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志自由范文10篇

摘要：自由意志是西方伦理思想中最基本的概念之一。通过探讨古希腊、中世纪、近代、现代等不同时期的西方自由意志的思想，可以看出西方自由意志乃是自律。真正的自由意志是建立在它自身之上的，这是一种自我循环，一种无限延伸，正因此它才成为了一条绝对的原则。

关键词：自由；自由意志；自律

西方人把道德生活奉为最高精神生活的时候，其伦理学说的核心问题是自由意志问题。自由意志是人之为人的根本，是人与动物的分界线。失去了自由意志，就失去了人。这种说法首先适合于任意性。因为无庸讳言，自由意志最基本、最首要的含义就是任意。“就任意作为决定这样或那样的能力而言，无疑地是自由意志的一个重要环节（按照意志的概念来说它本身就是自由的）。”自由意志或任意性有一种对人类文化、伦理道德和传统习俗的反叛和破坏性力量，但它同样也是建设性的：当它针对着野蛮、兽性、本能和惰性的力量时，它就是一切道德原则之所以能确立起来的原动力。自由之所以是自由，就在于它是自由选择、自由决定、自由争取而来的，而不是被人赐予的。自由意志的自发性和任意性选择还只是自由的一个初步的规定，进一步的探讨则发现，真正的自由意志乃是自律。真正自由意志是建立在它自身之上，这是一种自我循环。一种无限延伸，正因此它才成为了一条绝对的原则。

古代希腊人对人的自由意志进行了最初的研究。苏格拉底认为，人的自由意志本质上是向善的，因为只有善事才对他有好处，恶事则使他亲受其害。一个人之所以要去作恶，也只是因为他以为那是善的，只要他知道了那是恶，它就不会主动去作恶了。因此要达到善，关键不在于限制人的自由意志，而在于教给人什么是善的知识；至于为善的意志（德行）本身，则是人天生固有的，不可教也不用教的。普罗塔哥拉认为，人们为了维护社会生活不得不假定人人都具备道德和正义的自由意志，但实际上，如果没有外来的强制和教育，那么人就会“只怀着一些相反的恶习，”而不能凭自己的自由意志成为一个善人。斯拉马寇说得更明确：“原来，人类之所以责难不公正，并不是因为他们不肯去作，而是恐惧自己将成为不公正的牺牲者。从这样看来，苏格拉底啊，不公正如变成大不公正，反可较公正更为有力，更为自由，更为主动。”换言之，人只要可以避免成为别人作恶或自己作恶的牺牲品，它就会尽量去作恶，因为这对他有利。

这两种对自由意志的看法，都还仅仅停留在自由意志的“自发性”或“任意性”这一基本点上，尚未达到一种“选择”能力的理解。然而，苏格拉底和智者派的自由意志观却给后来西方人讨论自由意志问题提出了两个最基本的方向。首先是自由和知识的关系问题。另一个涉及的问题则是自由意志和道德评价的问题。

苏格拉底和智者派的这一场理论较量，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有了一个暂时的了结。柏拉图的“理想国”已表明，对自由意志的“物化”规定必将导致对自由意志的抹杀；亚里士多德则恢复了个体自由意志的不确定性和选择的权利。他说：“所以道德性依乎我们自己，过恶依乎我们自己。因为我们有权利去作的事，也有权利不去作。我们能说‘不’的地方，也能说‘是’。如果做高贵的事情在于我们，那么不做可耻的事情也在于我们；如果不做高贵的事情，在于我们，那么，做可耻的事情也在于我们。”无疑，行善不仅只是行善，而且本身就是不作恶，作恶也不光是作恶，本身也是不行善。做一件事的自由意志本来就是两面的：要这样而不那样，因而自由意志必然是一种选择，即二者之一。人既然有行善的自由意志，也肯定有作恶的自由意志，反之亦然。“作恶出于自愿”，这甚至不能有苏格拉底的“无知”辩护。因为，如果你不愿作恶，谁叫你不去增进自己的知识呢？如果你陷入了不得不作恶的境地，那么你最初仍是自愿陷入进去的，因为你本来有不陷入这种境地的自由。这就揭示出，对善或对恶的自由选择的意志是一切善和恶之所以成为善和恶的根源。的确，如果人注定为善，那就不存在真正的善；如果人注定为恶，那也就用不着处罚恶人了。人们谴责恶行，是因为它本来可以行善。

