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蕴范文10篇

摘要:大乘佛教的般若空宗讲求“空”观万象，认为诸相“无常”、无“自性”，即是“空”。当然，这种“空”不是说外物是真的虚无或是要求人们彻底离开现象界，而是启悟众生保持清净本心，无须执著于现象表层和人生诸名利得失，脱离时空的具体环境限制，超越原先固定的意义，从而达到对万物、诸相的真如体悟。深入地分析，这样的“空”观智慧也蕴涵着丰富的美学意义。通过对“空”的细致解读和深入分析，结论认为:“空”体现了主客圆融、感性直观的审美特质；“空”彰显了真幻相即、有无相生的艺术与审美的辩证法；“空”蕴涵着虚境纳物、澄怀味象的审美体验论。

关键词:大乘空宗；般若；空；美学意蕴

“空”是佛教哲学的核心范畴和首要关键词，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和独特的理论特性。尤其是大乘佛教的般若空宗讲求“空”观万象，认为诸相“无常”、无“自性”，即是“空”。可以说，“空”是大乘般若空宗独特世界观、本体论、认识论的体现。因而在大乘般若学的发展和演变过程中，对“空”的解读就成为诸家展开角逐的竞技场，可谓聚讼纷纭，群芳竞秀，这也导致了对“空”的内涵极为复杂多样的理解。那么“空”的内涵到底怎样去解读?其与美学又有哪些“心有灵犀”之处?本文将对这些问题作深入地探讨。

一、“空”的释义为了深入理解佛教“空”这一哲学概念的实质和真谛，我们首先有必要对古印度相关“空”观理论以及中国化佛教流派对“空”的解读作一番简要梳理。我们知道，印度早期佛教即有“无常”和“无我”的观念。释迦牟尼当初宣扬缘起、涅槃，主张“无我执”，实际上就是在对现实世界进行否定。如《杂阿含经》就云:“一切行无常，一切法无我。”[1]但对“空”的深入探讨发生在释迦牟尼之后产生的部派佛教之间。部派佛教对“空”的争论和分类很是复杂多样，从而形成了对“空”的不同理解。概言之，上座部各派大多偏向于说“有”，而大众部各派则偏向于讲“空”。随后流行的大乘教派则从根本上抛弃了小乘的“有”论而主张“人法皆空”。尤其是其中的大乘中观派(我国传统称此派为空宗，概因其宣扬龙树的中道观而得名)对“空”有很多具体深刻的阐发，其重要命题就是“性空幻有”。当然，大乘瑜伽行派(有宗)反对中观学派一味从“空”上着眼，主张“唯识空观”，从而又把佛教“空”义推向一个新的阶段。而在佛教中国化的进程中，本土化的佛教宗派对“空”也非常重视，鸠摩罗什和僧肇等宗师都广究大乘，尤其精通大乘中观学说，深得般若性空义理三昧，从而为大乘般若学在中国的扎根、传播作了铺垫，也为隋唐三论宗、天台宗、禅宗等本土化宗教流派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和理论依据。也正是在充分理解和把握大乘“空”义的基础上，中国本土化宗教各派对“空”的理解产生种种异议，形成了所谓“六家七宗”的局面。总之，对佛教“空”的解读必须紧密依靠印度大乘《般若经》类的相关典籍。

如《金刚般若》、《小品般若》等。同时也要注意大乘佛学与本土思想结合所形成的许多新的大乘三藏经典，如《肇论》、《坛经》等。

以上我们对“空”作了历史性的梳理，下面将对“空”作一具体解读。《金刚经》上云:“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2]206又，“是实相者，即是非相。”[2]209其意甚明了，即要求世人“生清净心”，超越我相、人相、众生相、寿相，使声、香、味、触、法无住于心，无所挂碍，而独见南北西东、四维上下之虚空。正所谓“应无所住而生其心。”[2]207“不取于相，如如不动。”[2]214反之，如若眼见三千大千世界，则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2]213。何以故?《金刚经》在最后为我们开示:“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雾亦如电，应作如是观。”[2]214《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上也有解“空”的著名经文:“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3]这种对“空”与“色”的独特理解是大乘空宗的重要思想智慧。那么大乘空宗为何会产生如此的思想呢?其实佛教“三法印”和“四圣谛”说早已作过精辟的论述。大而化之，一切外物和现象都是因缘和合所生，且诸相又随着外在条件不断地流转变化。“万物皆是空无，性无真实，假合众缘，皆相待。”[4]也就是说，色不自有，因缘而有而性空。如支道林所言:“夫色之性也，不自有色，色不自有，虽色而空。”[5]龙树也云:“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6]36既然如此，那么万物诸相无疑都是一种假借的概念或名相，从本性上看根本没有不变的实体或自性。往深里讲，这里的“空”不仅是指事物的现象，也指事物的本体。这也是僧肇所理解的符合印度般若空智本义的“不真空”论。

