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家范文10篇

【摘要】中医认为痰可以停留在机体内外各个部位，有“五脏六腑俱有”“内外上下皆到”之说，生成各式各样的疑难奇异病症，因此又提出痰为诸病之源，有“百病多由痰作祟”“怪病多痰”之说，而历代医家对痰的学术观众说纷纭，在治痰上也各有心得。文章认为诸家之论，各有其发挥，通过对诸家痰病观作一总括分析，综合观之始全。

【关键词】痰病论治

从公元前5世纪，在《诗经·鄘风》中就有“陟彼阿丘、言采其虻”之言，“虻”就是医家常用的化痰药贝母，可见当时古人就认识到了治疗“痰”的药物。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医学帛书《五十二病方》中就有至今治痰仍常用的药物如：半夏、服零（茯苓）、白付（白附子）、牡蛎、杏仁、皂荚等十多种，并用虻（贝母）和漏芦等配伍治疗痰淤之病症的记载。成书于秦汉之际的《神农本草经》中，已经有常山主“胸中痰结吐逆”，及巴豆破“留饮痰癖”的治法［1］。由于历史和文字的原因，《内经》中没有“痰”字，将痰归属为饮湿之类，其描述为“有所结，气归之，津液留之，邪气中之，凝结日以易甚，连以聚居，为昔瘤，以手按之坚”相当于后世所说得痰气互结而成肿瘤之说［2］。

在之后的朝代，有了痰病的详细论述，同时不同时代的医家，又分别提出各自的痰病观。

1张仲景之痰病观:当以温药和之

痰饮一名,实始于《金匮要略》。仲景论痰饮基本上继承了《内经》的思想,从脾不“散精”、肺不能“通调水道”、膀胱(肾)不能化气行水,故而“水精”不布、“五经”不行，停积而为痰饮主论,进一步阐述了其病因病机。如《痰饮咳嗽病》篇中说：“夫病人饮水多，必暴喘满。凡食少饮多，水停心下，甚者则悸，微者短气”。仲景于痰饮形成之机理独发中焦之论，足见其在痰饮的形成中尤其重视脾胃的运化功能。又如《水气病》篇指出：“寸口脉弦而紧。弦则卫气不行，既恶寒，水不沾流，走于肠间。”“少阴脉紧而沉，紧则为痛，沉则为水，小便即难。”总之，仲景认为，痰饮是肺脾肾气化失司，或三焦水道失于通调，影响水液的正常敷布与排泄，以致水饮停积而形成的。而且三脏之中脾胃运化失司首当其要。

【摘要】据《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民国时期的中医药著作约4330余种，其中江苏籍中医医家撰著的有573种，内容涵盖了医经、基础理论、伤寒金匮、诊法、针灸推拿、本草、方剂、临证各科、医案医话医论、史学工具书等方面。本文将江苏籍中医医家所撰著的480余种著作分为“医籍所涉及的种类”、“中西医论争及汇通类著作”、“中医规模化教育的教材类著作”、“方药类著作”、“临证各科及医案类著作”、“医学卫生保健类著作”、“综合性史学工具书类著作”等七个方面、六个大类进行评述。介绍其在中医学术、中医教育、中医临床、中西医汇通以及中医科学化等方面的著作特点，肯定其对于现代中医所具有的启示与借鉴意义，试图唤起现代中医药研究者对这一时期中医药著作的研究兴趣，使这一时期的著作更好地为当今中医药事业服务。

