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研究范文10篇

摘要：监管影响分析制度，意在帮助政府评估监管产生的影响，从而提高监管质量。监管影响分析制度建立与完善，为各国政府进行监管改革提供了基础。截至2008年，OECD所有成员国家都已建立并贯彻了监管影响分析。OECD的国际经验，对于中国立法评估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我们应该在充分学习与借鉴基础上，建立一套符合中国实际国情的立法评估制度。

关键词：监管影响分析；成本收益分析；立法评估

一、监管影响分析的内容与发展

（一）基本内容

政府主要依靠各种各样的监管法规来实现他们的目标，因此，这些监管法规成为了政策工具的主要部分，必然会对社会不同群体产生不同影响。其中，有些影响是可以直接观察到的，但是，也有很多影响是“隐藏的”，不易在短期内察觉的，或者至少是在考虑监管法规时很难被识别出的。监管影响分析运用具有一致性的分析方法（如成本收益分析），系统地识别和评估新的监管提案或现存的监管制度，对社会造成的潜在成本、收益和影响，可以帮助监管者认识会受影响的群体以及影响的程度。

监管影响分析是一个比较的过程，主要体现在对各种可供选择监管方案的比较之中，（当然，这些可比较的方案必须是可测量的，而且需要基于同一种评估方法），通过比较，监管影响分析可以为监管者提供有关各种选择的成本收益信息，以便他们最终选择最为有效率和有效果的方案。此外，监管影响分析中涵盖公众咨询过程，可以为公众的广泛参与提供渠道与保障，通过广泛的征求意见，获得更好的信息，以便为分析提供坚实的基础。

本文作者：彭章晓1,2江敏1吴昊1何琳1杨李1作者单位：1.上海海洋大学水产与生命学院2.上海交通大学药学院

伊维菌素(Ivermectin，IVM)为阿维菌素的衍生物，是由链霉菌产生的一种大环内酯类物质，具有用量小、效果好、安全性高等特点，在农牧业中常作为抗寄生虫剂和杀蜻剂使用。随着水产养殖规模和密度的不断扩大，一些寄生虫病如鲺病、车轮虫病、指环虫病和异尖线虫病等给水产养殖业造成的损失与日剧增，甚至可能危害人类健康［1］。作为一种新型、高效的鱼类抗寄生虫药剂伊维菌素在国外水产养殖中已有一定范围的使用。欧洲许多国家如苏格兰、爱尔兰等将其添加到饲料中，用于鲑鱼和海鲷养殖中的海虱防治［2－3］。我国主要将其应用于淡水鱼养殖中的斜管虫、车轮虫病防治［4－5］。目前，有几篇文献报道了IVM对哺乳动物的毒性作用，如Lankas等［6］实验表明IVM不具遗传毒性和潜在致癌性;Abeer等［7］实验结果显示，当与P－糖蛋白抑制剂联合使用时，IVM会影响雄鼠的生殖系统;Muhamad等［8］研究发现，IVM还会一定程度上影响动物的免疫力。IVM现在作为渔药使用范围越来越广泛，因此除了要关注它的环境毒性外，研究它对养殖鱼自身的毒性作用也是很有必要的，硬骨鱼类的血脑屏障发育不完善，因此IVM较易到达鱼的头部，但目前关于IVM在鱼体内的毒理学方面研究甚少。鱼类的血液指标与许多因素有关，如机体的年龄、营养代谢状况、健康状况等。当鱼体受到外界因子的影响而发生生理或病理变化时，必定会在血液指标中反映出来，因此血液指标常被用来评价鱼类的营养、健康状况及对环境的适应性，是重要的生理、病理和毒理学指标［9］。本实验以不同给药剂量研究了IVM对鲫(Carassiusauratus)血液成分的影响，以期评价IVM对鲫的毒性效应，为IVM的科学使用和管理提供一定的依据。