摘要：中国自古就有“礼仪之邦”之称，礼作为一种伦理制度，一直支配着传统社会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观念，并起着化民成德的作用。有“礼之始”之称的冠礼在古代中国地位非常重要，它在帮助个体顺利跨越人生的不同阶段的同时又引导其进入礼的社会语境。冠礼是以仪式为载体的“成德之教”，通过具体而生动的礼仪活动来启发和教育个体，为社会培养合格的社会成员。冠礼具体仪节所蕴涵的道德精神，今天依然值得我们重视。

关键词：冠礼；道德意蕴；礼仪

中国自古就有“礼仪之邦”之称，礼作为一种伦理制度，一直支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观念，并起着化民成德的作用。正如国学大师柳诒徵在其《国史要义·史原》中所说：“伦理者，礼之本也，仪节者，礼之文也。”可见，伦理道德是礼的根本精神，各种具体的仪节是礼的外在形式。仪节与伦理道德是“形”与“神”的关系，它们彼此相互依存，那些看似繁复而琐碎的仪节其实是古人精致而意味深远的文化设计，其中蕴涵着极强的道德意蕴，失去了具体的仪节与礼仪活动，礼的道德精神则无从展现。有“礼之始”之称的冠礼在古代中国地位非常重要，是嘉礼中重要的典礼，它在帮助个体顺利跨越人生的不同阶段的同时又引导其进入礼的社会语境，正所谓“二十而冠，始学礼”。通过具体而生动的礼仪活动来启发和教育个体，为社会培养合格的社会成员。本文拟通过对冠礼的具体仪节的叙述来分析冠礼所蕴涵的道德象征意义和道德教育功能。

一冠礼的主要程式

仪式总是通过语言与身体的程式化动作来完成的，冠礼主要由给冠者加冠、取字以及以成人身份进行社会交往等一系列具有象征意义的仪节、礼辞以及身体的程序化动作所组成。根据《仪礼·士冠礼》及《礼记·冠义》，士阶层以上的贵族男子到20岁时，家庭要在宗庙中为之举行冠礼，冠礼的具体程序和主要内容大致如下：

1.筮日、戒（告）宾、筮宾、宿（请）宾及赞冠者。

“主脑”是我国古代文论中一个特殊的审美范畴，由清代戏曲理论家李渔提出。“立主脑”之说主张在构建戏曲时迎合观众的欣赏情趣，使剧本便于“登场”，李渔在《闲情偶寄•词曲部》［1］中对其进行了专节论述。“主脑”是李渔戏曲理论具有创新价值的范畴之一，体现了“中国古代的文学批评范畴、概念常常呈现出模糊性、多义性的特点，这本质上是一种隐喻性特征”［2］。在李渔之前，不仅没有人将“立主脑”的思想运用于戏曲创作，甚至很少有人运用过“主脑”这个理论术语。长期以来，人们对“主脑”的解释众说纷纭，观点各异。研究李渔曲论中的“主脑”范畴，对于理解和把握李渔戏曲观念的艺术特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主脑”范畴的意蕴演变