【关键词】民国时期江苏籍中医医家著作研究概述

民国时期在中国近代史中是一个存在较为短暂的时期(38年)，在整个中医药学的发展历史中只是一瞬，但是，由于其恰恰处在社会发生根本性变革的过渡期中，来自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交汇与冲突尤为明显，这就决定了其不同于历史上的其他时期。在民国时期，由于有着西方文化留学背景的政府官员的支持，西方医学以前所未有的强势进入国内，政府也积极推动其成为社会医疗主流。中医药事业从起初的在整个国家教育体系中被漏列，医疗行为被限制，发展到中医药被整个废除的境地，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内忧外患局面。面对这种不利局面，整个中医药界奋起抗争，同时也顺应时展的要求，本着“发皇古义，融会新知”的宗旨，积极实践，勇于创新，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捍卫中医的各项权益。他们积极探索创办中医药学校及函授的教育形式，创立具有中医特色的中医医院，努力开展学术上的中西医汇通，并围绕着上述内容著述立说。成书于民国时期的中医药著作（以《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为主，以下简称《中医联目》）有4330余种，占到全部中医存目存世书籍的三分之一［1］。了解和研究这一时期的著作，对于当今中医药学术的发展无疑是有着积极的启示作用。江苏籍中医医家群体在上述的历史事件中均有参与，在一些重大的事件中甚至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所形成的著作有573部［2］。这一群体又大多寓居在中西文化交汇与碰撞的上海，具有一定的时代代表性。因此，对其在这一时期完成的著作进行研究，可以达到窥一斑而知全豹的目的。现就以《中医联目》中所载的480余种各类著作为依据，对民国时期江苏籍中医医家著作作一概述。

医籍所涉及的种类

按照《中医联目》所划分的种类，去除重复项，在这些著作中，医经类20种，基础理论类12种，伤寒金匮类19种，诊法类11种，针灸推拿类15种，本草类25种，方书类43种，临证各科中包括临证综合类23种，温病类18种，瘟疫类5种，疟疾类6种，内科类12种，风痨臌膈类14类，其他疾病类18种，妇产科类18种，儿科类20种，外科类20种，伤科类1种，咽喉口齿类7种，养生类12种，医案医话医论类63种，医史类23种，综合性著作类24种。从医籍所涉及的种类来看，医家们的著作涵盖了中医药绝大部分的种类，有些尽管从种类上归属于大类，但从其内容上来看，已经超出某个传统种类的归属。如恽铁樵的《群经见智录》，既是对中医经典理论的阐释，更是不同于传统对经典医籍的注释，而是对经典医籍的现代诠释和发挥，与现代知识的结合更加紧密。再如恽氏的《生理新语》、《病理概论》和秦伯未的《生理学》、《病理学》等等，也已不是一个“基础理论”所能归属了的，更多的是对中医理论的现代认识与诠释。因此，我们在研究这一时期医家们的著作时，既要注意其传统的一面，更要注意其有别于传统的内涵实质的一面，这些实质性的学术观点对于我们现在的中医具有诸多的启发与借鉴意义。

中西医论争及汇通类著作

摘要：作为民族道德规范之本的儒家思想的内涵极其丰富，在儒家道德标准“仁”的影响之下，古代医家实践着“医乃仁术”的仁爱之心，形成了仁者爱人的传统医学道德。从儒家忠孝仁义等生活和道德准则出发，探讨医乃仁木、知医为孝、推己及人、重义轻利、以德待患等传统医德内涵，阐释传统医学以人为本的思想。

关键词：传统医德儒家思想医乃仁术

我国古代，诸子百家都论及并倡导伦理道德，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体的儒家思想尤为重视伦理道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成为古代文人的修身之道和追求目标。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医学自古以来就一直被认为是一门最具人文传统的学科，儒家道德思想对传统医学的形成与发展影响深远。儒家学说的中心思想，是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主张仁义互助。这种思想反映在医药行业中，就产生了济世活人的观念。传统医学的目的是救治被病痛折磨的病人，保护人类健康。医生除了应具备治病救人的医术之外，还应当饱含治病救人的医学道德观念。因此，医德历来为医家所重视。本文从儒家的“忠孝仁义”等道德内容出发，结合传统医学道德的内涵，揭示儒家思想对传统医学道德内容的重要影响。

一、医乃仁术

“仁”是儒家最高道德标准，也是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做人要做“仁爱之人”，要遵守忠孝仁义等道德准则。“医乃仁术”语出自明朝王绍隆的著作《医灯续焰》:“医以活人为心。故曰：医乃仁术。”

