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弃范文10篇

摘要：遗弃罪的犯罪客体不宜理解为广义的人身权利或生命、身体的安全，而应解释为被扶养人受扶养的权利。扶养义务不仅限于婚姻法的明文规定，民政法律法规中有关特殊的老年人、残疾人以及其他生活无着人员扶养救助的规定，同样属于遗弃罪中扶养义务的重要来源。遗弃罪中的扶养关系不仅存在于家庭成员之间，而且应当包括在承担特定扶养义务的人员与被扶养对象之间形成的特定扶养权利义务关系。

关键词：遗弃罪犯罪客体扶养关系

一、关于遗弃罪构成要件的两种观点

我国1979年《刑法》第183条和1997年修订后的《刑法》第261条都规定了遗弃罪，且内容完全相同：“对于年老、年幼、患病或者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负有扶养义务而拒绝扶养，情节恶劣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刑法理论通说认为，遗弃罪的主体是对被遗弃人负有法律上的扶养义务，具有扶养能力的自然人。本罪涉及的对象是年老、年幼、患病或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家庭成员。因此，遗弃罪只能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非家庭成员之间的遗弃行为，不能够按照遗弃罪来处理。但是，也有学者认为，由于新刑法将遗弃罪归入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一章，因此遗弃罪的犯罪主体即不再局限于家庭中负有扶养义务的成员；对年老、年幼、患病或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负有扶养、扶助、救助义务的人都可能成为本罪的主体。相应地，年老、年幼、患病或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都可能成为本罪的犯罪对象，而不再要求犯罪对象与犯罪主体是同一家庭的成员。

刑法理论上之所以出现针对遗弃罪构成要件的争论，归根结底是由于学者们对遗弃罪的犯罪客体存在理解上的分歧，进而导致在解释1997年《刑法》第261条规定的“扶养义务”时出现差异。主张遗弃罪的犯罪主体和犯罪对象不限于同一家庭成员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其观点进行了论证。有的学者认为，以往的中国刑法理论将遗弃罪的保护法益限定为被害人在家庭中的平等权利或者家庭成员之间互相扶养的权利义务关系。这种解释在1979年刑法典将遗弃罪列于侵犯婚姻家庭罪一章时还有合理之处，但在修订后的刑法将该罪纳入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一章之后，仍然坚持原来的说法，显然并未得其要领，因为遗弃行为将使被害人的生命、身体陷于危险状态，有时还会造成被害人死亡的结果，所以其是危及生命、身体法益的危险行为，而不单纯是侵犯扶养权利义务关系的行为。将遗弃罪的成立限于亲属之间乃是古代宗法社会以来的传统；立法者一直认为亲属之间不履行扶养义务，就对伦理规则有所违反。近代以来，生产力发达，事故频发，个人陷于危难境地、无法自救的可能性增强，因此，遗弃罪的适用范围往往不再局限于具有扶养义务的亲属之间，遗弃罪的本质也不仅仅是对义务之违反，而且也是对于生命法益构成威胁的危险犯。这样，对本罪的行为对象就应当作扩大解释，例如在长期雇佣的保姆发生严重疾病时，行为人拒不将其送到医院治疗，导致其错过救治的最佳时期而死亡的，就可能构成遗弃罪。有的学者指出，既然遗弃罪已经归属于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那么，就不能像过去那样，认为其法益是家庭成员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等，而应认为其法益是生命、身体的安全。因此，对遗弃罪的构成要件就必须重新解释，要对“扶养义务”作出符合法益的解释。扶养实际上指扶助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使其能够生存下去。因此，除了提供生存必需的条件外，在其生命、身体处于危险状态的情况下，必须给予救助，更不能将其置于危险境地。所以，“拒绝扶养”应意味着使他人生命、身体产生危险，以及在他人生命、身体处于危险状态时不予救助。基于此，哪些人具有扶养义务不能仅根据婚姻法等来确定，而应根据不作为义务来源的理论与实践来确定。因此，遗弃罪的主体和对象不需要是同一家庭成员。

但是，坚持遗弃罪的犯罪主体和犯罪对象必须是同一家庭成员的观点认为，从立法沿革的角度考察，我国刑法中的遗弃罪从来都是指家庭成员间的遗弃，而并不包括非家庭成员间的遗弃。1997年刑法典虽然将遗弃罪归并入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但这种罪名归类变化的原因是技术性的，这种由纯技术性原因导致的罪名归类变动，不能成为对遗弃罪进行重新解释的理由。而且，遗弃罪本身具有侵犯人身权利的性质，但这是指具有扶养义务的人对于受扶养人之人身权利的侵害，而不能宽泛地解释为对一般人的人身权利的侵犯。因此，我国刑法关于遗弃罪规定中的扶养，是指法律上的扶养，这种扶养义务是从扶养关系引申出来的，因而是一种身份关系，要具备一定亲属身份的人才有可能存在这种扶养关系。所以，我国刑法中的遗弃罪是家庭成员之间的遗弃，而不包括非家庭成员之间的遗弃。

