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种范文10篇

菘蓝（IsatisindigoticaFort.）为十字花科菘蓝属多年生草本植物，作为我国传统常用中药材，有着悠久的药用历史，主产于我国河北、江苏、安徽、河南等地。菘蓝以根、叶入药。其根在中药上称板蓝根，叶称大青叶，鲜叶或茎叶加工制成的深蓝色粉末状物称青黛，三者均为常用中药，药性类同。性寒、味苦，具有清热解毒、凉血消肿之功效，主治流行性感冒、流行性腮腺炎、流行性乙型脑炎、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急性传染性肝炎、咽喉肿痛、扁桃体炎、痈肿疮毒等症。板蓝根主要含有生物碱、有机酸、蒽醌、黄酮、苯丙素、甾醇、芥子油苷、核苷及其代谢产物等，表现为抗病原微生物；板蓝根中三氯甲烷萃取物、水杨酸等成分具抗内毒素作用；板蓝根中生物碱、氨基酸的抗炎效果明显；板蓝根多糖能提高机体免疫功能；研究还发现板蓝根有抗肿瘤功能，其所含的不饱和脂肪酸可抑制S180肉瘤的生长，板蓝根二酮B可抑制卵巢癌A2780细胞和肝癌BEL-7402细胞的增殖，诱导癌细胞向正常细胞转化；板蓝根中的靛玉红能够有效破坏白细胞生长分化，可缓解白血病患者的病情[1]。近年来，随着药食同源作物的广泛栽培，2017年起上海市嘉定区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以菜用为目标，从安徽亳州引进试种，在设施大棚内开展了不同季节的播种与栽培，菘蓝可以周年生产，市场价格也相对稳定在8~10元/kg。表1是2018年不同批次种子播种的产量比较。由于栽培方式改变，菜用采收的菘蓝植株特性与药用栽培植株特性有明显区别，根据田间考查结果（表2），制定了菜用菘蓝的采收标准：株高30~35cm，5~7片真叶，最大叶片长17~20cm，平均单株质量10g；叶色深绿，无黄叶、焦边和明显病虫为害，根长≤1cm。2019年又重点考查了菘蓝的周年栽培生育特性，早春栽培需要在设施内加盖小拱棚，3月中旬开始有抽薹现象，对夏播出苗有一定影响，越夏栽培特别容易受病虫为害，2019年7~8月高温期间，利用前茬生产割去地上部分进行再生生产，还可收获2~3批，667m2每批采收的产量在400~500kg。因此通过2a多的引种，探索出了一套菘蓝设施周年栽培技术。

1品种选择

菘蓝以采收根作为药材生产为主，有大叶种和小叶种，其中大叶种产量较高，小叶种药性更好；作为采收幼嫩植株以叶菜类方式栽培的，选用大叶种更好[2]。菘蓝对气候和土壤条件适应性很强，耐严寒，喜温暖，但怕水渍，种子容易萌发，10~35℃范围内均发芽良好，新种子20℃发芽最好，2a陈种子10~20℃发芽较好，发芽率一般在80％以上，种子寿命为1~2a[3]。幼苗最适生长温度为20℃。7~8月夏季高温条件下种子播种生长发育差，可以利用其根茎多年生的特性，割去地上部分进行再生萌芽，其余季节均可用种子播种，因此上海地区设施栽培下，菘蓝可以周年生产。

2备耕播种

选择平整、肥沃、排灌良好的土地，每667m2施商品有机肥500kg、三元复合肥（N∶P2O5∶K2O为21∶6∶18）20kg，8m宽大棚作4畦，畦宽连沟2m，沟宽30cm。春季、秋季和秋冬季栽培一般采用种子播种，种子为长圆形角果，扁平翅状，播前用手搓揉一下，去除部分翅壳，宜采用人工条播，每畦播5条，条播行间距为30cm，每667m2用种量4kg。播种后覆土2~3cm厚，浇足水分，早春1~2月播种需在大棚内再加盖小拱棚，以利出苗，2月下旬天气转暖后可撤去小拱棚。

3田间管理

摘要：玉米在明代晚期即已传入山西，但直到光绪年间，玉米才在山西得到普遍种植。本文通过对山西与相邻各省在玉米引种时间上的比较分析，对山西各县区玉米别称的来源及玉米传入山西的途径和时间做了比较详细的梳理归纳，进而指出玉米这种高产作物对山西社会经济发展所起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山西玉米传播引种经济作用

