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果范文10篇

由于行政不作为的特殊性，行政主体事实上没有主动做出一定的行为，而是法律、法规把其这种没有做出的行为界定为一种“为”，相比较一般的行政行为来说，行政主体的“不做”是前提。在依照职权所产生的不作为义务造成的损害，往往损害结果的发生不仅仅是行政主体单独造成，而是与行政相对人的行为或者第三人的行为有一定的关系，从而使得比一般行政行为因果关系更难以确定。笔者认为对于因果关系的认定上，应当依据不同的情况，分别判断综合分析适用何种方式。

对于不同的情况，可以采用不同的标准来判断不作为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具体可以分为以下几类：第一、因为行政主体的依照职权的不作为义务，使得行政相对人损害结果出现。但是若要证明，行政机关即使履行作为义务，也不能避免损害结果的出现时，不能认定为行政主体的不作为义务与相对人损害结果出现具有完全的因果关系。所谓的完全的因果关系，笔者认为是指不能要求不作为主体负全部责任。因为行政不作为是一种非常特殊的行为，是行政主体在没有任何行为的情况下，损害相对人的权利。没有行为就没有损害。所以导致损害结果的发生往往与行政不作为相伴的还有其他的行为，像第三人的行为；行政相对人自身的行为，都是可能引起损害结果的直接原因。此时就要求赔偿机关在具体操作的实际案件中，仔细分析，确定责任大小。进行合理的赔偿。第二、在行政主体依照申请没有及时履行制止职责时，他人的行为导致损害结果发生时，我们认为行政主体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有两个条件，第一是有当事人的申请，第二是履行制止义务。两者缺一不可。此处的因果关系是非常好确定的，在当事人需要行政主体及时作出义务的情形下，行政主体在负有履行义务的同时不予做出或者怠于作出，而导致损害结果的出现。如果行政主体能及时的做出制止行为，那么就不可能产生现阶段的损害结果。第三、在行政主体依在出现损害结果后，应当履行消除义务但是没有履行减轻损害后果的职责，导使损害后果进一步扩大发展。有的情况下，行政机关对于已经出现的损害后果没有责任，但是依据法律、法规的规定或者是当事人的申请，应当附有消除减轻损害后果的义务，尽最大的可能把损害后果降到最低。实际上行政主体却没有履行。我们认为此时也是具有因果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利要求国家赔偿。通过以上的几种具体的分类，我们可以看出判断是否具有因果关系的标准，应当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采取某一种固定的规则标准，并不利于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利，也不利于行政主体准确规范的行使自己职责义务。因果关系的产生是进行国家赔偿的基础，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因果关系都可以产生国家赔偿。对于因果关系的阻却有一下两种：第一、缺乏因果关系的事实

1、受害人的过错。因为行政相对人的行为从而导致损害结果的发生或者加重损害结果时，在行政相相对人过错的范围内，完全的或者部分的免去国家赔偿责任，这是一种比较合理的分配责任的方法。

2、不可抗力。因为不可抗力而造成的损害国家不承担赔偿的责任。具体哪些情况属于不可抗力的范围，法律并没有给出明确的列举。理论界大体分为两种情形：

（1）自然灾害等。随着社会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人类逐步提高了对自然灾害的预见能力（像如预测地震，台风等），但是，人类却无法阻止它。而且现实生活中，自然灾害对人们的生活和工作是产生很多恶劣影响的。

（2）社会的异常事件。主要是指一些阻碍国家机关正常履行职责的偶发事件，如战争，罢工、骚乱等。例如，消防武警在接到群众的求救及时到现场扑灭火灾，但是在出警的道路上，不慎道路出现山体滑坡，阻碍了其正常行驶的道路，导致火警迟延到达火灾现场，群众财产损失惨重。但是此时负有救活义务的消防武警去不需要承担因为迟延到达而造成群众财产损失巨大的结果，因为道路山体滑坡属于不可抗力。

