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性债务范文10篇

摘要文章从规范政府责任，重塑企业责任，加强个人责任等方面探讨了中国养老保险隐性债务责任主体的构建。

关键词：养老保险；隐性债务；责任主体；企业责任

Theabstractarticlefromthestandardgovernmentresponsibility,remouldstheenterpriseresponsibility,strengthenedaspectsandsoonpersonalliabilitytodiscussChinaold-ageinsurancerecessivedebtresponsibilitymainbodyconstruction.

keyword:Old-ageinsurance;Recessivedebt;Responsibilitymainbody;Enterpriseresponsibility

一、重构养老保险隐性债务（IPD）的责任空间

在养老保险方面，应当强调公平与效率兼顾，但两者出现冲突时，应当强调公平的优先性。因为其具有国民收入再分配的职能，强调公平性，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防止不公平状况的过度发展，实现社会的公正与安定。但养老保险待遇的享受公民只有在履行缴费义务后才能获得，它强调权力与义务的对等，同时养老基金的保值增值也有一个效率问题，所以在责任划分上，应当坚持“公平与效率兼顾，在特殊情况下优先考虑公平”的保险原则，保证养老保险隐性债务的妥善解决。

划拨国有资产，偿还国有企业职工的养老金隐性债务(以下简称“划资还债”)，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由国内部分经济学家提出并进行了理论上的论证，但是一直没能切实地付诸实践。2001年，中央政府曾经决定以减持上市公司国有股的办法偿还国有企业的养老金隐性债务，由新成立的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负责，然而减持方案一俟出台便遭到了股市投资者的激烈反对，不得不紧急叫停。党的十六大以后，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开始启动，“划资还债”的问题再度成为一个令人们有所期待的话题，但能否找到一个令当事各方满意的操作方案还未可知。

一、问题的提出和演变

20世纪90年代初期，国内部分经济学家在讨论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框架设计的问题时提出，社会保障的职能要从企业转移出来，将一部分国有资产看做是由过去的养老基金和医疗基金的积累所形成的划拨出来，由国有持股机构按基金预筹积累制进行委托经营(周小川、王林，1993)。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以后，城镇企业职工的养老金制度引进了个人账户，由过去的现收现付制向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部分积累制转轨，所以产生了养老金隐性债务的问题。改革以前，离退休人员可以按照政府制定的公式，定期地从所在单位领取退休金；改革以后，这部分退休金的现值成为政府所要承担的养老金隐性债务。关于这笔隐性债务的规模，不同机构有不同的估计，最小的估计值是19000亿元(世界银行，1996)，最大的估计值则高达76000亿元(国家体改办，2000)。

但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改革方案在实施时都回避了新制度如何偿还这笔债务的问题。1995年的两个改革方案在制度设计上都是把转轨时已经离退休的职工(“老人”)、正在工作的职工(“中人”)和此后参加工作的新职工(“新人”)覆盖到同一个基本养老保险计划之下，在财务技术上则采取了通过该计划中的社会统筹部分以及向“中人”和“新人”的个人账户积累借钱的办法，来支付同一计划覆盖下的“老人”的养老金，由此形成了个人账户“空账”的问题。据有关部门统计，目前积累的“空账”已近5000亿元。尽管如此，基本养老保险计划还是从1998年开始便出现了当年收不抵支的情况，于是中央政府不得不从财政收入中以每年数百亿元的规模用来填补该计划的缺口。1997年，中央政府曾经试图通过强制实行全国统筹等措施来解决基本养老保险计划所暴露出来的问题，但是一直无法实现。

在以上努力均未奏效的情况下，政府有关部门、理论政策界提出了多种设想，包括开征社会保障税、向非国有企业扩大基本养老保险覆盖面等。经过2000年的大讨论，国务院做出决定，以减持国有股的10%和中央财政特别拨款的融资来补偿养老金隐性债务，并成立全国社会保障理事会掌管和经营这部分资产。但是，国有股减持的方案一经提出，便遭到了股市投资者的激烈反对，不得不于2001伞6月份紧急叫停。国有股减持的紧急叫停也使得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中断了资金来源，不仅如此，全国社会保障基金迄今也未形成一个明确的支出需求。

党的十六大以后，中央决定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对国有资产实行基于行政层级的分级管理。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偿还养老金隐性债务的问题再度浮出水面。吴敬琏等经济学家认为，在对国有资产实行分级管理之前，应当先将部分国有资产划拨给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经营管理，专门用于补偿养老金隐性债务(吴敬琏、林毅夫，2003)。

摘要文章从规范政府责任，重塑企业责任，加强个人责任等方面探讨了中国养老保险隐性债务责任主体的构建。

关键词：养老保险；隐性债务；责任主体；企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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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构养老保险隐性债务（IPD）的责任空间

