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症患者范文10篇

摘要:目的：探讨对抑郁症患者给予小组心理护理干预后对其健康教育效果以及个人情绪产生的影响。方法：收治抑郁症患者72例，采用随机数表法进行抑郁症护理模式的研究。对照组(36例)：选择普通护理模式完成临床护理；观察组(36例)：选择普通护理+小组心理护理模式完成临床护理。最终就两组抑郁症患者健康知晓评分以及抑郁程度展开对比。结果：同对照组抑郁症患者健康知晓评分对比，观察组获得明显提升(P＜0.05)；同对照组抑郁症患者抑郁程度对比，观察组获得明显改善(P＜0.05)。结论：护理人员选择小组心理护理方式对抑郁症患者进行护理，对于健康教育效果的提高以及个人情绪的改善可以作出充分保证，从而促进抑郁症患者的病情改善。

关键词:小组心理护理模式；抑郁症；情绪；健康教育；临床效果

对于抑郁症患者而言，诸多会呈现出自我封闭以及兴趣缺乏等系列特点，因此对于此类患者给予心理干预意义显著[1]。本次研究将确定对抑郁症患者进行护理干预的最佳方法，以此通过小组心理护理模式将患者的健康教育效果以及个人情绪加以改善。

资料与方法

2016年2月-2018年3月收治抑郁症患者72例，采用随机数表法进行抑郁症护理模式的研究。对照组36例，其中男20例，女16例；年龄19～66岁，平均(39.52±2.39)岁。观察组36例，其中男22例，女14例；年龄21～69岁，平均(39.59±2.42)岁。伦理委员会对于此次研究均同意批准，所有抑郁症患者以及家属共同完成知情同意书签署。观察对比两组抑郁症患者性别、年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方法：两组抑郁症患者在进入医院后，采用随机数表法进行抑郁症护理模式的研究。对照组：选择普通护理模式完成临床护理；观察组：选择普通护理+小组心理护理模式完成临床护理。对于对照组，护理人员在对患者进行护理期间，需要保证态度亲切和蔼并且具有责任感，沟通期间需要具有耐心，在进行心理疏导以及心理支持方面需要确保具有耐心[2]。对于观察组，具体：①合理创建心理护理小组：医院依据抑郁症患者的基本表现，合理创建心理护理小组，之后依据抑郁症患者的心理表现，准备对其展开心理护理干预[3]。②对患者展开小组心理护理干预：要求小组组长以及副组长一对一同患者展开交流，对于系列活动规则要求患者认真遵守，例如严守秘密、相互尊重以及准时参加等。之后依据具体计划展开护理干预，护理人员将健康教育力度以及心理护理力度有效加强，最终确保鼓励以及安慰，将抑郁症患者的系列心理问题加以充分解决，以对抑郁症的综合改善做出充分保证[4]。观察指标：观察对比两组抑郁症患者健康知晓评分以及抑郁程度。判断标准：临床对于两组抑郁症患者健康知晓情况以及抑郁程度，主要选择健康教育效果评价表以及抑郁自评量表展开评定。前者评价结果同健康知晓情况成正比，后者成反比[5]。统计学方法：采用统计学软件SPSS20.0对两组抑郁症患者护理结果展开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健康知晓评分以及抑郁程度)以(x±s)形式表示，行t检验，P＜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1病因及发病机制

