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史范文10篇

摘要：艺术学学科门类是年轻的，而艺术史论专业也是一个正在探索中的学科专业，如何对这一专业的课程体系进行改革和规范已经成为了制约很多开办此专业的院校发展的瓶颈，因此有必要对这一学科的学科、课程模块进行梳理和规划。本文将以广西艺术学院人文学院艺术史论专业艺术史课程群为主要研究对象，探讨该课程群在课程体系中的作用以及进一步优化改革的方案，希望对艺术史论专业的专业建设有所裨益。

关键词：艺术史论;艺术史课程群;课程改革

2011年3月,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新修订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中,艺术学成为第13个学科门类下，设艺术学理论、音乐与舞蹈、戏剧与影视学、美术学、设计学5个一级学科，艺术学从此不再归为文学门类之下。伴随着艺术学学科门类的升级，艺术史论作为其下设5个一级学科都有所涉及的二级学科，越来越显示出其重要的地位与作用。艺术史论专业作为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是整个艺术学理论研究的基础学科，更是亟需加大力度扶持的特色学科。在广西艺术学院设置艺术史论专业，既有支撑艺术学各学科基础教学的重要作用，又有拓展艺术学各学科史学研究层面的重要作用。自上世纪60年代起，广西艺术学院即已开始开展有关艺术学理论的学理研究，并于2005年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2011年获批一级学科硕士点。经过多年发展，目前已拥有艺术史、艺术理论与批评、非物质文化遗产与艺术人类学、艺术管理、艺术教育研究、艺术文献翻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民歌传承研究等八个方向，在多个方面对美术学、音乐与舞蹈、设计学等一级学科提供有力的学理支撑。2014年，艺术史论专业获得本科招生资格，现已连续招生三年（2014—2016年），在读学生共计85人，2018年第一届毕业生即将毕业。梳理2014年至今的艺术史论培养方案不难发现，广西艺术学院人文学院的艺术史论专业正逐步摸索出一套适合自身、因地制宜的培养模式。在学院的支持下，艺术史论按照既定培养方案，教学活动扎实推进，取得了一定的教学成绩，教学质量与管理水准不断提升。在最开始的培养方案中，艺术史论专业更多停留在碎片化的课程设置阶段。艺术史课程群主要包括《中外美术史》《艺术设计史》《中外音乐史》《中国舞蹈史》《中外戏剧史》《影视艺术史》《世界文化史》等。这些艺术史课程群中的各门类艺术史是相对独立分散的，彼此之间联系不足，课程之间缺乏前后关照，没有形成互为支撑的课程群体系，在授课的过程中也割裂了门类艺术史之间的相互关系，变成了门类艺术史的大拼盘。针对这些问题，在新的培养方案中主要做出了如下调整。

一、将艺术史专业与学院其它各专业方向互为融合，发挥成熟专业方向对艺术史论专业的辐射作用

目前学院共有文化产业管理、音乐学（文化艺术管理）、美术学（文化艺术管理）、艺术史论等专业。相较而言，文化产业管理专业自2004年办学以来已经积累了丰富的培养经验，并取得了较好的培养效果。艺术史论专业应该借鉴和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将相对成熟的教学成果纳入到课程体系当中。故而在新的课程体系中，纳入了一些较为成熟的课程从而使原来分散的艺术史课程群更好地整合完善。在新的培养目标中我们力求达到培养具有全面艺术素质、宽厚的人文社会科学基础，掌握中外艺术学史和各个艺术门类方面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具备艺术鉴赏与艺术批评、艺术综合的方法分析方面的基本能力以及文化遗产调查与项目策划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因此，在原有课程的基础上增加了《艺术经济学》《艺术管理学》《文化市场营销》《文化创意项目与策划》《文化场馆经营管理》《文化经纪人》《艺术品经纪》等实践性、实用性强的课程。这些课程可以更好地将学生所学的各门类艺术史知识更好地运用到实际工作中，从而让将课本知识更好地与应用结合。在学生进行项目创意策划、文化场馆经营管理的实际工作势必需要对所负责的项目进行甄别、选择和包装，这些艺术鉴赏能力都有赖于艺术基础审美能力的提高，而艺术史课程群的作用之一就是可以让学生通过对历史上经典的艺术作品、艺术家和艺术流派的了解从而提高学生的艺术鉴赏能力。读史以明鉴，艺术史中的作品都是经过历史时间考验而留存下的艺术精品，通过音乐史、美术史、舞蹈史、文化史各种经典作品的浸润，学生才能更好地了解经典作品的标准，在进行项目设计的时候也才能选择高质量的项目进行孵化。

二、尝试将艺术史类理论课程与实践类课程相结合

在国外风格学已经相当成熟独具特色，而中国却没有专门的对语言艺术研究的学科，因此胡先生这本书为中国语言艺术研究的学科化进行了系统的历史观照。通过该书可见，胡奇光先生对中国古代的语言艺术史进行了分期论述，对每个阶段影响最大的语言艺术理论进行了历史观照与精细解读，同时也分享了他个人创获的许多新观点，例如：对于语言美的追求，归根到底是对语言美效果的追求；文学语言艺术的立论依据是语言效能的二重性原理；创造多重信息的语言是语言艺术的一大目标；语辞与所表现内容的同一性原则是语言艺术的法宝，等等，胡先生提出的这些独创性见解，为深入系统探究与建构语言艺术学科提供了深厚的理论基础。

言意之辨的历史变奏：语言艺术学科的历史基础

言与意的关系，这是历代文论争辩的焦点，这对关系也正是语言艺术的学科研究基础。言以足志与言不尽意构成了矛盾的双方，相互推动着语言艺术学科的建立。

（一）“名实之争”到“言意之辨”