在法哲学体系中，黑格尔以意志自由作为法的出发点，认为法是理念的自由，是意志的现实的形式或具体化，是意志自由的定在。意志自由的肯定一否定一否定之否定向自身辩证复归的过程，就是法的理念由抽象法一道德一伦理的发展而达现实化的辩证过程。黑格尔的法哲学思想为我们研究道德与法律的关系、实现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的协调。提供了形上基础和理论依据。在文明的进程中，社会治理的合理性，不是抽象的德治或抽象的法治的合理性，而是道德一法律、德治一法治的生态整合。

一、意志自由：法的精神基地

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将意志自由作为法哲学体系的理论起点和精神实质。

(一)意志是客观精神领域内运动的主体。在客观精神领域内，运动的主体是意志。意志作为主体不是空洞的、毫无内容的抽象形式，而是一个具有丰富内容的实体。意志是法的出发点，是自由的现实形式和具体概念，意志就是指自由的意志，自由也指意志的自由；自由是意志的基本性质和实体，也是法的基本性质和实体；法是意志的具体形式，也是理念的自由，是“自我意识着的自由的定在”，法的不同形式就是意志发展的不同阶段，同时也体现了自由在其发展中的不同规定。

(二)意志自由通过三个辩证发展阶段来展现法的本质。

1主观性阶段。这时“意志包含纯无规定性(pureindeterminacy)或自我在自身中纯反思的要素”。这时的意志只具有任性和任意目的的偶然内容，是形式的特殊性而不是自在自为的普遍性。同时它也只是一种片面的东西，是未能获得实现自己的目的。这种有限的、特殊的、片面的意志不是真实的、自由的意志。

论文关键词：自由意志；法的精神；德、法整合

论文摘要：在黑格尔的法哲学体系中，自由意志是法的出发点和主体，法是自由意志的定在。作为法的不同发展阶段的抽象法、道德和伦理，是自由意志由低到高、由自在到自为的发展过程。因此，道德、法律、伦理都是自由意志定在的不同形态和不同阶段，它们的辩证运动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和辩证过程。由自由意志与法的精神的内在关联以及法与德的有机整体性可知，社会治理的合理性，不是抽象的德治或抽象的法治的合理性，而是道德—法律、德治—法治的生态整合。

在黑格尔法哲学体系中，自由意志是法的出发点，法的概念逻辑地涵摄着道德、法律与伦理。法是理念的自由，是意志的现实的形式或具体化，是自由意志的定在。黑格尔以自由意志的辩证发展过程为主线，在对法的理念及其现实化的研究过程中，展现出其法哲学体系的丰富内容。黑格尔的法哲学思想为我们研究道德与法律的关系、实现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的协调、德治与法治的整合，提供了形上基础和理论依据。

一、自由意志：法的出发点和主体

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将意志作为法哲学体系的理论起点和精神实质，用意志自由将道德、法律、伦理统摄为一个有机整体和辩证过程。

1．意志是客观精神领域内运动的主体。在客观精神领域内，运动的主体是意志。意志作为主体不是空洞的、毫无内容的抽象形式，而是一个具有丰富内容的实体。意志是法的出发点，是自由的现实形式和具体概念，意志就是指自由的意志，自由也指意志的自由；自由是意志的基本性质和实体，也是法的基本性质和实体；法是意志的具体形式，也是理念的自由，是“自我意识着的自由的定在”，[1]法的不同形式就是意志发展的不同阶段，同时也体现了自由在其发展中的不同规定。

〔论文关键词」意志自由为仁由己力命并举志功结合存养功夫

〔论文摘要」传统儒家伦理思想在对待意志自由上，总体上有宿命论倾向，但它也以其独特的方式强调道德意志的作用，承认人的道德意志是自由的。儒家以“天人合一”作为哲学基础，从道德选择中的“为仁由己”、行为实践中的“力命并举”、道德评价中的“志功结合”、道德修养中的“存养功夫”等方面来阐释意志自由问题。

意志自由问题，也就是自由和必然的关系问题，是伦理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所谓意志自由指意志摆脱外在约束的能力和状态，即人们正确地认识外在的客观必然性和自我选择与决定的能力。总体而言，儒家思想在自由和必然问题上，有宿命论倾向，注重整体、群体观念，强调理性的自觉，强调道义和社会伦理规范，忽视个体的感性欲望和意志自愿，个人的自由意志总体上处于被压抑的地位。所以，有学者认为，传统儒家思想中没有意志自由思想。实际上，这一看法失之偏颇，儒家自孔子以降，在强调知命，承认客观必然性的同时，许多思想家都肯定人具有独立的道德意志，肯定道德意志的积极作用，人是具有意志自由的。在“天人合一”的哲学基础上，传统儒家以特殊的方式来说明意志自由问题，表现为道德选择中的“为仁由己”、行为实践中的“力命并举”、道德评价中的“志功结合”、道德修养中的“存养功夫”等方面。