一、我国遗弃罪立法存在的问题

(一)遗弃罪在立法中所处位置不合理。我国现行刑罚关于遗弃罪所规定的位置并不合适，无法体现出遗弃罪所侵犯的受我国刑法所保护的真正法益。法益，即犯罪客体，是区分此罪与彼罪之间的关键，也是判断该罪社会危害性的根本，因此一罪的法益如何，关系重大。我国现行刑法的编撰特点，往往将同等法益的犯罪归类到同一章节下，并按照其社会危害性的大小，依次进行排列。因此，遗弃罪所侵犯的法益，即客体实质为何，关系到其在我国现行刑法中所处的位置。目前，我国刑法学界认为遗弃罪的客体为被遗弃人的受抚养权，该权利在性质上属于公民的人身权利，现行刑法将该罪名放置在第四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当中是无可厚非的。但是，现行刑法将该罪名放置在重婚罪、破坏军婚罪、虐待罪等有关婚姻家庭罪之后，拐骗儿童罪、组织残疾人、儿童乞讨罪等侵犯未成年人权益罪名之前，笔者认为这种做法并不妥当。首先，将遗弃罪与有关婚姻家庭、未成年权益的罪名的位置紧密相连，无法体现出遗弃罪与这两类罪的区别，仿佛表明了遗弃罪的对象为婚姻家庭成员与相关的未成年人［1］。笔者认为，现行刑法的这种做法与我国立法沿革有着紧密的联系，即1979年《刑法》将遗弃罪放置在妨碍家庭罪名当中，虽然我国现行刑法根据遗弃罪的客体将其放置在第四章当中，但是现行刑法的立法模式仍然展现了遗弃罪与婚姻家庭之间的关系。这种做法会误导公众，即遗弃罪的对象是否仅仅限于家庭内部成员或者年幼的未成年人、受抚养权的来源是否仅为家庭成员之间的互相关系等等［2］。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改变遗弃罪在现行刑法第四章节中所处的位置。其次，我国刑法的立法模式通常是将同种犯罪客体归置在一处，并根据该种犯罪所造成的社会危害性大小按序排列，而目前我国现行刑法中遗弃罪的位置不足以体现其所造成的社会危害的严重性。具体而言，遗弃罪指的是拒绝抚养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的行为，而这种遗弃行为往往会造成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的生命、身体健康受到严重的威胁或损害，因此，遗弃罪会对特定范围内公民的生命健康权造成严重威胁或损害。目前我国现行刑法在第四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当中首先规定了故意杀人罪过失致人死亡罪、故意伤害罪等严重侵犯公民生命健康权的罪名，其次规定了强奸罪等侵犯公民性自由权利的罪名，再规定了非法拘禁罪等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罪名等等，因此按照侵犯客体的具体分类，遗弃罪不应当与婚姻家庭罪等紧密相连。同时，根据遗弃罪的社会危害性也不应当被放置在第四章倒数的位置。综上，遗弃罪在现行刑法中所处的位置并不合理，一不能表现出该罪名所侵犯的法益，其与婚姻家庭罪等罪名的位置关系容易导致公众对该罪名所侵犯的法益产生误会;二不能表现出该罪名的社会危害性，其位置不足以突出其对受保护的法益所危害的程度。因此，我国立法需要改变遗弃罪的位置。(二)遗弃罪的罪状叙述构成存在问题。除了遗弃罪所处的位置不合适之外，我国立法中遗弃罪的罪状叙述也存在问题。罪状指的是刑法中对于犯罪构成的规定，本文则主要从主体、犯罪对象、行为后果等几个方面出发，分别研究遗弃罪罪状叙述的问题所在。1．主体范围存在问题我国立法关于遗弃罪犯罪主体的规定，主要存在两大不足之处，一是用语模糊，难以判断犯罪主体;二是主体范围规定过于狭窄，并未将单位犯罪的情形规定进去，难以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3］。下文分别对两大不足之处详细进行分析:第一，现行刑法未明确抚养义务的概念和内涵，导致遗弃罪的主体范围难以确定［4］。根据我国现行刑法第261条规定可知，遗弃罪的主体为负有抚养义务的人，但是法律条文并未对该主体的范围进行进一步的规定，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如何判断是否具有抚养义务成为确定遗弃罪主体的关键，也是难点。根据传统观点，负有抚养义务的主体一般是指家庭成员。这一点在我国《婚姻法》中也有所体现，其在第3条、第44条规定了婚姻家庭中不得遗弃家庭成员的义务，在第20条规定了夫妻之间对彼此承担抚养义务，在第21条规定了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义务以及成年子女对妇女的赡养义务。那么，负有抚养义务的主体是否扩大到了婚姻家庭以外呢?由前文分析可知，我国现行刑法相比于1979年刑法有所不同，将遗弃罪从妨碍婚姻家庭罪转移到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这一章当中，从探讨立法者原意出发，遗弃罪的主体不应当局限在负有抚养义务的家庭成员的范围。［5］现实生活当中经常发生抚养义务的存在超出婚姻家庭的例子。例如，在遗赠抚养协议下，虽然抚养人和被抚养人并不是家庭成员关系，但是抚养人已经具有承担抚养的义务，原因在于被抚养人在生活上极度依赖抚养人，若抚养人不承担该义务，被抚养人的生命健康则有可能受到重大损害。因此，对于抚养义务的理解应当从实际需要出发，而这需要我国现行立法对抚养义务的含义进行解释，从而有利于指导司法实践。第二，我国现行刑法对于遗弃罪的主体仅仅限于自然人，并未将其扩展到单位犯罪。我国现行刑法第30条规定，公司等单位实施危害行为的，只有法律明文规定为单位犯罪的，才能以单位犯罪论处。而我国现行刑法在第261条对遗弃罪进行规定时，并未明确表明其单位犯罪，因此可见，我国刑法将遗弃罪的犯罪主体局限在自然人。但是，在实践中，单位作为行为主体做出遗弃行为的并不少见。举例而言，我国抚养方式已经开始发生了变化，从以前的私人抚养渐渐转变为社会抚养，即由福利院等社会机构抚养缺乏独立生活能力的人，而这些社会机构做出遗弃行为时，却因为法律的空白无法以遗弃罪论处［6］。以王益民等遗弃案为例，乌鲁木齐精神病福利院在性质上属于慈善机构，其经费来源于国家民政部门，目的在于为有残疾的精神病人提供基本的生活场所和条件，而该福利院的负责人与该院职工多次将福利院已经收容的28名残疾的精神病患者遗弃到火车站、野外等地方，最后仅有1名被找回，其他的不知所踪。在该案件中，法官判处王益民等人遗弃罪。法官的判处结果其实是有问题的，王益民等人只是福利院的员工，不对这些精神病患者承担抚养义务，负有抚养义务的应当是乌鲁木齐精神病福利院，而法官将王益民等人以遗弃罪论处，其实是缺乏法律依据的［7］。因此，我国现行刑法并未将单位犯罪的情形规定在遗弃罪当中，给司法实践增添了不少难度。2．客观行为与后果措辞不当遗弃罪的客观要件主要指的是遗弃行为及其造成的后果。现行刑法关于遗弃罪的客观要件规定的并不合理，一是并未对遗弃行为，即法律条文中的“拒绝抚养”进行解释;二是对遗弃行为构成犯罪所要求的“情节严重”的阐述语焉不详，不利于指导司法实践。