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责任范文10篇
时间:2024-04-07 20:2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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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损害责任规定突显公平
公平、正义是法律的基本价值观。《侵权责任法》作为“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明确侵权责任,预防并制裁侵权行为,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基本法充分体现了社会公正,特别是对医疗损害责任的规定,对医患双方予以平等保护,不仅明确了医疗机构对医疗损害的责任,而且明确规定“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干扰医疗秩序,妨害医务人员工作、生活的,应当依法承担法律责任”(《侵权责任法》第64条)。可以说,《侵权责任法》关于医疗损害责任的规定,较好地平衡了各方的利益,既为患者一方受到损害给予有效救济,又为制止“医闹”维护正常医疗秩序提供了保障。《侵权责任法》第7章医疗损害责任的规定主要在以下方面体现了公平、正义。
一、统一规定了医疗损害责任
所谓医疗损害责任,是指患者在医疗过程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应当承担的侵权民事责任,也可以说是因医疗过程中患者权益受到侵害,侵权人所应承担的侵权责任。
对于医疗侵权损害,在侵权责任法通过以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区分为医疗事故侵权和非医疗事故侵权。对于构成医疗事故的侵权责任按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处理。依《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2条规定,医疗事故是指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事故。可见,医疗事故以医疗方行为的违法性和过失为必要条件。依《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属于医疗事故:(1)在紧急情况下为抢救垂危患者生命而采取紧急医学措施造成不良后果的;(2)在医疗活动中由于患者病情异常或者患者体质特殊而发生医疗意外的;(3)在现有医学科学技术条件下,发生无法预料或者不能防范的不良后果的;(4)无过错输血感染造成不良后果的;(5)因患方原因延误诊疗导致不良后果的;(6)因不可抗力造成不良后果的。另外,医疗事故是排斥故意的,医生在实施诊疗行为时故意造成患者损害的,不属于医疗事故的范畴。[1]但不可否认,在上述不属于医疗事故的情形下,也会给患者造成损害。显然,医疗侵权损害的范围不限于医疗事故损害。即使不属于医疗事故而使患者受到损害的,也应可构成医疗侵权损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审理医疗纠纷民事案件的通知》(法[2003]20号)中规定“条例施行后发生的医疗事故引起的医疗赔偿纠纷,诉到法院的,参照条例的有关规定办理;因医疗事故以外的原因引起的其他医疗赔偿纠纷,适用民法通则的规定。”依此司法解释,对于医疗赔偿纠纷案件,如果属于非医疗事故侵权或者医疗事故以外的其他原因而引起的医疗赔偿纠纷,在处理上则适用《民法通则》的规定。这是因为虽然“《条例》属于行政法规,其法律位阶低于《民法通则》,但由于《条例》是专门处理医疗事故的行政法规,体现了国家对医疗事故处理及其损害赔偿的特殊立法政策,因此,人民法院处理医疗事故引起的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时应当以《条例》为依据,但是,对不构成医疗事故的其他医疗侵权纠纷应当按照《民法通则》第106条和119条规定处理。”[2]然而,从医疗行为人的行为性质上说,一般来说医疗事故侵权比非医疗事故侵权要严重(例外的是在医疗中故意侵权的,不认定为医疗事故,但其性质较医疗事故更恶劣),但由于对于医疗事故侵权适用《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对于非医疗事故侵权适用《民法通则》,从而在构成医疗事故的情况下受害人所得到的赔偿额一般却反而低于不构成医疗事故侵权的情况下可得到的赔偿额。