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学范文10篇

拙著《草根的力量——台州戏班的田野考察与研究》出版后，学术界的反应颇出乎我的意料。该书是我在浙江台州经过8年田野考察之后形成的最终研究成果，也是我学习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田野研究方法，以文本与田野结合的路径从事当下艺术研究的初步尝试。著作已经出版，同行乃至一般读者自会判断其中得失。但是我深知诸多学者对拙著的兴趣并不完全针对拙著本身，学界的反应涉及到艺术学研究方法论层面的重大问题，而有关艺术学研究的田野方法，还需要做一些更深入的探讨。

一评价体系与学术规范

九十年代中期以来，艺术研究领域出现一些新的趋向，改革开放之初非常之盛行的、在“方法热”和“文化热”时期都曾经颇受关注的宏观研究，渐渐失去了至高无上的学术地位，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则日益受到学界重视。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一批针对个案的田野考察成果问世并且得到学界广泛认同，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可以视为艺术学研究的社会学和人类学转向。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介入艺术学研究领域，使得相当一部分学者开始尝试着运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领域极受重视的田野研究方法考察艺术现象，这一方法层面的变化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二战以来，文化批评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是令人瞩目的学术热点，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诸多重要的跨文化研究成果的出版，更令此前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视角受到普遍质疑。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对中国艺术学研究的影响，也必然导致艺术学研究出现学术与文化视角的转换。这个可能出现的最有理论价值的变化，我将在下一部分论述，这里首先想讨论的是，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的介入，其意义不止于文化层面上研究视角的转换，它还可能给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带来另外两个方面可能形成的变化乃至冲击。

其一，是有可能导致目前的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研究重点和研究成果价值评价体系的根本改变。

学术研究的价值取向受到教育制度和由教育体系决定的研究者知识谱系的影响。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研究一直比较重视理论层面的探讨。经由苏俄引入的、从德国古典哲学这一思想路径衍生发展产生的马克思主义，以及作为其知识和思维方法背景的德国古典哲学本身，长期在包括艺术研究在内的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占据特殊的主导位置，因而，和这一理论背景相吻合的艺术本体论研究，以概念和范畴为核心的抽象的理论探讨与分析，长期以来都是艺术学研究领域最受关注的研究方法。英美经验主义传统一直受到排斥甚至批判，对具体对象的个案的、经验的研究被置于次要的地位。这样的研究取向，不仅仅是出于对西方学术发展不同趋势的选择，同时也蕴含了中国传统思维方法对当代艺术研究的影响，在中国学术传统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整体性的、玄学研究路向，恰与德国古典哲学形成有趣的呼应——所谓“小学”在中国的学术传统中，显然一直受遏制，清代成就卓著的“朴学”也被后世的学术史家解读成是由明入清的汉代知识分子对严酷现实的逃避，以及对清代统治者的消极抵抗。

一、意识形态束缚与个性自由冲突

当代绘画通过复制古典美获得“成功”的艺术形式,将影响和意识形态的限制。工艺品设计,无论是在1950年代,或和动力。深化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的思想，促进艺术的艺术和设计变革，在促进中起了巨大的作用。由于具有特殊的艺术特色，给艺术的发展带来了一些障碍，同时也保留了基础珍贵的文化艺术进步。在政治思想，道德，社会心理压力，艺术史变化和摇动中，我们将看到着名绘画在古代国王和王子的神圣形象判断是京剧“模范歌剧”，美和丑的首恶站现在,对比耶稣的庄严的教堂高通用性的大小。艺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限制的意识形态,其性格的光但仍然没有消失。一个特定时代的意识形态下,智慧和思想与杰出的艺术才华,往往可以自己独特的个性和天赋。在中世纪的西方的宗教的限制,大量的主人在教堂建筑设计大师,演绎的艺术盛宴。中国革命艺术强有力的意识形态下,其艺术人才并不完全束缚,反而出现了大量血迹斑斑的衣服,比如租房子红色经典的艺术作品,为我国留下更多的艺术珍品。所以艺术家应该擅长结合艺术和思想,不得故意的使命,必须先感动自己,第二可以感动观众,以取得更大的突破。