纵观《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备急千金要方》以及历代名家著作，他们无不实践着“医乃仁术”的观念。《黄帝内经》称医学为“圣人之术”体现了对医学这样一门高尚职业和行医者应具备高尚道德的认识。从医者应贯彻儒家“仁爱”思想，按儒家圣贤的教诲行医，治病救人。明代龚廷贤《万病回春》记载病家十要“一存仁心，乃是良箴，博施济众，惠泽斯深”。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言“医之为道，若子用之以卫生，而推之以济世，故称仁术”。清代喻昌也曾在《医门法律》中称“医，仁术也”。所以作为一个医务工作者，既要了解中国古代医学史的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医学精神，更要领悟博大精深的传统医学“仁术”的精髓。

2以人为本的医道观

中国传统医学以人为本，重视人的生命价值，认为天地万物，莫贵于人，把保护人类健康、减少预防疾病、追求健康长寿作为中国传统医学伦理的核心。“医乃仁术”更是以人为本的医道观的高度概括。

中国传统医学发展过程中，历代医家倡导以人为本，认为性命攸关为大，医家应潜于医道，济世救人。《素问·宝命全形论》说“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灵枢·师传》讲：“入国问俗，入家问讳，上堂问礼，临病人问所便”。张仲景《伤寒杂病论·自序》中从“爱身知己”“爱人知人”出发，指出“精究方术”是为“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王叔和《脉经·序》中言“夫医药为用，性命所系”，“一言有疑，则考校以求验”。皇甫谧《甲乙经·序》中说“若不精通于医道，虽有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君父围困，赤子涂地，无以济之”。葛洪《肘后备急方·序》中言选录“率多易得之药，其不获已，须买之者，亦皆贱价草石，所在皆有”，以便“贫家野居所能立办”，强调医要“愍人之苦，惆人之急，救人之穷”［2］。禇澄在《禇氏遗书》提出“用药如用兵”“当验之药未验，切勿急投”。

以孙思邈为代表的一些医家，更是把尊重人和爱护人的生命发展到极致，立“仁”为济世救人的指导思想。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序》中有“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的著名论断；在《备急千金要方·大医精诚》要求医家心怀仁爱，不管“贵贱贫富，长幼妍媸，华夷愚智”，要“皆如至亲之想”。明代龚廷贤《万病回春》中教导医家要“一存仁心，乃是良箴，博施济众，惠泽斯深”，“十勿重利，当存仁义，贫富虽殊，施药无二”。清初喻昌在《医门法律》中说：“医，仁术也。仁人君子必笃于情。”“仁”还是评价医生的重要标准。南齐杨泉的《物理论·论医》指出良医应是“仁爱之士”“聪明理达”“廉洁淳良”“其德能仁恕博爱，其智能宣畅曲解”。宋朝林逋在《省心录·论医》说“无恒德者，不可以作医”。明代龚信在《古今医鉴·明医鉴》中也说：“今之明医，心存仁义。”由此观之，中国传统医学有着以人为本的仁爱传统。

以人为本的医道观还体现在中国传统医学的预防伦理思想中。中国传统医学在治疗上历来防重于治。《素问·四气调神大论》说：“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素问·刺热篇》说：“病虽未发，见赤色者刺之，名曰治未病。”东汉张仲景进而阐述治未病思想，《金匮要略》云“夫治未病者，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葛洪提出：“治身养性，务谨其细，不可以小益为不平而不修，不可以小损为无伤而不防［2］。”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养性序》中说：“善养性者，则治未病之病。”朱丹溪在《丹溪心法》中认为，“与其救疗于有疾之后，不若摄养于无疾之先。盖疾成而后药者，徒劳而已。是故已病而不治，所以为医家之法，未病而治，所以明摄生之理。夫如是则思患而预防之者，何患之有哉？”清代叶天士研究既病防变，在《温热论》中指出，“务在先安未受邪之地”。

【摘要】中国传统医学对医德、医道、生命、健康等问题的深刻看法和认识，形成了传统医学伦理观,铸就了早期的医学伦理大厦。它的精诚合一的医德观、以人为本的医道观、“三才”统一的整体观以及朴素的生命质量观为现代医学伦理的发展留下了宝贵的资源，并给当今医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颇多借鉴。

