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制度范文10篇

一、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全面推进中现存的主要问题

1、农民参合积极性有待进一步提高。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采取的是“大数法则”，即参加的人越多，保障水平越高；参合率越高，基金的“蛋糕”就越大，农民受益面也就越广，但目前农民参合的不稳定因素依然存在。一是大部分农民缺乏风险意识，自我保健观念薄弱。二是交费方式不够灵活，交费时间期限规定太死。三是参保机制中倡导的自愿参加原则违背了社会保险的强制性原则。四是参保机制的设计没有充分考虑农村家庭结构日趋小型化，子女婚后多数与父母分居、单立门户的现实情况，导致以户为单位参合的规定不仅不能很好地发挥抑制逆向选择的作用，反而减少青年农民家庭参合的可能性。

2、保障能力不足。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统筹基金规定“只报住院费、不报门诊费”，而有些身患高血压、糖尿病和地方病的农民，往往不需要住院但却需要经常在门诊治疗，持续不断地支付医疗费用；还有一些特殊的治疗，如肿瘤患者放疗、化疗等，由于每次治疗实际发生费用远低于合作医疗补助起付标准而得不到补助。

3、缺乏合理的人才机制，部分乡镇医疗人员业务素质不高。由于文化水平和医疗技术相对较低，加之缺乏学习培养的长效机制，高层次人才不愿到乡镇卫生院工作，造成乡镇医生业务素质普遍不高，不能满足农民就医的需求，农民意见较大。

4、农村卫生医疗现状不容乐观。一是医疗设备的简陋、落后。相对落后的乡村经济水平决定了村卫生室的设备简陋，也决定了村卫生室停留在初级卫生保健和治疗小病小伤的层次上，无法对急症、危症进行有效的救治；二是农村卫生基础建设滞后，各级财政对乡镇卫生院的投入普遍较少；三是受农民收入水平的制约，再加上乡村医生对预防保健工作的宣传不到位，往往忽视了农民的预防保健；四是乡村卫生室进药渠道混乱，使假冒伪劣药品泛滥农村市场，威胁着广大农民群众的身体健康。

5、立法滞后，缺乏有效的法律保障。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实施以来，除《国务院关于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指导意见》外，具体指导基础实践的法律法规还没有颁布，主要是通过政策文件来推动制度的建立和发展，然而，仅靠政策文件推动工作的做法已经不适应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不断发展，迫切需要刚性更强、效力更高的法律法规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相关主体的权利、义务、法律责任等作出明晰的界定，并建立相应的保障机制和违规处罚机制。

一、基本概况

泗阳县有18个乡镇（场），247个行政村，农业人口63.8万人,一级以上定点医疗机构43所。2010年全县共筹集基金1907.53万元，参合农民63.58万人，参合率达99%。全年兑现医疗补偿费10253.42万元，其中47674人住院,补偿金额9545.23万元,住院补偿比47%。获得门诊30%药费报销补偿的农户547743人，补偿金额为586.96万元。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实事求是地讲，泗阳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运行还存在一些缺陷，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机制仍不够健全全县参合群众63万多人，服务人群面广量大，县合管办仅有6个编制，乡镇合管办有9人，职能难以发挥，主要开展参合病人报销材料审核、核算、报账等业务工作，监督管理工作显得十分薄弱。

（二）宣传力度需进一步加强要加大对《江苏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条例》的宣传贯彻力度，泗阳县虽然实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达九年，但仍有一部分农民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还存疑虑，不愿投保。同时由于宣传、筹款等工作面广量大，要占用基层单位相当多的时间、精力，人力成本和行政成本都相当高，农村干部群众宣传引导工作仍需加强。

1、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设的必要性

1.1建设新型农村的需要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国家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农民的身体健康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个本质的内容，也是让新型农民全面综合发展的要求。保障农民的身体健康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互相推动的关系，农民的身体健康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前提条件。

1.2农民享有基本权利的需要公民在社会中享有社会经济文化方面的权利，而物质方面的帮助是这个权利的重要的组成部分。我国宪法也明确规定了我国的公民在年老或者疾病以及其他没有劳动能力的条件下，有获得国家救助的权利。建设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让农民也享受到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的这项基本的权利。