为了探索言语的表情达意能力，中国思想界很早就掀起“名实之争”，而在名实之争提出之后，春秋战国诸家论说不一，看法时有促进。古人所谓“观物取象，立象尽意，设象喻理，取象比类”。《易经!系辞上》：“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言意有矛盾，欲归于一致，关键在于“立象”，《系辞上》假借孔子之名说，“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而对于立象，则“拟诸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自此之后，因“言意之辨”而导致的“言以足志”与“言不尽意”一直成为中国语言学界讨论言语表情达意能力的永恒主题。在卜辞中，“言”与“音”为一字，在先秦亦常通用。“言”，甲骨文中为口上加辛（薪），即口中所发出的丛杂的声音。②从字源学上讲，言在内则为“意”。孟子说，“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色就是神色，即语言学上的体态语；声就是有声语言，在运用语言上，语言存在不足，需要“体态语”进行补充，二者兼具，则可以达到言达而意通。庄子则曰：“可以言论者，物之粗者；可以意致者，物之精者。”语言可以表现事物的大略，而思想才可以把握事物的精微之处。到了魏晋时期，名实之争进一步深入，兴起了“言意之辨”，并且最终将语言学与文学连接起来。三国时期魏国的荀粲认为，“盖理之微者，非物象之所举也。今称‘立象以尽意’，此非通于意外者也；‘系辞焉以尽言’，此非言乎系表者也。斯则象外之意、系表之言，固蕴而不出也。”这里的“言不尽意”，是指物象、语词难以表达的微妙之处，如此说来，“象外之意、系表之言”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王弼则从《周易!系辞上》出发，认为“尽意莫若象，尽象莫如言”，“言”是达意的手段，而非“意”之本身，所以在《周易略例•明象章》极力推崇“得意忘言”，他认为：“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犹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也。”当然，将言意关系仅仅看做类似“鱼”与“筌”的手段与目的的关系，失之妥当，语言仅仅是达意的一种手段吗？如果得其“意”，则已忘其“言”，与“意”相比，“言”是次要的部分，而非根本，次要的部分如何能够展示出根本的部分呢？所以从逻辑上就可以推演出“言不尽意”的观点，面对类似宇宙这样的抽象事物直接就是“言之者失其常，名之者离其真”，而对具体事物，则是“各有其义，未尽其极也”，尽管“名必有所分、称必有所由”。言下之意，“名”要基于此事物区别于彼事物的地方，“称”则基于指称该事物的主观意图，可见“名”难以概括此事物的全部，主观的称谓自然也不能穷尽该事物的内蕴，所以基于言而致的“名”、“称”自然在表达上就存在局限，那“言”自然就难以尽意。③从过程上看，无论所观之“象”是一个抽象概念还是一个具体事物，心象都体现为一个具体意象。对于抽象的所观之“象”，由心象到观象的投射经过了一个由“抽象”到“具体”的取象过程；而对于具体的所观之“象”，则经过了一个由具体到抽象再到具体的过程。理论上的逻辑推演似乎很严密，但是西晋末年的欧阳建则冒天下之大不韪，写了《言尽意论》，认为存在的事物，并不以名、言而转移，阐释了名、言在辨别事物和交流思想中的作用：“理得于心，非言不畅；物定于彼，非名不辩。言不畅志，则无以相接；名不辨物，则鉴识不显。鉴识显而名品殊，言称物而情志畅。”可见，“名”、“言”是辨别事物和交流思想的必要条件，而“辨名”和“畅志”恰恰就是名、言自身本有的性能：“名逐物而迁，言因理而变，此犹声发响应，形存影附，不得相与为二矣。苟其不二，则无不尽。”物迁则名变，理变则言异，语词的功能就在“因理而变”，语词要适应意思的变化而变化，虽然如此，似乎只能说明言意“不得相与为二”，尚未证明言如何能够“尽意”，看来，欧阳建的论述并未充分证明，也可能他自己也意识到这一点，《言尽意论》有点牵强，索性他直言“吾以为尽矣”，几乎就变成了个人的一个主观判断。先秦圣哲不仅主张“言以足志，文以足言”，同时也有“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的论断，而魏晋时期的言意之辨，根本就在于讨论言语究竟能否尽意，语言表达能力究竟可以达到何等程度。④所以陆机（261—303）担心“意不称物，文不逮意”⑤，力求意能称物，文可逮意。原来欧阳建的名、物关系与言、理关系，至陆机这里则成为物、意、文三者的关系。相较之下，陆机的认识更高出一筹。刘勰则将陆机的“物、意、文”改为“情、辞、事”，以此构建整部《文心雕龙》的创造论框架，据此观察言意之辨，其客观的依据就是：语词是否能够尽意，还是难以尽意，需要根据语词所要表现的对象的性质而定。⑥刘勰曰：“夫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神道难摹，精言不能追其极；形器易写，状辞可得喻其真。”⑦形而上，指的是无形之物，谓之“道”；形而下，指的是有形之物，谓之“器”，可见，言语形式对道和器的效能难以一致，道者，意义也，器者，对象也，神妙的“道”怎可描摹？最为精微的语言恐怕也难以得其妙处，而具象的“器”则易于描绘，运用描写的语言就可以呈现其真实面貌。⑧有形可见、有体可触的东西，语言的效力明显，无形可追的意义领域，言语的效能自然就大为弱化。推论至此，刘勰将“言意之辨”的讨论总结为，面对“神道难摹”，语词“不能追其极”，自然“言不尽意”，而对“形器易写”，语词才“可得喻其真”，自然也就“言以足志”。同样一个问题，就看从哪个角度进行认识与观照，这种一分为二的辩证思维使得中国的理论思辨难以“片面得深刻”。所以后世仍然一直存在着言可尽意与言不尽意两个派别。杜甫（712—770）主张的语词能够“毫发无遗憾”地表情达意，宋代欧阳修（1007—1073）从语言表达的角度论之道：“书不尽言之烦而尽其要，言不尽意之委曲而尽其理。谓‘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者，非深明之论也。”胡奇光先生认为，欧阳修此论，与“言以足志，文以足言”相比，看到了“书不尽言之烦，言不尽意之委曲”，而与“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相比，又看到了“书尽其要，言尽其理”⑨，可谓二者优点兼具，实现了“fairplay”。杨万里（1127—1206）从语言效果的角度，领会“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的实质：“圣人之言，非不能尽意也，能尽意而不尽也；圣人之书，非不能尽言也，能尽言而不尽也。曷为不尽？不敢尽也。……然则曷为不敢尽也？忧其言之尽而人之愚也。”言下之意，书不尽言与言不尽意是有意为了给人们留出想象的空间与意思上的空白，以便人们进行填补。所以杨万里将书不尽言与言不尽意理解为语言表达的特殊手段，能够运用“暗示”之法，激励人们进行深入思索。瑏瑠这些都成为“言意之辨”的不同变奏，“言意之辨”即语言符号效能的二重性。瑏瑡胡奇光先生认为，由于语言是文学的第一要素，因此对于语言表情达意能力的不同观点，就使得文学创作上呈现出不同的表现风格，主张言以足志即“言可尽意”的人，文学上重在“再现”（显示），而强调“言不尽意”的人，文学上则重在“表现”（暗示）。瑏瑢庄子认为，“言”只能表现“物之粗者”，而“意”才可以把握“物之精者”瑏瑣，语言的运用，确实不应该仅仅着眼于语言形式上的设计，而应随意而变，正如《庄子!天道》所言：“语之所贵者，意也”，而不是如孔子（前551—前479）所说的那样，“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鲁迅（周树人，1881—1936）在《汉文学史纲要》中提出了“意美以感心、音美以感耳、形美以感目”瑏瑤的观点，可见，作为语音的“言”，就是通过声音现象表达人的心理活动，这就是“言”所表达的“意”，所以从造字法上看古文“意”字从言从心，到小篆才改为从音从心，但是表达的意义完全一致，这是传统语言学之不同于现代语言学之处，或许也正是中国传统语言学价值之所在。

