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题范文10篇

关键词:绑架罪/绑架杀人/绑架抢劫/人身自由

内容提要:刑法规定，行为人绑架被害人后又将其杀害的依绑架罪论处，绑架杀人的犯罪形态应是牵连犯；绑架后又对被害人抢劫的，应对绑架罪与抢劫罪予以数罪并罚；绑架罪包含了两个具体构成要件，即敲诈勒索罪和非法拘禁罪。厘清绑架罪中的非法限制他人的人身自由，则是区分绑架罪与敲诈勒索罪的重要因素。

绑架罪是一种严重侵害公民权利的危害行为，因此，该罪也一直受到司法机关与立法机关重点关注，这从一贯的刑事政策与相关的司法解释都可以推知。鉴于绑架罪涉及到刑法理论上的一些疑难问题，理论界对该罪做了深度探讨和诠释。纵观学者们的观点，有一定合理性，但总体上而言，在一些方面还存在可探讨的余地和空间，比如对绑架杀人犯罪形态的理论解析、对绑架抢劫行为的司法定性及对绑架罪构成要件中的剥夺人身自由应如何理解等，都需要做进一步的分析和论证。文章也正是立足于上述几个角度，对绑架罪做了具体翔实的探讨和解读，以期能更好地解决绑架罪中的一些疑难问题。

一、绑架杀人行为的犯罪形态辨析

刑法第239条规定：致使被绑架人死亡或者杀害被绑架人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根据本条规定可知，绑架并杀害被害人的以绑架罪论处。对该条中的绑架杀人行为，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诠释和论证，虽然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总体上看，还有可商榷的空间，因此，还需对绑架杀人行为做进一步的分析与探讨，以达到对其形态进行准确认定之目的。

有的学者认为，“杀害被绑架人的”是指除了绑架行为以外，还存在着故意杀人的行为，故是结合犯，但立法者对绑架杀人行为并没有设置新的罪名，而是沿用了绑架罪的罪名。[1]在日本与德国等其它国家的刑事立法中，可以找到结合犯的立法例，比如日本的强盗强奸罪、德国的强盗过失杀人罪等。我国台湾地区刑法第226条将实行强奸行为并杀害被害人的两个罪行合并而成强奸故意杀人罪，这也是结合犯的立法例之一。而在我国1997刑法典中没有结合犯。其实，国内有关结合犯的种种观点仅是学者将大陆法系的理论引入而已，并在此基础之上，将我国刑法典中的一些刑法条文牵强附会地解读为结合犯。从国外的刑法规定与刑法理论来看，结合犯的产生有其特定的背景和原因，即若对行为人不以结合犯的罪名论处，就不能达到准确、适当量刑之目的。“也就是说，从立法上看，由于结合犯涉及到的各个具体罪名所规定的刑罚相对较轻，如果适用其它罪数理论则达不到罪刑均衡之目的。立法者之所以将数个犯罪的构成要件结合规定为一个构成要件，是考虑到罪刑衡平的需求。如果对实施该数罪的行为人按照想象竞合犯、牵连犯、连续犯处理，就会破坏罪刑相适应原则，无法满足罪刑衡平的需求。”[2]从这个角度而言，结合犯是为了弥补可能导致罪刑不适应而出现的一种刑法理论与立法技术。另外，从国外刑法典的规定考察，结合犯的具体形式其实只有一种，即甲罪＋乙罪＝丙罪或甲乙罪。虽然在国外的刑法理论上也存在甲罪＋乙罪＝甲罪或乙罪的结合犯形式，但从刑法规定来看，并没有相应的立法例予以印证。有的学者也对此做了明确诠释：“结合而成的新罪，应当是与数个原罪均有区别的新的独立的犯罪，其不但在结构上与数个原罪有一定的差异，而且在罪名上也与数个原罪不同。”[3]实质上，学者们谈到的一些结合犯形式，更准确地说，应该是结果加重犯、情节加重犯及牵连犯等犯罪形态，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结合犯。因此，结合犯的形式只有一种，即甲罪＋乙罪＝丙罪或甲乙罪。从结合犯产生的原因与结合犯的具体形式考察绑架杀人行为，似乎并不能得出其为结合犯的论断。首先，对绑架杀人行为处以故意杀人罪，也可以达到对行为人适用死刑之目的，也可以做到罪刑相适应，因为故意杀人罪的最高刑为死刑，立法者完全没有必要特别设置结合犯来解决罪刑不均衡的问题。而下文中论者的观点也从侧面表明，就绑架罪而言没有设置结合犯的必要，以牵连犯处断即可。“故在二个犯罪行为之间（结合犯所结合的两个犯罪行为——笔者注），亦常具有牵连之关系，视其情节，本亦有可成立牵连犯，但因牵连犯从一重罪处罚，不能达到刑罚之平衡，法律乃将其结合成一独立罪名，成为实质上一罪，并科以较重之法定刑，与牵连犯之独立成立数罪名，就其中较重之罪处端有异，其立法目的乃在于加重惩处。”[4]其次，刑法典第239条明文规定，绑架并杀害被绑架人的，以绑架罪论处，而非以绑架杀人罪处。这种形式不过是理论界所谓的甲罪＋乙罪＝甲罪的结合犯，而不是国外立法例中典型的结合犯形式，即甲罪＋乙罪＝丙罪或甲乙罪。总之，根据上文分析，将绑架杀人厘定为绑架罪的立法形式视为结合犯是存有疑问的。

