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愿范文10篇

政策的火速又火速收回，可谓朝令夕改，让社会舆论一片哗然。按理说，改善空气质量是公众的普遍诉求，河南出台“最严禁放令”，全省统一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其初衷无疑是善意的。然而，政策还未实施就被叫停，折射出政府决策的不科学、不慎重。

当下，我国正处于社会经济体制深度转轨过程中，废旧章立新规几成常态。从住房限购限贷、私家车限行到城市积分入户、公积金存缴比例调整、延迟退休……可谓新政频出。与此同时，新政遭到公众质疑、拒斥现象也时有发生。有些决策尽管合法合规，但因遭遇公众反对，落实受阻成为“短命决策”。事实上，近年来像河南最严禁放令这样的“短命政策”并不少见：兰州单双号限行措施推出就变；武汉奖励举报车窗抛物措施的半路夭折；城市PX项目、城市垃圾发电项目、购房零首付免契税新政等不成功案例更是不胜枚举。可见，如果有关部门在尚未形成社会共识情况下匆忙决策，难免会陷入进退维谷的尴尬境地。长此以往，政府履职就会陷入困境，并可能增加政策成本、危害公共秩序。公众意愿与公共政策出现错位，凸显了现今社会治理中广泛存在的公众参与决策机制和公共政策沟通机制缺失的问题。究其原因：首先，有些从决策者习惯于“我说你听，我领导你服从”的管理模式，往往调查不深、闭门决策；对一项政策可能产生什么影响，事先并未做充分评估和应对预案。其次，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主体意识薄弱，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意愿不强。第三，公众参与制度化渠道不畅，普通公民虽能通过听证会表达意见，但现今听证会大多有名无实，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且公众多以个体方式参与其中，对决策影响力有限。现有法规制度对建立公共政策沟通机制并无明确规定。正因如此，不少公共政策往往是决策者叫好、“业内人士”叫好、专家学者叫好，却难以让公众叫好。而一旦公众对公共政策反响过大，决策者要么选择沉默以对，要么被动添加“政策补丁”。

民心所望，施政所向。在从“管理”向“治理”转变的时代，公共决策吸纳公众参与意义重大；而决策制定后的和回应，同样大有可为。实践证明，完善公众参与决策机制和公共政策沟通机制，有助于决策者全面获取信息、有效地发现问题、准确界定决策目标；有利于政府和公众面对面商谈，相互求得谅解，化解矛盾冲突，最终达成共识、形成共同意志；有利于政府通过科学程序、方法进行决策，增强公共决策的正当性，防止公权力滥用，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

如何实现公众意愿与公共政策同频共振？需要决策部门及时了解公众对政策问题的利益诉求，保证公众集中关注的问题、利益影响广泛的问题、关涉社会持续发展的问题能够快速进入决策部门的议事日程，促进政策问题的及时发现和解决。要逐渐扩大听证会的适用范围，保证听证会成为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常态流程；优化听证程序及规则，实现听证的公开透明化运作。重视对公众民主意识、法治精神的教育，逐步提升公众的参与意愿和参与能力，增加公众参与的稳定性与安全感；引导公众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发挥更有效的作用。健全决策回应和公示制度，以利于在公权力部门与公民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关系。完善政策责任追究制度，以严格监督和问责倒逼公民参与权、知情权的有效落实。

作者:杨明生

摘要：居民老旧小区改造意愿是成功推行老旧小区改造政策的关键环节。基于计划行为理论，引入住区社会资本因素，搭建老旧小区居民改造意愿影响因素的理论模型，以济南市6个老旧小区居民为调查对象，构建结构方程实证分析模型，揭示多群组居民参与老旧小区改造意愿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显著正向影响居民参与老旧小区改造意愿；住区社会资本通过居民改造态度间接影响改造意愿；此外，学历越高，居住时间越长，居民改造意愿越强烈，住户比租户改造意愿强烈，而性别、年龄、月收入对改造意愿影响很小。提出针对性对策和建议，并提升老旧小区居民改造意愿。

关键词：老旧小区改造；居民意愿；结构方程模型；计划行为理论

2021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强调：“加快推进城市更新，改造提升老旧小区”。2022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再次强调：“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实施城市更新行动”。2022年的两会政府工作报告再次提出开工改造一批城镇老旧小区项目，各省市相继出台了深入推进的实施方案，加快老旧小区改造步伐。因此，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已成为各级政府高度重视的焦点问题。此外，作为一项重要的民生工程，老旧小区改造对于改善人居环境，提高居民幸福指数，促进城市更新和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老旧小区通常使用年限较长，存在配套设施陈旧老化、基础设施不健全、使用功能不完善等诸多问题，不能较好地满足高品质居住需求[1]。目前，老旧小区改造中，居民以被动参与为主，改造意愿不高，老旧小区改造项目推进较为缓慢[2]。而居民作为老旧小区改造的直接利益主体，居民的改造意愿将直接影响改造进程，也是造成改造“推而不动”的主要影响因素[3]。现有老旧小区居民改造意愿影响因素研究一方面多集中于居民自身因素，而忽视住区社会资本因素的影响[4]，住区社会资本是在互动中，居民与组织之间形成的信任、互惠、合作等关系的总和[5]。住区社会资本包括社会规范、网络、人际信任等基本特性。考虑住区社会资本对老旧小区改造意愿的影响，更贴近老旧小区改造的现实情境，提供了一个新颖的研究视角；另一方面居民改造意愿研究缺乏针对不同群组居民改造意愿，细分人群的研究，有助于为政府制定分类差异化激励性政策提供建议[6]。因此，本文基于计划行为理论，引入住区社会资本变量，构建理论模型，对典型省会城市山东省济南市多个老旧小区进行问卷调查，展开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围绕居民的改造意愿与相关影响要素进行多群组探索，为提高居民改造意愿提出针对性建议，为相关政府部门制定政策提供参考和理论支持。