1材料与方法

1.1实验动物

鲫购自上海果园集贸市场，健康无伤病，平均体重(250±20)g。实验前在循环水养殖箱(250cm×150cm×70cm)中暂养30d，水温控制在(25±1)℃，增氧机充氧，投喂全价鱼饲料(浙江恒兴饲料有限公司)，暂养期间死亡率低于5%。

1.2仪器与试剂

摘要：随着我国居民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及智能手机的快速普及，我国网络营销取得了快速发展。为更好的了解我国网络营销发展，本文对近十年我国网购交易规模及其相关影响因素进行回归分析，结论显示：我国网购交易规模与手机网民、GDP及居民消费水平高度相关，其中居民消费水平对我国网购规模预测具有较强参考意义。

关键词：网购；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一、我国网购规模及其影响因素

2007年我国网购规模为0.056亿元，2016这一数字已增长至4.969亿元，十年增幅高达8773%。因此，对网购规模影响因素的研究有助于更好的了解我国网络营销发展。通过互联网发展报告查询及专家访谈，本文提出了我国网购规模的一些影响因素，具体如表-1所示：Y为网购规模(万亿元)；X1为网民规模(亿人)；X2为互联网普及率；X3为手机网民规模(亿人)；X4为移动电话普及率(部/百人)；X5为GDP(万亿元)；X6为居民消费水平(万元)。

二、数据分析

1.信度及效度分析。本研究中八个变量的克朗巴哈α系数为0.734，其标准化后的α系数为0.994，说明量表信度较好；效度分析所得KMO值为0.757，说明效度较好，可以进行相关及回归分析。2.相关分析。由表-2可知我国网购规模与手机网民规模、GDP及居民消费水平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927、0.940、0.958，高于网民规模、互联网普及率及移动电话普及率三项影响因素。3.回归分析。由表-3可知，t统计量对应的相伴概率均在0.05以下显著的为模型1。因此，本文所建回归方程如下。

摘要：本文在分析中国畜产品贸易现状基础上，运用全球贸易分析模型（GTAP）研究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的建立对中国畜产品进出口产生的影响，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研究表明：近年来中国畜产品贸易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速度、贸易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贸易逆差问题日益严重；区域全面伙伴关系的达成会进一步加重中国畜产品贸易逆差，并将对中国部分畜产品贸易产生较大影响，因此不同畜产品的贸易自由化政策应有所区别。为应对羊毛和奶产品等畜产品进口冲击，可以考虑设置敏感产品目录或者非关税壁垒等方式，保护国内相关产业的发展。

关键词：RCEP；中国；畜产品贸易；影响

RCEP即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egionalCom-prehensiveEconomicPartnership，RCEP），是东盟10国邀请中国、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共同参加的自由贸易协定，目标是在目前东盟与上述6国建立的5个自由贸易协定的基础上，进一步削减壁垒，扩大货物和服务贸易，促进区域内投资及其他经济技术合作，建设成多领域、高质量和互惠的自由贸易区。作为成员国的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和中国，都是畜牧业生产大国，RCEP的建立将极大促进区域内畜产品贸易自由化，这将会导致中国畜产品出口竞争加剧，也会带来畜产品进口的增加。近年来中国畜产品进口规模不断扩大，无论是增速还是进口总量，均远超畜产品出口，由此畜产品贸易逆差问题日益严重。RCEP协议一旦达成，将对中国畜产品贸易逆差产生深远的影响。就现有研究来看，多局限于单一自贸区对单个畜产品贸易的影响，且对RCEP的研究以定性描述和定量的经济效应分析居多[1-4]，关于RCEP对中国畜产品贸易影响的研究缺乏。在RCEP谈判不断取得进展的情况下，有必要全面总结中国畜产品贸易的现状，并在此基础上，定量分析RCEP的建立对中国主要畜产品贸易带来的影响。

