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范文10篇

论文关键词：疑难病概念范畴李积敏（慎言）

内容摘要：

本文论述了疑难病的概念及范畴。

论文内容：

自从李积敏（慎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提出“创建中医疑难病学科理论体系”学术思想后，中医学术上第一次出现了“中医疑难病学”这个学术新概念，当论及中医疑难病学科，首先应搞清几个基本概念，诸如什么是中医疑难病，中医疑难病的范畴等等。疑难病是中医学术常用的一个比较古老传统的概念，具有中医辨治两方面的特点，范围颇广，概念比较笼统，临床各科都有不少疑难病，但均是指中医范围内的疾病而言，因此，中医疑难病常可简称为疑难病，疑难病也即指中医疑难病。关于疑难病的概念，自古至今论述颇多，但一致未能取得统一认识或意见。从“疑难病”字面意义上讲，“疑”主要是指辨证方面而言，症状纷杂或罕奇，证候疑惑，病机复杂，致使辨证难明，诊断难定。“难”主要是指治疗方面而言，或诊断不明，无法治疗；或诊断已定，疗效不佳，甚至治疗无效。在古代《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众多的中医经典著作中，对一些医家困惑不解，疗效不佳，预后不良的疾病，多用“难治”、“难已”、“不可治”、“不治”、“死不治”、“逆证”、“死证”等概念来描述，这些均有“疑难病”的类似概念。随着时间的推移，现代科技的进步，中医学科自身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有关疑难病证治的临床报道及概念的理论探讨越来越多。众多中医学者从各自不同的思想、观点、认识理解及视角出发，对疑难病的概念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李积敏（慎言）的有关中医疑难病论述。

李积敏（慎言）认为中医疑难病具有以下几个特征：①临床表现繁多纷杂、罕奇。病人身患多种疾病，临床表现繁多纷杂而疑似，或症状体征奇特罕见，因而难以进行辨别，诊断与治疗。②病因病机错综复杂。病人临床常虚实互见、寒热错杂、外感内伤、表里同病、新病宿疾交织等。③证型难分难辨。患者症状纷杂，或病机复杂，或症状奇特、少见，证候疑惑，认识不清，犹豫不决，诊断上难以定论。④临床治疗效果不佳，预后不良，或无效。临床上病程漫长，邪盛正衰，久治不愈，疗效不佳；或病情复杂，治疗难收预期效果，其预后不良；或诊断易定，辨证易明，但目前尚无特效疗法或方药，因而无法治疗或治疗无效。②与西医难治病范围不尽相同。疑难病除难治外，还有辨证诊断不易方面的含意；难治病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多指现代医学领域中的疾病，诊断不难，难在医学界公认没有好疗法或疗效不佳，以难治为主要特点。中医疑难病与西医难治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有些疾病，中医、西医专家均认为属于疑难病或难治病；有些疾病西医认为是难治病，但对中医来说正是其专长；而有些疾病属中医的疑难病，西医却不认为难治，有的已经解决或正在解决。综上所述，李积敏（慎言）给疑难病这样一个描述：“疑难病是指在医学发展过程中的某一时期内，学术界所公认的，具有诊断辨证难、临床治疗难等特点的临床各科疾病的总称。”中医疑难病的范围很广，临床各科均有不少疾病属于疑难病范畴。但对疑难病的范围，古今尚无统一认识，而且对某些疑难病的看法也不统一，因此要准确划分疑难病的范围，目前是比较困难的，有待学术界进一步探讨研究。

近些年，随着我市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以及广大群众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环境质量的要求日趋强烈，环境保护问题显现出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性，环境信访问题已经逐渐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从1999年市环保局成立“环保110”（02年起已更名为全国统一的环保举报热线电话“12369”）举报热线电话以来，共受理查处各类环境污染举报事项超过3万件次。环境信访工作是解决环境污染问题、为群众办实事的重要手段和渠道。随着环境信访工作的不断深入开展，群众反映有些异味、光污染等扰民问题十分突出，如何切实解决这些疑难问题是摆在环保部门面前的一件大事。本文将就有关问题进行研究分析。