山西方志对玉米的记载，最初比较简单，明万历至清康熙年间，个别地区在物产中只记录了玉米的名称。乾隆年间，南部的绛县和北部的大同先后对玉米的形态特征做了描述，云“其苗叶胥似高粱，穗如秕麦，叶旁别出一苞，垂吐白须，久则苞拆子出，颗颗攒簇”，[1]光绪年间，山西的一些地方志中对玉米的描述增加了新的内容：光绪六年（1880年）《闻喜县志》记有“玉蜀黍（山地园地艺，补麦缺）”；光绪九年（1883年）《怀仁县志》中记载：“玉蜀黍（不及秋霜，宜广种）”；在民国时期方志中，才见到如“玉蜀黍……颗粒有大小之别，小颗粒晚种合宜，大者宜早种”[2]这样一些对玉米品种和种植技术比较详细的记载。一、玉米在山西的别称及来源玉米的别称甚多，全国约有70余种，在山西有玉蜀黍、玉稻秫、玉高粱、玉秫秫、玉秫、玉茭子、玉茭茭、包谷、玉谷、禹谷、舜王谷、御麦、玉麦、棒子等10多种。在这些别称中，以“玉蜀黍”通行的范围最广，其他别称通行的范围都比较狭窄，如表1所示，称“玉米”的地区只有山西北部的定襄县；称“玉蜀黍”的县份在山西全省各个地区中都有，从北部的大同、怀仁、繁峙，到中部的清源、昔阳、寿阳，再到南部的岳阳、安泽、翼城、襄陵、沁源、安邑、闻喜、绛县、新绛，都做如此称呼；称“玉茭”的地区有北部的定襄、繁峙、河曲，中部的太谷、平定，东南部的襄垣、长子、阳城；称“包谷”的地区有清源、文水、河津；称“玉谷”的地区有安邑、芮城；称“御麦”的地区有阳城和新绛；称“玉麦”的有南部的乡宁和翼城；而其他别称只出现在个别县的方志记载中。同治《建始县志·物产》曰“包谷，山陕曰玉高粱”，在山西大多数地区的方志记载中，玉高粱和玉蜀黍都是一起出现的，这是因为“……谷谱蜀黍，一名高粱，一名蜀秫”，[3]“……关西呼蜀黍为稻黍，今山西平阳、汾州诸郡人，余见其通呼为稻黍也”，[4]“……稷曰蜀秫，又曰茭子，即高粱也”，[5]由此可见蜀黍、蜀秫、稻黍、茭子都是高粱的别称，因为玉米“其苗叶胥似高粱”，[6]所以又被称为“玉蜀黍”、“玉蜀秫”、“玉稻黍”、“玉茭子”。对“玉秫秫”和“玉茭茭”这两个别称，光绪八年（1887年）《寿阳县志》中这样记载：“玉秫秫，茎叶似秫秫，为实大而有光泽，故名。一名玉茭茭，盖秫声之转，而字之认犹之椒菽同，从叔声而异读也。”[7]玉米之所以又被称为“包谷”，大概是因为“结实有皮包之”[8]和“《本草纲目》始入谷部”[9]这样的原因。中国直呼玉米的地区不广，在云南、贵州、广东、广西、湖南、湖北等地区，“包谷”是对玉米最普遍的称呼。玉谷也是玉米的别称，在清人的地方志中，也有禹谷或御谷的。章学诚说：“苞谷一名玉米，一名玉谷，谓合五而六也。”嘉庆《河津县志》：“包谷一名禹谷”，嘉庆《商城县志》也载：“玉蜀黍一名玉谷”。玉谷的称呼多流行于北方。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这样写道：“别有一种玉米，或称玉麦，或称玉蜀秫，盖亦从他方得种。”[10]玉麦之称，在明清两代多见于云南、贵州西部、四川西部、甘肃、陕西中部、河南等地区，另外，安徽、直隶、山东等省的地方志中也有所记载。为什么叫玉麦？据光绪《名山县志》的解释：“粒豆，色黄润如玉，故得玉名”；道光《城口厅志》曰：“麦者，言可磨面如麦也”；道光《新津县志》则说：“玉麦，言其粒如麦也”。看来，果实外形似玉，又可磨面如麦子，是玉麦称呼的由来。表1山西玉米别称及通行县区分布名称|通行地区玉米|（光绪）定襄县玉蜀黍（玉高粱、玉蜀秫、玉稻黍）|（乾隆）大同府、绛县（道光）繁峙县、大同县（光绪）怀仁县、清源乡、寿阳县、闻喜县、盂县（宣统）文水县（民国）昔阳县、岳阳县、安泽县、翼城县、襄陵县、沁源县、安邑县、新绛县玉茭（玉茭子、玉茭茭）|（乾隆）阳城县（嘉庆）长子县（道光）繁峙县（同治）河曲县（光绪）定襄县（民国）太谷县、平定县、襄垣县包谷|（光绪）清源乡、文水县（嘉庆）河津县玉谷|（民国）安邑县、芮城县御麦|（乾隆）阳城县（民国）新绛县玉麦|（民国）乡宁县、翼城县禹谷|（嘉庆）河津县舜王谷|（万历）稷山县棒子|（民国）安邑县表注：括号中朝代系后列府县乡志书的刊版年代。关于“御麦”这一别称的由来，在同治十三年《阳城县志》中这样记载：“以曾经进御，故名”。在两湖地区也有将玉米叫做“御高粱”和“御米”的，大概也是因为玉米曾经是贡品，而在称呼前冠以“御”字。总之，玉米在山西的传播过程中，名称并未发生太大的变化，主要还是继承了玉米来源地的名称。二、玉米传入山西的时间和途径玉米在国内的传播可以分成两个时期，由明代中叶到明代后期是开始发展时期，到明代后期这种农作物已传播到全国近半数省区，清代前期全国各省县份多已种植。在明万历四十年（1612年）《稷山县志》的《物产·谷属》中列有“舜王谷”，这可能是山西古籍方志中关于玉米的最早记载，和相邻省份对玉米的记载时间相比，山西早于直隶，晚于河南、山东和陕西。