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范文10篇

【内容提要】意识形态的性质不仅是认识的，而且也是实践的。但由于我们过去对意识形态做纯认识论化和纯理论化的理解，使得我们对意识形态的实践本性缺乏应有和足够的理解。实践只能是人的实践，是在人的需要、意识、情感的推动下进行的，所以意识形态也只有融入大众、融入日常生活、融入社会心理、融入个人意识和人格无意识，才能转化为实践的精神动力。文艺则集中而生动的体现了意识形态的这一特征。

【关键词】意识形态、认识与实践、社会心理与个人心理、社会主义文艺

一

文艺的意识形态性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核心命题，也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理论支点。这是因为意识形态作为社会意识中反映人们所处的社会关系（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和思想要求、利益、愿望的那一部分思想观念的总和，在阶级社会中，对于每一个社会成员来说都是先在的，就像葛兰西所指出的，“是由每个人从其进入这个意识的世界之时起，就自动陷入的许多社会集团所强加的”（P.233）。人们在社会交往的过程也就是一个进入一定文化、接受一定意识形态的过程。阿尔都塞也认为只要一个人进入社会，就不可避免地落入到“巨大的意识形态的襁褓”之中，他的思想和行动无不受一定意识形态的支配和规范，所以他把意识形态看作是一种“文化客体”，是人们必须接受的赠品。出于对意识性质以及它与人的思想、行为之间关系的自觉认识，马克思主义才从根本上把文艺界定为一定社会意识形态，并要求无产阶级文艺自觉地担当起以无产阶级世界观来改造世界，以社会主义精神来教育和鼓舞人民大众的历史使命。因而意识形态性也就成了无产阶级文艺的思想灵魂。

正是由于这样，文艺的意识形态性这个命题自它提出之后就遭到许多“纯艺术论”的倡导者的反对，新时期以来，在我国文艺理论界也引起了不少人的质疑和否定，以致有些文艺部门的领导也回避文艺的意识形态性、不敢理直气壮地坚持文艺的意识形态性问题，这实际上是在思想上放弃了对文艺的领导。这些年来，我们的文艺事业在走向繁荣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少与社会主义文艺方向完全背道而驰的创作倾向，起着腐蚀人们的意志、毒害青少年的灵魂、败坏社会风气的作用，这显然是与文艺界所出现的一股淡化和消解文艺意识形态性的思潮是分不开的。