“主脑”是一个假借词。从现代医学角度看，“脑”是指挥人体知觉、运动、思维、记忆等活动的器官，因此大多数人认为“主脑”的本义是指人的大脑思维机关。其实，中国古代并不把头脑视为人的思维器官。自隋唐以来，我国以诗赋、八股取士，非常重视诗赋和八股文的写作，因而早就有一套起、承、转、合的文章作法。在这类古典文艺理论中，已有类似“立主脑”这样的思想，但还没有运用“主脑”这一术语，出现的是近似意义的“头脑”、“大头脑”、“大间架”等词，而且讲的是写文章，而不是写戏曲。根据现有古代文献资料，用“头脑”、“大头脑”作比喻最早出现在《传习录》里。王阳明说:“盖《四书》、《五经》不过说这心体，这心体即所谓道心，体明即是道明，更无二:此是为学头脑处”，此处“头脑”意即“关键”;又说:“为学须得个头脑功夫，方有着落。纵未能无间，如舟之有舵，一提便醒”，此处“头脑”即是指“主宰”之义;又云:“大抵吾人为学紧要大头脑，只是立志。所谓困忘之病，亦只是志欠真切”［3］，此处“大头脑”乃是指“关键的地方”。王阳明弟子王艮也说过:“学者初得头脑，不可便讨闻见支撑，正须养微致盛，则天德王道在此矣”，其中的“头脑”一词意为“真谛”;又说:“志于道，立志于圣人之道也。据于德，据仁、义、礼、智、信五者心之德也。依于仁，仁者善之长，义、理、智、信，皆仁也，此学之主脑也。游于艺，多识前言往行以蓄其德也。”［4］其中的“主脑”一词的意思是“关键”。由于王阳明等人的巨大文化影响，戏曲理论家们纷纷借用“头脑”、“主脑”二词用于戏曲批评。例如，王骥德在其最具代表性的曲论著作《曲律》中提出了“大头脑”的概念。他认为:“《西厢记》每套只是一个头脑，有前调末句牵搭后调做者，有后调首句补足前调做者。单枪匹马，横冲直撞，无不可人，他调殊未能知此窾窍也。”王骥德又说:“不关风化，纵好徒然，此《琵琶》持大头脑处。《拜月》只是宣淫，端士所不与也。”［5］160他的“大头脑”概念是指作家的创作宗旨。徐复祚采用了“头脑”的说法:“《琴心记》，极有佳句，第头脑太乱，脚色太多，大伤体裁，不便于登场”［6］，这里的“头脑”是指戏曲结构的线索安排。李渔与徐复祚、王骥德二人时代相去不远，又有丰富的创作经验和理论素养，既然同样看到了传奇结构上存在的弊端，在提出“主脑”说时，当然要在传统的理论中去寻找帮助。从明代中后叶开始，南戏(传奇)逐步向大型化方向发展，动辄几十出，涉及很多人物，而结构往往散漫无依，随心逐词。如何使剧本写得集中、严谨，成了相当突出的问题。晚明的戏曲理论家如徐复祚、王骥德等人都对此进行了批判，并提出了补正的方法。“立主脑”说便是在明清传奇内容日趋庞杂而情节结构松散繁复的背景下，李渔总结前人之说提出来的。他在《闲情偶寄•词曲部》中把结构问题提到举足轻重的地位，并形成了一整套结构理论，如“结构第一”、“立主脑”、“密针线”、“减头绪”等。其中，“结构第一”是其纲领，“立主脑”则是“结构第一”论中的关键性概念，其他如“密针线”等观点都与“立主脑”有关。目前学术界对“主脑”的确切内容并无统一说法，大致有三种理解。一是杜书瀛等人提出的“立意、主题思想、一人一事(中心事件)或中心线索”说［7］;二是郭英德等人提出的“关键或关键情节”说［8］;三是张少康提出的“主题，基本题材、主要冲突”说［9］。这三种说法虽然有些差别，但都涉及了一个共同论点，即李渔的“主脑”是能够反映作者立言本意的“一人一事”，此“一人一事”为戏曲传奇发展过程中的关键性人物和情节，它确立了主要人物和中心事件，是作者“本意”的具体化和形象化，并集中反映了剧本的主要矛盾和冲突。

二、“主脑”范畴的内在意蕴

李渔的“立主脑”说详细地阐述了剧本情节和结构的安排，要求故事发展和情节结构要围绕“一人一事”展开，此“一人一事”要“一线到底，并无旁见侧出之情”，其余的次要人物和次要事件都要伴随围绕，密切关联和服从于主要人物和主要事件，做到“针线紧密”、“照应埋伏”、“剧中有名之人、关涉之事，与前此后此所说之话，节节俱要想到”。这一结构原则抓住了戏曲结构创作的关键，不仅对李渔自身的戏曲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也深刻影响了当时剧作家的戏曲创作，丰富了中国戏曲美学理论。

(一)主脑与观点

论文关键词:博弃道德功用主义共底

论文摘要:博弃中的人们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但是博弃中也有伦理道德的存在。博弃中的行为者只有遵循道德法别行事，羊重自由、平等、民主以及正义的原则，使博弃双方互为目的和手段，这样才能达到共盛，实现自我价值和共同幸福的目标。对博弈与伦理的这种关系进行探讨，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博弃中的伦理意获，更好地实现个人价值、个人利益与社会公共道德、公共利益的统一。

博弈论又称对策论，是研究决策主体之间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冲突和合作的学科。博弈中的个人一般都从各自利益出发，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那么博弈中的个人行为有没有伦理的存在?既然博弈者要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那么是否在行动时可以与道德无涉?如何才能实现博弈目的与伦理道德的有机结合?这都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并给出正确回答的问题。

要弄清博弈中的伦理意蕴，我们不妨先看下面这个例子。假定两个人阿甲和阿乙处于图a的博弈境势。

在图中，如果阿甲在周一花费一定的代价为阿乙做事，阿乙为了报偿阿甲，在周二又花费一定代价为阿甲做事，二人均会产生一定的合作剩余(2，2)。如果阿甲为阿乙做事，但阿乙违诺不为阿甲做，则合作剩余为(一，4)，若二人不合作，则合作剩余为(0，0)。由此可知，若二人合作，共同收益对二者来说是最大的，总和为2+2==4，若一人违诺总和为一+4=2，二者不合作则为0，但单方面说，一人违诺则此人此次博弈收益最大。