1理论基础及研究假设

计划行为理论是将个人信念与行为关系相联系，主要探讨了主观规范、态度、知觉行为控制对行为意向的影响[7]。近年来，许多研究根植于计划行为理论，可以科学地预测行为意向，在消费[8]、教育[9]、农业[10]等领域被广泛应用于研究人们的行为意向与意愿，本文在研究老旧小区改造意愿的影响因素时，也应用了计划行为理论。主观规范指个体在做出某一决定时所感受的社会压力[7]，个人在决策时会受个人、团体等环境群体的影响。很多研究都证明了主观规范对个体意愿的影响，如朱正威等[11]在研究中验证主观规范对公众参与社会稳定风险评价有显著正向影响，李徳智等[3]认为主观规范会影响居民参与治理意愿，并验证了主观规范对态度存在正向影响。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H1：主观规范正向影响改造意愿；H2：主观规范正向影响态度。态度即个人对项目正面或负面的感觉、评价，在本文中即老旧小区居民对于改造的喜好程度。AzjenI[12]探讨了态度与意愿的关系，验证了态度正向影响意愿。罗丞[13]验证了消费者态度正向影响其对安全食品的支付意愿。因此，提出以下假设：H3：态度正向影响改造意愿。知觉行为控制即个体基于个人经验与预期阻碍对做某事所感受到的难易程度。当阻碍越小，个人能力越强，经验越丰富时，其知觉行为控制越强。正如Bandura[14]认为，个体认知行为受其对自我行为能力估计的影响，并提出了自我效能的概念。张红等[15]在研究居民参与社区治理行为影响因素时发现，居民的知觉行为控制会正向影响参与意愿与态度。张铮等[16]在研究支付意愿时发现，提高知觉行为控制会促进支付意愿。因此，提出以下假设：H4：知觉行为控制正向影响改造意愿；H5：知觉行为控制正向影响态度。布迪厄首先提出了社会资本的概念，帕特南将其从个人维度上升至集体维度，将社会组织所呈现出的一些基本特性称为社会资本，如社会规范、人际信任、网络，他们使合作和行动更加高效[7]。居民互相链接、信任、理解，这种关系协调了居民行为，更易使零散的意向呼声产生共鸣的倾向，促进了居民为相同的诉求利益进行合作和协调，促进居民的“利益表达”“利益集结”，提升了社区治理绩效，易于社区的建设发展。因此帕特南[17]还将社会资本与社区发展相联系，提出“社会资本是社区发展车轮的润滑剂”，住区社会资本是个人与组织在住区内部通过互动形成，是信任、互惠、合作关系的总和[5]。根据现有学者较为成熟的住区社会资本测量方法，选取3个维度：社区归属感（个人和社区的情感链接）、志愿主义（个人愿意无偿帮助他人）、地方性社会网络（强调结构性强的个人社会网络），来测量住区社会资本。同时社区治理公民参与态度被证明会受到住区社会资本的影响，杨晓冬等[4]研究发现，住区社会资本对其业主参与有正向影响。因此，提出以下假设：H6：住区社会资本正向影响态度。同时，居民改造意愿可能会受到性别、年龄、月收入、学历、居住时长、是否租房的影响，综上所述，基于计划行为理论，提出假设并构建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

2研究设计

2007年开始，财政部在内蒙古等6个省份开展水稻等大宗农作物政策性保险试点，但基于低保障、广覆盖的政策设计理念，水稻等种植业保险总体保障水平有限，保障金额基本以覆盖农作物的直接物化成本为主。仅仅覆盖物化成本的作物产量保险无法满足投保农户的风险补偿需求，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农户对政策性农作物保险需求长期偏冷、偏低。伴随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不断涌现和成长，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表明，规模化、集约化、标准化的现代农业经营方式对高保额农业保险产品的需求更加强烈，如何更好地满足“三农”领域日益增长的风险保障需求是实现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必须解决的重要命题。切实发挥农业保险保护支持农业发展的重要功能、加快提升农业保险产品的风险保障水平必然成为完善农业保险政策体系的重要选项。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及随后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中明确提出探索开展稻谷、小麦、玉米完全成本和收入保险试点的政策思路。财政部、农业农村部和银保监会随后提出了相关试点工作方案。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对该政策作出了明确表述。2019年，作为国家首批水稻完全成本保险试点省份的湖北省，选择在公安、枣阳、沙洋、黄梅4个产粮大县（市）开展水稻完全成本保险试点，4个试点县市水稻种植面积27.38万hm2（其中规模经营种植面积3.54hm2），农户投保面积19.65万hm2，占试点区域水稻种植面积的71.78%。按照湖北省水稻成本统计数据，试点地区水稻完全成本保险每公顷投保费率6%，保额16500元，保费990元（农户承担30%）。2019年，全省水稻完全成本保险试点县市保费规模19457.02万元，为15.07万农户提供32.39亿元的风险保障，累计给予投保农户风险补偿2230.07万元，简单赔付率62.86%。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本研究结合湖北省开展水稻完全成本保险试点的情况，通过对试点县市545个水稻种植农户的问卷调查，研究风险保障水平对农户参保意愿的影响，从提高农户参保意愿这一保险产品与农户之间的关键联系点入手，为促进水稻保险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政策参考。