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侵权责任法为消除上述不合理现象,在第7章统一规定了医疗损害责任。依该章规定,在医疗活动中不论是基于医疗事故还是非医疗事故,也不论是积极行为还是消极行为,只要使患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构成医疗侵权的,医疗机构就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其赔偿标准是一致的。因此,患者一方要求医疗损害赔偿的,不必再为是进行医疗事故鉴定还是医疗损害鉴定而纠缠,而直接根据医疗损害就可以要求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
二、确立了过错推定的归责原则
医疗责任保险意见
为建立、健全医疗纠纷处理和医疗风险社会分担机制,充分发挥保险保障和社会管理功能,提高患者、医务人员和医疗机构防御医疗风险的能力,保护医、患双方合法权益,维护医疗正常秩序和社会稳定,促进医疗卫生事业可持续健康发展,特制订“常熟市医疗责任保险实施意见”。
一、医疗责任保险的概念
医疗责任保险是指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投保医疗责任险,保险公司根据《医疗责任保险条款》规定承保医疗责任保险业务,并依法分担医疗机构在医疗活动中因医疗事故或医疗意外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是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执业过程中医疗事故处理与赔偿风险的一种社会分担机制。
二、医疗事故的概念
医疗事故是指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事故。
三、实施范围
医疗损害责任案件裁判研究
【摘要】近年来,涉及受害人特殊体质的民事侵权案件越来越多,虽然有最高人民法院的24号指导案例进行参考,但是在司法实践中还是广泛存在着类案异判的问题,因此需要对涉及受害人特殊体质的医疗损害责任案件进行考察,对这些裁判中涉及的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的因果关系、法官判决当事人的责任分担、判决的影响因素等方面进行分析,以期能探索出一条比较合适的路径来对该类案件进行裁判,避免因个案的不公正而削弱司法裁判的公信力。
【关键词】特殊体质;医疗损害纠纷;司法实践
涉及受害人特殊体质的侵权纠纷不在少数,在司法实践中广泛存在着类案异判的问题,在同样涉及受害人特殊体质的场合,不同的法官对于责任承担的认定却不尽相同。为了应对这一问题,最高院于2014年1月26日了最高人民法院第24号指导案例,根据此判决,在交通事故中如果受害人没有过错,那么其特殊体质不能作为减轻侵权人责任的法定情形。但是该判例针对的仅仅是交通事故纠纷领域,而医疗损害纠纷与交通事故纠纷相比具有很大的不同,因此能否直接适用有待商榷。
一、问题的提出
试比较以下三个同样涉及特殊体质的医疗纠纷损害责任纠纷案件:案例一:孕妇梁某产前在甲医院进行产检,检查结果显示正常,遂选择顺产,结果因为甲医院产前检查做得不够完善,未能正确评估新生儿顾某的体重(产前预估3900克,实际4500克),导致孕妇发生肩难产,之后医方对新生儿的抢救措施不到位,使得新生儿患有脑瘫。根据鉴定机构出具的医疗损害鉴定书,患儿的脑瘫疾病与医院的过错行为存在因果关系,原因力为主要因素。医院提出受害人特殊体质抗辩。最后法院根据该鉴定判决医院承担全部(100%)责任。案例二:产妇周某临产至丙医院处治疗,因丙医院在周某的分娩过程中对周某的病情认识以及手术的风险评估不足,未对患者周某尽到高度注意义务,以及周某自身患有的肾孟肾炎等疾病、胎盘前置等问题,造成了周某死亡的损害结果。鉴定机构的鉴定意见为医院过错行为的原因力为同等责任。最终法院判决医院承担50%的责任。案例三:患者胡某因先天性心脏病到乙医院进行手术治疗,手术过程中医方存在一定过错,最终因为多种因素导致胡某死亡。经鉴定机构鉴定,患者病情的严重程度、手术的风险性、患者自身特殊体质、手术并发症等原因才是患者死亡的主要因素,医方的过错行为与胡某的死亡无直接因果关系,其过错行为在患者死亡后果的原因力大小为轻微因素,拟参与度为1%至20%,法院判决医院承担15%的责任。将这三个案例进行对比可以发现:面对同样涉及特殊体质的医疗损害纠纷案件,不同法院的裁判不尽相同甚至大有异处,跨度非常大,但仔细对这些案件进行分析,又会发现这些案件还是不同的,其主要不同之处在于受害人特殊体质与医疗损害结果是否具有因果关系以及医院的过错程度。
二、涉及受害人特殊体质的医疗损害纠纷简述
医疗管理形式与责任实践
1整体医疗模式凸显了责任伦理的价值观