在养老保险方面，应当强调公平与效率兼顾，但两者出现冲突时，应当强调公平的优先性。因为其具有国民收入再分配的职能，强调公平性，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防止不公平状况的过度发展，实现社会的公正与安定。但养老保险待遇的享受公民只有在履行缴费义务后才能获得，它强调权力与义务的对等，同时养老基金的保值增值也有一个效率问题，所以在责任划分上，应当坚持“公平与效率兼顾，在特殊情况下优先考虑公平”的保险原则，保证养老保险隐性债务的妥善解决。

[养老资金问题在1999年恶化，中央政府不得不介入，为25个省提供支付养老金的资金。很显然，必须为支付转轨成本寻找到额外的资金来源。]

养老金隐性债务指一个养老金计划向职工和退休人员提供养老保险金的承诺。它等于如果该计划在今天即终止的情况下，所有必须付给当前退休人员的养老金的现值加上在职职工已积累、并必须予以偿付的养老金权利的现值。养老金隐性债务通常是在养老金计划终止的假设下计算的，该终止假设假定没有资金积累的养老体系将立即终止，所有退休人员和在职职工将得到其未来退休金和应计权利的补偿。隐性养老金债务作为一个存量概念代表了政府能够明确预计到，并必须列入财政计划的直接和隐性的债务。与政府的潜在债务不同（例如挽救国有银行），隐性养老金债务不形成不可预料的财政支出需求。

转轨成本的概念产生于即使在部分缴费已分流到个人帐户的情况下仍要继续向养老金领取者（和未来的退休人员）支付退休金而出现的融资缺口，它是一个流量的概念。转轨成本的产生是由于仍需要在一定时期内偿还旧体系的债务。该融资缺口源于隐性养老金债务，但并不等于隐性养老金债务，因为部分支出是用于因为保留部分旧体制而每天新增长的债务，而部分当前债务则是由继续的缴费所覆盖。



隐性养老金的规模取决于许多经济和人口因素，例如养老金体系的覆盖面、其所覆盖职工和退休人员的年龄结构、养老金福利水平、退休年龄、替代率、指数化机制和贴现率等。基于其养老金体系于1994年终止的假设，世界银行（1997）测算中国的隐性养老金债务为1994年GDP的46—69%。而最近世界银行的一项新的测算则认为中国的隐性养老金债务约为1998年GDP的94%（DorfmanandSin,2000）。

中国政府一直没有明确承认养老金债务，并在寻求其他减少转轨成本的办法。实际上，政府已尝试着使用3种方式的组合来减少隐性养老金债务和支付转轨成本：首先，中国保持着缴费率为13%、替代率为20%的小规模现收现付支柱（国务院26号文件）。缴费的约4个百分点被设计用于转轨目的(根据世界银行(1997)，工资税/缴费的9%足以支付替代率为24%的小规模现收现付支柱。根据国务院26号文件，13%的缴费率相对于20%的替代水平显然绰绰有余。工资税额外的4个百分点（＝13－9）是设计用于转轨目的的。)。第二，老职工被保留在老体系中，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转轨成本。第三，政府没有削减养老金，而是希望扩大养老金覆盖范围能提供一些额外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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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养老保险；隐性债务；责任主体；企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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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构养老保险隐性债务（IPD）的责任空间

在养老保险方面，应当强调公平与效率兼顾，但两者出现冲突时，应当强调公平的优先性。因为其具有国民收入再分配的职能，强调公平性，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防止不公平状况的过度发展，实现社会的公正与安定。但养老保险待遇的享受公民只有在履行缴费义务后才能获得，它强调权力与义务的对等，同时养老基金的保值增值也有一个效率问题，所以在责任划分上，应当坚持“公平与效率兼顾，在特殊情况下优先考虑公平”的保险原则，保证养老保险隐性债务的妥善解决。

一、重构养老保险隐性债务（IPD）的责任空间

在养老保险方面，应当强调公平与效率兼顾，但两者出现冲突时，应当强调公平的优先性。因为其具有国民收入再分配的职能，强调公平性，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防止不公平状况的过度发展，实现社会的公正与安定。但养老保险待遇的享受公民只有在履行缴费义务后才能获得，它强调权力与义务的对等，同时养老基金的保值增值也有一个效率问题，所以在责任划分上，应当坚持“公平与效率兼顾，在特殊情况下优先考虑公平”的保险原则，保证养老保险隐性债务的妥善解决。

（一）重塑企业责任

企业责任主要表现为为其职工建立的职业年金制度，体现的是雇主责任本位思想，不是政府行为，企业中养老保险应以公平与效率兼顾为原则，根据自身的经济实力和经济状况而建立，为企业职工提供一定程度的退休收入保障，强调了企业在社会养老保险中的直接责任，有利于将中国养老保险体系改革成统一性和灵活性的保障制度，同时也有利于企业自身的发展经营。