一、天人合——意志自由的形而上学基础

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和最高成就，是中国古代思想家对人与对象世界相互关系的深刻思考，特别是反映了人对自身存在、本质及其价值的认识。天人合一思想是儒家伦理学的形而上学基础，也是儒家对意志自由问题探讨的基础和逻辑出发点。

天人合一的观念发韧于殷周时期。这里的天是指帝神之天、命运之天、自然之天、义理之天，这里的人是指自然之人、德性之人、主体性之人。《诗·商颂·玄鸟》记载:“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尚书·召浩》记载:“皇天上命，改厥元子。”讲的就是人是由具有意志的上天派生的，君权是神授的。北宋张载用天人合一表达了这种观念。各时期的儒家伦理思想家用不同的方式表达了天人合一的思想，孟子的性天同一论、董仲舒的天人相类论、张载的天人同性论、二程的天人同体论、陆王的天人同心论。虽然各派表达不同，但大体意思具有一致之处，即在对待天与人、自然与人为、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天道与人道的相互关系上，强调二者统一、相同与和谐。

摘要:刑事责任的本质涉及到人为什么会受到刑事处罚的问题，而这一问题的前提是人们犯罪的原因。对此，根据古典刑法学派，人们有意志自由和犯罪行为。是自由意志选择的结果，主张非决定论。而近代学派则主张，犯罪是各种条件因素所作用的结果，人并没有自由意志。这一分歧也导致了在刑事责任的问题上出现了道义责任论、社会责任论的分歧，同时自由意志论者和决定论者在刑罚究竟是报应刑还是目的刑的问题上也有不同的回答。

关键词:意志自由;决定论;刑事责任

一、哲学领域的自由意志与决定论

一般认为，人只有被置于开放的可能性中，并可以在这些可能性中自由选择，才算具有了自由意志，也才能承担道德责任。这种说法不仅符合人们的常识，也得到了一些哲学家的支持。例如休谟认为，自由就是按照意志来决定行动或不行动的能力。康德也主张，一个行动要成为一个真正自由的行动，就必须有在不同的倾向中进行选择的权利。支持意志自由的哲学家们把是否具有自由意志看作人区别于物的最重要特征。试想，如果没有意志自由，人的一切行为都是早已被决定了的，那么人也就无需为自己行为的后果承担责任。哲学家们之所以确信人是有意志自由的还因为这符合我们的日常经验:我们在生活中也总是会面临着不同的选择，而且没有一种力量强迫我们非要如此不可，即使有这样一种强迫的力量，我们依然可以选择抗拒该种力量。因此，意志自由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被赋予了一种选择的可能性，而且不受外来力量的强迫。决定论则站在自由意志的对立面，认为自然界发生的一切都处于一个复杂的因果链条里，没有什么能够超脱这个链条之外，只要我们认识了这些规律，一切又都是可以准确预测的在这样一个完全被因果关系决定了的世界里，是没有自由意志可言的。