1研究现状

农作物保险被认为是支持农民应对生产风险的风险转移机制之一［1］。影响农户参保意愿的因素较多，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此开展了不少研究。Wright等［2］对美国农户未参加联邦农作物保险的原因分类归纳，并根据影响程度的重要性从主到次进行排序，发现影响最大的因素是联邦农作物保险保额太低，其他依次是保险保费太高、主体已通过自有措施分散风险、主体有分散化经营方式、主体已参加其他种类农业保险。Monte［3］选取在越南北部地区从事荔枝生产的农业经营主体进行考察，发现其购买农业保险的意愿受保险费率、保险保障水平、农户受教育年限、农户平均总收入等因素影响。Sidra等［4］认为农户对农业保险的需求取决于其对农业保险的认知程度。William等［5］从基于天气指数的农作物保险投保情况来看，非洲参保率偏低的主要原因是保险计划设计之初没有让农户参与进来。于洋等［6］以水稻保险为例，通过对辽宁省盘山县部分水稻种植户的调查，发现不同的保障水平下相同的因素对农户参保意愿的影响会出现差异，但随着保障水平的提高，水稻生产专业化程度等主要因素对参保意愿的影响仍然显著为正。杜鹏［7］以湖北省5县市342个农户为样本进行问卷调查，发现个人保费承担水平会削弱农户的参保意愿，而保险保障程度高低、政府补贴多少等对提高农户参保意愿有积极的影响。王克等［8］基于对中国5省份574个农户数据回归分析，指出政府补贴低的时候单独提高保额会导致农户缴纳保费增加，保额上升带来的效用不足以弥补保费增加的效用损失，从而降低农户参保意愿。张虎等［9］对福建省龙岩市413个烟农进行了调研，表明烟叶种植面积、风险偏好对提高农户保险支付意愿有正向影响，而聂荣等［10］通过对辽宁省2015年部分农户随机调查的研究发现，作物耕地面积对提高农户参保意愿有积极影响，但农户的风险偏好对其参保意愿有负向影响。周坚等［11］从保障粮食安全的角度提出，如果农业保险的保障水平不能有效补偿投保农户的灾害损失，则农业保险将无法真正发挥保护农业生产的风险管理功能。袁敏［12］基于辽宁省盘锦市盘山、大洼2县10乡400个水稻种植户实地调査数据，使用Logit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发现除了与前述研究相近的水稻种植面积、对水稻保险的认知度外，政府是否给予相应的保费补贴以及补贴比例的高低对农户参保意愿有明显的正向影响。张启文等［13］以黑龙江省5个区县的800个农户作为调查对象，与张虎等［9］的研究结果相反，认为受教育程度与农户的参保意愿不相关，而历史上该地区农业生产的受灾频率和损失大小对农户的参保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刘露等［14］以辽宁省玉米种植户为例估算农户对完全成本保险的支付意愿，结果表明，维持当前补贴水平不变，农户愿意为完全成本保险支付更多保费，同时受教育程度及过去的投保经历对农民的支付意愿也有正向影响。程静等［15］基于行为金融分析框架，构造风险认知、风险管理、保险认知、保险负担、农业情感五类行为变量，使用湖北省6县市351个农户的调查数据，分析得出对农户参保意愿影响最大的因素是风险管理，其他依次是风险认知、保险负担、保险认识和农业情感。李猛等［16］从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角度，通过对湖北监利等县市329个农户的调查，聚焦政策性农业保险在实际运行中呈现的结构性矛盾，提出农作物的市场价格和规模化经营程度对农户的参保意愿影响较大。李琴英等［17］基于情景模拟的视角，实证分析了政策凸显性和保费补贴对农户参保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在政策凸显性较高和有保费补贴的情况下，农户在认识到政策性种植业保险保障功能的同时，会察觉和感知到在保险产品价格构成中自己仅承担较少的部分，为实现自身效用的最大化，农户会更愿意参保。综上所述，学术界对影响农户参保意愿的主客观因素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取得了较丰硕的成果。但现有研究较少关注政策设计层面，即如何回应农户对高保障农业保险产品日益迫切的强烈需求。基于现有研究的这一欠缺，本研究以水稻保险为切入点，在保险标的、保险费率、理赔责任等主要产品条款大致不变的情况下，重点考察水稻基础保险政策调整为水稻完全成本保险后，风险保障水平的大幅提高对水稻种植户参保意愿的影响，进而丰富现有研究，为政府部门进一步持续推进农业保险扩面、增品、提标和不断完善农业保险政策以及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提供些许有益的参考。

2数据来源和描述性统计

为了解试点县市农户参与水稻完全成本保险的具体情况，考察影响农户参保意愿的主要因素（包括水稻完全成本保险的保额、保费等）。本研究对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县、沙洋县和黄冈市黄梅县以及襄阳市枣阳市的部分水稻种植户进行了问卷调查。问卷调查的内容包括农户基本情况（经营类型、所在区域、实际年龄、最高学历）；农户种植及参保情况（水稻保险产品选择、种植面积、投保面积、每公顷水稻产量、受灾受损面积、获得赔付金额）；农户对完全成本保险的看法（农户对保费高低的评价、对完全成本保险政策的了解程度、对保险经办公司提供服务的满意程度）。本次调研共获得问卷545份，其中，公安县238份，枣阳市240份，沙洋县44份，黄梅县23份；其中，个体农户507份，家庭农场10份，合作社26份，农业企业2份。经核查，部分农户2019年停止了水稻生产经营，部分农户填写的耕种面积异常，剔除上述情况后，最终使用494份有效问卷结果来进行分析。农户基本情况如表1所示。由表1可知，88.66%的农户从事农业生产时间在10年以上，而湖北省政策性水稻保险试点是从2008年开始的，也就意味着绝大多数受访农户有参加或者了解水稻基础保险的经历。29.96%的农户年龄在41~50岁，51岁以上的农户占63.56%。受教育程度方面，学历在初中及以下的农户占68.83%，具有高中及中专学历的农户仅占27.53%，这与当前中国从事种植业的劳动力情况比较一致。2017年、2018年，在未开展水稻完全成本保险前，没有参保的农户占比分别为27.94%、24.90%。2019年开展水稻完全成本保险后，没有参保的农户同比下降至1.01%。77.33%的农户表示，完全成本险种的保障程度高，受灾后能够弥补全部的生产成本，有利于恢复再生产，是他们选择参保的最重要原因。由农户参保选择情况（表2）可知，在考虑不选择原因时，2.63%的农户表示不知道该险种，11.13%的农户表示保费偏高，15.79%的农户表示基础险风险保障程度足够，11.74%的农户表示担心保险公司赔付不到位。与水稻基础险相比，完全成本保险条款规定农户自缴保费的比例由22.5%提高至30%，缴费额由97.5元/hm2提高到297元/hm2。关于自缴保费增加后农户对完全成本保险的看法，由农户对完全成本保险评价（表3）可知，55.47%的农户表示每公顷愿意承担226~300元的保费额度，67.81%的农户对农户承担费用比例看法表示合适。由于完全成本保险保障程度的提高，应缴保费也相应提高，完全覆盖了农业保险机构收取农户保费的工作成本，农业保险经办机构对参保农户的上门服务也得到改善。对保险公司服务满意程度方面，35.63%的农户表示满意，49.19%的农户表示很满意。问卷中同样收集了农户水稻耕种面积、投保面积、每公顷产量、受灾面积、获得赔付金额等具体数据。汇总农户基本情况、农户参保选择情况、农户对完全成本保险的评价以及农户种植情况，各变量定义以及描述性统计见表4。由表4可知，相较于2018年，2019年农户每公顷保障额度平均增加约9680元，总保费缴纳额平均增加约8370.75元，保费缴纳增加额在农户之间差异较大，原因是不同农户的保险选择可能发生变化，同时种植面积也可能发生变化，导致总保费缴纳额发生变化。平均种植面积为2.264hm2，不同农户之间种植面积差异可能较大，在回归过程中取其对数。平均每公顷产量为8406.9kg，不同农户间每公顷产量差异较小。平均受灾面积为0.053hm2，受灾比例为47.09%，实际每公顷赔付约6077.85元，大部分农户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受灾情况。