这股思潮在我国出现自然不是没有原因的，分析起来大概有这样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受了西方“意识形态终结论”思想的影响。自上世纪中叶以来，西方有些思想家就竭力否定意识形态的现实基础，否定意识形态与现实社会中个人存在活动之间的内在联系，把意识形态直接等同于国家意识形态，等同于一个纯粹的政治性的概念，并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科学，而纯粹是一种意识形态，断言随着苏东剧变，冷战的结束，意识形态也宣告终结。这观点很契合我国某些长期以来深受极“左”思潮压制和饱受“”文化专制之苦的作家和批评家的思想和心理，他们也就趁我们不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之机，以批判文艺界的极“左”思潮之名，跟着在我国掀起一股否定和消解文艺意识形态性的思潮，试图以文艺是一种“美”、一种“文化现象”来取而代之。这些观点在理论上自然是经不起分析的，因为“美”不可能完全脱离“真”和“善”而独立存在的，所以审美评价和审美选择在根本意义上来说无疑是一种价值选择和价值评价。因此审美观的差异说到底就是一种价值观的差异，它是不可能与意识形态完全没有联系的。另一方面，也与以往我们对意识形态理解上的片面性和不确切性是分不开的，这种片面性和不确切性具体表现为：一是纯科学的倾向，亦只是从意识论、认识论的观点，从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关系、反映被反映关系的角度，来说明意识形态的性质，对于意识形态的价值属性和价值内涵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和阐明。意识形态不同于一般的社会意识，它作为反映处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们的思想要求、利益、愿望的那一部分思想观念，是属于一定社会、一定阶级和社会集团的信念体系和行为规范的范畴的，它的任务就是为了凝聚人的思想，把人的行为引导到同一的方向、共同参与到对社会的变革实践。所以，它不仅有认识的属性，同时还有价值的属性，不仅有理论的功能，同时还有实践的功能。这些方面，葛兰西、阿尔都塞和晚年的卢卡契都曾有不少合理论述和发挥，并得到西方学界较为广泛的认同。如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作为表象体系之所以不同于科学，是因为在意识形态中实践——社会的职能比理论的职能重要得多”。卢卡契认为意识形态的“目的是使人的社会实践变得有意识有活力”，“所有意识形态所面临的决定性问题是：Wastan（做什么）？”《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在解释意识形态时也认为它是“社会哲学或政治哲学的一种形式。其中实践的因素与理论的因素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它是一种观念体系，旨在解释世界并改造世界”。这些见解都是值得重视的。但是在我国过去，可能为了与马克思、恩格斯早年以意识形态所指代的“虚假的意识”，亦即指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己合法的统治而制造出来的一种虚幻的价值观念划清界线，在阐述意识形态时都侧重于从它对社会存在的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方面，亦即认识论的、科学性的观点来进行发挥，而忽视从实践性的、对社会变革的功能方面来进行理解，这就把意识形态实证化了、认识论化了、纯科学化了。这理解显然是不够全面、准确的。二、是纯理论的倾向，侧重强调意识形态是自觉反映一定社会存在的思想（理论）体系，而无视它与社会心理、个人心理和日常意识之间的内在联系，不认识意识形态作为一种自觉的思想观念，不但是从对社会心理加工、提升而来，如同普列汉诺夫所说的是以社会心理为“共同根源”的，同时还表现为只有经由社会心理，意识形态才能反作用于社会存在。这样，就把意识形态混同于意识形态理论和意识形态科学，视意识形态为远离生活、高高在上、只是少数意识形态专家在研究的纯思辨的、理论形态的东西。尽管我们在理论上都承认意识形态与社会存在之间是相互影响并积极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的，但由于对这种反作用的内在机制和内在环节没有足够的注意和深入的揭示，从而使得我们对意识形态的反作用的理解还只是停留在抽象的理论说明上，在解决实际问题方面，几乎显得无所作为。而我们之所以强调要真正阐明意识形态对社会存在反作用的道理必须深入分析揭示它的内在机制和内在环节，就是由于马克思所说的：“思想从来也不超出世界秩序的范围”，因为思想不可能直接打破现实关系实现对社会的变革，所以“思想根本不可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这表明意识形态总是以现实的人为物质载体的，它要在现实中发挥作用，首先必须融入生活、融入大众、融入社会心理、融入人们的人格无意识之中，唯其这样，它才有可能转化为一种实践的精神动力。在这方面，葛兰西、赖希、弗洛姆等人都曾做出许多有益的探讨，如葛兰西提出：必须革除“哲学是一种奇怪而艰难的东西，认为它是由特定领域内的专家或专业的和系统的哲学家所从事的专门理智活动”的观念，“不应把所谓‘科学的’哲学的东西，同只是观念的和意见的片断汇集的、日常的和大众的哲学分割开来”。他批评当时意大利流传的以克罗齐和金蒂雷为代表的“内在论哲学”，认为它的最大的缺陷之一就在于：“它们不能在上层建筑和底层之间、‘普遍人’和知识分子之间建立起一种意识形态上的一致性”。这些探讨对于我们克服对意识形态理解的纯科学、纯理论的倾向，全面、深入理解意识形态性质，实现意识形态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是有突出贡献和积极意义的，它应该被吸收到我们的意识形态理论中来，并作为我们探讨文艺意识形态性的重要理论依据来加以研究。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采取两种措施解决道德水准下降的问题，一种是伦理制度化；另一种是意识形态化的精神建设，两种措施均没有取得明显效果。第一种措施低效的原因在于没有抓住道德的根本：引导人在超越和意义体验的基础上追求向善，所以不能取得实效。第二种措施以总体化、自上而下的方式进行精神引导，失去了个体意义体验的支撑，因而处于悬空状态。当前道德建设的根本是建构基于个体意义体验的人生信仰，这种建构需要解决三对矛盾：实用理性与意义关切、社会分化与社会认同、意识形态与信仰之间的矛盾。

关键词：道德；德性；信仰；意识形态

在我国，改革开放尤其是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以来，人们普遍感受到道德水准的下降。如何提升道德水准呢？一类措施是伦理制度化：把道德规范“成文化”、或提升为奖惩制度和法律条文。如：设立见义勇为基金，规定对见“死”不救的处罚；对随地吐痰的制度化处理；职业道德的制度化，如医生不得收红包、教师不得进行有偿家教，政府官员财产收入申报等；建立学生道德银行制度。但是，现实生活中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的普遍缺失，以及人与人之间不断增大的摩擦和交际成本表明这些措施并没有取得明显的效果。另外一类措施是意识形态化的精神建设。政府进行社会主义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宣传、灌输，力图在人们的内心世界中植入主流的、统一的价值观。如不遗余力地进行各种主旋律的宣讲，经常性地推出先进典型，以及根据社会情境塑造抗洪精神、抗非典精神、神五精神等来占领人们的内心世界，希望以此植入一个信仰的体系，为道德建设提供精神支撑。但是，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各种主旋律、典型和精神满天飞，却唤不回道德风气的好转。上述两种措施收效低微的原因何在？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从规则伦理与德性伦理的关系以及德性的前提说起。

