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范文10篇

摘要：翻译活动是伴随语言产生而产生的，经过几千年的发展，译者的角色也在不停地变化，经历了诸如“征服者”、“画家”、“奴仆”、“解放者”、“叛逆者”等角色。笔者从语言学范式、结构主义范式和后结构主义范式三个角度分别探讨了中国翻译中的主体性问题，认为在译者主体性被夸大的今天，仍存在一些限制主体性的主客观因素。

关键词：译者；主体性；能动性；角色

在中西方翻译史上，翻译家们研究更多的是翻译方法、原则、技巧等，虽然没有出现过对译者的系统研究，但翻译家、理论家们都不同程度地谈到对译者的理解。译者作为能动的个体，在翻译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主观性、能动性。这种能动性包括了译者的选择创造性和制约性两个方面，这对翻译有着重要的影响。

一、翻译中译者的角色

在翻译过程中，译者是唯一的翻译主体，译者的作用也就相当重要。在漫长的翻译历史长河中，译者的角色却不是一成不变的，它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翻译理论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在很多情况下，人们都用一些形象比喻来说明译者的作用。

在罗马帝国时代，翻译的目的是使外来文化归顺并融入目的语文化，从而丰富目的语的审美情趣，因此采取掠夺式的翻译，是否准确传达原作的语言内涵和语义内涵，不是译者的首要考虑。到了公元4世纪，在翻译活动的早期，翻译家圣哲罗姆(SaintJerome)宣称，译者应该将原作的思想视为自己的囚犯，利用征服者的特权将其移植到自己的语言中。这种征服者形象的出现与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是密不可分的。在古罗马时代，各国之间为了统治权征战不断，军事上侵略一方对被侵略一方所造成的不公平待遇也影响了文学与翻译，造成了翻译中的不平等现象。

随着世界交流的不断扩大和深入，翻译作为人类交流的桥梁显得更加重要，已然成为文化产业中一个重要的行业。从20世纪下半叶起，随着语言学的发展，翻译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尤其是在70年代的“语用学转向”和90年代的“文化转向”的研究开始以来，学者们着力于对语言层面背后能起到积极作用的一些因素进行研究，其中关于译者主体性的研究引起了广泛关注，他们打破对译者地位的传统狭隘认识，大力倡导以译者为中心的翻译观。米歇尔•克罗尼恩(MCronin)于2003年首次在其专著《翻译与全球化》中明确提出“翻译生态学”的概念，［1］从一个全新的视角阐释了译者主体性的相关理论。至此，自然学科中的生态学概念被应用于翻译学研究中，形成了一股新的翻译学研究热潮。生态翻译学认为，翻译是一种以译者为中心的主观能动性活动，翻译活动的顺利进行及整个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都与译者密切相关，“以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学说为指导，探讨‘翻译生态环境’中译者适应与翻译行为的相互关系及基本规律。”［2］

一、后殖民语境下的译者主体

性译者主体性是指译者在受到边缘主体或外部环境及自身视域的影响制约下，为满足译入语文化需要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一种主观能动性，它具有自主性、能动性、目的性、创造性等特点。［3］在传统译论中，译者的角色定位一直很卑微，在春秋时代，译者被称为“舌人”;在西方译论中曾被称为“仆人”。“舌人”和“仆人”忠实于原语作者或作品并真诚地为目的语读者服务，因此，在进行语言文化转译过程中，译者始终处在为他者服务的从属角色。韦努蒂在《译者的隐身》中提出译者要隐去自己的个性，淡化译者在介入原语和阐述目的语中的痕迹，使译文透明。当今社会，译者的地位还是不高，翻译一部作品比创作一部作品的稿酬要低，在综艺节目中口译者的表现常被删除。这种对译者作用的忽视无疑是翻译理论研究上的一个漏洞，全然忽略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发挥的主观能动性以及对翻译作品的巨大影响。