3结果与分析

国务院办公厅2009年的《国务院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指出，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以下简称新农保)遵循政府主导和农民自愿相结合的原则［1］。作为一项农户自愿参加的公共政策，农民的真实参保意愿以及对制度的认可度直接关系着新农保制度覆盖面的扩大，也关系着新农保制度的可持续性发展。目前新农保试点工作正深入推进，截至2011年6月底，纳入国家新农保试点的27个省、自治区的838个县(市、区、旗)和4个直辖市部分区县参保人数共计1．42亿人，加上20个省的409个自行试点县参保人数，全国参加新农保的人数共1．99亿人［2］。但是依然还有部分试点地区的农户不愿参保，影响他们参保行为的因素有哪些?目前已经参保的农户是否是在对政策非常了解的前提下自愿缴费?这些问题的回答对于新农保制度“广覆盖”这一目标的实现，以及进一步提高制度设计的合意性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目前部分学者利用实地调查的资料从不同角度对农户参加新农保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但是已有的某些分析结论还存在较大分歧。主要表现在:第一，年龄因素对农户参加新农保意愿的影响。有的研究表明年龄与农户参保意愿呈负相关关系，年龄越大越不愿参保［3］［4］［5］;有的研究表明年龄与农户参保意愿呈正相关关系，年龄越大越愿意参保［6］;而有的研究表明农户年龄对其参保意愿没有显著影响［7］［8］。第二，家庭收入对农户参保意愿的影响。有的研究表明农户的收入越高越愿意参加新农保［4］［8］;有的研究表明农户收入越高越不愿意参加新农保［9］，而有的研究则表明农户收入对其参保意愿没有显著影响［7］［10］。第三，政策了解程度对农户参保意愿的影响。有的研究表明对新农保政策了解的越清楚越愿意参保［6］，有的研究表明对新农保政策了解的越清楚越不愿意参保［4］［8］，而有的研究表明农户对新农保政策了解程度对其参保意愿没有显著影响［7］。本文认为产生这些分歧的最主要原因是各位学者采用的调查对象不同。这就迫切需要进一步扩大调查范围，对样本的特征进行深入的细分，并根据不同社会群体的特征来反映不同社会群体对新农保制度的不同需求。而民族地区的农户作为一个特定的群体，有其特殊的文化传统和习俗，目前已有研究却较少关注民族地区农户的参保意愿及其政策需求。本文试图通过对民族地区农户的调查，了解民族地区农户对新农保的参保意愿和政策需求，深入分析影响民族地区农户参加新农保的因素及其程度，以期为我国新农保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提供科学依据。

一、数据、模型与变量

1．数据描述。本文数据来源于课题组2011年7月组织的由经过培训的中南民族大学社会保障专业的本科生在湖南、广西、湖北、贵州、安徽和云南六省、区的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的问卷调查。此次调查具体抽样方法为:每个省选择1－2个县，每个县选择2个村，每个村随机抽取30个农户。共发放问卷400份，回收有效问卷369份，有效率为92．3%。此次调查样本中侗族、苗族、壮族、土家族、瑶族、彝族等少数民族占82．1%，汉族占17．9%;男性占66．3%，女性占33．7%;没有上过学的占4．6%，具有小学文化水平的占32．9%，具有初中文化水平的占41．1%，具有高中、中专文化水平的占17．4%，具有大专及以上文化水平的占4．0%;年龄在16－29岁以下的占14．9%，30－44岁之间的占40．4%，45－59岁之间的占30．4%，60岁及以上的占14．3%;家庭人口数在3人及以下的占19．0%，4人的占31．6%，5人的占27．7%，6人的占14．8%，7人及以上的占6．9%，家庭平均人口规模约为4．6人;所处地理环境为山区的人占79．6%，所处地理环境为丘陵的人占11．7%，所处地理环境为平原的人占8．7%。调查样本中，对于“您自己年老时最希望采取哪种方式来养老?”这一问题的回答，有49．7%的人选择子女养老，有35．6%的人选择社会保险养老，有12．2%的人选择个人储蓄养老，有2．5%的人选择商业保险养老、集体养老等其他养老方式。目前60岁以上老人最主要的生活来源是依靠子女给钱的占55．3%，依靠自己储蓄的占26．4%，依靠国家提供养老金的占13．6%，依靠其他来源的占4．7%。

2．变量与模型选取。调查样本中有79．3%的农户所在县(市、区)进行了新农保试点，有20．7%的农户所在县(市、区)还没有开展新农保试点。其中，新农保试点县的农户中有86．1%的人参加了新农保，13．9%的人没有参加新农保;非新农保试点县的农户中，有88．2%的人表示如果将来实施新农保制度愿意参保，有11．8%的人表示不愿意参保。本文研究的因变量为民族地区农户是否愿意参加新农保，对于新农保试点县中参加了新农保的农户和非试点县中愿意参加新农保的农户赋值为1，对于试点县中没有参保的农户和非试点县中不愿意参保的农户赋值为0。这里用yi来表示因变量，yi的取值范围为:yi=1，参加保险yi=0，{没有参加保险由于因变量是一个二分变量，故本文选择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分析。具体计量模型［11］为:pi=P(yi=1|xi)=11+e－(α+βχi)其中，χi为影响农户参加新农保的各个因素;βi为自变量的回归系数，即在控制其它自变量的条件下，某单个自变量一个单位的变化所引起的对数发生比的变化;pi=P(yi=1/χi)是在给定一系列自变量χ1i，χ2i，…，χki的值时农户参加新农保的概率。已有研究成果表明，影响农户参加新农保意愿的因素有很多，本文着重从个人特征因素、家庭资源禀赋因素、社区环境因素和制度环境因素四个方面进行分析。个人特征因素包括民族、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四个变量;家庭资源禀赋因素包括家庭总人数、家庭人均纯收入、家中有无成员外出打工、家中有无党员四个变量;制度环境因素包括农户对新农保政策的了解程度和预期养老方式两个变量;同时选取被调查者所在区域这一变量来反映社区环境因素。其中，家庭总人数、家庭人均纯收入两个变量属于连续变量，民族、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家中有无成员外出打工、家中有无党员、所在区域、对新农保政策的了解程度、预期养老方式9个变量属于虚拟变量。本文将民族分为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汉族为参照组;年龄分为16－29岁、30－44岁、45－59岁和60岁及以上四类，16－29岁为参照组;教育程度分为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中专和大专及以上四类，小学及以下为参照组;所在区域分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此次调查的湖南、湖北、安徽三省属于中部地区，广西、贵州、云南三省属于西部地区，西部地区为参照组;对政策了解程度分为非常了解、比较了解和不太了解三类，不太了解为参照组;预期养老方式分为商业保险等其他方式、社会保险、子女养老和个人储蓄养老，个人储蓄养老为参照组。自变量基本特征描述见表1。

