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因素范文10篇

审计工作专业性很强，审计人员只有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才能胜任其职责，保证审计任务的顺利完成。审计工作风险性较高，审计人员必须具备良好的专业判断能力并加以合理运用，才能有效降低审计风险。审计专业判断，充分体现了审计人员面对复杂审计事项和不确定审计环境作出合理认识、评价、预测和决策的能力，是审计人员品质、才华、专业经验积累的结果。审计专业判断贯穿于审计工作过程的始终，合理运用专业判断能有效提高工作效率，保证审计质量，实现审计目标，并促进审计环境的改善和审计队伍整体素质的提高。审计专业判断运用功效与审计独立性、重要岗位准入制度、审计队伍整合协同能力、审计人员工作毅力和工作作风等因素密切相关。

一、审计专业判断的涵义及其特征

审计专业判断是审计人员为了实现审计目标，依据审计法律法规的规定和有关标准，在审计实践和感性认识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专业知识和经验对客观审计对象和主观审计行为作出的合理的专业认定、评价和决策。它是审计人员能力、意识、经验、道德等主观要素的有机统一和外在表现。它具有如下特征；

1、审计专业判断是一种专业胜任能力。

《国家审计基本准则》第八条规定，承办审计业务的审计人员应当具备调查研究、综合分析、专业判断和文字表达能力。良好的专业判断能力是审计人员职业关注、专业修养、技术能力集中体现出来的对审计线索的敏感意识和发现能力，能帮助审计人员迅速引起职业警觉，作出准确的判断并直接切入审计重点、难点、疑点，选择恰当的审计方法，敏锐地捕捉相关信息，及时发现潜在风险，提高审计工作效率。审计专业判新具有指导性特征。

2、审计专业判断是一种专业思维活动。

摘要：随着我国居民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及智能手机的快速普及，我国网络营销取得了快速发展。为更好的了解我国网络营销发展，本文对近十年我国网购交易规模及其相关影响因素进行回归分析，结论显示：我国网购交易规模与手机网民、GDP及居民消费水平高度相关，其中居民消费水平对我国网购规模预测具有较强参考意义。

关键词：网购；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一、我国网购规模及其影响因素

2007年我国网购规模为0.056亿元，2016这一数字已增长至4.969亿元，十年增幅高达8773%。因此，对网购规模影响因素的研究有助于更好的了解我国网络营销发展。通过互联网发展报告查询及专家访谈，本文提出了我国网购规模的一些影响因素，具体如表-1所示：Y为网购规模(万亿元)；X1为网民规模(亿人)；X2为互联网普及率；X3为手机网民规模(亿人)；X4为移动电话普及率(部/百人)；X5为GDP(万亿元)；X6为居民消费水平(万元)。

二、数据分析

1.信度及效度分析。本研究中八个变量的克朗巴哈α系数为0.734，其标准化后的α系数为0.994，说明量表信度较好；效度分析所得KMO值为0.757，说明效度较好，可以进行相关及回归分析。2.相关分析。由表-2可知我国网购规模与手机网民规模、GDP及居民消费水平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927、0.940、0.958，高于网民规模、互联网普及率及移动电话普及率三项影响因素。3.回归分析。由表-3可知，t统计量对应的相伴概率均在0.05以下显著的为模型1。因此，本文所建回归方程如下。

摘要：文章结合湖南省省情，选取水稻播种面积、农用机械总动力、病虫害发生面积、化肥使用量、农药使用量、地膜使用量、乡村从业人员数、种植成本共8个指标，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对影响湖南省稻谷生产环节的因素进行分析和探讨，结果显示影响湖南省稻谷产量变化的主要驱动力为生产要素投入与外部环境因素、资本和土地投入水平。