因果关系是辨证统一的，有因必有果。作为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是必然还是偶然，这不仅是一个逻辑上的认识问题，而且也是影响司法公正的一个问题。而如何理解“必然”与“偶然”之间的关系，则又成了影响司法公正的争论焦点①。从哲学观点来看，认为因果关系只能是内在的必然联系，也即是说刑法中只有必然因果关系；反之，认为必然与偶然均包含因果性，也就是承认刑法中有偶然因果关系。其实，这些观点都属于哲学上的认识问题，而其最根本却是忽略了刑法施行的直接目的——即正确认定犯罪和适当处以刑罚。因此，讨论刑法中的因果关系，不仅有助于正确认识犯罪与刑罚之间的联系，而且也有助于公正司法，本文试图就此作一些简单探讨。

一、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与哲学上的因果关系的联系与区别

为探讨这个问题，我们先不妨举例说明：

甲遇到患有严重心脏病的乙，对其轻击一拳，乙倒地死亡。如何认定甲的行为与乙的死亡之间的关系，哲学上有这样两种观点：一是认为甲行为与乙死亡结果之间存在偶然因果关系，是偶然巧合，并不符合必然规律；二是认为二者之间存在必然因果关系，因为乙的病情经不起甲的击打，乙的死亡符合必然规律，且乙的死亡结果证明了这种必然性。这两种观点孰是谁非，应该说都有一定哲学根据。然而这种观点的争论在刑事司法中却是多余的，因为刑事司法的任务具有自己的特殊性，决定了它不可能完全用哲学上的观点对等来解决司法的问题，即哲学上有多少种观点，就必须开出多少种司法方案。如果这样，即丧失了司法的统一性和权威性，而法官在定罪量刑时，亦会陷入“久判不决”的尴尬境地。

在上述案例中，司法实践的主要任务是解决甲对乙是否负刑事责任，如果要负责任，又应怎样负？虽然哲学上的认识对正确司法有重要指导意义，但这种指导绝不是惟一的。其实，本案司法机关实际要做的工作是：首先，应查明乙之死是否由甲引起。如果乙在甲事先不知道的情况下服了毒，甲击打乙时恰好乙毒性发作而死亡，那么，甲就不负刑事责任，乙之死亡不是甲的行为所致，即二者无因果关系；其次，应进一步查明甲的行为有无罪过。如果甲并不知道乙的身体健康状况，只是善意地与其开玩笑，而且也不可能预见乙的身体不能承受这种玩笑，那么，这就属于刑法上的意外事件，甲则不负刑事责任。反之，如果甲与乙素有冤仇，明知乙身体有疾患而有意报复，甲就应负故意杀人之罪责；再次，应查明行为人是否具有刑事责任能力。假如甲不满14岁或精神失常，则不负刑事责任；第四，还应看整个事件是否危害了社会，侵犯了社会关系。如果乙属于在逃犯，甲抓捕乙时乙拒捕，那么，甲为了防卫，即使拳击乙，也可以属于正当行为，不负刑事责任。很显然，甲是否负刑事责任以及负怎样的刑事责任，都应由上述诸多因素综合决定。而哲学上的因果关系问题的作用仅仅在于确认甲的行为是否引起了乙的死亡，在刑事司法实践中没有必要再区分因果关系是必然还是偶然。这个结论不仅适用于上述案例，而且适用于所有刑事案件。

二、刑法中因果关系对定罪量刑的作用和对司法实践的意义

一、刑法因果关系概述

（一）刑法因果关系的概念

关于刑法因果关系的概念,存在着各种形形色色的观点。有的学者认为,刑法因果关系是指犯罪实行行为与对定罪量刑有价值的危害结果之间引起与被引起的合乎规律的联系。也有的学者认为，所谓刑法因果关系，是指刑法上危害行为和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还有学者认为，刑法因果关系是作为刑事责任的客观根据而存在于刑法之中的，它既是行为与结果之间的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因果关系，同时又是为法律所要求的法律因果关系，是事实因果关系与法律因果关系的统一等。笔者认为，若对以上关于“刑法因果关系”的概念进行解析，则无论修辞形式如何，可以确定上述概念均明确了“刑法因果关系”的客观性，实际该问题的本质是“因果关系”的客观性。无论从一般社会生活经验出发，还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理论进行分析，都可以明确在客观上存在着被称为“因果关系”的一个考察对象。这也是界定“刑法因果关系”概念的核心所在。