二、实证结果分析

运用统计软件SPSS16．0，通过Logistic回归模型对因变量民族地区农户是否愿意参保的影响因素进行估计，从模型回归分析结果看，模型χ2=55．756，Logistic回归模型结果统计性显著，表明所选的自变量对因变量联合解释效果很好。但就单个自变量解释效果来看，11个自变量中只有年龄、教育程度、所在区域和预期养老方式4个变量统计上显著，其他7个自变量统计上不显著(见表2)。

一、问题的提出

职业教育是提高劳动者技能最直接的途径，也是把人口压力转化为人力资源的关键环节。在我国，职业教育是教育中的短板，农村职业教育更是短板中的短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虽然通过一系列支农、强农、惠农政策有力地促进了农村各项事业的快速发展，但是，在西部一些贫困地区，农村发展还是面临着严峻挑战。要建设新农村，除了资金和技术方面的支持外，还需要大量懂技术、会管理、善经营的新型农民群体。这就要求政府不仅要强调农村义务教育，还要大力发展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发展农村职业教育是解决我国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和“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同时也能使广大农民适应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要求。而农村职业教育也只有发挥出自身蕴含的巨大经济和社会效益，才能得到广大农民的认可，农民的参与意愿才会增强。但是，由于受现实多重因素的影响，农民参与职业教育的意愿和积极性受到极大制约。近年来，我国部分学者对农民参与职业教育或素质培训意愿的影响因素做了相关的研究，并取得了一些有益的成果。宁泽逵、朱宏斌、陈遇春(2004)认为，农户家庭年收入水平、农户家庭主导产业、农户兼业化水平以及农户家庭文化水平等影响农民职业教育需求决策［1］;黎东升、朱良俊、杨舟(2006)研究表明，城郊农民参与就业素质培训的意愿受家庭劳动力人数、土地被征用情况、专业技能培训经历以及对未来的期望收入等多种因素的影响［2］;张智敏、唐昌海、姚延芹(2007)认为，职校学习是否对职业流动起到明显的作用是影响在读学生选择职业技术教育的主要因素［3］;卫龙宝、阮建青(2007)采用logistic模型分析了影响城郊农民参与素质培训意愿的主要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城郊农民参与素质培训的意愿受家庭劳动力人数、土地被征用情况、以前是否接受过素质培训以及对未来的期望收入等多种因素的影响［4］;张锦华、吴方卫(2007)认为，在影响农村家庭教育选择的因素中，家庭的收入状况、家长的职业技能和受教育水平的提高等对每个阶段的教育选择都产生积极的影响，而其他一些因素，如教育支出增加、财政支持的不足则降低了农村家庭选择更高教育水平的意愿［5］;梁英(2010)研究发现，独生子女、有职业技能、文化水平相对低而父母文化水平较高的农村青年更可能接受继续教育;地区差异也是影响农村青年继续教育的重要因素。［6］本文在总结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着手分析影响新疆南疆三地州农民参与农村职业教育意愿的主要因素。在分析过程中本文借助了新疆南疆三地州1078份农户的问卷调查数据及相关资料，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对影响新疆南疆三地州农民参与农村职业教育意愿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

二、数据来源和样本描述

(一)数据来源

调查地点选在新疆南疆三地州的3个县、5个乡、38个村和1个牧民定居点。其中，喀什地区有1个县(叶城县)、3个乡(巴仁乡、加依提勒克乡、依提木孔乡)、23个村;和田地区有1个县(墨玉县)、1个乡(阔依其乡)、12个村;克州有1个县(乌恰县)、1个乡(托云乡)、3个村和1个牧民定居点(玛依喀克)。调查对象是那些具有农村户口、长期在农村居住、社会组织化程度较低、以从事种植业和养殖业等农业生产活动为主的农民。调查人员分为喀什、和田和克州三个小组分别在当地进行入户问卷调查;调查内容分别涉及农民个人状况、农民思想观念、农民技能培训、农村职业教育和农村文化建设等方面。课题组在正式调查之前进行了问卷的试调查。在实地调查过程中共发放问卷1095份，本文最终用于统计的有效问卷为1078份，占回收问卷的98．4%。

(二)样本描述

一、前言

截至2007年6月，全国机动车保有量为1．528亿辆，其中私人汽车保有量为3239．39万辆。家庭机动车的快速增长对能源供应和城市环境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中国目前已成为世界第二大原油消费国和第三大原油进口国。同时，汽车污染已经成为许多大城市空气污染的主要来源…。据预测，2030年，中国汽车保有量将达到2．3亿辆，对应的车用燃油消耗将达2．5亿一3．0亿吨，相应的排放数量惊人。因此，推广环保节能汽车对实现我国节能减排的目标有重要的意义。

环保节能汽车推广的关键在于确定潜在的目标消费群体，并根据其特征确定相应的策略。环保节能汽车能效高、污染小，但相对普通汽车来说，存在一定的额外成本，属于绿色消费范畴。支付意愿是绿色消费研究的重要内容。国内外关于绿色消费有一定的研究，但研究结果随具体的消费领域、地区、时间等不同，差异较大。国内在绿色消费定量研究上，特别是针对环保节能汽车消费的研究相当缺乏。绿色消费研究开始于上世纪70年代前后。

影响绿色消费支付意愿的主要因素可以划分为五类：人口统计变量、绿色消费知识、相关价值取向、消费行为及消费态度。由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及可比性的限制，多数研究集中于讨论人口统计变量对消费者绿色消费支付意愿的影响。根据现有的研究，与绿色支付意愿相关的人口统计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收入以及居住地等。

