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农为本范文10篇

一、刘瑞龙“以农为本”农业教育思想的基本内涵

农业合作化完成以后，为了使农业教育、农业科学研究和农业生产三方面紧密结合，国务院将高等农业学校交由农业部领导，刘瑞龙作为当时主管农业的副部长，他的“以农为本”的农业教育思想，突出地体现了农业教育的职业性，具有农业职业教育思想的深刻内涵，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人才培养目标彰显“以农为本”的价值取向

高等职业教育是以培养具有一定理论知识和较强的实践能力，面向基层、面向生产、面向服务和管理第一线职业岗位的实用型、技能型专门人才为目的的职业技术教育。高等农业职业教育作为高等职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担负着为农业生产一线培养实用型、技能型人才的重要任务。早在20世纪50年代，刘瑞龙在高等农业学校转移领导关系会议上的发言中就指出：“随着农业合作化的完成，农业生产和农业科学研究工作的发展，迫切要求把培养干部的工作同生产指导和科学研究紧密结合起来，以便充分发挥各方面的力量，进一步提高农业教育工作，开展科学研究，加速农业生产发展。”在当时，我国培养农业干部的工作主要在于农业院校，而农业干部的培养最终是为了服务农村经济的发展。随后，刘瑞龙又进一步指出：“今后从高等农业学校毕业出来的学生，应首先分配到农业生产合作社、国营农场等基层生产单位参加生产劳动，使他们在劳动中锻炼自己，提高社会主义觉悟，增强劳动观念”。在这里，刘瑞龙对于农业教育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作了明确的界定，即：培养服务农村经济发展的合格的农业人才，这充分凸显了农业教育服务农村经济发展的基本方向，彰显了人才培养目标“以农为本”的价值取向。

2.专业设置、教师配备遵循“以农为本”的价值取向

在刘瑞龙的农业教育思想中，始终贯彻专业设置必须与农业生产实践相结合，为农业生产服务的“以农为本”的价值取向。在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对院系和专业设置进行了调整，“将原有的43个单位（包括林学院）调整为30多个院校，将原有的182个系科调整为23种137个专业。”经过调整后的院系和专业，基本上体现了服务当地农村经济，照顾了农业的地区性，专业设置更好的体现了服务地区农业经济的基本思路。在教师的配备方面，刘瑞龙特别注重从事农业生产一线的工作人员兼任教师的重要性，他认为，“高等农业学校和农业生产部门、农业科学研究部门密切配合，可以适当吸收生产部门和科学研究部门的人员兼任教学工作，利用农业生产和科学研究的实际材料，充实教学内容，提高教学质量”。在刘瑞龙“以农为本”农业教育思想的指导下，通过吸收具有农业生产经验的人员兼任教师，以此充实了教学资源，提高了教育教学质量。刘瑞龙“以农为本”的农业教育思想，在我国农业合作化完成之后，对于当时迫切要求进一步提高农业教育，开展科学研究和很好地培养干部，提高干部质量，加速农业生产的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县镇村党总支下设5个党支部，共有党员112名。在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中，该村党总支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在经济社会建设中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引领该村群众发挥比较优势，发展主导产业，抓住各种机遇，开创多元经济发展的春天。

以农为本，坚决实施农业稳村战略。作为镇大蒜、无公害蔬菜主产区，村党总支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突出发展重点，结合村情实际，积极探索发展思路，经过多年比对筛选，在辖区内推广种植大蒜、生姜、芋头、黑薯等农作品种，2010年共种植大蒜1500多亩，实现产值900多万元。有效利用214国道穿境而过及新十路与国道交汇的优势，大力发展农产品交易区，建成了大蒜交易中心，目前该中心运行效益良好，深得各级好评。依托绿鲜源奶粉厂入驻该村的优势，大力发展乳畜养殖业，2010年全村大牲畜存栏912头，其中奶牛存栏688头。宽领域、产业链式的新农业发展格局，有力助推了该村的经济社会发展。

依托优势，大兴商贸活村。多年来，该村党总支以加快发展为己任，充分发扬“团结拼搏，求真务实，艰苦奋斗，争创一流”的工作精神，真正把招商引资作为加快经济发展的重点之重点，要务之要务，立足区位优势，创新招商思路，抢抓机遇，开拓进取，努力实现招商引资新突破，推动全村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针对辖区内祁家营等自然村有较好的乳畜养殖基础，引进了绿鲜源奶粉厂，不断扩大奶源基础建设。引进了年产2万吨，可实现产值3000多万元的建林绿色食品有限公司，有效带动了辖区及周边的无公害蔬菜种植。千方百计盘活现有的芳姿洗衣粉厂旧址，引进年产24万吨的双胞胎饲料厂，目前各项前期工作正在有序推进。随着各种企业的不断入驻，村逐渐形成了以三江木业为代表十字路木材加工聚群带、以十字路大蒜交易中心为主体的农产品交易经贸区，及以海坝庄为中心的化工生产示范区，迎来了多元经济发展的春天。