1.3改变农村医疗现状的需要建设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这是迎合社会发展的大环境的需要，同时也是为农民的身体健康着想的一个措施。建设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主要是医疗筹资公平性的体现。实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卫生之制度，也符合农村的卫生投入对象的需要，这样就提高了资金的利用效率，把国家和政府下拨的资金用在农民的健康方面。

2、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2.1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逆向选择问题在建设农村合作医疗过程中，政府方面所作的宣传不是特别到位，对于参保的两方之间的信息有些不对称。农民对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认识也不是特别深刻。在农村居民中，仍旧没有实现所有农村居民都参与农村合作医疗。特别是一些年轻的农民，因为自身身体体质比较好，对于一些潜在的疾病认识相对不到位，觉得参与不参与农村合作医疗没什么区别。但是事实上，对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来说，如果参与的只是一些年老体弱多病的居民，那么合作医疗基金就很难补足参保人员的费用，而那些没有参与农村合作医疗的人员，一旦碰到重大疾病也很难得到保障。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由政府组织、引导、支持，农民自愿参加，个人、集体和政府多方筹资，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20世纪80年代，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中国农村全面铺开，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农民由原来的合作医疗群体变成了自费医疗群体，农民看不起病、看病难的问题日益突出，农民的医疗保障问题再次引起了政府的高度重视。国家开始逐步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之后，农民医疗负担有所减轻，看病就医率有所提高，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状况有所缓解，广大参合农民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在其运行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少问题。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如何解决新制度运行中出现的瓶颈已经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了。中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发展面临的困境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没有形成稳定的筹资增长机制

筹资困难，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障能力不强。根据规定的合作医疗标准，2006年在政府提高补助标准后，新农合的人均筹资也只有50元，与城镇职工医保人均筹资1000元的标准差距明显，这直接表现为最后补偿比例、最高限额等方面的差距。即使国家、地方政府、集体、个人筹资的钱全部用于村民的医疗支出，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专家调查统计，村民一次住院的平均花费是7000多元，而有的大病住院动辄就是上万元，合作医疗只保住院，政府出资部分主要用于住院费用报销，农民自己出资部分多数试点区县全部或大部分用于农民门诊费用报销，现有的大病统筹制度实为“杯水车薪”。另外，针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可操作性的法律仍很缺乏。目前，国家虽已出台关于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指导意见，但是还没有具体的指导实践的法律法规。

家庭账户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家庭账户在解决农民门诊需要方面发挥的作用有限。特别是这种做法减弱了统筹基金的规模，影响了患大病农民的受益面和受益额。农民家庭账户资金沉淀现象比较普遍。沉淀资金过多也会导致不少问题：一是弱化了制度的共济功能，从而增加了动员农民参加新农合的积极性；二是存在着家庭账户空账运行的隐患等。医疗合作资金缺乏保障。一方面表现在资金筹集难度较大。农村合作医疗经费除了一部分来源于政策允许的已列入村提留公益金的范围外，其余大部分必然是以农民个人缴纳为主，客观的经济发展水平，过多的农民负担项目制约了农村合作医疗发展，从而决定了合作医疗资金收集的分散性、参加对象的波动性和工作的复杂性，致使合作医疗资金的筹集一直很难形成一种有效的机制。另一方面表现在财政资金很难到位。参合农民医药费不能及时报销，将严重影响农民参合的积极性，不利于参合率的提高。