二、主观体验和形象思维

目前，其他艺术相关研究较为成熟，因为这些学科的知识积累取决于严格的逻辑思维能力，不同的学者研究同一主题通常是相同或相似的结果。艺术的特殊性，人类主观经验和思维形象直接决定了艺术的创造和发展。这是自然艺术学科，观众在同一艺术现象分析中做出不同的立场，会有不同或相反的结论。在现代艺术，传统艺术和现代艺术学者的西方观点，学者往往有不同的观点。如果学者认为艺术不能复制，西方艺术是社会生活的反映。也从立体主义学者认为,现代主义艺术完全改变了我们的世界观,很快就被其他的表现主义,和其他学校接受未来。前研究艺术和社会关系通过艺术反映了社会现实的法律;艺术形式的分析内部法律,这表明现代艺术创造的价值。尽管两种类型的温和的观点,但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感知偏见之间的线,这是艺术研究的特点。

三、技术积累和艺术天赋

艺术家经常在许多艺术机构或在努力工作的艺术中被听到，这两者都可以创造出优秀的艺术作品。艺术不需要更多的艺术天赋或技能培训?艺术进行了探讨,主要任务是找到不同的目标,它不像科学和技术研究,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之前和之后的前代艺术不是直接连接,和继承关系。一些学者专注于艺术创作的礼物,这主要体现在艺术因素,如颜色、线条和节奏的敏感,也感动了表演艺术天赋和灵感。在艺术的世界中,我们不能否认古代和现代的一部分的重要性,努力学习,这常常需要一些技术积累。通过深入研究取得相应的艺术创作能力和技能,可以使艺术家,最宝贵的财富,当然,也可以培养,促进艺术家的思想教育。在研究的早期阶段更依赖于艺术天赋和爱好，以及技术培训过程，往往依靠学习难度，技术积累。创作的最后阶段需要更多的人才和灵感。指定目录，科技教育部的“艺术”专业规范，与其他人文科学研究相比，在中国开始相对较晚，艺术和艺术本身，内容广泛深入和广度，基础和前沿研究，研究方法和技术，因此，它似乎并不成熟的艺术研究。艺术进行了分析,基于角色的艺术和设计艺术是本文中所讨论的,为了区分不同属性和相互交流,情感的表达让更多观众能更充分地体验艺术的魅力和内涵。

1研究背景

自从沃尔特•格罗披乌斯于1919年在德国成立包豪斯学校作为现代设计教育诞生的标志以来，正规的设计教育在西方已发展了近100a。包豪斯学校从一开始就将艺术因素纳入整个设计教育体系中，将艺术与技术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体[1]。在这个近百年的历史中，欧美设计院校的办学理念、课程设置及教学方法等都有了飞跃性进步，这种进步主要体现在以学分制为前提，强调提高设计专业学生的综合素质，体现设计的学科交叉性，同时采用理论教学与工作室制度相结合的方式，发展和完善了包豪斯学校的“双轨制”教学。中国的设计教育历程与德国有关。德意志帝国于1918年11月宣布战败，其后成立了魏玛共和国，为了复苏国力，致力于发展经济和教育。1919年4月1日，共和国允许格氏在魏玛成立了包豪斯，而就在那天，我国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抗议英美法三国会议把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以此为导火索，不久，就在北京爆发了“五四”爱国运动。这之后，随着新文化运动对民主和科学的传播，以及新式学堂的建立和留学风气的日盛，现代设计的概念也开始传入我国。中国的设计教育经历了“图案”——“工艺美术”——“工业设计”——“艺术设计”的过程。在这一发展进程中，我国的设计教育研究也一直是在不断的争论研讨中发展的，而真正的现代设计教育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直到1998年7月，根据教育部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才开始将“艺术设计”定为本科专业的名称，在此之前的1997年6月将“设计艺术学”定位为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学科的名称。近几年来，很多高校还开设了与艺术设计实践性专业相左的、以偏重艺术设计理论学习的“艺术设计学”专业。由于名称文字上的近似，人们对艺术设计、艺术设计学和设计艺术学三者的概念还较为模糊，常常混淆，没有认识到三者实质上的区别和联系，没有分清三者到底是怎样的辨证关系，这就不可避免地在招生、教学、实习过程中出现专业与学科属性认识上的错误和偏颇。因此，有必要对三者进行深入研究，以明确三者各自的专业与学科特点，使我国的设计教育层次更分明、目标更明确。