翻译活动涉及两种或多种文化之间的交流，不能脱离社会现实而真空地进行平等交流，它始终受到社会、历史、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制约和影响，而深入其中的译者更是如此。斯皮瓦克在她的论文《翻译的政治》中就提出:“一切翻译都不只是语言文字上的转换，而是充满了政治和意识形态等文化批判意义。”［4］当今世界各种文化之间的分界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变得模糊起来，使得不同文化之间的不平等权力关系和文化霸权侵略显得更为隐蔽。作为一种具有强烈革命性和解构性的文化批评理论，后殖民翻译理论认为翻译是“殖民文化的产物，是帝国主义强权政治及文化帝国主义思想观念对外进行霸权扩张的工具，是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在权力差异语境中不平等对话的产物”，［5］它注重对帝国主义文化霸权和强权政治的消解，立志要缓解处于强势地位的西方文化长期以来对东方文化的主宰与话语权力压迫。那么，作为翻译活动主导者的译者在消解强权政治和文化霸权中所发挥的作用便不可小视。胡庚申教授将这种翻译活动和过程概括为“翻译生态环境”，具体指原文、源语和译语所构成的世界，即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者、委托者等互联互动的整体;同时包含了源语、原文和译语系统，是译者和译文生存状态的总体环境，它既是制约译者最佳适应和优化选择的多种因素的集合，又是译者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的前提和依据。总而言之，翻译生态环境是影响译者最佳适应和优化选择的多种因素的集合。［6］

由此可见，在后殖民语境下，为抵制帝国主义文化霸权和强权政治的不平等交流，它倡导译者主体性能在翻译规范的指导下得到充分的发挥，鼓励译者从弘扬本土文化的角度出发，在翻译过程中自觉抵制异族文化的强势迁徙，使社会规范和主体意识以互动的形式不断影响和改变翻译作品的轨迹，同时在翻译生态环境中力保各文化群落之间的平等交流，时刻关注“‘语种生态’，保持不同语种之间的翻译的健康平衡，从而维持翻译生态系统的整体平衡”。［7］

二、生态翻译学理论性研究现状

摘要：一定程度上，文学翻译工作者不可能完美地处理好两种文学的对应，两种差异下的语句转换尤其显得难以处理。从几方面简单分析译者在进行文学翻译的过程中，所要考虑的一些“合作原则”，以及在英汉互译下，如何运用“补偿的艺术’’来取得原语与译语的最大对等。

关键词：文学翻译合作原则对等

一、译者如何遵循翻译中的“合作原则”

提到“合作原则”，很多人会想到Grice的“合作原则”(CooperativePrinciple／COnversationalmaxims)，他在“合作原则”里提出了四项“准则”以供语言使用者参考，其中包括：(1)相关原则(MaximofRelevance)；(2)适量原则(MaximofQuantity)；(3)质真原则(MaximofQuality)；(4)方式原则(MaximofManner)。需要指出的是，译者在这里所要遵守的“合作原则”与语用学里的“合作原则”有一定的相似性，但不应认为两者可以相互替换，互通有无。第一是翻译中的“相关原则”大致上是指原文中没有提到的译文尽可能不提；原文的“文风时尚”尽量与译文保持一致。泰特勒在他的《论翻译的原则>)(EssayonthePrinciplesofTranslation)里提出，译文的风格与笔调应与原文相同(thestyleandmannerofwrittingshouldbeofthesamecharactersasthatoftheorigina1)，换句话说，也就是译文要与原文达到最大程度的“关联性”。第二是翻译中的“适量原则”大致上是指，译文不过分诠释原文所要传达的信息，要适可而止，不要随意发挥。这里面存在着过量和不足两方面问题。比如辜鸿铭在翻译《论语》时，遇到了这么一句话，相信大家都熟悉，“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论语·学而第1》，他又是如何翻译的呢?辜氏译文如下：“Itisindeedapleasuretoacquireknowl—edgeand，asyougoonacquiring，toputintopracticewhatyouhaveacquired．Agreaterpleasurestillitiswhenfriendsofcongenialmindscomefromafartoseekyoubecauseofyourattainments．”他的译文本后人指为过度意译，随意添加字词，比如“asyougoonacquiring”还有“greater”、“congenialminds”、“becauseofyourattainments”等等。很显然，译文中加入了很多已经在译文文本中暗含的语言形象，如已出现了动词“acquire”，就没必要在下文出现“attainments”之类的重复语义的词汇了。或许有人会说，辜氏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想使译文更符合欧美人的阅读习惯。可是如此的译文最终只能被当作偏译对待。有时，翻译的“适量原则”也会遭遇信息量不足的情况。比如在《圣经》中《路加福音》(TheGospelac—cordingtoLuke)这一章出现了“Samaritan”这个词，它的本意是“撒玛利亚人”的意思，把它放在一个句子中，并尝试翻译的时候，就会发现一个问题：thispoormanbegged，“yougoodSamaritan，havepityonme！”如果直译过来，就成了，“你这好撒玛利亚人，就可怜可怜我吧！”看到这里，或许那些对圣经不是很了解到人该提出疑问了，为什是撒玛利亚人呢?根据基督教的解释，撒玛利亚人乐善好施，总是救人于危难之中。例外一种流传的说法是撒玛利亚的妇人为基督打水喝，从而受到了基督的指教，信奉了基督。但是我们翻译的时候，不可能把这个词背后隐含的如此复杂的情节都展示出来，所以不如译为“你这乐善好施的人儿，就发发慈悲吧！”这样就避免了歧义，补偿了语义。相关与适量两个原则实际上是检验译者翻译鉴赏能力的初级评判标准，那么翻译的高级评判标准又在哪里呢?

