下可以优先的购买其他股东的股权的权利。我国《公司法》第72条规定：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两个以上股东主张行使优先购买权，协商确定各自的购买比例；协商不成的，按照转让时各自的出资比例行使优先购买权。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这种优先购买权是有限责任公司中特定的一种权利。公司法为了保证有限责任公司的老股东的权利及利益，规定老股东可以通过行使优先购买权来实现对公司的控制，这样才规定了股东拥有优先购买权。这样的规定不仅仅是一种对老股东对公司贡献的承认，也是为了在新老股东之间能建立起良好的合作关系维护公司当中的“人合性”。

民事优先权是一种根据法律规定或当事人约定，不同性质的若干民事权利发生冲突时，某一民事权利优先于其他民事权利实现的民事权利。①我国民事优先权制度可谓源远流长、种类不少。但从立法上来看，还存在着许多问题。以下笔者就如何完善优先权制度的立法作粗浅探讨。

一、我国民事优先权立法的不足之处

民事优先权制度从罗马法时期就已创立，我国从唐朝开始就有民事优先权的法律规定。但是，目前我国的立法，从种类到项目，从性质、特征到效力、保护的规定，却比西方一些国家的规定要简单得多，且有许多不足，主要是：

（一）认识不足，规定不多

作为我国民法基本法的《民法通则》只有第73条规定的按份共有人的优先购买权和第89条规定的抵押、留置权的优先受偿权两条，种类只有两种，且两种优先权的项目也不齐全。致使优先权制度在理论上的认识和研究，局限在优先购买权与优先受偿权方面上，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存在问题。

认识不足的主要原因是我国没有建立市场经济及对公民权利的足够重视与保护。我国现行的《民法通则》是1980年颁布的，当时是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经济体制。市场经济没有建立，或者不发达，必然会出现对公民权利保护的弱视情况。因为计划经济就是国家对社会生活的全面控制，社会成员没有什么自由与权利。因此，就不可能有一部完备的民法典，当然不可能对包括物权在内的民事权利作出具体详细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