老年期抑郁症的主要病因和发病机制:（1）社会心理因素：老年人身体疾病及精神挫折的耐受能力日趋下降，再加上遭受各种心理应激的机会越来越多,配偶亡故、子女分居、社会地位改变、经济困顿和疾病缠身等诸多因素都会造成或加重老年人的孤独、寂寞、无用、无助感，成为心情沮丧、抑郁的诱因。老年人在生理“老化”的同时，心理功能也随之老化。心理防御和心理适应的能力减退，一旦遭遇生活事件便不易重建内环境的稳定，如果又缺乏社会支持，心理活动的平衡更难维持，从而促发包括抑郁症在内的各种精神疾病。（2）病前人格特征：老年人人格特征的改变，如内向、孤僻、被动、依赖、固执、情绪不稳、神经过敏和刚愎自用等。（3）生物学异常：①神经递质5-HT和去甲肾上腺素功能不平衡。②抑郁症时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系统的功能异常。③生物节律紊乱，如快速动眼睡眠潜伏期缩短。（4）生理学退化：老年人大脑发生退行性变,学习及工作能力、思考能力减退，使得兴趣狭窄，主动性不够，不愿改变现状，性情固执，行动缓慢，以致对社会各种要求逐渐不适应，故各种心理、社会因素常成为老年性抑郁症的诱发因素。

2临床表现

2.1临床类型老年期抑郁症包括3种类型：（1）老年期前发病持续到老年期或老年期复发的抑郁症。（2）老年期继发于其他疾病成为老年期继发性抑郁症。（3）老年期首发的抑郁症。

2.2精神症状

2.2.1抑郁发作的一般临床表现抑郁发作临床上以心境低落、思维迟缓、意志活动减退和躯体症状为主。（1）心境低落临床主要表现为显著而持久的情绪低落，抑郁悲观。（2）思维迟缓表现为患者思维联想速度缓慢，反应迟钝，思路闭塞。临床表现为主动语言减少，语速明显减慢，声音低沉，对答困难，严重者交流无法顺利进行。（3）意志活动减退表现为呈显著持久的抑制。临床表现为行动缓慢，生活被动，疏懒，不愿与人接触，不愿参加平常喜欢的活动及业余爱好，回避社交。严重抑郁发作的患者常伴有消极自杀的观念及行为，这是抑郁症最危险的症状，应引起医务人员及家属的高度重视。

摘要:目的探讨出院后药学干预对抑郁症患者用药依从性及社会功能的影响。方法选择接受抗抑郁治疗的出院患者88例，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44例。对照组患者给予常规治疗，观察组患者在对照组基础上实施药学干预。结果干预前，两组患者汉密顿抑郁量表(HAMD)、社会功能缺陷筛选量表(SDSS)及用药依从性评分均分无显著性差异(t=0．5266，0．3271，0．0499，P＞0．05)。干预6个月后，两组患者HAMD，SDSS评分均较干预前明显降低，且观察组较对照组显著降低(t=4．4994，14．7405，P＜0．01)，观察组患者的用药依从性明显高于对照组(t=6．9337，P＜0．01)。结论药学干预可有效提高患者的用药依从性，有效改善患者的病情，有利于患者社会功能恢复，值得临床推广。