关键词：湖南省；稻谷生产；稻谷产量；主成分分析；影响因素

1湖南省稻谷生产基本情况

我国是稻谷生产大国，其产量占到世界的三成，但我国也是稻谷的消费大国，超过六成的国民将稻谷作为主要口粮，年消耗量达到1.9亿t左右。稻谷是我国的重要农产品之一，稻谷的有效供给对于保障我国粮食安全具有重大意义。近两年来，中央一号文件反复指出要抓好粮食生产和重要农产品供给，坚持“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的底线要求。湖南省是我国的稻谷主产区之一，其播种面积居于全国榜首，产量位居全国第二，因此研究湖南省稻谷产量的影响因素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当前对于湖南省稻谷产量影响因素的研究，不少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郭恬等（2020）指出湖南省当前稻谷种植存在比较效益不高、种植结构不够合理等问题[1]；刘潇耀等（2021）从稻谷生产实际收益角度出发，建议政府要优化最低价格收购政策，以此抵消种植户因成本上升带来的种植意愿降低现象[2]；黄振国等（2020）认为可以通过稻田综合种养来提高种粮收益[3]。不少学者认为农业社会化服务具有提高农民收入[4]、提升农业生产效率[5]、优化粮食生产规模[6]等优势，而戴力等（2019）研究发现尽管湖南省稻谷生产尽管机械化程度较高，但粮农采用外包模式较少，其原因在于成本过高[7]。此外刘远昇等（2018）利用计量模型对湖南粮食产量增长与各主要投入要素的关系进行了探讨，但没有考虑病虫害发生对其粮食产量产生的影响，且研究时间段为1997年—2015年，与当下对粮食安全提出的要求紧密度还不够[8]。基于此，本文运用主成分分析法（PCA）研究各因素对湖南省稻谷产量的影响，以期为确保粮食产量稳定和提高湖南省粮食总产量提供参考。走势来看，可将湖南省2011年—2020年稻谷产量分为三个阶段：2011年—2015年为增产阶段，在这一时期湖南省稻谷产量尽管在2013年有回落，但整体呈上升趋势，年均增产30.64万t；2015年—2019年为减产阶段，在这一时期湖南省稻谷产量急剧下降，年均减产36.3万t，并在2019年达到最低点；而2019年—2020年，湖南省的稻谷播种面积及产量均开始回升。

2数据来源与指标选取

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湖南统计年鉴》和国家发改委、全国农业技术服务推广中心公示数据。影响水稻产量的因素有很多，本文基于粮食产出视角对湖南省水稻产量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根据指标选取的可获取性和代表性等原则，选取水稻播种面积、农用机械总动力、病虫害发生面积、化肥使用量、农药使用量、地膜使用量、乡村从业人员数、种植成本共8个变量为解释变量，分别用X1～X8表示。截取2011年—2019年的数据建模，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

计量方法及理论模型

1.农村文化消费的影响因素分析通过对农村文化消费相关研究文献的分析与总结，我们认为能够对农村文化消费产生影响的因素归根结底来自供求两个层面。首先，农村文化消费受需求因素制约。一般来说，由文化教育程度、消费观念与习惯、收入水平、文化消费支出水平、消费结构和社会保障状况所决定的需求意愿和需求能力是制约农村居民文化消费水平最为重要的需求因素。文化消费是精神层面的消费，其需求强度与认知程度、消费习惯、消费观念有很大的关系。文化程度高且已形成一定消费习惯的农村居民，其认知力、理解力越强，对精神层面的追求就越多，需求意愿也就越旺盛。由于文化消费是一种心理层面的需求，具有较大的弹性，且文化消费的发展变化具有很强的连续性，表现在以前与现在的消费水平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未来文化消费水平是建立在当前消费水平基础之上，因而，农村居民对文化消费的大小不但受农村居民当前收入水平的影响，而且还受预期收入的影响，以及农村居民医疗和社会保障水平的直接影响。其次，农村文化消费受供给因素制约。在农村居民的文化消费过程中，由农村文化基础设施投入和文化消费价格所决定的供给因素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文化基础设施投入的多少直接影响文化产品的供给，而文化产品的供给水平必然影响到文化消费，文化消费价格的高低不但直接影响消费者的购买力，而且影响着文化产品供给者的供给积极性，是影响文化消费的一个重要因素。

2.数据选择与变量处理本文选取的样本数据均来源于1991-2010年历年《河南统计年鉴》。并且用各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各项文教支出除以1990年的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分类价格指数以消除价格变动的影响。在进行实证分析之前，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和实用性，在不改变原有性质的前提下，对部分变量数据进行了以下处理：用以1990年为基期的历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来代表价格因素；用居民消费支出中前三位消费支出所占的比重代表消费结构；用人均农村文化教育固定资产投资额代表文化基础设施；用人均农村社会福利救济费代表医疗和社会保障；借鉴相关文献研究成果，以居民消费倾向替代消费观念、教育程度、消费习惯等无法具体量化的影响因素，其中，居民消费倾向可用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水平比上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来代表[5]。