上述例子中博弈者若按理论理性行事，追求个人最大化利益，似乎应该选择违诺，即抛弃伦理道德，只关注个人私利;若按道德法则行事，无疑则会选择守诺，合作，追求互惠和共燕。在这里，若相互信任，共同守诺则收益最大，实现共砚，即互惠博弈;若互不信任，则二人都无利可图，无合作剩余;若一人违诺，不守信用，则此人此次博弈收益最大。那么到底应该作一个诚实有道德的人实现互惠，还是做一个单方违诺的自私自利的骗子，这就存在博弈中的伦理道德问题。

摘要：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文化与企业、文化与经济的互动关系愈益密切，文化的力量愈益突出。对于制造行业来说，这种文化色彩首先体现在企业的产品上。就是说，企业生产的产品决不仅仅具有某种使用价值，不仅仅是为了满足人们的某种物质生活需要，而且越来越多地考虑人们的精神生活需要，千方百计地为人们提供实用的、情感的、心理的等多方面的享受，越来越重视产品文化附加值的开发，努力把使用价值、文化价值和审美价值融为一体，突出产品中的人性化含量，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生理的和心理的需求。

对次，我们需要发掘自身文化、研究自身文化、发展自身文化的价值，并创造性地将它融入企业的产品设计当中，丰富产品的文化意蕴，提升产品的附加价值。这需要我们自身加倍努力与探索。

因为，未来的企业竞争将是文化的竞争。

关键词：企业文化产品文化产品形象

一、产品、产品文化、企业文化

什么叫产品？狭义的理解，只是工厂生产出的实物，如食品、服装等。广义的产品概念，包括有形的和无形的，凡是提供给市场的、消费者认为可以用价值来衡量的，或使用后能满足消费者某种需求、某种欲望的一切，都可称之为产品，例如服务、咨询也是产品。

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多个场合提出新的扶贫脱贫思想，发表了系列重要讲话，形成了切合中国实际的精准扶贫战略思想。这一战略思想，包含着丰富的哲学意蕴：体现了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整体性与局部性的统一，外在性与内在性的统一，短期性与长期性的统一，物质性与精神性的统一，客观性与能动性的统一。精准扶贫思想是在长期实践基础上形成的最新扶贫理论成果，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扶贫理论。

关键词：；精准扶贫；系列讲话；哲学意蕴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扶贫开发工作摆到更加重要的位置，将其与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紧密联系起来，对扶贫工作的重视程度前所未有。先后到阜平、定西、琼海、湘西、临沂、兰考、喀什等贫困地区调研，就加快扶贫开发工作发表了系列重要讲话，反复强调扶贫开发的重大意义，对扶贫工作作出了一系列新指示、新要求、新部署。在全面了解分析中国贫困状况的基础上，从全局角度对新时期的中国贫困问题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思考，提出了切合中国实际的精准扶贫战略。经过3年多的探索与实践，精准扶贫战略从理论构建到实际操作都已成熟，初步形成了一整套理论体系和操作体系，为全党全社会打赢脱贫攻坚战指明了方向、奠定了基础。的扶贫开发新思想新战略是对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创新实践和主要经验的升华和总结，它精辟阐述了扶贫开发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治国理政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扶贫理论，其中包含着丰富的哲学意蕴。

一、体现了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

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是共性和个性、一般和个别的关系，它是正确认识事物的根本方法。扶贫的普遍性就是把握扶贫的一般规律，精准扶贫思想首先注重把握扶贫工作的共性问题，共性的扶贫要求和方法对个别性、特殊性扶贫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强调，“抓扶贫开发，既要整体联动、有共性的要求和措施，又要突出重点、加强对特困村和特困户的帮扶。”［1］这就体现了扶贫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对于扶贫问题，不但要重视其普遍性，更应该重视其特殊性，在坚持普遍性基础上，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贫困的成因、扶贫的措施以及扶贫的要求，全国会存在一定的共性，但更应该因地区而异、因家庭而异、因个人而异。指出：“扶贫、脱贫的措施和工作一定要精准，要因户施策、因人施策，扶到点上、扶到根上，不能大而化之。”［2］“要坚持因人因地施策，因贫困原因施策，因贫困类型施策，区别不同情况，做到对症下药、精准滴灌、靶向治疗，不搞大水漫灌、走马观花。”［3］这些论述都说明了精准扶贫要一切从实际出发，注重扶贫的特殊性。过去，采取大水漫灌的扶贫方式，针对性不强，效果不理想，甚至出现了扶富的现象，这已经不适应新时期扶贫的需要，必须由大水漫灌向精准滴灌转变，而要做到精准精确，必须研究贫困的特殊性。因此，要正确处理扶贫过程中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关系。一方面，要注重把握贫困的普遍性，从宏观层面、整体角度指导和引导精准扶贫工作，不偏离中央精准扶贫思想，不脱离中央基本扶贫精神；另一方面，要特别注重把握贫困的特殊性，只有把握住贫困的特殊性，才能因地制宜，因贫施策，对症下药，有针对性地解决贫困问题。