若以界定“刑法因果关系”为根本目的,则必然应先界定“因果关系”，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明确“刑法因果关系”与“因果关系”的联系和区别，才可最后得出“刑法因果关系”的定义。这里涉及到几个问题，一、如何界定“因果关系”？从逻辑学的角度出发，对一个概念下定义，特别是诸如“因果关系”这类极度抽象的概念下定义，定义的内容必然不会凭空产生，立足于科学的方法，应以现有的其他已经确认的科学理论为基石，例如哲学、逻辑学等。简单地说，所谓“因果关系”，若从哲学的立场出发，是指原因和结果之间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若从逻辑学的立场出发，则是指原因是结果的充分条件，原因和结果之间存在着无前者就无后者的条件关系。

二、如何再进一步明确“刑法因果关系”与“因果关系”的联系和区别？这里又涉及到几个问题“：刑法因果关系”与“因果关系”的异同指的是如前所述的“应以现有的其他已经确认的科学理论（这里特指刑法学）为基石”，也就是说，是类似“哲学因果关系”、“逻辑学因果关系”的“刑法学因果关系”呢？还是以“哲学因果关系”、“逻辑学因果关系”为基础的“刑法学因果关系”？

笔者尝试明晰以上问题：对于第一个问题，笔者认为，在明确因果关系客观性的基础上，存在论范畴内的问题已经解决，剩余方法论的问题，应以有利于题论的目的为标准。立足于本文立场，刑法因果关系的目的在于解决刑事责任的归属，故于此，仅须明确因果法则的客观性即可，至于如何成立“因果关系”，依刑法规范确定。对于第二个问题，笔者认为，虽然刑法学作为一门自成体系的法律科学，有其自身的理论体系和方法论，但根据学科分类的特点,以及各学科研究对象的差异,刑法学无法解决诸如“什么是因果关系”之类的问题。此类问题应归属于作为各学科基础的逻辑学、哲学等学科的研究范畴。“刑法因果关系”是以“哲学因果关系”、“逻辑学因果关系”为基础的“刑法学因果关系”。再结合对第一个问题，则“刑法因果关系”以客观的因果法则为基础，二者的关系是“，刑法因果关系”的内涵大于“因果关系”而外延反小，其属于因果关系，是因果关系的一种。

【摘要】本文分析了隐含因果句的结构,并以若干实例探讨了隐含因果句的翻译方法。

【关键词】隐含因果翻译结构

在实际语言中,人们在表达抽象的、复杂的概念时往往借用简单句型和具体事物的词语加以语法化和隐喻化,用谓语动词把思维模式中的“因”与“果”十分精练地连接起来。这种非常简练的语言,有利于展示和表达心理功能。笔者通过归纳研究发现,简单句中隐含着既有表达原因和结果的因果句;也有表达推测(假设、条件、目的等)和结果的因果句,还有表达手段(方法)和结果的因果句。我们且把前者叫做标准因果句,中者叫做准因果句,后者叫做手段因果句。在本质上,它们都是表达因果关系的句子,并且都是以事实为前提、以推理为手段的逻辑思维发展的产物。

1隐含因果句的结构分析

1.1因果关系的确认

隐含因果句的翻译,关键在于其因果关系的确认。语言结构的特点是以容易理解和方便表达的心理现象和心理功能而进行描述的。理解语言应该遵循这一基本思想。确认基本句子结构是否表达因果关系,也应该遵从这个基本原则。确认一个简单句是不是表达因果关系,可从语形和语义结构上去分析。