摘要：我国未来物权法，对于不动产登记簿的开放对象应当有所限制，但对于开放内容不应有所限制；物权人的返还原物请求权不应当适用诉讼时效；应当建立取得时效制度，并应区分一般动产、准不动产、未登记不动产而规定不同的成立条件；在动产的转让人为无权处分而受让人为善意的情况下，转让人与受让人之间的合同是否有效不应当以“无权处分”为条件，只有在转让合同无效的情形下，受让人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才是依善意取得制度的取得，此时的取得是原始取得；在共同共有的情形下，原则上处分共有物应当经共有人全体一致同意，但应容有若干例外；不应当规定居住权；动产抵押的公示方式问题无法彻底解决，如果规定动产抵押，应当实行登记要件主义，适于烙印、打刻或贴标签的动产，应当采取烙印、打刻或贴标签的方式，其他无法解决公示方式的动产应当禁止抵押；主债权履行期届满后，抵押权人行使抵押权，原则上不应当有一个时间限制，但抵押人非为债务人时可容有例外；在债务人不偿债时，抵押权人不能直接让抵押人交出抵押物，实现抵押权，但可以持抵押权登记簿副本直接申请法院拍卖抵押物。

关键词：物权立法；疑难问题

在今年六月下旬于扬州大学召开的物权法草案征求意见会上，全国人大法工委的王胜明副主任提出了物权立法中七个尚待解决的疑难问题，希望全国理论界和实务部门提供理论和经验支持，本人作为一名从事物权法教学和研究的高校教师，自觉有义务对这七个问题进行研究和思考，以期能为物权法的制定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

王主任提出的七个问题是：1、不动产登记簿的开放程度问题；2、返还原物请求权是否应当适用诉讼时效的问题；3、是否应当建立取得时效制度，如何建立取得时效制度，并处理好取得时效与诉讼时效的关系问题；4、在动产的转让人为无权处分而受让人为善意的情况下，转让人与受让人之间的合同是否有效，受让人所有权的取得是原始取得还是继受取得的问题；5、在共同共有的情形下，对共有物的处分是否应当经全体共有人一致同意，以及如何处理物尽其用与保护其他共有人及相对人利益的关系问题；6、是否应当规定居住权，赞成或反对的理由是什么的问题；7、对于抵押权，（1）动产抵押的公示性如何解决的问题；（2）是否应当规定在主债权履行期届满后给抵押权人行使抵押权一个时间限制的问题；（3）在债务人不偿债时，抵押权人能否直接让抵押人交出抵押物，实现抵押权的问题。现就这七个问题发表管见如下，供立法机关参考。