论文关键词：传统医德儒家思想医乃仁术

论文摘要：作为民族道德规范之本的儒家思想的内涵极其丰富，在儒家道德标准“仁”的影响之下，古代医家实践着“医乃仁术”的仁爱之心，形成了仁者爱人的传统医学道德。从儒家忠孝仁义等生活和道德准则出发，探讨医乃仁木、知医为孝、推己及人、重义轻利、以德待患等传统医德内涵，阐释传统医学以人为本的思想。

我国古代，诸子百家都论及并倡导伦理道德，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体的儒家思想尤为重视伦理道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成为古代文人的修身之道和追求目标。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医学自古以来就一直被认为是一门最具人文传统的学科，儒家道德思想对传统医学的形成与发展影响深远。儒家学说的中心思想，是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主张仁义互助。这种思想反映在医药行业中，就产生了济世活人的观念。传统医学的目的是救治被病痛折磨的病人，保护人类健康。医生除了应具备治病救人的医术之外，还应当饱含治病救人的医学道德观念。因此，医德历来为医家所重视。本文从儒家的“忠孝仁义”等道德内容出发，结合传统医学道德的内涵，揭示儒家思想对传统医学道德内容的重要影响。

1.医乃仁术

“仁”是儒家最高道德标准，也是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做人要做“仁爱之人”，要遵守忠孝仁义等道德准则。“医乃仁术”语出自明朝王绍隆的著作《医灯续焰》:“医以活人为心。故曰：医乃仁术。”

纵观《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备急千金要方》以及历代名家著作，他们无不实践着“医乃仁术”的观念。《黄帝内经》称医学为“圣人之术”体现了对医学这样一门高尚职业和行医者应具备高尚道德的认识。从医者应贯彻儒家“仁爱”思想，按儒家圣贤的教诲行医，治病救人。明代龚廷贤《万病回春》记载病家十要“一存仁心，乃是良箴，博施济众，惠泽斯深”。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言“医之为道，若子用之以卫生，而推之以济世，故称仁术”。清代喻昌也曾在《医门法律》中称“医，仁术也”。所以作为一个医务工作者，既要了解中国古代医学史的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医学精神，更要领悟博大精深的传统医学“仁术”的精髓。

摘要：赣鄱中医文化蕴含着丰富的预防医学教育思想，其与《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中的诸多具体行动相一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对此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预防医学思想；赣鄱中医文化；价值分析

《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1］明确提出预防的重要性：强调为了使社会大众不生病或少生病，提高生活质量，延长健康寿命，必须关口前移，采取有效措施进行干预。这是积极应对当下突出健康问题、以低成本获得高健康绩效的有效策略，是目前解决健康问题的现实途径。行动中设定的目标为：中医医院设立治未病科室的比例2022年达到90％，2030年达到100％。《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中的诸多指标与古代中医的“治未病”思想和观点不谋而合。而赣鄱中医文化是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传统中医文化，融医术医德医风之大成［2］，许多赣鄱中医大家的“治未病”思想对现代预防医学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1中医理论蕴含的预防医学思想

中医理论倡导“治未病”，即预防为主的思想。中医“治未病”可体现为西医中的三级预防理念，即未病先防、既病防变和瘥后防复。所谓未病先防是指通过各种内养外防的综合调摄措施，补养体内的精气、保持正气，慎避虚邪侵害，从而防患于未然。既病防变是在疾病发生初期，及时采取各种干预措施，预防病情的蔓延和恶化［3］。二级预防工作中，既有药物、针灸等手段，也包括饮食宜忌、慎避风寒等诸多调养法则等。瘥后防复是疾病初愈至完全恢复正常健康状态这段时间的预防措施。如生活起居应有规律，注意生活调摄，避免劳累过度、慎戒房劳和喜怒过度以及悲忧太甚等过度的情志刺激、避免疾病复发、新病侵袭和促进健康转归。我国古代关于预防思想的阐述频频见于经典古籍中，如《易经》中有“君子以思患而预防之”。《黄帝内经》首篇“上古天真论”阐发了养生防病措施。次篇“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指出：“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备急千金要方》中有“上医治未病之病，中医治欲病之病，下医治已病之病”等，这些都是古代预防思想的具体体现。古代西方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在其著作《气候水土论》中首次阐述疾病与环境因素的关系，并强调：知道什么样的人患病，比知道这个人患的什么病更重要。从以上阐述可以看出，无论古代中医，还是古代西医均对预防医学思想非常重视，“治未病”思想自古有之。