1研究方法

RCEP的概念最早在2011年2月东盟经济部长会议上提出，2012年东盟与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等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开始RCEP谈判，标志着RCEP建设正式启动。2013年5月在文莱开始了第1轮RCEP谈判，从2014年4月第4轮谈判到2016年8月第14轮谈判，各方围绕RCEP的货物、服务、技术、知识产权、竞争、经济技术合作等一系列议题展开磋商，深入谈论了货物、服务和技术的市场准入问题，并取得了一定进展。2016年10月RCEP第15轮谈判在中国举行，各方完成了经济技术合作章节内容的磋商，这是RCEP完成的第1个章节谈判。2016年12月第16轮谈判在印度尼西亚结束，与会16国代表就中小企业章节达成一致，并在竞争政策章节谈判取得了较大进展。鉴于RCEP由16个成员国构成，中国畜产品贸易不仅涉及了畜产品自身多个种类，还与畜产品相关的其他农产品及工业产品密切相关，局部均2002年的28.51亿美元迅速攀升到2011年的64.16亿美元，增长了125%；近几年来，畜产品出口仍保持较高的增速，但是受到全球贸易增速放缓的影响，2015年畜产品出口了62.71亿美元，与2014年相比减少了13.7%。2.1.

2畜产品进口规模

1资料与方法

1.1临床资料：本次选取的71例研究对象均为我院2015年1月至2016年6月收治的行计划生育患者，根据入院顺序进行编号并利用随机数表法分组，现将资料整理如下：对照组患者年龄23~38岁，平均年龄（30.2±3.5）岁；手术类型：节育环置入术16例，人工流产术19例。观察组患者年龄22~38岁，平均年龄（30.7±3.7）岁；手术类型：节育环置入术17例，人工流产术19例。所有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手术禁忌证、血液系统疾病、认知功能障碍等患者。在性别、年龄、手术类型等资料方面，两组数据对比差异不显著（P＞0.05），具有可比性。1.2方法：两组患者术前均予以血常规、心电图等检查，根据检查结果排除不符合手术标准患者。对照组患者予以常规手术治疗，观察组患者则于超声引导下手术，具体步骤如下：1.2.1人工流产术：术前采用B超对患者孕周以及妊娠具体情况进行探查，在静脉复合麻醉后在超声引导下将窥阴器缓慢置入阴道穹隆位置，了解宫腔形态、子宫大小、妊娠囊着床位置后根据超声检查结果将妊娠囊吸出，然后将蜕膜组织吸出，当B超显示子宫内膜线清晰后停止操作，并将窥阴器退出。1.2.2节育环置入术：在超声引导下，将窥阴器缓慢置入阴道后穹隆位置，采用钳夹固定宫颈，对子宫深度进行测量，根据测量结果将节育环套管送至宫腔，缓慢推进手柄后促使环顶端线结进入至子宫底基层10mm位置，释放尾丝后退出置管和套管，然后对节育环的稳定程度进行检查，如果无任何异常可在宫颈外口5mm处将尾丝剪短，手术结束后将窥阴器退出。1.3观察指标：①观察对比两组患者临床相关指标，包括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②统计两组患者节育环脱落、阴道流血、流产不全、宫腔粘连等并发症发生概率。③采用VAS（疼痛视觉评分法）对患者的疼痛程度进行评价，总分10分，得分越高表示疼痛越严重。1.4统计学方法：根据SSPS19.0统计学软件对收集到的资料分析处理，计量资料采用t检验，以（x-±s）表示，计数资料（%、n）采用χ2检验。P＜0.05表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两组临床相关指标对比：观察组节育环置入术患者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分别为（8.7±2.2）min、（5.5±1.1）mL，对照组分别为（8.4±2.0）min、（7.0±2.5）mL。对照组人工流产术患者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分别为（6.7±2.3）min、（63.7±12.8）mL；观察组分别为（6.3±2.1）min、（44.5±11.1）mL。两组患者手术时间对比无明显差异（t值分别为0.427、0.576；P＞0.05），但是观察组术中出血量明显低于对照组，结果具有显著性差异（t值分别为6.741、7.832，P＜0.05）。2.2两组并发症发生情况对比：对照组并发症发生率40.0%（14/35），其中节育环脱落2例、子宫穿孔1例、阴道出血3例、宫腔粘连2例、流产不全4例、人工流产综合征2例。观察组患者36例，术后发生宫腔粘连2例（5.6%），阴道出血、人工流产综合征各1例（各占2.8%），并发症发生率11.1%。观察组并发症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结果具有显著性差异（χ2=7.854，P＜0.05）。2.3VAS评分对比：观察组VAS评分为（4.1±0.5）分，明显低于对照组（5.2±0.6）分，结果具有显著性差异（t=6.051，P＜0.05）。

