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改革范文10篇

一、中国中型银行比较弱小，小银行极不发达

中国的信贷市场份额商度集中于四大国有银行，中型银行(本文指股份制商业银行)市场份额很低，小银行(特别是民营小银行)极不发达。

根据2000年的数据，中国商业银行(包括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其他商业银行及外资银行)的资产总额为116406.9亿元，四大商业银行占84.6%，其他商业银行比例为13%，外资银行只占2.4%。当然，随着业务经营范围管制的放松和专业银行商业化改革的深入，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市场份额呈现出缓慢下降的趋势。如果我们将其他商业银行理解为中型股份制商业银行。如果把城市和农村信用社等金融机构理解为小型金融机构，他们的力量更加弱小。

在银行体系方面，美国银行有8000多个，大概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全国性的银行，例如花旗银行、摩根大通银行，这些银行也是大的跨国银行，影响遍及全球。第二层次是跨地区银行，例如美洲银行、富利特银行。第三层次是地区银行。这类银行数量很多，一般都在某一州开展业务。为当地大的企业和大城市的居民服务。第四层次是社区银行。这类银行有几千家。主要为某一小城镇或大城市的某一社区的小业主和居民服务。这四类银行形成自然的分工。都有自己特定的服务对象和服务工具，使社会不同层次的企业和居民都能得到相应的金融支持，从而使经济活动在不同层面上都能有效的开展。

中国银行业的区域结构很不合理。作为第一层次的全国性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和开发银行，与美国相比有两大区别。一是中国全国性银行的资产集中度太高，集中了全国银行资产额的80%多(美国全国性银行只占全国银行资产额的40%，但服务的范围却不对称，广大农村，小城镇以及大城市的小企业都得不到应有的金融服务;二是中国没有跨国银行。中国银行虽然在国外有一些分支结构，但基本上是为中国进出口企业和当地华人服务的小机构，不能叫做跨国银行。

作为第二层次的地区超级银行，如招商银行、中信实业银行、光大银行、民生银行，同美国同类银行相比，也有两个主要区别。一是美国地区超级银行一般都在某些地区占有相当的市场份额，而中国的这几家跨地区中等银行在任何地区的市场份额都很小，对任何地区都无大的影响力。二是美国的地区超级银行，一般都有相当的跨国业务，而中国的上述银行都是纯国内银行。作为第三层次的地区银行，在中国非常薄弱。美国基本每州都有在当地颇有影响的地区银行，中国只有少数省有省级地区银行，如广东发展银行、浦东发展银行、深圳发展银行、福建兴业银行和北京、上海、天津等直辖市由城市信用社改组的城市商业银行。与美国相比，中国地区银行数量很少，规模很小，没有形成气候。作为最后一个层次的社区银行，从严格意义上讲，在中国还没有。综上所述，中国银行业产业结构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占据了信贷市场的极大份额，竞争还不充分，中型银行比较弱小，小型银行极不发达。这种状况会造成银行业集中度过高，不利于形成充分竞争的信贷市场环境。金融业是一个有机联系、互相补充的多样性生态系统，既需要大中小型商业银行，也需要面向社区中小企业和农民的合作金融组织。

一、国有商业银行占据市场主体原因分析

我国银行业改革是从两个方面着手的：一是国有商业银行的市场化经营；另一方面则是从体制外因素开始的。目的是随着体制外因素的发展壮大，进而影响和带动传统体制的变革，股份制商业银行就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发展的。但是，这些银行并没有成长为能与国有商业银行抗衡的力量，主要的原因如下：

1．国有银行的传统垄断优势。国有银行曾占据完全垄断的地位，拥有遍布全国的营业网点，良好的客户基础和长期的合作关系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客户资源，国家的相关政策和政府的有关项目也都向国有商业银行倾斜。例如部分国家部委和地方政府部门内部文件，指定预算资金只能存在国有银行；央行和财政部对国有银行的资金支持、不良资产处置政策扶持等，股份制银行都无从获得。

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由于成立时间晚，规模小，资本实力弱、抗风险能力差、缺乏规模效应，在经营竞争中明显处于劣势，如果现有的各种限制还继续实行，股份制银行发展后劲不足问题就将突出。