3.模型建立在建立文化消费模型的过程中，为了有效消除异方差，并减少变量的波动，在进行实证分析之前可对各经济变量进行对数化处理，并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模型分析与实证检验

1.序列平稳性检验对时间序列变量直接进行回归有可能导致伪回归的发生，因此，在对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回归分析之前，必须对序列的平稳性进行检验。本文借助E－views6.0软件，运用ADF检验方法对变量的单位根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由表1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各时间序列数据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都是非平稳序列，无法直接进行回归分析。而经过一阶差分后，这些新的时间序列均变成平稳序列，且单整阶数相同，均是一阶单整，可用于进行协整分析。

一、引言

传统的贸易理论分析其实是把贸易政策当成了国家追求福利最大化的工具，是外生的，而新政治经济学在分析贸易理论时，考虑到公众等方面的因素，其实根本上来说是内生的。因此我们在做政治经济学分析的时候要考虑到公共选择，也就是要从政府自身的目标，利益集团等方面着手。中国从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迅速，公共的利益表达相对于以前更加突出，但是我国的政治体制一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集中制，和西方国家的分权制是不一样的。贸易政治决策主要是以中央政府为主。在发达国家各种利益集团游说要进行注册登记，是合法的行为，是一个很庞大的团体，对政策的制定实施很有影响力。虽然有各种利益团体存在，利益表达并不是非常明显，主要通过地方政府和中央之间进行联系。相对来说中央政府在服务贸易的决策过程中起到主导作用。关于政治决策对贸易政策影响的模型有阿兰•希尔曼（ALHillman）构建了政治支持模型，以斯蒂格勒（Stigler）与皮斯曼（Peltzman）提出的经济管制理论为基础，将关税税率视为政府在政策抉择上的最优化问题。政府需选定一个均衡关税水平，使来自于利益集团与消费者的总体政治支持最大化[1]。芬德利（Findlay）与威尔士（Wellisz）提出游说支出模型，构造了一个对立利益集团之间的游说竞争模型。格罗斯曼（Grossman）与赫尔普曼（Helpman）提出了影响当权政府的政治捐献模型——“保护待售”模型，认为利益集团的政治捐献应集中于已胜出的当权政府，其目的与动机便是通过捐献直接影响当权政府的贸易政策，政府为实现其自身福利最大化，依赖于获得的总的捐助和选民的福利。许多经济学家基于上述模型对利益集团对政府政策制定的影响做了研究。格罗斯曼与赫尔普曼通过1995年的游说揭露法案第一个收集了关于利益集团联合游说花费的数据，建立数据系统来来记录美国行业部门政治性组织游说的程度。指出行业竞争越激烈，更倾向于一起游说。有更高集中度和产品差别的行业则倾向于独立游说。在最近文献中，特定利益集团也被用来加入模型中，作为一个影响因素使模型更全面。莫妮卡•兴法尔（MonicaSinghal）关于财政联邦主义提出了一个新的理性模型[2]，加入了特定利益集团的潜在作用来影响公共基金的分配。巴勃罗•斯皮勒和桑尼•廖）（PabloT.Spiller，SannyLiao（2006）在调查中提供一个框架来理解特定利益集团参加公共政策决定。发现立法者有重要政策制定角色的情况下更倾向于发展更多明显和直接的利益集团行为。竞争贡献，游说和诉讼之间的权衡也被体制环境的性质影响。强调公共机构环境的作用来理解利益集团策略。我国的许多经济学者运用了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对许多国际和国内发生的重大事件进行了合理和全面的分析。高建从小布什上台执政后美国现行贸易政策的特点入手，进行政治经济学分析，指出美国贸易政策带有重商主义，针对美国的贸易政策中国采取的相应对策，有很深刻的现实意义[3]。胡海波在《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中综述了贸易政策决定的政治经济学模型，并对国内进行贸易政策政治经济学分析的文献进行概括[4],仝娜利用中点选民模型对产生保护贸易政治原因进行分析，并进行数学化推导[5]。

