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址保护范文10篇

摘要：作为遗址留存丰富的国家，我国的遗址保护立法却比较落后。文章就国外遗址保护立法中关于划定遗址保护区域、设置保护机构、建设控制地带范围、遗址保护与周边发展的关系等方面规定的比较，提出我国有必要在立法理念等方面加以借鉴，以完善我国立法。

关键词：遗址；遗址区；周边环境；协调

大遗址是人类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大遗址的保护越来越受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重视。目前世界范围内，对大遗址的保护已经由原来只对遗址本体的保护，扩展到了对遗址本体和遗址周边区域的综合保护；从对遗址的消极保护，改变为通过遗址展示、利用等方式实施的积极保护；立法保护的层次不断提高。但我国国内遗址保护却存在保护水平低下，立法不完备，观念落后等问题。

一、大遗址与大遗址区的界定

基于遗址保护理念的转变，各国趋向于将遗址与包含遗址在内的遗址区域区别看待，并试图整体保护发展。所谓遗址是指人类活动的遗迹，属于考古学概念。按照《国际古遗址理事会章程》的规定，“遗址”一词应包括一切地貌的风景和地区，人工制品或自然与人工的合制品，包括在考古、历史、美学、人类学或人种学方面具有价值的历史公园与园林。遗址实际上是从历史、审美、人种学或人类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人类工程或自然与人联合工程以及考古地址等地方，该地方具有特殊价值，是人类与自然的共同产物，是人类文化传承的一种方式，具有不可再生性和不可移动性。所谓大遗址，是指那些占地面积较大，具有较高历史价值的文物遗址。大遗址的概念内涵应具备规模性、人类文明或地区文化现象的代表和重要历史时期或重大历史事件的标志等三个基本特点。大遗址的界定仅仅指遗址本体，而不包含遗址周边区域在内。

遗址区是一个新名词，目前尚未有明确概念或界定。遗址区名称首次正式出现是在2007年11月西安市关于唐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的规划方案中。该规划方案将大明宫遗址区分为三个层次：以即将建设的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为核心区，属于遗址本体部分；以周边改造区域为第二层次，包括建设控制地带在内；以北二环以外集中安置区为最外层，属于建设开发区域。也就是说西安市关于大明宫遗址区的规划实际上不仅包含了传统意义上的遗址本体，还包括了遗址建设控制地带和一定范围的周边发展环境，这突破了我国以往对遗址保护的基本思路，将其扩展到周边区域和城市环境构建中，也给我国立法提出了新的挑战。从我国现有的立法文件中，很难找到直接将遗址周边区域纳入到遗址保护规划的的范例，目前也只有极少数地方立法在一定程度上略有提及，如杭州市人大常委会《杭州市良渚遗址保护管理条例》规定，将良渚遗址保护总体规划应当纳入杭州市城市总体规划；对良渚遗址环境风貌应当进行整体保护等。

摘要：自考古遗址公园新概念提出以来，如何平衡考古遗址的科学保护与利用，使其良性循环，是学术界一直在探索的课题。阐释文化空间与遗址公园之间的关系，提出遗产保护领域中文化空间的3个属性：场所物质属性、精神文化属性、社会生活属性，并进一步从文化空间生产的核心理论体系、属性与理论实践3个维度将考古遗址公园文化空间保护利用的内容分为3个层面：遗址本体场所、空间表征形态和文化旅游体验。以广富林文化遗址公园为例，划分核心区、展示区、辐射区分析其目前的保护利用措施，并提出其文化空间生产的优化策略：虚拟文旅开发完善遗产活态展示、数字技术支撑公众参与保护营建、高校产学研助力广富林文化传播、协同发展促进文化产业集群构建，以期为遗址公园保护利用提供新思路。