3讨论

计划生育是国家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的重要举措，在该政策的号召下，妇科计划生育手术在临床实践中得到广泛应用[2]。人工流产术、清宫术是常见的计划生育术式，以往临床医师多凭借感觉以及经验进行操作，虽然术式简单，但是如果患者存在“子宫过度屈曲、子宫畸形、合并子宫腺肌症”等特殊情况，就会导致简单的手术变得错综复杂，造成手术失败或者增加子宫穿孔、盆腔粘连等并发症发生概率[3-4]。介入超声并在实时引导下进行操作，能够帮助医师对患者病灶的位置、形态等具体情况进行探查，有助于器械直接到达病灶问题，并且通过转动超声探头可观察器械与病灶之间的空间，对操作角度以及深度进行调整，清除病灶更加彻底。节育环置入术是当前育龄妇女避孕的重要手段，使用率较高，但是在常规操作中，可能会受到子宫畸形、肌瘤等因素的影响，导致放环位置出现偏差；操作中由于存在盲目性，器械会反复在宫腔内钩拉、夹取以致引发子宫肌层损伤，甚至可能由于动作猛烈造成节育环断裂[5]。且患者绝经后，生殖器官萎缩以致节育环发生移位，甚至与宫腔粘连、尾丝消失，造成取环难度明显增加[6]。在超声实时引导下行手术操作，可避免盲目性，因此对子宫造成的创伤将会明显降低。

提要：负债融资作为公司的主要融资方式之一，它在为企业提供资金来源的同时，一方面负债融资产生了成本问题；另一方面负债融资也具有公司治理效应。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对我们理解和认识上市公司在不同资本结构下的投资行为，完善公司治理和加强公司监管，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主要回顾了国内外学者对负债融资对企业投资行为影响研究的发展、成果及未来趋势。

关键词：负债融资、投资行为、模型

众所周知，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理论的投资理论是西方投资理论发展走向成熟的重要奠定时期，但是对于哪一种因素最能影响企业的投资行为却存在着实质性的争论。问题的焦点在于投资与金融因素的联系问题上。新古典主义认为投资是一个纯粹的“实际问题”，从长期看只与技术偏好、产出有关。尤其是1958年Modigliani和Miller以完善的资本市场假设为前提，提出了企业投资与资本结构严格无关的命题，而且认为企业的最佳投资是由经济中的偏好和技术决定的。后来新古典理论者对此作了大量的实证分析，他们以J•乔根森新古典投资模型为基础，加入了一些新的变量进行修正，多种模型估计结果显示：在资本市场的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在新古典模型中加入金融变量（如现金流量、利息费用等）可以有力地增强对投资模型的解释能力。而凯恩斯主义则抛开以资本生产率的技术条件为微观基础的分析框架，强调不确定性、资本结构等金融因素是影响投资的关键因素。他们认为投资波动是由金融因素造成的，而且金融和货币条件影响企业的实际资本支出。从宏观上看，西方投资理论，无论是凯恩斯主义还是新古典主义都是赞同或逐步认识到了金融因素在投资决策中的重要作用。投资与融资已成为现代企业资金运作中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经济学家、金融学家和财务学家一直对企业投资与融资的关系非常感兴趣。而负债融资无疑是企业极其重要的一种融资方式，它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更是许多学者研究的热点。