同时，该村还立足实际，不断夯实发展基础设施。辖区内的石牌村水库库容量大，灌溉面积广，但由于多年年久失修，水库库容明显减小，水库大坝多处出现渗水现象，为盘活现有水利资源优势，鼓励群众结合实际大力发展水产养殖，充分发挥水库有经济效益及社会效益，2010年，面对百年不遇的特大旱灾，该村党总支变危为机，加大项目跑干要力度，争取了投资1273万元的石牌村病险水库立项并实施。石牌村有广阔的山地面积，该村党总支抢抓机遇，积极响应县、乡有效解决坝区“死人与活人争地”的号召，争取了东山公墓建设立项，目前各项前期工作正在紧张有效进行中。

石建军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进一步推进，以及高职院校毕业生在人才市场的大量涌现，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尤其是高等农业职业教育存在的问题和弊端日益明显。突出的表现在毕业生缺乏服务基层的社会意识、实践能力不强以及与农业所需人才不吻合等方面，这集中体现了我国高等农业职业教育服务“三农”的思想意识还缺乏广度和深度。因此，我们研究刘瑞龙“以农为本”的农业教育思想对于今天大力发展高等农业职业教育，提高高等农业职业教育质量仍然具有参考和借鉴意义。

一、刘瑞龙“以农为本”农业教育思想的基本内涵

农业合作化完成以后，为了使农业教育、农业科学研究和农业生产三方面紧密结合，国务院将高等农业学校交由农业部领导，刘瑞龙作为当时主管农业的副部长，他的“以农为本”的农业教育思想，突出地体现了农业教育的职业性，具有农业职业教育思想的深刻内涵，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人才培养目标彰显“以农为本”的价值取向

高等职业教育是以培养具有一定理论知识和较强的实践能力，面向基层、面向生产、面向服务和管理第一线职业岗位的实用型、技能型专门人才为目的的职业技术教育。高等农业职业教育作为高等职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担负着为农业生产一线培养实用型、技能型人才的重要任务。

早在20世纪50年代，刘瑞龙在高等农业学校转移领导关系会议上的发言中就指出：“随着农业合作化的完成，农业生产和农业科学研究工作的发展，迫切要求把培养干部的工作同生产指导和科学研究紧密结合起来，以便充分发挥各方面的力量，进一步提高农业教育工作，开展科学研究，加速农业生产发展。”在当时，我国培养农业干部的工作主要在于农业院校，而农业干部的培养最终是为了服务农村经济的发展。随后，刘瑞龙又进一步指出：“今后从高等农业学校毕业出来的学生，应首先分配到农业生产合作社、国营农场等基层生产单位参加生产劳动，使他们在劳动中锻炼自己，提高社会主义觉悟，增强劳动观念”。在这里，刘瑞龙对于农业教育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作了明确的界定，即：培养服务农村经济发展的合格的农业人才，这充分凸显了农业教育服务农村经济发展的基本方向，彰显了人才培养目标“以农为本”的价值取向。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汉末乱世——崔寔农本思想产生的特殊背景；土地问题—崔寔农本思想的实质所在；农业生产—崔寔农本思想的核心内容；“以农为本”——崔寔农本思想的精神内核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东汉末期兴起了社会批判思潮，崔寔的农本思想是其中之一、中国古代的农业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土地问题、实行发展经济和宽商政策，官僚地主兼营商业、均田制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崔寔提出、中国古代农业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即农业生产问题、崔寔是个例外，他对农业本身进行了很深的研究、各个节气中都制定了详细的农业生产规划、崔寔的农本思想表现出的不仅体现在他对土地和农业生产等问题的关注上等，具体请详见。

东汉末期兴起了社会批判思潮，崔寔的农本思想是其中之一，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在中国思想史上意义重大。本文将从四个方面对其进行论述。

一、汉末乱世——崔寔农本思想产生的特殊背景

崔寔，字子真，名台，字元始，幽州涿郡安平人（今河北涿州，高碑店交界）。大约生于东汉和帝永元十五年（公元103年）左右。历经殇帝、安帝、顺帝、冲帝、质帝、桓帝、至灵帝建宁三年（公元170年）病卒。崔寔是东汉末期著名思想家、著论家、农业经济学家、东汉社会批判思潮代表人物。崔寔成年走向社会的时候，顺帝、桓帝之时，东汉王朝已进入了末世。崔寔在其著作《政论》中对当时的形式做了分析。他指出：自汉兴以来，三百五十余岁矣。政令垢翫，上下怠懈，风俗颩敝，人庶巧伪，百姓器然，咸复思中兴救矣。