二、刑法领域对自由意志和决定论的争论

如前面所述的关于意志自由和决定论的探讨在刑法领域同样存在，就人为什么会犯罪的问题上，刑事古典学派和近代学派就有着完全不同的回答。古典学派认为，犯罪是自由意思选择的结果，主张非决定论。其中绝对的自由论者认为，人可以不受素质和环境的影响而自主决定实施或不实施某种行为。例如费尔巴哈的心理强制说，正是基于这种绝对自由主义理论，人类在自由意志控制下的非法行为是由外部因素决定的。近代学派则反对意思自由论，主张决定论，认为犯罪是各种条件因素所作用的结果。现代学校创始人李斯特认为，犯罪是由犯罪分子周围的社会环境和犯罪分子的内在性格造成的。而不是因为超越因果规律的自由意思在起作用。［1］刑事古典学派主张人是在自由意志的支配下实施犯罪，为刑事责任的承担找到了寄居之所，但却过度夸大了自由意志的作用，认为人的行为不受任何外在约束的论断过于绝对且与事实不符。而近代学派所主张的决定论认为犯罪是由社会环境和犯罪人的生理条件所决定的，而不是犯罪人自由意志选择的结果，那么这样一来就使得对犯罪人无法给予道德上的非难。结合上面的分析，意志自由理论和决定论都有其不足之处。马克思哲学认为人的活动受客观存在和客观规律的制约，但也具有一定的主观能动性。这就是相对意志自由的理论。相对意志自由理论不仅在哲学上得到了肯定，而且在大多数刑法学界也得到了肯定。例如日本的平野龙一教授主张"柔软决定论"，认为决定论和自由意志并不矛盾，并试图从决定论中为自由和责任找到根据，他认为认的意思一方面顺从法则另一方面也左右结果，自由并非不为任何东西所决定之物，而是为自己人格的规范心理层面所决定之物，对并非为外在之物所强制、与人格相当的行为，追究与其人格程度相当的责任，有合理的依据。［2］与平野教授合称为战后日本刑法学双壁的团藤重光教授则认为，意志自由是相对自由的，绝对意志自由是不存在的。人们受到质量和环境的限制。但是仍然有行动的自由，它也会对质量和环境产生反作用。因此，责任的基础不是行为而是行为人的内在人格。［3］西原春夫教授则主张虽然在自然科学领域内意志自由的存在还没有被证实，但是刑法必须承认意志自由的存在。其在《刑法的根基与哲学》一书中主要是从正常人和精神障碍者的区别中对这一问题展开论述。首先从因果律上，对于正常人在进行某种行动时，只能推断该行动是由哪种意识或欲求而产生，却不能够证明该种欲求或意识必然导致某种行动。精神障碍人是相反的。可以推断，精神障碍和正常人有不同的行为结构。此外，根据报应刑论的观点，应当把在实施犯罪行为时有无实施其他行为的可能性与是否应当承担刑事责任联系起来，承认实施其他行为的可能性意味着承认意志自由。因此，可以说，主流刑法理论是以意志自由为前提的。［4］

一

只要我们认真考察一下现实的道德生活实践，便可以发现道德自律的一个基本前提是：道德主体的意志是自由的，他具有自由选择的能力和权利。罗尔斯指出：“自律的行为是根据我们作为自由平等的理性存在物将会同意的、我们现在应当这样去理解的原则而做出的行为。”（注：罗尔斯：《正义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03页。）真正意义上的道德自律总是个体出于明确的理性意识而自觉自愿选择的行为。道德行为要求自觉，即要遵循理性的原则，按照理性认识来办事；同时又要求自愿，即要出于意志的自由，如果意志不是自由的，那就谈不上道德责任。

在西方伦理史上，康德第一个系统地阐述了自律概念，并把它确立为伦理学的基础。自由是康德道德哲学的拱心石。康德的自律概念正是以自由意志为前提的。在康德看来，人作为理性存在物，其意志应当是自由的，自由是人的一种天赋权利，是每个人由于他的人性而具有的独一无二的、原生的、与生俱来的权利。一个人只有作为纯粹的意志存在物而不是作为一个自然的存在物，他才是自我决定的，才能“自己为自己立法”，才能在立法时不服从异己意志。（注：参见《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6页。）由此，康德把意志自由看成是阐明道德自律性的关键，从而高扬了道德的主体性，在伦理学上实现了所谓的“哥白尼式的革命”。

马克思充分肯定了康德的自律概念对道德的宗教基础的消解，认为“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而宗教的基础则是人类精神的他律”。（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5页。）但马克思对自由自律的完整理解并不限于形式，还涉及其丰富的、现实的内容。在马克思看来，自由作为“人的类的特性”，是人类与动物界揖别和分野的根本所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6页。）；但一个人的意志自由能否得到发展和发挥，在多大的程度和什么方向上得到发展和发挥，总是要受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关系的制约。个人只有在特定的社会关系中才有可能发展和发挥自己的意志自由，实现自己的目的。因为人“是只能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1页。）“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其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集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82页。）因而，自由总是具体的历史的。

从总体上看，从原始社会一直到资本主义社会诞生前夕，由于自然的因素在人的生存、生活中占居着支配地位，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还要直接依赖外部世界，因而，尽管人们也崇尚自由，但人对自身命运的认识处在比较幼稚、笼统的阶段，并且逐渐形成了以“他律”为基本点的命运观。西方从古希腊神话直到16世纪的宗教改革，人们对自己命运的主流性看法是神学命运观，把人的命运看作是他主、他律；一些具有无神论或泛神论思想的人们以自然法则、自然规律来解释人的命运，其基本倾向也仍然是他主、他律。只有到了近代，人们关于人的命运的看法才逐渐摆脱了神学命运观，提出了人的实践活动的自由律。自文艺复兴以来，西方思想家们在批判封建专制和宗教神学对人的束缚时，高唱自由的赞歌，用人性来反对神性，认为自由是人的天赋权利。在历次资产阶级革命中，自由始终是资产阶级思想体系中最重要的范畴之一。如果说把自由视为一种崇高价值是人类有史以来就有的，那么把自由视为个人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则是近代以来西方资产阶级所确立的。