2三者概念

2.1艺术设计

当下在各大学招生目录中的“艺术设计”是指一门专业，它主要包括了视觉传达、环境艺术、陶瓷艺术、服装设计等专业方向。目前，国内对惯称的所谓“艺术设计”的解释主要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沿袭国际标准，因为在国外相类似的院校大多都采用“artanddesign（艺术与设计）”的方式命名，在中国省略了其中的“and”，简化为“艺术设计”，应该算是中式英语翻译的结果；另一种是根据中国国情，设计教育者们在充分理解了现代设计的产生背景和原理后结合中文语境所命名的产物，是对“设计”的“国情本土化”解释。而所谓“国情本土化”是为了防止人们还停留在“工艺美术”的概念上，对“设计”的定义缺少全面理解。虽然1998年前我国已经有了“工业设计”这个概念，但还是不能很明了地向世人表达现代设计的意味。最终，人们在“设计”前面加注了“艺术”二字，使人们更容易接受这一概念，“艺术设计”一词当中“艺术”只是定语，它本身成了对“设计”的装饰，言下之意就是侧重在设计上。这样情境下的艺术设计成为了解释和传达西方design的复合词，基本上反映了设计教育发源地包豪斯学校的思想[2]。因此，就艺术设计专业开设目标上来说，需要培养出能够适应社会经济发展，满足社会与市场需求的人才，他们不仅应当是具有良好的科学文化素养、敏锐的设计审美眼光、创新的创造思维能力和熟练掌握艺术设计专业技术的综合素质人才，而且还应当是了解艺术设计专业发展前沿和动态，能在视觉传达、环境艺术、陶瓷艺术或服装设计等行业从事设计实践的应用型的高级专门人才。

2.2艺术设计学

一、艺术学科科研成果分类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1.艺术学学科本身发展的需要改革开放30多年，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文化艺术产品的需求也越来越强烈。有需要就有市场，也就有了产品的提供者。近年来，国内各大艺术院校纷纷适应市场需求，拓展学科领域，除了传统的音乐、美术等学科，还出现了传媒、设计、工业设计、文化产业、艺术管理等新兴专业，这使得艺术类科研成果表现形式越来越多样化、数量越来越多。特别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于2011年2月中旬通过了最新版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调整方案，将艺术学科从上个世纪形成的文学门类下的“一级学科”提升为“门类学科”，并下设艺术学理论、音乐与舞蹈学、戏剧与影视学、美术学、设计学五个一级学科，这对于艺术科学的建设与发展乃至对于当代文化艺术的大发展大繁荣，都具有重要意义。国家层面对艺术学新的认识、新的评价、新的定位，也会改变传统的“艺乃小道”、仅只是“形下之器”等不重视艺术的观念与行为，对于艺术的人文的、社会的、审美的价值给予更充分的认识与评价，这必将对艺术学的科研成果的推广与应用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因此，为艺术类科研成果设置一个科学的分类标准也就显得尤为重要。

2.实际管理工作的需要首先，上级主管部门对艺术类高校的管理需要。近年来，笔者经历的几件事情引起了对艺术学科科研成果类型与认定的思考。第一、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发展项目；此项目一般支持以下几个方面的建设：重点学科建设类、教学实验平台建设类、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类、人才培养和创新团队建设类等，在这几类建设内容中，其所给表格一般都是按照理工类院校实验室设备购置来加以设计，很多人文社科的科研成果根本无法填，更不必说艺术类科研成果了；第二、江苏优势学科建设项目；第三、国家、省重点学科建设；第四、教育部学科评估。还有诸如每年的社科统计、江苏高校科技为地方经济发展服务等表格。这些项目的申报，都要填写大量的表格，而这些表格中往往非常重视科研成果及其转化问题，但是由于这些表格的设计一般偏向于传统的、特别是理工类学科的科研成果形式，艺术类科研成果几乎很难填入、特别是要填成果转化的时候，艺术类院校更是显得捉襟见肘。因此，如果能为艺术类科研成果及其转化提供一个相对比较科学且得到教育部、教育厅等主管部门认可的分类标准，那么对于这些部门今后在政策、表格的设置方面将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也使得他们的管理更加有效。其次，艺术类高校科研管理部门管理的需要。笔者在一所综合实力靠前的艺术院校从事科研管理工作多年，具体工作内容涉及到制订、实施、修订学校科学研究、科研机构建设、知识产权管理的制度、规程及措施，并组织实施和督促检查；国家级、省部级、省厅级、校级等各类科研项目的申报、管理工作；各类科研成果的申报、鉴定、宣传、统计等工作；职称评定中的科研成果的审查与认定工作；组织各类重点学科的申报工作；博士、硕士学位点的申报工作。无论是起草制定科研管理、学科建设方面的规章制度文件，还是具体的各级各类项目、成果的申报，都涉及到科研成果的认定和转化问题，比如在评硕士、博士生导师的时候，老师们提交上来的成果形式多样，如果没有一个统一的认定标准，会给科研管理部门的工作带来诸多不便。

