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性债务范文10篇

摘要文章从规范政府责任，重塑企业责任，加强个人责任等方面探讨了中国养老保险隐性债务责任主体的构建。

关键词：养老保险；隐性债务；责任主体；企业责任

Theabstractarticlefromthestandardgovernmentresponsibility,remouldstheenterpriseresponsibility,strengthenedaspectsandsoonpersonalliabilitytodiscussChinaold-ageinsurancerecessivedebtresponsibilitymainbodyconstruction.

keyword:Old-ageinsurance;Recessivedebt;Responsibilitymainbody;Enterpriseresponsibility

一、重构养老保险隐性债务（IPD）的责任空间

在养老保险方面，应当强调公平与效率兼顾，但两者出现冲突时，应当强调公平的优先性。因为其具有国民收入再分配的职能，强调公平性，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防止不公平状况的过度发展，实现社会的公正与安定。但养老保险待遇的享受公民只有在履行缴费义务后才能获得，它强调权力与义务的对等，同时养老基金的保值增值也有一个效率问题，所以在责任划分上，应当坚持“公平与效率兼顾，在特殊情况下优先考虑公平”的保险原则，保证养老保险隐性债务的妥善解决。

划拨国有资产，偿还国有企业职工的养老金隐性债务(以下简称“划资还债”)，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由国内部分经济学家提出并进行了理论上的论证，但是一直没能切实地付诸实践。2001年，中央政府曾经决定以减持上市公司国有股的办法偿还国有企业的养老金隐性债务，由新成立的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负责，然而减持方案一俟出台便遭到了股市投资者的激烈反对，不得不紧急叫停。党的十六大以后，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开始启动，“划资还债”的问题再度成为一个令人们有所期待的话题，但能否找到一个令当事各方满意的操作方案还未可知。

一、问题的提出和演变

20世纪90年代初期，国内部分经济学家在讨论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框架设计的问题时提出，社会保障的职能要从企业转移出来，将一部分国有资产看做是由过去的养老基金和医疗基金的积累所形成的划拨出来，由国有持股机构按基金预筹积累制进行委托经营(周小川、王林，1993)。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以后，城镇企业职工的养老金制度引进了个人账户，由过去的现收现付制向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部分积累制转轨，所以产生了养老金隐性债务的问题。改革以前，离退休人员可以按照政府制定的公式，定期地从所在单位领取退休金；改革以后，这部分退休金的现值成为政府所要承担的养老金隐性债务。关于这笔隐性债务的规模，不同机构有不同的估计，最小的估计值是19000亿元(世界银行，1996)，最大的估计值则高达76000亿元(国家体改办，2000)。

但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改革方案在实施时都回避了新制度如何偿还这笔债务的问题。1995年的两个改革方案在制度设计上都是把转轨时已经离退休的职工(“老人”)、正在工作的职工(“中人”)和此后参加工作的新职工(“新人”)覆盖到同一个基本养老保险计划之下，在财务技术上则采取了通过该计划中的社会统筹部分以及向“中人”和“新人”的个人账户积累借钱的办法，来支付同一计划覆盖下的“老人”的养老金，由此形成了个人账户“空账”的问题。据有关部门统计，目前积累的“空账”已近5000亿元。尽管如此，基本养老保险计划还是从1998年开始便出现了当年收不抵支的情况，于是中央政府不得不从财政收入中以每年数百亿元的规模用来填补该计划的缺口。1997年，中央政府曾经试图通过强制实行全国统筹等措施来解决基本养老保险计划所暴露出来的问题，但是一直无法实现。

在以上努力均未奏效的情况下，政府有关部门、理论政策界提出了多种设想，包括开征社会保障税、向非国有企业扩大基本养老保险覆盖面等。经过2000年的大讨论，国务院做出决定，以减持国有股的10%和中央财政特别拨款的融资来补偿养老金隐性债务，并成立全国社会保障理事会掌管和经营这部分资产。但是，国有股减持的方案一经提出，便遭到了股市投资者的激烈反对，不得不于2001伞6月份紧急叫停。国有股减持的紧急叫停也使得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中断了资金来源，不仅如此，全国社会保障基金迄今也未形成一个明确的支出需求。