2赣鄱中医文化概述赣鄱中医文化

1倡仁修德，博施济众———生命至重的人文关怀

中国的医学思想，深受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特别是儒家思想的影响。儒家仁学思想的光辉折射在医学之中，成就了“医乃仁术”[1]的高尚命题，这是中医学的特色之一，也是全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济世救人”是祖国传统医学的目的，先贤们一生追求的就是“大医精诚”的境界。人的生命是神圣的，医术是为人神圣无比的生命而存在的。从医学史来看，历代医家一直在强调这一点：晋代杨泉提出“用医必选仁爱之士”；唐代名医孙思邈曾说，“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宋代林甫提出“无恒德者不可以作医”；明代陈实功提出“医家五戒十要”，龚廷贤提出“医家十要”；清代喻昌提出“医必笃于情”等等。历代医学家强调对任何患者都要关心、体贴、爱护，做到竭诚尽智，全力救治；在医学上恭身实践，不尚空谈，对患者一视同仁，视疾病之需给予力所能及的治疗和帮助。唐代名医孙思邈主张不分贫富贵贱，一视同仁。他认为：凡属患者求治，医家应当摒弃一切私心杂念，精诚诊治。治病贵速，一发千钧，凡病家有请，就得不顾艰险疲劳，立即出诊。医家诊病，要根据病情需要选择合适的治疗方法。华佗在诊疗患者时，总是先仔细观察病情，再对症施治。治病救人时，医家必须忠于自己的职守，不能怕脏怕臭。即使碰上“疮痍下痢，臭秽不可瞻视”的患者，也要认真负责地予以医治，绝不能产生半点厌恶心理。明代外科医学家陈实功经常给人排脓、除腐、洗疮、敷药，从不顾虑什么臭秽。医家诊病，必须遵循一定的规章制度，尤其在诊查妇产科疾患时，不可造次。对于妇科病、性病、生理缺陷，乃至某些情志病等，不能随便对他人乱说，有的要严守秘密，否则可能引起不良后果，这也是对患者极大的尊重。

2热爱事业，精勤不倦———严谨扎实的治学风范

技术低劣的医家，可以把轻病患者治死；而技艺高超的医家却能化险为夷，使垂危患者得救。医家一身系着患者的安危，凡看病施治，必须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切忌粗心大意，敷衍塞责，更不能浅尝辄止。因此，只有无比热爱自己的专业，并以从事医学专业为乐时，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聪明才智，真正做出成绩来。一旦从事了医学事业，就要精勤不倦，刻苦钻研。医学的道理很艰深，疾病的发展千变万化，《素问•著至教论》提出：一个好的医家必须“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若非多闻博识，勤学苦练，又怎么能掌握呢？东汉名医华佗之所以在医学上造诣很高，与他“游学徐土，兼通数经”（《华佗传》）是分不开的。张仲景强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认为自己绝非生而知之者，必须通过后天的刻苦学习来掌握方术。孙思邈主张医家博览群书，认为医学、史学、哲学、文学、天文、地理等书籍，都要阅读，才能于医道无所窒碍，否则如“无目夜游，动致颠殒”。李时珍更是一位博学多才而又刻苦钻研的典型，他只要遇上有关医药学的内容，就立即加以摘录，这为他后来著书准备了充分的条件。

3谦虚谨慎，尊重同道———贵和尚中的和谐思想

历代有成就的医学家，都是谦虚谨慎，实事求是的。孙思邈为人十分谦恭，一贯反对“炫耀声名，訾毁诸医，自矜己德”，认为如果那样，便是医家本身的膏肓之疾。同行之间，应当互相尊重，互相砥砺切磋，以便取长补短，共同提高。历代名医之所以技艺专精、造诣很高，这其中的原因很多，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善于虚心诚恳地向别人学习。孙思邈闻人有“事事长于己者，不远千里，伏膺取决”。不耻下问，这是学习上的美德。