二、具体分类

艺术类院校哪些智力作品可以认定为科研成果？怎样的形式或者社会效益可以算作是艺术类科研成果的转化？艺术学科科研成果形式及其转化与传统意义上的理工科类学科的成果及其转化有何异同之处？上级主管部门对于艺术类科研成果的认定与转化效益的衡量是否区别对待？这些问题，我们在平时的材料申报等工作中经常遇到，但是没有引起大家的足够重视，学界对相关问题的研究也几乎处于空白。艺术类院校的科研成果形式除了与一般人文社科类院校相同的成果形式诸如学术论文、专著、编著、译著、教材、校点选注、有价值的资料集、工具书，研究报告(包括调查咨询报告)、软件、光盘以及不宜公开出版的确有学术或应用价值的研究成果，还有其很多特殊形式的科研成果。比如，美术学科技法类老师的画作；音乐与舞蹈学科老师的作曲作品、指挥一场高层次音乐会、编排一个颇具影响力的舞蹈；影视与戏剧学专业老师成功刻画一个人物、传媒专业老师制作的数字短片；设计学院老师设计的各种作品均可以列为科研产品。因为这些作品当中不仅仅是一些技法动作的简单组合，其中也蕴含着丰富的理论与经验知识。笔者根据实际的工作经验和调研，初步将艺术类科研成果分为三类：

三、基础理论类

拙著《草根的力量——台州戏班的田野考察与研究》出版后，学术界的反应颇出乎我的意料。该书是我在浙江台州经过8年田野考察之后形成的最终研究成果，也是我学习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田野研究方法，以文本与田野结合的路径从事当下艺术研究的初步尝试。著作已经出版，同行乃至一般读者自会判断其中得失。但是我深知诸多学者对拙著的兴趣并不完全针对拙著本身，学界的反应涉及到艺术学研究方法论层面的重大问题，而有关艺术学研究的田野方法，还需要做一些更深入的探讨。

一评价体系与学术规范

九十年代中期以来，艺术研究领域出现一些新的趋向，改革开放之初非常之盛行的、在“方法热”和“文化热”时期都曾经颇受关注的宏观研究，渐渐失去了至高无上的学术地位，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则日益受到学界重视。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一批针对个案的田野考察成果问世并且得到学界广泛认同，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可以视为艺术学研究的社会学和人类学转向。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介入艺术学研究领域，使得相当一部分学者开始尝试着运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领域极受重视的田野研究方法考察艺术现象，这一方法层面的变化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二战以来，文化批评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是令人瞩目的学术热点，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诸多重要的跨文化研究成果的出版，更令此前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视角受到普遍质疑。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对中国艺术学研究的影响，也必然导致艺术学研究出现学术与文化视角的转换。这个可能出现的最有理论价值的变化，我将在下一部分论述，这里首先想讨论的是，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的介入，其意义不止于文化层面上研究视角的转换，它还可能给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带来另外两个方面可能形成的变化乃至冲击。

其一，是有可能导致目前的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研究重点和研究成果价值评价体系的根本改变。

学术研究的价值取向受到教育制度和由教育体系决定的研究者知识谱系的影响。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研究一直比较重视理论层面的探讨。经由苏俄引入的、从德国古典哲学这一思想路径衍生发展产生的马克思主义，以及作为其知识和思维方法背景的德国古典哲学本身，长期在包括艺术研究在内的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占据特殊的主导位置，因而，和这一理论背景相吻合的艺术本体论研究，以概念和范畴为核心的抽象的理论探讨与分析，长期以来都是艺术学研究领域最受关注的研究方法。英美经验主义传统一直受到排斥甚至批判，对具体对象的个案的、经验的研究被置于次要的地位。这样的研究取向，不仅仅是出于对西方学术发展不同趋势的选择，同时也蕴含了中国传统思维方法对当代艺术研究的影响，在中国学术传统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整体性的、玄学研究路向，恰与德国古典哲学形成有趣的呼应——所谓“小学”在中国的学术传统中，显然一直受遏制，清代成就卓著的“朴学”也被后世的学术史家解读成是由明入清的汉代知识分子对严酷现实的逃避，以及对清代统治者的消极抵抗。