根据目前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关于负债融资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总体上可以归纳为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两个方面。理论分析又可以分为以下两方面：其一是负债融资引起股东—债权人利益冲突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其二是负债融资对股东—经理人利益冲突的相机治理作用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而实证分析主要集中在研究负债融资与企业投资规模之间的关系上。

负债融资引起股东—债权人利益冲突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

1972年，Fama和Miller最早把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冲突引入到了公司资本结构的研究中，他们指出，当公司存在风险负债的时候，能够使公司价值最大化的经营决策并不一定能够同时使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达到最大。在成本理论中，明确提出了股东与债权人利益的冲突对投资行为存在两大影响：过度投资(over-investment)和投资不足(under-investment)。Myers(1977)分析了负债对成长型企业的影响，提出了负债“悬挂”(debtoverhang)作用假说。就像二人拥有企业的特性资本一样，股东控制下的管理人员拥有企业未来的投资机会，这好比是买方期权。这些投资机会通常在决定企业市场价值方面是重要的。如果企业未来的投资收益大部分流向己有的债权人手里，以至于股东不能获得足够的利益，股东可能不会投资。企业拥有的投资机会越大，股东和债权人冲突的可能性越大，结果是造成“投资不足”。Myers指出，企业可以通过以下几个办法减少股东和债权人的这个冲突问题:企业可以拥有较少的负债；或者在债务契约里加进限制性条款；或者拥有更多的短期负债。

摘要：产能过剩是严重影响我国经济稳定发展的因素之一。综述对产能过剩的定义、成因、内在机制等进行阐述，并在此基础上从金融抑制理论入手，分析信贷错配是如何通过引起企业过度投资而加剧产能过剩的。分析信贷错配的根本原因，进一步深入分析信贷错配对产能过剩的影响：信贷错配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企业过度投资水平从而加剧了产能过剩。建议政府减少对信贷资源配置的干预。

关键词：产能过剩；金融抑制；信贷错配；过度投资

近年来，产能过剩抑制着经济的发展，使得企业行为扭曲，资源浪费严重，影响产业结构调整、抑制产业升级。我国对产能过剩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并未达到预期效果。在我国2014—2016这三年的政府报告中，化解产能过剩也被多次提及。通过对以往的梳理发现，对于造成产能过剩的原因认同并不一致，虽说大多数学者是赞同产能过剩是由于体制性方面的原因引起的，但对于产能过剩体制性原因的研究主要是从政府不恰当干预和财政分权制度缺陷出发，并未对现有经济体制缺陷进行深入研究，也缺乏了将我国现存的金融抑制与产能过剩有机结合起来研究的文献。现有的文献对于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低这个问题也未深入研究，导致对影响产能过剩因素的分析不够彻底，在进行政策建议的时候也往往忽略了金融资源配置方面等因素。因此，有必要对造成产能过剩的原因进行深入研究，为解决产能过剩提供合理的建议。