一般认为，年轻、女性、有较高的受教育程度、有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者倾向于有更高的绿色消费支付意愿。实际上，并非所有的研究都支持这一结论。如Reizenstein研究认为，男性更愿意为控制空气污染支付额外的费用；Robe,s研究发现，富有环境意识的消费者的年龄高于平均水平；Sandahl等人的研究发现，此类消费者其受教育程度和收入低于平均水平。

因此，尽管人口统计变量对绿色消费有一定的指示意义，但随具体的环境不同，可能会呈现较大的差异性。因此，本文将在分析人口统计变量与环保节能汽车支付意愿关联性的基础上，再引入相关认知与环保节能汽车绿色成本支付意愿之间的关联性。

本文作者：李克敏商士杰工作单位：天津工业大学

（一）文化———家庭———自我的层级互动文化主要是指以西方为代表的个人主义文化和以亚洲、非洲为代表的集体主义文化；在文化的基础上，家庭可以分为独立型家庭模式、依赖型家庭模式，以及心理依赖型家庭模式；相应于不同的文化和家庭模式，自我分为独立型、依赖型和自主———关系型三个类型。创业研究者所熟知的是，独立型自我是一种创业型的人格，独立型自我的很多心理特质，如独立性、冒险性、成就动机、内控性等直接影响着潜在创业者的创业意向，是创业行为有效的预测指标，而依赖型自我及其相关的心理特质诠释则不利于创业意向的生成。跨文化社会心理学家为了揭示文化、家庭和自我三者之间的关系，将个体的发展和养育放在社会文化背景之下，把个体镶嵌进最接近的生活环境，再把最接近的生活环境镶嵌进远端的社会环境（社会制度、经济体系、文化模式和习俗）之中，发现文化、家庭和自我三层因素，通过社会化这一过程呈现出层级互递的影响关系。首先，文化通过价值观念、社会规范、习俗、礼仪、制度等社会化媒介将自身的特征传递给家庭这一个体社会化的中介场所；然后，不同的家庭模式作为其所属文化的载体，承载着该文化的先天模式和内在功能性结构，进而形成了不同文化背景下与不同的家庭模式相应的养育方式和互动模式；最后，不同子女养育方式和家庭互动模式塑造出了具有不同心理特质的自我类型。（二）家庭对自我塑造的实现方式家庭作为社会文化和个体之间的中介和交界面，是个体出生、成长和受教育的主要场所。费孝通先生说过：“人类创制这家庭的基本结构，目的是在解决孩子的抚育问题，使每个孩子能靠着这个社会结构长大，成为可以在社会中生活的分子。”[2]这里的“育”就蕴含着家庭对个体的教育和社会化的功能。1.早期婴儿照看方式和母婴互动。婴儿照看方式在生物进化基础上的“本能性养育”方面具有跨文化的一致性，如关爱系统（哺乳）、身体接触系统（拥抱）、身体运动刺激系统，以及面对面的互动系统。然而，凯勒等人通过跨文化研究发现，后三个系统的普遍性在不同文化中存在差异，比如，在非洲集体主义的传统农耕文化中身体接触和身体刺激更为典型，而西方城市背景的中产阶级家庭中面对面的互动系统更为常见。进一步研究发现，以亲密的身体接触为特色的养育风格有益于儿童与他人发展关联性，而带有儿童指导性语言的面对面互动则能促进儿童发展出独立感。2.家庭互动方式。跨文化心理学者Miller对儿童和父母的家庭互动模式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考察，他对不同文化中家庭交谈场景进行了研究，涉及美国家庭和中国家庭，结果发现中国的家长在与儿童交谈中常常反复援引道德规范和社会准则，使得儿童的违规行为更加突出；相反，美国的家长则会通过谈话降低儿童违规行为的严重性。可见，中国家长会通过特有的教育方式，构建儿童自我批评式的解释框架；而美国家长则会鼓励儿童使用自我肯定的解释框架。此外，美国家长在孩子表现出符合家长期望的行为后，会对他们进行表扬，以此培养孩子的自主性和自我能力；而在华人家庭赞扬则仅仅是一种手段，只是用来鼓励孩子听从家长的要求，赞扬只是为了鼓励孩子更加服从父母期望的行为。[3]3.子女价值。家庭塑造自我的方式除了上述的子女照看和家庭互动之外，在社会-文化因素和个体结果之间还有一个重要中介变量是理解家庭和社会文化动力的关键，即子女价值。子女价值是指家长寄予子女身上的价值，它是生养子女的内在动机，也就是人们为什么要生儿育女。子女价值分为三类：经济/实用价值、心理价值和社会/传统价值。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对父母赋予子女的价值有显著的影响。在发达程度越低的情况下，父母在子女身上所寄予的经济和实用价值会比较明显，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富裕程度的提高，子女的经济和实用价值有所减少。与之相对照，子女能向父母提供以及父母寄予子女的心理价值，诸如爱、欢乐、陪伴以及自豪感等的重要性有所增加。[4]（三）三种家庭模式及相应的自我类型跨文化社会心理学家库查巴莎根据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家庭互动方式和子女价值的差异，划分出三种不同的家庭模型，以及与三种家庭模型相应的三种自我类型。1.依赖型家庭模式。这种家庭模式多存在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和地区，在这种家庭模式中家长赋予子女经济性和实用性的价值。原生家庭在生计上对子女有强烈的依赖，子女从小就在家里或家外劳动，长大以后还要对父母提供老年生活的保障。在这种家庭中，父母要求子女的顺从和服从，倾向于对孩子进行服从性导向的养育，而不会促进其独立性和自主性的发展，因为自主的儿童有可能会发展成为一个与父母相分离的独立成年人，这样的人可能会维护自己的利益而不是家庭的利益，因此独立性不被当成有价值的东西，甚至被看成是对家庭完整和生计的威胁。依赖型家庭模式强调子女的顺从和服从，不鼓励自主性，于是产生了一种“他控型”的依赖型自我，这种类型的自我强调相关性和依赖性，缺乏自主性。2.独立型家庭模式。这种家庭模式普遍存在于西方个体主义文化中，城市中产阶级家庭由于物质上富足，以及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父母可以很少或不依靠子女的物质贡献，因此，子女的经济价值可以忽略不计，而子女对父母的心理价值比较突出。这种家庭在子女的养育过程中强调子女的独立性和自主性，父母养育目的在于促进子女独立性和分离性。费孝通先生在《美国人性格》一书中曾用“生活堡垒”来形容这种家庭，在这种家庭中“子女是配角，他们长成了就离开团体”。[5]独立型家庭模式中，儿童可以形成依靠自己和独立的品质，并逐渐完成与原生家庭的分离，所以，这种类型的家庭模式塑造出来的自我具有较强的自主性，即“独立型自我”。3.心理依赖型家庭模式。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方式从传统农业型向城市型转变，在家庭关系紧密的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下，情感方面的依赖得到维持，而由于财富和其他养老保险资源的增加，物质方面的依赖就削弱了。这种家庭模式赋予子女更多的心理价值和情感价值，养育方式上不再过度强调子女的服从和忠诚。为了适应现代化的城市生活方式，父母也注重培养孩子的自主性，子女的独立和自由空间得以扩展。另一方面，由于父母对子女情感和心理依赖程度并没有降低，仍然限制着子女的完全分离，所以子女的养育有一定程度的控制，而非放任自流，因为养育的目标并不是分离和个人主义的独立。心理依赖型家庭模式中塑造出来的个体是一种自主和关系共存的复合型自我，即“自主—关系型自我”，这种类型可以看成是独立型自我和依赖型自我的综合体，既有一定的自主性，又有一定的关系性。