另外，对玉米有较早记载的是乾隆二十年（1755年）刊《阳城县志》、乾隆三十年（1765年）刊《绛县志》和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刊《大同府志》。嘉庆、道光年间，南部的长子和河津县，北部的大同县和繁峙县在其地方志中对玉米有了比较简单的记载。[11]但是山西大多数地区的方志对玉米的记载却是在光绪乃至民国时期，即使是主产玉米的晋中地区也是在民国时期才有了关于玉米的记载。光绪十八年（1892年）刊《山西通志》中有这样的记载：“玉蜀黍，亦名玉秫，又名御麦，处处有之”，“……御麦，今潞属广植”，[12]这说明直到十九世纪末，玉米在山西的种植才具有了普遍性（但是在光绪年间的大部分县志中都不见有玉米的记载）。根据以上方志对玉米的记载时间的先后来判断，玉米在山西省内的传播途径是由晋南和晋北同时向晋中地区推进的。情况可能是这样：明朝末年，晋南的稷山县首先开始种植玉米；乾隆中后期，晋南的阳城县、绛县和晋北的大同府等地也种植了玉米；清朝后期，玉米种植分别由晋南和晋北逐步向晋中地区推广；光绪前期，晋南、晋中和晋北都已有了玉米的种植，但分布范围狭小；民国时期，在山西大部分县份的地方志中都可见到玉米的记载了。从玉米最初传入山西到玉米在全省范围内的普遍种植经历了几乎三百年的时间，可见玉米在山西的种植发展是比较缓慢的，其原因应与山西的地理气候条件及有清一代相当频繁的自然灾害有关，尤其是光绪三年的特大自然灾害对山西的影响极为严重。据方志记载，清朝前期的一些年份里山西省境内的任何地区都发生过十分严重的自然灾害：康熙《五台县志》卷八收录阎襄《饥荒行》，引言云：“康熙十九年，太原以北至云中，千里大旱，民饥转徙十之六七，斗米钱数百不得……”；民国《永和县志》卷一《祥异考》载：“（康熙）五十九年至六十年，晋省连遭大旱，永邑更甚……盗贼遍地，饿殍盈野，性命贱如草菅，骨肉等于泥沙。……”；光绪《长子县志》卷一二《大事记》载云：“乾隆二十五年春，大饥，民食树皮草根”；民国《万全县志》《杂记》载：“嘉庆九年，夏无麦，秋无禾，粮价腾贵，麦石价银二十五两，人民离散。十年，无麦无禾，饿死、逃亡过半。”所以，在玉米传入山西的最初时期境内各地区就遇到频繁发生的荒旱。这些灾害的直接结果就是农作物的大幅度减产或绝收，饥不得食的农民或就地饿死，或流离失所，劳动力人口受到了很大损失。玉米虽系耐旱作物，但其生长期中要求高温，蒸发量大，需水量亦多，在降水量不足250毫米的地区，灌溉条件好才能生长。山西南北地理气候条件迥异，农业生产条件差别很大。晋南与晋东南地区在农业生产资源及地理条件方面，占有一定的优势，临汾与运城两大盆地土地平衍肥沃，水利灌溉便利，无霜期长，气候较为温暖，因此，农业生产水平与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比北部地区略强一些，但该地区一直以生产小麦为主，外来作物玉米还一时无法取得主导地位；晋中地区耕地主要集中于太原和忻定两大盆地，地势平衍，气候适中，水利条件一般化，是山西最为普通的产粮区，但由于人口众多，粮食供给也相当紧张，每有灾害，人口流失也很严重；与南部相比，晋西、晋北地区土地贫瘠，无霜期短，耕作方式落后，水利灌溉条件极度低下，粮食生产完全依赖于气候条件，当地农民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非常脆弱。所以，清朝前期玉米在山西的传播种植范围和速度都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自我朝定鼎以来，迄今二百余岁，中间水旱交咨，在所时有，然或一州、一邑，甚至二、三郡而止，从未有赤地千里，通省旱灾如光绪三年之山右者。……”[13]由此可见，有清一代山西境内的自然灾害就没有间断过，直到光绪初年发生了“丁戊奇荒”这场波及山西全境的特大自然灾害，全省上百个县似乎没有例外地同罹惨祸，山西南部地区受灾最为严重。张鉴衡《寿阳县灾赈碑计》称：“溯自乙亥（光绪元年，1875年）秋雨伤禾，谷米多黑，则晋灾之始也。至丙子（光绪二年，1876年），省南一带，饥谨荐臻，至丁丑，则赤地千里。”[14]山西农业生产条件最为优越的晋南地区尚且如此，更何况自然条件远不如晋南的晋北和吕梁地区，就更没有进行玉米种植的能力了。灾害造成了农业生产力的绝对下降，过半劳动力的死亡和逃移，[15]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光绪前期只有少数县份对玉米做了记载的原因了。“丁戊奇荒”后，在清政府劝荒和招荒政策下，大批外地客民来到山西，补充了严重短缺的劳动力，农业生产逐步得到恢复，产量高而稳定，又具有耐旱和耐瘠特性，适应范围广，高山、丘陵、平原皆可种植的玉米便以很快的速度在山西尤其是晋南地区普及开来，到光绪十八年（1892年），就处处有玉米了。