二、土地问题—崔寔农本思想的实质所在

中国古代的农业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土地问题，农民的生命维系在土地之上。到了汉武帝时期，地主势力很强大了，汉武帝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地主进行打击，将兼并土地势头压了下去。但到了昭宣之后，实行发展经济和宽商政策，官僚地主兼营商业，商人投靠官僚地主，便出现了官僚、地主、商人三位一体的第二次土地兼并潮。到了光武中兴时期，刘秀认识到土地兼并的危害，对症下药。采取度田，即清丈土地，但最后不了了之，刘秀不愿意蹈王莽失败的覆辙，这样便出现了第三次土地兼并高潮。这样，到崔寔生活的顺桓时期，大量土地就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后汉书》中记载了外戚兼并土地的情况，外戚将首都地区的大量土地据为己有，大量肥沃的土地从耕地被开发成狩猎场、林苑，造成了许多农民没有土地，即使有些农民有土地，但因数量太少，也很难维持生活。针对如此严重的土地兼并问题，崔寔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他在《政论》中这样写到：昔者圣王立井田之制，分口耕耦地，各相副适，使人饥饱不偏，劳逸齐均，富者不足僭差，贫者不足企慕。从表面看，崔寔是想恢复上古时期的井田制，通过这种改革来解决农村土地兼并问题和农民生活的温饱问题。但实质不是。崔寔在《政论》中提到的"井田之制"是名义上的井田制，实质是国家按照人口来重划土地，是人地相适的均田制，并非按贵族等级划分的井田制。土地不再分"公田"和"私田"。均田制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崔寔提出。后代的北魏、北齐、北周、隋唐也都实行过均田，但跟崔寔提出的均田并不一样，后代的均田均在因战乱而荒芜的土地实行，对地主原占有的土地并不进行重新分配。崔寔提出设想把地主的一部分土地进行分配，实现一定程度的均富。这个想法很好，反映了崔寔关心农民、重农爱农的农本思想。

20世纪初复杂尖锐的社会矛盾已经隐含着城乡利益分化所形成的结构性冲突。中国乡村社会问题也开始萌生，尽管它距离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还尚需时日，但我们仍可从有限的篇章中体察到具有时代特征的中国乡村建设理论认识的发端和萌动。20世纪初，在西方开埠通商政策的有力冲击和中国的有识之士“以商敌商”思想的推动下，中国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最终为“重商”政策所替代。在近代中国思潮的起伏波动中，重商主义的倡导与中国传统重农思想的冲突在所难免，由此引发了一场持续数十年的“工商立国”与“农业立国”之争。虽然论争双方并未有全面系统的理论论著发表，但我们却可从散见于《申报》、《大公报》、《东方杂志》等报刊上的言论窥见一斑，略得其要。在这场持续时间较长的思想争论中，以农业问题为中心的乡村发展理论探讨逐步成为一个极其重要的论题，并由此成为整个20世纪中国乡村社会理论问题研究的滥觞。

晚清重商主义思潮的兴起使传统中国重农国策深受冲击，加之清末商部的成立、商会的兴盛，终使社会发展的重心和国策偏移于“工商”一途。因此，重视农业发展，强调以农为本，就成为20世纪初关注中国乡村问题的有识之士“不合时宜”的理论思考。当然，思想或理论的价值，向来不以入时与否为唯一评判标准，它所潜存的长远的学术指向性和理论引导性，才是富有启示意义的社会财富。对此，我们需要历史的眼光和卓识的远见。早在1901年，张之洞等人即在《江楚两制军条陈农政折》中指出：“中国以农立国，盖以中国土地广大，气候温和，远胜欧洲，于农最宜，故汉人有天下大利必归农之说，夫富民足国之道，以多出土货为要义。无农以为之本，则工无所施，商无可运。”①1902年，湖北巡抚等人分别指出：“农桑为立政之经，衣食乃养民之具。”②“农桑为立政之本，衣食乃养民之具。”③1904年《申报》刊载《广蚕桑以兴利说》一文，作者亦认为，“中国土地肥沃，气候温和，自古以来，以农立国，上之取给于民与夫民间之一切日用，无不仰赖于农”④，因此主张“广蚕桑以兴利”。1906年，《美国之重农主义》一文的译者亦认为：“夫中国者，农国也，乃士夫之议论，徒趋重于工商，可谓失其本矣，要而言之，一国之人当知本国之地理。中国以大陆国，宜立国于农，乃美国之比，非英与日本岛国之比，奈何浮慕他人而袭其皮毛乎？”⑤1907年，直隶省农会会长在一篇演说词中，再次强调了农业在中国的重要地位：“夫吾国自庚子议款，骤失巨额，世人始注重实业。然补救稍迟，路矿之权利既失而不可复收，工商又非可猝致兴盛，惟农业则吾国固有之物，且属内政完全无缺，依生计学论，土地则广漠也，佣值则低减也。”⑥中华民国成立伊始，财政部长陈锦涛即在一篇呈文中阐述了农林在国家强盛中的重要地位：“窃维立国之道，以民为本，养民之法，惟食为天。