党的十六大以后，中央决定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对国有资产实行基于行政层级的分级管理。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偿还养老金隐性债务的问题再度浮出水面。吴敬琏等经济学家认为，在对国有资产实行分级管理之前，应当先将部分国有资产划拨给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经营管理，专门用于补偿养老金隐性债务(吴敬琏、林毅夫，2003)。

摘要文章从规范政府责任，重塑企业责任，加强个人责任等方面探讨了中国养老保险隐性债务责任主体的构建。

关键词：养老保险；隐性债务；责任主体；企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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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构养老保险隐性债务（IPD）的责任空间

在养老保险方面，应当强调公平与效率兼顾，但两者出现冲突时，应当强调公平的优先性。因为其具有国民收入再分配的职能，强调公平性，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防止不公平状况的过度发展，实现社会的公正与安定。但养老保险待遇的享受公民只有在履行缴费义务后才能获得，它强调权力与义务的对等，同时养老基金的保值增值也有一个效率问题，所以在责任划分上，应当坚持“公平与效率兼顾，在特殊情况下优先考虑公平”的保险原则，保证养老保险隐性债务的妥善解决。

[养老资金问题在1999年恶化，中央政府不得不介入，为25个省提供支付养老金的资金。很显然，必须为支付转轨成本寻找到额外的资金来源。]

养老金隐性债务指一个养老金计划向职工和退休人员提供养老保险金的承诺。它等于如果该计划在今天即终止的情况下，所有必须付给当前退休人员的养老金的现值加上在职职工已积累、并必须予以偿付的养老金权利的现值。养老金隐性债务通常是在养老金计划终止的假设下计算的，该终止假设假定没有资金积累的养老体系将立即终止，所有退休人员和在职职工将得到其未来退休金和应计权利的补偿。隐性养老金债务作为一个存量概念代表了政府能够明确预计到，并必须列入财政计划的直接和隐性的债务。与政府的潜在债务不同（例如挽救国有银行），隐性养老金债务不形成不可预料的财政支出需求。

转轨成本的概念产生于即使在部分缴费已分流到个人帐户的情况下仍要继续向养老金领取者（和未来的退休人员）支付退休金而出现的融资缺口，它是一个流量的概念。转轨成本的产生是由于仍需要在一定时期内偿还旧体系的债务。该融资缺口源于隐性养老金债务，但并不等于隐性养老金债务，因为部分支出是用于因为保留部分旧体制而每天新增长的债务，而部分当前债务则是由继续的缴费所覆盖。



隐性养老金的规模取决于许多经济和人口因素，例如养老金体系的覆盖面、其所覆盖职工和退休人员的年龄结构、养老金福利水平、退休年龄、替代率、指数化机制和贴现率等。基于其养老金体系于1994年终止的假设，世界银行（1997）测算中国的隐性养老金债务为1994年GDP的46—69%。而最近世界银行的一项新的测算则认为中国的隐性养老金债务约为1998年GDP的94%（DorfmanandSin,2000）。

中国政府一直没有明确承认养老金债务，并在寻求其他减少转轨成本的办法。实际上，政府已尝试着使用3种方式的组合来减少隐性养老金债务和支付转轨成本：首先，中国保持着缴费率为13%、替代率为20%的小规模现收现付支柱（国务院26号文件）。缴费的约4个百分点被设计用于转轨目的(根据世界银行(1997)，工资税/缴费的9%足以支付替代率为24%的小规模现收现付支柱。根据国务院26号文件，13%的缴费率相对于20%的替代水平显然绰绰有余。工资税额外的4个百分点（＝13－9）是设计用于转轨目的的。)。第二，老职工被保留在老体系中，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转轨成本。第三，政府没有削减养老金，而是希望扩大养老金覆盖范围能提供一些额外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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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养老保险；隐性债务；责任主体；企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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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构养老保险隐性债务（IPD）的责任空间

在养老保险方面，应当强调公平与效率兼顾，但两者出现冲突时，应当强调公平的优先性。因为其具有国民收入再分配的职能，强调公平性，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防止不公平状况的过度发展，实现社会的公正与安定。但养老保险待遇的享受公民只有在履行缴费义务后才能获得，它强调权力与义务的对等，同时养老基金的保值增值也有一个效率问题，所以在责任划分上，应当坚持“公平与效率兼顾，在特殊情况下优先考虑公平”的保险原则，保证养老保险隐性债务的妥善解决。