据研究，玉米传入我国的途径有海陆两路：陆路一自波斯、中亚至甘肃，然后流传到黄河中下游流域；一自印度、缅甸至云南，然后流传到川黔；海路则自美洲、东南亚至沿海的闽广等省，然后向内地扩展。这三路玉米传播源逐渐向中国腹地进行渗透并最终融合。[16]从玉米在山西通行的别称来看，山西接受的主要是云南和甘肃两股玉米传播源，因为江浙闽粤等沿海省份的玉米别称绝大多数都尾缀“粟”字、“豆”字，或带有“芦”字，山西对玉米的别称却不曾有这样的字，而是像陕西一样称为“玉蜀黍”，像云南一样称为“包谷”，或像河南一样称为“玉麦”。这两股玉米传播源相继抵达山西之后便开始融合，这种融合大概结束于光绪初年，其表现之一是在同一地区具有指示两种玉米传播源的别称，如地处山西中部的文水县，在其光绪九年（1883年）刊的方志中既有标志云南传播源的别称“包谷”，又有标志甘肃传播源的“玉桃黍”[17]；表现之二是这时的地方志中也往往罗列多种玉米别称，如光绪十八年（1892年）刊《山西通志》记载，“玉蜀黍，亦名玉秫，又名御麦，处处有之。”[18]玉米是如何传入山西的，由于缺乏相关的历史资料，不能确切考证。但根据山西在明清时期的情况推测，玉米引种到山西的途径可能有两种：一是由当时在外省的山西商人把玉米种子带回到山西，经过本地农民试种获得成功，继而在山西各地推广开来；二是外省客民流落到山西开垦荒地的时候，种植了在家乡时曾赖以糊口的玉米，收成不错，山西的农民也开始种植。关于山西商人的经商活动情况，清代大学者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中有这样的记述：“山西人多商于外，十余岁辄从人学贸易，俟蓄积有资，始归纳妇。纳妇后，仍出营利，率二三年一归省，其常例也。”[19]山西人经商以商品的长途贩运为主，明朝中叶以后，山西商人大量地向淮浙地区移居，逐步进入了全国范围的流通领域，南北各地都有其足迹。如山西票号总号所在地的太谷县，“自有明迄于清中叶，商贾之迹几遍全省。东北至燕、奉、蒙、俄，西达秦陇，南抵吴、越、川、楚，俨然操全省金融之牛耳。”[20]明代山西商人在四川、云南、陕西、河南及新疆的经济活动史料中多有记载：山西潞泽二州是与三吴、越闽齐名的丝织专业区，“东南之机，三吴越闽最夥，取给于湖茧；西北之机，潞最工，取给于阆茧（阆指四川保宁府阆中县）”,[21]“潞绸所资来自他方，远及川湖之地。”[22]潞泽丝棉织物的染色，对颜料的需求很大，因而丝绵生产又推动了山西颜料商的发展。山西颜料商见于碑刻记载的有平遥和临汾县人，主要在京城、通州经营，所售颜料出自本地，或是贩自四川。日升昌票号前身山西平遥县西裕成颜料庄“所贩颜料中，有铜碌一种，出四川省，因自行重庆府制造铜碌，运至天津，以备销售，亦甚获利。”[23]明代，随着山西盐商在国内地位的日益显赫，河东盐销往“陕西之西安、汉中、延安、凤翔四府，河南之归德、怀庆、河南（今洛阳）、汝宁、南阳五府及汝州，山西之平阳、潞安二府以及泽、沁、辽三州。”[24]山西商人有明以来就参与了西茶市与西番的交易（交易地点在碉门、黎、雅抵朵甘、鸟思藏）。弘治十六年（1503年），明朝大臣杨一清向朝廷提出招商买茶，让茶商与西番直接交易，“自弘治十八年（1505年）为始，听臣出榜招谕山陕等处富实商人，收买官茶五六十万斤，其价依原定每千斤给银五十两之数，每商所买不得过一万斤，给与批文，每一千斤给小票一纸，挂号定限，听其自出资本，收买真细茶斤，自行雇脚转运。”[25]我们没有发现山西商人在甘肃的活动资料，但在张掖、武威见到过山陕会馆和山西会馆的遗址，虽然已经破败不堪，却能充分说明山西商人在甘肃曾经有过长期的经营活动。四川、甘肃、云南、陕西、河南、新疆都已在明万历之前先后开始种植玉米，[26]在山西商人与这些省份频繁的经济往来中，玉米传入山西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按照晋商的经营习惯，分号与总号之间在人员和货物上的往来都异常频繁。另外，我们将玉米传入山西的时间、最初传入地与山西商人的发迹期、最初发迹地做一比较，发现在时间和地域上两者都相当吻合。如前所述，山西古籍方志对玉米做最早记载的是明万历四十年（1612年）的《稷山县志》，稷山在明代隶属蒲州。而山西商人在全国取得显赫地位是在明代弘治至万历年间（1488—1619年），晋南的蒲州、平阳一带则是山西商人最初的发迹地，明隆庆二年（1568年），进士沈思孝在其《晋录》、明万历进士王士性在其《广志绎》中都曾指出：“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这两个事件几乎是发生于同一时间、同一地域，为我们的推测又提供了一个佐证。