旷观古今，纵览宇宙，国势之强弱，商业之盛衰，恒视乎农业之兴废以为准。是以古圣教民首言足食，列强富国，先重农林。”⑦关注中国农业改良和发展问题的有识之士并没有将讨论仅仅限制在业缘方面单向度地强调农业的重要性，而是进一步从理论上探讨了如何发挥农业基础性地位的问题。发展农业，振兴农村，不仅要尽地力、济贫困，而且要修农政。早在1901年罗振玉就提出“农政要领约为九端”，即“设农官”、“考农事”、“奖垦荒”、“励农学”、“兴林利”、“兴牧利”、“兴海利”、“兴制造”、“立赛会”⑧。同年，张之洞等人亦强调：“今日欲图本富，首在修农政。”⑨1912年，《农业促进会缘起》一文亦认为：“粤稽史籍，横览环球，未有农政不修，而工商能臻发达，国族能跻强盛者也。”瑏瑠要修农政，就需要培养大批农业人才，因此，兴农学也就必不可少了。张之洞等人在奏折中指出：“欲修农政，必先兴农学。”瑏瑡《兴农学议》一文也认为：“故今日中国欲行西法，以通西学为根本，而兴农学尤为中国根本中之根本”，并将开学堂作为兴农学的要点之一瑏瑢。罗振玉则指出：“凡百事业，悉本于学，而中国农学，失之已久，宜多立学堂以造育之。”瑏瑣此外，兴农会也成为有识之士思考问题的一个着眼点。如1904年，举人侯殿英即依据商部的奏折提出，“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农会之设，固尤为第一要务”，并拟具《山东农会试办章程》32条，“此会宗旨在开民之智，聚民之力，通民之情，以期振农务，为致富致强之本”①。除围绕农业问题进行理论思考之外，时人对其他乡村问题亦有一定的思考，如有文章专门讨论了设乡官问题：“然则为之奈何？曰惟有仍复古时乡官之制而已。其法一邑之地宜分城与乡为二。乡之所萃者为农。今议专设一明农之官。凡沟渠之宜疏浚也，田亩之宜稽查也，树木之宜栽植也，鸡彘之宜畜养也，蚕桑之宜推广也，蔬果之宜讲求也。各随其土性所合，人情所需，为之劝导，为之督责”②。显然，能够超越具体的农事改良，真正从时代高度提出理论问题的论说并不多见，因而，“农战时代”说的出现，自然显露其不同寻常的意义和价值。《中国当务农战说》一文的作者强调：“中国即以农战胜欧西”为“至要之图，至正之理”，认为“中国维新以来，变法图强，力求振作，实为中国前途之转机，但各人所主张之政策正不一端，有谓须广设学堂者，有谓须多营路矿者，有谓须讲求军政者，有谓须专重工商者。四者之中，固以工商为急，而当务之急，尤莫如重农。……为今之计，惟设立农部，专事务农。欧西以工商之战胜中国，中国即以农战胜欧西，此至要之图，至正之理”③。对于洋务运动以来已成社会共识的“商战时代”而言，此论可谓逆势而出，虽然未能赢得时论的趋附，却将“农”的问题提升到时代高度，不可不谓远识之论。综观20世纪前20年间中国乡村发展理论问题的思考，不难发现，其讨论主要是围绕具体农业问题展开的，较少从时代高度和发展的远见上立论。这一局面随着此后乡村问题的日渐凸显才有所改观。