拙著《草根的力量——台州戏班的田野考察与研究》出版后，学术界的反应颇出乎我的意料。该书是我在浙江台州经过8年田野考察之后形成的最终研究成果，也是我学习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田野研究方法，以文本与田野结合的路径从事当下艺术研究的初步尝试。著作已经出版，同行乃至一般读者自会判断其中得失。但是我深知诸多学者对拙著的兴趣并不完全针对拙著本身，学界的反应涉及到艺术学研究方法论层面的重大问题，而有关艺术学研究的田野方法，还需要做一些更深入的探讨。

一评价体系与学术规范

九十年代中期以来，艺术研究领域出现一些新的趋向，改革开放之初非常之盛行的、在“方法热”和“文化热”时期都曾经颇受关注的宏观研究，渐渐失去了至高无上的学术地位，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则日益受到学界重视。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一批针对个案的田野考察成果问世并且得到学界广泛认同，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可以视为艺术学研究的社会学和人类学转向。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介入艺术学研究领域，使得相当一部分学者开始尝试着运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领域极受重视的田野研究方法考察艺术现象，这一方法层面的变化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二战以来，文化批评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是令人瞩目的学术热点，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诸多重要的跨文化研究成果的出版，更令此前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视角受到普遍质疑。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对中国艺术学研究的影响，也必然导致艺术学研究出现学术与文化视角的转换。这个可能出现的最有理论价值的变化，我将在下一部分论述，这里首先想讨论的是，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的介入，其意义不止于文化层面上研究视角的转换，它还可能给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带来另外两个方面可能形成的变化乃至冲击。

其一，是有可能导致目前的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研究重点和研究成果价值评价体系的根本改变。

学术研究的价值取向受到教育制度和由教育体系决定的研究者知识谱系的影响。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研究一直比较重视理论层面的探讨。经由苏俄引入的、从德国古典哲学这一思想路径衍生发展产生的马克思主义，以及作为其知识和思维方法背景的德国古典哲学本身，长期在包括艺术研究在内的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占据特殊的主导位置，因而，和这一理论背景相吻合的艺术本体论研究，以概念和范畴为核心的抽象的理论探讨与分析，长期以来都是艺术学研究领域最受关注的研究方法。英美经验主义传统一直受到排斥甚至批判，对具体对象的个案的、经验的研究被置于次要的地位。这样的研究取向，不仅仅是出于对西方学术发展不同趋势的选择，同时也蕴含了中国传统思维方法对当代艺术研究的影响，在中国学术传统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整体性的、玄学研究路向，恰与德国古典哲学形成有趣的呼应——所谓“小学”在中国的学术传统中，显然一直受遏制，清代成就卓著的“朴学”也被后世的学术史家解读成是由明入清的汉代知识分子对严酷现实的逃避，以及对清代统治者的消极抵抗。

拙著《草根的力量——台州戏班的田野考察与研究》出版后，学术界的反应颇出乎我的意料。该书是我在浙江台州经过8年田野考察之后形成的最终研究成果，也是我学习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田野研究方法，以文本与田野结合的路径从事当下艺术研究的初步尝试。著作已经出版，同行乃至一般读者自会判断其中得失。但是我深知诸多学者对拙著的兴趣并不完全针对拙著本身，学界的反应涉及到艺术学研究方法论层面的重大问题，而有关艺术学研究的田野方法，还需要做一些更深入的探讨。

一评价体系与学术规范

九十年代中期以来，艺术研究领域出现一些新的趋向，改革开放之初非常之盛行的、在“方法热”和“文化热”时期都曾经颇受关注的宏观研究，渐渐失去了至高无上的学术地位，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则日益受到学界重视。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一批针对个案的田野考察成果问世并且得到学界广泛认同，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可以视为艺术学研究的社会学和人类学转向。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介入艺术学研究领域，使得相当一部分学者开始尝试着运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领域极受重视的田野研究方法考察艺术现象，这一方法层面的变化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二战以来，文化批评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是令人瞩目的学术热点，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诸多重要的跨文化研究成果的出版，更令此前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视角受到普遍质疑。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对中国艺术学研究的影响，也必然导致艺术学研究出现学术与文化视角的转换。这个可能出现的最有理论价值的变化，我将在下一部分论述，这里首先想讨论的是，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的介入，其意义不止于文化层面上研究视角的转换，它还可能给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带来另外两个方面可能形成的变化乃至冲击。

其一，是有可能导致目前的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研究重点和研究成果价值评价体系的根本改变。