从明朝初年开始，山西一直是中国北方一个重要的移民输出地，但同时也有不少的外地客民流落到山西求生，“在僻远的州县，不少外地客民早已在当地从事耕耘”，[27]这些州县有隰州、吉州、岚县、岢岚、临县、永和、浮山、岳阳等。光绪六年（1880年）刊《续修岢岚州志序》中提到当地的客民问题：“第山高土瘠，绝少平原，地广人稀，苦无产殖，土人俭而不勤，业农贾者率多他乡外省之人，以故直、豫、秦、陇、川、楚客民错趾于境，来往靡常，而客富于主，又人丁欠旺，恒以外姓继螟蛉，岂五行有所克制欤？”由此可见，进入到山西的客民来源相当广泛，河北、河南、陕西、甘肃、四川、湖北等省份都有，他们在山西定居之后，勤于稼穑，善于商贾，所以玉米也有可能由这些客民引种到山西。当然，玉米引种到山西的这两种途径并不是互相排斥的，有可能兼而有之。总之，明清时期山西人口的频繁流动对玉米这种高产作物的引进和推广起了决定的作用。三、玉米在山西的生产概况和经济作用清代山西有关玉米单产的记载极其罕见，根据表二所示民国时期山西玉米的平均亩产量，可推测清末整个山西玉米的单产水平在40公斤左右（1914年山西小麦平均亩产是44.2公斤[28]）。玉米作为逐渐推广的作物，其种植面积在清代变化较大，但清代末年的情况可以参照民国初年的情况作些粗线条的估计。如表2所示，估计到清朝灭亡时，山西每年至少有150万亩耕地种植玉米，以40公斤的单产计，清末山西每年可产玉米60000吨左右。表2山西玉米播种面积、产量及亩产年代玉米播种面积（万亩）总产（吨）亩产（公斤）1919年153.375420491947年663.4250200401949年536.5646395086资料来源：山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山西通志·农业志》，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252页。在清代各县方志中虽然很少见到对玉米产量的记载，但到光绪以后，玉米成为“山农之粮，视其农欠”，[29]“为本地人之副食物，其出产亦颇不少，麦后种之，亦为秋粮之一”，[30]可见，玉米以其高产的特性在山西一些地区的粮食作物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尤其是晋东南的潞安府，“今潞属广植，每炊必需”。[31]民国27年（1938年）《平定县志》记载了当地玉米的平均年产量，约为183750石，同时还记载了粟的年产为91875石，豆为18375石，高粱为36750石，小麦及其他年产约为36750石。[32]可见，抗战前夕玉米是平定县年产量最多的粮食作物。到1949年的时候，玉米在山西的播种面积为536.56万亩，年产量为463950吨，虽然只占到山西粮食作物总播种面积的8%，但在山西主要粮食作物的总产量中却达到17.9%的比例，[33]如表3所示。表31949年山西主要粮食作物产量比例作物玉米谷子小麦薯类高粱比例17.9%29.2%23.4%13.3%11.0%资料来源：山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山西通志·农业志》，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232页。根据以上玉米在山西的生产情况来看，玉米在山西的传播和推广对当时粮食的增产是有极大意义的：首先，玉米耐旱，能够适应北方的旱地，种植玉米可扩大耕地面积。山西农田一直以旱地为主，清代旱地面积占到总耕地面积的95%，约有65400万亩的荒山荒地尚待开发。[34]同治十二年（1873年）至光绪十三年（1887年），山西耕地面积从53,285,401亩增至56,609,070亩，[35]增加了300多万亩，和当时玉米种植的推广可能有一定的联系：其次，玉米是一种优异的高产作物，种植玉米可“种一收千，其利甚大”。[36]对处于封建剥削压榨下的大多数农民来说，通过推广特别高产的外来农作物比改良土壤或培育新的品种更容易提高粮食的单位面积产量。总之，玉米的推广，既扩大了耕地面积，又提高了粮食单位面积产量，因而能为社会提供更多的食粮，特别是有助于“丁戊奇荒”之后山西农业生产的恢复和民食问题的解决。玉米在山西的推广种植不仅促进了粮食的增产，还间接地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玉米本身用途广泛，既可当粮，又可充作手工业原料，对山西农户来说，用玉米酿酒和养猪在光绪时期已是极为普遍的事情，“酿酒磨粉，用均米麦。瓤煮以饲豕，杆干以供炊，无弃物”。[37]玉米的传播种植对山西社会经济生活所起的推动作用远不止以上所述内容，还需我们做进一步地研究与探讨。