关键词：风景园林；考古遗址公园；文化空间；广富林文化遗址；保护与利用

文化遗址的存在记录了人类的先进文明和历史发展，也是城市兴起的见证者，无论是深埋水土，还是残垣断壁，文化遗存永远是走向未来的精神源泉。目前我国在大遗址保护工作中存在以下困难：旅游过度开发对大遗址造成蚕食和破坏；保护限制和政策补偿不完善，导致遗址区内居民对遗址保护缺乏认同而造成破坏[1]；大遗址保护占地面积大，监管力度与体制存在缺陷；人为的环境污染以及自然因素等的破坏。因此考古遗址公园应运而生。2009年，国内首次提出遗址公园的新概念并公布《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管理办法（试行）》，定义“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是以重要考古遗址及其背景环境为主体，具有科研、教育、游憩等功能，在考古遗址保护和展示方面具有全国性示范意义的特定公共空间[2]。

1文化空间与遗址公园保护利用

1.1遗产保护领域中文化空间概念与属性阐释

在遗产保护领域中，“文化空间”概念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被提出。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宣布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条例》，“‘文化空间’的人类学概念被确定为一个集中了民间和传统文化活动的地点，但也被确定为一般以某一周期（周期、季节、日程表等）或是一事件为特点的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和这一地点的存在取决于按传统方式进行的文化活动本身的存在”[3]。2005年国务院办公厅颁布的《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中界定“文化空间，即定期举行传统文化活动或集中展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场所，兼具时间性和空间性”[4]。从上述概念中可以看出，文化生产是在“时间-空间”双重维度下展开的，时间是文化的历史记录，空间是文化的展现载体，换言之，文化与空间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由此，有文化遗产领域学者理解其包含3个层次：（1）文化的物理空间或自然空间，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场”；（2）在这个场里有人类的文化建造或文化认定，是一个“文化场”；（3）在这个文化场中，有人类的行为、时间观念、岁时传统或者人类本身的“在场”[5]。“场-文化场-在场”三个进阶层次揭示文化空间中“空间-文化-人”主客体相互作用关系，与法国哲学家列斐伏尔提出的空间生产核心理论体系“空间实践、空间表征、表征空间”[6]不谋而合。由此本文总结遗产保护领域文化空间的3个属性：（1）场所物质属性。文化空间赖以生存的环境场所，人们长期聚居于此地与其和谐共生，才能产生富有地方感的文化遗产、文化景观。（2）博物馆的展示之用。广富林考古研究展示馆在埋藏区北部隔河相望，其由三个嵌入土地的完整陶罐造型建筑组成，其中一个陶罐口正对着太阳升起的地方，晨光透过罐口碎花玻璃洒入展馆内部，犹如正在进行先民祭祀（图4）。整个建筑外环境设计与原野融为一体。核心区遗址保护采取措施有二：（1）通过搭建“保护棚”对遗址进行临时保护；对已经发掘的遗址进行隔离保护，或在遗址上搭建钢架结构、玻璃等可视材质对外展示。（2）一些遗址只针对考古人员开放，避免遗址二次伤害，对已研究过的遗址进行回填处理。

遗址管理处年各方面工作在市委、市政府、县委、县政府和上级业务部门的高度重视和正确领导下，以深入学习科学发展观活动为契机，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和县委八届八次全会精神，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构建和谐新，全力打造新城区为目标，“保护与利用并重，历史与民俗交融，文化与旅游双赢”理念贯穿遗址保护建设开发工作始终。在全处同志们的共同努力下，在文物安全保卫、项目建设、争取上级支持，积极探索融资渠道、推进申遗工作、加大宣传等工作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现简要总结如下：

一、全年目标任务完成情况

一年来全处干部职工通过创新工作思路、创新工作机制、创新工作方法，精诚团结，以遗址保护性建设开发为中心，各项工作有实质性突破。加大文物保护力度，确保了文物安全，至今无一例文物盗掘、破坏事故发生、核心区建设工程启动，旧工棚改造工程全面竣工并投入使用，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展示方案已制作完成、申报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项目得到国家、省、市主要领导高度重视并来遗址召开现场办公会，抢抓机遇搭建融资平台，市、县两级财政各出资2000万元作为前期建设开发启动资金、申遗工作迈开步伐，高规格申遗文本制作完成，《遗址保护管理条例》进入人大立法程序、加大宣传力度，国家、省、市主流媒体多次集中报道，品牌效应大有提升、公司赢利，仿古茶具投入市场倍受青昧且市场发展前景乐观，商标注册取得新进展、全年争取国家文物局、国家发改委专项资金600万元。这些工作的完成，全面推动了遗址的保护性建设开发。