（一）依赖型家庭模式及依赖型自我不利于创业意向的产生首先，创业需要较强的个体自主性和能动性，而依赖型家庭模式是一种束缚性的家庭模式，家族生计的困难导致父母赋予子女沉重的经济价值和实用价值，子女的一生几乎都是在家庭生存责任的重担下辛苦劳作。由于经济和时间大部分消耗在劳动中，子女无法形成独立的自我意识和能动性，他们更多是被传统保守的家庭观念所束缚，强调的是顺从、服从和相互依赖，很难具备创业者应有的独立性和能动性。其次，由于传统家庭的束缚和限制，以及对独立性的回避，个体在创业意向的形成中也难以知觉到家庭和社会规范的支持，相反，可能会处处受到观念的阻碍和限制。再次，这种处处受制约的观念和教育方式，会使个体形成一种外控型的、被动的人格特征，在态度和行为方面会显出无意识的依赖性和被动性。最后，由于传统观念的束缚和劳动的捆绑，子女受教育机会较少，个体也很难具备创业者所必需的知识结构和能力基础，更加难以从事复杂的创业活动。（二）独立型的家庭模式及独立型自我有利于创业意向的形成首先，创业意向与潜在创业者的心理特质密切相关，如独立性、乐观、内部控制、冒险倾向、成就动机等。西方的个人主义文化中的家庭在子女2012年11月养育和家庭互动中，注重个体独立性的发展。父母一般并不过多干涉孩子的行为，并鼓励孩子自己做决定，对自己的选择和行为负责，这样的教育方式促使了内控型人格的形成。其次，与这种家庭模式相应独立型的自我，在掌控外部世界方面拥有更强的信心。贝思•莫林和北山志乃研究发现，亚洲人不像西方人那样有充分的信心来把握自己，亚洲人不是努力来控制形势而是极力地适应形势。再次，独立型自我还有很多特质有利于创业意向的形成，独立型自我的个体更加乐观和追求个人成功，也就是说有更强的个人成就动机。最后，在冒险性和竞争性方面独立型自我也有很大的优势，发轫于古希腊的西方海洋文明历来追求竞争和冒险，而中国文化一向求“和”，“和”就意味着要有更多的自我控制。这一区别从东西方器物文明上一览无余，“希腊的花瓶、酒杯上展现的是战争、体育竞赛和豪饮狂欢的创面，而中国的画卷、瓷器上描绘的是家庭生活和乡间乐趣”。[6]（三）心理依赖型家庭模式及自主———关系型自我有利于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下创业意向的形成首先，心理依赖型家庭模式是集体主义文化适应经济发展的一种新的模式。这种家庭模式一方面保留了家庭原有对情感和关系的需求，另一方面不再强调对权威和等级的服从，而是一种人际的关联性，是一种“关系型”集体主义，而非“规范型”集体主义，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不再是一种规范的束缚，而是一种关系的支撑和协助。其次，这种自主—关系型的自我允许关系性和自主性共存于一体，一方面可以继承传统依赖型家庭模式中关系的优势，比如，子女可以从上代人身上继承成功的经验，子女与家庭之间的情感连接和相互支持，这是西方家庭所不具备的优势。马林诺斯基曾经赞美过中国传统“家”的功能，他说：“中国的旧式家庭，对于一切见解正确的人类学家，一定是可以羡慕的对象———几乎是可以崇拜的对象。因为他在许多方面，曾是那么优美”。最后，这种家庭的养育方式并不完全束缚个体的发展，个体在保持和原生家庭情感和关系连接的同时，可以自由地发挥个体自主性，个体的发展已不再被看作是对家庭的威胁，而是一种新的促进，这便使得个体即能具备创业所需的自主性，又可以获得家庭在情感的支撑，克服了依赖和独立的矛盾。所以，心理依赖型的家庭模式及自主———关系型的自我作为独立型自我和依赖型自我的综合体，具备了双方面的优势，是一种更有利于培养潜在创业者创业意向的家庭模式。

潘光旦说过“教育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每一个人的人格的培养”。[7]同样，创业教育的核心也应该在于创业人格的培养，而家庭在人格养成方面则起着核心的作用。家庭教育主要应该从养育方式和子女价值两方面入手。首先，培养与创业意向相关的独立、乐观、内控、冒险、高成就动机等人格特质，促进创业人格的形成。养育方式包括母婴互动和家庭教养方式，采取民主型的教养方式，促进子女形成独立自主、积极乐观的完善人格。其次，在子女价值方面，家长尤其是欠发达和农村地区的家庭应该对传统的经济价值和实用价值予以反思和扬弃，已实现城市化的地区或城市家庭也不应赋予子女过多的经济价值和实用价值。再次，国家在价值导向和制度上，应加速和促进家庭模式由传统的依赖型家庭模式向新型的心理依赖型的家庭模式转变，培养和塑造出既有独立自主性又与家庭有情感的连接的关系———自主型自我。