社会生活中的人们都在扮演着各种各样的社会角色,无论是社会“强制”赋予的角色还是人们自由选择的社会角色,都担负着相应的伦理责任。[1]一个人选择其职业角色时也意味着选择了相应的伦理责任。但是,社会环境、职业环境与工作制度对人们履行职业责任有着强烈的激励或抑制作用。以生物医学模式为例,在其于19世纪末兴起的时候,对当时传染病及卫生环境差引起的疾病高发具有良好的抑制作用,医务工作者运用此模式倡导的方法与理念来履行自己的职业责任产生了巨大的成效,因而对医务工作者产生一种正面激励作用。而到了20世纪下半叶,不良生活方式与心理压力引起的慢性病、心理疾病成为了高发病,以疾病为中心的生物医学模式在此时的正面激励作用就大为减弱了以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为基础的整体医疗管理模式在疾病诊治原则中强调社会、心理、行为等因素,在制度设计上则强调医务工作者理应负有的职业责任,力求为医务人员履行自己的职业责任扫清制度障碍———希望通过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实现医德从“他律”到“自律”的转变。[2]
1.1整体医疗管理模式对责任的落实整体医疗管理模式中主要通过责任医师制和责任护士制来落实责任。责任医师全程负责病人的诊疗工作,全面负责病人的急诊、门诊和住院的诊疗工作。[3]责任护士则负责病人从入院到出院的全面护理工作,8小时在班,24小时负责,并且,责任护士有责任及时向医生反映病人情况并对医生的处理措施提出意见、建议。[3]明确责任是良好履行工作职责的第一步,只有这样,相应岗位上的工作人员才会明白自己的工作内容、确定工作方式,而因渎职出现的责任问题,相应岗位的工作人员也不易推脱责任。这样以促使其养成认真、务实、负责的良好工作习惯。另外,医疗工作是每时每刻同生命赛跑的事业,我们不能等待岗位上的医务人员通过自我反省、自我学习来认清自己的伦理责任,因而解放军第一八一医院结合实际工作与伦理道德准则编写了《医院医疗工作伦理道德手册》向全院发放,详细列举了每个科室的伦理职责,并要求医务人员依照其执行,为相应岗位的医务人员明确了其所负有的伦理责任,防止因个人认知水平出现伦理认识偏差。
1.2团队工作模式对责任履行的促进医务工作人员虽然对履行其职责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他们对工作责任的履行都是在一定的环境与制度背景下进行的,必然受其制约。因而一个有利于工作人员更加有效率的履行其责任的环境、制度就是十分必要的。现代管理的实践已经在诸多领域证明了团队工作模式的高效能,医疗团队工作模式的设计初衷既是为了改善工作平台、提高效率,减轻医务工作者个人压力。医疗团队的组建是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病人的康复,团队成员必须相互促进、相互帮助才能完成共同责任与其中的个人责任。医疗团队工作模式最终通过两个方面促进个人责任的履行:一是团队成员对个人成就的需求,二是团队荣誉感。大多数人都会有自己的职业理想,都希望从中实现个人价值,团队工作模式为个人实现其价值搭建了更加宽广的舞台,但团队中的某些怠惰者有可能会成为积极者的绊脚石、拦路虎,为此,想实现个人价值的成员必须帮扶、督促怠惰的成员。另一方面,团队为每个成员带来荣誉感、集体归属感,同个人在工作中充满竞争与攀比一样,团队也会在工作中产生竞争,团队成员会为了自己的团队赢得荣誉更加努力履行自己的职责,争取做出出色的工作成绩。
1.3学科整合的责任原理学科整合有两个方向,一是将发病率高、发病人群广的常见病、多发病设置专科,例如我院将糖尿病从内分泌科分化出来形成糖尿病专科;二是将诊疗疾病相近、业务相关的科室合并,例如一八一医院的肾脏中心由肾内科、肾移植科、血液净化中心、肾脏病专科门诊和肾脏病专科实验室整合而来。[3]进行这样的整合在经济与管理的角度是基于效益原则;从伦理道德的角度来说,这样的整合是基于责任原理。首先是医院管理者有责任追求医院资产、设备的效用最大化,防止资产闲置;其次也更为重要的是,医生有责任维护病人的利益,帮助病人以最小的代价看好病、恢复健康,这里的代价既指资金的代价,也包括精神代价、健康代价。但如今现实中的情况是医生的责任同医生的个人利益产生了冲突,由于医生个人收入同患者付出的医疗费用、科室收益挂钩,一些科室的医生为了科室的利益及个人的利益,选择了牺牲自己的职业道德和病人的利益。医生往往根据自己科室的特点考虑治疗方案,而不是根据患者的病情考虑治疗方案,擅长保守治疗的科室即使病人应该手术也劝其保守治疗,擅长手术治疗的科室则是即使可以保守治疗也告知其必须手术治疗,使患者付出了巨大的本不应付出的代价。学科整合后,一是可以使有限的医疗资源得到有效应用;一是减少了利益分野,例如肾脏疾病相关科室成为同一科室,彼此之间不再存在利益竞争关系,科室效益与个人收益同治疗效果形成正相关关系,促使医生自觉担负起其职业责任,真正从科学的角度来考虑疾病诊治方案。