以上这些研究得出的结论基本符合现实情况，但是在模型设立上有很大缺陷，他们没有考虑到中国的政治制度和西方国家的分权制是不同的，他们把地方政府作为分析的目标，地方政府高度自治。而且把中国内部市场按地区划分，但是中国是一个民主集中制的国家，中央政府在政策决策过程中占的绝对重要的地位，因此本文选取变量的时候都是从中央政府的角度综合做出判断，并且在选取的也是按服务贸易部门来分类的，而不是按照地区来划分。

二、中国服务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从国内外形势来看，政府的政策导向对于企业对外投资发展至关重要。根据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下面分析影响我国政府制定服务贸易各部门开放度的具体影响因素，这里我们考虑比较重要的和服务贸易关系比较大的因素，按照服务贸易中政策决策过程中的影响方面来分析。

（一）国家自身利益，实现经济和产业发展

一、影响因素综述

(一)东道国的市场规模。东道国市场规模是对外直接投资(FDI)的显著决定因素，这一结论在实证研究中比较一致。20世纪90年代一些研究者对特定国家和地区的研究，表明真实国内生产总值(GDP)作为市场规模的变量是FDI的显著决定因素。朱津津(2001)认为，GDP总量的规模较大，反映地区消费市场容量较大，就是市场需求较大。项本武(2006)在其研究中得出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与接受投资的东道国GDP是显著负相关关系。

(二)双边贸易联系。出口是一国对外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FDI与出口之间被认为存在一种因果关系，企业最初的外国市场联系是从偶然的、零星的产品出口开始。随着出口活动的增加，母公司决定有必要在海外建立自己的产品销售子公司。最后，当市场条件成熟后，母公司开始进行海外直接投资，建立海外生产制造基地。此外，出口水平也是东道国市场的一个间接指示器。因此，用对东道国的出口作为反映双边贸易联系和经济联系的变量，反映了产品在东道国市场的竞争力，是FDI的决定因素之一。

(三)东道国的汇率水平。国际投资从货币相对强势国家流向货币相对弱势国家，主要因为强势货币具有购买力的优势，可以在货币相对弱势的国家获得较低的资本成本。在一个低资本成本的东道国，外国公司能够以一个比其母国国内公司低的贴现率来资本化其在外国市场上的未来收益，这样就刺激相对强势货币国家的公司更多地对外直接投资。根据这一理论，如果东道国货币相对于母国价值越高，那么母国货币在东道国的购买力越弱，从而对其直接投资越少；反之，则投资越多。

(四)东道国的税收政策。大部分研究将税收作为FDI的决定因素，理论上，高公司税减少了公司净收益，从而阻碍FDI。实证结果却表现为两种倾向：一部分研究并没有发现东道国公司税对FDI有显著影响。Mutti＆Grubert(2002)的实证研究发现对出口市场的投资对当地的税收政策十分敏感。Egger＆Loretz(2006)的研究证明母国的公司税将促进其对外投资，东道国公司税的保留则与母国对其直接投资有消极影响。

(五)投资环境。一个国家的经济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于其政治、制度和法律环境。一个国家的治理基础形成其投资环境，从而为其经济增长创造有利的环境。因此，投资环境建设对FDI流入与流出来说是一个重要决定因素。这里，一国投资环境的好坏主要体现为产业增长潜力的大小和一国综合治理基础的高低。我们考虑用工业生产指数和人类发展指数来合成该变量。