一信仰和意义是德性形成的内部基础

（一）德性是道德的本位

道德建设中存在着制度本位论（如规则道德、规范伦理和伦理制度化）和德性本位论。制度本位论持有这样的理论前提：道德建设应当关注和落足于外在行为，而不是个体的内在品质，伦理学的任务就是研究如何制定道德规则。只要道德主体做出的外显行为是合道德的，其动机并不重要。这种观点的深层假定是“行为是完全独立于人们对世界结构所抱的看法的”[1]，这个假定实际上是贬低了人的精神、否弃了人的自主性，把人心降格为一个“刺激－反应系统”。此外，规则本位论也无法保证长久和永恒的道德效果。因为，规则约束的在场性毕竟是有限的，不能监管到人的复杂多样的全部行为，当个体处于不被监视的情况下，规则就无法保证道德行为的发生。

一、政治哲学跨文化研究的思路和方法

本文所说的"东方"，泛指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东亚广大地区。这里所说的"东方新社群"理念，指在具有东方儒家文化历史传统的广大地区，对传统的社会政治理念进行创新的一种尝试。这种尝试，在于严肃反思和活化东方古代的政治思想传统资源，并以理解的态度借鉴西方传统的和当代的政治思想资源，力图以此探索建构我们时代的东方政治哲学理念的可能性。

如果同意艾赛亚·柏林的价值多元性及其不可通约性(thepluralityandtheincommen-surabilityofvalues)、以及世界诸文化与文明的多样性及其不可通约性(themultiplicityandtheincommensurabilityofdifferentculturesandcivilizations)的观点所强调的对不同文化的尊重的话，那么，东方学者立足于东方社会本身的实际，在东方地缘文化中进行与促进东方文化进步相关的政治哲学理念的探索，在学术上就应该被认为是合法的，而且应该被认为是应该受到尊重的。

东方文化具有自己悠久的历史，它随着东方文明的发展而发展，久经五千年而无中断也未衰亡，在一定意义上说，从19世纪以来，它就经历着正确处理与西方文化关系的磨练，而在已经来临的新世纪中，各个方面的发展显示，它有可能焕发出自己的独特光彩。在这个总体的态势中，建构东方政治理念的思想任务，是推进全人类政治理念进步的重要工作之一。

从理想主义的立场来说，因为我们都是人，所以，全人类的文化及其所有伟大理念似乎都应该是统一的、应该具有许多普遍性的东西。我们赞赏并且也向往这种立场。但是，从人类文化的不同历史和现今的实际状况来看，世界各地的文化，包括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具有不同的传统。因而应该承认东方的政治理念与西方的差异事实。只有在承认差异的基础上，抱着寻求共同性的愿望，才能找到普遍性的东西。因而，如果要谈论全人类共同的政治理念，其思路似乎不应该是：马上不加论证地就以某一个地方的现成政治理念（例如西方的或者东方的）作为全世界政治哲学的最高范型。而应该是：首先以跨文化批判的理性态度，分别搞清楚各个地域文化的不同的政治理念（关于这一点，我十分同意著名经济学家AlbertoO.Hirschman教授30年前在《WorldPolitics》上发表的评论JohnWomack和JamesL.Payne两人研究拉丁美洲政治的著作的评论1），然后才能够有可能寻求它们的理性综合。

二、反思中国现代中的文化偏向

摘要：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意识形态一直以来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马恩在批判资产阶级时，对资产阶级虚假的意识形态进行了揭露，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在中国的发展，除了共产党人对其的继承，还有共产党人对其与时俱进的丰富，由此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发展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各种社会思潮不断涌出。为了维护我国意识形态的安全，梳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主要内容及其在我国的发展历程便尤为重要。