把自由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这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自由是商品经济运行的基础。“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市场交换以其持有的方式抹去了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关系和等级意识，客观上要求交换各方权利是平等的。同时，市场主体自由地进出市场，并根据自己的利益做出各种选择，无疑意味着他的活动是自由意志的体现。（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02、103页。）据此，马克思指出：“平等和自由不仅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换价值的交换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的生产的现实的基础。作为纯粹观念，平等和自由仅仅是交换价值的交换的一种理想化的表现；作为在法律的、政治的、社会的关系上发展了的东西，平等和自由不过是另一次方上的这种基础而已。”（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97页。）“交换价值，或者更确切地说，货币制度，事实上是平等和自由的制度。”（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01页。）只有当资产阶级无情地斩断束缚人的各种“封建羁绊”，将“温情脉脉”变成“冷酷无情”的交换价值和现金交易时，人才从他人情感与权力的束缚和奴役中解放出来，人才获得了对于他人的独立性和自由，在客观普遍的物面前，人与人才首次获得了平等。因此，马克思把商品交换领域称为天赋人权的真正乐园，认为在这个乐园中占充分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99页。）

一

只要我们认真考察一下现实的道德生活实践，便可以发现道德自律的一个基本前提是：道德主体的意志是自由的，他具有自由选择的能力和权利。罗尔斯指出：“自律的行为是根据我们作为自由平等的理性存在物将会同意的、我们现在应当这样去理解的原则而做出的行为。”（注：罗尔斯：《正义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03页。）真正意义上的道德自律总是个体出于明确的理性意识而自觉自愿选择的行为。道德行为要求自觉，即要遵循理性的原则，按照理性认识来办事；同时又要求自愿，即要出于意志的自由，如果意志不是自由的，那就谈不上道德责任。

在西方伦理史上，康德第一个系统地阐述了自律概念，并把它确立为伦理学的基础。自由是康德道德哲学的拱心石。康德的自律概念正是以自由意志为前提的。在康德看来，人作为理性存在物，其意志应当是自由的，自由是人的一种天赋权利，是每个人由于他的人性而具有的独一无二的、原生的、与生俱来的权利。一个人只有作为纯粹的意志存在物而不是作为一个自然的存在物，他才是自我决定的，才能“自己为自己立法”，才能在立法时不服从异己意志。（注：参见《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6页。）由此，康德把意志自由看成是阐明道德自律性的关键，从而高扬了道德的主体性，在伦理学上实现了所谓的“哥白尼式的革命”。

马克思充分肯定了康德的自律概念对道德的宗教基础的消解，认为“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而宗教的基础则是人类精神的他律”。（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5页。）但马克思对自由自律的完整理解并不限于形式，还涉及其丰富的、现实的内容。在马克思看来，自由作为“人的类的特性”，是人类与动物界揖别和分野的根本所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6页。）；但一个人的意志自由能否得到发展和发挥，在多大的程度和什么方向上得到发展和发挥，总是要受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关系的制约。个人只有在特定的社会关系中才有可能发展和发挥自己的意志自由，实现自己的目的。因为人“是只能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1页。）“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其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集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82页。）因而，自由总是具体的历史的。

从总体上看，从原始社会一直到资本主义社会诞生前夕，由于自然的因素在人的生存、生活中占居着支配地位，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还要直接依赖外部世界，因而，尽管人们也崇尚自由，但人对自身命运的认识处在比较幼稚、笼统的阶段，并且逐渐形成了以“他律”为基本点的命运观。西方从古希腊神话直到16世纪的宗教改革，人们对自己命运的主流性看法是神学命运观，把人的命运看作是他主、他律；一些具有无神论或泛神论思想的人们以自然法则、自然规律来解释人的命运，其基本倾向也仍然是他主、他律。只有到了近代，人们关于人的命运的看法才逐渐摆脱了神学命运观，提出了人的实践活动的自由律。自文艺复兴以来，西方思想家们在批判封建专制和宗教神学对人的束缚时，高唱自由的赞歌，用人性来反对神性，认为自由是人的天赋权利。在历次资产阶级革命中，自由始终是资产阶级思想体系中最重要的范畴之一。如果说把自由视为一种崇高价值是人类有史以来就有的，那么把自由视为个人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则是近代以来西方资产阶级所确立的。