一、构造模型

1．变量和数据的选取影响进口贸易主要有以下因素（表1）：①人均GDP。该因素与人口有高度相关性，而且有的文献检验结果并不是非常理想，其实对于安徽省来说，进口贸易如果只是发生在特定产业，那么计算经济规模时引入人口是不合理的，但是安徽省作为一个省份，单纯仅用GDP同其他国家比较更是不现实的，所以本文依旧选取人均GDP作为指标。②消费。以2011年为例，安徽省进口食品及主要供食用的活动物和饮料及烟类总额27755万美元，占总进口的1．94％，该数据说明两个问题：安徽省进口贸易不是以消费为主，消费可能不是进口的动力因素；进口既然不是用于广大的消费，那么可能用于生产领域。③双边贸易成本。贸易成本分为销售成本、技术成本、关税成本，在实物贸易的方式下，贸易不可能达到没有成本，此外以往的研究并没有考虑多边阻力的影响，引入双边贸易成本，可以弥补这一计量缺憾。④出口贸易。安徽省作为发展中地区，进口原材料用于工业生产，最终为了出口。外商直接投资在理论上与进口贸易有间接影响，因为外商直接投资是按支出法核算国民经济的指标，在这里假设外商直接投资最终会以目标国进口的方式来收回资金。⑤汇率。本币对外币汇率降低，本币升值，不利于进口。⑥本地区的开放程度。理论上本地区越开放，进口额越大。本文的数据来源于2002—2012年安徽省统计数据，其中人均GDP采用GDP平价指数进行调整，进口来源国的人均GDP、各年的进口额、出口额来源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WorldEconomicOutlookDatabases（WEO）和中文版的世界银行网站，其中世界银行的“经济政策与外债”指标有各国经过购买力平价指数处理过的人均GDP。为了防止虚拟变量陷阱，对距离无量纲化处理，即用GDP数据对距离进行非线性处理，避免多重共线性。在选择出口、进口名义数据时，为了剔除汇率和价格波动的影响，采用GDP平减指数对名义数据进行处理得到实际数据。选择进口来源包括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印度、日本、韩国、南非、德国、俄罗斯、巴西、智利、秘鲁、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和中国香港15个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进口额占到安徽省总进口额的81％以上，超过75％。计算得到各国家及地区双边贸易成本，前文阐述可贸易份额取值不影响双边贸易成本的测算，而且安徽省是生产大省，进口的货物多是实物而非服务，所以S取0．8是合适的。2．建立模型安徽省是一个工业发展处于起步阶段的省份，有许多不确定的影响因素，比如资源的浪费和低效率、政府政策影响、区位因素等都可能成为制约对外贸易的隐形成本，而且这些成本难以估量。随机模型可以很好地解决这类问题。为了数据处理方便，线性化引力模型的基本形式：lnMij，t＝lnF（βXij，t）＋ε（1）式中，ε是随机测量误差或者随机性因素，服从标准正态分布；Mij，t代表t年一国对另一国进口贸易总额；Xij，t代表t年贸易引力模型的参数设定，此为k×1阶向量。引入上述分析的影响因素，最终模型设定为：lnMij，t＝β0＋β1lnYi，t＋β2lnYj，t＋β3lnEXij，t＋β4lnCij，t＋β5lnDij，t＋β6lnFi，t＋β7lnht＋β8lndt＋ε（2）式中，Yi，t为t年安徽省和各个贸易伙伴人均GDP；EXij，t为t年出口；Cij，t为t年双边贸易成本；Dij，t为t年距离；Fi，t为t年外商直接投资；ht为t年的汇率；dt为t年的对外依存度，β0是与自变量无关的影响量，β1，β2，…β8为系数。

二、计量分析

采用eviews7．2中的pool模版处理随机效应模型，具体结果如下：1．模型分析通过序列图分析，单位根检验应该包含截距项和趋势项，通过level检测，在10％以及5％显著水平下，变量均未通过LLC以及IPS检验，进一步进行一阶差分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安徽省出口总量和外商直接投资没有通过单位根检验，因为此模型已经取对数做线性化处理，故不通过检验的变量可以直接舍去，模型变化为①：lnMij，t＝β0＋β1lnYi，t＋β2lnYj，t＋β3lnCij，t＋β4lnDij，t＋β5lnht＋β6lndt＋vit－μit（3）在level水平下，变量均未通过IPS检验，同样使用一阶差分检验，变量通过单位根检验。根据上述检验结果，变量之间为同阶单整关系，接下来进行变量的协整检验，建立的模型形式为：有常数项和时间趋势，变量滞后阶数为1。协整检验的零假设为不存在协整关系。本文采用Pedrom检验、Kao检验、Johansen检验三种方法，对面板数据之间的协整关系进行检验。除了Panelv－Statistic统计量p值为：0．0860，在10％显著水平下才通过检验外，其余变量p值都接近于0。同时Granger检验中，p值均显著低于5％，所以解释变量是被解释变量的Granger原因。在以上分析基础上对面板数据进行计量分析，通过Hausman检验，得到p值为1．000，接受原假设，建立随机效应模型。2．回归结果解释在回归结果中，lnYj的系数为负，说明进口来源国家与地区经济越发达，越不会向安徽省出口。Lnh系数结果不显著，说明汇率对安徽省进口贸易影响甚微，因为安徽省与一些国家与地区有长期的合作关系，重点进口这类国家的可贸易物品，不开放的对外贸易环境使一部分国家不会向安徽出口；其次，安徽省的对外贸易受到政府调控的影响严重，进口主要集中特殊部门，这也佐证了前文安徽省进口物品用于消费不足2％的事实；最后，安徽省是内陆省份，运输不便，构成对进口贸易的限制。双边贸易成本LnC结果显著，而且符号为负，说明双边贸易成本成为制约安徽对外贸易发展的主要因素，安徽通往港口的运输成本决定了贸易的数量和质量，这是一种隐形消耗，众多的学者把这种成本看作价格的内生函数，如今把它们两者区分开，成为下一阶段研究的重点。