注释

[1]乾隆四十七年《大同府志》，卷1，《物产》。

[2]民国18年《翼城县志》，卷8，《物产》。

摘要：介绍了光皮桦引种栽培地的情况，同时从采种及种子处理、播种及管理、整地栽植、抚育、病虫害防治等方面介绍了光皮桦的引种栽培技术，以期为光皮桦的引种栽培提供参考。

关键词：光皮桦；引种；栽培技术

光皮桦（Betulaluminifera），又称亮叶桦，为优良速生乡土阔叶树种，具有适应性强、生长快、材质优良、用途广、栽培容易、病虫害少等一系列优良性状，可单独造林，也可与杉木、马尾松等树种营造混交林。主要分布在安徽黄山、浙江天目山、河南西峡、蒿县及江西、福建、湖南、湖北、甘肃、四川等地。喜温暖湿润气候及酸性、微酸性土壤，耐干旱瘠薄，深根性，根系发达，具固氮作用，在其自然分布区主要生长在低山丘陵的向阳山坡上。滁州市地处江淮之间，宜林地多为缓坡丘陵及岗地，但造林树种比较单一，丘陵低山多为松类、平原圩区多为杨树。单一树种的造林不利于营造良性的森林生态系统，容易导致病虫害的发生，不仅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而且给我市的林业工作带来了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和损失。因此，开展光皮桦引种栽培试验工作，对于改变我市“一棵松”、“一棵杨”的单一造林模式、调整我市林分结构、开展多树种造林有着重要意义。

1引种栽培地情况

2004年4月，从安徽黄山地区引种进行育苗试验，育苗地选在滁州市林科所试验苗圃，并分别在滁州市林科所试验苗圃、凤阳县白云山林场、沙河集林业总场白米山林场等地选择不同立地条件的地块作为造林地。几处造林地的共同特点是冬季多风，降水偏少，夏季降水较多，气候、植被、物种有明显的北亚热带向暖温带过渡的特色。选择地块类型有岗地、山坡地、平地；土壤为黄棕壤，包括普通黄棕壤、黏盘黄棕壤、黄棕壤性土3种，厚度一般为20～100cm，合计栽植试验林面积4hm2。

2栽培技术

摘要：齿瓣石斛作为一类药用价值较高的植物品种，将野生齿瓣石斛进行引种驯化栽培，对于商业化种植活动的推广有着积极意义。文章基于齿瓣石斛生物学特性，对于引种栽培地处理、植物繁殖处理、栽培模式选择、生长过程管理、病虫害防治等内容进行整理，其目的在于积累相应的引种驯化栽培经验，为规模化生产活动的开展奠定基础。

关键词：引种驯化栽培技术；病虫害防治；生长质量；生物学特征；种植规模

齿瓣石斛为多年生附生草本植物，主要分布于我国的云南、广西和贵州等省及缅甸、越南、老挝和泰国等国。云南省年平均温度较高、相对湿度较大、平均海拔较高，适用于栽培野生齿瓣石斛的引种和驯化。通过整理云南地区成功引种驯化栽培野生齿瓣石斛的经验，对于进一步扩大齿瓣石斛种植规模，增加当地农户经济收入有着积极作用。

1齿瓣石斛生物学特性分析

齿瓣石斛为多年生附生草本，多悬垂附生于树上，也可生长于半阴半阳的岩石上。茎丛生，多节，呈圆柱形，细长，长短不一，最长的可以达到170cm，秋冬收获季节，除去叶鞘膜可见茎的表面多为紫色；叶互生，质地薄，长3~11cm，宽0.6~4.0cm，卵状披针形，叶鞘灰白色，膜质，抱茎，冬天落叶，叶鞘仍然附着在当年生的嫩茎上。总状花序侧生，具1~2朵花，萼片和花瓣白色，先端带紫色；萼片长约2.5cm，花瓣卵形，与萼片等长而较宽，先端尖，边缘具短流苏；唇瓣近圆形，基部具短爪，两侧具紫色条纹，边缘具流苏；唇瓣两侧各有一个黄色斑块，密布短毛。蒴果，长约3~5cm，具棱，种子呈粉末状。因此俗称紫皮石斛或紫皮兰。多生长于海拔600~2000m的森林里，喜欢温暖湿润的气候。