一、重构养老保险隐性债务（IPD）的责任空间

在养老保险方面，应当强调公平与效率兼顾，但两者出现冲突时，应当强调公平的优先性。因为其具有国民收入再分配的职能，强调公平性，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防止不公平状况的过度发展，实现社会的公正与安定。但养老保险待遇的享受公民只有在履行缴费义务后才能获得，它强调权力与义务的对等，同时养老基金的保值增值也有一个效率问题，所以在责任划分上，应当坚持“公平与效率兼顾，在特殊情况下优先考虑公平”的保险原则，保证养老保险隐性债务的妥善解决。

（一）重塑企业责任

企业责任主要表现为为其职工建立的职业年金制度，体现的是雇主责任本位思想，不是政府行为，企业中养老保险应以公平与效率兼顾为原则，根据自身的经济实力和经济状况而建立，为企业职工提供一定程度的退休收入保障，强调了企业在社会养老保险中的直接责任，有利于将中国养老保险体系改革成统一性和灵活性的保障制度，同时也有利于企业自身的发展经营。

（二）规范政府责任

养老保险制度由现收现付向部分积累制过渡,即意味着隐性债务的浮现。对于这种转制成本或隐性债务,由于政府没有明确承诺自己是转制成本或隐性债务的承担者,也没有明确的偿债计划并公之于众,以至于有关研究称之为明债暗偿。政府本身就是制度的设计者,对于改革过程中与原有制度的衔接和从原有制度向现有制度的平稳过渡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基本养老保险具有国家承办、国家保底、面向全体公民、保障基本生活、强制执行和实现社会共济等特征,所以说基本养老保险应是政府行为。国家在老年保障制度中的责任包括三个方面：

摘要：文章从规范政府责任，重塑企业责任，加强个人责任等方面探讨了中国养老保险隐性债务责任主体的构建。

关键词：养老保险；隐性债务；责任主体；企业责任

一、重构养老保险隐性债务（IPD）的责任空间

在养老保险方面，应当强调公平与效率兼顾，但两者出现冲突时，应当强调公平的优先性。因为其具有国民收入再分配的职能，强调公平性，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防止不公平状况的过度发展，实现社会的公正与安定。但养老保险待遇的享受公民只有在履行缴费义务后才能获得，它强调权力与义务的对等，同时养老基金的保值增值也有一个效率问题，所以在责任划分上，应当坚持“公平与效率兼顾，在特殊情况下优先考虑公平”的保险原则，保证养老保险隐性债务的妥善解决。

（一）重塑企业责任

企业责任主要表现为为其职工建立的职业年金制度，体现的是雇主责任本位思想，不是政府行为，企业中养老保险应以公平与效率兼顾为原则，根据自身的经济实力和经济状况而建立，为企业职工提供一定程度的退休收入保障，强调了企业在社会养老保险中的直接责任，有利于将中国养老保险体系改革成统一性和灵活性的保障制度，同时也有利于企业自身的发展经营。

摘要：企事业单位主体的债务融资，与宏观经济、企业自身信用及企业资金流转状况，存在着紧密的关联性。而以政府作为隐性担保的债务融资，通常出现在国有企业、城投公司的融资过程中，政府、贷款人与融资主体之间，经由隐性担保这一债务机制形成连接，但贷款人或债权人并非不会考虑债券投资带来的违约风险，而是综合多种因素分析投资的风险溢价、收益率。本文主要探讨政府隐性担保，对债券融资违约风险、债权利率的影响。

关键词：政府隐性担保;债务违约风险;债权利率

影响政府隐性担保是一种违背市场发展规律的债务模式，但由于国有部门所具有的公有产权属性，其在债务借款或融资过程中，仍然会享受金融部门或其他主体的低利率投资。当前贷款人对国有企业贷款、城投公司的融资，不仅会考虑政府隐性担保，通常也会考量宏观经济、地方财政收入、政府信用、企业信用与企业资金流转等变量，评估融资项目的潜在风险、风险溢价，以尽可能降低项目建设或资金流转产生的债务违约风险，保证债权利率控制在某一合理范围内。