（二）“言意之辨”到语言效能的二重性

（一）风景：戈壁--蒙德里安--史学之美

蓝天，强烈的阳光，沙石；这是一种风景。它的原素太简单了，以至于根本不需要太多的语词来描绘。见过江南抑或岭南青山碧水的人，忽然置身其中，会感到生命就要沉寂下去：太荒凉、太安静了——让人无法忍受！不，这又有多美——美得异乎寻常，美得异常伟大！一切能称之为“美的”东西、一切有生命力的东西凝缩在这里——在强烈阳光的照射下淡化得没有了形式。倘若你能使自己生命的勃动与这种风景的脉搏合拍，以至汇融，霎时你就会获得无比巨大的力量，敢于追求一切真善美，时间、空间对你的限制不复存在，你便获得了类似宗教信徒与神交时“永恒存在”般的快感。这又怎是青山碧水凭依柔和的色采和线条给人的那种肤浅的愉悦能比的呢？蒙德里安更能被这种戈壁美景所激动。在他的经典名作《红黄蓝构图》（见上图）中，除去横竖线和原色以外，别无其它。复杂的造型，色采的合成，已被极度简化。习惯于普同绘画的人无法解读，无法领会蕴含在简单构图中的内在之美：它展现了物体的精髓。在画前，“人由于抽象的审美默想而具有了与宇宙下意识地同一的能力……个性被嵌进和宇宙现象之中……与自然决裂的新绘画的特点是：对宇宙更为清晰明确的表达。”然而蒙德里安并没有长久地伫立在戈壁滩前。否则，他的画面将更加简化：毕竟他借助横竖线的垂直交叉来构造一种平衡与和谐；而这完全可以省去。描绘戈壁风景，引介蒙德里安的绘画是为了阐明一颗“心灵”——它为艺术和史学所共有。对艺术而言，不存在不能入画的对象；对史学而言，也没有不可描述的事物，二者完全可以包容一切。这里是指二者共有的一种抽象取向。艺术抽象的结果，以图画的形式出现。人们借助对色彩、造型等的欣赏，力图解读艺术家阐述事物本质的特殊语言。史学抽象的结果是一篇论文或一本书籍，人们通过阅读，在认识或认知过去的同时，欣赏史学家的抽象艺术。“史学的抽象”，就是借助种种技术手段和科学分析使隐藏在纷纭复杂的历史背后的质性的东西显露出来。这些东西存在于人类社会的每一个时段，“过去”、“现在”、“将来”这些限定性时间词对它而言是毫无意义的。它就是人类对真善美的渴望与追求。所谓“史学之美”，应该这样理解：史学的指向揭示人类向善冲动的冲动是一种美；这种美的展现过程也是一种美。“史学美”既是结果，又是过程。史学美的展现将由所有学习、研究以至于热爱史学的人来完成。他们所必需的是：无畏的勇气，真诚的心灵，科学的方法。

（二）蓝花：梦想？现实？TOP

“蓝花”是德国浪漫主义作家、诗人诺瓦利斯经常使用的词语，对他而言，蓝花“包括一个憔悴的心灵所能渴望的一切无限事物。蓝花象征着完全的满足，象征着充满整个灵魂的幸福。”这里借用“蓝花”来指对完美的追求。“完美”应该是个宽泛的包容性的概念。具体到史学，即指史学自身目标的完成——史学美的展现。古代史学对此没有太大贡献。以中国古代的历史编篡学为例。它的目的就是记录——“忠实地”记录“半个社会”的全部内容。在今天受到高度评价的经典名著，不管是《史记》，还是《通鉴》，它们的最高价值不过是：在古代用做帝王士子鉴古的工具；在今天用做史料和读物。这种史著没有透视，个别展现史学美的行动也谈不自觉。兰克（Ranke）史学是历史编篡学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它的主要特点如下：①内容以政治史为主。②史学是对事件的叙述。③观点来自上层，关注各式精英。④史料来自各种正规文献。⑤单方面考察历史人物、事件。⑥这是最重要的观点。史学应该是客观的（Historyisobjective），史学家的任务是告诉人们事件是如何发生的，并给予公允的叙述。不管怎样，史学第一次比较系统地阐明了自己的观点、理论、任务、手段等等。史学开始走向科学。然而，兰克史学的偏狭注定它不会取得更辉煌的成就。拘泥于所谓“正规文献”——无非是些“正史”、官方文件汇编、政府存档等等，妨碍了史学工作者在更广阔、更完整的空间里寻找自己的对象。对所谓“客观叙史”的过分强调，使史学家丧失了深入到表象背后探索本质的勇气，而仅去注意表层的人物和事件。著作成为历史的帐本，只有表象的因果得到探讨。马克思主义史学对历史的认识进展到新的深度。也就是说，对相对深刻的经济层面的认识。以领袖们的主张、论断为基础，这类史学家强调“经济”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要素。历史中政治的变动、文化的变迁、思想的演进等等一切，都可以追溯到经济层的变化与动荡。不同经济利益的体现群体形成阶级。人类社会的一切，有形的抑或无形的，都被各个阶级瓜分走一部分。它们互相排斥、互相对立；斗争，妥协，再斗争……历史就这样无穷无尽地演进下去。经过长期的实践，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了完整的公式，并用它套解了全部人类历史。这种解释据称“拥有不可辩驳的逻辑力量”。然而问题在于：这种经济决定论并不是解释历史问题的必需前提。它所适用的范围同全部历史内容相比只是很小一部分。这种历史解释学的生命力并不很强——当然这并不否定它的存在价值。它曾经盛极一时，并且在许多国家占据主流，得益于它与意识形态的紧密结合。与兰克史学相比，在史料的选取、具体的操作上，马克思主义史学没有太大进步。同样的历史内容，兰克史学给出完整的叙述——尽管这种史学并不深刻，但比较客观公允，最大限度地“忠实历史”。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受到与兰克史学一样的眼界狭隘的困扰的同时，为了满足公式解释的需要以及迫于现实政治压力，不惜割裂历史本身，再把碎片按自己的意图重组。结果，一方面，出现了一个含义远非字面上那么简单的名词——“历史教科书”；一方面，无意的错谬和有意的谎言充斥了历史作品本身。史学发展到“年鉴——新史学”阶段方才步入春天。从“年鉴派”到“新史学”构成了当代史学发展的完整序列。与兰克史学相比：