二、体现了整体性与局部性的统一

摘要：教学美是指教师和学生在教学过程中所共同创造的审美因素和美感效应综合而成的整体。作为综合美的教学美，其综合性有多侧面的表现：它体现着教学与美的统一、教的美与学的美的统一、教学目的美与手段美的统一、教学内在美与外在美的统一、教学科学美与艺术美的统一、教学美的创造与欣赏的统一等。教学美与教育美、教学艺术、美的教学、审美化教学、教学的审美性、教学审美等相关概念既密切相关，又有明显的区别。

关键词：教学美；内涵；相关概念

Abstract:Thebeautyofteachingistheintegrationoftheaestheticelementsandtheeffectofaestheticfeelings,whichiscreatedjointlybytheteacherandstudentsintheprocessofteaching.Thebeautyofteachingintermofitssynthesishasmultipleaspectsofmanifestationswhichembodytheunityofteachingandbeauty,theunityofteachingbeautyandlearningbeauty,theunityofthebeautyofteachingaimsandteachingmethods,theunityofinternalandexternalbeautyofteaching,theunityofsciencebeautyandartbeauty,andtheunityofthecreationandappreciationofthebeautyofteaching.Therecoexisttheveryrelevancyanddistinctionbetweenthebeautyofteachingandtheeducationalbeauty,theteachingart,theteachingbeauty,theaestheticteaching,theaestheticpropertyofteaching,andtheaestheticsofteaching.

Keywords:beautyofteaching;connotation;relevantconcepts

教学美是一种精细、复杂的教育现象。而“教育科学只有当它去研究和解释那些最细微、最复杂的教育现象的相互依赖和相互制约关系的时候，才会成为精确的科学、真正的科学”。[1]新世纪的教学需要超越粗放式经营模式，进入“精耕细作”的时代；不仅仅满足于“果腹遮体”的温饱式生活，还要在更高层次上追求“赏心悦目”的审美化生存。相应地，教学研究就必须关注那些复杂而精细的教学现象，并探讨其规律为更好地驾驭教学、享受教育服务。关于教学美意蕴的理论探讨，就是我们进入教学美学这个复杂而精细的领域所面临的最基本的问题之一。

一、教学美的内涵

摘要：在文明视域下审视中国式现代化，能够深化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认识，更能发现其具有深厚的文明底蕴。中国式现代化内在包含了中华文明、社会主义文明和人类文明新形态三重文明向度。中国式现代化传承和弘扬了具有以民为本、天人合一及天下为公精神品质的中华文明；也遵循人类社会发展基本规律、坚持科学社会主义根本原则、描绘了社会主义美好蓝图，复兴和发展了社会主义文明；又坚持和平发展、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和拓展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中华文明；社会主义文明；人类文明新形态

现代化是人类生产实践和社会转型发展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由于历史因素、阶级基础、资源禀赋、文化传统和人口规模等因素影响，不同国家和民族选择了不同的现代化道路，也在现代化探索和实践中创造了不同的文明样态。[1]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丰富内涵和文明意蕴。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2]这表明中国式现代化具有社会主义的文明因子，更具有中华民族的文明基因。中国式现代化扎根中国大地，传承发展了中华文明，又坚持社会主义的原则和价值取向，复兴和发展了社会主义文明，中国式现代化是对中华文明和社会主义文明的创新发展，又为创造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作出贡献。因此，从发展和创新文明的视域出发，以中华文明、社会主义文明和人类文明新形态为整体架构，能够为我们深入认识和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新视野。正如丰子义指出的，从文明高度看待中国式现代化，既体现了党的理论自觉，又利于理解、把握中国道路，有助于顺利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发展世界文明。[3]

一、文明传承：中国式现代化继承和弘扬了中华文明

“脚踏中华大地，传承中华文明”[4]68。中国式现代化植根中华大地，使其具有中华民族的文明基因。中国式现代化在继承、创新和发展中华文明的基础上锚定了现代化的真正主体和推动力量，将共同富裕作为奋斗目标，还解决了现代化发展进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

（一）以民为本：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

舞蹈是时空表现艺术和动态造型艺术，它以艺术化的人体动作，即通过人体富有协调性、韵律感、审美化的动作、姿势、造型、动作组合和动作过程来表达内心情感，是人类审美意识和情感表达在人体动态形式中的对象化，是舞蹈艺术劳动的具体成果。