一、关于不动产登记簿的开放程度问题

对于不动产登记簿的开放程度问题，目前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应当完全开放；另一种观点认为，应当有限度的开放。笔者认为，不动产登记簿的开放主要涉及到两个问题：一是开放的对象问题，即向什么人开放的问题；二是开放的内容问题，即不动产登记簿上的哪些信息可以开放的问题。对于前者，笔者认为，不能向社会上的所有人开放，而只能如《物权法草案》（第三稿）[①]第十八条所规定的那样向不动产的“权利人和利害关系人”（包括他们的人如律师等）以及有关国家机关（如司法机关、检察机关等）开放。这样，既可以避免社会上的一些不法之徒在掌握了他人拥有大量的不动产之后进行敲诈（绑架）勒索，又可以避免登记机构承担因任何人都可以查询复制登记资料所带来的过重的工作负担；对于后者，笔者认为，应当完全开放。对于向权利人本人以及有关国家机关完全开放自不用说，就是向利害关系人，也应当完全开放，因为只有这样，利害关系人才能完全了解该不动产上是否有负担、权利是否有瑕疵等等，从而决定是否与之进行交易等。当然，利害关系人在查询过程中如果知悉了权利人的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则应当承担保密的义务，否则构成侵权。

［摘要］食品监管渎职罪的主体必须是负有食品监管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包括直接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构成食品监管渎职罪，必须有“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发生，且渎职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食品监管渎职罪的主观方面只能是间接故意和过失，不可能包括直接故意。食品监管渎职罪与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或其他特殊类型的渎职犯罪竞合时，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与受贿罪竞合时，数罪并罚，法律有特别规定的除外；食品监管人员利用职务帮助他人实施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构成食品监管渎职罪的同时，与他人构成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共犯，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关键词］食品监管渎职罪；主观要素；客观要素；竞合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增设食品监管渎职罪以来，已有五年。由于对刑法第四百零八条之一关于食品监管渎职罪的规定理解适用上的分歧，导致司法实践中出现标准不一、同案异判的现象。为了准确理解适用刑法第四百零八条之一，提高司法效率，体现司法的严肃性和权威性，本文对食品监管渎职罪的主体、主观方面、客观方面以及竞合问题进行探究，以推进食品监管渎职罪立法、司法的完善。

一、食品监管渎职罪主体范围的界定

判断自然人或单位的行为是否构成某罪时，首先要查明自然人或单位是否具备刑法规定的该罪的主体特征。根据刑法第四百零八条之一关于食品监管渎职罪的规定，食品监管渎职罪属于身份犯，即“负有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才可能构成该罪。因此，要判定行为人的行为是否构成该罪，首先查明行为人是否属于“负有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长期以来，我国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范围的界定存在身份论和公务论之争。身份论者认为，渎职犯罪是一种职务犯罪，渎职犯罪的主体必须具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身份。公务论者则认为，行为人是否属于刑法意义上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应以是否从事公务来判定，不需考虑其是否具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身份和编制。还有学者主张，应当将身份与公务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即以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论者至少应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如果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则不可能从事公务，而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人，如果从事的仅仅是劳务，而不是公务，也不属于刑法意义上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2002年12月28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章渎职罪主体适用问题的解释》明确规定，“在依照法律、法规规定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或者在受国家机关委托代表国家机关行使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或者虽未列入国家机关人员编制但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在代表国家机关行使职权时，有渎职行为，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关于渎职罪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由该立法解释可以看出，立法机关对渎职罪中“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认定标准，适用的是公务论，而非身份论。根据我国宪法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包括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和军事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但并非任何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都可以构成食品监管渎职罪，只有负有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才能构成食品监管渎职罪。根据2015年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五、六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国务院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对食品安全负有监督管理职责。但是，根据该法第142条至145条规定，对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责任的追究，仅限于“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卫生行政、质量监督、农业行政等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中“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不包括国务院。根据我国宪法规定，国务院是中央人民政府，其主要对国家各项事务的宏观管理和决策，明确国务院各职能部门的任务和职责，不负责具体的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直接主管人员不同于直接责任人员，直接主管人员对直接责任人员负有监督、管理和指导的责任，二者是上下级隶属关系。直接主管人员对作为下属的直接责任人员的渎职行为是否承担责任，不可一概而论，应具体情形具体分析。当直接主管人员认真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对直接责任人员尽到了自己应尽的监管责任，对直接责任人员的不当行为也及时进行了指正，直接责任人员仍执意违法而为，直接主管人员对直接责任人员的渎职行为不承担法律责任；当主管人员没有认真履行自己的监管职责，对于下级人员的不当甚至违法、犯罪行为未予及时警告制止，那么此时的直接主管人员是有过错的，存在渎职行为，应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并且对其责任的追究“不以其渎职行为与造成的危害结果之间存在直接或必然的因果关系为必要条件，只要存在间接或偶然的因果关系即可。”［1］直接责任人员，一般是渎职行为的直接实施者，危害食品安全的后果一般是由其渎职行为直接造成，危害后果与直接责任人员的渎职行为之间具有必然的直接因果关系。实践中有些直接责任人员虽有渎职行为，但不足以危害食品安全，危害后果是由食品经营者的违法行为或其他食品监管人员的渎职行为造成的，因其渎职行为情节显著轻微，不宜认定为犯罪。