（二）规范政府责任

养老保险制度由现收现付向部分积累制过渡,即意味着隐性债务的浮现。对于这种转制成本或隐性债务,由于政府没有明确承诺自己是转制成本或隐性债务的承担者,也没有明确的偿债计划并公之于众,以至于有关研究称之为明债暗偿。政府本身就是制度的设计者,对于改革过程中与原有制度的衔接和从原有制度向现有制度的平稳过渡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基本养老保险具有国家承办、国家保底、面向全体公民、保障基本生活、强制执行和实现社会共济等特征,所以说基本养老保险应是政府行为。国家在老年保障制度中的责任包括三个方面：

摘要：文章从规范政府责任，重塑企业责任，加强个人责任等方面探讨了中国养老保险隐性债务责任主体的构建。

关键词：养老保险；隐性债务；责任主体；企业责任

一、重构养老保险隐性债务（IPD）的责任空间

在养老保险方面，应当强调公平与效率兼顾，但两者出现冲突时，应当强调公平的优先性。因为其具有国民收入再分配的职能，强调公平性，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防止不公平状况的过度发展，实现社会的公正与安定。但养老保险待遇的享受公民只有在履行缴费义务后才能获得，它强调权力与义务的对等，同时养老基金的保值增值也有一个效率问题，所以在责任划分上，应当坚持“公平与效率兼顾，在特殊情况下优先考虑公平”的保险原则，保证养老保险隐性债务的妥善解决。

（一）重塑企业责任

企业责任主要表现为为其职工建立的职业年金制度，体现的是雇主责任本位思想，不是政府行为，企业中养老保险应以公平与效率兼顾为原则，根据自身的经济实力和经济状况而建立，为企业职工提供一定程度的退休收入保障，强调了企业在社会养老保险中的直接责任，有利于将中国养老保险体系改革成统一性和灵活性的保障制度，同时也有利于企业自身的发展经营。

摘要：企事业单位主体的债务融资，与宏观经济、企业自身信用及企业资金流转状况，存在着紧密的关联性。而以政府作为隐性担保的债务融资，通常出现在国有企业、城投公司的融资过程中，政府、贷款人与融资主体之间，经由隐性担保这一债务机制形成连接，但贷款人或债权人并非不会考虑债券投资带来的违约风险，而是综合多种因素分析投资的风险溢价、收益率。本文主要探讨政府隐性担保，对债券融资违约风险、债权利率的影响。

关键词：政府隐性担保;债务违约风险;债权利率

影响政府隐性担保是一种违背市场发展规律的债务模式，但由于国有部门所具有的公有产权属性，其在债务借款或融资过程中，仍然会享受金融部门或其他主体的低利率投资。当前贷款人对国有企业贷款、城投公司的融资，不仅会考虑政府隐性担保，通常也会考量宏观经济、地方财政收入、政府信用、企业信用与企业资金流转等变量，评估融资项目的潜在风险、风险溢价，以尽可能降低项目建设或资金流转产生的债务违约风险，保证债权利率控制在某一合理范围内。

1政府隐性担保影响国企、城投公司融资债权利率的发展背景

随着近年来国际金融的不稳定波动，国有企业、地方基础设施建设的融资压力逐渐增加，资金缺口与现实需求的矛盾日益显现，城投债券作为更高效、灵活的融资形式，开始出现在国有企业融资的活动中。另外，地区城建融资平台流动资金低、贷款规模大的问题，又导致过度信贷并出现一系列的债务违约风险。而这一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地方政府对债券借款的隐性担保，多数银行或信贷平台认可政府的信用，在贷款融资方面设置门槛低、债权利率也过低。国有企业长期开展“依赖性”贷款，致使负债越来越多，而其又主动忽视借债融资、资源溢价所潜在的巨大风险，从而使各地区债券融资风波持续上演。“云南城投”“上海申虹”等事件的爆发，显示出国有企业债、城投债券自身的脆弱属性，也为地方政府隐性担保发行债券敲响警钟。自2010年10月央行加息后，企业债发行的债权利率由4.3%上升至当下的6.9%。因此在地方政府债务、国有企业债务或城投债务不断增多情况下，贷款人对城建借贷或其他融资的信任度也开始降低，企业债、城投债券发行的风险溢价逐渐走高。但这并不代表政府隐性担保，为国企、城投企业债券融资的主要影响因素，是否还有其他因素会对投资违约风险、债券利率产生影响，仍旧需要开展进一步的探讨与分析。