动作是舞蹈艺术最基本的语言。在舞蹈艺象的特定情境中，构成动作的姿态、节奏、速度、空间走向、动作力度与情感强度的统一所体现的情感倾向，以及动作在运动中的“力效”，在音乐、舞美等多种手段的配合下，可以表现不同的情感，塑造不同的人物性格和形象，展示无数复杂的心境和情感冲突，使舞蹈艺术在连绵不断的起伏跌宕中展示内容，表现人物情感，创造各具特色、生动鲜明的舞蹈艺象，具有造型美、流动美、情感美的巨大欣赏价值。

舞蹈表演要求以简代繁，以少总多，讲究生动传神，即强调通过外在形象的塑造传达出内在的神韵，抒发主体的胸臆情怀。从整体追求上看，含蓄蕴藉，追求神似，注重当众展现人物的灵魂和情感，注重整体效果的传神写意。虚拟的动作表演重在动作的高度美化和感情的充分抒发，创造出剧情需要的舞台环境和氛围，使舞蹈表演更加自由，拓宽表现生活的领域，超越有限的“实境”，营构无限的“虚境”，创造出一种超脱、空灵、古朴、高雅的审美境界。表现手法的突出特点是夸张、变形，追求超乎常形之上的艺术真实，旨在调动观众的想象，共同完成审美意象的创造，因而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

舞蹈艺象通过舞蹈语言和整体的舞蹈形象，来显现出一种内在的生气、情感、灵魂、风骨和精神，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艺术作品的意蕴。优秀的审美艺象应当具有比艺术形象本身更加深广隽永的内涵，这种内涵蕴藏在艺术形象内，只有凭借欣赏者的细心体察、玩味、感悟、领会，才能真正认识和理解。艺术意蕴是优秀舞蹈艺象通过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传达出的深刻的人生哲理或思想内涵。一般来讲，艺术意蕴还不完全是由舞蹈形象体现出来的主题思想，它是比主题思想更加形而上的东西，是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超越言象之外、自然含蓄、天机妙悟、悠然神会、绵绵不尽、余味无穷的哲理和诗情，它也是优秀舞蹈艺象具有不朽艺术魅力的根本原因。

意境，主要是指抒情性舞蹈艺象中呈现的那种情景交融、虚实相生的形象系统及其所诱发和开拓的审美想象空间。意境分虚实，虚实相生是意境创造的结构特征。实境是指生动、逼真表现出来的景、形、境，即“如在目前”的“象”。虚境是指由实境引发的想象的空间，它一方面是原有形象在联想中的延伸和扩大的“象外之象”；另一方面是伴随着由具象引发的想象而产生的对情、神、意的体味和感悟的“象外之旨”，其意蕴虚涵，具有暗示性，只能领悟，不能直陈。虚境是实境的升华，它体现着实境创造的意向和目的，体现着整个意境的艺术品位和审美效果，居于灵魂和统帅的地位，“无形君有形”。但再好的虚境也必须落实到实境的具体表现上，“真境逼而神境生”，“有形发未形”，虚境要通过实境来创造。就意境创造的表现特征看，意境创造又是情、景结合的艺术，“景无情不发，情无景不生”，“情与景会，景与情合”，意境是在景中藏情、情中见景和情景交融中创造的。借用王夫之的话说：“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离。神于诗者，妙合无垠。巧者则有情中景，景中情。”舞蹈艺术也是如此。韵味无穷，则是意境的审美特征。“韵味”，是指意境中所蕴含的那种咀嚼不尽的隽永的意蕴和综合美感效应。意境是创作主体和欣赏主体共同创造的多层次、整体的、动态的、空间的意象，是作者得于心、观者会于意的产物。艺术主体的创造是意境创造的基础和前提，欣赏主体在接受中的再创造，是意境创造的复现、衍生和深化。意境的整体性象征具有朦胧性、模糊性。创作主体的个性、创作的时代性与欣赏主体的个性、欣赏的时代性之间的差异，形成同一艺术意境在创造和再创造的时代、历史背景中的意蕴的变异性。同一艺术意境可以生发出多种不同的阐释，从而构成意境的多义性。意境美的创造是有抱负的舞蹈艺术劳动者刻意的审美追求。

应当指出，舞蹈艺象的三个层次的美具有相对独立的意义，每一个层次都有着自身的审美价值。在舞蹈艺象的层次构成中，任何一个艺象都必须具有艺术语言和艺术形象这两个层次。意蕴，不是每个艺象都有。有，也不是每个欣赏者都能体悟到。能体悟到的，也有深度和广度上的差别。有的舞蹈艺象，或者有独具特色的艺术语言，或者有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或者有发人深思的艺术意蕴。但是，真正优秀的舞蹈艺象，必须是用生动传神的舞蹈语言、塑造出内蕴着隽永深邃意蕴的栩栩如生的舞蹈形象的结构有序、有机融合成的一个完美整体。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样的舞蹈艺象才能传世不朽。