一方面，现行刑法的遗弃行为的内容不清，即我国刑法用“拒绝抚养”来概括遗弃行为会导致遗弃行为的内容受到限制，无法反映出遗弃罪真正的客观要件。拒绝抚养，字面上可以将其理解为抚养义务的不作为，表明遗弃罪作为真正不作为犯罪的性质，但是其语义仿佛将遗弃行为限定在消极的遗弃行为中，即单纯的遗弃行为［8］。例如，父母重男轻女，丢下刚生下的女儿离开医院等。而现实当中，单纯的遗弃行为仅仅为遗弃行为的一部分，还包括积极的弃置行为，即承担抚养义务的人积极采取措施将受抚养人转移到其他地方，导致其无法受到救助。例如，前文所举出的王益民遗弃案，王益民等人采取积极的弃置行为，将精神病患者丢弃在火车站等场所。因此，我国现行刑法关于遗弃罪客观行为的措辞不恰当，不能反映出遗弃罪的客观要件。另一方面，现行刑法在第261条将遗弃行为入罪的后果条件规定为“情节恶劣的”，此种说法欠妥。笔者认为，立法者之所以将“情节恶劣”作为遗弃行为入罪的要件，原因在于刑法仅仅惩罚后果严重的遗弃行为，例如造成被遗弃人的生命受到严重威胁等等，而尚未造成严重后果，对社会危害性不大的遗弃行为则不视为犯罪予以惩处。但是，由于“情节恶劣的”缺乏一定的标准，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往往依靠自己的自由裁量来判断案件情形是否符合情节恶劣的要求，因此导致了司法实践的不统一。这种做法并不利于维护法的稳定性，也违反了法的可预测性要求。3．犯罪对象设定不合理犯罪对象指的是犯罪行为所指向的对象，在遗弃罪当中，则为被遗弃人。我国现行刑法在261条将犯罪对象描述为“年老、年幼、患病或者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立法采取了“列举加概述”的模式对遗弃罪的犯罪对象进行了规定，但是这种规定存在着问题，主要表现在用“没有独立生活能力”来描述犯罪对象导致遗弃罪的适用范围过窄。“没有独立生活能力”在司法实践中主要包含两种情形:一是没有劳动能力以至于丧失生活来源;二是即使具有一定的生活来源但是没有自理能力。可见，“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特点在于长期性，即该主体无法独立生存的状态是持续性的，而不是暂时的，因此“没有独立生活能力”一词将暂时失去自理能力的人群给排除到遗弃罪的犯罪对象以外。由前文分析可知，遗弃罪主体的要求为“负有抚养义务”，而这种义务来源是多方面的，不仅仅来源于婚姻家庭内部，还来源于职务、先行行为等。例如，甲乙一同前去喝酒，甲不停地劝乙喝酒，乙喝的不省人事，暂时失去自理能力，甲抛下乙独立离开，导致乙冻死在马路边。在该例子当中，甲由于劝酒的行为导致其对乙有扶助的义务，而乙只是短暂性的失去控制能力，明显不属于“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情形。因此若根据现行刑法，由于乙不属于犯罪对象，不应当将甲以遗弃罪论处。综上，应当对遗弃罪的犯罪对象的范围另作修改，扩充遗弃罪犯罪对象的范围。(三)遗弃罪刑罚设置有缺陷。1．遗弃罪刑罚过于轻缓遗弃罪的刑罚存在轻缓化的问题，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遗弃罪刑罚的轻缓化表现在与其他类似犯罪的刑罚不匹配。根据前文分析，由于现行刑法将“情节严重”作为定罪条件之一，可以推断，遗弃罪的行为主体在主观上只是存在遗弃的故意，对于造成“情节严重的”导致被遗弃人的生命健康受到损害的结果在主观上却是过失的。考虑到遗弃罪的社会危害程度以及主观恶性，遗弃罪的刑罚应当与过失致人死亡等过失造成他人生命健康受到损害的此类罪名的刑罚相匹配［9］。纵观我国刑罚，过失导致他人生命健康受到损害的罪名当中，除了过失致人重伤的最高法定刑为3年之外，其他的都为7年。而根据我国现行刑法第261条规定，遗弃罪的法定最高刑为5年。因此，遗弃罪的最高法定刑与其他过失类犯罪相较而言偏低，与其他过失类犯罪的刑罚不相协调。另一方面，遗弃罪的刑罚违背了罪刑责相适应原则。罪刑责相适应原则要求刑罚的严厉程度与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与主观恶意性相一致，才能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维持社会应有的秩序，而遗弃罪刑罚的设立却无法体现遗弃罪的社会危害性。遗弃罪的社会危害性较大，不仅会造成被遗弃人的生命健康受到严重的损害，而且长此以往必定会带坏社会风气，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利于打造和谐社会。因此，相比于遗弃罪的社会危害程度，其刑罚过于轻缓。2．刑期设置不合理我国现行刑法在第261条规定了遗弃罪的刑罚，即判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管制”，该刑期设置过于单一化，即无论遗弃罪的行为方式如何、犯罪后果如何都在该刑期之内，无法满足实践的需要。根据前文分析可得，遗弃罪的客观行为具有多样化的特点，既有积极的移置行为，也有消极的弃置行为;同时遗弃罪的客观后果也有所不同，有的行为仅仅只是给被遗弃人带来生命健康上的危险，有的却是造成被遗弃人实质上的伤亡，因此若仅仅适用一档法定刑，无法体现出不同遗弃行为所造成的不同社会危害性。同时，根据前文分析，笔者认为在描述遗弃罪罪状时，应当将“情节恶劣的”这一定罪条件删除，尝试将遗弃罪转变为危险犯，即遗弃行为仅仅造成一定的危险都需要定罪量刑。此外，遗弃行为造成实际性损害的，同样需要定罪量刑。但是，这两种情况在刑罚上都需要进行区别对待，即仅仅遗弃被遗弃人造成危险的，处以一定档期的刑罚;而遗弃行为造成伤亡等实质性后果的则需要处以更高一档的刑罚。因此，需要对现行刑罚中遗弃罪的刑期档次进行调整。3．量刑种类存在不足根据现行刑法第261条，可以发现遗弃罪的量刑种类为有期徒刑和管制。有期徒刑作为有期徒刑量刑种类的一种无可厚非，但是管制却有待考量。管制，指的是对罪犯不进行关押，但是其人身自由会受到一定的限制，由社区对其行为进行矫正。现行立法将管制规定为遗弃罪的量刑种类，这与我国遗弃罪立法的历史沿革存在一定的关系。根据前文分析可得，在1997年以前的刑法，遗弃罪作为一种妨碍家庭类罪名存在，而管制作为一种不剥夺人身自由仅进行社会矫正的刑罚，大多适用于妨碍婚姻家庭罪当中。但是，随着1997年刑法将遗弃罪从妨碍家庭类罪名转移到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当中，遗弃罪的客体也逐渐发生了变化，若再将管制规定在遗弃罪的量刑种类当中，则不适宜。此外，纵观妨碍婚姻家庭类犯罪，也仅仅只有虐待罪这一种罪名将管制规定在量刑种类当中，而遗弃罪与虐待罪存在较大的不同，遗弃罪的社会危害性远远高于虐待罪。此外，管制适用于罪行性质轻、危害小的情况，而研究表明遗弃罪会对公民的生命健康造成损害，因此遗弃罪的犯罪性质、社会危害程度并不低，不适宜判处管制。