2国有企业或城投债券融资、举债风险之间的矛盾问题

内容摘要：20世纪80年代“债务危机”爆发后，拉美国家实施了应急性的财政调整，为90年代金融危机的爆发埋下了隐患。90年代顺周期的财政政策、债务管理缺陷、大量的隐形债务以及政府间的财政关系没有理顺等问题都潜在的威胁了拉美国家的金融稳定。分析拉美国家金融动荡的财政原因，可以为我国协调财政与金融改革提供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债务危机金融危机财政政策顺周期性

20世纪90年代拉美国家的金融市场动荡不安，不仅与开放资本项目、汇率制度以及利用外资的许多失误有关，而且其中的财政因素却不容忽视。维护金融稳定和金融安全是我国“十一五”规划的重要课题。在完善金融监管，防范金融风险的同时，也需要控制财政风险对金融稳定的不利影响。通过分析拉美国家金融动荡的财政原因，可以为我国协调财政与金融改革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

一、20世纪80年代应对“债务危机”的财政调整

20世纪80年代债务危机爆发后，拉美国家经济稳定计划中财政调整缺陷为以后金融危机的爆发制造了制度性障碍。以名义汇率锚为核心的稳定计划，因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缺乏协调导致了实际汇率高估和投机资本流入。由于过度依赖工资和价格的指数化，而缺乏紧缩性财政政策的配合，很多稳定计划以失败而告终。基于政治成本的考虑，80年代拉美国家没有实施基础性的财政改革，主要依赖“快速解决”财政收支矛盾的政策措施。

第一、注重短期内的财政收支调整。在财政收入上，扩大应急性税收和收费项目，强制推行储蓄计划或公共债务工具转换；在财政支出上，全面削减非法定性支出项目，通过金融工程运作延期支付公共债务利息。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财政债务风险的实证分析；财政债务风险的防范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我国实行以增发国债为主要内容的积极财政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内需的不足、国债发行额与财政赤字额的互动、低债务负担率与高债务依存度并存、国债负担率（国债余额／当年GDP）反映了负债规模与一国尝债总体经济实力的对比关系、中央财政的还本付息压力越大，偿还能力越弱，国债的承受能力越差、国债筹资成本硬约束与投资收益隐性化、国债是信用性质的财政收入，是一种集借、用、还三者于一体的政策融资工具、隐性债务显性化、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实行的是低工资、广就业、多补助的收入分配制度、适时淡出积极财政政策、控制国债规模，调整国债结构、多元分散债务风险、强化外债管理，防范外债风险等，具体请详见。

一、财政债务风险的实证分析

针对社会有效需求不足，经济增长缓慢，通货持续紧缩的经济态势，从1998年起，我国实行以增发国债为主要内容的积极财政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内需的不足，拉动了投资和消费需求的增长，有效地遏制了经济增长速度下滑局面。与此同时，随着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我国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也在不断扩大，2001年中央财政赤字达到2598亿元，占GDP的比重为2.7%，债务余额15608亿元，占GDP的比重为16.3%。虽然财政赤字率和国债负担率都在所谓的安全警戒线以内，但我国财政基础相对脆弱（两个比重低），潜在财政债务风险很大，特别是我国财政债务风险有其特殊性，因此，不仅需要从数量关系上，更要从本质特征上把握财政债务风险问题。

1、国债发行额与财政赤字额的互动

财政赤字既可能是由被动发生收不抵支现象引起的，也可能是政府为刺激总需求而主动采用的一种积极财政政策。1997年以前，我国财政赤字主要是收入增长缓慢而支出膨胀引起的，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后，财政赤字的弥补，主要有三种方法：一是用历年的财政盈余；二是以货币融资形式向中央银行借款；三是以债务融资形式向社会发行国债。我国1986年以来政府财政全为赤字，《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现已明确规定财政不允许向银行透支。因此，财政赤字只能靠债务融资来弥补。从财政赤字与国债发行额的关系来看，赤字是原发性的，债务是由赤字派生的，二者在数量上具有正相关性，财政赤字高的年份，国债发行额也较高，近年来的实际情况也是如此（见表1）。但是，现在存在的问题是债务发生并不纯粹是被动发生的，债务额与赤字额具有相互推动的发展趋势。其中一个原因是由于宏观调控政策的需要，把增发国债作为积极财政政策的操作工具，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其资金回报率较低，随着国债规模的扩张，还本付息额也迅速增加，国债规模的迅速扩张反过来推动财政赤字的急剧攀升，陷入借新债还旧债的恶性循环当中，如1997年国债发行额为2412.03亿元，同年的还本信息额为1820.40亿元，还本付息额占发行额的75.47%，在财政收入不可能有较大增长的情况下，中央财政的偿债成本和偿债风险都相应增加。

2、低债务负担率与高债务依存度并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