20世纪初，有关乡村社会发展理论问题的探讨是在晚清重商主义思潮和传统重农思潮相互交织的背景下展开的。自1901年初《自强说》④发表至1911年十年间，见诸报刊的讨论文章日渐增多，其观点大致可分为工商为本论、农工商并重论、农业为本论三大类。清末重商主义思潮的惯性发展，使得工商为本论在这一时期的讨论中居于十分突出的地位。《开矿说》一文开宗明义：“居今日而策富强，开矿其先务乎”⑤，已将发展矿业置于重要位置。《论中国工艺有振兴之机》一文虽然认为士农工商应交相为用，“不可偏废”，但实际上强调的仍然是工商业的地位。该文指出：“今之稍通时务者，莫不知外人与我争利之处首在商务，欲与为敌，当求商务之大，商务之精。”⑥《兴商为强国之本说》一文指出：“今中国之所当握要以图者，富强而已矣。商务者，古今中外强国之一大关键也。上古之强在牧业，中古之强在农业，至近世则强在商业。商业之盈虚消长，国家之安危系之，故致强之道务在兴商。”“当知商兴则民富，民富则国强，富，强之基础。我商人宜肩其责，盖商业无论巨细皆与国家有密切之关系。”⑦与之相比，1904年《东方杂志》转载的《论中国工业之前途》和1906年《申报》发表的《中国宜求为工业国》两文，则具有更加浓厚的工商立国色彩。其中，前文指出：“今日为实业竞争最剧烈之时代，凡国乎大陆者非极力发达其工业，则不可以立国。”⑧后文认为：“然吾谓中国将来之不能不为工业国，犹诸美国今日之不能不为工业国。此则事有必至，理有固然者。然则振兴实业之方针，其必求为工业国而后矣已。”⑨这一时期农工商并重说也颇为流行。1902年岑春煊等人即已认识到：“养天下人之欲，给天下人之求者，农工商也。四民相需以生，相辅以成，非惟泰西”瑏瑠。“农工商为富强之根本，自应随时振兴”瑏瑡。1903年《商务部奏请振兴农务折》明确指出：“农工商三者各有相需为用之理，本末兼资，源流斯畅。”1912年中华民国的成立推翻了中国数千年的封建帝制，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扫清了道路。在民国初年，工商立国论颇有声势。此后，《劝工说》、《饥馑之根本救济法》等文对工商立国论有所申论。如《劝工说》认为，“工之一事，介于农商之间，农非工无以成农产之为用，商非工，无以见商品之可珍。农也，商也，胥有赖于工也必矣”①。杨端六则断言：“一言以结之，我国欲免除饥馑，非振兴工商业不可，苟能使国人致力于工商业，吾信一二十年后中国不复有如此艰巨之饥馑矣。”②这一时期，仍有论者坚持农工商并重论，其中关于农林工商四部分开的理论颇值得重视。“中国以农立国，犹泰西各国以商立国也。中国拘守数千年旧制，虽注重农事，然于地土之肥硗，水旱之补救以及人工机器比较之作用，均未有所讲求。其余森林之富，工事之善，通商之利，更不甚注重，而视为可有可无者也。中国贫且弱，其原皆由于此。欲为富强计，非将农林与工商分部不可，非将农与林，工与商分部不可”③。近代中国的重商主义思潮及其“商纲论”、“商本论”的兴起，是工业化或现代化取向中形成的适时之论。从19世纪60年代洋务时期渐次形成“商本论”到20世纪20年代之际，为时近半个世纪，虽历经数十年的社会实践，然其以“富国强兵”为指向的目标却仍旧遥遥无期。民国成立后国内局势的变化并未给工商立国论提供更大的空间，这一时期国内军阀混战，局势动荡，民不聊生。现实的困境使得“立国之争”开始向有利于农业立国论的方向发展。早在1904年，直隶总督袁世凯即提出：“照得商务为富强要政，而商之贸迁，全赖农之物产，工之制造，是农工也，为商务之根本”④，强调了农业的地位。同年，商部在奏折中亦指出：“商部以提倡土货为要义，而商之本在工，工之本在农，非先振兴农务，则始基不立。”⑤1912年陈锦涛提出：“是以古圣教民首言足食，列强富国，先重农林。”⑥总括这一时期关于农业与工商业关系的理论探讨，不难发现，这一讨论可以清朝覆亡为断限划分为两个阶段。尽管每个阶段均有农业立国论、工商立国论和农工商并重论，但其侧重点却大不相同，前一阶段工商立国论优势明显，后一阶段农业立国论稍占上风。特别是1920年《农业立国意见书》的发表，标志着“农业立国论”在未来的历史选择中开始拥有了独特的时代意义和价值。