把自由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这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自由是商品经济运行的基础。“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市场交换以其持有的方式抹去了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关系和等级意识，客观上要求交换各方权利是平等的。同时，市场主体自由地进出市场，并根据自己的利益做出各种选择，无疑意味着他的活动是自由意志的体现。（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02、103页。）据此，马克思指出：“平等和自由不仅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换价值的交换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的生产的现实的基础。作为纯粹观念，平等和自由仅仅是交换价值的交换的一种理想化的表现；作为在法律的、政治的、社会的关系上发展了的东西，平等和自由不过是另一次方上的这种基础而已。”（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97页。）“交换价值，或者更确切地说，货币制度，事实上是平等和自由的制度。”（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01页。）只有当资产阶级无情地斩断束缚人的各种“封建羁绊”，将“温情脉脉”变成“冷酷无情”的交换价值和现金交易时，人才从他人情感与权力的束缚和奴役中解放出来，人才获得了对于他人的独立性和自由，在客观普遍的物面前，人与人才首次获得了平等。因此，马克思把商品交换领域称为天赋人权的真正乐园，认为在这个乐园中占充分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99页。）

一

只要我们认真考察一下现实的道德生活实践，便可以发现道德自律的一个基本前提是：道德主体的意志是自由的，他具有自由选择的能力和权利。罗尔斯指出：“自律的行为是根据我们作为自由平等的理性存在物将会同意的、我们现在应当这样去理解的原则而做出的行为。”（注：罗尔斯：《正义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03页。）真正意义上的道德自律总是个体出于明确的理性意识而自觉自愿选择的行为。道德行为要求自觉，即要遵循理性的原则，按照理性认识来办事；同时又要求自愿，即要出于意志的自由，如果意志不是自由的，那就谈不上道德责任。

在西方伦理史上，康德第一个系统地阐述了自律概念，并把它确立为伦理学的基础。自由是康德道德哲学的拱心石。康德的自律概念正是以自由意志为前提的。在康德看来，人作为理性存在物，其意志应当是自由的，自由是人的一种天赋权利，是每个人由于他的人性而具有的独一无二的、原生的、与生俱来的权利。一个人只有作为纯粹的意志存在物而不是作为一个自然的存在物，他才是自我决定的，才能“自己为自己立法”，才能在立法时不服从异己意志。（注：参见《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6页。）由此，康德把意志自由看成是阐明道德自律性的关键，从而高扬了道德的主体性，在伦理学上实现了所谓的“哥白尼式的革命”。

马克思充分肯定了康德的自律概念对道德的宗教基础的消解，认为“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而宗教的基础则是人类精神的他律”。（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5页。）但马克思对自由自律的完整理解并不限于形式，还涉及其丰富的、现实的内容。在马克思看来，自由作为“人的类的特性”，是人类与动物界揖别和分野的根本所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6页。）；但一个人的意志自由能否得到发展和发挥，在多大的程度和什么方向上得到发展和发挥，总是要受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关系的制约。个人只有在特定的社会关系中才有可能发展和发挥自己的意志自由，实现自己的目的。因为人“是只能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1页。）“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其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集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82页。）因而，自由总是具体的历史的。

从总体上看，从原始社会一直到资本主义社会诞生前夕，由于自然的因素在人的生存、生活中占居着支配地位，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还要直接依赖外部世界，因而，尽管人们也崇尚自由，但人对自身命运的认识处在比较幼稚、笼统的阶段，并且逐渐形成了以“他律”为基本点的命运观。西方从古希腊神话直到16世纪的宗教改革，人们对自己命运的主流性看法是神学命运观，把人的命运看作是他主、他律；一些具有无神论或泛神论思想的人们以自然法则、自然规律来解释人的命运，其基本倾向也仍然是他主、他律。只有到了近代，人们关于人的命运的看法才逐渐摆脱了神学命运观，提出了人的实践活动的自由律。自文艺复兴以来，西方思想家们在批判封建专制和宗教神学对人的束缚时，高唱自由的赞歌，用人性来反对神性，认为自由是人的天赋权利。在历次资产阶级革命中，自由始终是资产阶级思想体系中最重要的范畴之一。如果说把自由视为一种崇高价值是人类有史以来就有的，那么把自由视为个人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则是近代以来西方资产阶级所确立的。