中央关于党的十七大对党章作适当修改的决定，总之。顺应了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愿望，适应了时展对推进党的事业、加强党的建设的要求，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集中体现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党的重要主张，党章是党的总章程。规定党内的重要制度和体制机制，对推进党的事业、加强党的建设具有重要的规范和指导作用。而只有保持党章的与时俱进，才能使党章的规范和指导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党的十七大对党章作适当修改，目的正在于此。理解，其意义至少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修改党章顺应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愿望。近年来，第一。不少党员向中央有关部门提出修改党章的意见和建议。党的十七大筹备工作启动后，征求各地区各部门对起草党的十七大报告的意见时，许多地方和部门都建议党的十七大对党章作适当修改。中央认真研究这些意见，顺应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愿望，决定对党章进行适当修改，并成立了党章修改小组。

修改党章是推进党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需要。党的十六大以来，第二。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伟大实践中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对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中形成了广泛共识，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通过修改党章，及时将这些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吸收到党章中，有利于进一步推进党的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

修改党章是推进党和国家的事业发展的需要。党的十六大以来，第三。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确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确立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并形成了一系列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方针政策，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开始步入又好又快发展的轨道。通过修改党章，将这一系列方针政策写入党章，有利于按照党的基本路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进一步推进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

修改党章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需要。党的十六大以来，第四。党在新的实践中扎实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得到加强，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取得重大成果，发展党内民主、改进党的作风、加强干部教育培训、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推进组织制度创新、建立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等方面取得了新的进展。通过修改党章，将党的建设的这些实践经验和理论创新成果写入党章，有利于进一步推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

摘要：为更好促进农类职业院校学生回乡村就业创业，发挥农类职业院校学生就业创业的主观能动性，为乡村振兴建设提供人力支持，以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大学专、本科学生为研究对象，对当前大学生面向农村基层就业意愿进行调查。调查主要从学生个人基本信息、家庭因素、社会环境因素、个人观念及态度等四个方面进行，并对农类职业院校在校大学生的就业意愿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提出加强农村基层就业政策宣传力度、深化就业指导教育教学改革、积极探索“耕读教育”新内涵、针对城乡差异优化吸引策略等建议与对策，以进一步提高农类职业院校学生服务乡村振兴的就业率与创业率。

关键词：农类职业院校；就业意愿；调查

一、农类职业院校在校大学生的就业意愿调查设计

为深入了解农类职业院校在校大学生的就业意愿，本研究对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大学在校生进行就业意愿调查与分析，希望通过调查，全面了解影响学生不愿意到基层就业的因素。本次调查通过问卷星进行，调查内容包括学生个人基本信息、家庭因素、社会环境因素、个人观念及态度等四个方面内容，本次调查的对象共计4500名，回收有效问卷4292份，有效回收率95.38％。

二、农类职业院校在校大学生就业意愿调查分析

（一）学生的基本情况

摘要：目的：了解订单定向生个人行为意愿是发挥主观能动性，从根本上解决目前基层留不住人才的这一根本问题的关键所在。方法：采用调查问卷形式对全科医学院一~三年级学生进行调查。结果：被调查者专业选择不明确，高年级学生就业意愿偏低，基层就业存在诸多顾虑。结论：加强专业宣传、政府政策扶持、学校教育引导等工作。

关键词：订单定向全科医学生；基层就业；意愿；影响因素

近年来，依然存在着基层医疗机构人才紧缺，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得不到有效发展，“看病难、看病贵”现象。如何培养一批适应基层医疗卫生需要的医学人才？了解订单式定向生个人行为意愿是发挥主观能动性，从根本上解决目前基层留不住人才的这一根本问题的关键所在。对象与方法选取订单式免费定向生一~三年级医学生为调查对象，共发放问卷420份，回收问卷420份，有效问卷411份，有效问卷回收率97.8%。411名被调查者中，男生177人，女生234人；农村生源学生363人，城镇生源学生48人。

调查结果与分析

一、专业选择的原因分析。调查显示，其中245人（59.6%），对医学感兴趣157人（38.2%），无就业压力155人（37.7%），无学习费用压力138人（33.6%），为家乡基层人民服务281人（19.7%），对全科医学感兴趣49人（11.9%），不清楚35人（8.5%）其他原因27人（6.6%）。二、基层就业意向分析。当问及是否了解国家政策，有302人（占73.4%）表示了解，说明学校对国家政策的宣传比较到位。对于将来到基层医疗机构工作，有229人（占55.7%）表示愿意，112人（占44.3%）表示不愿意或者不确定。[2]其中表示愿意的学生247人(占60%)；2016级的学生就业意向均高于其他年级，而2014级的学生就业意向明显低于其他年级，仅有35人（占33.3%）表示愿意到基层就业。194人（占47.2%）认为毕业后到基层医疗机构工作是受工作稳定的影响，属于被动行为。愿意到基层医疗机构工作的原因还有目前就业困难（155，37.7%）、受入学前签订合同限制（138，33.6%）、国家政策优惠（137，33.3%）、喜欢该学科（122，29.7%）、工作压力小（88，21.4%）、有发展空间（75，18.2%）、居民需要（66，16.1%）等。三、将来的打算及希望享受到的优惠政策。根据调查显示，研究对象也对国家政策提出了一些建议，认为需要进一步提供进修培训（325，79.1%）、提高工资待遇（324，78.8%）、解决编制（259，63%）、解决住房（216，52.6%）考研考公务员优先考虑（213，51.8%）、加快晋升晋职(184，44.8%）。全科医学生毕业后到基层医疗机构工作的合同期为6年，合同期满后，228人（占55.5%）想要到更高级别的医院工作；203人（占49.3%）表示要考全科医学专业研究生；103人（占25.1%）希望考其他医学专业研究生；仅有85人（占20.4%）愿意继续留在基层医疗机构工作；还有选择从事其他行业等。四、影响学生基层就业意向的单因素分析。影响学生基层就业意向的因素有：年级、了解国家政策、家人建议、为家乡人民服务、受入学前合同限制(P<0.05)；性别、民族、年龄、是否党员、学生干3部、独生子女及生源地、家庭人均年收入、父母职业、父母文化程度等因素对学生基层就业意向的影响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4]。五、影响学生基层就业意向的多因素分析。[5]将学生基层就业意向作为因变量，影响学生基层就业意向的各单因素作为自变量，包括年级、独生子女、家人建议、对医学感兴趣、受入学前合同限制等几个因素，选择BinaryLogistic非线性回归模型进行统计分析，说明对学校教育服务质量满意度较高、低年级、愿意为家乡基层人民服务及选择到基层就业不是出于受入学前合同限制的原因的学生更愿意到基层就业。

思考与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