学术研究的价值取向受到教育制度和由教育体系决定的研究者知识谱系的影响。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研究一直比较重视理论层面的探讨。经由苏俄引入的、从德国古典哲学这一思想路径衍生发展产生的马克思主义，以及作为其知识和思维方法背景的德国古典哲学本身，长期在包括艺术研究在内的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占据特殊的主导位置，因而，和这一理论背景相吻合的艺术本体论研究，以概念和范畴为核心的抽象的理论探讨与分析，长期以来都是艺术学研究领域最受关注的研究方法。英美经验主义传统一直受到排斥甚至批判，对具体对象的个案的、经验的研究被置于次要的地位。这样的研究取向，不仅仅是出于对西方学术发展不同趋势的选择，同时也蕴含了中国传统思维方法对当代艺术研究的影响，在中国学术传统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整体性的、玄学研究路向，恰与德国古典哲学形成有趣的呼应——所谓“小学”在中国的学术传统中，显然一直受遏制，清代成就卓著的“朴学”也被后世的学术史家解读成是由明入清的汉代知识分子对严酷现实的逃避，以及对清代统治者的消极抵抗。

拙著《草根的力量——台州戏班的田野考察与研究》出版后，学术界的反应颇出乎我的意料。该书是我在浙江台州经过8年田野考察之后形成的最终研究成果，也是我学习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田野研究方法，以文本与田野结合的路径从事当下艺术研究的初步尝试。著作已经出版，同行乃至一般读者自会判断其中得失。但是我深知诸多学者对拙著的兴趣并不完全针对拙著本身，学界的反应涉及到艺术学研究方法论层面的重大问题，而有关艺术学研究的田野方法，还需要做一些更深入的探讨。

一评价体系与学术规范

九十年代中期以来，艺术研究领域出现一些新的趋向，改革开放之初非常之盛行的、在“方法热”和“文化热”时期都曾经颇受关注的宏观研究，渐渐失去了至高无上的学术地位，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则日益受到学界重视。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一批针对个案的田野考察成果问世并且得到学界广泛认同，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可以视为艺术学研究的社会学和人类学转向。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介入艺术学研究领域，使得相当一部分学者开始尝试着运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领域极受重视的田野研究方法考察艺术现象，这一方法层面的变化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二战以来，文化批评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是令人瞩目的学术热点，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诸多重要的跨文化研究成果的出版，更令此前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视角受到普遍质疑。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对中国艺术学研究的影响，也必然导致艺术学研究出现学术与文化视角的转换。这个可能出现的最有理论价值的变化，我将在下一部分论述，这里首先想讨论的是，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的介入，其意义不止于文化层面上研究视角的转换，它还可能给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带来另外两个方面可能形成的变化乃至冲击。

其一，是有可能导致目前的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研究重点和研究成果价值评价体系的根本改变。

学术研究的价值取向受到教育制度和由教育体系决定的研究者知识谱系的影响。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研究一直比较重视理论层面的探讨。经由苏俄引入的、从德国古典哲学这一思想路径衍生发展产生的马克思主义，以及作为其知识和思维方法背景的德国古典哲学本身，长期在包括艺术研究在内的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占据特殊的主导位置，因而，和这一理论背景相吻合的艺术本体论研究，以概念和范畴为核心的抽象的理论探讨与分析，长期以来都是艺术学研究领域最受关注的研究方法。英美经验主义传统一直受到排斥甚至批判，对具体对象的个案的、经验的研究被置于次要的地位。这样的研究取向，不仅仅是出于对西方学术发展不同趋势的选择，同时也蕴含了中国传统思维方法对当代艺术研究的影响，在中国学术传统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整体性的、玄学研究路向，恰与德国古典哲学形成有趣的呼应——所谓“小学”在中国的学术传统中，显然一直受遏制，清代成就卓著的“朴学”也被后世的学术史家解读成是由明入清的汉代知识分子对严酷现实的逃避，以及对清代统治者的消极抵抗。