二、翻译“合作原则”的高级评判标准

(一)质真与方式

摘要：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国际贸易对各国来说变得不再遥远。并且，在国际商务活动中，商务英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由于商务英语翻译具有专业性、适用性等特点，所以作为交流的使者，译者需要拥有良好的素养来面对全球化带来的竞争与挑战。

关键词：译者素养；商务翻译

在贸易全球化和一带一路的影响下，各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和商务活动逐渐增多，商品和服务逐渐全球化。因此，商务英语翻译在贸易活动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商务英语不同于普通英语，它是英语与商务知识以及商务交际的结合体，是为实现商业目的而使用的一种语言变体，更是具有社会功能的一种语言。有着独特的语言特征和文体风格，涉及金融，投资，贸易等多个领域。并且随着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发展，商务英语翻译的发展空间也越来越大，而作为商务英语翻译的译者，其素养对商务英语翻译起着关键的作用,因此译者需要不断提升自己的素养。

1译者和译者素养

1.1译者

从字面上来说译者就是把一种源语翻译成另外一种语言的人。在商务英语翻译中，译者是商务交易信息的传达者，从而帮助买卖双方完成商务交易。在古代，译者被称为“舌人”“应声虫”“传话筒”。在西方的古希腊时期，译者被称为“先知”“演说家”“竞争者”“征服者”，带有一定的宗教神学色彩。在21世纪，译者被认为是协调者，因为需要在两种不同的语言乃至文化之间进行协商和调节。译者不仅担任着传递贸易信息的任务，更挑着传播商业文化乃至中国文化的重担。因此，商务译者在商务活动和跨文化交际中有着重要的地位。

摘要：译者研究是翻译研究中的主要议题之一，从生态翻译学视角来看，译者在翻译生态环境中具有“统筹协调”的作用，通过履行“译者责任”来完成“境、本、人”关联互动，实现翻译生态环境的平衡与和谐。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主要通过对原文进行“三维”转换来履行译者责任，即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为此，以莫言获奖小说《蛙》的英译来例证译者在三维转换中的主体创造性，以论证生态翻译学对文学作品翻译的指导作用。