（一）创和谐保卫模式，筑牢安全保卫防线。一直以来我处将文物保护工作摆在各项工作的首位，今年我们在注重狠抓日常保卫工作的同时，打破常规的保卫模式，多渠道、多方式双管齐下做好遗址文物保卫工作且效果明显。一是创和谐保卫模式。为切实抓好周边群众的教育工作，我们通过上门宣传文物法、与周边村组签订责任状，建立了村、组、户防群防保小组等举措以促进遗址安全保卫工作新格局。同时积极融洽周边群众关系，并为周边群众解决了各种各样的实际困难：支持村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5万多元；保护区各家的红白喜事管理处进行慰问；看望村里的孤寡老人、特困户和丁字镇敬老院的老人，并给予物质帮助；举行茶话会，邀请村上90岁以上的老人来管理处欢度重阳；支持当地教育事业的发展，向考取大学的学生每人500元捐资助学；定期组织全处干部职工进行扫桥、铺路等学雷锋义务劳动。赢得了周边群众的支持与配合，而且情不自禁的参与到遗址保卫工作之中，全年为我处提供外来参观人员捡拾文物消息10多条，形成和谐相处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确保了我处成立以来无一起盗掘、收购、拾捡等违法事件的发生。二是加强学习，注重素质。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每月组织一次保安队员业务学习和民主生活会，使保卫人员责任心加强、个人素质得到大幅度提高，营造了一支有团队精神、有战斗力的业务精、素质高的专业保卫队伍，在注重内部管理同时，还特别注重保安的外部形象，维护群众利益，包括言行举止、着装等都有严格的要求，真正做到了内强素质、外树形象的目的。例如：9月18日凌晨，保安队员姚先辉和彭亮巡逻到陈家坪附近，发现钢筋桥堤下翻了一辆车（湘AB5695），司机睡在田边不省人事，于是通知队长谭明辉并拨打110报警，随后120急救车赶到将受伤司机送到医院，此举得到了周边群众的一致好评。三是规范馆藏文物管理。结合人防技防，保障馆藏文物安全，我们对馆藏的200余件文物，尤其其中完整11件器物，按照馆藏文物的相关法律要求，对文物进行编号，并建立电子档案，配备相片和文字说明，并在国家、省、市文物网站予以登记注册公布；库房外配备两名保安守护等举措，确保了文物安全。

（二）积极争取各级重视，拓展融资平台。为了加快遗址保护建设开发步伐，我们不是完全依靠县一级，在家等、靠、望，而是始终坚持以遗址的保护性建设开发为中心，用不懈的坚持和开拓进取的精神，争取各级部门的支持，通过多次向省、市各级领导汇报遗址工作动态，不断请求上级的重点支持和帮助，今年7月31日，我们争取到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省委副书记、省长，省委常委、市委书记来遗址现场考察调研，并明确提出要集中加大对保护利用的投入，抓紧时间抢救性地建好国家考古遗址公园。8月12日，书记再次莅临遗址召开现场办公会，要求按“发掘文物资源优势，打造旅游特色名村”目标抓紧建设。并成立了由书记亲任组长，部长、副市长为副组长，副市长具体负责的保护利用协调领导小组。副市长多次现场考察并召开工作调度会，专题研究有关规划设计工作，安排2000万元作为前期启动资金。县委、县政府先后8次召开研究保护开发建设工作的专题会议，成立了由书记任组长、部长具体负责的保护开发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在资金比较紧张的情况下安排了2000万元前期启动资金。由县国土资源局牵头争取土地整理项目立项，在湘江航电枢纽工程附近申报的1000亩土地储备指标正在办理中，同时对“农耕文博览园”、“核心保护区文物保护工程及环境整治工程建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等项目进行包装，并积极向中国银行申请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贷款。