关键词:药学干预;抑郁症;用药依从性;社会功能

抑郁症主要表现为情绪低落、兴趣减低、悲观、思维迟缓等，严重者可出现自杀念头和行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压力的增大，抑郁症的发病率逐年升高，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抑郁症反复发病，复发率高，用药依从性低，不利于提高治疗效果和自身生活质量等[1]。抑郁症患者的服药依从性与病情稳定、康复及社会适应能力明显相关，故提高服药依从性可显著改善抑郁症状，减少复发率，降低疾病负担[2]。本研究中探讨了出院后药学干预对抑郁症患者用药依从性和社会功能的影响。现报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纳入标准:符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及诊断标准(第三版)》(CCMD－3)中抑郁症的诊断标准[3];急性期治疗后病情缓解的患者且汉密顿抑郁量表(HAMD)评分≤17分[3];无严重躯体疾患或脑器质性疾病;本研究经我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所有受试者或第一监护人签署知情同意书。病例选择与分组:选择2014年9月至2015年9月出院的抑郁症患者88例，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44例。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详见表1。1．2方法。两组患者均常规予以抗抑郁药氢溴酸西酞普兰片(江苏恩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国药准字H20051923，规格为每片20mg)，初始剂量每日20mg，视病情可增加至每日60mg，如遇烦躁、失眠等可加用苯二氮类药物对症治疗;如上述治疗措施不能控制病情则退出对照研究。对照组患者出院时给予常规药物治疗。观察组患者在对照组基础上给予药学干预。每周对患者进行1次药学干预，分院内或院外两种情况，面对面宣教或电话宣教，每次30～60min。两组患者均持续治疗，观察组干预6个月。药学干预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用药指导:讲解疾病及服用药品的相关知识，包括药品的药理作用、适应证、服用方法、不良反应等;告知患者遵医嘱按时服药的重要性，只有坚持长期、规律服药才能进一步改善临床症状和取得好的疗效，降低复发率，不可间断用药或随意减少剂量或停药。治疗指导:对患者实际病情评估，并进行症状自我监控和药物自我处置相关技能的指导和训练，使患者能主动按时按量服药，对药物自行管理，能识别自己的病情变化并及时与医生沟通，积极配合治疗，提高患者的自我管理能力。心理支持:根据患者的不良情绪对其进行有针对性的心理疏导，鼓励患者积极面对疾病，树立自信心。联合患者家属及朋友做好鼓励和支持工作，给予患者关爱，营造良好的环境氛围，缓解患者的心理压力。加强药品不良反应监测:密切关注患者的用药反应，加强患者用药监控，以对药物用量做出准确判断。1．3观察指标与疗效评价标准。两组干预前后采用HAMD量表[4]评价患者情绪变化，评分越高，表示患者抑郁程度越重;采用社会功能缺陷筛选量表(SDSS)[4]评价患者社会功能的变化，包括父母职能、婚姻职能、家庭职能、家内活动等10项指标，得分越高，说明患者的社会功能越差。用药依从性的评定根据Morisky推荐标准[5]，设计4个问题的调查问卷来调查患者用药:是否按照医嘱要求的服药次数服药;是否按照医嘱要求的服药时间按时服药;是否按照医嘱要求的服药剂量服药:是否按照医嘱要求长期坚持服药。计分标准:回答“是”为1分，回答“否”为0分，总分为4分，得分越高，依从性越好。1．4统计学处理。采用SPSS20．0统计软件分析。计数资料比较采用χ2检验，计量资料比较采用t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关键词】利培酮；躯体化症状；抑郁症；神经症；联合用药

【摘要】目的探讨利培酮治疗抑郁症与神经症患者躯体化症状的临床疗效。方法将37例有明显躯体化症状的抑郁症和神经症患者随机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两组均进行抗抑郁及抗焦虑治疗的同时，研究组联合小剂量利培酮治疗，疗程6w。治疗前及治疗2w、4w、6w末采用症状自评量表进行临床疗效评定与分析。结果研究组治疗4w、6w末躯体化因子评分较治疗前均有显著下降，与对照组同期评分比较差异有显著或极显著性（P<0.05或0.01）。结论利培酮联合抗抑郁及抗焦虑药物治疗躯体化症状疗效较好。

【关键词】利培酮；躯体化症状；抑郁症；神经症；联合用药

Clinicalstudiesofrisperdoneinsomatizationsymptomsofpatientswithdepressionandneurosis

ZhangShufang,MaChuangsheng

(TheEighthPeoples′HospitalofZhengzhou,450006,Henan,China)

【摘要】目的探讨不同性别抑郁症患者的临床特征及防御方式的差异性。方法对164例抑郁症患者以不同性别进行分组，其中男性组71例，女性组93例。采用半定式检查法，严格按照遗传学研究用诊断检查问卷内容询问入组患者临床症状，应用防御方式问卷、汉密顿抑郁量表、抑郁自评量表进行评定分析。结果汉密顿抑郁量表评分男女患者总分及各因子分差异均无显著性（P＞0.05），但女性患者早醒、躯体性焦虑、胃肠道症状因子分均高于男性。抑郁自评量表评分女性患者哭泣因子分显著高于男性，焦虑不安、体重减轻因子分显著低于男性（P＜0.01），总分及其他因子分差异均无显著性（P＞0.05）。防御方式问卷评分男性患者被动攻击、退缩、假性利他等因子分显著高于女性，而抱怨、躯体化、制止等因子分均显著低于女性，两组比较差异均有极显著性（P＜0.01）。结论不同性别抑郁症患者的临床特征存在差异性，其防御方式有一定的性别差异性。