一、环境信访疑难问题的种类

国家对主要污染物的排放制定了相应的标准,国家允许企事业单位在规定标准的范围内排放污染物。根据实际扰民状况，环境信访疑难问题可以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排放污染物不超标的，例如噪声、恶臭气体、烟尘等，这类问题以扰民但不超标的噪声为主，其中不超标的卡拉ok、风机、生产噪声扰民问题十分突出。另一类是排放的污染物，国家暂时没有制定出相应的标准，例如异味、光、热污染以及一些人为噪声等，其中异味、热以及人员说话、装卸噪声扰民问题十分突出。针对这两类问题，环保部门难以依据环保法律法规进行调查处理。

二、环境信访疑难问题的成因

（一）城市整体规划、布局不合理。我市城区内的居民区中混杂着商业、饮食、服务、文化娱乐、加工生产等多种行业，这些行业在从事经营活动中就必然产生油烟、噪声、烟尘、污水等多项污染。而在一些老工业企业、重污染企业（例如哈药集团制药总厂、烟厂）的附近却兴建了许多居民区。可以看出，一方面开发商为了追求最大经济效益，在居民住宅楼内兴建许多门市房、地下室，这就为一些产生或有可能产生扰民污染的经营活动提供了客观条件，居民区内存在诸多环境信访隐患，90％以上的环境信访问题均发生在居民区就是最好的证明。

（二）环境立法不健全。我国的环境立法起步较晚、发展较快，环境法规体系已初步形成，但现行的环境法律、原创：法规有相当一部分是以计划经济模式为基础的、以当时社会生活条件为背景制定的，这就必然与目前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情况不相适应，在立法体系和内容上存在着许多不完善之处。立法上、尤其是标准上仍有空白，某些领域仍无法可依。有些方面至今尚缺乏全面系统的法律规定，特别是对一些突出的环境扰民问题，在已有的立法中没有作出相应的规定，这就使环保部门在审批、验收和日常监督管理过程中，难以对管理相对人提出相应要求采取预防或补救措施。

为进一步规范我局疑难案件查办工作,及时协调解决案件调查、认定、裁判中存在的问题，有效预防各类风险，及时化解矛盾争议，提高疑难案件的质量。经研究，决定建立疑难案件研商制度。

一、研商小组成员

组长：区人社局党组书记、局长

副组长：区人社局党组成员、社保中心主任

区人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区人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摘要：针对初中化学实验教学的现状进行分析，其问题突出表现在主客观因素同时作用，影响实验整体效果；理论与实践融合不足，致使实验操作困难等方面，且基于初中化学疑难实验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一些改进与创新对策，以期能够不断提升初中化学疑难实验教学的质量，为学生带来全新的学习体验。

关键词：初中化学；疑难实验；初中学生

化学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学科，实验能够使学生更加清晰的了解初中化学知识，对学生化学学习能力的提升，化学思维的培养等均能够产生重要影响。但是在当前的初中化学实验教学中实际的化学实验应用效果却不够理想，很多实验现象不够清晰，学生对实验结果的分析不足，甚至存在着违背实验目的的情况。化学疑难实验教学指导中，需要在明确问题的基础上进行进一步思考，改善现存问题，提升初中化学实验教学的质量。文章将结合初中化学疑难实验教学的实际情况进行分析，希望能够对相关教学研究活动带来一定的借鉴价值。

一初中化学实验教学的现状分析

初中化学疑难实验开展中普遍存在着一些问题，需要基于教学实践情况进行分析与总结。纵观当前初中化学疑难实验开展现状，其问题突出表现在主客观因素同时作用，影响实验整体效果；理论与实践融合不足，致使实验操作困难等方面。（一）主客观因素同时作用，影响实验整体效果。初中化学疑难实验开展中的主观因素主要表现为开展化学实验项目期间，一些教师存在着没有按照规定应用各类仪器或者设备，或者随意应用生活中各类器具予以替代等情况[1]。这种方式下便会影响实验的结果，致使实验过程与实验结果受到影响。客观因素突出表现为实验器材没有更新，实验设备不足或者实验资金比较匮乏等问题。学校难以满足学生的化学实验学习需求，各类疑难实验的开展效果也会受到较大影响[2]。针对于这一问题，需要不断增加初中化学实验的重视程度，为化学实验活动的开展奠定良好的基础。（二）理论与实践融合不足，致使实验操作困难。化学疑难实验开展过程中由于很多教师过分重视书本理论，基于理论开展实验教学操作，没有基于实验教学内容进行分析，没有对应用的实验仪器以及存在的问题加以探究，故而化学疑难实验中缺乏有效的指导与改进，致使实验操作比较困难。