2．国有银行的商业化改革。近年来，国有商业银行借鉴国外商业银行经营理念，在推进企业化、市场化改革方面有长足发展，开始有了效益观念、竞争观念和风险观念，国有商业银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自身的经营思想、经营作风和经营方式，树立了为客户服务的宗旨。例如：为吸引居民存款，国有银行扩大服务范围，大多已经变成了“金融超市”，其业务包括了银证通、网上银行、电话银行、银行保险、代售基金、代收电费、代收话费、住房贷款与汽车消费贷款等。

3．国家信用优势。4大国有商业银行背后是国家信用作为基础，谢平（2002）研究发现，工、农、中、建在我国是典型的寡头垄断，他们同属于一个“父亲”，他们的竞争是兄弟之间的竞争。由于在实质上是国家最终为银行的经营成果承担责任，因此存款人不必担心4大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而贷款的资金是部分来源于存款的，这就造成了4大银行存的越多，贷款越多，不良资产越多的循环。而股份制银行要凭借自身的信用开拓市场，难度就大了许多，由于没有建立统一的存款保险制度，股份制银行无法享有国有银行的国家信誉担保。

一、银行再造理论是银行管理思想的革命

银行再造（ReengineeringtheBank）是业务流程再造（BusinessProcessReengineering；BPR）理论在商业银行经营管理中的应用和实践，是商业银行借助现代信息技术，以业务流程改革为核心，突破传统的“职能分工”观念，通过辨识、分解、评估业务流程中的各个环节，以有利于客户价值的要求来设计业务流程，组合组织结构，改造经营管理模式，从而使银行资源得到优化配置，发展空间得到进一步拓展，经营效益大幅度提高，最终使银行获得可持续发展的竞争优势。

1．银行再造理论的起源及产生基础。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金融竞争日益激烈，国际商业银行纷纷以变革求生存，掀起了一场银行再造运动。面对当时激烈的竞争，银行家吸收了在企业管理领域中正兴起并且在很多企业应用卓有成效的企业再造(CorporateReengineering)、业务流程再造的管理思想和方法，并在银行业进一步深化，从而形成了一种银行管理的新方法——银行再造。银行再造理论主张对银行原有的经营管理方式和业务流程进行改造和重建，将组织内部的非增值活动压缩到最少，寻求以最直接、最便捷的方式及时满足不同客户个性化、多样化的需求。究其实质，是一种银行经营战略的再适应。

2．银行再造的内容。一般而言，成功的银行再造一般包括以下几方面的核心内容：（1）重新设计和改造业务流程。业务流程是银行再造的核心领域，银行再造的关键就是重整业务流程。概而言之，就是要从业务流程着手，通过辨别、分解、评估流程，进而进行删除、整合，对银行运作过程进行科学梳理，把各部门的生产要素按最自然的方式重新组合。（2）管理再造也是银行再造的重要内容。银行再造在强调业务流程再造的同时，并没有仅局限于关注业务流程，它认为不同的企业文化、价值观也会影响到业务流程的质和量，因此随着业务流程的再造，其他与管理有关的思考方法、组织结构、员工技能、权力分配价值观以及管理制度等因素均应有重大的改变。只有企业文化经过转型和重塑，才能真正将银行带入一个崭新的境界。（3）信息技术的充分利用。银行再造对业务流程重新设计方面经常会遇到诸多方方面面的瓶颈，常规的人工手段已不能解决，必须依赖于信息技术。美国再造思想大师迈克尔·哈默(M.Hammer)认为，信息技术是流程再造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说：“信息技术是业务流程改造的必要条件，如果没有信息技术，要谈再造无异于痴人说梦”。