1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

1．1意识形态的产生。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但意识形态一词并不是由马克思创造出来的，而是特拉西首次明确使用的。在特拉西的著作《观念学原理》中，他把意识形态理解为观念学。他认为观念学是一切学科的基础，而观念是以感觉为基础的，因此他根据“从思想回溯到感觉”的方法，得出宗教意识是谬误的，并对当时统治人们思想的宗教、哲学等提出了质疑。特拉西的意识形态概念不仅是为了建立一门学科，更是为了指导实践，他的意识形态思想不仅拒斥了当时社会的传统思想，也拒斥了维护传统观念的社会制度。1．2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产生。首先，马克思意识形态的产生与马克思当时生活所在的社会环境密不可分。马克思生长在一个剧烈动荡的时代。欧洲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在改善人们物质生活的同时，也加速了民主、自由思想的广泛传播。在十八、十九世纪的西欧，曾经发生过三次重大的社会变革影响着马克思意识形态的形成。首先是英国工业革命。它作为第一次工业革命，对生产力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并在这个过程中，孕育出了工人阶级。与古代社会以血缘和出身为条件衡量一个人的价值不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可以通过劳动而实现自身价值。由此，产生了可能夺取政权的第三个阶级———无产阶级。其次，法国发生了政治大革命。人民群众在这次革命中恢复了历史主体的地位，资产阶级却暴露出了其革命的局限性：在革命前许诺建立的理性王国与革命后的现实并不相符，并且出现了新的阶级压迫。最后，发生在德国的哲学革命。在这场革命中，德国哲学家为了将人们从宗教中解救出来，而批判宗教。其次，马克思意识形态的产生与马克思早年间的个人生活经历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1842－1843年间，马克思在《莱茵报》工作时期曾多次使用过“意识形态”一词。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中，马克思站到了被压迫的人民群众的一方，并用意识形态来表达社会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和欺骗性。随后，当马克思移居巴黎，他不仅在社会活动中感受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力量，也认识到了社会的主体应该是无产阶级。1．3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内涵。一般来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尽管没有科学系统的阐述过意识形态一词的涵义，但是对意识形态涵义的使用是丰富的：首先，指“否定的”意义上的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站在唯物史观的立场上，对以鲍威尔、施蒂娜、施特劳斯等代表人物为核心的青年黑格尔派进行了意识形态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这些代表人物都是唯心主义的拥护者，他们从观想的观念出发，认为思想观念不受社会存的制约，并且观念可以创造世界。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他们不从社会现实出发，颠倒了社会存在和认识的关系。其次，指“虚假的”意识形态。这种虚假的意识被特定的阶级利用，或这种虚假意识服务于某个阶级，因此就具有虚假性、欺骗性。马恩所说的虚假的意识形态，主要指资产阶级为了达到自身的目的、利益而将特定阶级的利益普遍化。资产阶级在与封建阶级斗争时，为了得到更多人的支持，鼓吹自身的行为具有利益的普遍性。资产阶级以迷惑性的手段骗取更多的支持为其争取政权，并掩盖社会矛盾，从而达到永久的阶级统治。再次，指观念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马克思认为，观念上层建筑和政治上层建筑共同构成上层建筑。马克思对观念上层建筑的描述，在《形态》中有所体现：“市民社会这一名称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除此之外，观念上层建筑与经济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在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曾表明一定的经济基础会产生相应的意识形态，不存在脱离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

2中国意识形态理论的发展

多年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一直担当着政治意识形态诠释者的角色与功能，事实上，与意识形态的这种关系也关涉着马哲学科的市场资源。但是，随着诸多社会领域的分化(特别是经济领域跃居为核心领域)而带来的政治意识形态大一统局面的瓦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识形态功能即使存在，也已经不可能像以前那样显赫，不仅如此，从社会变革的趋势看，这一功能还会不断弱化。事实上，在学术意义上，马哲近年来已不断呈现边缘化的境况。在这样一种情势下，究竟如何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已成为令人困惑的问题。最近几年学术界的主要路向基本上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回撤到“马克思哲学”，如果说前者是意识形态式的指认，那么后者则是一种本文性的指认，这种指认一方面试图向马克思的著述回复，另一方面，则是从学理上展开与当代哲学的对话与沟通，呈现和拓展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目前的努力基本上都是学术性的(至少看起来是学术性的)。在很大程度上，马克思研究正在努力地走向“专业化”(马克思的研究者本人也实现了“专家化”)，据说这一趋向是为了回应当下学界所谓“思想淡出”的学术化走势。笔者虽然一直是这一努力的积极支持者和参与者，但同时也心怀一种疑虑，那就是，当我们把马克思哲学有意地从意识形态中区分出来并作为一种学术研究对象时，是否忽视了马克思哲学与意识形态的应有的历史性关联，而这一关联本身就应该是我们从事马克思哲学学术研究时无法割弃的思想前提，换句话说，当我们撇开马克思哲学与意识形态的应有关联时，很可能同时也抽掉了马克思哲学与时代的内在关联。我越来越感觉到，学界关于这一时代意识形态淡化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识形态功能弱化的判断有些武断，并且本身就是认同于某种意识形态的结果。