二、完善我国遗弃罪立法的建议

(一)调整遗弃罪所处的位置。我国现行刑法中遗弃罪所处的位置存在不足之处，第一，其位置夹杂在婚姻家庭类犯罪与侵犯未成年人权益类的犯罪当中，难以体现遗弃罪所侵犯的客体;第二，其所处位置为现行刑法第四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的倒数，无法表现出遗弃罪这种罪名的社会危害性。因此，我国现行刑法有必要对遗弃罪所处的位置进行调整。调整遗弃罪的位置首先需要对第四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的所有罪名按照其所侵犯的法益不同进行分类。公民人身权利可以分为人格权和身份权，因此现行刑法第四章可以根据罪行所侵犯的法益不同，按照人格权、身份权和民主权利的顺序进行分类。虽然不少犯罪所侵犯的客体具有重合性，不单单只侵犯一种性质的权利，但是可以根据该法益权利性质的侧重点进行分类。以遗弃罪为例进行分析:遗弃罪所侵害的法益具有双重性，不仅侵犯了受抚养权人的受抚养权，还包括该受抚养权人的生命健康，但是这两种法益是有主次之分的，即被遗弃人的生命健康只是存在受侵犯的可能性，被遗弃人的受抚养权却存在受侵犯的必然性，因此，遗弃罪的客体中受抚养权这种身份权利为主，生命健康权这种人格权为辅。鉴于此，遗弃罪在现行刑法中第四章的位置应当处于侵犯人格权罪的末端。此外，从社会危害性大小来说，相比于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重婚罪等侵害身份权的罪名来说，遗弃罪所带来的社会危害性则远远大于这些罪名，原因在于遗弃罪的对象不仅仅局限于婚姻家庭内部，还包括其他因为特殊原因享有受抚养权的公民。从这个角度出发，遗弃罪应当设置在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等侵犯身份权的罪名之前。综上，将遗弃罪放置在过失致人重伤罪之后最为恰当，一方面能表现出遗弃罪所侵犯的法益，另一方面能反映出该罪的社会危害程度。(二)改变遗弃罪的犯罪构成。1．合理确定遗弃罪的主体范围我国现行刑法关于遗弃罪的主体要件规定存在用意模糊、主体范围限定过于狭窄的问题，应当及时予以改正。一方面，现行刑法应当明确法律用语，确定遗弃罪的犯罪主体。根据前文所叙，现行刑法对遗弃罪主体所采用的措辞是“负有抚养义务的”，而抚养义务的来源目前立法中只有婚姻法有所涉及，大多仅为学界的理论研究，因此难以指导司法实践。鉴于此，相对于“抚养义务”，用“扶助义务”来描述遗弃罪主体更为适当，原因在于后者更侧重于义务内容的救助性。具体而言，立法可以采用列举加概述的方式规定“负有扶助义务的人”，即先列举扶助义务产生的主要的几种方式:一是来源于法律的具体规定，例如《婚姻法》中关于抚养的规定;二是来源于特定的法律职务要求行为，包括遗赠抚养协议等等;三是来源于职务需要;四是来源于先前行为;最后再对“负有扶助义务”的情形进行概述，即“其他负有扶助义务的情况”。另一方面，我国立法应当扩大遗弃罪的犯罪主体，不仅仅将其限制在自然人的范围内，还应当将单位作为主体规定在内，即规定负有扶助义务的单位不履行义务情节严重的，单位处以罚金，主要负责人及其他直接相关责任人也要承担刑事责任。2．改变遗弃罪客观要件方面的措辞由前文所知，“拒绝抚养”的措辞不恰当，无法体现出遗弃罪的客观行为要求，因此需要改变该措辞，用其他词语来描述遗弃行为。对此，笔者认为可以从遗弃行为的含义出发选择合适的措辞。由于遗弃行为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积极的遗弃，即主动将被遗弃人遗弃到生命健康无法保障的场所;另一种则是消极的遗弃，即离开被遗弃人，导致被遗弃人得不到救助。基于遗弃行为的内容，可以用以下语言进行描述遗弃行为:即将具有扶助权的人转移至危险的场所，以及放任不管，使其得不到应有的保护。此外，应当删除遗弃罪中“情节恶劣的”这一定罪要求，改变遗弃罪的性质，将其从情节犯转变为危险犯。根据前文分析可知，“情节恶劣”的措辞缺乏具体统一的标准，无法正确地指导司法实践。虽然有学者从学理的角度将“情节恶劣”措辞进行了解释，即“情节恶劣，应当对实施行为的方法、造成后果以及出发动机等进行综合性考量，例如虐待后遗弃的;动机十分卑劣的;遗弃导致被害人伤亡的;遗弃行为人屡错屡犯的等等”，但是其对“情节恶劣”一词的解释不具有法律约束力，法官在对案件进行判定时只会适当地对学者的这些观点予以参考，无法起到指导司法实践的作用［10］。鉴于此，与其不停地揣摩“情节恶劣的”含义，不如予以删除，改变遗弃罪的性质，将其从情节犯转变为危险犯，即只要行为人所采取的遗弃行为产生了使得被遗弃人的生命健康受到损害的危险即可定罪。这种转变一方面能够更好地指导司法实践，原因在于遗弃罪的定罪更容易判断;另一方面能够更加全面地保护受抚养人的权利。将遗弃罪定性为危险犯，已经在德国、日本等大陆法系国家中有所规定，这对我国遗弃罪的设定有一定的借鉴作用。3．扩充遗弃罪犯罪对象的范围现行刑法采用“列举加概述”的立法方法将遗弃罪的犯罪对象限制在“没有独立生活的人”。然而，在现实中，遗弃罪的犯罪对象并不仅仅局限于此，因此需要对现行刑法关于遗弃罪犯罪对象的描述加以修改，使其范围得以扩充。遗弃罪犯罪对象应当与遗弃罪的主体相对应，才能使权利义务相对应。遗弃罪主体是负有义务的主体，而犯罪对象则是享有相应权利的人，因此遗弃罪的主体决定了犯罪对象的范围。根据前文所得，遗弃罪的主体应当为“负有救助义务的”自然人或单位，相对应的，遗弃罪的犯罪对象则为“享有救助权”的人。而救助权的来源则可以根据前文中对于遗弃罪主体救助义务的来源进行相对应的判断，包括因为先行行为等所产生的得到救助的权利。基于此，可以将遗弃罪的犯罪对象归纳为“需要得到救助的人”。由于“需要得到救助的人”具有抽象性，因此可以采取现行刑法中列举加概述的立法模式，对需要得到救助的人进行列举，即遗弃罪犯罪对象可以叙述为“年老、年幼、患病或其他情况导致其需要得到救助的人”。(三)重新设置遗弃罪的刑罚。我国现行刑法中关于遗弃罪的刑法规定存在很多不足之处，包括刑罚过于轻缓、刑期设置得过于单一化以及量刑种类不合理，因此需要相对应地予以改进。应该设立两档刑期，每档刑期应该和类似罪名相统一、相协调，并且在量刑种类上删除“管制”，改为其他量刑种类。前文在探究遗弃罪的犯罪构成时，应当改变遗弃罪的性质，将其转变为危险犯，并对造成被遗弃人生命健康及损害等情节严重的情形处以更为严厉的刑罚。基于此，遗弃罪的刑罚应当与此相对应，因此我国立法有必要在遗弃罪的刑罚中设置两档法定刑。第一，先设置两档法定刑适用的情形。两档法定刑适用情况的划分应当以遗弃罪客观行为的法律后果为标准:遗弃行为仅仅侵犯了被遗弃人的救助权，造成了被遗弃人生命健康受到损害的危险，并未造成实质性的严重损害的，适用低一档次的法定刑;而遗弃行为导致实质性损害后果的，例如造成被遗弃人伤亡的，应当处以更高档次的法定刑，即遗弃罪的基本犯与结果加重犯适用两种档次不同的法定刑。第二，设置两档法定刑的量刑种类。考虑到遗弃罪的社会危害性以及同类型罪名，应该将量刑种类确定为有期徒刑和拘役更为恰当。现行刑法中关于其他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罪名，特别是侵犯公民生命健康权的罪名，量刑种类几乎全部为死刑、有期徒刑以及拘役。适用死刑的一般为故意类犯罪，并且社会危害程度、损害后果极其严重，因此遗弃罪的刑罚可以排除死刑这种量刑种类。反观其他过失类致人伤亡的罪名，大多为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鉴于此，遗弃罪适宜将有期徒刑和拘役规定为量刑种类，删除原有的管制，原因在于:首先，与现行刑法第四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的其他罪名的量刑种类相协调;其次，弥补了管制作为量刑种类导致遗弃罪刑罚轻缓化的不足之处;再次，表明了遗弃罪所侵犯的客体以及社会危害性。最后，需要将两档法定刑所适用的刑期具体化。根据前文分析，遗弃罪在主观上对于遗弃行为是故意的，但是对于遗弃行为可能造成的被遗弃人伤亡等结果却是过失的，因此在刑期上可以类比于过失致人死亡与过失致人重伤罪。过失致人死亡罪的刑期为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过失致人重伤罪则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过失致人死亡、重伤罪的刑期设置对于遗弃罪来说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遗弃罪主体虽然对伤亡的结果是过失，但是其遗弃的基本行为却是故意，因此遗弃罪的社会危害性和主观恶性要超过过失致人死亡、重伤罪，结合过失类犯罪遗弃罪的结果加重犯刑期适合定为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由于结果加重犯的刑期要大于基本犯，因此遗弃罪的基本犯所适用的刑期应当定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此外，相对应的也需要规定单位犯罪作为遗弃罪主体的刑罚情形。