摘要:英美刑法因果关系的认定采用“事实原因———法律原因”双层模式，第一步，在事实层面考察原因存在与否，其认定基准有“but－for”公式和实质标准。第二步，在事实原因存在的基础上，对原因进行法律规范上的判断，其判断基准有近因说、预见说、刑罚功能说。较之于大陆刑法的相当因果关系、客观归责，发现两大法系刑法因果关系认定逻辑一致，即均遵循“归因———归责”的思路。而我国刑法因果关系之“必然说”与“偶然说”，哲学痕迹浓厚，且未区分事实与规范、归因与归责，导致理论与实践分歧严重，应予反思，两大法系刑法因果关系共通的认定逻辑应是我国思考的方向。

关键词:事实因果关系;法律因果关系;归因;归责

刑法因果关系的认定，争议持久，众说纷纭。英美法系国家采用“事实———法律”双层次模式，而“事实原因”、和“法律原因”的判断又有诸多学说。大陆法系则存在条件说、相当因果关系说、客观归责理论。我国刑法因果关系认定的传统学说为“必然因果关系说”与“偶然因果关系说”，但面临理论与实践困境。美国刑法因果关系认定模式具体内容为何，其与大陆刑法刑法因果关系认定思路有无共通性，如果有，两大法系共享理性何在，这对于修正和完善我国刑法因果关系传统理论具有重大意义。

1英美刑法因果关系认定模式

因果关系，在英美刑法中，它是特定伤害或者其他影响引起的犯罪行为，并和犯罪意图相结合，构成有罪的因素。下文主要探讨的是狭义的因果关系，即结果犯中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虽然因果关系并不是构成犯罪的物质要素，但却是决定刑事责任的一个重要因素［1］。英美法系采用的从事实原因到法律原因的双层次模式，在法律原因中又有诸多学说观点。1．1事实原因。1．1．1but－for原因。“but－for规则”的适用是刑法中考虑因果关系的首要步骤［2］。此规则与“条件说”即“如果没有A的行为，就没有B结果的发生”极为相似，要求原告承担举证责任。例如，A意欲杀B，在B的茶水中投毒，B在饮茶前，突发心脏病死亡。那么，我们不能说A的投毒行为导致了B的死亡［3］。判断行为与结果之间是否存在事实因果关系，“but－for“规则将与案件无关行为予以排除，缩小了原因的范畴。除开极少数例如并发因果等情况之外，若在案件中，控方不能出示强有力的证据证明被告人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有因果关系，那么被告人无须对最后的危害结果承担刑事责任。1．1．2实质原因。实质原因诠释着“法律不问琐事”，并弥补了“but－for标准”的不足［4］。日常生活中，“多因一果”的案例较为普遍，实质原因也就应运而生。它只寻找对危害结果起实质影响力的因素，对其他无关紧要的原因予以排除。例如，在大雪夜晚，甲抢劫醉酒后的乙，并将其衣服脱光，拖至山坡上。清醒后乙起身寻求帮助，刚起身走到大道上，被超速行驶的丙撞死［5］。此案引发的争议是:究竟是甲还是丙造成乙死亡的结果?［6］此案例体现了实质因素的作用。它相较于“but－for标准”加入了社会评价的因素，根据人们的一般观念来判断是否具有“实质性”作用，排除无关事项，缩小了在适用“but－for标准”时圈定的范围［7］19。1．2法律原因。为了弥补在认定行为与结果因果关系时可能出现的缺陷，英美法系提出了法律原因。按照法律规定，从各原因中筛选出成为行为人承担刑事责任的部分，但至今对于法律原因的认定尚未出现成文规定。从范围上来看，法律原因是包含在事实原因之中的。1．2．1近因说。近因是指在造成损害的结果中，对损害负有主要作用的原因。它是导致危害结果的实质性原因，但并非在时间、空间上与结果最为接近。近因是一种事实原因，只有当行为当然或盖然地引起结果的发生，且行为与结果的因果链条没有被介入因素打破时，才能被认定为近因。对于近因的判断模式，英美刑法进行了长期摸索，但最终发现，很难赋予其一个确定的内涵，因此，英美法庭在适用该规则时只能借鉴先例，在政策和公平考量的基础上，判断行为人是否应当承担刑事责任。分析近因主要是判断让被告对一个伤害或死亡结果承担法律责任是否公平与正义。这不是一个科学性质的问题。我们需要考虑的是公平和正义的问题。1．2．2预见说。预见说在因果关系学说中极为常见，各派观点基本都会有所染指，也均不同程度地利用它来弥补理论上的某些缺陷。被害人遭受的结果必须处于行为人制造的危险范围之内，行为人才对损害结果承担责任。可预见的认定是以一个理性人应该预见的范围为标准，其根本目的在于限制责任。但有学者认为，该理论并非是对因果关系的概念的说明或补充，而是和它共存的另一种选择。也有其他学者认为，追究责任只限定于具备该要素的人，主观要素记忆责任认定理论的存在是没有必要的，需要考察行为人对结果的发生是否能够认识。所以，部分人认为，预见说用主观认识代替了客观判断，这是从实际上否认了研究因果关系的必要性，将主观罪过与客观因果混淆在一起，相当于确定了因果关系就确定了责任。笔者认为此种解读有失偏颇。1．2．3刑罚功能说。近因说、预见说都是从某一个微观层面来阐述刑法因果关系理论的，而刑罚功能说则是从一个宏观层面来进行论理。此说认为，刑法因果关系理论的意义和价值在于从众多因果关系中确定同刑事责任有联系的原因，因此应当要体现刑罚的目的及功能。刑罚之所以要惩罚犯罪，其最本质的原因是罪刑相报的思想早已根植于我们心中，是确定具体案件中因果关系的本源标准。警察为了制止准备撕票的绑匪进行杀人行为时，与绑匪发生了激烈的枪战，在此过程中因为偏差开枪打死了被害人。从刑罚功能说来看，被害人的死亡应归结于绑匪的行为，如果没有绑架预备撕票行为，被害人就不会死亡，被害人的死亡最终的责任应归结于绑匪而不是警察。