二

我们知道，正是在马克思那里，意识形态这一问题变得复杂起来。特拉西的意识形态(Ideology)，即观念学或观念体系，还只是一个中性的称谓，不附加价值判断，马克思正是通过对抽象的、唯心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批判，指出对任何意识形态的理解都必须深入到其背后的以经济政治关系为核心的人的实践活动，正是通过这一路数，马克思发现了传统意识形态与经济政治关系的反向的关联，那就是意识形态总是掩盖了其关联着的经济政治关系的本质，而“占统治地位的将是愈来愈抽象的思想，即愈来愈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思想”(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3页。)。马克思的结论是明确的，资产阶级的看起来带有普世意义的价值观念体系所掩盖的正是资本主义社会日益对立的阶级冲突关系，而一切看起来赋予了某种理论中立性的抽象哲学理论都有为其辩护的阶级基础，从这一意义而言，马克思显然要揭开意识形态的真理幻相(从哲学必须是抽象的形而上学而言，马克思就已经终结了哲学，在此，我们也许只能称为马克思思想)。马克思是从否定的意义上看待意识形态概念的。实际上，马克思揭示意识形态与实践的表里关系，本身就要求从意识形态批判向实践批判的转变，即“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53页。)。

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的核心是意识形态批判，马克思并不相信意识形态与实践的直接同一关系，他也不会沉浸于意识形态的体系建构和诱人的理论说教中，而是要深入到与一定意识形态发生作用的权力关系之中，由此批判、解构甚至颠覆意识形态。在马克思看来，意识形态批判不可能源于意识形态本身，因为意识形态的形成正是通过真理式的话语系统替代并遮蔽真实的权力关系发生的，因此，对意识形态话语与真实的权力关系的批判，就不可能凭借纯粹观念的分析，而是要跳出意识形态观念，从人的实践活动入手，揭示意识形态发生作用的境遇条件并强化人的历史性的实践活动的自为性。传统哲学是无法跳出意识形态的，不仅如此，在马克思看来，传统哲学的症结就在于意识形态化，传统哲学的看起来远离世俗意识形态的抽象的观念体系所表达的正是具有普遍性意义的资产阶级的抽象的法权关系。当马克思指责以前的哲学家不可能真正将唯物主义深入到社会历史领域时，也是基于同样的道理。值得注意的是，当马克思在实践意义上展开其意识形态批判时，所谓意识形态并不是仅仅局限于政治领域(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的典型当然是政治领域)，而是应该扩展为更广泛的社会与文化生活领域，并表达为社会批判与文化批判，在这一意义上，当代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境遇下展开的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科学技术批判(工具理性批判)以及大众文化批判，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的历史的延伸，也值得通过与马克思建立在实践哲学基础上的意识形态批判的互动展开自我批判。

马克思拒绝承认任何一种意识形态的恒久性，相反要求通过“批判现在的生活关系”去揭示意识形态的虚假性与暂时性，不过，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看不到意识形态的巨大的社会效用，“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60页。)。在此，马克思强调的是意识形态对于历史主体的教化与启蒙功能，而其理论基础正是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性的考察与马克思关于唯物史观以及世界历史时论的构建是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把代表先进历史前进方向的主体确定为大工业社会的无产阶级，进而构建了一套以政治解放为核心、以人类解放为最终要旨的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理论(马克思主义)。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包含了知识社会学，但又不是局限于此，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仍然不可否定地具有其价值立场，马克思是要为无产阶级建构一套意识形态学说，在同样的历史唯物主义及社会主义旨向中，这套学说也可以看成、且事实上已经被看成是被剥削、被压迫国家、民族以及社会群体的意识形态。

在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中包含着两种价值立场或关怀，一是哲学人类意义上的人道主义关怀，一是基于被剥削、被压迫阶级及群体的立场以及由此扩展开来的社会主义关怀。这两种关怀统一于马克思的实践观，不过前者更为强调实践理念的建构，而后者则在于如何实现这一实践理念。这两种价值立场或关怀本身也客观地构成了早年马克思与成年马克思思想的差异。早年马克思关注的是实践理念，这就是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展示的人道主义的或共产主义的(更确切的称为“共生主义”(注：参见彭富春《马克思美学的现代意义》，《哲学研究》2001年第4期。))，在那里，马克思实际上建构了一种个人、社会以及类主体之间具有共生结构的生存论存在论结构，而成年马克思关注的则是如何通过现实的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运动实现实践理念的问题。当阿尔都塞把早年马克思和晚年马克思的思想分别等同于“意识形态”和“科学”并由此认定马克思思想发展中存在一种“认识论断裂”时，实际上是忽略了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内在连续性。首先，马克思在早年提出的并不是与“科学”对立起来的人道主义的意识形态，而恰恰是通过对传统的抽象的、实质上是反映了资产阶级利益要求的人道主义做出了科学的批判之后提出来的实践的和历史的人道主义，而马克思由此展开的关于人的实践活动的生存论存在论结构，就不再是传统意识形态的僵化的和抽象的形式，而是具有流动性和自我批判功能的开放性的理论结构，在此，马克思同时也展示了意识形态的新的存在样式。其次，作为实践理念的人道主义或共产主义关怀本身就是作为一条主线贯穿于整个马克思思想与学术研究过程中的，不过在前期表达为显性的理论，而在成年以后的理论努力中则归属于某种隐性的理论承诺，正如在早年的实践观中已经潜在地蕴含着一种从理念到实践的现实的实践活动一样。当马克思将人道主义与共产主义统一起来时，就已经敞开了一条通向以人自身为目的的共产主义道路，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结构的剖析也正是为了内在地表达其实践人道主义的旨向。因此并不存在一种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与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之间的截然对立，而那些建立在这种对立之上的学术努力看起来也需要对自身的思想前提做出必要的甄别。