二、农村医疗卫生机构服务水平低，无法满足农民多样化医疗需求

医疗资源严重不足，乡（镇）卫生院医疗设备紧缺，乡、村两级医疗卫生机构是农民看病治病的主要场所，而镇、村两级卫生机构服务能力不高，服务项目少。特别是村卫生室状况令人担忧：某些村卫生室设施非常简陋，不能适应农民的健康需求；卫生员的业务素质与合作医疗工作的要求极不相符。另外，合作医疗经办机构工作人员不足、办公经费紧缺。农村卫生医疗机构条件差，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水平不强。自启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以来，各乡镇的卫生院、村卫生室均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发展，但由于种种原因，多数乡镇卫生院生存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相当薄弱，基础设施和医疗设备资源仍然相当紧缺和落后，医疗机构业务收入低、房屋设备陈旧老化、队伍素质差、医务人员长期得不到培训、技术骨干流失严重、债务负担沉重等现象，许多地方农村地区的医务人员队伍依然以老医生为主，甚至还有一些赤脚医生，他们只会用传统的土方法为农民看病，购买的先进设备成了摆设，会用的人很少。农村卫生投入、医疗条件、医疗水平远远不能满足当地群众就近就医的需求，影响了参合的积极性，也不利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工作的持续发展。

在我国,合作医疗已不能算一个新鲜的名词,他作为一种农村居民的健康保健制度,在护佑农民的健康方面曾作出过重大的贡献。我国农村合作医疗起源于40年代陕甘宁便取得“医疗合作社”。当时,边区农民靠“凑份”的办法互相解决看病困难。新中国成立后,伴随农业合作化运动,合作医疗逐渐兴起。1965年6月,通知作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同年9月21日,中共中央以(65)586号文件批转卫生部党委《关于把卫生工作重点放到农村的报告》,强调加强农村基层卫生保健工作,极大的推动了农村合作医疗的发展。

当时中央电影制片厂根据农村合作医疗的状况拍摄的《春苗》,详细的叙述了一个赤脚医生的成长过程,赤脚医生以“一把草药,一根银针”这种朴实的医疗方法和医疗作风[1],为农民兄弟防病治病。《春苗》的拍摄展现了合作医疗的优越性,进一步促进了合作医疗的发展,对农村当时的合作医疗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为了农村合作医疗的发展、巩固、提高,更有效的保障农民健康,更有效的解决农民缺医少药看病难的问题,根据当时情况,合作医疗的费用是在农民自己同意的基础上,在集体经济中提取一小部分。农民自己不用拿钱,或者拿很少的钱就能看好病,因此,合作医疗受到了农民的普遍欢迎。直到现在,人们仍然怀念过去的这种合作医疗,说“那是看病很方便,很实惠”。当年就是在十分落后的情况下,中国农民在政府的组织引导下有效地解救了看病难的问题。

但是,进入80年代以后,改革开放的大变局一方面促进了经济迅速发展,同时也对农村的医疗卫生事业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合作医疗由于没有及时进行整顿、改革和健全而跌入低谷,1989年的统计表明,继续坚持合作医疗的行政村仅占5%[2]。合作医疗的解体,使农村不少地方再度出现看病难的问题,农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比较普遍。据媒体报道,至今中国农村仍有一半农民因经济原因看不起病,以致小病拖成大病,大病治不起,农民的生命健康再次面临重大的挑战。就我国目前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而言,现阶段不可能短期内建立城乡统一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也不可能完全通过商业保险来解决农民的基本医疗问题,只能靠政府、集体、个人等多方筹资,走农民互助共济的路子,这是解决9亿农民基本医疗的现实选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出来,成为了目前保障农民健康的有效制度。

何谓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它是根据农村经济发展的现实和需要,由政府组织、引导、支持,农民自愿参加,个人、集体和政府多方筹资,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3]。它的建立主要是为了缓解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问题,帮助农民抵御大病风险,农民只要按照规定以户为单位缴纳一定费用,办理参合手续,领取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证,即可从下一年度开始享受新型合作医疗规定的看病补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在全国已产生了很好的效果,试点区的农村医疗卫生状况有了很大程度的改善,增加了农民抵御大病的风险的能力,有效地解决了农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受到了农民的广泛欢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毕竟是一个新生事物,当然也就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需要改进和加强的地方。