2英美因果关系认定模式的基本逻辑及其品质

摘要：在司法实践中，刑法因果关系在定罪量刑中起着重大的作用。本文主要从戏水案中引出因果关系的一般理论，浅述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的之间的刑法因果关系该如何认定以及刑法因果关系判断的意义与其发展趋势。

关键词：因果关系刑法因果因素介入因素

2005年8月13日，成年男子张甲、张乙和方某一起从事体力劳动后饮酒，酒后同去水塘里洗澡（均会游泳），其间，三人互相拉扯、嬉闹。方某先上岸，用泥土扔向张乙、张甲，张乙与方某嬉闹，方某又跳入水塘内，扑向张乙，张乙遂将方某按入水中，在方某头部尚未全部浮出水面时，张甲又将方某按入水中，此后，方某一直未再浮出水面。方某尸体被打捞上岸后，经法医鉴定系溺水死亡。

在这个案件中，方某的死亡与张甲，张乙之间的行为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呢？牛传勇在其《戏水致人死亡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一文中指出张甲和张乙应该负有过失致人死亡的刑事责任，而在《刑法因果关系对本案定性的影响——兼与牛传勇商榷》一文中，李泉、张汉荣针对牛传勇的论述发表了他们的观点，他们觉得方某被张乙按压入水后，并不必然会遭到张甲的按压。因此，张乙按压行为与方某的溺水死亡之间存在的是偶然的因果关系，前因并不必然导致结果的发生。仅以偶然因素来判断张乙行为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是缺乏法理基的。

要认清案件该如何归责，必须理顺刑法的因果关系。这首先要理解什么是因果关系，如何去判断因果关系的存在与否。在这个问题上可谓是百家争鸣，在大陆法系有条件说，原因说和相当因果关系说，甚至还可以分为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必然因果关系说，偶然因果关系说和不区分必然偶然的因果关系说；而在英美法系有因果关系的双层理论学说。

在我国，刑法中的因果关系一般是指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所存在的一种内在的，客观的，现实的联系，简单来说就是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一个人对某种危害结果有无罪责，其决定条件之一就是他的行为与该结果有无因果关系，这就是刑法上所说的罪责自负。