二、我国商业银行实行银行再造的必要性

1．加入WTO后外资银行强大的市场竞争力迫使国内银行进行再造。

1我国银行支付结算系统的不足

分析当前我国银行支付结算系统可以发现其存在的主要不足：

(1)支付结算系统与联行往来往来系统自动化程度不高，系统不具有统一性和协调性。迟滞了商业银行的资金清算速度。

从商业银行支付结算系统功能分析，商业银行支付结算是为商品的流通结算提供结算渠道，它以客户为中心形成收款人与收款人开户行、付款人与付款人开户行之间的资金往来关系。

通过两个层次的结算结构，将商业银行支付结算系统与联行往来系统“嫁接”完成本为一体的异地支付结算，实则是割裂了整体的异地支付结算系统。现行商业银行与客户、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两个层次的结算系统不具有统一性和协调性。这种做法的缺陷是按照手工操作的模式，移植在现代化的通讯手段上，形成结算业务数据与核对业务数据的双重发送。而且部分票据还使用信函传递，大大降低了联行业务监督的时效性，也不利于商业银行的资金清算速度的提高和业务数据的共享，形成票据满天飞局面，同一结算业务往返传递所需的票据近十张，甚至超过十张。浪费了人力、物力，降低了系统的工作效率。同时，通过结算系统外传递票据速度慢，易丢失，保密性差，给不法分子提供的作案机会多。同时，也为商业银行延压资金的划拨时限提供了借口。

(2)支付结算系统没有把人员的管理和权限有机结合起来，在整体上实现对从业人员操作权限的控制和操作风险的防范。

摘要:由于国有商业银行存在国家担保代替注资的特殊性,其资本充足率并不是最重要的,改革应首先解决的问题:一是国家对国有企业政策性金融支持形成的银行不良资产再生机制,二是国有银行投机行为形成的不良资产再生机制。我国自从1993年底确立了国有银行①商业化的改革目标以后,在最近几年连续出台了不少有关国有银行商业化改革的重大举措,从这一系列的举措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国家改革国有银行的思路:在保证国有金融产权的前提下,一边剥离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一边又通过财政注资来提高国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希望用真实的注资代替国家信誉担保来维持和明晰国有金融产权,使国有银行在各方面都能达到国际标准,从而将国有银行“塑造”成真正意义上的商业银行,按照商业化规则运作,国有银行的经营效率也就会随之提高,国家也会因此减少控制金融的净成本并化解巨大的金融风险,最终实现国家金融体系的市场化改革。本文将首先就国家通过增发特别国债提高国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这一举措为例谈些自己的观点,然后在此基础上探讨对国有银行的改革次序问题。

一、国有银行具有特殊的资本结构,资本充足率并不是最重要的

我国国有银行的资本结构具有不同于一般商业银行的虚置资本现象,即所谓的“担保代替注资”(张杰,1997)。在国家实施金融抑制的条件下,绝大部分的居民储蓄都流入了国有的银行体系,从而充当了这种担保性注资的真实资本载体。这样,国家就收稿日期:1999-12-16可以在不用通过财政付出真实资本来向国有银行注资的情况下,凭国家担保来成功地实现对国有金融产权的控制,并依此来支持国有经济的成长。

在有国家担保的情况下,资本充足率就显得不是很重要了。这是因为,银行能够正常运转的最关键之处在于其能保证充分的资产流动性,可以随时应付可能出现的“挤兑”等流动性问题。巴塞尔协议对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要求正是为了保证银行资产的流动性才作出的一项重要规定,目的是通过限制银行的过度放款来保持储户对商业银行的信心以提高其抗风险能力。然而在我国,虽然国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很低,甚至是在净资本比率从1990年的641%下降到1995年的实际-739%②的状况下,国有银行体系不但没有出现流动性问题,反而其贷款总额和存款总额同时呈现出很高的增长率(当然,没有出现问题并不意味着没有风险)。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即使是处在“技术上已破产”的状况下,只要有国家的担保,居民方面就不会存在信心问题,国有银行也就不必担心不良资产的产生而导致的净资本比率下降,因此仍能照常运转。所以说,在当前国有银行商业化改革的各个重点之中,资本充足率并不是最重要的。