（三）依托《总规》合理利用资源，积极争取专项资金。《遗址保护总体规划》已通过国家文物局审批，为了充分利用这个宝贵资源，我们根据遗址抢救性文物保护设施建设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制作大遗址保护专项经费项目经费申请书并上报国家文物局。通过多渠道多途径的请示汇报，全年我们共争取专项经费600多万元，其中：大遗址保护专项经费300万元（财教[]293号）即将拨付到位、获得到市发改委批复（长发改[]358号），该项目匡算总投资274万元，市文化、文物、旅游部门项目资金60余万元。超全年目标任务600%，为开发建设工作提供了资金保障。

摘要：作为遗址留存丰富的国家，我国的遗址保护立法却比较落后。文章就国外遗址保护立法中关于划定遗址保护区域、设置保护机构、建设控制地带范围、遗址保护与周边发展的关系等方面规定的比较，提出我国有必要在立法理念等方面加以借鉴，以完善我国立法。

关键词：遗址；遗址区；周边环境；协调

【正文】

大遗址是人类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大遗址的保护越来越受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重视。目前世界范围内，对大遗址的保护已经由原来只对遗址本体的保护，扩展到了对遗址本体和遗址周边区域的综合保护；从对遗址的消极保护，改变为通过遗址展示、利用等方式实施的积极保护；立法保护的层次不断提高。但我国国内遗址保护却存在保护水平低下，立法不完备，观念落后等问题。

一、大遗址与大遗址区的界定

基于遗址保护理念的转变，各国趋向于将遗址与包含遗址在内的遗址区域区别看待，并试图整体保护发展。所谓遗址是指人类活动的遗迹，属于考古学概念。按照《国际古遗址理事会章程》的规定，“遗址”一词应包括一切地貌的风景和地区，人工制品或自然与人工的合制品，包括在考古、历史、美学、人类学或人种学方面具有价值的历史公园与园林。遗址实际上是从历史、审美、人种学或人类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人类工程或自然与人联合工程以及考古地址等地方，该地方具有特殊价值，是人类与自然的共同产物，是人类文化传承的一种方式，具有不可再生性和不可移动性。所谓大遗址，是指那些占地面积较大，具有较高历史价值的文物遗址。大遗址的概念内涵应具备规模性、人类文明或地区文化现象的代表和重要历史时期或重大历史事件的标志等三个基本特点。大遗址的界定仅仅指遗址本体，而不包含遗址周边区域在内。

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在这一过程中，哈尔滨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及中东铁路的修建而成为列强在华角逐舞台之一。相关大国通过多种途径攫取在华利益，设置领事馆是其中的做法之一。曾有20多个国家先后在哈尔滨开设领事馆，如今部分领事馆遗址依然得以保留，成为哈尔滨多元城市文化的重要标志。对这些领事馆遗址的保护和进行恰当的旅游开发，有利于将其发展为哈尔滨多元文化的城市名片，凸显其历史见证者的地位。

一、车站街（今红军街街区）领事馆建立与发展

随着中东铁路的建成通车，哈尔滨地区也随之开放，并成为列强在东亚争夺的焦点之一。日本通过《朴茨茅斯和约》控制了原处于俄国掌控下的宽城子至旅顺口之间的铁路。1905年11月，日本小村外相同清政府签订《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清政府被迫承认《朴茨茅斯条约》中俄国转让与日本的权利，并接受了日本提出的将哈尔滨等16个城市开为商埠的全部要求，哈尔滨至此正式向西方各国开放。日、俄、英等列强纷纷在哈尔滨开设领事馆，拉开了权益争夺的序幕。《御敌互相援助条约》签订后，俄国着手对所规划的中东铁路沿线进行勘探，并选定哈尔滨地区为中东铁路交通枢纽。1898年4月，中东铁路先遣队工程师施德洛夫斯基到达香坊地区，买下田家烧锅的所有财产作为铁路工程局驻地。随后，大批筑路人员乘船沿松花江到达今哈尔滨地区，他们用马车运送筑路物资往返于松花江畔和香坊的田家烧锅，逐渐踏出了一条土路，这便是现在的红军街（原名车站街，也叫霍尔瓦特大街）。1899年哈尔滨站建成启用，1900年圣•尼古拉教堂在今红博广场中心落成，车站街也随之繁荣起来，其中从松花江畔到圣•尼古拉教堂的这一段路及其周边成为了领事馆集中区，现存的有俄、日、英、法、荷和意大利五个领事馆遗址。俄国是第一个在哈尔滨开设领事馆的国家。