三、结论

与加变量的贸易引力模型相比，动态的贸易引力模型更具有说服力，而且对于区域对外贸易一样有较强的解释能力。与以往分析不同的是，安徽省出口量并没有通过检验。这说明安徽省的出口与进口存在较大的差距：在安徽省进口最多的15个国家与地区里，总的出口量只占安徽省总出口量的47．9％。虽然本模型的最终统计结果没有说明扩大出口对进口的影响，但是却表明安徽省在对外贸易中结构严重失衡的问题，出口与进口的不协调将成为制约安徽省对外贸易发展的重要因素。外商及港商直接投资一样没有通过检验，说明该变量不是安徽省进口贸易的动力因素，安徽省的进口并不用于外商直接投资部门，这与安徽省的政府政策有关，安徽省重点进口能源产业、生产工业原材料，而这些物品都是国家严格控制的，在下一阶段研究中，可以加入政府因素分析。安徽省在发展对外贸易过程中还存在许多问题，比如贸易结构失衡，对外开放程度不够，运输成本过高，但是也应该看到，安徽省的进口贸易每年以20％的速度增长，与人均GDP增长几近持平，安徽省市场潜力巨大，应进一步开放市场，吸引外资，促进经济发展。

摘要：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逐渐提高，人民群众不仅仅注重追求高质量的物质生活，人们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更加注重追求便利化的交通出行方式，汽车的整体使用频率也逐渐增强。但是在汽车安全驾驶时，由于突发因素相对较多，在实际驾驶时经常会出现各种安全问题，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本文主要对安全驾驶的影响因素展开了相应论述和分析，并根据具体问题提出了相应解决措施，这样才能有效提高人民群众日常出行的安全性，有效防止在后期频繁出现各种交通出现事故。

关键词：汽车安全驾驶,影响因素,措施分析

为了能有效保证汽车在行车过程中足够安全，应该不断加强对各项防范措施的重视力度，这样才能有效防止在后期行车时频繁出现各种危险问题，从而有效保证行车安全，这也会对驾驶者的生命健康安全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

1汽车安全的主要影响因素

1.1检查是否到位

经过研究和调查可以得知，在汽车实际驾驶的过程中，大部分驾驶人员只是一味注重提高汽车的行驶速度。但是对汽车安全检查工作的重视力度不足，驾驶人员在开车之前并不会检查汽车的各个零部件，不能及时发现零部件存在老化和破损的情况，只是一味注重提高汽车驾驶的效率，这样则会导致汽车在后期行驶中频繁出现各种各样的安全事故，会严重影响驾驶人员的生命健康安全，不能有效提高驾驶汽车的科学性。对此，在今后汽车驾驶时，相关驾驶人原则应该不断加强对汽车安全检查工作的重视力度。例如，在汽车驾驶之前，应该对汽车轮胎进行科学有效化的检查，如果一旦发现轮胎出现质量问题，则应该及时更换轮胎，这样才能有效防止对驾驶人员和周围其他人员的生命健康安全造成严重威胁。其次，在汽车驾驶之前，也应该定期做好刮水器出水量的检查工作，储水量不能过多也不能过少，应该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这样才能够促使刮水器能够有相对较多的水分进行清理杂质，为驾驶人员提供一个较为明亮的驾驶视野。总而言之，在今后汽车驾驶时，驾驶员不仅仅要注重提高汽车行驶速度，更应该不断加强对前期检查工作的重视力度，及时发现各种问题，并根据具体问题提出相应解决措施，从而有效提高汽车驾驶的安全性，有效防止在后期频繁出现各种汽车驾驶安全问题，不断提高驾驶者的生命健康安全。