2云南野生齿瓣石斛引种驯化栽培技术

论文关键词光皮桦；引种；栽培技术

论文摘要介绍了光皮桦引种栽培地的情况，同时从采种及种子处理、播种及管理、整地栽植、抚育、病虫害防治等方面介绍了光皮桦的引种栽培技术，以期为光皮桦的引种栽培提供参考。

光皮桦（Betulaluminifera），又称亮叶桦，为优良速生乡土阔叶树种，具有适应性强、生长快、材质优良、用途广、栽培容易、病虫害少等一系列优良性状，可单独造林，也可与杉木、马尾松等树种营造混交林。主要分布在安徽黄山、浙江天目山、河南西峡、蒿县及江西、福建、湖南、湖北、甘肃、四川等地。喜温暖湿润气候及酸性、微酸性土壤，耐干旱瘠薄，深根性，根系发达，具固氮作用，在其自然分布区主要生长在低山丘陵的向阳山坡上。滁州市地处江淮之间，宜林地多为缓坡丘陵及岗地，但造林树种比较单一，丘陵低山多为松类、平原圩区多为杨树。单一树种的造林不利于营造良性的森林生态系统，容易导致病虫害的发生，不仅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而且给我市的林业工作带来了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和损失。因此，开展光皮桦引种栽培试验工作，对于改变我市“一棵松”、“一棵杨”的单一造林模式、调整我市林分结构、开展多树种造林有着重要意义。

1引种栽培地情况

2004年4月，从安徽黄山地区引种进行育苗试验，育苗地选在滁州市林科所试验苗圃，并分别在滁州市林科所试验苗圃、凤阳县白云山林场、沙河集林业总场白米山林场等地选择不同立地条件的地块作为造林地。几处造林地的共同特点是冬季多风，降水偏少，夏季降水较多，气候、植被、物种有明显的北亚热带向暖温带过渡的特色。选择地块类型有岗地、山坡地、平地；土壤为黄棕壤，包括普通黄棕壤、黏盘黄棕壤、黄棕壤性土3种，厚度一般为20～100cm，合计栽植试验林面积4hm2。

2栽培技术

摘要阐述了黄金梨在贵州地区的引种表现,并介绍了其优质丰产栽培技术,主要包括选址建园、栽植、土肥水管理、整形修剪、疏花疏果与套袋、病虫害防治、适时采收等内容,以供参考。

关键词黄金梨;引种表现;栽培技术

黄金梨为韩国园艺试验场罗州支场1981年用二十世纪×新高杂交育成的中晚熟优良品种[1]。近几年在我国主要梨产区发展很快。该品种幼树生长势强,萌芽率低,成枝力较弱,有腋花芽结果特性,易形成短果枝,结果早,丰产性好。贵州省农业科学院园艺研究所于2003年引进黄金梨,经过7年的栽培观察,并在贵阳、六盘水、安顺、毕节、纳雍等地进行示范栽培,表现出生长结果良好、果实优质丰产、生态适应性强的特点,适于在生产上推广。现将黄金梨引种表现及优质丰产栽培技术总结如下,为实际生产提供科学参考。

1引种表现

1.1植物学特性

一年生枝绿白色,茸毛多,二年生枝青灰色,较开张,分枝快,进入果期早。叶片平均长10.85cm,宽平均7.50cm,花为白色,自身着果能力强,搭配绿宝石或黄冠作为授粉树,果实品质更佳。

论文关键词欧美杨引种栽培技术

论文摘要为了丰富子午岭林区造林树种,加快生态建设步伐,我们引进了欧美杨107号栽培技术试验研究,初步掌握了欧美杨107号的生物学特性,总结出了科学适用的育苗、造林技术,为全面推广提供了科学依据。

欧美杨107号是中国林业科学院林业研究所选育出的杨树系列新品种,在抗旱、抗寒、生长速度、抗病虫能力及成材质量等方面都非常优越,是目前国家林业局倡导推广的杨树新品种之一,可成为我国西部及华北地区植树造林的首选树种。通过引进种条,开展育苗、造林试验,进行物候期观测、适应性表现观测、生长量测定等,初步掌握了欧美杨107号的生物学特性,总结出了科学适用的育苗、造林技术,为全面推广提供了科学依据。

1试验地概况

试验地选在甘肃省子午岭林区的东华池林场,位于108°23′E,36°14′N。该区属温带半湿润区,年平均气温8.00℃,年降水量550㎜,无霜期145d,海拔1210m。土壤类型为垆土,土层厚度80～120㎜。