二、即使国家在静态上补足了某一时刻国有银行的资本金,却很难在动态上有效抑制住新生不良资产的增加

1中国的渐进改革需要体制内产出(国有经济)的平稳增长,否则GDP增长率将出现大幅度下滑,渐进改革也将难以为继。而体制内产出的平稳增长又需要国有金融的强力支持,从而使得政策性金融支持难以在短时期内明显缩减,政策性不良资产将是渐进改革所必须付出的成本。我们有理由这样认为,迄今为止,中国的渐进改革是成功的,这主要是因为在体制外产出(非国有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体制内产出保持了平稳的增长态势,从而在整体上呈现出GDP的较快速度增长。然而体制内产出的增长是离不开国有金融体系支持的。国有部门在过去的十几年里获得了国有银行体系贷款总额80%左右的信贷支持。这其中有一大部分是政策性贷款(1994年数据:中国工商银行18%,中国银行22%,中国建设银行53%,中国农业银行48%,平均比重达3525%①),还有另一大部分是面对受政府保护的国有企业“倒逼”而发放的软约束贷款。我们不妨把这两种贷款合称为政策性金融支持。事实上这部分贷款总是与低效率、不良资产等名词联系在一起。原因也很简单:获得政策性金融支持的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总是将这部分资金看作是可以不予归还的国家注资或补贴,他们从借入资金的那一天起就没有准备还本付息。所以可以这样说,只要中国还处在渐进改革的过程当中,国家通过国有的银行体系对体制内产出提供政策性金融支持(也可以看作是替代财政补贴的一种金融补贴)就是必需的,那么新的政策性不良资产的产生也就是不可避免的。

摘要:由于国有商业银行存在国家担保代替注资的特殊性,其资本充足率并不是最重要的,改革应首先解决的问题:一是国家对国有企业政策性金融支持形成的银行不良资产再生机制,二是国有银行投机行为形成的不良资产再生机制。我国自从1993年底确立了国有银行①商业化的改革目标以后,在最近几年连续出台了不少有关国有银行商业化改革的重大举措,从这一系列的举措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国家改革国有银行的思路:在保证国有金融产权的前提下,一边剥离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一边又通过财政注资来提高国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希望用真实的注资代替国家信誉担保来维持和明晰国有金融产权,使国有银行在各方面都能达到国际标准,从而将国有银行“塑造”成真正意义上的商业银行,按照商业化规则运作,国有银行的经营效率也就会随之提高,国家也会因此减少控制金融的净成本并化解巨大的金融风险,最终实现国家金融体系的市场化改革。本文将首先就国家通过增发特别国债提高国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这一举措为例谈些自己的观点,然后在此基础上探讨对国有银行的改革次序问题。

一、国有银行具有特殊的资本结构,资本充足率并不是最重要的

我国国有银行的资本结构具有不同于一般商业银行的虚置资本现象,即所谓的“担保代替注资”(张杰,1997)。在国家实施金融抑制的条件下,绝大部分的居民储蓄都流入了国有的银行体系,从而充当了这种担保性注资的真实资本载体。这样,国家就收稿日期:1999-12-16可以在不用通过财政付出真实资本来向国有银行注资的情况下,凭国家担保来成功地实现对国有金融产权的控制,并依此来支持国有经济的成长。

在有国家担保的情况下,资本充足率就显得不是很重要了。这是因为,银行能够正常运转的最关键之处在于其能保证充分的资产流动性,可以随时应付可能出现的“挤兑”等流动性问题。巴塞尔协议对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要求正是为了保证银行资产的流动性才作出的一项重要规定,目的是通过限制银行的过度放款来保持储户对商业银行的信心以提高其抗风险能力。然而在我国,虽然国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很低,甚至是在净资本比率从1990年的641%下降到1995年的实际-739%②的状况下,国有银行体系不但没有出现流动性问题,反而其贷款总额和存款总额同时呈现出很高的增长率(当然,没有出现问题并不意味着没有风险)。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即使是处在“技术上已破产”的状况下,只要有国家的担保,居民方面就不会存在信心问题,国有银行也就不必担心不良资产的产生而导致的净资本比率下降,因此仍能照常运转。所以说,在当前国有银行商业化改革的各个重点之中,资本充足率并不是最重要的。