关键词：生态翻译学；译者责任；“三维”转换；《蛙》

一、译者责任的变化

对译者的研究已经成为当今翻译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笔者通过查阅相关文献得出，译者的地位大致经历了三个不同阶段，即从从属者到参与者再到翻译活动的主体。第一阶段以严复的“信达雅”为代表，将翻译行为定义为两种不同语言层面的转换，即原文与译文之间的转换，这种二元对立的观点确立的是原语文化的主体地位，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处于从属地位，翻译行为忠实于原文和作者，衡量译文质量的标准以是否更好地传达原作者的意图来体现。这与西方翻译理论中的“译者隐形论”观点相似，认为理想的译文应该不留译者的痕迹，而忠实地再现原作的精神内涵和风格韵味，使译文读者能体会到与原作读者相同的文学情趣［1］。这种形而上的翻译理论脱离了实际翻译生态，忽略了原语文化和译入语文化的不同，在具体翻译实践中是不可行的。第二阶段随着翻译界的不断呼吁和翻译学理论研究的发展，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地位开始被关注，其创造性和价值逐渐获得认可，翻译成为一种“原文—译者—译文”的三元关系流程。近代翻译研究者认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处于中心地位，既是原文的接收者，又是译文的创作者，译者既要充分理解原文和原作者的意图，又要在对原语文化和译语文化进行理解的基础上进行创作，处于“上情下达”的核心位置。翻译的“好”与“坏”，全靠译者的“思考”和“感觉”［2］。在这一阶段，译者的地位得以提升，但忽略了对翻译过程产生影响的其他因素，对翻译行为的理解比较单一。第三阶段以生态翻译学为代表，译者在翻译行为中的中心地位和主导作用得以确立。翻译行为也不再是简单的语言或文化层面的转换，而是译者努力适应翻译生态环境，并进行适应性选择，产出译文，使译文在译语生态中生存下去的适应选择活动［3］。生态翻译学研究的是译者与翻译生态环境的关系，认为译者是翻译过程中一切“矛盾”的总和，只有译者才能具体负责统筹协调“翻译环境”“翻译文本”和“翻译群落”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通过译者责任来体现“境、本、人”的关联互动，实现翻译生态的平衡与和谐。生态翻译学的基础理论是翻译适应选择论，“适应”指译者对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选择”指译者以翻译生态环境的“身份”对译文进行选择。生态翻译学认为，译者要在遵循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原则的基础上，相对集中地进行三维转换，即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本文拟从生态翻译学视角探讨译者责任，以莫言获诺奖小说《蛙》英译本为例，分析译者在三维转换中的成功做法，以印证适应选择论的可操作性。

二、译者对莫言获诺奖小说《蛙》英译本的三维转换

（一）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1．引言

对于文学翻译而言，传统翻译研究的重点多放在译文与原文的“忠实”程度上，而译者的伪译（apocry－pha）、创译（imitation）、伪作（plagiarism）却受到多方诘难。如今译者作为翻译主体被重新发现和重视为我们考察翻译实践活动开辟了新的视角和途径。“创造性叛逆”思想的提倡进一步凸显了译者在文学翻译实践中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主观能动性一直被视为译者主体性的重要构成要素。如何全面认识和看待译者的主体性在翻译实践中的地位和作用？在翻译文学作品时，译者的诗学观如何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并制约译者在翻译实践中的主观能动性？或者说译者的诗学观与其翻译实践有着怎样的互动关系？本文试图从译者诗学观与翻译实践的互动角度重新审视“创造性叛逆”背后的深层原因，弄清译者主体性的深刻内涵，揭示文学翻译活动中主观能动性和语言客观制约性的辩证统一。

2．译者的诗学观

“诗学观”就是对诗或其他文学作品的一般原则的认识、了解、观点或看法。在安德烈•勒菲弗尔看来，“诗学观由两部分组成：其一是指全部文学手段、类别、主题、典型形象、场景以及象征；其二是指文学在整个社会系统中的地位是什么或应该是什么”（2004：26）。可以看出勒菲弗尔说的是诗学观的微观和宏观层面。微观层面体现在具体的文学表现形式上，而宏观层面则体现在人们对文学与社会系统的思考和定位中。他对诗学观的界定突现了诗学观作者简介：马纳克，湖南师范大学英语部讲师、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翻译学。的层次性，也表明诗学观对译者影响的层次性。在文学翻译实践中，一方面作为主体的译者总是对各类文学作品持有这样或那样的观点，对具体的文学表达手段也有个人的偏好和擅长，这些都会有意或无意地渗透到其文学翻译实践中去；另一方面在对文学作品的品评和鉴赏过程中，异质的文学表达手段、全新的文学思想以及双语转换过程中的内在矛盾冲突无疑也会影响和改造译者的诗学观。有人认为，“文学翻译与创作无异”（郭沫若），“文学翻译等于创作”（许渊冲），“必须把文学翻译工作提高到艺术创作的水平”（茅盾）。无论怎样，文学翻译总包含着某种程度的“创作”，从而不可避免地带有主观色彩，即译者的诗学观特征。因此，如果我们能够缕析译者的诗学观与其翻译实践的互动关系，那么在评价和欣赏翻译作品的过程中就能更好地理解文学作品译本以及译者在完成其诗学追求过程中采取了什么样的翻译策略，遵循了什么样的文艺价值取向，以便体现主观能动性与诗学观的彼此制约并不断互动的辩证关系。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的第三段中说：“《易》曰：‘修辞立诚’，子曰：‘辞达而已’。又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三者乃文章正轨，亦即为译事楷模。故信达而外，求其尔雅”（1984：136）。其实“信、达、雅”都是中国古代“文章正轨”，也就是人们在创作或品评一篇文学作品时的基本原则和标准。严复正是用长期以来士大夫所接受的文学标准来阐释翻译的原则和标准，并贯彻实施在自己的翻译实践中。无论后来研究者怎样进行批评、阐释、补充、修正，“信达雅”这一“楷模”在中国近现代文学翻译史上的确产生了重要影响。以严复为例，虽然他翻译的主要是政治、哲理内容的文章，但他1897年发表译作《天演论》后，“连汝伦那样的封建士大夫，读了以后也欣赏其文辞之美和议论之精”（陈福康1992：118）。晚清翻译高潮期的许多名家的文学翻译实践就最集中、最全面地体现了译者的诗学观对其文学翻译实践的制约，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对文学翻译思想内容的影响。