二、食品监管渎职罪客观要素的判定

摘要：目前由于我国的立法对敲诈勒索罪的概念界定比较模糊,各地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适用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较大差异,从而引发了敲诈勒索罪认定中的诸多问题。本文通过对敲诈勒索罪各构成要件中最具争议的方面进行分析,并对敲诈勒索罪与其他罪名进行辨析,以解决司法实践中经常遇到的困惑和问题。

关键词：敲诈勒索犯罪构成司法认定

敲诈勒索罪是我国社会生活中常见的一种财产犯罪,它发案率高,严重侵犯了我国宪法和刑法所保护的公私财产权利。为了更好的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对其进行准确的界定和恰当的处罚更是不容忽视。然而,我国目前的立法对本罪的概念界定比较模糊,加之敲诈勒索罪手段行为更是与抢劫罪存在相似之处。对于两罪相交的中间地带,各地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适用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较大差异。同时,本罪与勒索型绑架罪及诈骗罪等都极易混淆。此外,在本罪的客观方面、主观目的及犯罪对象的内容界定等方面都存在一些问题,也是目前造成司法界在本罪的法律适用上还比较混乱的原因。下面将就上述方面的具体问题展开分析。

一、敲诈勒索罪的客体

(一)敲诈勒索罪的客体是简单客体还是复杂客体

一般认为本罪的客体不仅包括财产权利还包括人身权利。也有学者认为财产权利是敲诈勒索罪的唯一客体,敲诈勒索罪的客体是简单客体,并不包括人身权利。其理由是现实生活中存在一些特殊情况,即行为所针对的,不再是被害人应受法律保护的某种权利,而是其不能曝光的非法利益;或者以就被害人而言具有特殊意义的财物相威胁,进而索取某种价值相对较低的,或者被害人无关紧要的财物。这两种情况都没有体现对被害人人身权利的侵犯。笔者认为这种理解看似合理,实际上有失偏颇。虽然在两种情况下,行为人威胁的内容都是针对被害人的财产权利或者不法利益,但由于“恶害的实现并不要求其自身的违法性,即便是包含正当权利的事项,如果作为使他人交付财物的手段来使用时,也可能成为胁迫行为。”即刑法之所以要把行为人将被害人不能曝光的非法利益予以揭发这样一个行为作为威胁的行为,不是因为揭发他人的行为本身不合法,而是因为行为人的本意并不是真的想揭发他人,而是以此为手段来使被害人产生心理上的恐惧来达到自己勒索财物等犯罪目的。无论行为人威胁的内容针对被害人的财产权利还是不法利益,其性质都是使被害人心理产生恐惧和强制,都侵犯了被害人的人身权利。因此笔者认为本罪的客体不仅应包括财产权利,还应包括人身权利。

【内容摘要】本文结合我国破产立法中有关自然人破产、破产原因、破产管理人、重整、国企破产以及劳动债权的清偿顺序问题进行了研讨;建议我国破产法应当对自然人的经营破产问题作出规定,破产法应当以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作为申请破产的原因,对政策性破产应当作出必要的限制。劳动债权不能优先于担保物权而受偿。

【关键词】破产法破产原因管理人重整劳动债权

现行破产立法尚不能很好地适应我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有必要制定一部可普遍适用于各类市场主体、科学的、符合国际惯例的新破产法。目前,新破产法正处于紧锣密鼓的制定之中,且近期立法机关又加快了制定的步伐。有鉴于此,本文拟就新破产法制定中的若干疑难问题进行探讨,以期能对立法提供参考。