吕瑞庭的《农业立国意见书》开宗明义地提出：“欲振兴实业，当先立主义。欲立主义，当审国情之如何。”⑦作者列出了农业立国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财政、统计、军事、风俗、卫生、人口等十大理由。上述十大理由又可大致归结为历史、地理、政治、经济、习俗与卫生六个方面。吕瑞庭所归纳的农业立国的政治理由，实际上包含其十大理由的第三条和第七条。具体言之，其一是儒家以民为本，以食为天的政治思想；其二是现实政治学说和实践；其三是农业与军事关系密切。农业立国的经济方面理由，实际上包括经济、财政、统计和人口四个方面，为作者论述重点之所在。其中，“经济上之理由第四”首先指出一个国家的经济政策，以使其土地发达为要素，继而以美国、丹麦因农业立国而日渐富强的事实为依据，论证了“凡以工商立国者，虽富强甚易，而维持较难，以农业立国者，虽进步较迟，而基础甚固”的论点。“财政之理由第五”认为国家财政取于租税，而中国租税之来源，大半为农产物，“今日农政尚幼稚，农业未发达……除注重农业，培养税源外，实无他策”⑧。“统计上之理由第六”指出中国选择以工商立国还是以农桑立国，“不仅凭高尚之理想，尚可求诸普通之事实”，为此，作者从欧洲谷物生产及消费统计、中国农产物之输出额、中国五大商品（豆类、棉花、种子、茶叶、生丝）为世界的必需品、中国农产在世界之位置等四个方面，用大量的统计数据和表格，论证了农业立国论是建立在大量事实基础上的，是符合中国实际的。“人口上之理由第十”论述了“农业可以增加人口”、“农业可以配置人口”两个观点。吕瑞庭对农业立国的在习俗方面的理由论述亦颇为周详。他引用管仲“礼仪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等名言，结合古今中外的实例，认为农业可以挽回孝道，培养道德，“通中外，亘古今，无有乎弗同，无有乎或变者也”①。具体而言，农业对风俗的影响主要包括“奖励孝道”、“奖励勤俭”、“奖励储蓄”、“养成保守之性质”、“养成温和之性质”、“养成切实之性质”、“养成美术之思想”、“养成高尚之人格”。在详述农业立国的种种理由之后，吕瑞庭以日本大阪《朝日新闻》所载德国的救济政策，简短地对全书进行了总结：“德国失败之后，尚欲以农业为救国之政策，岂可天然大农国，贫而且弱，不注重农业，以为立国之本。今之谈国是者，盖于此加意乎？”②尽管《农业立国意见书》仅三十余页，难以称为“巨著”，论证也稍显粗疏，但该书纵论古今，其基于理论与“国情”结合的论证理据，对于近代中国立国理论的检讨和发展路向的选择，无疑具有典型意义，从某种意义而言，它形成了其后乡村建设思想的历史起点，应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在20世纪初期的“立国之争”中，大致形成了工商为本论、农工商并重论、农业为本论三种主要观点。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这一争论仍在继续，并同样形成三种对立的观点。其中以吴景超、陈序经等为代表的“都市工业论”者，极力主张通过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以梁漱溟等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派主张通过发展农村以救济都市，以农业与农村为中国社会改造的基础。以常燕生、董时进、许仕廉、邓飞黄为代表的调和论者则主张农工并重。20世纪40年代初，“立国之争”又被作为“一个陈旧问题”“重新提起”，形成了农业立国派、工业立国派和农工并重派三个主要派别，围绕着中国可以立国的条件、中国坚持抗战得益于农业还是工业、中国的前途等具体的问题展开论争。以上事实充分说明，自20世纪初到40年代，“立国之争”在内容和观点上均有着明显的继承性。尽管各个时期论争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均以如何处理农、工、商业三者之间的关系为核心内容，分别形成了农业立国、工（商）立国和农工（商）并重三种主要的观点。由于“立国之争”贯穿于整个20世纪前期，在中国乡村建设思想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因此20世纪初期“以农立国”论的孕生，无疑对此后乡村建设思想的发展及走向，具有十分深远的影响。

摘要:农村和谐社会的构建是一项复杂而系统的社会建设工程，这项工程的建设涉及农村社会的各个方面的问题，必须在正确合理的思想指导之下，统揽农村社会的全局，有条不紊地进行。科学发展观是以为总书记的新一代领导人在总结国际国内对发展问题的艰辛探索的基础上，做出的适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阶段要求的正确抉择。构建农村和谐社会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要的组成部分，也应当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才能顺利进行。

关键词:三农;制约;经济社会

一、从经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三农问题形成的原因

近几年来，农民增收的势头出现有所减缓的趋势，农民增收的问题成为农村、农业工作中的头等大事。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村改革的前20多年里，是农村得到实惠最多的一段时期，是农民最幸福的一段时期。农民纯收入增长很快，农民生活改善最为明显。20世纪80年代初，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负责任制，提高了农产品价格，直接来自农业生产的收入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在改革开放的初期1979—1984年这段时期，全国农民平均纯收入在扣除物价因素后增长达14.1%，是改革开放以后，农民收入增长最快的一段时期。在1984年以后，农产品市场出现了卖粮难的现象，但是，这时农村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发展乡镇企业，发展多种经营，农民的收入仍然得到较快的增长。1985—1988年这段时期，全国农民收入年平均增长5%，农村经济仍然得到了持续的增长。1989—1991年，全国农村经济出现了负增长。1992年后，主要靠再一次提高农产品价格，同时增加农业的投入力度，农民收入再一次得到了增长。1992—1996年，全国农民收入实际平均增长达5.3%，其中19%年为9%，为90年代的最高增长年。但是自1997年以来，农民的收入普遍趋缓。1997年全国农民纯收入增长率虽然为4.6%，但比上一年纯收入增长率下降4.4个百分点。1998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又比上一年回落0.3个百分点。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分析制约农民收入进一步增长的因素，既有经济发展方面的原因，也有政府宏观政策调控方面的原因，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大致有四方面的原因。第一，农业产量总量徘徊不前，农产品价格相对于工业产品的价格有下降的趋势。第二，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还没有到位。第三，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困难，影响了农民收入的进一步增长。第四，农村和农业面临不宽松的宏观经济环境。