2005年7月,笔者在苏北地区某较贫困县的一个乡镇作了关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调查,通过和农民的密切交谈及问卷调查,最后整理出6类主要意见。(1)虽然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不错,但根据目前农村普遍经济情况,医疗费用仍然偏高。(2)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不够完善,执行管理不力,有点不务实,在某些方面农民不能享受到应有的补偿。(3)药品不能按国家统一规定价格,对加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病人医院所用药价偏高。(4)适当加大新型合作医疗的大病补偿比例。(5)转诊、补偿时有时较困难,有人为问题及其他不正常原因,影响病人治疗及农民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积极性。(6)希望对于突遇大病而又相当困难的家庭,乡镇能够提前给与一定补助,帮助解决当时困难。针对于以上6点,经过7年的时间,我们结合自身的临床工作,对比现在农村合作医疗的现状给出以上6类主要意见的分析:①在目前物价上涨严重的情况下,基本医疗费用维持了7年前的水平,合作医疗部门对医院的各项收费进行了严格的限制,最大程度上保障了农民的基本医疗。②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一直在不断完善,其职能部门与医院已经完全独立,很多问题需要与医院进行协商沟通。每个病人的病情不一样,导致医院的医疗是个相对不确定的事,这就给合作医疗的工作带来一定的难度和不确定性,合作医疗部门只有和医院各部门经过不断的沟通和协商才能处理好患者和医院之间的关系,最大程度上保障二者的权益。③目前国家已经开始实行药品的统一定价,最大程度上保证合作医疗患者所用药物的质优价廉。④很多地方的合疗都加大了合疗的补偿比例及降低了合疗的报销标准。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以下简称“新农合”)是一项政府组织、引导、支持，农民自愿参加，个人、集体和政府多方筹资，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民互助共济制度。该制度运行八年来取得了重要成果，减少了参合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提高了农村居民健康水平，为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但是，新农合制度在运行中也出现了种种问题:筹资困难、保障水平偏低、基金风险池小等问题。这些问题之所以出现是由当前新农合制度本身的不稳定性造成的。新农合作为一项制度型公共产品，其稳定运行需要制度供给方———政府不断完善制度本身，加强监管，保证政府投入。研究新农合制度公共产品特征对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稳定发展具有积极意义。“政府该生产哪些物品，提供哪些服务应该是理性选择的结果，而不是政府决策者一时冲动的决定。这种理性就建立在物品分类和对物品提供机制的理性选择上”［1］。物品如何分类主要依据竞争性和排他性:排他性是指可以阻止一个人使用物品时该物品的特性，排他性是物品的关键特性，排他与否决定了物品能否由市场生产;竞争性是指一个人使用一种物品而减少其他人使用时该物品的特性［2］，即在给定的生产水平下，为另一个消费者提供这一物品所带来的边际成本为正。依据物品排他性和竞争性特征，可以将物品和服务分为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于1954年发表的《公共支出的纯理论》一文首次明确使用了“公共物品”这个概念———“每个人对这种物品的消费都不会导致其他人对该物品消费的减少。”相对于私人物品具有排他性和竞争性，公共物品特征便是非竞争性、消费上的非排他性、外部性等，其中消费上的非排他性指一个人对公共物品的消费并不排斥他人对它的同时消费。由于公共物品具备以上特征，以价格机制为核心的市场不能使得生产和供给达到最优:私人经济部门或者由于投入太多、效益低而无力或不愿意提供;或者容易造成垄断，导致成本上升、效率下降，损害消费者利益。因此政府出于其合法性的考虑必须通过国家开支，担负公共物品生产和供给的主要责任。

1新农合制度公共产品特征分析

我国宪法规定健康权是一项基本人权，而健康需要是一种公共需要，每个公民都有权利拥有。新农合制度是一项覆盖全国8．83亿农村居民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其制度目标是保障农村居民基本医疗卫生需求，提高农村居民健康水平。因此，作为制度型公共产品，新农合具有非竞争性、非排他性、积极外部性、公平性等特征。