一、对产能过剩与信贷错配的认识

1、对产能过剩的认识。关于产能过剩问题，国外主流理论基本上认为这是市场经济的一种自然现象，这是一个伪问题。具体而言，过剩产能要么被视为企业策略性投资行为的结果；要么被视为企业为应对市场需求的不确定性而须保持的合理闲置产能。在此逻辑下，产能过剩现象既不需要政府干预而且政府也难以有效干预。产能过剩的结构性、持续性与复杂性引起了经济学界的全面关注，许多学者对产能过剩的成因机制进行了探索。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有：潮涌现象理论（林毅夫，2010）、“过度竞争”理论（何贤杰、朱红军、陈信元，2008；江飞涛、耿强、吕大国，2012）、政府补贴性竞争理论（白俊、连立帅，2012；）、政府干预失败理论（卢峰、姚洋，2004；韩国高，高铁梅，2011）等。我们可以从产业组织方面来看待产能过剩，学者们对此进行了不少的讨论，其主要观点还是认为产能过剩是企业蜂拥而至的结果。具体的结论是按照下面几类看法得出的：第一种看法是指出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将产能过剩当作竞争的一种计策（Benoit&Krishna，1987；arham&Ware，1993）。然而这种看法只能解释寡头企业和在所述行业中处于领导地位的企业产能过剩的成因，并不足以解释那些投资多而分散的行业。第二种看法认为产能过剩的形成是因为生产商不能准确地判断消费者的需求。假设生厂商不能准确地判断消费者的需求，最终导致产需不对等，供大于求的后果（Paraskevopouloset.al.1991）。从“羊群效应”来考虑（Banerjee，1992），也就是生厂商不能有效获取外部信息，以至于对市场进行了错误的判断，不能得出合理的生产计划，导致了产能过剩，而企业与企业之间盲目模仿进一步加剧了产能过剩。也可以从市场因素来看待这个问题，市场失灵引起了产能过剩。现关于市场失灵的文献主要从两方面来说明不确定性，一方面是市场波动引起的，另一方面是竞争导致的。而市场波动又主要是由于市场价格和产品生产成本等发生变动而引起的，就造成了企业收益的不确定性（Hartman，1972；Abel，1983；Pindyck，1988；Hassett＆Metcalf，1999；Bartet．al，2003）。从需求侧的角度来看，规模经济理论认为，厂商保有过剩产能可以实现规模经济，形成进入壁垒，进而实现利润最大化（Dixit，1979；Schmalensee，1981；Wenders，1971），并且在需求并不缺乏的时候，厂商的自愿投资生产并没有达到理论的产能，造成过剩产能并不是需求侧的无效。当然除此之外，体制问题也可能引起产能过剩。正是由于体制存在缺陷，才导致产能过剩这个问题周而复始。2、对信贷错配的认识。根据Chacholiades对错配的定义，信贷资源错配可以理解为由于市场不完善而无法形成信贷资源最优化配置的一种客观现象。近年来，产能过剩行业的整体投资和自筹资金并没有得到抑制，资金仍被转移到了产能过剩行业。产生错配是由于政府干预，导致银行大量贷款被投向产能过剩行业。商业银行在产能过剩行业的信贷退出机制不完善，银行信贷资源配置行为受到了产能过剩环境的影响（谭劲松，2012；魏开华，2013）。“两高”行业、传统加工制造业和新兴产业等三类产能过剩行业的银行信贷投放冲动加剧了相关行业的产能过剩，而信贷投放背后的原因又各有不同。康守松（2014）在“解决产能过剩问题与商业银行信贷结构调整及风险防范”研讨会上指出，产能过剩行业在经济上行阶段由于资本利润率一般高于其他行业，从而其获得资金包括银行信贷的能力也较强。产能过剩随着经济周期变化是不可避免的，这也导致银行信贷风险无法避免。产能过剩与银行信贷风险交织存在互为因果，企业负债水平在产能过剩出现下行拐点之后的较长时期都难以下降，从而导致银行信贷风险不断上升，最终成为产能过剩企业高债务风险的承担者。

二、信贷错配对产能过剩的影响

2003年初非典型性肺炎SARS(SevereAcuteRespiratorySyndrome)在最初在广东境内流行，SARS属于不可抗力因素，其蔓延，给许多行业带来了重创。深圳市作为口岸城市，连接大陆与香港，是新兴的现代化城市。电子业、制药产业、旅游业作为深圳的支柱产业，频繁的商旅活动带动了深圳酒店业的快速发展，知名连锁酒店林立，高星级酒店（四星、五星）收入占深圳酒店业总体收入的70%以上，代表了行业的总体水平，引领了深圳酒店业发展。商务散客作为深圳酒店业的主要客源，商务型酒店在深圳所占比例高达85%以上，商务型酒店占高星级酒店的约90%，深圳南山区高星级酒店100%为商务型酒店。研究SARS对深圳南山区高星级商务酒店的影响，对研究SARS对深圳市酒店业的影响具有重要的代表意义。