把自由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这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自由是商品经济运行的基础。“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市场交换以其持有的方式抹去了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关系和等级意识，客观上要求交换各方权利是平等的。同时，市场主体自由地进出市场，并根据自己的利益做出各种选择，无疑意味着他的活动是自由意志的体现。（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02、103页。）据此，马克思指出：“平等和自由不仅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换价值的交换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的生产的现实的基础。作为纯粹观念，平等和自由仅仅是交换价值的交换的一种理想化的表现；作为在法律的、政治的、社会的关系上发展了的东西，平等和自由不过是另一次方上的这种基础而已。”（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97页。）“交换价值，或者更确切地说，货币制度，事实上是平等和自由的制度。”（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01页。）只有当资产阶级无情地斩断束缚人的各种“封建羁绊”，将“温情脉脉”变成“冷酷无情”的交换价值和现金交易时，人才从他人情感与权力的束缚和奴役中解放出来，人才获得了对于他人的独立性和自由，在客观普遍的物面前，人与人才首次获得了平等。因此，马克思把商品交换领域称为天赋人权的真正乐园，认为在这个乐园中占充分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99页。）

论文关键词:自由意志罪上帝幸福

论文摘要:奥古斯丁思想通过强调人对上帝犯的罪和人应该承担的责任，将之前的“幸福生活的指南”发展为“罪责伦理学”。奥古斯丁思想在伦理思想发展上的价值值得肯定，通过对他的论证逻辑的梳理，可以更好地了解他的思想和发现其思想的局限。

1.奥古斯丁思想的伟大意义

在古希腊一罗马的思想领域里，伦理学的最根本问题可以被看作是善与恶的问题，伦理学的最高使命在于告诉人们什么是幸福以及如何使人幸福。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常常把这种伦理学称为善一恶伦理学，将其视为幸福的生活指南。在这种生活指南里，不仅人有善恶，事物也各有善恶好坏，人有人的德性，物有物的德性。在这种伦理思想中，不存在任何罪和责的观念，因此，这就必然导致一个问题:既然不能给牛羊草木定罪，凭什么就可以给人定罪?

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是基督教成了希腊化世界的主流信仰之后，伦理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罪与罚成了伦理学的最根本问题。伦理学的最高使命也不再是如何使人幸福，而首先在于如何使人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和维护自己的尊严、权利和希望。这一转变是通过奥古斯丁的思想实现的。奥古斯丁思想在哲学史上最大的意义，“就在于他从基督教信仰开显出了哲学的新的核心问题。他对自由意志的追问不仅为哲学开辟了新维度，而且为伦理学奠定了全新的基础。伦理学由此不再只是‘生活指南’，而首先是理解和维护人的绝对尊严、绝对权利和绝对责任的学问。”简单来讲，就是奥古斯丁通过提出自由意志的理论，认为人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从而强调了人的罪责思想，认定人必须要向上帝赎罪。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伦理学的方向。

2奥古斯丁的论证逻辑

【摘要】特殊儿童自由与教育环境有着深刻的关系。教育环境中的物质环境与社会意识环境对特殊儿童身体自由、理性自由、意志自由起着促进或制约的作用。教育环境促进特殊儿童自由的影响路径包括：自觉从环境视角思考特殊儿童教育问题；以支持性的意识环境引导特殊儿童生成意志自由；以通用设计的物质环境支持特殊儿童的认知与行为特点。

【关键词】特殊儿童自由；教育环境；影响路径；哲学思考

一、特殊儿童自由的内涵

自由是人不受外来的异己力量的规定和制约的特性，追求自由则是人的类存在特性。从哲学角度来看，特殊儿童自由即特殊儿童身心发展自由，主要是指特殊儿童主体在身心发展过程中，关于生命体感性存在的自由能动性，以及在认识和意志上的自由能动性。具体来说，可以分为：生命体的身体自由、认识和行为的理性自由、“自我立法”的意志自由。身体自由借鉴梅洛•庞蒂、福柯的感性生命具身自由观，表达特殊儿童与外界交互中身体维度的主体自由能动性，这是特殊儿童自由的基础性维度；理性自由借鉴西方近现代以来特别是笛卡尔、斯宾诺莎的自由观，表达特殊儿童身心在认识、思维、意识等方面所具有的理性自由能动性，这是特殊儿童自由的发展性维度；意志自由借鉴康德的自律自由观，表达特殊儿童身心自由能动发展服从自己命令的自我意志维度，意志自由在特殊儿童身心自由发展中具有绝对的支配地位和优先价值，是特殊儿童自由的终极性维度。这三者共同存在于特殊儿童身心发展成长过程中，体现了特殊儿童与自我及外界关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特性，能够从教育哲学立场反映特殊儿童在教育中的身心成长状况，为特殊教育活动促进特殊儿童身心自由提供基本解释和指导。