一、新史学关注人类社会的全部活动：一切都有历史（“Everythinghasahistory”）。

二、旧史学认为自己的任务就是描述事件；新史学则强调对历史的结构分析（“theanalysisofstructures”）。

摘要：中国艺术史是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艺术的思想影响着园林景观的发展，对其表达方式也有一定的影响。本文介绍了艺术史上不同时期的景观表达方式的特点，有原始艺术时期以宗教为主导地位的图像化景观，奴隶制前期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简单园林景观，奴隶制后期赋有诗画意境的意境景观。艺术的发展促进景观设计的发展，为未来景观设计合理运用艺术的手段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中国艺术史；景观表达方式；图像化；立体化；意境化

艺术与景观的关系可以用相互交融、相互依存来表达，从艺术中分离出了景观设计，与此同时艺术与景观设计也是相对而生，相向而行的，两者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当代艺术像一股洪流不断涌入国内，与国内原有的艺术体系不断碰撞、融合，在这种新形式下，景观的表达方式也在不断的发生变化，为了更好地把握当今景观的表达方式，我们应当注重分析中国艺术史上景观表达方式的特点。

1中国艺术史与古典园林思想

艺术史是中国文化中的一部分，它是与中国文化共同发展而演化的专门史。文化产生的地方，便是艺术发生的地方[1]。中国“天人合一”的传统思想统领着中国艺术的文化基础，它是构成中国艺术的根本精神核心和文化理念[2]。而中国古典园林历史发展进程中的意识形态背景亦是“天人合一”的思想。从艺术史可以看出，中国景观表达形式的发展演化离不开艺术的发展进步，每一个时期的景观表达形式都离不开当时最巅峰的艺术思想的指导，大到大明宫、华清宫、颐和园、西湖，小到苏州古典园林、章华台等等都与艺术相关。文学是时间的艺术，绘画是空间的艺术。当人们欣赏园林中的景物时，“静观”和“动观”都会存在，人们会在行进、流动中欣赏景物的姿态和美感，进而感悟人生哲理。所以，园林景观是一种时空综合的艺术。

2景观表达方式特点

【摘要】阮璞的艺术史论教育思想，始终紧扣教学实践和学术研究两个方面。虽然他没有独立撰写有关艺术史论教育类的专门论文，但并不代表阮璞没有艺术史论教育思想。文章从“以美启人、商兑学问”“博学精思、严谨求实”“解惑传道、知行合一”三个方面，对阮璞的艺术史论教育理念进行剖析，进而论证阮璞艺术史论教育理念的内涵与价值。

【关键词】阮璞;艺术史论;教育理念

阮璞（1918—2000）是我国知名的美术史论家、中国画学资深学者，以“我爱我师更爱真理”的学术理念著称于世。他推动了中国美术史研究与学科的发展，他在中国画学研究领域所取得的学术成就至今仍在滋养着无数后辈学者，而且他还为我国艺术史论教育培养了很多的学术青年。虽然阮璞没有撰写专门的艺术史论教育方面的论著，但他的艺术史论教育理念始终隐含在他的教学实践与学术研究当中。他并不仅仅是为了研究而研究的纯粹学者，而是藉以史才的主体性意识成为艺术史论教育的参与者和推动者。对阮璞来说，学术研究是过程所需，培养艺术史论后学才是最终目的。

一、以美启人、商兑学问

伴随着近代中国历史的演进与发展，美育的引入与传播先后得到王国维、梁启超、蔡元培、朱光潜等知名学者的推动。特别是蔡元培任民国政府首任教育总长和北京大学校长时期，积极推行美育教育，如美育进课堂的举措，还将美育与德育、智育、体育并列为四大教育类别，从而大大提升了美育的地位。阮璞在青年时期，受时代新思潮的影响，除了爱写新体诗之外，也开始阅读美育方面的新学书本，特别是阅读朱光潜的《谈美书简》，给了他很大的思想启迪。从那时起，他一生都保持着关于美育方面的阅读习惯。对于美育的认识，蔡元培这样认为：“美感者，合美丽与尊严而言之，介乎现象世界与实体世界之间，而为之桥梁。美育者，应用美学之理论于教育，以陶养情感为目的者也。”又说：“图画，美育也”[1]。显然，在蔡元培看来，美育工作是通过美术教育这一手段来实现的。也正是这样，在他的主导之下，国立性质的“北京美术学校”和“国立艺术院”分别于1918年和1928年先后创办，使美育的传播得到很好的推动。在这样的时代思潮之下，阮璞从青年时期开始，就崇尚蔡元培的“纯粹之美育，所以陶养吾人之情感”的美育思想观。阮璞在1936年报考国立北平艺专，校方的考试题目中就有一道题是：“关于王尔德‘为艺术而艺术’，与托尔斯泰的‘为社会而艺术’孰是孰非？”而阮璞后来回忆说道，当时他很自然地就选了前者，而他这一观念倾向后来又在邓以蜇、滕固等美术史研究前辈的进一步影响之下得到更深刻的认识。特别是邓以蜇的“超功利的美育观”，对阮璞的影响很大，这在阮璞后来的个人自述中得到说明。他说：“我在作画上与钻研理论上都是朝‘超功利的纯美’上去努力的。我从老师那里接受了‘意识为美的根源’的观念论美学。”甚至于他还说道：“我相信世界上超阶级的爱，人类普遍的爱。”由此可以看出，阮璞的美育思想是超功利的。正是这种超功利的美育思想，使得阮璞投入自己所感兴趣的中国美术史、中国画学研究领域不计个人眼前得失，始终怀着理想从事研究与教学。除此之外，阮璞还是一位追求“内圣外王”的美术教育家。阮璞每次上课，除了注重课堂教学的精彩之外，他对日常修为的在意也给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通过课堂教学和日常言行的双重魅力来启发他人。对于学术，阮璞曾说过，“我并没有什么考据癖，我决不提倡为考据而考据”。阮璞之所以“以美启人、商兑学问”，就在于他没有把学问仅仅当作是个人爱好的文字游戏，而是深究学术本身的问题，通过对学问的追寻与分享，做到以美启人，以此求得人生之完整。