1905年日俄战争后，日本打破俄国独占中国的局面，哈尔滨随之开埠。于是各国侨民纷纷来到哈尔滨经商并筹划建立领事馆等事宜。在这种情况下，俄国于1906年派刘巴赴东北调查，并于次年设置驻哈尔滨总领事馆，馆址设在中东铁路局旅馆即今天的龙门贵宾楼酒店。随后，日本于1907年3月4日在义州街27号（今花园街351号）设立总领事馆，1936年2月28日本将其领事馆迁至车站街（今南岗区红军街60号）。日本“援引1896（清光绪二十二年）年签订的《中日通商航海条约》第三款，攫取了领事裁判权。”所以，该领事馆不同于其他领事馆，他不仅拥有警察机构，还设有地下监狱。大批不满日本政策及反日的中国人和朝鲜人便被关押到该领事馆地下监狱并惨遭杀害。1945年8月19日，该领事馆被查封。英国也是第一批在哈尔滨建立领事馆的国家，1911年，英国领事馆在今南岗大直街56号开馆，后迁至车站街69号。1932年2月日军占领哈尔滨后，该领事馆仍正常运转，直至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

1907年5月8日，法国在哈尔滨设立领事馆，馆址在齐齐哈尔街（今龙江街），1915年法国租借了位于今颐园街3号犹太人斯基德尔斯基的住宅作为领事馆。1915年，荷兰在哈尔滨设立领事馆，20世纪20年代末，该领事馆迁入车站街契斯恰科夫茶庄临街内的一间房屋办公，后因馆内事物较少，于1922年7月12日撤馆。1919年，意大利建筑承包商吉别洛•索科在车站街与庙街（今建民街）的交叉口建立了自己的私人住宅，20世纪20年代，他向意大利当局建议在哈尔滨建立领事馆，并提供自己的这处住宅作为馆舍。1923年5月后，该住宅成为意大利驻哈尔滨领事馆，索科担任首任领事。

二、在哈领事馆遗址现状分析

关于＊＊古城遗址和历史文化保护

开发情况的调查报告

历史文化名城是历史的记录与再现，是民族最宝贵的资源之一。保护并开发好历史文化名城，是一个永恒关注的话题。＊＊作为我市唯一一座拥有近千年历史的省级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委、县政府立足全县经济发展的新阶段、新特点，做出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加快历史文化名城建设”的重要决策，这也是xx作为欠发达地区促进社会经济跨越式发展，推进城市化进程的一项重大举措。为此，针对惠民古城遗址及历史文化的现状进行了专题调研，并就如何做好古城保护开发提出了几点建设。

一、灿烂的文化有待于进一步挖掘

＊＊历史悠久，秦朝置县，北宋筑城，____年来，历为郡、州、府治所，专署驻地。历史文化资源是＊＊的巨大财富和荣耀，是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的不竭动力和源泉，也是应对区域综合实力激烈竞争的王牌和优势，但＊＊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还没有得到充分挖掘、整合和利用。

一是历史文化源远流长，但保护粗放，破坏严重。在惠民这块丰饶的土地上，产生了许多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和彪炳史册的历史人物，遗留下了难以计数的历史遗存。县境内发现的古文化遗址近处，有xx庄园、xx遗址等文物保护单位余处。＊＊馆藏文物丰富，现存文物余件，其中国家珍贵文物余件。xx博物馆以文物的藏量之丰、品位之高位于全省的前列。但由于历史欠帐等多种原因，＊＊历史文化遗存的现状及保护所面临的形势不容乐观，县内文物古迹或自然毁坏或人为破坏，多数已不完整，有的已荡然无存，一些文物建筑年久失修，甚直被占作他用，使最直观、最有说服力的历史见证失去了价值，确认历史文化名城资格的重要证据正在逐步消殆。