一、关于破产法的适用范围

破产法作为调整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律和确立优胜劣汰规则的法律机制,应当是一部统一的、普遍适用于各类市场经济主体的破产法。任何个人和企业只要进入市场,其权益应当受到平等保护,在其符合破产条件时,就应按照破产法的规定平等对待。正在制定的破产法在适用范围上首先应包括各类法人企业以及合伙企业、个人独资企业等非法人企业,从而成为一部名副其实的“企业破产法”。

虽然现在正在制定的破产法在名称上称为企业破产法,但并非完全不能调整自然人的破产问题。从破产制度发展的历史来看,最初的破产主要是自然人的破产,法人制度出现之后,才开始出现法人的破产制度。当前,各国立法一般都规定,原则上对所有的民事主体都适用破产制度,因此,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破产法均将自然人纳入到破产法调整范围之内。①一般来说,自然人破产可分为两类:一是自然人因从事经营活动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而被宣告破产。二是自然人在各类消费关系中因消费借贷而发生支付不能,从而被宣告破产。对这两类自然人的破产问题,目前是否均应当在我国破产法中予以规定,仍然存在争议。从实践来看,这两类问题都比较突出,但我们认为,消费者破产问题目前在破产法中作出规定时机还不成熟。尽管一些学者认为,建立消费者破产制度有利于培养良好的信用环境,有助于对自然人的举债起到警示作用,有利于促使其理性消费,帮助消除欺诈不讲信用等行为,但由于消费者破产涉及许多复杂的问题,例如是否确实资不抵债、对消费者生活必需财产范围的确定与保留、如何免责、失权及复权的评价等问题,难以确定。消费者人数众多,其破产涉及的人力太大,而我国迄今为止仍然不存在自然人破产制度,在这方面缺乏必要的经验,如果一下子将破产法扩大适用到广大的消费者破产,我国法院的司法资源还难以承受。如果成千上万的自然人涌到法院申请破产,也会带来新的社会问题。

2011年1月21日，国务院颁布了《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本文中称征房条例），废止了以前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本文中称拆迁条例）。征房条例代替拆迁条例乃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但由于征房条例对拆迁条例修改较大，且对商业拆迁、拆迁维权等修改较大，在实践中难免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难点。本文作者从事多年政府法律顾问工作，结合现行有关规定并根据处理拆迁纠纷的经验就征房条例可能涉及到的难点热点问题提些粗浅的看法以求教于方家。

一、纯商业拆迁是否适用本条例？

根据“征房条例”规定，本条例规定是只针对公共利益，相对于旧条例，缩小了适用范围，因为旧条例是允许商业拆迁的。另根据《循环经济促进法》规定，“城市人民政府和建筑物的所有者或者使用者，应当采取措施，加强建筑物维护管理，延长建筑物使用寿命。对符合城市规划和工程建设标准，在合理使用寿命内的建筑物，除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外，城市人民政府不得决定拆除。”就是说，自2009年开始非公共利益政府不能决定拆除。

二、补偿范围是否包括土地使用权？

这个在旧条例中没有规定，只有个批复，是《国务院法制办对北京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关于城市私有房屋拆迁补偿适用法律问题的请示的答复》（2002年1月24日，国法秘函〔2002〕15号）规定，“一、关于1999年1月1日现行土地管理法施行前拆迁城市私有房屋的补偿问题。根据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1999年1月1日现行土地管理法实施之前拆迁城市私有房屋的补偿，应当适用原土地管理法和原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规定。二、关于1999年1月1日现行土地管理法施行后至2001年11月1日现行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施行前，拆迁城市私有房屋的补偿问题。现行土地管理法第五十八条规定，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对土地使用权人应当给予适当补偿。……北京市人民政府作出上述规定，将土地使用权补偿因素纳入补偿范畴，不存在法律问题。因此，北京市可以依照上述规定对被拆除的房屋进行补偿。三、关于2001年11月1日现行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施行后，拆迁城市私有房屋的补偿问题。……2001年11月1日以后实施的拆迁，货币补偿款中包括对土地使用权的补偿。今后，对被拆除房屋的补偿应当按照《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规定执行。”根据这个批复的意见，现行的一般做法是“地随房走，地不计价”。但我们认为，这明显与物权法土地法相矛盾。