二、博学精思、严谨求实

摘要：在西方艺术史中，维纳斯现象极为复杂和重要，文章梳理了西方艺术史中多变的维纳斯形象，并进一步研究了维纳斯艺术现象与美的观念之间的联系。

关键词：维纳斯美爱

古希腊人对美神、爱神的称呼是阿弗罗蒂忒，到了罗马就被改成了维纳斯，维纳斯是西方艺术家钟爱的表现对象，从古希腊到今天，艺术家们创造了不计其数的维纳斯形象，这些形象成为西方图像世界源远流长的经典之一。维纳斯在西方艺术中的重要地位决定了对维纳斯现象研究的必要性。

在艺术史中被冠以维纳斯名称的作品，实际上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专指维纳斯女神。在这一类作品中，艺术家常常会给出维纳斯的标志之物，以确定女神的身份。例如，维纳斯常常会与大海、海豚、贝壳、鸽子、麻雀、天鹅、镜子、苹果（要与夏娃区分）联系在一起。在大英博物馆所藏的陶器中，有一件公元前470年的作品，被命名为《骑鸟飞翔的维纳斯》。尽管该女性是着衣的，但因她所骑的鸟是天鹅，所以，她的身份就被确认是维纳斯了。除了这些标志之物，维纳斯的同伴也有助于确定维纳斯的身份。当与女性在一起的男性佩戴铠甲，则这件艺术品极有可能是描绘维纳斯与战神马尔斯的故事，如波提切利所绘《维纳斯与马尔斯》；如果该男性是猎人装扮，或伴随猎狗，作品则可能是在描述维纳斯与阿东尼斯的故事，如卢本斯所绘《维纳斯与阿东尼斯》；此外，手持金苹果的帕里斯王子、半人半羊的潘神、带金箭的丘比特，都有助于判断维纳斯的身份。

第二类以维纳斯命名的作品并不专指维纳斯女神，而指一切美丽的裸体女性。因为维纳斯异常美貌，令奥林匹斯山上的众神为之赞叹，她就被奉为专司美与爱的女神。其后，在帕里斯王子的审判中，她获得了献给最美丽女神的金苹果。因此，在艺术史中，维纳斯可以指所有一切美丽的女性，尤其是指裸体女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原始艺术中的女裸体被称之以维纳斯，例如《维冷多夫的维纳斯》《洛塞尔维纳斯》，尽管以今人的眼光看她们并不美，但是因为这些雕刻与原始人的美和生殖的观念联系在一起，所以，它们被命名为维纳斯。同样古希腊的一些裸体女性雕刻也被命名为维纳斯，例如著名的《米洛的维纳斯》，在其出土的时候，并没有任何线索表明她就是维纳斯女神，但人们最终将她命名为维纳斯，进而推测她的断臂可能手持金苹果（维纳斯女神的标志之一）。同样的情况数不胜数，尽管提香的名作《乌尔宾诺的维纳斯》在订购单上的名字是《裸体的女人》，但最终她也被冠以维纳斯之名。因此，在西方艺术史中，如果一件作品所表现的女裸体不能被证明身份，则她就可以被命名为维纳斯。这种广义指称情况使得维纳斯现象越来越复杂，以至于维纳斯在人们的研究中，可以泛指一切裸体女性，而不管该女性是猎神狄安娜，还是普通女性，例如肯尼斯·克拉克在其著作《裸体艺术》中的做法。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以维纳斯命名的作品，并不一定都在表现维纳斯，而且诸多表现维纳斯女神的作品同时还带来一个问题：在一些作品中，维纳斯端庄宁静，宛如温柔纯洁的处女，例如威尼斯画家乔尔乔纳创作的《入睡的维纳斯》等。而在另外一些作品中，维纳斯的形象与情欲的放纵联系在一起，如1597年罗马法尔内赛宫壁画中有一幅作品，描绘了战神马尔斯替维纳斯脱鞋的情景；卢本斯在《维纳斯与阿东尼斯》中，描绘了维纳斯向阿东尼斯求爱的情景。这些作品中的维纳斯都远离了作为女神的端庄形象。在希腊的神话中，维纳斯也是极为美丽但却缺乏节制的形象，她有自己的丈夫火神赫费斯托斯，但却与其他的神韵事不断，甚至爱上凡间美少年。端庄的维纳斯与美联系更为紧密，可以说她是作为美神的维纳斯，努力不引起观者的欲望；放纵的维纳斯则更多地试图激起欲望，相应地可以称之为作为爱神的维纳斯。其实，维纳斯具有爱神与美神的双重身份源自古希腊人赋予她的诞生方式。也就是说，维纳斯的诞生就反映着古希腊人关于美与性的观念，最终这种观念也有力地影响了西方艺术家对美的表现方式。

在古希腊神话中，维纳斯的父亲是天神，其妻协同儿子割下其生殖器，抛入大海，在溅起的浪花中，升起了维纳斯。维纳斯的诞生说明，古代希腊人认为美感的出现与性欲望的满足有极大的关系。这种观点并非只有古希腊人有，同样的观点还有来自20世纪的精神分析学。弗洛伊德指出：“唯一可以肯定的是美是性感情（sexualfeeling）领域的派生物，对美的热爱是目的受到控制的冲动的最好例子，‘美’和‘吸引’最初都是性对象的特性。”直到今天，在西方社会风俗中，称赞一个女人美的最好的词语还是“性感”。进一步，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同样作为美的事物，艺术家表现的美丽的花朵、自然界不会被冠以维纳斯的名称，而裸体的女性形象却能够约定俗成地被称为维纳斯。