1．1新农合制度非竞争性与非排他性特征分析首先，新农合制度运行八年来具备非竞争性特征。一方面农民参加新农合并没有减少或干扰其他农民同时参加新农合，只要是农村居民都可以纳入新农合保障范围之内，这里并不存在竞争性关系。另一方面，参合农民在政策范围内发生的医疗费用可以获得新农合基金补偿并不会减少其余参合农民获得医疗费用补偿额度或者增加补偿难度。另一方面新农合供给尤其是基金补偿存在着公共物品“拥挤现象”。“公共物品本身边际成本为零，每增加一名消费者并不会增加供给成本;但因为非竞争性的存在，当使用者达到一定数量时，就会产生拥挤现象———此时会产生边际成本，公共物品质量和数量便会遭到严重破坏。”［3］新农合每年筹资水平较低，资金总额少，风险池小，基金补偿能力有限。参合农民发生医疗费用便寻求补偿，一旦当年补偿人次过多超过基金承受力度，基金便会出险，进而会对新农合整体运行造成威胁，影响制度合法性与稳定性。其次，为我国农村人口提供基本医疗保障的新农合制度具有明显的非排他性特征。对于私人产品而言，不购买便不能享受，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目标是覆盖所有农村居民，让参合农民都能获得基本医疗保障，此时新农合的边际费用为零。对于新农合所规定的医疗费用补偿措施，农村居民只要参加就可以享受，同样可以获得新农合制度带来的各项优惠，不会出现个体之间互相阻碍对方享受新农合产生的福利现象。

1．2新农合制度积极外部性特征分析著名经济学家赫勒指出外部性是这样一种状况:物品效用函数不仅依存于其自身所能控制的变量，而且依赖于其他人所能控制的变量，这种依存关系不受市场交易影响。简而言之，在市场经济日益发达情况下，物与物之间关联度增强，物品效用不仅受多种因素制约，而且能够作用于与之相关联的其他物品，对其产生影响。一般来说，外部性分为积极外部性和消极外部性两种。作为制度性的公共产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具有明显的积极外部性。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实施，一方面将全国8亿多农民重新纳入到基本医疗保障体系中，对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具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农村居民的健康水平得到显著改善，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得到逐步缓解。其中，作为反映一个国家居民健康水平重要指标的婴幼儿死亡率从2000年的32．2大幅下降到19．0‰;男女平均期望寿命从2000年的69岁、73岁增加到2005年的70岁、74岁;严重威胁农村居民身心健康的传染病两周患病率从2003年的2．7‰下降到2008年的2．2‰。这些数据都表明新农合制度在全国范围内的推行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缩小了农村与城市、东中西部农村之间人民健康水平之间的差距，提高了农民的身体素质，为我国农村地区贫困人口的减少以及农村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3新农合制度公平性特征分析目前我国东中西部经济发展差距较大，2009年东中西部地区地方财政收入分别占全国比重57．6%、23．8%、18．6%，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7156元、4793元、3816元。［4］新农合制度作为一项在全国范围推广的制度型公共产品，其制度目标是覆盖我国8．83亿农村居民，必须在地区差异性如此明显情况下体现公平性。新农合制度的公平就目前而言必然是一种低标准、低保障的公平，必须考虑到中西部地区地方政府财力以及农村居民承受力度。因此，中央政府将“广覆盖”、“保基本”纳入新农合制度运行的基本原则。笔者认为目前我国坚持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设计为一项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村互助医疗制度具有可接受性。因为导致广大农村居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最主要的原因是大病(笔者将大病理解为发生大额医疗费用的疾病)，在新农合筹资水平低、基金有限情况下，必须有限解决最困扰农村居民的大病，这样也能更好体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互助共济特点，当然国家明确鼓励有条件地区可以开展门诊统筹。随着我国社会经济不断发展，东中西部差距日益缩小，地方政府财政实力不断增强，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不断提高，政府不断提高新农合筹资标准，扩大基金规模，提高补偿比例，将“大病统筹为主”转变为“大病小病皆保”，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向更高标准的农村医疗保障制度发展。