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我们讲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1]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来说，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外来的文化。二者的产生具有不同的社会背景。马克思主义诞生于资本主义大工业社会，伴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认识、反思、批判，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也在这个实践过程中得到发展、创新。而中国的传统文化伴随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始终，与中国的历史传统和社会现状相契合，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必须深刻地认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不同的历史渊源。511.马克思主义的特点。客观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特性。首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具有特定的社会和时代背景，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都是一种客观的存在，是客观实在在人们意识中的反应。它并不是悬浮于空的思想体系，而是在实践中，经过实践的检验形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关于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基本理论，它解释了自然界及人类社会发展、运动的客观规律，这种规律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不能被创造和消灭，只能发现规律，从而探索并利用规律。马克思主义哲学论述了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基本方法，告诉人们要在把握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充分地发挥个人的主观能动性，理性地认识自然界、人及人类社会。这种理性认识世界的方式，不仅是一种思想文化，更是一种实践力量，能够在实践中释放巨大价值。科学性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征，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得以在中国传播、发展、创新，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力量之源。“科学只有从感性的意识和感性的需要这两种形式的感性出发，因而，只有从自然界出发，它才是真正的科学。全部历史都是为了使“人”成为感性意识的对象和使“作为人的人”的需要成为需要所做的准备。”[2]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主要在于它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也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其他理论学说的重要特征。“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3]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灵魂。离开了实践，马克思主义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很难得以延续和传承。“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4]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紧紧把握时代脉搏，立足于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立足于客观实践，在实践中探索中国道路，探索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2.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巨大的包容性，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民族特色。它是中国历史长期以来形成的意识形态、思想观念、心理倾向和情感态度。这些思想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进程。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内涵十分丰富，既包括儒、道、墨、法各家学说，也包括许多民间的文化，使得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强大的包容性。重理论、轻实践，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鲜明特征。儒、墨、道、法四个思想流派都是注重理论的探索和思考，但很少将理论应用到实践中来。专制的政治体制使得人的创造性被束缚、被压抑，很难释放个人潜能，也很难实现理论到实践的转化和超越。这也是中国近代社会落后于世界潮流的重要原因。比如儒家否定个人的的利益和权利，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5]要求人人君子，要求克己复礼，克制自己的欲望。朱熹进一步提出：“圣人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存天理、灭人欲”。[6]注重培养高尚的道德品质，关心和帮助他人，热爱家庭、忧国忧民，做一个仁者，在儒家看来，做人的最高境界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可见，这些思想家都在探索人性修养和个人情怀，并没有将其上升到实践的层面。纵观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脉络，可见中国传统文化历史底蕴深厚，思想内涵丰富，尤其在个人修身养性和治国之道方面强调的比较多，这对中国人的性格塑造和形成以及政治的创新改革具有一定的作用和影响。但是，面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我们需要冷静的分析和理性的思考，我国的传统文化既有促进社会发展，培养人们高尚品德和气节的精华部分，也有专制腐朽、压抑人性的糟粕部分。中华传统文化是与马克思主义完全不同的理论学说，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然要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当下关于这二者的关系问题学术界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主流观点强调：“马克思主义是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是我们的指导思想和兴国之魂，所以必须强化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然而也有学者指出：“中国当下的进步和发展是源于中国思想文化的本土化，这种本土化是中国整个思想文化的主流，引领着中国社会的进步”。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带来了巨大的挑战，这种挑战体现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人思想的塑造根深蒂固，影响深远，而马克思主义作为外来文化，对它的了解、学习和运用也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如何将二者辩证统一起来，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这是我们无法回避的重要课题。