三、结语

综上，我国刑法关于遗弃罪的刑罚应当如此设置:负有救助义务的人不予以救助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犯前款罪，致被遗弃人重伤、死亡或其他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单位犯前两款罪的，对单位处以罚金，其直接责任人或其他人员依照前两款规定予以处罚。

摘要：遗弃罪的犯罪客体不宜理解为广义的人身权利或生命、身体的安全，而应解释为被扶养人受扶养的权利。扶养义务不仅限于婚姻法的明文规定，民政法律法规中有关特殊的老年人、残疾人以及其他生活无着人员扶养救助的规定，同样属于遗弃罪中扶养义务的重要来源。遗弃罪中的扶养关系不仅存在于家庭成员之间，而且应当包括在承担特定扶养义务的人员与被扶养对象之间形成的特定扶养权利义务关系。

关键词：遗弃罪犯罪客体扶养关系

一、关于遗弃罪构成要件的两种观点

我国1979年《刑法》第183条和1997年修订后的《刑法》第261条都规定了遗弃罪，且内容完全相同：“对于年老、年幼、患病或者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负有扶养义务而拒绝扶养，情节恶劣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刑法理论通说认为，遗弃罪的主体是对被遗弃人负有法律上的扶养义务，具有扶养能力的自然人。本罪涉及的对象是年老、年幼、患病或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家庭成员。因此，遗弃罪只能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非家庭成员之间的遗弃行为，不能够按照遗弃罪来处理。但是，也有学者认为，由于新刑法将遗弃罪归入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一章，因此遗弃罪的犯罪主体即不再局限于家庭中负有扶养义务的成员；对年老、年幼、患病或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负有扶养、扶助、救助义务的人都可能成为本罪的主体。相应地，年老、年幼、患病或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都可能成为本罪的犯罪对象，而不再要求犯罪对象与犯罪主体是同一家庭的成员。

刑法理论上之所以出现针对遗弃罪构成要件的争论，归根结底是由于学者们对遗弃罪的犯罪客体存在理解上的分歧，进而导致在解释1997年《刑法》第261条规定的“扶养义务”时出现差异。主张遗弃罪的犯罪主体和犯罪对象不限于同一家庭成员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其观点进行了论证。有的学者认为，以往的中国刑法理论将遗弃罪的保护法益限定为被害人在家庭中的平等权利或者家庭成员之间互相扶养的权利义务关系。这种解释在1979年刑法典将遗弃罪列于侵犯婚姻家庭罪一章时还有合理之处，但在修订后的刑法将该罪纳入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一章之后，仍然坚持原来的说法，显然并未得其要领，因为遗弃行为将使被害人的生命、身体陷于危险状态，有时还会造成被害人死亡的结果，所以其是危及生命、身体法益的危险行为，而不单纯是侵犯扶养权利义务关系的行为。将遗弃罪的成立限于亲属之间乃是古代宗法社会以来的传统；立法者一直认为亲属之间不履行扶养义务，就对伦理规则有所违反。近代以来，生产力发达，事故频发，个人陷于危难境地、无法自救的可能性增强，因此，遗弃罪的适用范围往往不再局限于具有扶养义务的亲属之间，遗弃罪的本质也不仅仅是对义务之违反，而且也是对于生命法益构成威胁的危险犯。这样，对本罪的行为对象就应当作扩大解释，例如在长期雇佣的保姆发生严重疾病时，行为人拒不将其送到医院治疗，导致其错过救治的最佳时期而死亡的，就可能构成遗弃罪。有的学者指出，既然遗弃罪已经归属于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那么，就不能像过去那样，认为其法益是家庭成员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等，而应认为其法益是生命、身体的安全。因此，对遗弃罪的构成要件就必须重新解释，要对“扶养义务”作出符合法益的解释。扶养实际上指扶助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使其能够生存下去。因此，除了提供生存必需的条件外，在其生命、身体处于危险状态的情况下，必须给予救助，更不能将其置于危险境地。所以，“拒绝扶养”应意味着使他人生命、身体产生危险，以及在他人生命、身体处于危险状态时不予救助。基于此，哪些人具有扶养义务不能仅根据婚姻法等来确定，而应根据不作为义务来源的理论与实践来确定。因此，遗弃罪的主体和对象不需要是同一家庭成员。