1.背景

在城市化速度加快、城市面积不断扩张的今天，大遗址的亟待保护与周边地区的迫切发展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在大遗址价值的重新挖掘与展示过程中,其周边区域进行不合理的开发建设,呈现与大遗址保护相悖的空间形态。此外，2005年10月，第15届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通过了《西安宣言》，第一次系统地阐明了古迹遗址周边环境的含义，提出要对古遗址和历史区域的周边环境进行保护。伴随着我国大规模的开发建设，在大遗址周边地区中的城市建设开发日益增多，如何实现实现遗址保护良好、周边地区良性发展的和谐状态，就成为摆在规划师、建筑师面前的课题。本文将目光聚焦在国家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秦阿房宫遗址，它是我国乃至世界现存最大规模的早期大型宫殿建筑夯土遗址群，是重要的秦代建筑实物遗存。出于大遗产保护与周边地区更新发展的双向需求，本文通过阿房宫遗址周边地区城市设计，探讨一种可持续的、以保护为重兼具发展的途径，实现二者良性发展的和谐状态，以期对今后大遗址及周边地区的更新建设贡献出具有可借鉴意义的价值。

2.阿房宫遗址概述

秦阿房宫遗址位于现西安市以西13公里处的古皂河以西，渭河以南，与秦都咸阳城隔河相对。遗址分布在龙首原向西南延伸的台地上，是国家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1阿房宫遗址构成及规模

阿房宫遗址由阿房宫前殿遗址和上林苑建筑遗址群构成，为中国古代皇家园林。前殿遗址现存夯土台基东西长1270米，南北宽426米，高7~9米，地面以上部分高9米，含基地最大高度12米。阿房宫遗址保护范围面积共计228.64hm2,包括阿房宫前殿遗址和上林苑其他建筑遗址两部分,阿房宫前殿遗址面积为91.86hm2,上林苑其他建筑遗址面积为36.78hm2。

我国文明史源远流长，为我们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历史文化财富，而遍布于中华大地上的数量惊人的遗址和遗迹，则给我们后人留下了珍贵的、翔实的历史资料。改革开放以后，伴随着大规模城区改造、农村建设工作的开展，众多埋葬于历史尘埃中的遗迹终于得以重见天日。但由于受到我国当时的考古水平和能力的限制，除了少数非常珍贵的遗址、遗迹之外，大多数都在文物提取完成之后，就遭到废弃乃至破坏，令人扼腕叹息。随着近年考古技术的长足进步和国家对于这些文化宝藏的日益重视，如何对遗址进行保护也提上日程。特别是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对遗址和遗迹的资金投入的持续加大，我国目前已经进入了遗址博物馆数量激增的时期，根据不完全统计，从上世纪50年代我国第一座遗址博物馆，即西安半坡博物馆建成至今，目前全国在建和建成投入使用的遗址博物馆就有近200个，根据学者推测，到了2020年以后，中国将有近千家遗址博物馆。经过近七十年的发展，目前，该类博物馆的建设仍处于在摸索中发展的阶段，笔者本文就想通过我所认识到的目前遗址博物馆中存在的不足妄议一下选址要求和建设管理特点，请方家斧正。

一、选择适宜的遗址为其建造保护性博物馆

遗址博物馆的建立必须以保护为前提，可以说并非是所有的遗址都适合建立博物馆。主要与两个方面的因素有关：一是经济因素。首先是遗址本身是否有建设博物馆的价值，如果毁损严重，遗址本身的研究和参观价值不高的话，无法带来利用价值的话，建设博物馆反而是对国家资金的一种浪费，就没有建设博物馆甚至展厅的必要；其次是当地经济条件和地理环境是否合适，毕竟博物馆的除了建设还需要后期维护和管理，以及支付工作人员的工资等长期开支，需要考虑当地是否有相应的财力、人力负担这样一个博物馆，如果没有的话，也没有建馆的必要。二是面积因素。如果面积过大，无法整体进行覆盖的时候，就需要根据遗址当前的考古开发情况、展示条件与保护条件等要求，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建立不同覆盖条件和展示条件的展厅或馆所；如果面积比较小的话，就可以建设全覆盖式馆所。