「摘要」我国目前对于侵权行为法上因果关系的研究仍非常滞后，尚未形成任何定型的因果关系认定理论，不能适应现实司法审判实践的需要，因此，对侵权法上因果关系的研究是非常必要的。因果关系问题是民事侵权案件构成要件之一，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而且在法律上尚无明确规定的问题。尽管各国法学家对因果关系问题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研究，但至今仍无一方案能妥善解决问题。秉承现代民法精神的各国侵权行为法无不承认因果关系是使人对某种损害结果或不法事态承担民事责任的必备条件，而如何正确确定因果关系也因此吸引了众多学者和法官的眼球。但令人遗憾的是，因果关系问题目前仍然是一个远未解决的难题；本文从世界两大法系代表理论之比较，我国目前民法因果关系理论的现状及其发展、因果关系的证明，融会相关哲学观点论述侵权法上的因果关系。

「关键词」侵权法，因果关系，证明，认定

现代侵权法以自己责任为一般原则，该原则的核心为行为人对且仅对自己的行为所造成的损害结果负责，其基本要求之一就是侵权责任的成立必须以行为和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为前提。侵权行为法上的因果关系乃是侵权损害中原因与结果之间的相互联系，它是存在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的各种因果关系中的一种特殊形式。此类因果关系乃是从已经发生的损害结果出发，逆向查找损害发生的原因，具有逆反性的特点；同时此类因果关系乃是一个客观的存在，但在现实的司法实践中，对因果关系的认定又不可避免地具有司法人员的主观因素在内，这就使主观与客观这一对哲学矛盾在侵权法中的因果关系上尤为突出。

一、世界两大法系因果关系学说之比较

（一）大陆法系因果关系学说

大陆法系，以德国、法国、日本为代表。他们将因果关系区分为责任构成因果与责任范围因果关系，责任构成因果关系性质上讨论的是侵权责任的构成问题，而对于责任范围因果关系则属于损害赔偿责任范围问题。对于因果关系的判定，大陆法系国家主要有“条件说”、“原因说”、“义务射程说”、“相当因果关系说”以及“法规目的说”等，其中最为通行的是“相当因果关系说”，我国现代民法及司法实践中也倾向于此种说法。

一、传统刑法的因果关系

仅当危害行为是危害结果发生的原因，并产生了合乎规律的结果，两者之间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然而司法实践中很难判断两者之间的必然联系。偶然因果关系说则认为，行为虽不是结果发生的直接原因，但其他因素偶然地介入，并由于这因素引起了合乎规律的结果，两者之间就是偶然的因果关系，介入因素就是这一因素与结果之间是必然因果关系。两种因果关系都是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从唯物主义观点来看，因果关系是人们意识之外的自然现象和社会生活之间客观存在的联系。而从唯心主义的观点来看，在外部世界各种现象之间，客观的、人们意识之外的因果关系是不存在的;因果关系就是本文们为认识各种现象而有意识地在诸现象之间建立的一种假定关系。”②两者因果关系的区别在于主体是否能够预见，然而能否预见实际是唯心主义的，否定了偶然和必然的客观性。