2白求恩精神在责任教育中的应用
我国医疗责任保险探究
摘要:本文聚焦医疗责任险,了解我国目前的发展现状并进行分析,得出限制我国医责险发展的因素既有医疗机构需求方的需求不足,又有保险公司供给方的供给欠缺。提出发展我国医责险的建议,医疗机构要提高自身的风险管控能力,从源头减少事故的发生,同时应积极发展商业医疗责任保险。
关键词:医疗责任险;商业医责险;服务水平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及医疗卫生服务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就医难看病贵的问题也逐步得到缓解。但医疗机构和病人之间的医疗纠纷一直存在,医患关系也日趋紧张。据不完全统计,2009~2018年,媒体共报道过295起伤医事件,362名医护人员受伤。在医疗纠纷事件中,患者伤医行为导致执业医师面临的风险增加,已经影响到了正常的医疗秩序。2020年疫情的爆发,凸显了医护人员在特殊时期不可取代的作用,我们更应该为疫情防控阻击战中的最美“逆行者”提供支持保障。
一、我国医疗责任保险发展现状
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试点医疗责任保险,2007年到2014年间,医疗任险的试点范围仅有10%左右。我国发展医疗责任保险至今二十多年取得的效果甚微,仍然处在一个初级的发展阶段。尽管我国医责险总体保费收入在上升,但其在我国保险市场上的占比份额仍然较小。我国医疗责任保险的投保方式仍然以医疗机构为单位,采用类似团体保险的形式,为其所在医护人员进行集体投保为主。整体上看,我国的医责险市场仍然保持政府为主导,竞争程度不高。据统计,我国医疗卫生机构达90多万家,但是参保医责险的仅有7万多家,医责险在我国的医疗体系的渗透率还远远不够。在近几年在相关政策文件中,医疗责任保险一直是被鼓励发展的。其中《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提出“鼓励医疗机构参加医疗责任保险”。并且在各地“平安医院”创建活动中,也将医疗责任险覆盖率纳入了考核体系中。
二、我国医疗责任保险存在的问题
市医疗责任保险动员会上的讲话
同志们:
今天把大家从百忙之中请来,目的是为了推动XX地区全市医疗责任保险工作,促进全市医疗机构风险管理体系的建设,构建和谐医患关系,服务和谐深圳建设。这次会议,也标志着我市医疗责任保险工作向前迈进了重要一步。首先,我代表市委、市政府为全市医疗责任保险推动工作付出辛勤劳动的同志们表示诚挚的问候!向此次会议的召开表示衷心的祝贺!下面,我主要讲两点意见。
一、充分认识医疗责任保险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近年来,由于经济赔偿引发的医患纠纷在我国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部分地区医患关系十分紧张,甚至发生伤害医务人员、打砸医院、围攻卫生行政部门等暴力事件,严重影响了医疗机构的正常工作秩序和社会的稳定,带来的恶性循环就是越来越多的医生不敢施行新的手术或突破性的治疗方案,最终导致患者利益受损,医疗事业发展受阻。因此,建立医疗责任保险制度是十分必要的。医疗责任保险以第三身份参与处理,一方面有利于妥善处理医患纠纷,维护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改善医患关系,维护社会稳定,另一方面也为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提供了安全保障,使他们能够按照医学发展要求,遵循医学发展规律,促进医疗技术水平的提高,最终可以更好地为人民健康服务,最终受益的也是广大人民群众。
通过医疗责任保险维护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也是国际上发达国家通常的做法,目前许多发达国家已经普遍实行了医疗责任保险,并作为立法加以实施。例如在美国,所有的执业医师必须购买医疗责任保险,所支付的保险费用为年收入的10%左右;在日本,每名医师每年要向保险公司交纳4万日元保费。这些国家在医疗责任保险方面都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值得我们好好学习和借鉴。
二、加强领导,开创全市医疗风险管理工作新局面
完善强制医疗与责任能力
对犯罪的精神病人进行强制医疗既是改善其病情、助其回归社会的需要,也是防止其再犯、维护公共安全的需要。我国2012年3月修正、2013年1月1日起实施的《刑事诉讼法》(简称新《刑事诉讼法》)在“特别程序编”第四章规定了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此设计有无疏漏和不足,是否需要明确和完善,笔者试作探讨。