1.SARS对酒店业影响综述

SARS（SevereAcuteRespiratorySyndrome，严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在广东乃至中国蔓延，对我国的出入境旅游、国内旅游、酒店、餐饮、娱乐、服务等造成了重要的影响。SARS对我国旅游业造成严重影响已是不争的事实，非典疫情对旅游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旅游人数的下降；二是旅游人均支出和总支出的下降；三是旅游总支出下降的引致影响；四是没有实现的本应实现的增长。据国研网预计，2003年国内旅游业的直接损失就高达1400亿元，再加上其对经济的间接影响，总额为2100亿元。吴必虎等呼吁关注旅游业经受SARS后对国民经济所带来的影响，估计SARS对我国2003年GDP损害超过11%。根据国家统计局2004年2月26日公布《200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旅游业受非典疫情影响较大。全年入境人数9166万人次，比上年下降6.4%；全年国内出境人数达2022万人次，增长21.8%；国内旅游人数达8.7亿人次，下降0.9%；旅游总收入3442亿元，同比下降11.2%。旅游业在2003年3月至6月中旬，从往年的高潮期一下跌入淡季，有人偃旗息鼓，有人摩拳擦掌，大练“内功”。

旅游业在受到SARS冲击期间，从管理部门到研究学者到社会各界，都对旅游业的前景忧心忡忡，对酒店业的发展更是持悲观的态度，我国大陆、香港、台湾的酒店板块的股票下跌严重。在疫情的拖拽下，旅游业经历了预兆期、疲软期、休眠期等三个生死有关的阶段，2003年5月份全国旅游业更是基本停滞，酒店业、旅行社业都处于歇业半歇业状态。

SARS疫情的肆虐以及其所造成的快速而严重的影响，受到了最广泛的关注，学者、评论员、行业人员等都通过各种渠道对SARS所带来的影响进行了短效的研究，发表了各自的看法与预测。然而，与SARS期间铺天盖地的传媒报导、评论文章等形成对比的是，SARS过后，各界似乎形成有一种默契，对SARS的长效研究、后SARS的追踪等相对乏力，对SARS的讨论也迅速地偃旗息鼓。

本文通过采集2003年3月至2004年2月对深圳南山区高星级商务酒店的入住率、餐饮收入、酒店收入等数据，了解SARS从爆发到流行到结束，行业所受到的影响曲线，以及影响突出表现在哪些方面；同时通过深度访谈，了解酒店在应对SARS所采取的措施，业内人士对SARS中远期影响判断，以及SARS过后酒店所采取的市场策略及市场补救措施等。

［提要］本文利用陕西省西安市阎良区和渭南市蒲城县微观经济主体调查数据，运用多分类Logistic模型识别主要导致社员信贷配给的因素。实证结果显示：（1）在剔除缺乏有效需求的农户之后，有73.68%的农户遭受不同类型、程度的信贷配给。（2）影响社员遭受信贷配给程度和种类的因素存在一定的差异。需求缺乏型信贷配给的主要影响因素包括户主文化程度、职业类型、家庭纯收入和合作社参与情况；户主文化程度、职业类型、家庭固定资产原值、金融机构从业人员关系、合作社参与情况、合作社金融服务提供情况、购买保险和到银行网点距离对需求型信贷配给影响显著；户主文化程度、职业类型、家庭固定资产原值和合作社参与情况对供给型信贷配给影响显著。