3．诗学观对文学翻译思想内容的制约

虽然我国古代文学观念中的文学范畴不断发展变化，但对这一长期的封建意识形态的整体，我们可以清晰地辩明其主导思想，即“文学的高度政治化、伦理道德化，与维护封建统治相结合，成了我国文学观念的一个主导思想”（钱中文1989：61）。文学的价值、功能在我国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展示了其无穷的社会功用和强大的影响力，虽然不可和政治与伦理道德相提并论，但就其影响而言，却是深入文人骨髓的。如果追根溯源的话，《尚书•尧典》中就有“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论，神人心和”（霍松林2002：1）。“志”随着儒家思想正统地位的确立，往往被历代文人解释为合乎礼教规范的思想，“诗学观”也就在这样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到近现代，一方面这一主导思想还在延续，继续对文人墨客产生重要影响；另一方面，由于国际、国内的政治、经济、文化形势与西方发生着激烈的碰撞与对抗，甚至融合与嬗变，人们的文学观念随之也产生了一系列的变化。透过晚清的文学翻译实践我们就可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信达雅”本为中国传统文论，却被借鉴过来品评翻译作品，而文学翻译这一极需艺术创造力的活动，无疑深深地刻上了中国传统诗学观的烙印。林纾就是这一时期的杰出代表。尽管研究者有这样或那样的评说，但他仍是我国近现代文学翻译的开山鼻祖。表面看来完全是巧合使不懂外文的林纾走上了文学翻译之路，而且产量颇丰，但这偶然之中却有着必然性。他翻译的第一部西洋小说《巴黎茶花女遗事》虽不是第一部中国翻译小说，可是该小说带来的影响可以说是中国近代翻译小说的滥觞。“1897年其妻刘琼姿病逝。对夫人的死，林纾十分悲哀，终日牢愁寡欢”（陈玉刚1989：66）。而此时，林的好友王寿昌与其谈巴黎小说。王详细地向林介绍了故事，林纾十分感动，多次与王寿昌相拥而泣。可见这篇小说是多么切合他的心境，又怎样贴切地表达了他对自己结发妻子的深深思念。选择这样的小说作为自己的翻译题材再适合不过了。《巴黎茶话女遗事》问世后，严复感慨“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译作受到多方好评。如果说与人合译大仲马的《巴黎茶花女遗事》是为排谴丧妻悲痛偶或为之而解心中郁闷的话，那么他的《黑奴吁天录》就是刻意而为的必然产物。“余与魏君同译是书，非巧于叙悲以博阅者无端之眼泪，特为奴之势逼吾种，不能不为大众一号”（林纾1997：44）。他从更高的角度抒发自己对“国家百姓人民之利”的关切，想通过翻译，唤醒国民振兴民族，展现其极高的文人责任感，表达其“志”所在。梁启超无疑是近代想通过翻译实践来表达自己思想抱负的另一位杰出代表。“失败，梁启超马上把对国家的改造转换为对国民的改造；把对制度文化的改造，转换为对精神文化的改造”（赖力行2003：271）。在中国文化界，他最早提出小说的社会效果问题，并且首倡翻译外国小说。他说：“今宜专用俚语，广著群书：上之可以借阐圣教，下之可以杂述史事，近之可以激发国耻，远之可以亲及彝情，乃至宦途丑态，试场恶趣，鸦片顽癖，缠足虐刑，皆可穷极异形，振厉末俗，其为补益岂有量耶”（梁启超1997：28）。其欲借“群书”之力改造人们精神的见解可见一斑。他重新界定小说在中国当时文化系统中的社会地位，使之服务于自己的诗学追求。他选择了小说这一在当时中国文坛地位低下、却也最能为平民百姓所接受的文类作为其宣传载体。正是在这样的文学主导思想指导下，梁特别强调政治小说的社会和教育功能，并且亲自翻译了政治小说《经国美谈》和《佳人奇遇》，表达其政治观点。因此，在社会、文化和政治转型期，译者会以一种“暴力”或非常规的手段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或理想主张，译者的主体性得到充分彰显，从而产生了一种独特的翻译现象。在晚清这样一个“仰视”西学的时期，在翻译实践和认识上强烈地要求“信”的元素的进入，与原有的文学形式或意识形态产生剧烈撞击，从而达到译者的目的，实现译者的理想诉求，可谓假翻译之名，言译者之志。