一、精神病人刑事强制医疗制度概述
为防止不能辨认或控制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伤害他人或自己,国际上往往通过精神卫生法或刑事司法程序对其处以强制医疗。本文中的精神病人刑事强制医疗,是指在刑事司法领域内“对实施了危害行为的精神疾病患者适用的强制医疗、排除危害的刑事实体措施”①。
(一)精神病人刑事强制医疗的性质分析
1.父权视角下的保护措施。父权源于人民让渡权利给政府让其保护弱者而形成的一种保护关系,要求“政府对待公民要像父亲那样行为,或对待他人像家长对待孩子一样。当然,这里是指具有责任心和爱心的父亲或家长”②,政府有责任治疗实施伤害行为的精神病人,助其改善病情、不再犯错,以便回归社会。父权视角下的强制医疗是政府妥善维护精神病人利益,根据精神病人的需要而作出的一种保护措施,强制医疗与否以及程度如何都基于精神病人的利益。
2.警察权视角下的防卫措施。警察权表现为国家在其统治范围内为维护公共安全、公共健康、公共道德和社会公正而进行相关立法的权力,其本质上是一种立法权。③精神病人尤其是已经实施过伤害行为的精神病人具有一定的人身危险性,可能会给社会公众带来危险,出于维护社会利益、社会秩序和社会安全的需要,政府需要对其采取一定措施如强制隔离或治疗来消除这种危险,这是大陆法系国家将对精神病人的刑事强制医疗作为保安处分的原因。警察权视角下的强制医疗关注的是公共利益的维护和实现,避免精神病人行为失控而带来社会风险。在警察权视角下,存在危险是国家对精神病人实施强制医疗的原因和前提。
医疗责任保险制度管理论文
[摘要]建立强制医疗责任保险制度是实现医疗损害赔偿社会化分担的必然要求,由于理论研究不足,国内对强制医疗责任保险仍缺乏深入研究。本文从发展模式的选择以及责任范围、保险费率、责任限额的合理确定等方面对强制医疗责任保险制度进行分析,以期引起抛砖引玉之效。
[关键词]医疗责任保险,强制医疗责任保险,损害赔偿
一、发展强制医疗责任保险的现实需求与意义
医疗责任保险对于分散医院或医生的赔偿风险,预防和减少医疗纠纷,维护患者利益等都具有重要的作用。但该险种自2000年全面推出以来并没有受到医院的青睐,相反医院普遍对其反应冷淡,投保的积极性不高,从而使医疗责任保险面临发展乏力的困境。究其原因,医疗责任保险所存在的自身不足是制约其发展的重要因素。在当前医疗责任保险的发展中存在医疗机构投保的积极性不高,逆向选择严重等问题。例如北京市拥有各级各类医院(含中央直属和部队医院)共计551家。2003年投保医疗责任险的医院不足20家,其中部分医疗机构具有很高的赔付率。即使在我国保险市场最发达地区之一的深圳,在1999年—2003年的四年间,医疗责任保险累计保费收入仅200多万元,投保医疗机构比例不足5%,这与深圳保险市场接近20%的年保费增长率是极不协调的。
医疗责任保险发展滞后不仅使社会化的风险分担机制难以在医疗行业内普遍建立,也使得患者的损害得不到充分弥补,从而不利于维护患者的合法利益。而当前医疗责任保险的运行所存在的问题证明:完全采取自愿投保的方式难以适应形式发展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应建立一种新的医疗损害赔偿给付机制和保险制度,即强制医疗责任保险制度,是指国家通过立法建立一种保险制度,确立医疗机构和医生的强制投保义务,以分散医疗损害赔偿的风险,并使受害人的损失及时得以补偿。强制投保医疗责任保险符合医疗责任保险的发展趋势,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一)强制投保医疗责任保险是发挥医疗责任保险维护和保障患者利益的需要
医疗事故案件的民事责任之探析
随着广大群众法律意识的提高,因医疗事故导致的诉讼案件越来越多,这里面既有医务人员的服务质量问题,也有危重疑难病型和医疗设备技术等问题。
病员的死亡,无休的纷争,持久的诉讼,医患纠纷已经引起了人们的十分关注,并不断成为新闻媒体和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那么,作为审判人员如何正确把握医疗事故的民事责任,就显得十分必要。为此,笔者结合审判实践,谈一些粗浅的看法,以供同仁参考。
一、医疗事故民事责任的性质及归责原则