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必然性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历史和人民的抉择，有其历史必然性。而且从各个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在学理基础和价值追求方面有诸多的契合点。我国著名的学者李泽厚就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践性格非常符合中国人民救国救民的需要……重行动而富于历史意识，无宗教信仰却有治平理想，有清醒理知又充满人际热情……，这种传统精神和文化心理结构，是否在气质性格思维习惯和行为模式上，使中国人比较容易接受马克思主义呢？其中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主要作为一种历史观与中国文化心理尊重、历史经验、富有历史观念的历史情感，更有相互接近的地方”，这说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不仅适用于中国的基本国情，而且符合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马克思的人本思想和实践与我国传统的“人本思想”以及“人格道德化”一脉相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必然性表现为二者的相通性。哲学理论的相通性，在中国古代文化中也渗透着朴素的辩证法思想。老子的许多著作都揭示了客观事物对立统一的规律，“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声音想和，前后相随”，它不仅体现了对立面的统一，也强调了矛盾双方的相互转化。虽然这种朴素的辩证法思想有其局限性，但是它与马克思主义的矛盾运动规律不谋而合，这种朴素的辩证法对人民的思想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它外化于人们的生产实践之中。这种思维方式的相通性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理论基础。治国理念的相通性，中国历代统治者都注重将法家思想与儒家思想相结合，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我国现代著名思想家顾准认为：“中国几千来的政治一直是内法而外孔，以孔做羊肉，挂招牌，以荀或法做实际”。[7]面对中国的现实状况，必须通过暴力革命推翻三座大山，以革命的力量推动中国社会的改革和进步。由于人们受法家思想的感染和熏陶，这种暴力革命的改革方式更容易被民众认可和接受，从而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社会革命中的指导地位。人民解放途径的相似性，马克思主义的实质是被压迫阶级通过革命实现自身解放的理论武器。同样在中国社会历史上也曾爆发过数次农民起义，这也反映了中国人民在倍受压迫状态下的强烈反抗心理。两者都充分显示了人民对个性解放、自由平等的强烈追求。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得以在中国文化土壤上扎根、发展、壮大的重要基础。

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途径

理论离开具体的实践必将失去真理性和价值性，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理论形态如果无法合理地解决现实社会中的问题，那么它必将被怀疑和否定。当下的中国，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综合国力显著提升、人民生活日益殷实。然而，这样的发展却带了一系列社会问题，比如人们在片面追求经济增长进程中出现的道德滑坡现象，有人说当下中国社会面临的突出问题是“收拾人心”问题。“收拾人心”必将通过思想教育和思想引导，单靠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或者仅凭加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都无法很好地解决现实问题。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些问题的出现有其特定的原因，包括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社会的方方面面。在这样复杂的环境下如何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如何充分发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优势是我们必须深入思考的重要课题。1.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中国的传统文化伴随着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它的许多理论符合中国古代社会的国情，但未必符合当今社会的发展实际。因此，我们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维对其理性分析，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使其在辩证的否定过程中得到扬弃，这既是中国传统文化得以延续发展的重要途径，也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途径。通过马克思主义的思维方式对我国传统文化进行重新解读，并适用于中国社会实践，从而增添社会的活力。2.坚持指导思想的一元化和社会思想的多元化，处理好主流和支流的关系。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任何思想上的错误倾向必将波及政治和经济领域。苏联解体就是惨痛的教训，这种指导思想的多元化所导致的社会混乱值得我们深思。历史和实践都证明，只有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才能推进中国社会的繁荣和进步。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必须进一步强化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重视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和思想建设，但这并不排斥我们社会思想的多元化，我们依然可以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并内化为自身的行为，促进个体的全面发展。3.推进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最主要的理论品质，中国有着特殊的历史、特殊的国情、特殊的环境。马克思主义虽诞生于实践中，但是有些理论并不一定适应当下中国的实际，那么这就需要进行理论发展和创新，使得马克思主义在新时期被赋予新的内涵，同时用新的思维方式和理论基础去解读中国传统文化，这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实现现代化的重要途径。4.积极合理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传统、民族文化相融合的过程，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形成了一系列理论成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这既是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也是实践基础上的文化创新。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战略机遇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将进一步推进，必将形成新的创新成果，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要战略机遇期。5.科学处理二者的矛盾。“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更新了中国传统哲学的形式，就是把中国传统的哲学内容融入现代哲学形态之中，使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精华能够在现代哲学的基础上更新、发展、成为对中国现代化有价值的思维方式，正是通过这种批判和改造工作，中国马克思主义创造了富有实践性、批判性和开放性的中国现代哲学，成为中国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8]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意识形态的指导思想，作为一种精神力量，具有强大的感召力和凝聚力。而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发展进步的历史过程中创造的精神财富，凝聚着世世代代中国人民的心血，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中国人民对这种传统思想怀有深深的敬意，在现实生活中会积极努力学习传统文化的精髓，用传统文化的道德规范来约束自己的行为，引领自己的人生追求。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在现实中的碰撞必定会产生众多的矛盾。从现实生活和实践活动的角度出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然要求要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分歧，立足于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同时，也要努力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丰富二者的内涵，使二者在和谐有序中促进中国社会的繁荣与进步。6.积极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是这个民族全体人民智慧的结晶，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是世界异彩纷呈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期努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积极促成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都是为了实现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推动中华文明走向世界。为此，必须大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选择。首先，必须充分发挥和加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其次要充分发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使得二者在相互借鉴、相互融合、相互补充的过程中共同促进中国社会的进步和繁荣，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伟大中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