【关键词】抑郁症；临床特征；防御方式；性别

探讨抑郁症患者的临床特征和防御方式是否存在性别的差异性，对研究其发病机制以及临床医生的识别和进行心理康复治疗均有一定的借鉴作用。近年来，国内外的相关研究并不多见，且不同的文献有不同的报道。Young［1］，陈宏［2］研究均显示不同性别抑郁症的临床特征存在一定的差异性。BruderMattson［3］﹑Hanninen［4］研究显示男女抑郁症患者的应付方式存在差异性，Spinhoven［5］，郭文斌［6］研究则显示男女抑郁症患者的应付方式无差异性。为了进一步探讨不同性别抑郁症患者的临床特征和防御方式，我们进行了相关对照研究，现报告如下。

1对象与方法

1.1对象

选取2004年5月～2005年3月分别在湖南省脑科医院，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株洲市中心医院就诊的抑郁症患者。入组标准：（1）符合DSMⅣ抑郁症诊断标准；（2）汉密顿抑郁量表（HAMD）（17项版本）总分≥17分；（3）单相抑郁，既往无躁狂史，无精神病性症状；（4）年龄18a～60a。（5）排除严重的脑器质性疾病及躯体疾病，妊娠与哺乳期妇女。男性共入组71例，平均年龄（32.8±12.0）a，平均病程（18.0±12.4）mo；女性共入组93例，平均年龄（34.5±12.5）a，平均病程（15.2±13.1）mo。男女性一般资料比较均无显著性差异（P＞0.05）。

【关键词】depression;thyroidhormones;personalitycharacteristics

据统计，18%～25%抑郁症患者有不同程度的甲状腺功能减退，9%～20%抑郁症患者抗甲状腺抗体水平提高［1］，提示抑郁症与甲状腺功能异常可能存在某种联系。为了解二者之间的关系，笔者做此方向的初步研究，现报告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住院及门诊患者30例，均符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CCMD-Ⅱ-R）中抑郁症诊断标准。由两名主治医师同时诊断。排除严重躯体疾病及内分泌疾病。入院前两周未服抗精神病药物和抗抑郁药，男13例，女17例，年龄21～64岁，平均（39.36±12.7）岁，平均受教育年限（11.5±2.82）年；对照组为我院健康志愿者，男14例，女16例，平均年龄（38.8±9.40）岁，教育年限（12.40±2.58）年。两组之间年龄、性别及受教育年限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方法

1.2.1血液制备及检测住院患者于入院次日清晨6∶30～7∶00采静脉血3ml；门诊患者于晨8∶30～9∶30采静脉血3ml，离心（3000r/min）取血清，置于-20℃冰箱待测。由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同位素科，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检测四碘甲状腺原氨酸（T4）、三碘甲状腺原氨酸（T3）及促甲状腺激素（TSH）。

摘要：目的调查糖尿病患者中抑郁症的患病率及心理护理效果。方法调查2008年4月至2009年4月间我科收治的85例糖尿病患者，采用Hamilton抑郁量表进行评估。结果85例糖尿病患者中，抑郁症患病率为18.82%，而女性更为常见；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对部分糖尿病合并抑郁症患者进行心理护理后，抑郁量表评分明显降低。结论应注意糖尿病患者中抑郁症患病情况，并进行及时的心理护理。