二初中化学疑难实验的改进与创新对策分析

河务局重大疑难水事案件会商制度

第一条为确保新乡黄河河道管理范围内重大疑难水事案件的合法、合规、及时查处，保障行政相对人的正当权利，维护黄河河务部门的合法利益，根据法律、法规，参考黄委、河南河务局有关规定，结合新乡黄河实际，制定本制度。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第二条本制度所称重大疑难案件是指案情性质重大并具有一定影响，法律关系复杂又难以把握的水事违法案件。

第三条下列案件可以作为重大疑难案件进行会商：

（一）水工程及其附属设施遭破坏造成的直接损失5万元以上的；

（二）行政相对人为各级政府及其所属机构或者由各级政府及其所属机构安排的违反水法规的各项活动的；

「摘要」本文主要从目前立法现状和司法实践操作出发，讨论了认定偷税罪中存在的疑难之处，对偷税罪的定罪标准中存在的立法漏洞导致的定罪量刑不公正、定罪真空、和如何具体确定应用这些定罪标准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并初步提出了改进的意见。

「关键词」偷税定罪标准

从我国刑事立法的发展来看，偷税罪的刑事立法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初始到逐渐完善的发展和演变过程。偷税罪是一个传统的危害税收征管罪罪名，1979年刑法在121条中首次规定了偷税罪，但那时的偷税罪规定的法定刑较轻，量刑幅度单一不能满足市场经济下同各种偷税犯罪斗争的需要。为了弥补刑事立法和有关司法解释的不足，适应危害税收征管罪的犯罪态势，全国人大常委会1992年9月4日通过《关于惩治偷税，抗税罪的补充规定》，对原刑法第一百二十一条的内容做了修改和补充，提高了偷税罪法定刑，划分了不同的量刑幅度，增设了罚金刑和处罚单位的条款。1997年新刑法修改时将《补充规定》的内容吸收了进来，本法条加重了对单位犯罪的处罚，除了对单位判处罚金，还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自然人该犯罪的规定予以处罚。

尽管如此，在实践中，司法机关如何根据刑事法律规定的偷税罪的构成特征和数额标准，对行为人是否构成犯罪及罪行轻重做出判断，并以此来决定行为人是否承担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大小，仍然存在不少疑难之处。下面就现行刑法对偷税罪的规定一一分析之。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零一条纳税人采取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帐簿、记账凭证，在帐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或者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的手段，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偷税数额占应纳税额的百分之十以上不满百分之三十并且偷税数额在一万以上不满十万元的，或者因偷税被税务机关给予二次行政处罚又偷税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偷税数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偷税数额占应纳税额的百分之三十以上并且偷税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偷税数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金。扣缴义务人采取前款所列手段，不缴或者少缴已扣、已收税款，数额占应缴税额的百分之十以上并且数额在一万元以上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对多次犯有前两款行为，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数额计算。

从现行刑法二百零一条的规定可以看出，构成偷税罪必须达到一定的数额或者具有一定的情节。也即我国刑法对成立偷税罪严重情节规定了两个标准，达到其中一个标准就构成偷税罪。一个是数额加比例标准，一个是次数标准。但是由于立法不严谨，如何确定此二标准，司法实践操作中存在很大困难。

论文关键词：疑难案件间接证据总结思考

论文内容摘要：马某某故意杀人、盗窃一案由于行为人具备一定的反侦查能力、前期侦查工作失误，以及犯罪嫌疑人翻供，导致案件证据困难。案件承办人通过正确指导侦查、精心讯问，取得了确实充分并形成证据链的间接证据，从而获得了本案的成功公诉。