二、即使国家在静态上补足了某一时刻国有银行的资本金,却很难在动态上有效抑制住新生不良资产的增加

1中国的渐进改革需要体制内产出(国有经济)的平稳增长,否则GDP增长率将出现大幅度下滑,渐进改革也将难以为继。而体制内产出的平稳增长又需要国有金融的强力支持,从而使得政策性金融支持难以在短时期内明显缩减,政策性不良资产将是渐进改革所必须付出的成本。我们有理由这样认为,迄今为止,中国的渐进改革是成功的,这主要是因为在体制外产出(非国有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体制内产出保持了平稳的增长态势,从而在整体上呈现出GDP的较快速度增长。然而体制内产出的增长是离不开国有金融体系支持的。国有部门在过去的十几年里获得了国有银行体系贷款总额80%左右的信贷支持。这其中有一大部分是政策性贷款(1994年数据:中国工商银行18%,中国银行22%,中国建设银行53%,中国农业银行48%,平均比重达3525%①),还有另一大部分是面对受政府保护的国有企业“倒逼”而发放的软约束贷款。我们不妨把这两种贷款合称为政策性金融支持。事实上这部分贷款总是与低效率、不良资产等名词联系在一起。原因也很简单:获得政策性金融支持的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总是将这部分资金看作是可以不予归还的国家注资或补贴,他们从借入资金的那一天起就没有准备还本付息。所以可以这样说,只要中国还处在渐进改革的过程当中,国家通过国有的银行体系对体制内产出提供政策性金融支持(也可以看作是替代财政补贴的一种金融补贴)就是必需的,那么新的政策性不良资产的产生也就是不可避免的。

论文关键词：渐进转轨国有银行改革产权结构调整民营化

论文摘要：本文是对国有银行产权结构调整的具体模式的探讨。文章首先分析了在金融改革中国有银行改革的核心地位，进而阐述了国有银行改革过程中产权结构调整的必要性，主要是国有产权的退出和民营产权的引入；然而在中国的渐进转轨之路还远没有走完的情况下，国有银行实现完全的民营化在短期内显然是不现实的，因此给出一中间模式。这一模式的主要内核仍是股份化，具体的含义为：一是政府主导国有银行改革，二是股权安排上国家相对控股。具体的组织形式主张采取在美国一度十分流行的“纯粹性银行控股公司”形式。

一、金融改革的着力点：从体制内入手

中国过去20余年，渐进式改革的主要成就，就在于发展起了一个以市场为导向的“非国有经济”（樊纲，2000），主要采取了体制外改革和增量改革的方式（盛洪，1996），而没有急于触及体制内的“存量”（主要为国有企业）。这样，一方面“非国有经济”的蓬勃发展维持着经济的高速增长，这为改革提供了巨大的动力；另一方面，在国有金融的强有力支持下，国有经济一直保持着“低效率”的增长，这又大大减小了改革的阻力。从而保证了渐进改革的顺利进行并取得初步成功。因此，谈及金融改革，许多学者就极力主张运用同样的方式，即在国有金融体制之外发展“非国有金融”，让壮大后的“非国有金融”再来打败“国有金融”。①笔者则认为金融改革应从体制内入手，特别是对国有银行的改革，事关金融改革的成败。

一方面，经过一二十年的渐进改革，中国政府已相对成为一个“强政府”，在面对金融改革时有了相当的控制力。过去以牺牲金融效率为代价的改革方式，在今天应该主动加以改善。而且，同样采取渐进的改革方式，如先改一家，所带来的阻力（主要来自国有企业和银行自身）也是有限的。也可以这样理解，在经济大环境变好的情况下，过去渐进改革的成功为直接启动金融领域的“存量”改革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因而，我们没有必要再花一段较长的时间采用经济领域同样的方式去改革金融，而是可以合理的加速——直接进行体制内改革。

另一方面，也是最关键的，目前发展体制外金融已经缺少了与过去在体制外发展“非国有经济”相类似的客观环境。当初，“非国有经济”之所以能迅速成长起来，除了政策上的宽松之外，另一个极为关键的条件是当时有充足的劳动力资源可供其使用。如在改革之初，仅有20%左右的社会劳动在国营企业中就业，在农村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一旦在农村实行了允许乡镇企业和个体、私人经济发展的政策，非国有经济就可以迅速地发展起来（樊纲，1993）。即只要有相当的原始资本，一些中小企业就能到市场上非常容易的买到其所需要的生产资料——主要为劳动力和产品原材料。从后果来看，非国有经济之所以能对经济增长做出巨大贡献，一个主要原因也在于其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大大提高了劳动力这一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但世易时移，如今的金融领域所面临的环境已大不同左。首先，最重要的金融资源（主要为存款）有3/4被垄断在国有银行内①。又鉴于资本在发展中国家的稀缺性和国家信誉担保国家银行，非国有金融很难像过去非国有经济运用劳动力那样自如的得到可运用的大量金融资源。其次，金融业是相对的资本密集型行业，对员工的素质要求比较高，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不可能胜任，而从国有金融机构那里挖员工也并非易事②。再加之，2001年底我国加入WTO之后，原来相对封闭的环境已不存在，国内金融业要面对的是国际上大的竞争环境。这决定着我国的金融改革不可能像非国有经济那样拥有一个一二十年可以稳定成长的外部环境，相对来说却只有5—10年的时间可以在没有大的干扰的情况下进行改革。③而这5—10年稳定期拿来改革国有银行相对是比较充分的，但在体制外发展“非国有金融”则明显不足。