1政府隐性担保影响国企、城投公司融资债权利率的发展背景

随着近年来国际金融的不稳定波动，国有企业、地方基础设施建设的融资压力逐渐增加，资金缺口与现实需求的矛盾日益显现，城投债券作为更高效、灵活的融资形式，开始出现在国有企业融资的活动中。另外，地区城建融资平台流动资金低、贷款规模大的问题，又导致过度信贷并出现一系列的债务违约风险。而这一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地方政府对债券借款的隐性担保，多数银行或信贷平台认可政府的信用，在贷款融资方面设置门槛低、债权利率也过低。国有企业长期开展“依赖性”贷款，致使负债越来越多，而其又主动忽视借债融资、资源溢价所潜在的巨大风险，从而使各地区债券融资风波持续上演。“云南城投”“上海申虹”等事件的爆发，显示出国有企业债、城投债券自身的脆弱属性，也为地方政府隐性担保发行债券敲响警钟。自2010年10月央行加息后，企业债发行的债权利率由4.3%上升至当下的6.9%。因此在地方政府债务、国有企业债务或城投债务不断增多情况下，贷款人对城建借贷或其他融资的信任度也开始降低，企业债、城投债券发行的风险溢价逐渐走高。但这并不代表政府隐性担保，为国企、城投企业债券融资的主要影响因素，是否还有其他因素会对投资违约风险、债券利率产生影响，仍旧需要开展进一步的探讨与分析。

2国有企业或城投债券融资、举债风险之间的矛盾问题

内容摘要：20世纪80年代“债务危机”爆发后，拉美国家实施了应急性的财政调整，为90年代金融危机的爆发埋下了隐患。90年代顺周期的财政政策、债务管理缺陷、大量的隐形债务以及政府间的财政关系没有理顺等问题都潜在的威胁了拉美国家的金融稳定。分析拉美国家金融动荡的财政原因，可以为我国协调财政与金融改革提供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债务危机金融危机财政政策顺周期性

20世纪90年代拉美国家的金融市场动荡不安，不仅与开放资本项目、汇率制度以及利用外资的许多失误有关，而且其中的财政因素却不容忽视。维护金融稳定和金融安全是我国“十一五”规划的重要课题。在完善金融监管，防范金融风险的同时，也需要控制财政风险对金融稳定的不利影响。通过分析拉美国家金融动荡的财政原因，可以为我国协调财政与金融改革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

一、20世纪80年代应对“债务危机”的财政调整

20世纪80年代债务危机爆发后，拉美国家经济稳定计划中财政调整缺陷为以后金融危机的爆发制造了制度性障碍。以名义汇率锚为核心的稳定计划，因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缺乏协调导致了实际汇率高估和投机资本流入。由于过度依赖工资和价格的指数化，而缺乏紧缩性财政政策的配合，很多稳定计划以失败而告终。基于政治成本的考虑，80年代拉美国家没有实施基础性的财政改革，主要依赖“快速解决”财政收支矛盾的政策措施。

第一、注重短期内的财政收支调整。在财政收入上，扩大应急性税收和收费项目，强制推行储蓄计划或公共债务工具转换；在财政支出上，全面削减非法定性支出项目，通过金融工程运作延期支付公共债务利息。

一、商业银行的资本结构及其特殊性

（一）商业银行的资本结构。商业银行的资本结构，是指商业银行的债务资本与权益资本之间的比例关系。不同于一般工商企业，商业银行以货币资金为经营对象，并以吸收存款、发放贷款、支付结算为主要业务，但这并不是导致其“天然高杠杆”的根本原因。（二）商业银行资本结构的特殊性。1.政府提供的“隐性担保”。由于商业银行在市场中扮演着金融中介的角色，起到合理配置金融资源的作用，因此为了保障其经营稳定性，政府为其经营业务提供了充分保障。在2015年《存款保险条例》出台以前，商业银行的存款和其他债务风险主要由政府一方承担，这虽然对商业银行的业务扩张未直接提供资金支持，但却形成了一种表外资本，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商业银行的资本结构。2.监管方对资本充足度的要求。虽然商业银行承担着调配资金、提高资金流动性和利用率的任务，但其本质是企业。当有限责任制度和政府“隐性担保”并存时，商业银行天然地具有过度负债的倾向，以实现股东回报最大化。为了限制其过度冒险行为，监管方制定了基于风险的审慎资本要求规定，直接限制了商业银行的资本结构安排。由于商业银行资本结构不仅直接影响了其融资方式和融资成本，继而影响到其经营绩效，而且通过高杠杆经营的特点和社会信贷中介的重要地位，作用于金融市场的安全与实体经济的稳定，因此对商业银行资本结构进行分析十分重要。