一、赫费对生活艺术的解读

赫费认为，生活艺术探寻的不是关于事实情况的知识，它涉及的是一种技能，一种尽人皆知的生活技能。在赫费看来，生活艺术具有以下两方面特点:第一，它是非专业的、广谱的，涉及生活的全部。专业性、规则性、可传授性及可习得性这些基本概念只是部分地适用于生活艺术。通常的一些技艺实践局限于某一专业，生活艺术则不同，它涉及所有专业及生活的各个领域。第二，生活艺术不受制于文化及时代。一些专业知识会老化，但生活艺术则不同，一些前人的生活建议凭借正确的阐释，当今依然像几个世纪前那样地令人信服。现代科学技术的特点之一是不断有新发现及发明来替代原先的发现，生活艺术却并非如此，它适用于任何文化与时代。正因为生活艺术具有上述特点，赫费强调这种非同一般的技艺需要一种同样是非同一般的传授及习得形式。别的许多技艺可在一些相应的学校习得，然而却没有一所专门传授生活技艺的学校。掌握生活艺术者虽然可以被称为生活艺术大师，但他无法确保自身过上幸福生活，更不用说确保他人过上幸福生活。人们更不会相信依靠一些生活艺术书籍而过上幸福生活。此外，在赫费的视野中，以原则为重的生活艺术，有别于理论哲学，应被称为实践哲学。理论哲学认为在人的生活之上和之外所建构的世界才是真实、完满的。赫费把其生活艺术称之为实践哲学，为的是让哲学研究的对象从与人无关的彼岸世界回到人的现实生活的此岸世界，将自然、理性与人的活动凝为一体。他的生活艺术学以哲学的途径，即采用概念、认证及反思等形式服务于生活实践。他指出，一种注重原则的生活艺术学应始于幸福概念，由此发展出一些合乎道德的准则，借助这些准则提出一些预计能带来幸福的生活策略，并指出实施这些策略的通用性的方法及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障碍。

换言之，生活艺术教给人们有益的生活策略，使人们能在相对永恒的环境中运用生活技巧找到更多的幸福感。但赫费明确指出，具体的行动与否应该由行为者自行决定，生活艺术不提供相对具体的规则，只提供一个框架。个体可根据自己的天赋、状况、文化环境等因素采取他认为合适的行为。获得幸福的关键是具有自我思考、自我澄清的能力，能客观地进行自我评估。此外，还必须正确地评估周边环境，并具备从失败中吸取经验之能力。有些人抱怨在期望与现实中实现了的幸福之间存在着鸿沟，为克服这一鸿沟，赫费提出一种“双重策略”:或者降低对幸福的期望，或者扩大幸福实现的门槛。赫费的生活艺术学注重在提高业绩前，首先降低对幸福的期望。这种生活策略能使人们尽管并非生活在极乐世界的情况下，仍能过上一种幸福生活。综观赫费生活艺术学的源头及他对生活艺术的梳理与阐发，不难发现，赫费生活艺术学的重点，不是建构体系化的抽象理论，而是探索人们该如何思考自身的生存问题:我们自身究竟是谁?为什么如此思想、行为和生活?我们有没有别的可能的模式或方式改进我们自身的思想、行为和生活?什么样的生活才是当代人应当追求的?他对这一系列问题进行了多元多维的思考分析，以其深邃的思维构建了一个动态的、开放式的关于生活艺术的学说。

二、赫费生活艺术学的特点分析

根据以上赫费对生活艺术的阐述，不难发现，赫费的生活艺术学具有以下几方面特点:第一，首先，赫费的生活艺术学借鉴了心理分析学、诠释学等西方现代人文科学的方法，并把生活艺术与元哲学问题关联起来，从哲学存在论的角度理解生活，从而使生活艺术从认识论的阐释框架转向生存论的阐释框架，恢复了形而上学与人的生存本性之本质关联。其次，在思维方式上，赫费的生活艺术学有别于传统的生存学说。传统的生存学说往往把“生存”当作一个名词来理解，对它作孤立的静止的抽象的分析与概括。这种实体性的对象性的思维造成了主观与客观、现象与本质、感性与理性等诸多二元对立的矛盾。赫费的生活艺术学破除了此种实体性的二元对立的形而上学思维模式，以生存一元论克服二元对立的思维，借助生存中各个因素间相互联系和多元共生的辩证思维，说明人的生命不仅具有可以无限伸展的广度和深度，而且能够达到非凡的张力与和谐，并依据主体间性理论，以实践与思辨相结合的方法对人的生存展开多层多维研究，在此基础上建构了一种体现新的思维范式的生存哲学，彰显了其对生存独特的运思及哲学反思。第二，赫费的生活艺术学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古代的生活艺术，如斯多亚派的“按照自然生活”学说及中国的“天人合一”“天地合德”思想的发展。“按照自然生活”是斯多亚派为一种成功的生活提出的口号。这一口号要求人们顺从宇宙的普遍法则。微观世界与宏观世界、人的理性确定性及世界的理性秩序必须协调一致。“天人合一”“天地合德”是中国先哲对人的生存方式所作的深入思考，是中国传统道德思想追求的最终价值目标，即实现人和自然的和谐交融与发展。它不但为人伦道德找到了深远的根源，也为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提供了理论根据。今天，我们所热衷讨论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话题，可以从“天人合一”中找到哲学本体论方面的根据。但是，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对于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只是一般性地为二者间的和谐相处提供了本体论上的根据，没有为如何做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找到一种具体途径，且就天与人的关系而言，在肯定天的绝对性、至上性的前提下讨论天与人的关系，其结果必然是人局限于自然的规定之中，人消融于天。