一、案情

2005年12月7日晚18时19分，京东某高档住宅小区一栋9层公寓的地下停车库内，一个着黑色棉服、背深色挎包、戴近视眼镜的清瘦男子在57号车位附近不停地来回走动着，似乎在等着什么人。有谁会在地下车库等人呢？车库保安员的眼睛注视着他。20分钟后，男子拿出手机放在耳边，嘴里不停地说着什么，直到近19时，一辆银灰色福特牌越野吉普停进57号车位，一个年轻女子走出车外准备离开。……紧接着，女子返回，两人面对，三言两语之后，两人一前一后消失在车库单元门内的黑暗之中。

这一幕被隐藏在车库顶棚的摄像头静静地记录了下来……

半小时之后（鉴定推定），这名女子被杀害在这栋公寓楼房8层的一套豪华寓所中，……23时许，这名女子的尸体被其好友发现……次日18时许，侦查人员利用技侦手段，在北京新侨饭店大堂将持有该女子的手机等10万余元物品及银行卡的那名男子及其情妇卓某某抓获。

高中《语文》第二册《鸿门宴》一文，是人们熟悉的老教材，许多古文选注本和古代汉语读物中也都能见到它。文中被注释的词语极多。但是，有两个词不仅高中课本和配套教参均无注释，而且连不少古汉语著作也都付之阙如，而对它们有所分析的论著又往往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为了摆脱它们对教学的困扰，我们觉得有必要探明它们的确切训释。这里不揣浅陋，试作辨析，求正于方家和同好。

一、与

“沛公则置车骑，脱身独骑，与樊哙、夏候婴、靳强、纪信等四人持剑盾步走，从郦山下，道芷阳间行。”其中的“与”字，课本未注，程力夫等所编的配套《教学参考书》的译文仍作“与”［（1）］，似乎毫无疑难。其实，这个“与”并不如此简单。谓予不信，请看几家注释：

1．“与”，和，连词。［（2）］

2．与：和，跟，介词。［（3）］

3．这里的“与”不是介词“和……一起”，而是动词“率领”。［（4）］

关键词:绑架罪/绑架杀人/绑架抢劫/人身自由

内容提要:刑法规定，行为人绑架被害人后又将其杀害的依绑架罪论处，绑架杀人的犯罪形态应是牵连犯；绑架后又对被害人抢劫的，应对绑架罪与抢劫罪予以数罪并罚；绑架罪包含了两个具体构成要件，即敲诈勒索罪和非法拘禁罪。厘清绑架罪中的非法限制他人的人身自由，则是区分绑架罪与敲诈勒索罪的重要因素。

绑架罪是一种严重侵害公民权利的危害行为，因此，该罪也一直受到司法机关与立法机关重点关注，这从一贯的刑事政策与相关的司法解释都可以推知。鉴于绑架罪涉及到刑法理论上的一些疑难问题，理论界对该罪做了深度探讨和诠释。纵观学者们的观点，有一定合理性，但总体上而言，在一些方面还存在可探讨的余地和空间，比如对绑架杀人犯罪形态的理论解析、对绑架抢劫行为的司法定性及对绑架罪构成要件中的剥夺人身自由应如何理解等，都需要做进一步的分析和论证。文章也正是立足于上述几个角度，对绑架罪做了具体翔实的探讨和解读，以期能更好地解决绑架罪中的一些疑难问题。

一、绑架杀人行为的犯罪形态辨析

刑法第239条规定：致使被绑架人死亡或者杀害被绑架人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根据本条规定可知，绑架并杀害被害人的以绑架罪论处。对该条中的绑架杀人行为，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诠释和论证，虽然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总体上看，还有可商榷的空间，因此，还需对绑架杀人行为做进一步的分析与探讨，以达到对其形态进行准确认定之目的。