摘要：意识形态安全是政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上层建筑的集合与积淀。近年来，伴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应用，网络已经成为影响意识形态安全的新变量因素，不仅涉及传统安全领域，更涉及非传统安全领域。当前，信息多元化加速抢占网络空间安全与舆论新场域，文化交融化在一定程度上冲击着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主流主体地位，网络舆情泛化加速冲击主流意识形态一元主导地位，这些都对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提出了挑战。现阶段,需要加强非传统安全要素的提炼、分析、融合与解构，提升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通过加强制度建设，增强网络空间安全制度约束与法治意识；通过加强信息过滤，提升网络舆情甄别与网络信息管控能力；通过增强文化自信，强化主流意识形态主体地位和抵御能力；通过增强治理合力，探索构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共同体。

关键词：非传统安全；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安全治理

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关系到国家总体安全，是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保证。对2019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作出的“四个坚持”重要指示和党的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网络安全治理和维护提出了新的要求。当前，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凸显，信息安全、文化安全、舆情安全等成为影响国家安全稳定的重要因素。现阶段，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作为一种综合安全形式，除了与传统安全相联系之外，更多与非传统安全紧密相关。加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需要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更多地从非传统安全的角度进行综合布局。

一、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关系

当前，非传统安全重要性不断提升，集合了安全治理的诸多要素，起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加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需要在对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非传统安全以及二者辩证关系梳理的基础上提炼现阶段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升研究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一）非传统安全是网络意识形态安全转向非传统治理的重要杠杆。安全是一个相对综合的概念，适用范围比较广范。巴里•布赞和琳娜•汉森在《国际安全研究的演化》一书中认为“安全的基本认识只有包括三个部分的综合才是全面的。这就是‘客观安全’（ob-jectivesecurity）、‘主观安全’（subjectivesecurity）、‘话语安全’（discursivesecurity）。”［1］现阶段安全可分为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传统安全主要指与国家生存发展密切相关的显性要素，主要体现为政治安全、军事安全、外交安全等。非传统安全是总体国家安全中除去传统安全部分的所有安全要素的集合，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呈现了安全现实和安全理论的变化和拓展，是对应于在军事、政治领域之外的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生态、信息等更广泛的领域存在的生存性威胁”［2］45。非传统安全具有鲜明的特征，主要表现为问题特征和领域特征。“从问题特征的角度看，是一种具有‘始发性’‘潜在性’‘扩散性’‘多样性’‘综合性’特征的新型安全。从领域特征的视角看，是一种具有‘广义性’‘复合性’和‘多维性’特征的‘场域安全’。”［2］48-49现阶段的非传统安全要素非常丰富，经济安全、信息安全、文化安全、资源安全、生态安全、恐怖主义、跨国犯罪、非法走私等都属于非传统安全的范畴。2014年4月15日，在主持召开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时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要“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非传统安全引起国家的重视，并逐渐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随着安全观由传统向非传统转变，意识形态安全已拓展至文化安全、网络安全、社会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领域，且关联度越来越深。”［3］传统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安全属于传统安全领域，涉及到传统安全中的政治安全等部分，是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稳定的基础性要素。但网络的快速发展使意识形态安全治理进入网络化时代，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成为非传统安全的重要变量，逐渐由传统安全向非传统安全过渡和转变。“非传统领域的意识形态安全问题，集中表现为互联网‘微空间’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维护问题。”［4］大数据、云计算等推动了信息技术在互联网传播中的运用，突破了意识形态安全单纯的传统安全范畴，使其呈现出非传统安全的属性，各种传统安全的隐性要素逐步转变为非传统安全的显性要素，掌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主导权与话语权成为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重要任务与时代需求。（二）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是非传统安全的重要预警器与防火墙。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是伴随着网络的快速发展在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的安全问题，它是意识形态在网络范畴的延伸，其本质是意识形态的冲突问题。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主要集中于“网络虚拟空间内，对网民认知事物进行指导与导向，维护网民价值观念与信仰的正确性，确保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在互联网环境下稳定且不受威胁，借此制定符合国家网络安全维稳的目标与策略，用以保证国家安全在网络方面的落实”［5］。研究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需要抓住两个关键点，一个是网络的特质与属性，一个是安全的边缘和临界。当前，国内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内涵、特征、存在问题、形成原因、治理对策等方面，部分研究结合大数据、微媒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网络安全、思想政治教育等进行了拓展，这些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借鉴。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作为总体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有着密切的联系，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状况直接影响非传统安全建设效果，是非传统安全的预警器，对非传统安全有一定的缓冲与防护作用。非传统安全视阈下的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主要体现在信息安全、文化安全、舆情安全三个方面。信息安全是信息技术和信息设备，信息完整性、保密性、可用性等状态不被破坏的一种安全形态，是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中最基础的要素，直接决定着网络意识形态管控的方向与决策；文化安全是国家语言文字、风俗习惯、生活习惯、价值观念等文化符号与要素在国家文化传承与交流中不被破坏，保持相对独立的一种安全状态，是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精神内核，直接决定着网络意识形态的吸引力与把控力；舆情安全是现实生活或公共事件中舆情的表达、传播、互动、管控、治理等经过整合发酵后维持正常状况的一种安全形态，是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最直接的外在体现。加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应该在非传统安全理念的指导下处理好三者之间的关系，强化对网络舆情的把握、控制和引导，提炼交集，弥合差异。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中信息安全和舆情安全对文化安全起牵制作用，文化安全反过来又进一步影响信息安全和舆情安全的维护；信息安全和舆情安全互为补充，信息安全决定舆情安全的治理限度，舆情安全牵制信息安全治理的深度和广度。鉴于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的辩证关系，现阶段有必要在聚焦网络舆情现实的基础上进行安全治理研究，通过对信息安全、文化安全、舆情安全的整合，加强研究的融合，提升非传统安全理念在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中的指导作用。