由于医疗活动本身的特殊性,国内外民法立法、判例与学说对医疗事故民事责任性质,众说纷纭。有观点认为,医疗关系是一种非典型的契约关系,患者有权要求医疗机构按照医疗科学和行业惯例、规定的要求,合理、谨慎地对患者诊断、治疗、护理,医疗机构有向患者索取相应的医疗费用的权利,故患者与医疗机构之间存在互为对等的权利义务关系,双方构成合同关系,医疗机构因过失未适当履行其合同义务,就构成违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有观点则认为,医疗机构的过失行为侵害了患者的生命健康权这一绝对权利,给患者造成一定损失,医疗事故是一种侵权行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也有观点认为,医疗事故是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竞合,受害人可选择主张权利,既可根据侵权法请求赔偿,又可以根据合同法请求赔偿。笔者认为医疗事故的民事责任性质应认定为侵权责任,理由如下:⑴《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强调了“过失”在构成医疗事故中的重要性,而过错责任原则是我国侵权行为法中的最基本的归责原则,但是我国合同法的违约责任的归责原则是无过错责任原则。⑵《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关于医疗事故赔偿项目的规定中有精神损害赔偿,我国立法与司法实践中都不承认违约责任中有精神损害赔偿,但却承认侵权责任中的精神损害赔偿。因此,医疗事故的民事责任性质应为侵权责任,其归责原则为过错责任原则。
二、医疗事故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二条规定:“医疗事故是指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事故”。从中可看出,医疗事故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包括以下几项:
医疗机构举证责任研究论文
一、本案事实
王某因视力下降在甲医院诊断为“巨大垂体腺瘤”,后在该院进行了手术治疗,术后出现左侧肢体偏瘫,双眼视力改善不明显。王某为此诉至法院。
二、原告诉称
我因视力下降到被告处住院检查,被告诊断为“巨大垂体腺瘤”,并于同年9月29日对我进行手术治疗,术后我出现左侧肢体偏瘫,双眼视力仅有光感,同年12月14日从被告处出院后,我于2000年4月20日至2001年1月18日期间先后在北京天坛医院和广安门医院四次住院检查治疗,该两医院均诊断我患有“生殖细胞瘤”而非“巨大垂体腺瘤”。2002年2月26日,经委托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鉴定中心进行伤残鉴定,鉴定结论为:原告在侧肢体偏瘫致残程度为三级伤残,双眼视力障碍,视野缺损致残程度为五级伤残,2001年3月6日,我致信被告要求被告承担致伤残的医疗事故责任,2001年4月19日,被告答复其不存在医疗事故责任。因被告的误疗,导致其采用的治疗方法和手段错误,致我伤残,被告应当承担医疗事故责任,为此诉至法院,要求被告赔偿物质损失和精神损失共计35万元人民币(其中物质损失为32万元,精神损失为3万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三、被告辩称
原告起诉缺乏事实根据,其请求是不能成立的,原告所患的是巨大脑肿瘤,所在部位结构复杂,我院医生治疗方案符合治疗原则,手术中没有违反医疗规范,原告肢体偏瘫,实属无法避免的并发症所致,原告入院时,我院经诊断发现原告的大脑内有一4.5X3.7cm的巨大脑瘤,如此大的瘤子直接压迫视神经,导致视力严重下降,且脑瘤周围分布着左右血管、动静脉、头部鞍区后方是脑干,脑干是生命中枢,手术稍有不慎就会导致血压下降甚至生命终止,鞍区上方是视神经,可见脑瘤所在的部位很特殊,跟上述结构连接很紧密,动手术无法把脑瘤切取干净,否则这些结构会损伤出现意外引起并发症造成残疾甚至死亡,做手术的目的不在于全部切取脑瘤,而在于:一、让视神经减压,使视力功能得到恢复;二、明确诊断。如果不做手术,原告的脑瘤越长越大,到了发生不可逆转的情况下就会导致失明。由于原告的病情复杂,手术后遗症或并发症可能性极大,因此,我院在手术同意书上详细列举了十二种可能发生的意外、危险,于1999年9月19日让其家属考虑会发生的风险,其家属在考虑八天后在手术书上签字同意手术,愿承担由此产生的风险,在此情况下我院医生作了充分的手来前准备,精心为原告动手术,因脑瘤手术的复杂性,原告还是出现了十二种风险中的第六种术后偏瘫,应该说我院是没有过错的,术后原告继续在我院康复科治疗,已有明显好转,但因家属方面的原因,未交纳我院医生的放疗和化疗的建议致使耽误治疗时间,责任不在我院,原告要求我院承担赔偿责任是没有道理的,另原告起诉已超过了法定诉讼时效,丧失了胜诉权,建议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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