有的学者认为，“杀害被绑架人的”是指除了绑架行为以外，还存在着故意杀人的行为，故是结合犯，但立法者对绑架杀人行为并没有设置新的罪名，而是沿用了绑架罪的罪名。[1]在日本与德国等其它国家的刑事立法中，可以找到结合犯的立法例，比如日本的强盗强奸罪、德国的强盗过失杀人罪等。我国台湾地区刑法第226条将实行强奸行为并杀害被害人的两个罪行合并而成强奸故意杀人罪，这也是结合犯的立法例之一。而在我国1997刑法典中没有结合犯。其实，国内有关结合犯的种种观点仅是学者将大陆法系的理论引入而已，并在此基础之上，将我国刑法典中的一些刑法条文牵强附会地解读为结合犯。从国外的刑法规定与刑法理论来看，结合犯的产生有其特定的背景和原因，即若对行为人不以结合犯的罪名论处，就不能达到准确、适当量刑之目的。“也就是说，从立法上看，由于结合犯涉及到的各个具体罪名所规定的刑罚相对较轻，如果适用其它罪数理论则达不到罪刑均衡之目的。立法者之所以将数个犯罪的构成要件结合规定为一个构成要件，是考虑到罪刑衡平的需求。如果对实施该数罪的行为人按照想象竞合犯、牵连犯、连续犯处理，就会破坏罪刑相适应原则，无法满足罪刑衡平的需求。”[2]从这个角度而言，结合犯是为了弥补可能导致罪刑不适应而出现的一种刑法理论与立法技术。另外，从国外刑法典的规定考察，结合犯的具体形式其实只有一种，即甲罪＋乙罪＝丙罪或甲乙罪。虽然在国外的刑法理论上也存在甲罪＋乙罪＝甲罪或乙罪的结合犯形式，但从刑法规定来看，并没有相应的立法例予以印证。有的学者也对此做了明确诠释：“结合而成的新罪，应当是与数个原罪均有区别的新的独立的犯罪，其不但在结构上与数个原罪有一定的差异，而且在罪名上也与数个原罪不同。”[3]实质上，学者们谈到的一些结合犯形式，更准确地说，应该是结果加重犯、情节加重犯及牵连犯等犯罪形态，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结合犯。因此，结合犯的形式只有一种，即甲罪＋乙罪＝丙罪或甲乙罪。从结合犯产生的原因与结合犯的具体形式考察绑架杀人行为，似乎并不能得出其为结合犯的论断。首先，对绑架杀人行为处以故意杀人罪，也可以达到对行为人适用死刑之目的，也可以做到罪刑相适应，因为故意杀人罪的最高刑为死刑，立法者完全没有必要特别设置结合犯来解决罪刑不均衡的问题。而下文中论者的观点也从侧面表明，就绑架罪而言没有设置结合犯的必要，以牵连犯处断即可。“故在二个犯罪行为之间（结合犯所结合的两个犯罪行为——笔者注），亦常具有牵连之关系，视其情节，本亦有可成立牵连犯，但因牵连犯从一重罪处罚，不能达到刑罚之平衡，法律乃将其结合成一独立罪名，成为实质上一罪，并科以较重之法定刑，与牵连犯之独立成立数罪名，就其中较重之罪处端有异，其立法目的乃在于加重惩处。”[4]其次，刑法典第239条明文规定，绑架并杀害被绑架人的，以绑架罪论处，而非以绑架杀人罪处。这种形式不过是理论界所谓的甲罪＋乙罪＝甲罪的结合犯，而不是国外立法例中典型的结合犯形式，即甲罪＋乙罪＝丙罪或甲乙罪。总之，根据上文分析，将绑架杀人厘定为绑架罪的立法形式视为结合犯是存有疑问的。