1.新农合医疗制度价值分析

从新农合医疗制度本身来看为了让其能够与国家发展及社会发展达成匹配，在其涉及过程中并未采取强制性措施，也就是说农村居民对参与社保具有筛选权力，这也使得相关资金筹备由多方共同筹资构成。在筹资过程中政府无疑占据了主导性地位，换句话说若要保持社保基金可稳定运作必然需要政府的支持，当然也需要农村居民积极配合。一直以来我国都是典型的农业大国，即便是在国家工业如此发达的今天依然改变不了农业大国这一属性，这也使得国家一直对“三农”问题都抱有密切的关注。国家明确指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党中央、国务院为解决农村居民看病就医问题而建立的-项基本医疗保障制度，这反也反映出了当与政府对农村居民生活的重视程度。尽管如此但依然存在部分农村居民对该制度抱有迟疑、观望态度，态度并不积极。农村居民对制度的态度直接决定了制度的可行性，因此在大力推广新农合医疗制度的同时应当切实考虑农民需求，这样才能够充分发挥新农合医疗制度的实际价值。从价值角度来看新农合医疗制度使农民的生命权与健康权得到了保障。相对而言部分农民属于低收入群体，在家庭联产承包制度导向下使的农民家庭经济条件与社会联系不紧密，当出现经济风险时农民家庭只能通过内部生产资料进行风控。假设农民不幸出现严重疾病时，那么医疗费用将给农民家庭带来巨大的经济压力，而正是这种经济压力使得部分农民放弃治疗，这样农民的健康必然得不到保障。新农合医疗制度价值的出现无疑让上述情况得到了缓解，最起码降低了农民看病的经济负担，这对于社会稳定发展也有着深远意义。另一方面新农合医疗制度也体现了医疗资源配置的合理化。相关数据表明在卫生事业投入上，城镇投入几乎是农村的2倍有余，从中可以看出卫生资源分配出现了不平衡的状态，也反映出了城市与农村的贫富差距。通过新农合医疗制度的有效实施从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上述不平衡的状态，在政府带动下实现了对农村合作医疗的补助让农村居民的基本权利得到了保证。同时新农合医疗制度为农民抵御疾病风险提供了有力的支持，特别是对于农民因病致贫、返贫产生了极其有效的控制作用。综合来看新农合医疗制度对于促进我国社会平衡发展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同时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支撑点。

2.新农合医疗制度特征分析

新农合医疗制度若要发挥其实际效用必然需要与经济社会环境发展紧密贴合，而在不同时代下制度也具备不同特征。从发展角度来看我国新农合医疗制度曾经出现了多次更替并在更替过程中不断演变、完善、健全。目前新农合医疗制度在社保体系当中已经具备了导向性地位，它与城镇医疗保障共同组成了整个社保体系。在新时期新农合医疗制度也体现了一定程度的时代化特征。首先在当前新农合医疗制度当中参与了商业保险。这种结合扩充了医疗保障的范围深度，让农民的受益面得以增大。在商业保险作用下可让农民医疗费用报销额度大幅度上升使得农村医疗保障水平得以促进。这对于农民抵御重大疾病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当商业保险与新农合医疗制度融合后对于国家来说即可对医疗保险进行层次划分，可将管理、经办以及监管工作进行分离来提升事务处理效率。商业保险也可使农村医疗保险介入门槛降低，让更多的农民关注医疗保障服务并加入其中。新农合医疗制度与以往的医疗制度在筹资机制上表现了较大的差异，它要求各级政府在医疗基金筹集上必须要给予财政支持，也就是说政府承担了出资义务，必须向农村居民参保者提供相当数额的医疗基金。当前新农合医疗制度在保障侧重点上强调了应该建立适应农村的医疗保障制度,并将其付诸于提升农民抵御大疾病风险能力。在资金管理上以县为统筹单位，一般情况下统筹基金层级愈高，其范围也将得到提升，以此可促进经济体相互促进并增进了风险控制能力，降低突发性风险给农民带来的损失。