关键词：糖尿病；抑郁症；心理护理

近年来，内科躯体疾病并发抑郁症的报道越来越多。内科躯体疾病与抑郁症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关系，且内科住院患者中抑郁症的漏诊现象十分普遍，从一定程度上延误了对这些患者的积极治疗。糖尿病与抑郁症的关系非常密切。

本文调查了从2008年4月至2009年4月间我科收治的85例糖尿病患者，以了解抑郁症患病率以及心理护理效果，现报告如下。

一、对象与方法

1.1对象选择2008年4月至2009年4月间我科收治的85例糖尿病患者，既往从未被诊断出患有抑郁症。

[摘要]目的探究抑郁症共病焦虑障碍患者病理中的心理学相关因素。方法抽取本院2019年6月～2019年9月收治的80例抑郁症患者，随机分为抑郁组及共病组，每组40例。对两组患者实施艾森克人格问卷、应对方式问卷、防御机制问卷、功能失调性认知问卷等评估方式。比较两组患者总分及各因子评分之间的差异，结合其总分及因子评分分析影响因素。结果共病组患者的各项调查得分与抑郁组患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脆弱性、强制性及幻想等对抑郁共病焦虑障碍具有解释作用。结论较之单纯的抑郁症患者，共病焦虑患者的各项临床症状更为显著，且随着共病焦虑障碍的发生，患者的功能性失调认知及消极防御机制随之出现。

[关键词]抑郁症；焦虑障碍；病理心理学；相关因素

随着社会竞争力的不断加大，抑郁症患者的发病年龄逐渐趋于年轻化，尤其是近几年，国内抑郁症患者数量激增，由此足以证明事态发展的严重性。抑郁症又称抑郁障碍，是临床常见的精神类疾病，主要症状表现为心境低落、思维迟缓、意志活动减退、认知功能损害及其他躯体症状等[1]。抑郁症患者临床表现具备持续且显著的特征，是心理障碍的常见类型。通常情况下，抑郁症患者在任何环境中均无法改善自身心境，常以消极、沉闷的状态示人，表现出自卑抑郁、悲观、厌世等情绪，严重时受到不良环境的影响，会产生自残或自杀等行为。结合国内多年的精神科临床经验，部分抑郁症患者常伴明显的焦虑及运动性激越，病情发作时甚至出现幻觉、妄想等精神病征兆[2]。本研究旨在全面且深入地探究抑郁症共病焦虑障碍患者病理中的心理学相关因素，以期有效遏制抑郁症发病率不断增长。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抽取本院2019年6月～2019年9月收治的80例抑郁症患者，随机分为抑郁组及共病组，每组40例。抑郁组男20例，女20例；平均年龄（32.46±2.37）岁；共病组男29例，女11例；平均年龄（33.15±1.85）岁。两组患者性别、年龄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1.2方法。采用调查问卷的形式对被试进行问卷调查。其中采用《汉密尔顿焦虑抑郁量表（HAMD-17）》包括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iltondepressionscale，HAMD）及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iltonAnxietyScale，HAMA），分别测评两组患者的焦虑、抑郁程度[3]。采用《艾森克个性问卷（Eysenckpersonalityquestionnaire，EPQ）》评测包括性格、精神质、神经质及掩饰4个方面的内容[4]。采用《功能失调性状况评定量表（Dysfunctionalattitudesscales，DAS）》评测患者潜在的认知结构，主要分为脆弱性、排斥、吸引、完美化、强制性、寻求赞许、依赖性、自主性及认知哲学[5]。采用防御方式问卷（Defensestylequestionnaire，DSQ）评测患者个体在面对内心冲突时的心理反应方式，主要分为不成熟防御机制、成熟防御机制、中间型防御机制及掩饰4个方面[6]。应对问卷方式应对方式问卷（Copingstylequestionnaire，CSQ）包括解决问题、自责、求助、幻想、退避及合理化6个应付因子，主要测定抑郁、焦虑患者在面对压力时所表现出的行为方式[7]。除较为全面的分析两组患者的HAMD、HAMA、CSQ、EPQ、DSQ评分外，还需采用Logistic回归法深入探究两组心理学相关因素的影响作用[8]。结合HAMD、HAMA、CSQ、EPQ、DSQ评分量表及问卷中的所有心理学相关因素，主要表现为脆弱性、完美化、强制性、寻求赞许、依赖性、解决问题、退避、自责、抱怨、幻想、退缩、隔离、否认及期望等[9]。根据以上描述，本研究中对抑郁焦虑患者的心理学因素研究主要针对14个方面。1.3统计学方法采用SPSS20.0统计软件处理数据。计量资料以（x±s）表示，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表示，采用x2检验。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摘要：抑郁症（Depression）是一种长期困扰人类健康的精神、心理疾患。近年来其发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抑郁症是最早被人所知的精神科疾病，它折磨着数以百万计的人，被称为精神疾病中的“感冒”。抑郁症是一种严重的、威胁生命的疾病，15%的情感障碍患者（绝大多数为抑郁性心理障碍）采取自杀行为。有研究显示，我国综合性医院的内科医生对抑郁症的识别率仅为21%，非专科医生对抑郁症的识别、诊断和治疗技能明显缺乏或不足。而在西方发达国家，对抑郁症的识别率多在80%以上。