但是，坚持遗弃罪的犯罪主体和犯罪对象必须是同一家庭成员的观点认为，从立法沿革的角度考察，我国刑法中的遗弃罪从来都是指家庭成员间的遗弃，而并不包括非家庭成员间的遗弃。1997年刑法典虽然将遗弃罪归并入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但这种罪名归类变化的原因是技术性的，这种由纯技术性原因导致的罪名归类变动，不能成为对遗弃罪进行重新解释的理由。而且，遗弃罪本身具有侵犯人身权利的性质，但这是指具有扶养义务的人对于受扶养人之人身权利的侵害，而不能宽泛地解释为对一般人的人身权利的侵犯。因此，我国刑法关于遗弃罪规定中的扶养，是指法律上的扶养，这种扶养义务是从扶养关系引申出来的，因而是一种身份关系，要具备一定亲属身份的人才有可能存在这种扶养关系。所以，我国刑法中的遗弃罪是家庭成员之间的遗弃，而不包括非家庭成员之间的遗弃。

摘要:遗弃罪的犯罪客体不宜理解为广义的人身权利或生命、身体的安全，而应解释为被扶养人受扶养的权利。扶养义务不仅限于婚姻法的明文规定，民政法律法规中有关特殊的老年人、残疾人以及其他生活无着人员扶养救助的规定，同样属于遗弃罪中扶养义务的重要来源。遗弃罪中的扶养关系不仅存在于家庭成员之间，而且应当包括在承担特定扶养义务的人员与被扶养对象之间形成的特定扶养权利义务关系。

关键词:遗弃罪犯罪客体扶养关系

一、关于遗弃罪构成要件的两种观点

我国1979年《刑法》第183条和1997年修订后的《刑法》第261条都规定了遗弃罪，且内容完全相同：“对于年老、年幼、患病或者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负有扶养义务而拒绝扶养，情节恶劣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刑法理论通说认为，遗弃罪的主体是对被遗弃人负有法律上的扶养义务，具有扶养能力的自然人。本罪涉及的对象是年老、年幼、患病或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家庭成员。因此，遗弃罪只能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非家庭成员之间的遗弃行为，不能够按照遗弃罪来处理。但是，也有学者认为，由于新刑法将遗弃罪归入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一章，因此遗弃罪的犯罪主体即不再局限于家庭中负有扶养义务的成员；对年老、年幼、患病或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负有扶养、扶助、救助义务的人都可能成为本罪的主体。相应地，年老、年幼、患病或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都可能成为本罪的犯罪对象，而不再要求犯罪对象与犯罪主体是同一家庭的成员。

刑法理论上之所以出现针对遗弃罪构成要件的争论，归根结底是由于学者们对遗弃罪的犯罪客体存在理解上的分歧，进而导致在解释1997年《刑法》第261条规定的“扶养义务”时出现差异。主张遗弃罪的犯罪主体和犯罪对象不限于同一家庭成员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其观点进行了论证。有的学者认为，以往的中国刑法理论将遗弃罪的保护法益限定为被害人在家庭中的平等权利或者家庭成员之间互相扶养的权利义务关系。这种解释在1979年刑法典将遗弃罪列于侵犯婚姻家庭罪一章时还有合理之处，但在修订后的刑法将该罪纳入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一章之后，仍然坚持原来的说法，显然并未得其要领，因为遗弃行为将使被害人的生命、身体陷于危险状态，有时还会造成被害人死亡的结果，所以其是危及生命、身体法益的危险行为，而不单纯是侵犯扶养权利义务关系的行为。将遗弃罪的成立限于亲属之间乃是古代宗法社会以来的传统；立法者一直认为亲属之间不履行扶养义务，就对伦理规则有所违反。近代以来，生产力发达，事故频发，个人陷于危难境地、无法自救的可能性增强，因此，遗弃罪的适用范围往往不再局限于具有扶养义务的亲属之间，遗弃罪的本质也不仅仅是对义务之违反，而且也是对于生命法益构成威胁的危险犯。这样，对本罪的行为对象就应当作扩大解释，例如在长期雇佣的保姆发生严重疾病时，行为人拒不将其送到医院治疗，导致其错过救治的最佳时期而死亡的，就可能构成遗弃罪。有的学者指出，既然遗弃罪已经归属于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那么，就不能像过去那样，认为其法益是家庭成员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等，而应认为其法益是生命、身体的安全。因此，对遗弃罪的构成要件就必须重新解释，要对“扶养义务”作出符合法益的解释。扶养实际上指扶助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使其能够生存下去。因此，除了提供生存必需的条件外，在其生命、身体处于危险状态的情况下，必须给予救助，更不能将其置于危险境地。所以，“拒绝扶养”应意味着使他人生命、身体产生危险，以及在他人生命、身体处于危险状态时不予救助。基于此，哪些人具有扶养义务不能仅根据婚姻法等来确定，而应根据不作为义务来源的理论与实践来确定。因此，遗弃罪的主体和对象不需要是同一家庭成员。