二、三农”问题对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影响

“三农”问题不仅关系到我国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稳定与安全，而且关系到我国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安全与稳定。我国八亿多人口在农村，农村人口多，幅员辽阔。农村的现代化，意味着我国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农村的繁荣与稳定，意味着我们整个国家的繁荣与稳定。

摘要:农村和谐社会的构建是一项复杂而系统的社会建设工程，这项工程的建设涉及农村社会的各个方面的问题，必须在正确合理的思想指导之下，统揽农村社会的全局，有条不紊地进行。科学发展观是以为总书记的新一代领导人在总结国际国内对发展问题的艰辛探索的基础上，做出的适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阶段要求的正确抉择。构建农村和谐社会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要的组成部分，也应当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才能顺利进行。

关键词:三农；制约；经济社会

一、从经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三农问题形成的原因

近几年来，农民增收的势头出现有所减缓的趋势，农民增收的问题成为农村、农业工作中的头等大事。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村改革的前20多年里，是农村得到实惠最多的一段时期，是农民最幸福的一段时期。农民纯收入增长很快，农民生活改善最为明显。20世纪80年代初，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负责任制，提高了农产品价格，直接来自农业生产的收入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在改革开放的初期1979—1984年这段时期，全国农民平均纯收入在扣除物价因素后增长达14.1%，是改革开放以后，农民收入增长最快的一段时期。在1984年以后，农产品市场出现了卖粮难的现象，但是，这时农村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发展乡镇企业，发展多种经营，农民的收入仍然得到较快的增长。1985—1988年这段时期，全国农民收入年平均增长5%，农村经济仍然得到了持续的增长。1989—1991年，全国农村经济出现了负增长。1992年后，主要靠再一次提高农产品价格，同时增加农业的投入力度，农民收入再一次得到了增长。1992—1996年，全国农民收入实际平均增长达5.3%，其中19%年为9%，为90年代的最高增长年。但是自1997年以来，农民的收入普遍趋缓。1997年全国农民纯收入增长率虽然为4.6%，但比上一年纯收入增长率下降4.4个百分点。1998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又比上一年回落0.3个百分点。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分析制约农民收入进一步增长的因素，既有经济发展方面的原因，也有政府宏观政策调控方面的原因，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大致有四方面的原因。第一，农业产量总量徘徊不前，农产品价格相对于工业产品的价格有下降的趋势。第二，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还没有到位。第三，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困难，影响了农民收入的进一步增长。第四，农村和农业面临不宽松的宏观经济环境。

二、三农”问题对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影响

“三农”问题不仅关系到我国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稳定与安全，而且关系到我国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安全与稳定。我国八亿多人口在农村，农村人口多，幅员辽阔。农村的现代化，意味着我国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农村的繁荣与稳定，意味着我们整个国家的繁荣与稳定。

摘要:农村和谐社会的构建是一项复杂而系统的社会建设工程，这项工程的建设涉及农村社会的各个方面的问题，必须在正确合理的思想指导之下，统揽农村社会的全局，有条不紊地进行。科学发展观是以为总书记的新一代领导人在总结国际国内对发展问题的艰辛探索的基础上，做出的适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阶段要求的正确抉择。构建农村和谐社会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要的组成部分，也应当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才能顺利进行。

关键词:三农;制约;经济社会

一、从经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三农问题形成的原因

近几年来，农民增收的势头出现有所减缓的趋势，农民增收的问题成为农村、农业工作中的头等大事。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村改革的前20多年里，是农村得到实惠最多的一段时期，是农民最幸福的一段时期。农民纯收入增长很快，农民生活改善最为明显。20世纪80年代初，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负责任制，提高了农产品价格，直接来自农业生产的收入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在改革开放的初期1979—1984年这段时期，全国农民平均纯收入在扣除物价因素后增长达14.1%，是改革开放以后，农民收入增长最快的一段时期。在1984年以后，农产品市场出现了卖粮难的现象，但是，这时农村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发展乡镇企业，发展多种经营，农民的收入仍然得到较快的增长。1985—1988年这段时期，全国农民收入年平均增长5%，农村经济仍然得到了持续的增长。1989—1991年，全国农村经济出现了负增长。1992年后，主要靠再一次提高农产品价格，同时增加农业的投入力度，农民收入再一次得到了增长。1992—1996年，全国农民收入实际平均增长达5.3%，其中19%年为9%，为90年代的最高增长年。但是自1997年以来，农民的收入普遍趋缓。1997年全国农民纯收入增长率虽然为4.6%，但比上一年纯收入增长率下降4.4个百分点。1998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又比上一年回落0.3个百分点。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分析制约农民收入进一步增长的因素，既有经济发展方面的原因，也有政府宏观政策调控方面的原因，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大致有四方面的原因。第一，农业产量总量徘徊不前，农产品价格相对于工业产品的价格有下降的趋势。第二，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还没有到位。第三，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困难，影响了农民收入的进一步增长。第四，农村和农业面临不宽松的宏观经济环境。