关键词：信贷配给；农户融资；影响因素；多分类Logistic模型

一、引言

国内相关研究表明，资金的稳定持续供给对于农村地区经济的稳定持续发展有重要意义，对于解决农村地区贫困问题，突破农民增收“瓶颈”有重要作用。然而，包括中国在内的众多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地区，由于农户经济地位不高、缺乏担保人和有效抵押物、自身金融素养有限等原因，农户普遍面临着严重的信贷配给现象，显著降低了农村金融市场资源配置效率。近年来，对于农村中小金融机构回归本源、回归农村的呼声越来越高。但根据Boucheretal.（2008）的研究表明，长期以来，金融机构的资金配给制度通过影响农户的行为预期和行为决策，从农户自身角度限制了农户的融资有效需求。但若仅从供给侧增加金融机构、金融产品的数量难以实现缓解农户正规信贷配给程度的要求。鉴于此，本文以实地调研数据为依据，探究农户遭受的信贷配给类型及其影响因素，从而对农户面临的融资约束问题提出针对性建议，对未来进一步深化农村金融改革提供参考依据。

二、文献回顾

农业信贷配给是农户信贷需求满足程度的逆向指标。刘辉煌、吴伟（2015）研究发现，社会资本、风险偏好、经营规模对农户遭受信贷配给程度的影响非常突出。杨汝岱（2011）、赵健兵（2017）都指出，部分农户只愿意在亲友之间进行借贷，排斥正规的信贷市场，对正规信贷的认知偏误是其遭受信贷配给的重要原因。龙海明等（2012）通过测算我国1981～2009年信贷配给程度变化，得出利率是影响信贷配给的主要因素之一。而除了上述因素，保险购买、地理因素、风险因素、户主个人特征、风险态度、价格弹性等，成为部分研究者分析的着力点。已有研究虽然丰富，但是对于农户合作社参与情况和合作社内部金融服务对农户遭受信贷配给程度的影响研究较少。鉴于此，本文运用多分类Logistic模型研究社员遭受信贷配给的倾向和影响因素，并提出通过提升农村金融产品数量、提高合作社金融服务等方法缓解农村地区信贷配给程度。

【摘要】传统文化差异会影响两国的经贸合作关系，如何让中哈传统文化助力“一带一路”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带一路”战略提出后，中哈两国的贸易发展迎来了新的机遇。但是数据显示，两国的贸易总额在倡议推行的前几年却开始下滑。分析两国的贸易现状，发现2019年中哈贸易总额重新突破200亿美元大关，增幅较大。此外，中哈传统文化差异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语言差异和民族风俗差异。据此，文章建议中哈两国加强跨文化贸易人才的培养。

【关键词】“一带一路”，中哈，传统文化

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为沿线国家带来了新的贸易机遇。哈萨克斯坦位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位置，不断加深与中国的贸易合作关系，其更是成为中亚五国中唯一与中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国家。传统文化是国家、民族的根基，对其有着深远的影响。语言文化差异，造成跨国贸易的沟通障碍；民族风俗差异，影响着各自的贸易习惯。因此，在跨国贸易中，文化显得尤为重要。通过分析“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哈两国的贸易现状以及两国的文化差异，并据此提出相关建议，具有较强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文献综述

有关中哈贸易现状问题，不少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分析。李佳（2016）[1]通过研究指出，“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中哈贸易依然存在较多问题，并从三个方面论证了中哈经贸合作的必要性。叶那尔（2019）[2]研究指出，哈萨克斯坦在“一带一路”战略中占据较为重要的地位，虽然中哈贸易额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有所降低，但是两国的贸易结合度却得到了提升，并通过模型论证出中哈贸易目前还是存在较大的发展潜力。徐胜利（2016）[3]对中俄传统文化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文化在中俄两国深化贸易合作关系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张帆，刘佳惠（2017）[4]对传统文化的对外投资影响作用展开研究，分别从有利和不利两个方面论证了中国文化在对外投资中的作用。同时，他们从思维方式、价值观和人才培养等三个方面提出了建议。综上所述，现有文献较多聚焦在中哈贸易现状研究方面，而针对中哈传统文化的研究还相对较少，这是本文的选题意义所在。

二、中哈贸易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