摘要：由于国有商业银行存在国家担保代替注资的特殊性，其资本充足率并不是最重要的，改革应首先解决的问题：一是国家对国有企业政策性金融支持形成的银行不良资产再生机制，二是国有银行投机行为形成的不良资产再生机制。

我国自从1993年底确立了国有银行①商业化的改革目标以后，在最近几年连续出台了不少有关国有银行商业化改革的重大举措，从这一系列的举措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国家改革国有银行的思路：在保证国有金融产权的前提下，一边剥离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一边又通过财政注资来提高国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希望用真实的注资代替国家信誉担保来维持和明晰国有金融产权，使国有银行在各方面都能达到国际标准，从而将国有银行“塑造”成真正意义上的商业银行，按照商业化规则运作，国有银行的经营效率也就会随之提高，国家也会因此减少控制金融的净成本并化解巨大的金融风险，最终实现国家金融体系的市场化改革。本文将首先就国家通过增发特别国债提高国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这一举措为例谈些自己的观点，然后在此基础上探讨对国有银行的改革次序问题。

一、国有银行具有特殊的资本结构，资本充足率并不是最重要的

我国国有银行的资本结构具有不同于一般商业银行的虚置资本现象，即所谓的“担保代替注资”（张杰，1997）。在国家实施金融抑制的条件下，绝大部分的居民储蓄都流入了国有的银行体系，从而充当了这种担保性注资的真实资本载体。这样，国家就收稿日期：1999-12-16可以在不用通过财政付出真实资本来向国有银行注资的情况下，凭国家担保来成功地实现对国有金融产权的控制，并依此来支持国有经济的成长。

在有国家担保的情况下，资本充足率就显得不是很重要了。这是因为，银行能够正常运转的最关键之处在于其能保证充分的资产流动性，可以随时应付可能出现的“挤兑”等流动性问题。巴塞尔协议对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要求正是为了保证银行资产的流动性才作出的一项重要规定，目的是通过限制银行的过度放款来保持储户对商业银行的信心以提高其抗风险能力。然而在我国，虽然国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很低，甚至是在净资本比率从1990年的641%下降到1995年的实际-739%②的状况下，国有银行体系不但没有出现流动性问题，反而其贷款总额和存款总额同时呈现出很高的增长率（当然，没有出现问题并不意味着没有风险）。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即使是处在“技术上已破产”的状况下，只要有国家的担保，居民方面就不会存在信心问题，国有银行也就不必担心不良资产的产生而导致的净资本比率下降，因此仍能照常运转。所以说，在当前国有银行商业化改革的各个重点之中，资本充足率并不是最重要的。