【摘要】《小儿按摩经》的问世，创立了小儿推拿的理论体系，标志着小儿推拿开始了发展的新纪元。后世医家在《小儿按摩经》的基础上不断进行补充，加之儿科工作者对小儿生理病理认识的不断进步，小儿推拿的学术思想逐渐成熟。与此同时，由于不同地域的医家对《小儿按摩经》的理解不同及对小儿生理病理的认识差异，对小儿推拿包括穴位、手法、操作方法等产生不同的理解，逐渐发展成为小儿推拿的不同流派，引起小儿推拿的学术争鸣。

【关键词】小儿推拿学术争鸣手法穴位推拿流派

前言

小儿推拿体系的形成，起始于明代。随着小儿推拿学术的发展，对其认识及体会也就产生了分歧，这种分歧不仅导致了学术争鸣，而且推动了小儿推拿整个学术体系的深入发展。有关小儿推拿的学术争鸣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关于小儿推拿手法的认识

自明·徐用萱提出“掐筋”单一手法及“龙入虎口”、“苍龙摆尾”等复式手法后，历代医家多有演绎，手法也渐趋增多。如《小儿按摩经》载单一手法8种、复式手法28种；《幼科推拿秘书》载单一手法42种、复式手法13种；《保赤推拿法》载单一手法12种、复式手法86种［1］。对此，不少医家，如夏禹铸、龚廷贤、周于蕃、钱祖荫等提出异议，认为手法过繁，不便掌握，对临床无效者应予删除。张振还从临床实际出发，对以往手法进行梳理，删其重复，正其错误，补其阙漏，将小儿推拿单一手法归纳为按、摩、掐、揉、推、运、搓、摇8种，复式手法归纳为凤凰展翅、二龙戏珠、打马过天河、黄蜂入洞、飞经走气、苍龙摆尾、赤凤摇头、水中捞月、按弦搓摩、猿猴摘果、天门入虎口、运水入土、运土入水13种，切合临床实用。论文网

摘要:古代医家治疗哮喘最常用的药物为麻黄，应用时多“去上沫”，现代研究发现，“上沫”中含有大量麻黄碱，“去上沫”后可以减缓麻黄发汗解表之力，更适于哮喘的治疗。历代医家根据哮喘的病因病机，创立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方剂，如小青龙汤、参苏止咳方等。但也存在煎煮不便、成分复杂、靶点不明等缺点。而西药给药便捷，作用机制明确，但亦存在诸多副作用。所以应采用中西医结合治疗，中医应借鉴现代医学手段，加大对给药途径、作用机制、中药单体、复合制剂的研究。借鉴现代医学疾病量化标准，将中医证候量化，实现精准辨证、精准用药，为治疗哮喘提供思路与方法。

关键词:支气管哮喘;从痰饮论治;麻黄;中西医结合

哮喘是以慢性气道炎症为特征的一种异质性疾病，主要症状有喘息、气短、胸闷、咳嗽等，同时具有可变性呼吸气流受限［1］。全球哮喘流行病学调查显示，全球哮喘患者约有3亿，临床患病率约为4.5%。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哮喘患者约有3000万，临床患病率为1．42%［2］，14岁以上人群哮喘患病率为1．24%［3］，且哮喘患病率较过去明显增加［4－5］。笔者总结古今各医家对哮喘的认识，论述中医药在防治哮喘方面的理论和实践，为临床防治哮喘提供思路与方法。