但是，坚持遗弃罪的犯罪主体和犯罪对象必须是同一家庭成员的观点认为，从立法沿革的角度考察，我国刑法中的遗弃罪从来都是指家庭成员间的遗弃，而并不包括非家庭成员间的遗弃。1997年刑法典虽然将遗弃罪归并入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但这种罪名归类变化的原因是技术性的，这种由纯技术性原因导致的罪名归类变动，不能成为对遗弃罪进行重新解释的理由。而且，遗弃罪本身具有侵犯人身权利的性质，但这是指具有扶养义务的人对于受扶养人之人身权利的侵害，而不能宽泛地解释为对一般人的人身权利的侵犯。因此，我国刑法关于遗弃罪规定中的扶养，是指法律上的扶养，这种扶养义务是从扶养关系引申出来的，因而是一种身份关系，要具备一定亲属身份的人才有可能存在这种扶养关系。所以，我国刑法中的遗弃罪是家庭成员之间的遗弃，而不包括非家庭成员之间的遗弃。

一些好的“传统教学方法”经过了岁月的考验，肯定有存在的价值性和合理性，对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和能力有很大的帮助，简单地否定无疑是因噎废食，是非常不可取的。因此，教师在新课改理念下的教学，要具有一双慧眼，保持清醒的头脑，善于分析，合理运用，最大限度地发挥“传统教学方法”的优势，努力优化自己课堂教学。以下是笔者认为这几种“传统教学方法”的存在是合理、有效的，应加以继承和发扬。

一、手把手教学生写好汉字

现在，指导起始阶段学生写好字的方法非常多，而且效果也不错，现在的小学生比笔者那时的字写的要入体的多，但不能回避的是，现在还有许多学生的握笔姿势和书写姿势是错误的，还有许多学生写字的基本笔画是不到位的，还有许多学生的字的间架结构是不美观的，还有更多的学生不懂得欣赏汉字的美……笔者认为，教师手把手写字是一个比较不错的方法，这是以前教师惯用的教法。诚然，教师手把手写字能够让学生感受到教师的亲切，体会到教师对自己的重视，从而有效地让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感受到书写时的运笔规律，注意到起笔、运笔、收笔时的有力变化，在老师的精心讲解下，学生还能会心地感受到汉字的优美，另外，更能有效地纠正学生的握笔姿势。可谓一举多得呀！

二、示范性给学生朗读课文

教学实践中，笔者发现广大的教师的确重视朗读，在课堂上也读了起来，但是效果却不甚理想。究其原因，是教师在朗读指导上缺乏有效的指导，没有培养学生良好的语感，因此，读起来感觉不好。

笔者认为，教师示范性的朗读是一帖非常好的“良药”。特别是中低年级的学生，由于自身的水平和年龄的局限，往往不能很好把握文章的精髓，因此，从学生口中出来的文字往往使听者感觉情感没有读到位。教师的示范性朗读使学生通过声音这种媒质对文章的把握更加的直观，知道课文该用何种基调朗读，知道如何处理朗读时候的“轻重缓急”，这比教师枯燥地讲解朗读技法效果肯定要理想的多。因此，在教师指导学生朗读的过程中，加上教师示范朗读显的尤为重要，对于一年级学生的朗读指导，教师甚至可以读一句，学生跟读一句的方法。

［内容摘要］：《婚姻法》第46条确立了我国离婚损害赔偿制度，该损害赔偿请求权建立的理论基础是侵权行为抑或契约解除行为，结合《婚姻法》第46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婚姻法〉若干解释（一）》第29条作者认为应是侵权行为。该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除了具备一般侵权行为的四要件外，还需具备一个比较特殊的程序要件即离婚，也就是侵权行为、损害事实、主观过错、因果关系、离婚。该损害赔偿权利主体应是离婚诉讼中的无过错方，责任主体应是有过错方，无过错方只能向有过错方请求赔偿，而不能向第三者要求。该损害赔偿既可适用于诉讼离婚，也可适用于协议离婚。本文就上述问题从法理角度进行分析阐述。

［关键词］：损害赔偿侵权行为离婚

序言

修改后的婚姻法（以下简称婚姻法）第46条确立了我国的离婚损害赔偿制度，该制度体现了对弱者和无过错方的扶助保护，具有填补精神损害、抚慰受害方、制裁过错方的功能，是我国婚姻法修改中的一个突破，然而由于只有一个条文，而该条文又过于简约，以至于对该制度存有较大的争议，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简称《解释》）的出台，使得该制度具有了一定的可操作性，但就该制度仍需作理论上的进一步探讨。本文将从找寻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基础出发来探讨该制度的有关问题。

一、离婚损害赔偿之请求权的基础

损害赔偿系民法之核心，损害赔偿之发生有基于侵权行为的，亦有基于法律行为的。那么，对于离婚损害赔偿，其究竟基于侵权行为拟或法律行为？回答这个问题，实质上是探求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基础。这需要对不同的立法条例进行比较。

［摘要］：《婚姻法》第46条确立了我国离婚损害赔偿制度，该损害赔偿请求权建立的基础是侵权行为抑或契约解除行为，结合《婚姻法》第46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婚姻法〉若干解释（一）》第29条作者认为应是侵权行为。该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除了具备一般侵权行为的四要件外，还需具备一个比较特殊的程序要件即离婚，也就是侵权行为、损害事实、主观过错、因果关系、离婚。该损害赔偿权利主体应是离婚诉讼中的无过错方，责任主体应是有过错方，无过错方只能向有过错方请求赔偿，而不能向第三者要求。该损害赔偿既可适用于诉讼离婚，也可适用于协议离婚。本文就上述从法理角度进行阐述。

［关键词］：损害赔偿侵权行为离婚

序言

修改后的婚姻法（以下简称婚姻法）第46条确立了我国的离婚损害赔偿制度，该制度体现了对弱者和无过错方的扶助保护，具有填补精神损害、抚慰受害方、制裁过错方的功能，是我国婚姻法修改中的一个突破，然而由于只有一个条文，而该条文又过于简约，以至于对该制度存有较大的争议，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简称《解释》）的出台，使得该制度具有了一定的可操作性，但就该制度仍需作理论上的进一步探讨。本文将从找寻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基础出发来探讨该制度的有关问题。

一、离婚损害赔偿之请求权的基础

损害赔偿系民法之核心，损害赔偿之发生有基于侵权行为的，亦有基于行为的。那么，对于离婚损害赔偿，其究竟基于侵权行为拟或法律行为？回答这个问题，实质上是探求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基础。这需要对不同的立法条例进行比较。