二、提前做好遗址的微环境研究工作

一是注意遗址周围水位和通风的问题。作为对遗址进行保护的重要场所，要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决定建筑的地点。如山东省临沂市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洗砚池晋墓在这方面的问题就较多，由于晋墓附近就是王羲之洗砚池，其池中的水位高于晋墓的墓地，所以因此造成了水平向渗水问题，晋墓内湿度要远远高于室外。而在发掘的过程考古人员由于比较仓促，并没有针对这个情况做好相应的防水工作，加之其地表水曾经入侵过墓室，且墓道狭窄，空气流动非常缓慢，不管是自然通风还是使用空调系统进行通风都有一定难度，就导致墓室内容易出现水珠附着的现象，对遗址的保护非常不利。二是遗址采光的问题。在进行自然采光的时候应该知道，高强度的太阳光的长时间照射以及其中的紫外线会对遗址本身以及就地保护的文物产生一定的伤害，所以应该避免阳光对遗址实体的直接照射，如果确有设置玻璃顶进行采光的必要的话，也应该进行行之有效的遮阳处理；而在进行人工采光的时候，要尽量选择发热小的光源，尽可能减少对文物有害的热量或者紫外线。

三、要制定科学的保护方案

第一篇

2014年，我局将继续按照上级及区委、区政府安排部署，全面履行文物工作职能，配合丝绸之路跨国联合“申遗”，做好遗址保护与区域发展项目建设，努力为我区的文物工作发挥本部门的积极作用。

一、继续推进宫遗址核心遗址景区建设工作。

二、继续配合有关方面做好宫汉代道路建设及遗址保护展示工程。

三、积极促进汉长安城遗址管理（特）区及国家大遗址保护特区的设立。

四、积极做好2014年中国文化遗产日系列活动。

摘要：世界文化遗产阐释与展示理论及其实践成果的日渐丰富，使建筑遗产的价值也得以不断深化与发展。基于传播学理论的建筑遗产阐释与展示，可以更好地对其进行分析研究，促进建筑遗产与受众间的有效沟通，实现建筑遗产的整体性保护与世代传承。文章主要从国际遗产保护相关理论中的传播学理念出发，以传播学视阈的研究方法对建筑遗产从静态展示探索双向互动的传播模式进行探讨，并通过开封城墙城门展示利用案例来具体阐述这一理论框架的实践应用价值。

关键词：传播学理论；建筑遗产；保护利用；开封城墙城门；阐释与展示

国内外相关文献及法规定义，建筑遗产是物质的不可转移的文化遗产。随着文化遗产阐释与展示理论及其实践的拓展丰富，以往那种仅仅保存遗产的物质实体并防止其劣化和破坏的以原始技术性为主的保护，已经不能够满足价值转换的要求和时代的需求，社会系统性与公众参与性正在成为遗产保护模式的新力量。针对这一问题，文章拟从传播学视阈的新思路，借鉴传播学分析技术框架，以信息观念尤其是遗产—人—社会之间的互动多元化理解保护模式，来思考开封古城墙遗产保护利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解决方案，对于整体性思考遗产保护与传承具有理论意义。

一、传播学理念下的建筑遗产展示策略分析研究

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建筑遗产阐释与展示的过程是一个文化遗产传播系统，也是一种包含物质信息的遗产传播机制。其基本要素有：传播主体和传播客体、主客体之间的交互模式、系统运行机制以及系统外部社会环境等。文化遗产传播系统是指由参与文化遗产传播的各种社会力量而形成的网络系统，由分析研究可得出建筑遗产阐释与展示的传播过程如图1所示建筑遗产传播者在对现状建筑遗产本体所收集的信息进行发掘、提炼、组合及加工整理后，以某种遗产展示手段及相关媒介通过传播渠道呈现出来某种形式的遗产保护效果，并将其传播给受众；具有不同社会背景的受众者接收所传递的信息，并以各种形式或渠道，如线上或线下等方式，向建筑遗产传播者提供对所接收信息的反馈；建筑遗产传播者根据所反馈的信息调整其下一步的传播行为，并不断深化改进，直至达到期望中的展示效果，从而完成整个建筑遗产阐释与展示的传播过程。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建筑遗产的阐释与展示过程是一种双向交流和互动的传播方式，可以有效地促进遗产与受众之间的沟通交流，从而更好地对遗产进行阐释与展示。

二、开封城墙城门保护利用现状及问题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