1理论溯源

《黄帝内经》中有“喘鸣”“喘喝”“喘呼”“喘鸣肩息”等症状的记载，与现代医学哮喘的典型临床表现一致。《黄帝内经》认为，阴阳失和是哮喘的核心病机，《素问•太阴阳明论》言:“犯贼风虚邪者，阳受之……阳受之，则入六腑……入六腑，则身热不时卧，上为喘呼。”《素问•阴阳别论》言:“阴争于内，阳扰于外，魄汗未藏，四逆而起，起则熏肺，使人喘鸣。”东汉末年，张仲景在继承《黄帝内经》理论的基础上，对哮喘症状的描述更加完善，并提出相应的治则和方药。在其著作《伤寒杂病论》中，将哮喘发作的患者称之为“喘家”，提出用小青龙汤、小青龙加石膏汤、桂枝加厚朴杏子汤、射干麻黄汤等治疗。张仲景认为，外邪侵犯可致哮喘，患者可有“喉中水鸡声”，这与现代医学之哮喘发作症状一致。在《金匮要略》中，张仲景系统阐述了痰饮理论，如伏饮、留饮，至今仍对正确辨识呼吸道慢性疾病有指导意义。张仲景描述的哮喘患者易出现“背寒冷如手大”，切合现代临床情况，也是现代从痰饮论治哮喘的理论基础。巢元方在《诸病源候论》中称哮喘为:“上气鸣息”“呷嗽”，并明确指出:“上气鸣息”是因“邪乘于肺……肺管不利，不利则气道涩，故气上喘逆，鸣息不通”。“呷嗽”是“嗽则气动于痰，上搏咽喉之间，痰气相击，随嗽动息，呼呷有声”。指出外邪侵袭，与痰相合，使肺管咽喉不利，肺气宣降失职，肺气上逆而发出声音。治疗上应加用消痰破饮之品。《丹溪心法》首次提出哮喘，强调痰浊是哮喘的重要病理因素，并将疾病分为未发、既发不同阶段，提出“未发以扶正气为主，既发以攻邪气为先”。治疗时，因肺为娇脏，则用药应选用“薄滋味”之品，专主于“痰”。明代《医学正传》中初次将哮与喘分开论述，指出“哮以声响名，喘以气息言”，同时明确哮即“喘促喉中如水鸡声者”。《景岳全书》提出“夙根”论，指出哮病的反复发作与“夙根”有密切关系，“哮有夙根，遇寒既发，或遇劳既发者，亦名哮喘。”将未发、已发不同阶段的治法具体化:扶正气者须辨阴阳，攻邪气者须分微甚。到清代，医家对于哮喘的认识更加详细具体，这对现代哮喘的治疗有重大指导意义。总之，哮喘病机可总结为:“内有壅塞之气;外有非时之感;膈有胶固之痰。”西方医学传入我国后，与中医学相互交融，取长补短，中西医结合治疗哮喘已成为我国独有的优势。

2症状与证候

一、壮族医学医德思想的形成

在长期的民族融合过程中，中医学《黄帝内经》给予壮族医药理论巨大的影响。例如，《灵枢•师传篇》讲述了作为一名医生应该具备的职业道德素养和承担的社会责任；《疏五过论篇》描述了医生过错的五种表现形式，同时指出好医生应该具备的医德内容和标准；《素问•徵四失论篇》从医生的临床实践出发，总结出诊疗过程中容易出现的差错，以实例对医生从思想上进行教诲。中医学的医德思想对壮族医学医德思想的形成起着推动作用，在一些广西少数民族地方志、博物志以及地方文献如《岭表录异》、《岭外代答》、《桂海虞衡志》等中可以看到，中医学的医德思想以及壮族传统文化、壮族医药理论中的道德知识相互交流、碰撞和沉淀，最终形成了和中医学医德思想相通而又保持着一定特色的壮族医学医德思想。

二、壮族医学医德思想的内容

壮族医学医德思想的形成过程深受中医学传统医德的影响，因此，其内容和中医学传统医德的一些方面是相互交融、共通的，但是，由于壮族具有自身的文化传统和习俗，因而壮族医学医德思想有其独特的内容。

（一）医德基础———持身正直。医德思想基础是持身正直。壮族医家的重要品格之一是为人正直。在壮医的心中，能为本族人祛病健身是神圣的工作，将此项工作作为谋财敛财的手段是不道德的。壮医看病，并不注重诊金，而看重内心的满足和幸福感，因此，壮医深受群众的尊敬，是社会道德的模范践行者。

（二）医德原则———仁术爱人。中医学传统医德思想推崇“医乃仁术”，行医目的在于为民解厄除疾，壮族医学医德思想同样遵循这一原则，孟子“仁者爱人”、“民为贵”的思想在壮医身上得到了体现。“仁”不仅包含了壮医仁爱、仁慈的品格修养内容，也蕴涵着医者救死扶伤的仁义道德观，这就使得“仁术爱人”的医德原则薪火相承，世代流传，因此，历代壮医都躬亲推行“仁术爱人”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