一、引言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国不断追求经济发展使得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蓬勃发展,但同时全球多边贸易谈判由于参与国繁多,各国经济利益难以得到全方面的协调,因此只包括相对少数国家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更成为热点。而自由贸易区(FTA)由于组建成本相对较小而受到许多国家和地区的青睐。FTA的迅猛发展的确给全球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鲜而持久的血液,主要体现在贸易、投资和经济增长三个方面。关于FTA的传统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它的贸易效应上(包括贸易转移和贸易创造效应),对其投资效应的研究相对来说涉猎较少。而对于以吸引外资为主要目的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FTA投资效应的相关问题却更为重要。基于以上情况,笔者将就“FTA的组建会对成员国的投资情况产生怎样的影响”展开系统研究。

二、计量模型以及数据来源

根据相关的理论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一国的投资主要受到以下几种因素的影响:①FTA成员对外的贸易成本;②本国的建厂成本;③本国与FTA潜在伙伴国经济规模的相似程度;④本国的一体化程度。因此参考现有的实证文献,设定如下的基本计量模型:log(inveit+fdiit)=λi+α1inteit+α2gdpit+α3tariit*dum-myijt+α4dpgdpijt*dummyijt+α5dpgdpijt2*dummyijt+α6polityit+α7polityit*dummyijt+α8gdpit-1+α9gdpit-1*dummyijt+α10dummyijt+uit其中,i表示东道国家,t表示年份,j表示外资投入国的母国即潜在成员国,uit表示误差项,λi表示不随时间变化的效应。下面看一下各个变量的含义以及相应的数据来源。

1、inveit和fdiit。这两个变量分别表示i国t年的国内投资总额和i国t年的外资流入总值。因为我们考虑的是某个国家在与该国成立自贸区前后变化对该国总投资的影响,投资包括国内投资和国外投资。外资数据来源于IMF中的InternationalFinancialStatistics,而内资数据则由BVD数据库中ratioofGrossnationalsavingtoinvestment和Currentac-countbalance两个指标计算得来。这两个被解释变量的单位都为十亿美元。

2、inteit。该变量表示i国的一体化程度。跨国公司的位置选择不仅考虑了当地的市场需求,也考虑到所在国加入的FTA地区的需求。如果一个国家加入的FTA越多,一体化程度越高,则跨国公司通过他所实现的利润水平就越高,也希望在这样的国家建立工厂。这个国家就成为一个轮轴国,所吸引的FDI与其一体化程度正相关。因此预期该变量符号为正。但同时考虑到投资者对本国市场规模程度以及该国所加入的FTA所有成员国市场规模之和所赋予的投资参考权重有所不同,所以该指标剔除了该国的市场规模,即选取是t年内该国加入的所有的FTA的成员国以2005年不变价格为基准的实际GDP之和。因为有些年份该指标为0,所以并没有取对数。实际GDP数据来源于BVD数据库,单位为十亿美元。

一、国际服务贸易的宏观分析框架

对国际服务贸易有不同的理解。按照传统的观点，国际服务贸易被视为服务的进出口，这是一种跨境贸易的概念。按照《服务贸易总协定》的观点，国际服务贸易还应包括由商业存在——简单地说，就是属于服务业的外国直接投资企业——所完成的贸易。由于目前除美国外各国尚未公布关于服务贸易定义的数据，因此本文所采用的仍是传统的跨境贸易的概念。

出口方是服务的供给者，进口方是服务的需求者。因此，服务贸易的发展是由对服务的供给和需求而决定的，国际服务贸易的宏观分析框架就是识别影响国际服务贸易的供给和需求的宏观变量。

（一）影响国际服务贸易供给的宏观变量

一个国家或地区向国际市场提供服务的能力直接受国内服务业发展水平的影响。服务区别于货物的一个显著特点在于生产者与消费者有很大程度的互动，换言之，服务生产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消费者对服务的最终结果的评价。因此，国内服务业发展水平高的国家或地区积累了丰富的服务生产经验，能够高效率地提供顾客满意的服务，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也会较强。

根据波特的“国家钻石”理论，一个国家或地区向国际市场提供服务的能力还受国内服务需求的影响。国内服务需求较高，越能推动国内服务业的发展，从而向国际市场提供服务的能力也越强。但是，国内服务需求大也可能导致另一个结果，即服务对象主要在国内，出口动机受到抑制，尤其是国内经济规模大的国家更可能以内需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