二、非传统安全视阈下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存在的困境

2018年，是贯彻党的精神的开局之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施“十三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做好今年意识形态工作的总体要求是：紧紧围绕区委关于加强新形势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部署和要求，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以学习贯彻党的精神为主线，将意识形态工作纳入本委重要议事日程，纳入党建工作内容，进一步强化党管意识形态的政治责任和主体责任，确保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落实到实处，现结合本委工作实际，特制定意识形态工作计划：

一、统筹谋划做好新形势下意识形态工作

按照要求，我们要切实负起政治责任和领导责任，做到意识形态工作常抓不懈，始终把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放松。

一是抓好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的落实。按照省、市、区委《关于党委宣传思想工作责任制实施办法》的要求，落实领导干部意识形态工作的一岗双责，建立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严格落实追责部责机制，推动党委旗帜鲜明站在意识形态工作第一线，带头管阵地、把导向、强队伍，切实形成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

二是加强意识形态阵地管理。始终绷紧导向这根弦，讲导向不含糊、抓导向不放松。始终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让正面声音占据主导、成为主流，更好地把党和政府的声音传播好，把社会的主流展示好。进一步加强重大突发事件和热点舆情的引导，准确把握好时、度、效。积极稳妥处理意识形态问题，注意我分政治原则问题、思想认识问题和个人观点问题。加强对各类宣传思想文化阵地的管理，不给错误思想和言论提供传播渠道。

三是积极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围绕贯彻“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五大发展理念”的新思路、新举措、新成就，重点围绕新时期主基调、主战略，切实和政府的声音传播好，把人民群众的心声反映好。全面准确深入解读中央、省、市出台的一系列改革性文件和改革举措，及时报道推进改革的新进展新成效。进一步发挥本委宣传栏、微信公众号等媒体的作用，坚持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同步推进，使其成为弘扬主旋律、凝聚正能量的主阵地。做好全面从严治党宣传报道，大力宣传工信系统的先进典型和党风政风新气象。

2018年1月以来，为进一步深入贯彻落实县委、县政府、县宣传部关于意识形态会议精神，根据《县乡2018年意识形态实施方案》文件，按照省、州、县委关于党组意识形态工作部署要求，通过加强组织领导，强化理论学习，加强舆论引导，加强宣传落实，意识形态工作保持了良好的态势，现就我乡2018年意识形态工作总结汇报如下：

一、加强领导组织，夯实工作基础

为加强我乡意识形态工作全面推进，按照县宣传部文件精神，我乡庚及成立以乡党委书记为组长，人大主席、乡党委副书记、乡长为副组长，乡党委副书记、乡纪委书记、乡政府副乡长、各村委会党支部书记为成员的乡2018年意识形态工作领导小组，制定了《县乡2018年意识形态实施方案》、《县乡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方案》、《县乡网络意识形态实施方案》等工作机制，切实将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压实，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态势，将意识形态工作抓实、抓牢、抓出成效。

二、加强目标引领

（一）根据县委宣传意识形态工作部署要求，按照意识形态工作清单，按照项目化推进方式，定期进行汇报、总结、分析、讨论，做到分任务、点题目、压担子，切实将我乡意识形态工作做好、做到位。