摘要：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不仅是国家历史文化的瑰宝，而且是见证了数千年历史变迁的重要证据之一。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外宣英译及相关研究已经受到广泛关注，但非遗文化英译仍有待强化。本文将以雷州石狗文化为例，分析湛江非遗文化外宣存在的问题，分析译者语言服务意识和翻译伦理的关系，探究译者语言服务意识的培养，以求更好地传播非遗文化的精粹。

关键词：雷州石狗；翻译；宣传；国内外

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久经岁月的洗礼，有着重要的非物质文化价值。雷州石狗因精湛的雕刻技术，雄厚的文化底蕴，被国人所知晓。雷州石狗是湛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对它的保护与宣传也是永不止步的。作为译者，应该在尊重当地民族文化的前提下，向国际宣传与传播非遗文化，以增强民族文化认同感，更好地弘扬民族文化。

1雷州石狗文化概况

1.1雷州石狗文化

雷州石狗是古代中国民间信仰之一，是雷州人民世代繁衍生息遗留下来的宝贵文化，更是一种独特的民间艺术。雷州石狗有“南方兵马俑”之称，是雷州半岛上的一朵文化奇葩，它的造型百态千姿、神采各异、惟妙惟肖，且有漫长的历史、丰富的内涵、独特的地方民俗文化风采，不仅如此，雷州石狗还有珍贵的历史文化价值、艺术创作价值、宗教信仰价值等。追溯其历史，雷州半岛位于祖国大陆的最南端,属古扬州之地，历史上有“扬越之南”“骆越”之称。古代的骆越族即为后来的俚、獠、獞、猺、黎等族的祖先，骆越族有一只以狗为图腾的部落，秦汉时期被称作“槃瓠蛮”，交趾、合浦、儋耳是其聚居之地。他们自称为狗的后人，有崇拜狗的习俗。据资料记载，雷州石狗于2004年4月被批准为“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项目”之一；2008年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论文摘要：传统翻译理论认为，著者、译者和读者之间呈不平等关系，译者处于“一仆事二主”的尴尬地位。根据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翻译应该是主体间的交往与对话，因而译者与著者和读者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在翻译中应尊重译者的主体性和不同的译本，从而促进交往的达成。

论文关键词：交往行为理论；翻译；译者；平等；主体性

一、戴着镣铐的译者

综观西方的思想史，可以发现心物分离的二元对立是西方哲学的主要特点。“西方人的精神世界里，始终蕴含着强烈的二元对立色彩，比如理性与非理性、理性与信仰等诸多命题。”…这种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渗透在西方思想文化的各个方面，如宗教、哲学、文学等领域。在翻译界，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同样成为主宰。

译者与著者之间的关系是主客对立的关系，译者永远在著者的阴影下工作。以传统的“信、达、雅”“忠实”“通顺”等翻译标准为例，就是要求译者成为隐身人，成为机械的语言工作者，完全以著者为核心，以全面而忠实地传达著者的语言与风格为目的。

这样的标准集中于对外在规则的探讨与确立，语言成了一种纯粹反映客观世界和表达思想的镜像，译者则成为失去主体的机械的模仿者。这种理性传统使得译者片面追求“语言表达的确定性、唯一性和精确性”，希望通过设立普遍标准而使翻译规范化。这样的主客对立的研究范式使得译者处于从属地位，也使得翻译走向单纯的技巧探索。