2苗木繁育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省高度重视优质稻米产业的发展，加快了优质稻品种的选育，全省共审定水稻新品种77个，其中达国标三级以上品质的优质稻品种有14个。同时制定了发展规划，积极增加投入，把发展优质稻米生产作为我省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重大措施来抓。经过几年的努力，我省优质稻米产业发展取得了可喜的成绩。2006年，全省优质稻种植面积624万亩，比2002年扩大152万亩，占全省水稻面积的57.6%。为了筛选出高产、抗病和优质的优质稻品种，壮大**镇优质米产业，从而使**镇优质米产业健康稳步发展，2006年引进8个优质稻新品种进行品比试验。

一、引种品比试验概况

本次从穗丰种业有限公司引进8个品质优良、经济性状优异、熟期适当的杂交水稻新品种(组合)。分别为：中优9801、华优6号、金香优830、B优817、中优63、川香优2号、D优多系一号。其中中优9801展示示范面积22亩，华优6号展示示范面积17亩，金香优830、B优817和中优63展示示范面积各5亩，川香优2号展示示范面积14.5亩，D优多系一号展示示范面积11亩，共103亩。

试验地点选在我市水稻主产区**镇**村群众种植意识强的平寨坝子，海拔800公尺，泥田肥力中等以上，前作油菜，交通便利。

二、试验方案

（一）试验设计

关键词：沙滩地；甜樱桃；丰产栽培

摘要：**年从泰安市林业局苗木繁育基地引进红灯、大紫、意大利早红、乌梅极早等甜樱桃品种，进行栽培试验。定植第2年结果，第3年666.7m2产442kg，第4年666.7m2产838kg，第5年666.7m2产1044kg，已在东平沙滩区发展13hm2。

**年，东平县从泰安市林业局苗木繁育基地引进红灯、大紫、意大利早红、乌梅极早甜樱桃品种，进行沙滩地早期丰产栽培试验。定植第2年结果，第3年666.7m2产442kg，第4年838kg，第5年达1044kg；果实品质优良，商品价值高。目前已在东平沙滩区发展13hm2。

1、建园

试验在东平县商老庄乡秦楼村、李庄村、刘万庄村进行。3个村均位于黄河以东的沙滩地上，土层厚度大于50cm，土壤有机质含量约0.8%。当地年平均气温13.4℃，年日照时数2446.2小时，年降水量640mm(多集中在7～8月份)，无霜期201天。**年3月下旬，选干高1～1.2m、芽体饱满、根系发达、无病虫害尤其是无根癌病的健壮嫁接苗定植。株行距3m×4m。栽前15天前后在定植行开沟施肥，沟深、宽各60～80cm，表土与心土分放，回填时666.7m2施圈肥3000kg，肥与表土混匀回填后再回填心土，然后灌水沉实。栽前挖定植穴，穴深、宽各40cm，666.7m2施磷、钾肥或果树专用肥50kg，栽后踏实浇水，覆盖1m2的地膜。

2、土肥水管理

论文关键词野生观赏植物资源；开发利用；引种驯化；驯化原理

论文摘要在分析野生植物资源开发现状的基础上，提出了应遵循引种驯化的基本原理及园林运用中应注意的问题，能为野生观赏植物的开发和利用提供指导。

我国地大物博，野生观赏植物资源极其丰富，高等植物约3万种，有观赏价值的园林植物达6000种以上。我国不仅原产观赏植物种类繁多、品质优良，而且观赏植物栽培有极其古老的历史，早在公元前11至公元前7世纪的西周，我国劳动人民已在园圃中培育花木了。尽管如此，在我国城市绿化中，应用的植物种类并不多。如南京、杭州、宁波等城市一般为200～300种，上海有近400种。而且，除了生境条件极特殊的区域，如热带、寒带或干旱地区外，全国大多数城市的绿化没有很明显的区别，植物材料单调、雷同，造成千城一面的状况，这与植物资源大国的地位极不相称。

1野生观赏植物资源的开发现状

1.1家底不清，保护不力

我国丰富多彩的观赏植物种质资源尚未得到系统、全面的调查研究，即资源家底还未摸清。目前，不论野生还是栽培的园林植物种质资源，均由于多种原因而面临许多种类散失和濒于绝灭的严重威胁。野生的如兰属和金花茶系的某些种、变种、变型，栽培的如凤仙花品种，均为最突出的例证[1]。因此，进一步开展资源考察，摸清家底，加强保护是当前的一项迫切任务。近年来中央和地方主管部门做了些保护和管理工作，收到一定效果。如金花茶20世纪80年代由林业部通令全部种类一律禁止出口，后经再度修改，有些种类已对外开放，并在广西设立金花茶保护区与基因库，在洛阳建立中国洛阳牡丹基因库，在武汉建立中国梅花品种资源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