从赫费对生活艺术的解读中可以看出他把人与自然协调一致的思想理解为一种实用性的生活定位，这种定位引领人们生活，使人的生活愿望、需求及素质与外部条件及自身的能力协调一致，即人与自然达成和谐。但赫费对斯多亚派的“协调一致”学说及中国的“天人合一”思想做了新的阐释，在赫费的生活艺术中，他强调个体不仅要与外界的各种规定协调一致，同时也要把自己当作开放的可改变的个体，在各个生活阶段依据情形不断调整自己的生活策略。因而人们可以把他的生活艺术学称为符合实际情况的生存哲学，即把对生活的基本定位与较大程度的自由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赫费也意识到，一方面生活现实在不断地改变，另一方面一个人的个性发展在持续进行，完全协调一致最终是实现不了的。但人们在不断地向其迈进。唯有凭借自我与世界、意愿与能力间的持续协调，人们方能过上一种较为成功的生活。这便是赫费生活艺术学所再现出来的斯多亚派的协调一致思想及中国的“天人合一”思想，也是其生活艺术的意蕴所在，换言之，赫费的生活艺术要求人们创造性地实现自己的潜能，既与世界融为一体，又维护自己的完整性，既注重对人的现实活动、实践的探讨，又注重实现幸福活动的客体对现实活动主体的规定性，并通过一系列可操作的技术、技巧与策略让自然这一客体符合个体的一些需要。正如他在书中所言:“自然界原本是自在之物，人类从无知到有知，自在之物便转化为事实领域，主体以‘统觉’统率这一知识经验领域，不仅意识到人之所以为人的人类本质，而且能反思事实世界的种种联系，并以一定观点为视角，依据事实材料，应用逻辑思维来把握事实世界，在该世界中寻找到适用于人的需要的现实可能性，并创造条件使之化为现实，为个体所用”。

[内容提要]艺术与技术合流、电流与电视联姻之后，将会出现两个新的学科生长点——影视技术学与影视艺术学。这种组合不是一种简单的相加，它应该意味着一次触及本质的学科变革，我们完全可以将其描绘成一种“范式变化”。

本文简要回溯了影视各自独立成为艺术并形成学科的历史，指出正是在电影电视为争得艺术地位所进行的一系列努力的过程中，电影艺术学与电视艺术学的学科范式逐步得以确立，如何在整合的基础上构件超越原有范式的影视艺术学的新的学科范式，是当前我们面临的重大课题。本文即旨在从学术层次探讨电影与电视作为艺术的结合，并给这种结合以学理上的论证。

[关键词]影视艺术学范式变化整合理论重构

新世纪伊始，一个新系在北京广播学院电视学院成立，名曰“影视艺术与技术系”，乍一听，这名字稍嫌冗长，读之也觉拗口。不过因为她是在理顺了各方面关系并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精心运作的，而且她依托于广播学院及其所属电视学院这一强大后盾，所以组建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将原来分属不同系别的四个相关专业——表演专业、导演专业、戏剧影视美术设计专业和动画专业结合，组成一个新系，这更多涉及的是操作层面的问题，比较易于解决，因此，虽然两年多的筹建时间不算很短，但一个全新的艺技系毕竟顺利地诞生了。而从学术层面探讨电影与电视作为艺术的结合，则显然比单纯的一个系的挂牌成立困难得多。能否及早给这种结合的产物——这个诞生于千禧年的幸运儿——以学理上的论证，也许会关乎她日后的顺理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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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与技术携手、电影与电视联姻之后，将会出现两个新的学科生长点——影视艺术学与影视技术学，要使这两门学科成为真正规范的常规科学，还有漫长的路要走。之所以称之为新的学科生长点，并不是指这两个学科的名称是新的（它们在不同的场合已被屡屡使用过），而是因为这种组合不是一次简单的相加，它应该意味着一次触及本质的学科变化，我们完全可以将其描绘成一种“范式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