物权法第一百二十一条规定“因不动产或者动产被征收、征用致使用益物权消灭或者影响用益物权行使的，用益物权人有权依照本法第四十二条、第四十四条的规定获得相应补偿。”，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间届满前，因公共利益需要提前收回该土地的，应当依照本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对该土地上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给予补偿，并退还相应的出让金”，土地管理法第五十八条“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对土地使用权人应当给予适当补偿”。

摘要：一直以来，农村的宅基地管理均是农村管理工作的重点与难点，尤其是针对宅基地土地的登记工作，由于在实际的登记过程中，关于权利人、面积的认定以及发证等许多方面都存在一定的问题，加之受传统封建思想的影响，使得大多数农民在住宅建设时会千方百计多占土地，更有甚者连耕地都会占用，这些都进一步增添了农村地区宅基地土地的管理难度。

关键词：农村；宅基地；登记疑难

针对农村地区宅基地土地的登记工作，其主要目的在于通过土地登记形成较为完整的地籍信息资料，从而有利于对农村地区的土地权属进行规范化、科学化的管理，更好地保护农民的产权，通过明析产权推动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然而由于当前，我国大多数农村地区的宅基地土地登记工作均存在一系列的疑难问题，相应地也使得农村宅基地的登记发证工作难以得到有效推进，对此，相关部门必须对此给予足够重视，并积极思考解决的方法与策略，从而实现对农村宅基地土地的规范化管理[1]。

一、农村宅基地土地登记情况

当前，我国大多数的农村宅基地土地登记工作均处于较为艰难的局面，首先是关于土地规划的执行问题，虽然政府部门对农村地区的土地进行了统一的规划，推动新农村建设，然而在实际的规划过程中，难免需要对部分农民的老住宅进行拆迁，然而部分农民因其思想较为保守，认为这片土地乃是自己祖先所留，且祖祖辈辈均在此生活，因而并不希望移居他处，进而给土地的规划造成了一定的困扰。此外，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农村地区农民的生活也逐渐富裕起来，这些农民有的因进行了对的投资而富裕，有的则是进城打工挣钱后想要回到自己的家乡安家立业，因此需购买新的住宅，这些现象同样为农村宅基地土地的登记工作带来了许多困难。与此同时，在部分人口较多的村庄，大多数农民在住宅建设时会千方百计多占土地，更有甚者连耕地都会占用，而这些地区的村干部因与农民较为熟悉，或基于亲戚关系等因素而对此一现象视而不见，更是严重阻碍了农村宅基地土地登记工作的有序开展。

二、农村宅基地土地登记存在的问题

一、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的问题

何谓国家机关?依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指行使国家权力，管理国家事务的机关，包括各级权力机关、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和军队，但与我国宪法相对应的概念只有国家机构而没有国家机关。实践中，对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作为贪污罪的主体争议最大的是有关党或者政协的机关是否属于国家机关，其工作人员是否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主要有两种观点，否定说认为，根据宪法的规定，党派机关不属于国家机关，因此，只能认定其工作人员属于国家工作人员中的准国家工作人员，而不属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肯定说认为，在我国，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政协是参政议政的重要形式。中国共产党的各级机关和政协的各级机关均具有国家机关的性质，并且上述人员均填写过组织人事部门的干部履历表，因此，其工作人员属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我们认为，肯定说有一定道理，但也存在不足。对于这些机关是否国家机关，其工作人员是否属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应实事求是地分析。在我国，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政协处于参政议政地位，其所从事的活动应当视为具有公共事务的管理性质，其机关中的工作人员可以认为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但应作必要限制：构成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党务人员和政协人员是指对党和政协的事务进行整体性、全面性管理的工作人员，而非所有党组织的成员或者所有党员、政协委员。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中争议较大的另一个问题是，权力机关的工作人员是否包括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我们认为，各级人大代表并不直接行使国家权力，其行为并不是公务行为。人民代表大会虽然是权力机关，但是其组成人员即个别的人大代表并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完全可以将其作为“其他依法从事公务的人员”即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如果人大代表利用其特殊身份构成其他罪，仍不能笼统地将人大代表一律理解为“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