二、基于MM理论的商业银行资本结构分析

（一）MM理论。1958年，莫迪利亚尼和米勒提出了著名的MM理论。该理论认为，在一个不存在破产成本和税收的“完美资本市场”中，公司的价值与其资本结构无关。而放松MM理论的假定，引入税收制度后，债务利息的税盾作用，使得调整资本结构以增加公司价值成为可能：公司全部资本中的债务资本占比越高，就有越多债务利息能在企业当期税前经营所得中扣除，税收负担降低，企业价值得以增加。进一步放松“完美资本市场”的假定，引入破产成本，在税收与破产成本并存的情况下，若公司加大财务杠杆，财务风险的提高，将使债权人和股东要求公司增加对其的风险报酬支付，从而对公司价值产生负面作用。此时，公司将权衡债务利息税盾的正面效应和破产成本的负面效应，调整资本结构至最优，以使公司价值达到最大化。（二）基于MM理论的商业银行资本结构分析。1.“隐性担保”由于商业银行具有特殊的市场地位，为确保正常发挥“金融中介”的职能，政府对其业务风险提供了“隐性担保”。所以，在应用MM理论对商业银行资本结构决定进行分析时，需要对“隐性担保”加以考虑。图1：政府提供的“隐性担保”价值如果政府对商业银行的存款和其他负债提供了完全担保，那么即使破产，商业银行也无需支付任何破产成本，商业银行价值将不会被高杠杆所引起的财务危机成本所影响。所以，为了追逐股东财富最大化的目标，享受债务利息税盾对公司价值带来的正面效应，商业银行将倾向于以高债务资本比率展开经营，其价值随资产负债率（D/A）的变动趋势如图1中曲线Vf所示。而如果政府不再提供“隐性担保”，由监管方向商业银行收取完全公平定价的存款保险费用，则意味着商业银行需自身承担全部经营风险和破产成本，其价值随资本结构的变动如图1中曲线V所示。政府提供的“隐性担保”的价值，则可由两条曲线之间的差额(Vf-V)表示。图2：“隐性担保”的价值变化图2描述了“隐性担保”与存款保险制度并存时，商业银行的价值将如何随其资本结构安排而变化，这是一种更贴近现实的情况。2.存款保险制度存款保险制度，是指由监管方向商业银行收取存款保险费用，并仅在限额内对其存款偿付提供担保。可以看出，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是为了限制商业银行采取过度冒险的资本结构安排，使其承担一定的自身经营风险和存款偿付责任。这样政府就不再为商业银行提供完全担保，商业银行价值中由政府“隐性担保”所体现的部分也被抹去一些。由此可知，存款保险费用和政府对商业银行提供“隐性担保”的程度，将共同影响商业银行的资本结构决定，进而影响商业银行的价值。如果存款保险费用的定价完全等同于政府“隐性担保”的价值，则意味着商业银行须自行承担所有经营所面临的风险，无论是否参保，商业银行都不会再获得政府的“隐性担保”，这会打击银行参保的积极性。所以，监管方对存款保险的定价会使参保银行的价值大于未参保银行，政府依然对参保银行提供了一部分“隐性担保”，而这部分担保，在商业银行采取过于冒险的资本结构时不仅会被撤销，甚至会变成处罚。从图2可看出，在债务资本比例适量时，参与存款保险的商业银行价值曲线VI+R，位于Vf与V之间。VI+R与Vf之间的距离，表示商业银行支付的存款保险费用；VI+R与V之间的距离，即为政府继续向参保银行提供低于完全担保水平的“隐性担保”价值。而当财务杠杆过高时，监管方将对过度冒险经营的参保商业银行实施惩罚。高额的监管干预成本，则会使其价值跌落到未参保银行的价值曲线V以下。从图2还可看出，参保银行的最大价值为V**，高于未参保银行的最大价值V*，而参保银行的最优资产负债率却比未参保银行低。说明存款保险制度和监管干预一起发挥作用，在促使商业银行资本结构变得更为稳健的同时，提升了商业银行的价值。