3.优化新农合医疗制度对策分析

3.1完善农村医疗卫生管理体制

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使我国基本摆脱了贫穷落后的国家形象，政治建设、经济建设、社会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人民生活水平也得到了显著提高。然而，我国发展过程中仍存在一些问题，其中之一是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特别是城乡公共服务水平的差距。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以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理念和目标的提出，为我国二元经济结构下长期存在的城乡发展差距问题提供了解决之策。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提出并付诸实施，提高了政府政策的针对性与稳定性。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国家和政府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解决农村居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而制定并实施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是由政府组织、引导、支持、农村居民自愿参加，个人、集体和政府多方筹资，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村居民医疗互助供给制度［1］。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具有以下特点:农村自愿参与的原则;以大病统筹为主;政府为制度的实施主体，财政是资金的主要来源;建立了配套的医疗救助制度。中共十七大报告指出“全面推进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设”;“十二五”规划纲要指出“进一步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城乡医疗救助制度，逐步提高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人均筹资标准及保障水平并缩小差距”、“提高城镇职工医保、城镇居民医保、新农合最高支付限额和住院费用支付比例，全面推进门诊统筹”。可见，政府对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实施与完善十分重视。

1实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意义

1．1有利于保证农业的基础地位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一个农业大国。虽然目前我国的城市化进程飞速发展，但农村地区面积广阔，农村居民较多。农村居民的身体健康状况直接关系到我国人口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人多地少的矛盾是我国的基本国情，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能否真正解决全体人民的吃饭问题，能否真正实现粮食的自给自足，对于我国能否独立自主，不断提高综合国力与国际地位至关重要。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既有力地支持了农村居民健康水平的提高，为提高我国整体身体素质给与保障，更保证了稳定、劳动能力突出的农业人口的供应，对我国农业发展、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粮食供应能力的稳定与提高做出了重大贡献。

1．2有利于解决“三农”问题“三农”问题是关系到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各项事业发展的重大问题。国家和政府历来重视“三农”问题，特别是自2004年以来，历年“中央一号文件”的内容与政策支持对象都与“三农”问题的解决息息相关。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制定及实践，更体现了国家和政府解决“三农”问题的决心与信心。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体系重要的基本组成部分，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就医难、看病难的问题，维护农民的切身利益，消除农民发展生产的后顾之忧，不仅有利于农业生产的稳定发展，不断巩固农业的基础性地位，促进农村经济的科学、可持续发展，而且是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基础和前提。

1．3有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党和国家根据国情和世情提出的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和发展目标，关系到我国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与中华民族的伟大振兴。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农村是重点，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实施可以有效改善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农村公共服务水平，是农民增收的重要基础，也是不断缩小城乡发展差距的重要举措，更有利于维护农村的稳定，并为整个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提供了重要保障，最终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提供重要的基础。

2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一、沈阳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面临的问题

（一）农民参合资金筹集困难参合资金筹集是农民参与新型合作医疗面临的一大问题。这主要是因为农民家庭经济增长较低，生活困难所致。农民拿不出钱，这在一定程度上就影响了农民参与新型合作医疗，也使得资金筹措难度增大。此外，现行筹资状况远不能使农民得到保障，即参合与否意义不大，资金来源渠道过于狭窄，难以发挥市场和社会团体的力量。

（二）农民出现“逆向选择”逆向选择，即“选择性加入”和“选择性退出”。在我国，有相当一部分人没有参保，主要以年轻人为主。这部分人认为自己年轻，身体健康，没有自我危机意识，往往没有积极的参保意识。上了年纪的人，由于身体状况问题，参保意识较高，这与年轻人形成鲜明的对比。新型医疗主要解决的是农民的大病问题，如住院治疗。对于一般性的小病症，新型医疗一般不予考虑，这在一定程度上剥夺了大部分人新医保的保障权利。此外，新农合只能针对发病率低但支出巨大的大病医疗费用进行补偿，对经常发生的小病无法进行报销补偿。这样没有生大病的人觉得自己交钱没有受益,就降低了继续参保的积极性。

（三）管理运行成本高，滋生腐败部分地区对新农合不够重视，一些县级财政没有提供足够的合作医疗运行经费，这样直接导致新农合专职人员无法全部到位，需要的相关配备无法置办齐全，一些数据操作只能采用手工完成，这样不但提高了管理成本，且资金管理风险增大。在实际的操作中，因无专门人员负责资金管理，资金极易出现被挪用或克扣的危险，成为一些腐败现象的滋生土壤。