（一）风景：戈壁--蒙德里安--史学之美

蓝天，强烈的阳光，沙石；这是一种风景。它的原素太简单了，以至于根本不需要太多的语词来描绘。见过江南抑或岭南青山碧水的人，忽然置身其中，会感到生命就要沉寂下去：太荒凉、太安静了——让人无法忍受！不，这又有多美——美得异乎寻常，美得异常伟大！一切能称之为“美的”东西、一切有生命力的东西凝缩在这里——在强烈阳光的照射下淡化得没有了形式。倘若你能使自己生命的勃动与这种风景的脉搏合拍，以至汇融，霎时你就会获得无比巨大的力量，敢于追求一切真善美，时间、空间对你的限制不复存在，你便获得了类似宗教信徒与神交时“永恒存在”般的快感。这又怎是青山碧水凭依柔和的色采和线条给人的那种肤浅的愉悦能比的呢？蒙德里安更能被这种戈壁美景所激动。在他的经典名作《红黄蓝构图》（见上图）中，除去横竖线和原色以外，别无其它。复杂的造型，色采的合成，已被极度简化。习惯于普同绘画的人无法解读，无法领会蕴含在简单构图中的内在之美：它展现了物体的精髓。在画前，“人由于抽象的审美默想而具有了与宇宙下意识地同一的能力……个性被嵌进和宇宙现象之中……与自然决裂的新绘画的特点是：对宇宙更为清晰明确的表达。”然而蒙德里安并没有长久地伫立在戈壁滩前。否则，他的画面将更加简化：毕竟他借助横竖线的垂直交叉来构造一种平衡与和谐；而这完全可以省去。描绘戈壁风景，引介蒙德里安的绘画是为了阐明一颗“心灵”——它为艺术和史学所共有。对艺术而言，不存在不能入画的对象；对史学而言，也没有不可描述的事物，二者完全可以包容一切。这里是指二者共有的一种抽象取向。艺术抽象的结果，以图画的形式出现。人们借助对色彩、造型等的欣赏，力图解读艺术家阐述事物本质的特殊语言。史学抽象的结果是一篇论文或一本书籍，人们通过阅读，在认识或认知过去的同时，欣赏史学家的抽象艺术。“史学的抽象”，就是借助种种技术手段和科学分析使隐藏在纷纭复杂的历史背后的质性的东西显露出来。这些东西存在于人类社会的每一个时段，“过去”、“现在”、“将来”这些限定性时间词对它而言是毫无意义的。它就是人类对真善美的渴望与追求。所谓“史学之美”，应该这样理解：史学的指向揭示人类向善冲动的冲动是一种美；这种美的展现过程也是一种美。“史学美”既是结果，又是过程。史学美的展现将由所有学习、研究以至于热爱史学的人来完成。他们所必需的是：无畏的勇气，真诚的心灵，科学的方法。

（二）蓝花：梦想？现实？TOP

“蓝花”是德国浪漫主义作家、诗人诺瓦利斯经常使用的词语，对他而言，蓝花“包括一个憔悴的心灵所能渴望的一切无限事物。蓝花象征着完全的满足，象征着充满整个灵魂的幸福。”这里借用“蓝花”来指对完美的追求。“完美”应该是个宽泛的包容性的概念。具体到史学，即指史学自身目标的完成——史学美的展现。古代史学对此没有太大贡献。以中国古代的历史编篡学为例。它的目的就是记录——“忠实地”记录“半个社会”的全部内容。在今天受到高度评价的经典名著，不管是《史记》，还是《通鉴》，它们的最高价值不过是：在古代用做帝王士子鉴古的工具；在今天用做史料和读物。这种史著没有透视，个别展现史学美的行动也谈不自觉。兰克（Ranke）史学是历史编篡学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它的主要特点如下：①内容以政治史为主。②史学是对事件的叙述。③观点来自上层，关注各式精英。④史料来自各种正规文献。⑤单方面考察历史人物、事件。⑥这是最重要的观点。史学应该是客观的（Historyisobjective），史学家的任务是告诉人们事件是如何发生的，并给予公允的叙述。不管怎样，史学第一次比较系统地阐明了自己的观点、理论、任务、手段等等。史学开始走向科学。然而，兰克史学的偏狭注定它不会取得更辉煌的成就。拘泥于所谓“正规文献”——无非是些“正史”、官方文件汇编、政府存档等等，妨碍了史学工作者在更广阔、更完整的空间里寻找自己的对象。对所谓“客观叙史”的过分强调，使史学家丧失了深入到表象背后探索本质的勇气，而仅去注意表层的人物和事件。著作成为历史的帐本，只有表象的因果得到探讨。马克思主义史学对历史的认识进展到新的深度。也就是说，对相对深刻的经济层面的认识。以领袖们的主张、论断为基础，这类史学家强调“经济”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要素。历史中政治的变动、文化的变迁、思想的演进等等一切，都可以追溯到经济层的变化与动荡。不同经济利益的体现群体形成阶级。人类社会的一切，有形的抑或无形的，都被各个阶级瓜分走一部分。它们互相排斥、互相对立；斗争，妥协，再斗争……历史就这样无穷无尽地演进下去。经过长期的实践，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了完整的公式，并用它套解了全部人类历史。这种解释据称“拥有不可辩驳的逻辑力量”。然而问题在于：这种经济决定论并不是解释历史问题的必需前提。它所适用的范围同全部历史内容相比只是很小一部分。这种历史解释学的生命力并不很强——当然这并不否定它的存在价值。它曾经盛极一时，并且在许多国家占据主流，得益于它与意识形态的紧密结合。与兰克史学相比，在史料的选取、具体的操作上，马克思主义史学没有太大进步。同样的历史内容，兰克史学给出完整的叙述——尽管这种史学并不深刻，但比较客观公允，最大限度地“忠实历史”。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受到与兰克史学一样的眼界狭隘的困扰的同时，为了满足公式解释的需要以及迫于现实政治压力，不惜割裂历史本身，再把碎片按自己的意图重组。结果，一方面，出现了一个含义远非字面上那么简单的名词——“历史教科书”；一方面，无意的错谬和有意的谎言充斥了历史作品本身。史学发展到“年鉴——新史学”阶段方才步入春天。从“年鉴派”到“新史学”构成了当代史学发展的完整序列。与兰克史学相比：