二、特殊儿童自由与教育环境的关系

特殊儿童自由与教育环境有着深刻的关系。从教育环境因素考量特殊儿童自由，对特殊教育理论和实践具有重要意义。特殊儿童自由与教育环境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共同体，教育环境对特殊儿童自由起着促进或制约的作用。教育环境对特殊儿童自由的影响是基于交往关系的基础上的。其中，特殊儿童的需要与教育环境的满足关系是重要关系范畴，深刻影响特殊儿童自由发展。下面从教育环境的物质环境维度和意识环境维度予以分析。（一）物质环境对特殊儿童自由的影响。首先，从生物学机理上看，生物对环境有强大的适应能力。特殊儿童尽管受到身心制约，但同样先天蕴含对环境的适应能力，环境改变直接影响其部分身心功能以及自由能力的发展。现实实践表明，在融合教育环境中的特殊儿童能自发改变某些身心功能，促进自由发展。例如，感官性障碍儿童的听觉和视觉功能会随着在生活学习环境中的运用，发生“用进废退”的变化：视障儿童的听觉和触觉较灵敏；听障儿童的视觉有优势等。这些都是在生活和学习环境中发生的身心功能的积极变化。其次，存在决定意识。物质环境首先为特殊儿童身心成长奠定了物质空间和意识环境基础。物质环境的变化也导致了特殊儿童身心自由，特别是身体自由和理性自由的变化。特殊儿童通过与物质环境的交互，获得物质满足，促进生命体活动的自由。这突出表现为：生活资料的满足，保障生命活力；教育设备设施、课程教材的满足，促进活动空间的身体自由和认知的理性自由；康复设施和技术的满足，促进特殊儿童身体自由，等等。当然，特殊儿童通过与物质环境的交互，也必然接受物质环境所隐含的价值观、思维方式等相应精神意识，形成与之相应的意识活动，改变或建构着自己的意志自由。特殊儿童对物质环境的依赖往往会降低他们的意志自由，表现为特殊儿童依赖环境而被环境同一化的顺应过程。（二）社会意识环境对特殊儿童自由的影响。社会意识环境中的制度环境、文化环境、社会心理、社会观念和态度等深刻影响着特殊儿童身心发展的意志自由与理性自由。从作用机理看，特殊儿童与社会意识环境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交往关系，这种交往关系是意识环境影响特殊儿童自由的重要机制。这种交往关系既表现为公共意识环境的无意识影响，也包括某种价值需要的有意识影响。前者是特殊儿童在社会公共空间生存时不可抗拒的必然性，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受社会公共空间意识的影响。后者是特殊儿童生存的环境依赖性，即必须依赖特定环境获得理解、支持，基于自身某种价值需要而主动与环境交往。特殊儿童对外在环境的高度依赖性直接导致他们受到环境制约，使得他们的自由发展常常表现出与环境的被动一致性，即环境很大程度决定了他们的自由发展和存在状况。当然，社会意识环境与特殊儿童自由是一个辩证的矛盾运动过程。社会意识环境作为特殊儿童最大的公共性质的存在物，既吞噬他们的自由，也可能生成他们的自由。即，特殊儿童既作为环境的客体而被环境改变，又能发挥主体能动性创造和改变环境。对特殊儿童而言，由于他们主体能力的弱势，常常面临被意识环境吞噬、被客体化的困境，特别是当意识环境对特殊儿童的价值需要不能作出反应、作出不利反应或不能被特殊儿童改造时，就会出现彼此不协调的矛盾，产生以下两种结果：其一，特殊儿童可能会顺应或受制于环境，在良好的支持性环境下因获得理解帮助而减少身心缺陷所致障碍，实现自我意志和理性自由的积极发展；在不支持性环境下则因得不到帮助而无法减轻身心缺陷的障碍，甚至放大或增生障碍，不但导致身体自由能力的式微，更严重的是导致意志信念的摧毁，丧失了抗争的自由意识和意志。其二，特殊儿童可能会抵抗环境的影响。如果在斗争的过程中自身能动性（特别是意志自由）最终摆脱环境的制约，则特殊儿童将超越意识环境的影响，以积极的心态将环境置于自身之外，并以主体意志自由的巨大能动力量，超越环境制约，实现充分发展。如果自身能动性最终被环境所阉割，那么特殊儿童的自由能力将严重式微。在此意义上，特殊儿童的自由发展恰在自我与环境的关系之中。特殊儿童身心障碍，与其说是自身缺陷所致，倒不如说是环境不支持的结果，是环境与特殊儿童身心特征及其需要不协调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