［内容摘要］：《婚姻法》第46条确立了我国离婚损害赔偿制度，该损害赔偿请求权建立的理论基础是侵权行为抑或契约解除行为，结合《婚姻法》第46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婚姻法〉若干解释（一）》第29条作者认为应是侵权行为。该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除了具备一般侵权行为的四要件外，还需具备一个比较特殊的程序要件即离婚，也就是侵权行为、损害事实、主观过错、因果关系、离婚。该损害赔偿权利主体应是离婚诉讼中的无过错方，责任主体应是有过错方，无过错方只能向有过错方请求赔偿，而不能向第三者要求。该损害赔偿既可适用于诉讼离婚，也可适用于协议离婚。本文就上述问题从法理角度进行分析阐述。

［关键词］：损害赔偿侵权行为离婚

序言

修改后的婚姻法（以下简称婚姻法）第46条确立了我国的离婚损害赔偿制度，该制度体现了对弱者和无过错方的扶助保护，具有填补精神损害、抚慰受害方、制裁过错方的功能，是我国婚姻法修改中的一个突破，然而由于只有一个条文，而该条文又过于简约，以至于对该制度存有较大的争议，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简称《解释》）的出台，使得该制度具有了一定的可操作性，但就该制度仍需作理论上的进一步探讨。本文将从找寻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基础出发来探讨该制度的有关问题。

一、离婚损害赔偿之请求权的基础

损害赔偿系民法之核心，损害赔偿之发生有基于侵权行为的，亦有基于法律行为的。那么，对于离婚损害赔偿，其究竟基于侵权行为拟或法律行为？回答这个问题，实质上是探求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基础。这需要对不同的立法条例进行比较。

内容摘要：

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确立,适应我国新形式下调整离婚关系的需要,他表现为过错方对无过错方的经济补偿,包括精神损害赔偿和物质损害赔偿。但他的提出不是无条件的,而是要符合法律的规定,如他的责任主体只能是无过错方的配偶,而不及于其他的任何“第三者”，同时诉讼请求的提出要在法律规定的期间内提出，逾期法院将不再支持。在司法实践上要想支持无过错方的诉讼请求，就要有足够的和有效的证据，但作为“重婚者或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大都是秘密的，诉讼请求人就很难得到切实有效的证据，同时作为被“虐待、遗弃的家庭成员”其所受的精神损害也是无法衡量的，因此我们就要从立法上对此方面的问题加以解释解决，从而制定出衡量的标准，以满足不同情况的需要，下面就对离婚损害赔偿的一些问题做出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过错方；无过错方；离婚损害赔偿；精神损害赔偿

婚姻家庭是人类社会生活中产生的一种社会现象，普遍存在于社会生活中，可以说每个人都与婚姻家庭有一定的联系，婚姻与家庭是不可分割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婚姻就没有家庭，家庭是婚姻缔结的结果。但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的发展，人们在思想认识上有了较大的飞跃，从而使得那种原始的、纯粹的婚姻情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反映在婚姻立法上则表现为1980年修改旧婚姻法时所确立的离婚法定条件的提出，它是在我国第一部婚姻法的基础上所做出的一次质的飞跃。它的提出符合当时社会的现状，受到人们的关注，进而推动了婚姻制度的变革，加速了婚姻立法的进程。为《新婚姻法》中关于离婚损害赔偿的提出奠定了基础。离婚损害赔偿是指因婚姻关系的一方有法律规定的过错行为而导致离婚的，无过错一方有权要求对方赔偿自己因离婚而遭受的损害的法律制度。离婚损害赔偿制度从立法的角度给予婚姻当中的无过错方以经济补偿，他坚持了“损害多少赔偿多少的原则”，把包括精神赔偿在内的损害赔偿圈定在经济补偿的范围之内，所谓的离婚精神损害赔偿是指过错方实施了新《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四种行为，而给无过错方的精神带来痛苦而引起的精神损害赔偿。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提出，适应我国新形式下调整离婚关系新情况的需要，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见，有利于维护合法婚姻关系，保护无过错方的合法权益，制裁过错方的违法行为，但在司法实践中，还存在着不近完善的地方，如在离婚损害赔偿的举证问题上，凡是重婚或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大都是秘密的，受害方很难知晓，也就很难举出切实有效的证据来支持自己的诉讼请求，从而使自己处在不利的地位。同时在离婚损害赔偿的认定和数额的确定上也存在着相当的困难，尤其是精神损害赔偿，他的确定较之物质损害赔偿难得多，他除考虑受害人的精神损害程度和过错方的过错程度外，还要综合考虑其他外部因素，以达到对无过错方经济补偿和精神抚慰之目的。因此，我们应该加大这方面的立法，把在实践中遇到的问题上升到法律的高度，进而从法律的角度加以重视和解决。从而使我国的婚姻法更趋完善，切实保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

一、离婚损害赔偿的提出条件

《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要求损害赔偿，（1）重婚的；（2）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3）实施家庭暴力的；（4）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法律赋予无过错方的这一权利有利于维护无过错方的合法权益，易于明辨是非、分清责任，但离婚损害赔偿的提出是有条件的：

一、个性化教学的策略

个性化教学就是尊重学生个性的教学，必须根据每个学生的个性、兴趣、特长、需要进行施教，亦即学生需要什么，教师便授予什么，学生完全是一种自主性的学习。个性化教学也就是孔子所倡导的“因材施教”。那么，在大数据时代的今天，作为教师如何实施个性化教学，从而实现因材施教呢？

1.利用大数据的规模性了解学生差异。

每个学生都是不同的个体，有着鲜明的个性，因此，作为教师，首先要做的就是深入了解学生，这样的教学才有针对性。大数据的特征之一就是规模性，规模性指的是巨大的数据量以及数据规模的完整性。因而，教师完全可以凭借数据库中巨大、完整的数据了解学生诸如家庭背景、努力程度、学习态度、智力水平、认知水平等数据。教师只有真正了解了学生的发展情况，才能制定合适的学习计划，学生才会对学习产生兴趣，才会进步。

2.利用大数据的高速性营造和谐氛围。

美国心理学家罗杰斯曾说过：“成功的教学依赖于一种真诚的尊重和信任的师生关系，依赖于一种和谐安全的课堂氛围。”课堂上，让思维的火花翻新，让智慧的结晶生辉，让课堂百花齐放，形成师生互相尊重与信任的氛围，这应该是最理想的课堂状态。大数据的特征之二就是高速性，高速性指的是数据流和大数据的移动性，现实中则体现在对“实时性”的需求上，即能在第一时间抓住重要事件的发生信息。课堂上，教师可以利用大数据的这一特征，时时关注学生多样性学习动态，包括学生不同的表达方式、不同的解题思路、不同的探究结果，对有独到见解的要实时鼓励，对有误解偏差的要实时纠正，对有需要完善的要实时补充，如此，学生才能积极主动、充满自信地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