一、新史学关注人类社会的全部活动：一切都有历史（“Everythinghasahistory”）。

二、旧史学认为自己的任务就是描述事件；新史学则强调对历史的结构分析（“theanalysisofstructures”）。

前言

这是个商品广告无处不在的时代。商品广告的情节和语言越来越具创意，画面色彩越来越丰富，这已不仅是商品信息的简单传递，它对大众的消费理念乃至整个文化价值的追求起着越来越强的诱导和影响作用，而且更多的是在为大众设定“时尚”和“趣味”的范畴，激发观众许多虚妄和偏执的需要。商品广告往往为迎合大众的审美趣味而做，它包含和反映了现代人的价值取向和审美追求，日益成为大众审美文化的极为敏感而复杂的部分。

调查表明：国内媒体上，女性做广告的比例占有绝对优势：护肤、化妆、洗浴用品的广告似乎无一例外地由女性来做；家居用品、家用电器的广告绝大多数也由女性做主角，甚至手机、领带、西服这类被看作男人世界里的商品，其广告也着意渲染女性对男性似乎是必然的崇拜、臣服和温柔。为什么千百年来一直处于“第二性”的女性在现代商品广告世界中成了“第一性”（就数量而言）？为什么女性在广告中的形象如此模式化？这种现象实际上反映了现代人（男人）对女性的价值取向和审美追求，反映了女性的现实社会和文化状况的某些侧面以及社会（男人）对女性的角色期待和价值规范。

探讨商品广告中的女性形象问题，不仅是商品广告文化研究问题中有其意义，也是女性文化研究或两性文化研究的课题。

一艺术史中的女性形象

艺术永远钟情于人类两性世界，女性形象是艺术的永恒主题，但就女性的美而言并非从来就是女性崇拜的至高标准。

摘要：收藏和艺术史书写之间的关系源远流长，两者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促动。美国收藏家弗利尔的中国艺术收藏独树一帜；高居翰在此基础上进行的中国绘画史研究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尝试，他传承西方艺术史呈现的视觉模式，开启了从卷轴画研究中国画史的先河，在西方艺术史的研究历程中注入鲜活的东方元素，为在西方文化语境中开展中国艺术史书写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案例和启示。

关键词：弗利尔；艺术收藏；中国艺术史书写

一、弗利尔的“铁轨缘”和“中国结”

美国历史学家斯蒂芬•安布罗斯曾说：“建成世界上首条横贯北美大陆的铁路，是美国人民在19世纪取得了最伟大的成就，堪比赢得南北战争和废除奴隶制度。”铁轨造就了美国的镀金时代，在当时具有非凡的战略意义，形成了诸多的多米诺效应。其一，19世纪80年代，美洲大陆的小麦开始涌入全球市场，世界谷物的价格大幅度下跌，这一事件削减了英国土地贵族的收入，促成家传艺术品的拍卖销售，其中包括全球瞩目的中国瓷器。其二，掀起了全球范围内的铁路革命，就在美国的横贯线竣工后几年，俄国建成了全球最长的跨西伯利亚的铁路，中国也被裹挟其中。在修建铁路的过程中，筑路工人惊醒了沉睡于地下的诸多古代贵族墓葬，源源不断地将高品质的文物送进艺术市场，因此激发和培养了美国富裕收藏家对亚洲文物的澎湃热情。查尔斯•朗•弗利尔是其中最耀目的标杆，他以铁轨起家并坐上火车开始他的亚洲探宝之旅。查尔斯•朗•弗利尔（CharlesLangFreer）1856年出生于美国纽约金斯顿市，他的父亲是一位家畜饲养员和驯马师。弗利尔14岁辍学，在金斯顿——锡拉丘兹铁路公司觅得一份出纳员的差事。作为底层的工薪阶层，他以过人的聪颖赢得上司弗兰克•赫克的赏识，并在公司前往底特律后，将他带入美国“美国半岛车厢厂”的管理层。这家公司兼并了十几家同行，很快异军突起成为“美国车厢与铸造公司”。该公司成为美国火车车厢的全能制作商，弗利尔也逐渐成为冉冉上升的底特律高管，并无可救药地倾心于收藏。他的收藏在19、20世纪之交属于绝对的另类，当时美国富豪们竞相追逐的外销瓷，他对此并无兴趣，他更为倾心的是挑战主流，树立中国绘画的经典。

作为门外汉的弗利尔并未受过良好的教育，他的收藏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结交的具有汉学背景的古董收藏家。福开森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位。以当时对中国文物和古代文献的了解，无人能与北京传教士出身的艺术专家福开森相比，弗利尔对他的尊重无以复加。1913年，福开森受人委托，将挑选的一批中国艺术品运至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该馆员工对那批藏品表示失望，幸运的是，弗利尔拾得缺漏，他最终买下了《洛神赋图》，以及被大都会博物馆质疑的福开森其他藏品。今天这些藏品成为弗利尔美术馆的镇馆之宝。1923年，弗利尔美术馆开馆，拉吉成为创始馆长，弗利尔的珍藏总计15434件，分为几个部分：1270件惠斯勒的绘画、素描和雕塑，以及其他绝大多数属于美国艺术家的作品；中国藏品3399件；日本藏品1937件；埃及文物1095件；朝鲜藏品471件；近东藏品5847件。弗利尔曾经认为他收藏的艺术品已经完美到不需增添。在他去世前夕，他改变了决定。他修改了自己的遗嘱，除了美国绘画部分，允许博物馆对其他相关收藏继续耕耘。弗利尔美术馆终于获得了发展的权限和空间，到上世纪80年代，馆藏文物不断扩充，以藏品的丰富和精美著称于世。尤其令世界侧目的是中国文物几乎占了该管馆藏数量的一半，仅书画就达1200余幅，位居为美国之首，成为西方艺术史学界研究中国艺术史的重镇。