（二）紧紧围绕“两学一做”、“讲党课”、“”常态化工作为载体，切实加强队伍建设，形成良好的作风，加强学习来川视察重要讲话精神、精神、二中、三中全会精神、省委十一次党代会精神、州委十一届三、四次会议精神。教育党员干部做到“四讲四有”即讲政治、有信念，讲规矩、有纪律、讲道德、有品行、讲奉献、有作为，坚定党员干部理想信念，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精神，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意识形态工作，落实党管意识形态原则，明确党组领导班子、领导干部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根据县委相关文件精神要求，结合实际，制定2020年意识形态工作计划如下：

一、总体要求

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关乎旗帜、关乎道路、关乎国家政治安全。生态环境局党组狠抓意识形态工作，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党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责任制，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核心，切实加强意识形态领域管理和引导，进一步强化理论武装、正面宣传、文明创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和队伍建设，唱响主旋律，弘扬正能量，为中心事业健康稳步发展提供有力的思想保证、精神动力、舆论支持和文化支撑。

二、工作原则

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和谁主管谁负责、谁主办谁负责原则，局党组领导班子对意识形态工作负主体责任。党组书记是第一责任人，必须旗帜鲜明地站在意识形态工作第一线，带头抓意识形态工作，带头管阵地把导向强队伍，带头批评错误观点和错误倾向，重要工作亲自部署、重要问题亲自过问、重大事件亲自处置。党委其他成员根据工作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对职责范围内的意识形态工作负领导责任。

三、工作计划 

改革开放以来，收录在CNKI上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形成与发展”为篇名的文献仅有23篇，有一定引用率的研究成果有10篇，其中主要集中在20世纪后，并且主要聚焦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方面。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在中国得到了深入的继承和超越性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作为中国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思想，对该理论从整体上研究和把握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和趋势，有利于进一步加强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1理论的形成

马克思在其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使用“意识形态”一词的次数最多，马克思从未给意识形态下过一个明确的范畴或定义，“意识形态”一词一开始在马克思的思想中更多是被赋予了否定意义并将此置于一种批判的语境当中。马克思、恩格斯在晚年期间则对意识形态作了相对早期较为明确、宽泛理解———“意识形态即一切思想性的上层建筑”，认为意识形态还应包括多种意识形式，即政治、法律、道德、宗教等。在此著作中对意识形态本质上作为社会意识的重要部分所具有的相对独立性进行了系统地阐述。《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一生中最重要两个贡献之一———历史唯物主义的集成著作，作为社会意识中的重要部分，意识形态理论则随着唯物史观的不断发展、成熟而得以形成，一般认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正式形成以19世纪40年代末《共产党宣言》的发表为标志，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即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而不是其他的什么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是指导工人阶级革命运动的重要思想武器。对“意识形态”的概念我们可以得出一种延伸、总结式的解释：意识形态是以一定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为基础，能够代表一定阶级利益的系统化的思想体系，是社会中的精神层面，对一国政党和政府具有指导意义，具有明确的价值导向，具有相对独立性。意识形态是社会意识的一部分，是社会中的精神层面。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是来源于当时时代背景下的各种政治实践，在当时的社会实践过程中不断被检验和深化。

2列宁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发展

20世纪初，列宁立足于当时俄国的国情以及革命的具体实际，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原则。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得到了新的继承和发展，社会主义由理论向现实迈进。19世纪末20年代初，列宁提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概念，这标志着列宁的意识形态理论开始形成。树立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意识，加强国家意识形态制度建设等则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超越性的继承和发展，这对当时指导无产阶级开展革命运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使得马克思主义真正由理论走向现实，并在实践中得到真理性的检验。列宁曾经强调，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能够通过无产阶级政党对广大工人群众的灌输使之成为其强大的思想理论武器，用科学的理论指导实践。当然，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工人阶级的“灌输”原则并不意味着毫无方法规律地强制性输入，必须同时注意改善方式方法，最终目的是无产阶级政党所倡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真正被人民群众所接受并拥护，这就从另一个方面体现了列宁的思想政治教育思想，即主张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转化为指导和帮助当时工人阶级革命运动走向胜利的巨大的力量。列宁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另一重要发展是党性原则的提出。我们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解读可以归纳出意识形态的第一个基本特征：唯物史观认为意识形态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无产阶级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政治立场，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坚持党性原则，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始终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指导无产阶级专政运动，与资产阶级作斗争。无产阶级政党只有自己树立起对科学理论的信仰，重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坚持党性原则的培养，才能激发出区别于资产阶级政党“无党性”、工人阶级独有的革命斗志，才能真正用科学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武装政党、武装人民，增强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认同感，为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

3新中国成立后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