挪用公款罪是司法实践中的常见罪，疑难问题层出不穷，理论上对其研究已较深入，本文立足实践中的认定疑难，对该罪的若干问题予以归纳，希望对实际工作有所裨益。

一、公款的界定

由于我国刑法中多个条文对挪用公款予以了规定，使本罪的对象出现了一定的复杂性，仅从条文上看，刑法第384条的挪用公款罪的行为客体是“公款”和“特定款物”；刑法第185条第2款的挪用公款罪的行为客体是金融机构的资金和客户资金；刑法第272条第2款的挪用公款罪的行为客体是行为人所在单位的单位资金；这些不同条款中的“公款、资金和客户资金等”在字面意思上并不统一，需要做一番解释。严格说来，资金的范围要大于公款的范围，一切货币金钱都可以说是资金，公款是以货币形式表现出来的公共财产，是公共货币资金。比照刑法第91条对公共财产的解释，公款应当包括：国家所有的公款、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公款、在国有单位管理、使用和运输的私人所有的款项、用于扶贫或者其他公益事业的社会捐助的款项或专项资金。这些是公款的典型部分，应当是刑法第384条中的公款。由于刑法第185条第2款规定的国有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和国有金融机构委派到非国有金融机构从事公务的人员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或客户资金的，以挪用公款罪定罪处罚；刑法第272条第2款规定的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以及其他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挪用单位资金的，以挪用公款罪定罪处罚。这两款的规定，扩大了挪用公款罪的对象范围。从传统的典型公款扩展到非典型的单位资金等，因此在解释挪用公款罪中的公款时，我们必须进行扩张解释，不能再以所有制的性质即传统的公有制性质来认定公款。在所有制性质方面，公款可具体界定为：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的公款；非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中的国家所有的公款和非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中的集体所有的公款。在表现形式上，公款一般表现为货币，包括人民币和外币、支票、股票、国库券、债券等，有价证券是货币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其可通过兑换、贴现变成现金，因此，也应视为货币。最高人民检察院1997年10月13日的批复中明确指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有或本单位的国库券的行为以挪用公款论；符合刑法第384条、第272条第2款规定的情形构成犯罪的，按照挪用公款罪追究刑事责任。”

二、数额的认定

对公款本身的计算并不成为问题，成为问题的是在多次挪用公款时的数额计算，本文在此予以详述。根据多次挪用公款对公款的退还情况，可分为以下几种具体情形：其一，多次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在案发前一次也未还；其二，多次挪用公款，并以后次挪用的公款归还前次挪用的公款；其三，多次挪用公款，但每后次挪用时，前次挪用的已归还；最后，多次挪用公款，后次挪用时前次挪用的部分归还，部分未还。

对于多次挪用公款时挪用数额的确定，实践中的做法不一，大体有以下几种：第一种，累计计算多次挪用公款的数额，不考虑是否归还，以累计的数额作为行为人的挪用数额。这种做法简单明了，易于操作，但不考虑具体情况，难以体现罪刑相适应。第二种，以案发时未还的数额作为认定数额，即对于多次挪用公款的，不论其挪用次数多少，挪用数额大小，以案发时实际未还的数额作为挪用公款的认定数额。这种做法不考察多次挪用的实际情况，只以案发时的情形为根据，着眼实际未还的结果，似有结果归罪之嫌。第三种，以多次挪用公款中的最大数额作为认定数额。即无论挪用次数多少，仅以其挪用公款数额中最大的一次作为挪用公款的认定数额，其余数额不作为认定数额，仅作为挪用公款的情节予以考虑。这种计算方式，只挑最大数额，没有任何根据。由于挪用公款中数额的认定直接决定行为人的罪责，因此最高人民法院1998年做出的关于挪用公款罪的司法解释中规定了多次挪用公款的数额计算方式：多次挪用公款不还，挪用公款数额累计计算；多次挪用公款，并以后次挪用的公款归还前次挪用的公款，挪用公款数额以案发时未还的实际数额认定。该解释实际上只解决了两种情况。至于本文前述的其余情况的计算方法并未提及。对于多次挪用，每次挪用数额较大，使用期限均超过三个月，但在后次挪用时均在前次挪用的三个月后归还了，尔后再挪用的情形以及多次挪用公款，后次挪用时前次的只有部分归还的情形，如何计算其挪用数额，司法解释并未作规定。司法解释所规定的“多次挪用公款，并以后次挪用的公款归还前次挪用的公款，挪用公款数额以案发时未还的实际数额认定”，遭到理论界强烈质疑，因为按此规定认定的数额将导致罪刑失衡，容易放纵很多挪用犯罪行为。例如，某甲在四年内每年挪用公款10万元，每次均是归还后再挪用，至案发前尚有最后一次的10万元未还，此案根据相关司法解释和司法实践应当认定其挪用40万元。而某乙，同样是挪用公款10万元后连续三次挪用分别用于归还前次的挪用，至案发前有10万元未还，此案的挪用数额却只能认定为10万元，就社会危害性而言，从一般人的观念出发，某乙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绝不小于某甲的行为，可是处理结果却截然相反，如此足见司法解释中数额认定原则是有悖罪刑相适应原则和刑法的公正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