（四）定点医疗机构药价贵，服务态度较差很多农民反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在实施的过程中，定点医疗机构的药物价格不规范，部分医疗单位药价上涨厉害，使得参加新型医保的人员在定点医疗单位看病后能够报销的费用与在普通医疗单位支出的费用相差不大。从表面上看实行医疗报销，减轻老百姓看病难的问题，实际上是换汤不换药，老百姓得到的实惠非常有限，这就激起了来百姓对新型医保的不满。另外，大多定点医疗机构的管理比较混乱，设备陈旧，医疗机构的工作人员服务态度较差，这就进一步激化了新型医保存在的矛盾。

二、完善新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对策

本项目调查的104户贫困家庭,分布在贵州省麻江、三穗、思南和江口4个县的少数民族聚居地。麻江县和三穗县地处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其中麻江县的少数民族占总人口比例约80%,三穗县的少数民族占总人口比例约75%,我们选择了这两个县的台烈镇、下司镇、龙山乡和杏山镇为调查点。思南县的少数民族以土家族、苗族、仡佬族、蒙古族为主,少数民族占总人口比例约47%,我们调查了宽坪土家族苗族乡和项坝苗族土家族乡。江口县的少数民族以侗族、土家族、苗族等15个民族,少数民族占总人口比例约54%,我们选取了太平土家族苗族乡和民和侗族土家族苗族乡为调查点。目前,这4个县均属于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简称国定贫困县),区内经济发展非常落后,基础设施建设非常不足,居民人均收入太低,农村社会保障水平较低,严重制约了区域内巨大资源潜力的发挥和民生状况的改善,不利于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因此,本项目的研究旨在探索如何完善民族地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简称新农合)以促进少数民族地区民生状况的不断改善。

一、研究背景

(一)当前民族贫困地区民生状况的基本特点。

1.民族贫困地区的自然灾害较多,但危害性不大,政府救济效果较好。民族贫困地区基本地处生态环境脆弱的西部地区,从调查点来看,常见灾害按严重性和频发性排序,分别为病虫害>旱灾>洪涝灾害>霜冻灾>泥石流①。从救济效果来看,约48%的农户认为政府救济及时,较少损失;29%的农户认为只是受灾后就发点救助金,没别的措施;16%的农户认为预防措施不够,往往都是补救措施。

2.民族贫困地区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不足,广播电视、通讯、饮用水条件较好,道路、卫生、土地和农田水利条件较差。(1)对于道路条件,有汽车能常年通行的正式公路,但大多是汽车能通行的土路。(2)对于卫生条件,67%的农户认为本村无公共厕所,无统一垃圾堆放场所,但在调查中发现,定期有垃圾车过来收农户堆在门口的垃圾袋,且村里有简陋的公共厕所。(3)对于广播电视条件,61.5%的农户认为收视效果很好,但也反映有线电视收费高。(4)对于电话通讯条件,100%的农户认为效果很好,固定电话和移动电话在每个村都可用。(5)对于饮用水条件,57.7%的农户对饮水工程感觉非常满意,能够饮用经过净化处理的饮用水,且取水方便,但也反映水费太贵,水质一般。(6)对于土地条件,调查的4个县人均耕地过少,均低于联合国规定的人均0.8亩的警戒线,且67%的调查户认为土壤质量中等。(7)对于农业灌溉条件,50%的农户认为本村水资源充足,但灌溉设施还不能满足生产需要。28%的农户认为本村灌溉设施与水源均不能满足农业生产需要。

3.民族地区的贫困面较大,乡村集体经济太差,少数民族农民人均收入与全国的平均水平不断拉大。(1)民族地区贫困面较大,返贫率高。贵州省政府将年人均收入1200元以下的少数民族人口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并对其实施扶贫开发政策①,但由于农户脱贫标准低,因病因灾返贫率高,贫困面仍较大。在我们的调查中,58户为贫困户,占样本量的57%,与实际情况符合。(2)调查村均无合作经济组织,无乡镇企业,更无村办企业。(3)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缓慢直接导致农民收入水平非常低。以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80%的麻江县为例,2009年麻江县农民人均年纯收入2658元,低于全省11.54个百分点,低于全国48.41个百分点,而且差距还在不断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