二、有关刑法因果关系的主要观点

条件说认为，若行为是结果存在不可缺少的，则它是犯罪结果发生的原因。二者之间，若存在“若无行为，则无结果”的关系，就当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排除法是条件说思维上所重视的。逻辑上若A不存在，B发生，就可将事实排除于原因之外，若A不存在，B不发生，则A是B的必要条件。批判者认为条件说支持所有的发生的条件都是罪因，显而易见，其漏洞之一就是会扩大处罚范围，例如A追B，B在逃跑途中被车撞死，则A需要对B的死亡负责。但是本文认为B在逃跑途中被车撞死这是不可预见的，A在B死亡的结果上没有主观恶性，则无需负责。其次，批判者认为即使主张由故意与过失限定处罚范围，但是在结果发生之后，处罚范围还是会被扩大。例如A追赶B，并希望B在逃跑途中被车撞死;结果B真的在逃跑途中被车撞死，则A需要对B的死亡负责。但是虽然有想法，而没有实际犯罪行为，本文认为还是不应该被处罚。再者，批判者认为有实行的危害行为的进行，其是结果的条件，然而介入了其他因素或行为，导致了危害结果的发生。如此，前实行条件也需要对危害结果负责。本文认为可以结合相当因果关系说进行解答。相当因果关系说利用一般社会生活经验判断，若行为同结果具有相当关系，即其为结果发生的原因，存在着主观说、客观说、折中说的不同。客观说以客观存在的事实为基础，主观说认为应当以行为人所认识的事实为标准;折中说则结合两者判断因果性的存在。按照相当因果关系中的客观说，B在逃跑途中被另一个未事先联络的杀手C开车撞死不是客观的，所以A与B的死亡不存在因果关系。而按照相当因果关系的主观说，由于A对B在逃跑途中被杀手C开车撞死没有预见性，所以因果关系不存在。根据相当因果关系的折中说，由于一般人和A都对B在逃跑途中被另一个未事先联络的杀手C开车撞死不存在可预见性，所以A的伤害行为和B死亡之间的因果关系不存在。关于相当因果关系说，存在对受害人特殊体质问题，本文主张相当因果关系的折中说。单方面的听取行为人的观点，必然会给诡辩者更多机会，增加现行司法实践的难度，然而对行为人的全盘否决，缺乏可信度。对于复杂多样的介入因素，本文认为还需要联系行为发生的特定条件下的客观联系，即不能离开客观条件判断因果关系。对此张明楷教授在《刑法学》中提到四个方面的因素:(1)行为人实行行为导致结果发生的危险性的大小;(2)介入因素异常性大小;(3)介入因素对结果发生的作用大小;(4)介入因素是否属于行为人的管辖范围。对介入因素的判定，可联系客观归责理论。

客观归责理论认为当行为造成一个法律规定所要加以防止的危险，而此危险足以发生构成要件结果的，则这一造成具体结果的行为，即系客观归责。降低风险等于没有制造风险，对于没有制造风险的行为当然不应被归责。假定的因果关系，一般指的是虽某个行为导致结果的发生，但即使没有该行为，由于其他的情况也会产生同样的结果，应归责。对那些遵守规范且无主观恶性而有实行行为的主体不应该对危害结果负责。部分违反了规范且无主观恶性而有实行行为的主体不应该对危害结果负责，例如在高速公路上A醉驾，B突然蹿出被撞死，此时就算A没有醉酒的实行行为还是不能阻止危害结果的发生，A不应该对B的死亡负责。禁止酒驾是为了增加驾驶人的控制及辨别能力，保护法律规定可以控制的行人安全，然而对于在高速公路上突然蹿出的个体，已经超出一般人的控制能力，超出了法益范围。

作者:朱群杰 包钰琴 单位:浙江工业大学法学院

摘要：上把因果关系定义为“引起”和“被引起”的关系，现实中能够用“因为……所以……”表述的关系并不都是因果关系。逻辑推理中的“条件和结论”与现实中的“原因和结果”必须给予严格区分，复杂因果关系是“基本因果关系”的复合，电源、开关、灯泡三个“元件”串联而成的电路可以作为基本“因果关系模型”。原因与结果都是动态的，开关的“开”与灯泡的“亮”之间具有因果关系，而不是开关与灯泡具有因果关系。寻找可能的原因（现象）是逻辑推理，可能的原因现象有“并联”和“串联”两类，并联现象中只要有一个发生结果就会发生，串联现象必须全部发生结果才会发生。“时间”参数的有无是因果关系与逻辑推理的根本区别。并联现象中最先“成就”的那一个是结果发生的“原因”，而串联现象中最后“成就”的那一个是结果发生的“原因”。原因和条件的区别全在于出现的时间不同。在此基础上，内部原因和外部原因、主要原因和次要原因、根本原因和一般原因、直接原因和间接原因、偶然原因和必然原因等，都可以作出合理解释。