二、弗利尔美术馆与中国艺术史的书写

（一）风景：戈壁--蒙德里安--史学之美

蓝天，强烈的阳光，沙石；这是一种风景。它的原素太简单了，以至于根本不需要太多的语词来描绘。见过江南抑或岭南青山碧水的人，忽然置身其中，会感到生命就要沉寂下去：太荒凉、太安静了——让人无法忍受！不，这又有多美——美得异乎寻常，美得异常伟大！一切能称之为“美的”东西、一切有生命力的东西凝缩在这里——在强烈阳光的照射下淡化得没有了形式。倘若你能使自己生命的勃动与这种风景的脉搏合拍，以至汇融，霎时你就会获得无比巨大的力量，敢于追求一切真善美，时间、空间对你的限制不复存在，你便获得了类似宗教信徒与神交时“永恒存在”般的快感。这又怎是青山碧水凭依柔和的色采和线条给人的那种肤浅的愉悦能比的呢？蒙德里安更能被这种戈壁美景所激动。在他的经典名作《红黄蓝构图》（见上图）中，除去横竖线和原色以外，别无其它。复杂的造型，色采的合成，已被极度简化。习惯于普同绘画的人无法解读，无法领会蕴含在简单构图中的内在之美：它展现了物体的精髓。在画前，“人由于抽象的审美默想而具有了与宇宙下意识地同一的能力……个性被嵌进和宇宙现象之中……与自然决裂的新绘画的特点是：对宇宙更为清晰明确的表达。”然而蒙德里安并没有长久地伫立在戈壁滩前。否则，他的画面将更加简化：毕竟他借助横竖线的垂直交叉来构造一种平衡与和谐；而这完全可以省去。描绘戈壁风景，引介蒙德里安的绘画是为了阐明一颗“心灵”——它为艺术和史学所共有。对艺术而言，不存在不能入画的对象；对史学而言，也没有不可描述的事物，二者完全可以包容一切。这里是指二者共有的一种抽象取向。艺术抽象的结果，以图画的形式出现。人们借助对色彩、造型等的欣赏，力图解读艺术家阐述事物本质的特殊语言。史学抽象的结果是一篇论文或一本书籍，人们通过阅读，在认识或认知过去的同时，欣赏史学家的抽象艺术。“史学的抽象”，就是借助种种技术手段和科学分析使隐藏在纷纭复杂的历史背后的质性的东西显露出来。这些东西存在于人类社会的每一个时段，“过去”、“现在”、“将来”这些限定性时间词对它而言是毫无意义的。它就是人类对真善美的渴望与追求。所谓“史学之美”，应该这样理解：史学的指向揭示人类向善冲动的冲动是一种美；这种美的展现过程也是一种美。“史学美”既是结果，又是过程。史学美的展现将由所有学习、研究以至于热爱史学的人来完成。他们所必需的是：无畏的勇气，真诚的心灵，科学的方法。

（二）蓝花：梦想？现实？TOP

“蓝花”是德国浪漫主义作家、诗人诺瓦利斯经常使用的词语，对他而言，蓝花“包括一个憔悴的心灵所能渴望的一切无限事物。蓝花象征着完全的满足，象征着充满整个灵魂的幸福。”这里借用“蓝花”来指对完美的追求。“完美”应该是个宽泛的包容性的概念。具体到史学，即指史学自身目标的完成——史学美的展现。古代史学对此没有太大贡献。以中国古代的历史编篡学为例。它的目的就是记录——“忠实地”记录“半个社会”的全部内容。在今天受到高度评价的经典名著，不管是《史记》，还是《通鉴》，它们的最高价值不过是：在古代用做帝王士子鉴古的工具；在今天用做史料和读物。这种史著没有透视，个别展现史学美的行动也谈不自觉。兰克（Ranke）史学是历史编篡学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它的主要特点如下：①内容以政治史为主。②史学是对事件的叙述。③观点来自上层，关注各式精英。④史料来自各种正规文献。⑤单方面考察历史人物、事件。⑥这是最重要的观点。史学应该是客观的（Historyisobjective），史学家的任务是告诉人们事件是如何发生的，并给予公允的叙述。不管怎样，史学第一次比较系统地阐明了自己的观点、理论、任务、手段等等。史学开始走向科学。然而，兰克史学的偏狭注定它不会取得更辉煌的成就。拘泥于所谓“正规文献”——无非是些“正史”、官方文件汇编、政府存档等等，妨碍了史学工作者在更广阔、更完整的空间里寻找自己的对象。对所谓“客观叙史”的过分强调，使史学家丧失了深入到表象背后探索本质的勇气，而仅去注意表层的人物和事件。著作成为历史的帐本，只有表象的因果得到探讨。马克思主义史学对历史的认识进展到新的深度。也就是说，对相对深刻的经济层面的认识。以领袖们的主张、论断为基础，这类史学家强调“经济”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要素。历史中政治的变动、文化的变迁、思想的演进等等一切，都可以追溯到经济层的变化与动荡。不同经济利益的体现群体形成阶级。人类社会的一切，有形的抑或无形的，都被各个阶级瓜分走一部分。它们互相排斥、互相对立；斗争，妥协，再斗争……历史就这样无穷无尽地演进下去。经过长期的实践，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了完整的公式，并用它套解了全部人类历史。这种解释据称“拥有不可辩驳的逻辑力量”。然而问题在于：这种经济决定论并不是解释历史问题的必需前提。它所适用的范围同全部历史内容相比只是很小一部分。这种历史解释学的生命力并不很强——当然这并不否定它的存在价值。它曾经盛极一时，并且在许多国家占据主流，得益于它与意识形态的紧密结合。与兰克史学相比，在史料的选取、具体的操作上，马克思主义史学没有太大进步。同样的历史内容，兰克史学给出完整的叙述——尽管这种史学并不深刻，但比较客观公允，最大限度地“忠实历史”。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受到与兰克史学一样的眼界狭隘的困扰的同时，为了满足公式解释的需要以及迫于现实政治压力，不惜割裂历史本身，再把碎片按自己的意图重组。结果，一方面，出现了一个含义远非字面上那么简单的名词——“历史教科书”；一方面，无意的错谬和有意的谎言充斥了历史作品本身。史学发展到“年鉴——新史学”阶段方才步入春天。从“年鉴派”到“新史学”构成了当代史学发展的完整序列。与兰克史学相比：

一、新史学关注人类社会的全部活动：一切都有历史（“Everythinghasahistory”）。

二、旧史学认为自己的任务就是描述事件；新史学则强调对历史的结构分析（“theanalysisofstructur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