二、贪污罪主体的演变进程

1979年《刑法》将贪污罪的主体规定为国家工作人员。198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则对国家工作人员作了解释，将国家工作人员限定为从事公务的人员。198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以下简称《补充规定》)，1989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执行(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若干问题的解答》将贪污罪的主体扩大为“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人员或者其他经手、管理公共财物的人员”，贪污罪主体呈扩大的趋势。实务部门甚至把一些经手公共财物的劳务人员，如公共汽车售票员，也纳入了贪污罪的主体范围，这就严重违背了贪污罪的立法宗旨。1997年《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对贪污罪的主体作了新的规定，即将贪污罪的主体限定为国家工作人员和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依照《刑法》第九十三条的规定，贪污罪的主体包括：国家工作人员；在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这一变化充分考虑了我国当前的国情和反腐败斗争的实际需要。

三、居委会、村委会等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人员能否成为贪污罪的主体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的不断加快，第二产业，即建筑行业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但随着市场机制的不断完善，建筑行业的竞争也变得越发激烈，在这种大的环境之下，工程造价的问题逐渐凸显出来，本文就工程造价方面所出现的一系列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研究可行的应对方针。

关键词：工程造价；疑难问题；解决办法

0引言

工程造价的问题如今越来越受到建筑公司的重视，它涉及的方面多种多样，有合同上的瑕疵所导致的成本升高，也有设计方案不佳而导致的材料的无意义消耗，可以说，如何能快速、有效地解决工程造价中出现的问题，成了建筑公司能否实现盈利的一个重要环节。

1工程造价中会出现哪些主要的问题

建筑工程时一个时间跨度大，牵扯方面多的庞大项目，在项目运行之前的工程造价直接关乎着建筑公司是否能够盈利，以及资源如何分配等重要的问题，下面就简单阐述一下工程造价中所出现的一些突出问题。

各位来宾、各位专家、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早上好！今天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和德国技术合作公司主办，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和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协办，隆重召开“第二届中欧侵权法国际研讨会”。感谢德国技术合作公司一直以来的支持，感谢尤翰林教授努力推动中欧之间的学术交流，也热烈欢迎来自中外的侵权法专家和学者！对大家的到来表示衷心的感谢！

近三年来，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和德国技术合作公司展开合作，分别于*年7月、*年12月召开了两次重要的有关侵权法立法的研讨会。来自中国的各位专家学者与来自欧洲的一些著名侵权法学者针对侵权法的重大疑难问题研讨，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成果。在以往的研讨中，我们已经达成了共识，例如，在侵权法立法模式上，既要有一般条款，又要针对特殊侵权具体列举。但是，还存在一些需要探讨的问题，也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入和细化。有些问题是具有共性的问题，如一般条款和特殊侵权的关系，在这些方面可以借鉴欧洲的先进经验；而有些问题是具有中国特点的，如专家责任，在欧洲专家责任都是个人责任，但在我国专家基本上都是隶属于一定的公司或机构中职业的，所以，专家责任通常都是一种团体责任。

我们今后的研究重心应当放在侵权法方面，因为自从今年3月16日，我国物权法颁布之后，举世瞩目的中国侵权法起草工作提上了议事日程。我国民法典采取分阶段、分步骤制订的方式，所以，侵权法的起草工作是中国民法典起草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能否尽快地出台中国民法典，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部高质量的侵权法能否及时颁行。在制订过程中，有如下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探讨。

一、关于该法律应当称为“侵权责任法”还是“侵权行为法”。

我们制订侵权法首先遇到一个名称的问题，即该法律应当称为“侵权责任法”还是“侵权行为法”。对此，存在着不同的观点。我个人倾向于使用“侵权责任法”的名称。理由在于：其一，侵权行为法更多地强调为自己行为负责，而现代社会，人们越来越多地要为他人行为负责，采用“侵权责任法”的提法就可以将这些为他人行为负责的情形包含进来。其二，侵权行为法更多地强调过错，而时至今日，公平责任、危险责任等日益增加，采取“侵权责任法”的提法就可以很好地包含这些不以过错为要件的责任。

二、关于侵权法与人格权法、物权法、知识产权法等法律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