关键词：因果关系原因和条件内外因关系逻辑

破坏分子发现炸药仓库的守护卫兵在后半夜两次交接班时警惕性较差，遂利用这一疏漏，接近仓库点燃引爆物引发仓库爆炸，使国家财产遭受重大损失。

破坏分子“点燃”引爆物的行为无疑是仓库“爆炸”的原因。有人认为，保卫工作的“疏漏”也是“爆炸”事件发生的重要原因。还有人根据内外因原理认为，“炸药能够爆炸”（具有爆炸的性能）是内因，破坏分子“点燃”引爆物是外因。内因是根本的、决定性的原因。如果仓库内存放的只是一堆石子而没有炸药，就不会出现爆炸的结果。这一说法看似可笑，但与所说的“温度不能使石头变成小鸡”的例子是颇为类似的。

人们普遍认识到，现实中的因果关系是复杂的，存在“一因一果、一因多果、多因一果、多因多果”等情况。人们还从不同的角度把原因分为“直接—间接、主要—次要、重要—一般、偶然—必然”等等。但由于这些划分标准没有给予严格界定，这就引起许多不必要的争议。本文试图通过对概念进行严格定义，建立起“基本因果关系模型”，并以此为基础对复杂因果关系作出解释。

一、基本因果关系模型

案情概要

济宁正元化工有限公司（下文称正元公司）自2010年4月起由原济宁市市中区环保局环境监察大队负责监管。魏某时任该监察大队大队长和污染控制科的负责人；石某时任该监察大队工作人员（2011年5月起任信访科副科长），自2010年8月负责信访案件的查处并承担监察大队的工作；李某甲时任该监察大队工作人员，自2010年6月负责危险废物的监管及危险废物的申报登记工作。2010年9月至2011年5月间，群众多次举报正元公司偷排危险废物污染环境，魏某、石某作为省厅2010年第四季度重点案件的承办人，石某作为负责信访工作的人员，均没有对举报内容进行认真查处。期间，魏某作为部门负责人，石某、李某甲作为承办人，三人在办理该公司案件的过程中查处不力，并且在对该公司做出行政处罚后明知济宁正元化工有限公司未经允许擅自恢复生产后也未采取任何措施，致使该公司违法偷排危险废物的行为没有受到及时查处和制止。而且被告人魏某、石某二人明知该公司申报危险废物产生量为零的登记不实，未核实就上报，致使该公司偷运偷排危险废物的行为长期脱离省市重点监控，最终导致两次重大环境污染事故，造成公共财产共计94万元的经济损失。2014年12月30日，济宁市任城区人民检察院以上述三人犯环境监管失职罪为由向任城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判决要旨

一审中，三人均要求判处无罪：其中，李某及其辩护人意见认为其行为与本案事故之间无直接因果关系。对此，一审法院判认为被告人魏某、李某明知该公司2011年第二季度申报危险废物为零吨与事实不符，仍上报省市环保部门。三被告人未履行监管职责的行为间接导致了两次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的发生，且未认真履职行为与两次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具有因果关系，其行为均已构成环境监管失职罪。一审判处魏、石、李三人犯环境监管失职罪，免予刑事处罚。李某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案情评析

“环境监管失职罪”由我国《刑法》明文规定为：“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严重不负责任，不履行或者不认真履行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导致发生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造成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行为。”而从魏某等犯环境监管失职罪的案例可以看出：本罪的相关认定问题在司法实践中还是存在争议的。无论是本罪的主体范围是“身份说”还是“公务说”的研究，还是本罪的主观方面是否限于过失的研究，或是关于本罪的客体是“单一客体说”还是“复杂客体说”，亦或是关于本罪的客观方面的分析研究都存在一定的争议。这也使得环境监管失职罪在司法实践过程中存在入罪少，适用难的困境。有学者说：“刑法中的因果关系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作为归责的依据，要将所发生的结果归责于行为人，就要求行为人的实行行为与结果之间具有‘原因与结果’的关系。”因果关系作为学界研究的一个重点问题，如何认定因果关系对是否构成一罪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它也是司法实践中的一个难点问题，从各种环境监管失职案的判决来看，犯罪人否认其失职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来妄想逃脱罪责的情况十分普遍。比如本案中，李某及其辩护人意见认为其行为与本案事故之间无直接因果关系，要求判处无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