二、三农”问题对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影响

“三农”问题不仅关系到我国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稳定与安全，而且关系到我国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安全与稳定。我国八亿多人口在农村，农村人口多，幅员辽阔。农村的现代化，意味着我国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农村的繁荣与稳定，意味着我们整个国家的繁荣与稳定。

各位评委，大家好，我叫xx，来自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局。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全面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健康发展》。在此次的学习活动中，我作为卫生系统的一名工作人员，围绕“坚持科学发展，当好人民健康卫士”的学习主题，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收获很多。

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全面推进我县新农合健康发展，要求我们不断发展，在思想上和能力上得到进一步提高。20*年底xx县刚刚开始实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对全县农民的参合情况、就医习惯、医疗支出、资金使用都没有经验，因此在工作中采取稳打稳扎、一步一个脚印的方式推进。在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下，我们以发展的眼光和负责任的态度着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组织实施，当时单位人手少，事情多，工作可以用时间紧、压力大、任务重来形容。但我们以科学发展的态度来面对困难，并将各项工作落实到人，责任到位。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实施之初，为了确保30万参合农民筹资工作的顺利进行，工作人员多次到六个镇进行指导培训，上门到户为老百姓讲解新农合政策。为了解各镇、村参合和报销的详细信息，也曾利用节假日时间到几十个乡镇医疗机构和村卫生室实地考察，甚至下到多个参合农户家中，听取他们的意见。前期种种辛苦的付出，为新农合后期的报销工作以及数据的准确统计与分析打下坚实基础。与此同时我们还加大宣传力度。利用电视、广播、网络等媒体进行全方位、多角度宣传。由于宣传到位，措施得力，20*年第一年全县就有28万农民参加了新农合。2年多的时间，我们不断改善政策方案，改进工作作风，也让新农合越来越受到广大老百姓的欢迎。

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全面推进新农合健康发展，要求我们坚持以人为本，走群众路线，切实为老百姓解决难题。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民的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农村卫生事业发展的滞后，使农民“看病贵、看病难”成为最迫切的问题，影响了广大农民的根本健康利益。因此我们实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就是坚持以人为本，以农民为中心，关心农民、服务农民、方便农民。新农合实施以来，我们先后开展了住院补偿、慢性病补偿、分娩补偿以及普通门诊补偿，在多方面保障了农民的看病问题，同时补偿比例也年年提高，努力做到农民利益的最大化。同时，为了让这项惠民工程更加便民、高效，我们积极建设县级新农合信息平台，很快我县新农合将与各医疗机构实现联网运行，在线即时接报，新农合报销工作将真正实现网络化办公。两年来，共有2.8万人得到了新农合补偿，补偿资金达3600多万元，新农合的实施，使千万个家庭摆脱了因病返贫所带来的困扰，也让广大老百姓对国家的这项惠民政策赞不绝口。

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全面推进新农合健康发展，还要求我们增强党性观念，改善自身的工作作风，在新农合的实施过程中，为了最大程度地方便农民，惠及农民，我们不断加强单位服务能力建设，努力提高农民满意度。每一个新的方案出台，我们都要对经办人员进行培训，让经办人员吃深吃透政策，保证服务质量。虽然每天办理补偿的农民有几十位，我们的工作人员始终不厌其烦，深入浅出耐心解释合作医疗政策。村里一些孤寡老人因出行不方便无法来报销，我们就全程代办，甚至上门办理。良好的服务态度让许多参合农民都对我们翘起了大拇指。

两年来，单位坚持科学发展，以人为本，统筹兼顾，促进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逐步实现农民“病有所医”的更高要求，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通过此次学习，我们还将进一步将科学发展观学习成果融入到实践中去，为全面推进我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健康发展多做贡献。

为了进一步规范我区农民建房管理，科学有序规划农村建房，从严控制农房建设数量，严格审批制度，更好地落实区新型城镇化实施方案，参照市有关县（区）的农房管理办法，对我区管理处和管理处农房建设提出如下意见：

一、农房审批条件及原则：

1、城市规划区范围外的农村危旧房；

2、该房为本村民唯一住房；

3、户口在本村且为常住人员；

4、该村未规划安置用地及未建设农民公寓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