关键词：抑郁症；中医药；治疗进展

1概念

抑郁症是一种以情绪低落、思维缓慢以及言语动作减少、迟缓为主要特点的情志障碍性精神疾患。

一个人持续两周以上情绪低落，无法自行调节，就可视为病理性抑郁症状态。如果持续1～3个月情绪低落，不论何种原因，都可视为抑郁症。抑郁症属中医“郁证”范畴，属阴证，涉及心、肺、肝、脾、肾。抑郁症，类似中医郁症、脏躁、百合病、梅核气等病证。其发病机理常以肝气郁结为核心，多数医家从肝而论，认为七情所伤是抑郁症的病因，肝气郁滞是抑郁症发病的始动环节［1］。

2病因病机

【关键词】焦虑抑郁

焦虑障碍和抑郁障碍共病(简称焦虑、抑郁共病)，据WHO和美国Michingan大学流行病学调查,共病率达50%［1］,C.LindsayDevane报道85%的抑郁患者伴有焦虑症状，58%的患者一生有焦虑症的诊断。广泛性焦虑（GAD）在社区的患病率可高达60%～90%［2］。国内报道抑郁症出现焦虑症状67.5%,符合焦虑障碍诊断标准的患者50%［3］。由于焦虑、抑郁共病的临床表现常不典型,症状易反复、多变,医师之间诊断一致性低,诊断和医疗处理的难度增加。因此,焦虑抑郁共病已成为当前全球精神病学界关注的热点之一,也引起了国内许多同道的重视［4、5］，现将进展情况作一介绍。

1概述

共病(comorbidity)是指一个患者符合＞1种综合征的诊断标准,有多个诊断。并涉及到患者的全部症状、体征和病程。焦虑和抑郁障碍共病(comorbidanxietyanddepression,CAD)是指患者同时存在焦虑和抑郁障碍,且两组症状分别考虑时均符合相应的诊断标准。

当焦虑障碍和抑郁障碍（下文均简称：焦虑抑郁障碍）同时发生，他们分别能否当作原发性诊断，多年来一直存在争议。目前，关于焦虑和抑郁障碍的关系有3种观点：(1)一元论:即连续谱论,认为焦虑和抑郁是同一疾病的不同表现形式；(2)二分论：认为焦虑障碍和抑郁障碍是二种不同性质的疾病；(3)共病论：认为焦虑和抑郁共存时，是一种不同于焦虑障碍或抑郁障碍的独特的疾病实体。

2焦虑和抑郁障碍共病的流行病学研究［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