三、基于资本充足率要求的商业银行资本结构分析

有了存款保险基金和政府担保的兜底，社会公众的信心虽得以增强，但也削弱了存款者作为债权人对于商业银行经营行为进行监督与制约的积极性，商业银行将倾向于加大财务杠杆从事风险收益更高的业务。这样，其自身资本可能仍不足以吸收经营风险和不可预期的损失，一旦商业银行陷入危机，政府和存款保险基金的救助成本也会较高。所以，为了弥补对商业银行的监督，使其更加注重稳健经营的目标，监管方对商业银行提出了资本充足率方面的要求。可以说，对资本充足度的强制要求，能根本上解决股东、存款人和担保机构（政府和存款保险基金管理机构）之间存在的问题。它是商业银行对不会进行过度冒险行为所作出的保证。为了与银行资本和风险监管的国际标准———《巴塞尔协议Ⅲ》实现接轨，我国于2012年6月颁布了《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新办法）。《新办法》以《巴塞尔协议Ⅲ》为基础并结合我国商业银行实际情况进行了调整，规定了商业银行各级资本的内容，以及资本充足率的计算方法和监管要求，并自2013年1月1日起施行。（一）资本充足率。资本充足率，是指商业银行的各级资本减去相应扣除数后占风险加权资产的比例。根据《新办法》，商业银行总资本包括核心一级资本、其他一级资本和二级资本。其中，核心一级资本包括：实收资本或普通股、资本公积、盈余公积、一般风险准备、未分配利润、少数股东资本可计入部分。其他一级资本和二级资本，也称为附属资本，其内容较为繁杂，主要包括一些符合要求的一般性准备金和混合性债务/股权工具，它们对债务的偿付力度不及核心一级资本。商业银行风险加权资产，则是对银行的资产加以分类，根据不同类别资产的风险性质，确定不同的风险系数（风险系数越大，权重越大）。以这种风险系数为权重求得的资产，包括信用风险加权资产、市场风险加权资产和操作风险加权资产。可见，与一般意义上的资本结构相比，资本充足率衡量了商业银行经营的稳健程度，反映了银行是否有足够的资本覆盖风险敞口，吸收经营过程中不可预见的损失，是监管当局抑制银行风险、保证银行清偿能力的重要工具。（二）基于资本充足率要求的商业银行资本结构分析。新资本管理规定第二十三条规定：商业银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5%（第二十四条还规定了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需满足额外2.5%的储备资本），一级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6%，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8%。以国有五大商业银行的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为例（见图3），在实行新资本管理规定后的三年期间，五家商业银行的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都稳定在10%左右并呈稳定上升的趋势。说明对商业银行资本充足度的要求确实有助于保证商业银行经营的稳健性，促进商业银行提升风险管理能力。核心一级资本是商业银行总资本的最主要来源，是满足资本充足度监管要求的重要保障。所以，保障核心一级资本的来源和获取能力，是商业银行合规稳定经营的基础。从核心一级资本包含的内容可看出，它主要来源于办法规定的商业银行股东权益的可计入部分，所以扩大股本和提高留存收益，就成为商业银行维持并提高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的主要途径。从图4可看出，增发新股并不属于五大银行核心资本增长的主要来源，其在核心一级资本中的相对比例连续三年下降。而以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之和表示的留存收益及其在核心资本中所占比率连年稳定上升。可见，增加内源资本是其扩张资本的最主要方式。内源资本增长率是重要的银行股本财务管理工具，它等于银行的净资产收益率与留存收益比率的乘积：g=ROE×RR==PM×AU×EM×RR。其中，g为内源资本增长率，ROE为净资产收益率；RR为留存收益率，反映了银行的分红政策；PM为营业利润率，用于衡量盈利能力；AU为资产利用率，用于衡量运营效率；EM为权益乘数，用于反映资本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