摘要：本文对国际商务英语发展现状进行分析，并对商务英语于国际贸易中的重要性进行简单解读，同时也对商务英语翻译原则进行阐述。此外，因商务英语于国际贸易中占据重要地位，所以本文也对影响商务英语翻译准确性的因素进行分析，并对商务英语于国际贸易谈判中的应用策略提出几点建议，望以此促进商务英语能够得到长期、稳定发展。

关键词：商务英语；国际贸易；英语交流技能

英语作为现阶段国际经济贸易中使用频率最高的一种语言，英语已对国际经济贸易合作、国际支援及政治外交等领域起到积极作用。商务英语重点在于商业效益，若将商务英语科学合理的应用于国际经济贸易活动中，可为此企业带来较高的经济利润。然而，随着国际形势的不断变化，商务英语的使用、要求也逐渐发生变化。因此，不断提升商务英语翻译质量尤为重要。

一、国际商务英语发展现状

依据我国现阶段国家出台政策、社会未来发展规划数据统计，我国针对国际商务英语的使用、发展也采取部分措施。如以现阶段国内各高校所开设课程活动为例，大部分高校均已于自身教学规划中设立商务英语专业，部分院校甚至专门开设商务英语翻译课程。部分高校除设立商务英语课程外，也开展相关实训活动。如邀请外国人员进行英语交流，提升学生语感同时也可丰富学生词汇量，同时也可激发学生的英语学习兴趣。此外，各高校也将多位相关学者的商务英语的翻译经验融入至教学活动中，引导学生对商务合同中的特征进行总结、归纳。上述措施均为我国商务英语进一步发展提供支持。艺术文学领域为商务英语较为集中的领域，内容协调性、形式协调性为翻译重点。正因如此，部分国外学者开展商务英语翻译活动时，将翻译重点集中于译文的形式、内容方面，导致所翻译语言具有一定的空洞性及语言翻译的呆板性。现阶段部分商务英语翻译者受此影响，对我国经济发展造成一定阻碍，同时也对世界经济繁荣发展造成制约。因此，商务英语翻译者于学习过程中，应注意翻译技巧的灵活运用，同时还应结合谈判对象的文化背景、社会习俗、语言习惯等，对原文进行翻译。此种商务英语翻译模式，除可有效提升商务谈判效率外，也可推动世界长期、健康发展。

二、商务英语于国际贸易中的重要性

［摘要］在认知语言学理论基础上，对国贸实务与商务英语课程所要求的学生翻译能力和方法进行探讨研究，论述了商务英语翻译涉及的理论基础为认知语言学，并对翻译实例进行分析比较，指出商务英语翻译的核心就是找出源语所指，客观正确地表达语言符号的实际意义。

［关键词］国贸实务；商务英语；翻译；认知；语言

一、引言

随着国际商务的纵深发展，国贸实务与商务英语课程集综合性与实践性于一身，对学生的翻译实践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认知语言学认为，翻译活动主要是译者在理解源语的基础上用目标语客观正确地表达的过程。可以说，找出源语所指是翻译的前提和必要条件。商务英语的特点要求译者增强表达的精确度，避免错译、误译、漏译。有些译者不能准确把握源语所指，随意翻译，引起译文读者的不解和疑惑。商务英语翻译不仅涉及贸易、经济等学科，还包含认知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因此，该研究是典型的交叉学科研究。具体来说，商务英语翻译过程中译者借助认知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关注商务语言的认知表征和信息加工过程，对比英汉两种语言的异同，将商务语言置于认知框架中，揭示商务语境下商务语言构建的心理机制与语言加工过程。成功的商务英语翻译体现了译者的综合素质，其中包含译者对目标语的判断和选择，以及译者对英汉语言表达习惯和文化差异的熟悉程度。

二、商务英语的语言特点

商务英语是在商务场景中所使用的英语，因其词汇丰富、专业术语多等特点而有别于普通英语。从事商务英语翻译的人员首先应具备丰富的商务专业知识，还要了解商务英语词汇、句法方面的特点。其词汇特点主要是专业术语多。商务英语词汇所涉及的范围很广，主要包含国贸、金融等多个领域。一般来说，商务英语词汇的所指都有其特定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