二、即使国家在静态上补足了某一时刻国有银行的资本金，却很难在动态上有效抑制住新生不良资产的增加

一、我国政策性银行发展现状

政策性银行是由政府创立或担保，以贯彻国家产业政策和区域发展政策为目的、具有特殊融资原则、不以盈利为目的的金融机构。我国1994年成立政策性银行以来，按照国家产业政策和区域经济发展政策，加大了对重点产业、基础设施、进出口企业和农产品流通等领域的政策性信贷支持，为我国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最初设立三家政策性银行主要源于以下几方面的原因：首先，为了弥补市场资源配置不足。20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国市场经济刚起步，经济结构不合理问题一直困扰着经济发展。房地产热、开发区热导致投资过度膨胀和低水平重复建设占用了大量信贷资金，使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因缺乏投资，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同时，投资效益低下使金融体系孕育着极大的金融风险。其次，为解决收购资金“打白条”需要。1994年以前，我国粮棉收购资金采取“地方财政、购销企业和农行各三分之一”的解决办法，地方财政和购销企业资金经常出现缺口，给农民“打白条”现象严重，直接侵害了农民利益，引起了国务院领导的高度重视。最后，为专业银行商业化经营需要。专业银行既按国家要求办理政策性贷款，又按利润最大化原则开展商业性业务；另一方面，专业银行经办政策性业务掩盖了实际经营亏损。为解决上述问题，确保央行调控基础货币主动权，1994年我国成立了国家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和农业发展银行三家政策性银行。

1998年以来，三家政策性银行每年近3，000亿元的信贷投入，成为我国GDP年均增长7.7%的重要推动力量，2002年末我国政策性银行贷款已占金融机构各项贷款总额的12.16%。

二、我国政策性银行的制度缺陷

1、缺乏相关法律制度保障业务运营。我国政策性银行至今没有单独的立法，成立时国务院的批复文件也没有根据发展条件的变化而修订，成为政策性银行业务进一步发展的瓶颈。而国外政策性银行一般是先立法，再依法设立并经营，金融制度通过立法确定，并根据情况变化及时修订和补充，如《日本开发银行法》、《韩国产业银行法》等。

2、国家信用和担保内容缺失。开发银行属于政府独资经营的政策性银行，享有准财政资信等级，这是开发银行运营的基础。但我国政策性银行的国家信用缺乏实质性内容，在资本金补充、财政补贴、税收政策等主要方面的支持有限，与国际上规范的政策性银行相比，存在较大差距。

银行业改革是当前中国经济改革中最紧迫、最重要和最棘手的问题。对中国而言，金融改革是“背水一战”，“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是一场“输不起的实战”。

中国的银行业改革之所以举步维艰，主要原因在于存在两个“两难”：一个是效益与风险的两难，另一个是改革紧迫性与完善制度环境长期性的“两难”，也就是“快”与“慢”的“两难”。

我想讲的主要有三点：（1）现有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造所存在的问题；（2）应对之策：大力引进外资战略投资者和民营投资者；（3）国际经验与未来银行治理模式的选择。

国有银行的基本现状可以用“高、低、差”来形容：不良资产比例高，资本充足率低，盈利能力差，公司治理结构落后。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大政方针已定，打算采用三步走的战略：商业化、股份化、上市。坚持国有股份占主导的前提下实现商业化经营，通过内部改造来提高国有商业银行的效益。

但可以断言的是，即使国有大银行上市，只要银行的产权结构仍没有什么变化，经营决策权由国有大股东的人来掌握，管理体制就不可能发生大的变化，就不可能提高效率。因而，现有国有银行的改革目标和方式将会遇到三个问题：（1）国有股东控股导致产权不清，外部监督不力，软预算约束问题；（2）导致银行内部治理结构与真正的现代银行治理结构“貌似神异”，从而不能真正的改善现有银行内部的治理结构。现在中国的A股市场1000多家上市公司，好公司没有多少，其原因就是它们只是想圈钱，公司的治理结构没有发生什么变化，股市没有起到筛选企业、筛选管理人员的作用；（3）现有的改革模式也不能解决当前完善外部制度环境的长期性和加速银行改革、提高银行效率所面临的矛盾。

银行业的技术特点导致银行具有三大风险：经营风险大、道德风险大、外部危害性风险大。银行业的技术特点所造成的高风险，决定了银行业的发展对外部制度环境的高度依赖性。那么，如何在银行业所具有的“三高风险”、当前银行改革存在的两个“两难”、以及对国有商业银行实行股份制改造的这些约束条件下，使得股份制改造后的国有商业银行具有良好的盈利动机，坚持市场行为而不是政府行为，真正改变银行治理结构，即使在当前经济制度环境不健全的条件下，降低改革的社会风险呢？我们认为，首先要打破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造走向“一股独大”的公司治理形式，积极引入多元战略投资者，这包括民营投资者，特别是大力引进外资战略投资者，政府不再干预银行的经营活动，从而真正营造起适应现代经济条件的治理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