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涵范文10篇

虚拟实在（virtualreality）源自计算机仿真，是与网络并行和交叉的一种新技术，其对现实生活的影响远远超越了仿真设计、操作训练、医疗手术之类的技术领域，许多人直接或通过网络空间沉浸于其中，使其成为一种前卫的行为方式和心理及伦理实验室。由此引发了真实被虚拟入侵的恐慌[i]和虚拟实在会使人的知觉升腾的狂喜，主体、客体、事实、真假等重要的哲学概念和生活常识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冲击，这使得人们开始反思虚拟实在的本质及其对人的认知方法和价值观念的影响。毋庸置疑，对沉浸于虚拟实在中的生活及其文化价值的理解和透视，也是理解网络空间及其伦理问题的重要前提和基础。

一、虚拟实在简释

1．虚拟实在的基本概念

虚拟实在的基本概念主要涉及两类，一是从纯粹的技术层面加以界定，二是在前者的基础上结合使用者的感知加以描述。

从技术上来讲，虚拟实在是由计算机仿真模型发展而来的，其实质是一种逼真的仿真模型。约翰·L·卡斯蒂在《可能的世界：计算机仿真如何改变科学的疆域》（直译名）一书中指出，计算机仿真涉及三个世界：真实世界、数学世界和计算世界三个世界[ii]。这显然是一种客观化的视角，其基础是基于科学理论的观测、建模和再现。其中，真实世界对象由时间、位置等直接可观察量，或者由它们导出的能量之类的量所组成，如行星的可观测位置或蛋白质的可观测结构。一般的可观测量由从有限数字集中取值的离散测量集合构成，即以离散取样描述连续过程，而且由于观察的影响，测量在本质上是不确定或测不准的。在数学世界中，人们用符号表示真实世界的可观察属性，而符号通常被假定为时空中的连续统，并被赋予某一数集（如整数、实数、复数）的数字值。第三个世界就是生成虚拟实在的计算世界：它的一只脚在物理器件和光影流转的真实世界，另一只脚则在抽象的数学世界之中。

"完整"的虚拟实在的过程是：

「摘要」本文旨在从理论上探讨电子化政府之意涵及其在世界几个主要发达国家的推动与发展，并在此基础上对未来电子化政府的发展进行了初步展望。全文共分为六个部分，分别为电子化政府之定义、电子化政府之起源、电子化政府之应用形式、电子化政府质内容、电子化政府之推动及电子化政府之未来发展趋势。

「关键词」电子化政府；资讯科技；网际网路

一、电子化政府之定义

有关电子化政府的定义有学者观点与官方观点之区分。

（一）学者观点

1、西方学者观点

「摘要」本文旨在从理论上探讨电子化政府之意涵及其在世界几个主要发达国家的推动与发展,并在此基础上对未来电子化政府的发展进行了初步展望。全文共分为六个部分,分别为电子化政府之定义、电子化政府之起源、电子化政府之应用形式、电子化政府质内容、电子化政府之推动及电子化政府之未来发展趋势。

「关键词」电子化政府;资讯科技;网际网路

一、电子化政府之定义

有关电子化政府的定义有学者观点与官方观点之区分。

(一)学者观点

1、西方学者观点

2011年10月，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那么，如何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就成为摆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一项重大课题。为解决这一课题，首先必须回到文化本身，从哲学角度对文化加以探讨，只有这样才能弄清楚文化何以自觉、何以自信，以及如何推动文化自觉、文化自信的问题。

一、文化与人的生活不可分割

毫无疑问，文化是人的一种存在方式，并且是专属于人的存在方式。动物不能以文化的方式存在，只能以本能的方式存在。那么，人为什么能以文化的方式存在呢?究其根源，必须回溯到人这一存在物本身的特性。人当然首先跟日月星辰、花草树木、鸟鱼虫兽等一样，是自然存在物，但是他又不是一般的自然存在物，而是在自然界中有其特殊地位的自然存在物，马克思称其为“人的自然存在物”［1］(P326);他也不是一般的“在者”，而是能“生存”(existence)的在者，海德格尔称其为“此在”(Dasein)。在高清海那里，则被称为“超生命的生命”:“生命在进化和发展中生长出了人的生命，人利用自己的生命活动创造了‘超生命的生命’，这就意味着生命突破了生命自身的封闭循环，通过‘类生命’而把生命引向于更广大的无生命世界。类生命的意义就在于，借助在它指导下的种种生命活动能够沟通生命界与无生命界，使无生命界潜在的能量得以活化，从而发挥出它们自身难以实现的价值性。这就是人的类生命肩负的天职、‘超生命的生命’具有的巨大意义。按照这种理解，我们可以说人的‘类生命’也就是人格化的‘宇宙生命’化身。”［2］(P37)每一种生物都在其活动环境中，以某种特定的、固有的生命形式生活着，延续着古老的繁衍和竞争法则。但就在生命的这种生活中，悄悄地渗进了另一种生活方式，即有着人的本质力量投射的、对象化的、实践性的生活方式———文化的生活方式。“惟有人才能创造文化并拥有文化，因为只有人才是自生存之始就有完善自身要求的存在。”“文化概念与‘人的有目的的活动’概念在本质上具有相通的内涵。”［3］(P77)从原始人类制造的第一个石斧、敲打出的第一颗火星开始，这种文化的生活方式就伴随着人类的生存进程，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蓬蓬勃勃地甚至是略带神秘色彩地展开了。著名哲学人类学家蓝德曼指出:“文化创造比我们迄今为止所相信的有更加广阔和深刻的内涵。人类生活的基础不是自然的安排，而是文化形成的形式和习惯。正如我们历史地所探究的，没有自然的人，甚至最早的人也是生存于文化之中。”［4］(P260)同样是生命，但是只有人的生命可以普遍地发现和利用其他的生命形态和非生命物质;同样是生活，但是只有人的生活才能被称作文化的生活，才能引向最为广阔的存在之域。从某种意义上讲，人与文化同时出现并且共生，它们相互为用，互为本质规定和发展根据。人的生活必定是也只能是文化的生活(至今我们还没有发现人有非文化的生活形态)，文化的生活必定是也只能是人的生活(至今我们还没有发现文化的生活出现在非人的生活中)。文化的生活是人的生活的根本方式和本质特征，只有人能以文化的方式生活，也只有能以文化方式生活的才能被称之为人。

二、人的文化的生活的发生方式

具体说来，人的文化的生活以如下的方式发生:在自然的、通常是无意识的生活过程中，某种新的因素闯了进来，这种新的因素可能来自个体脑中的灵光一闪，也可能来自他人的某种启发，本来是连绵不断进行的生活之链的某个链环出现了停顿，“思想的闪电”(马克思语)闪入了这个链环，该链环受到了关注，成为能被加以注视和改造的对象(人总是能潜在地看到更多的东西。也就是说，人的任何审视和行动都已经带有超越现状的创新的性质)，于是，该链环就成为了带有文化因素的链环，即文化的链环。黑格尔一语中的:“文化的开端，即当人们刚开始争取摆脱实质生活的直接性的时候。”［5］(P3)必须提请注意的是，任何文化都不是凭空地发生的，任何人的生命都已经首先置于自然的生命运动之中了，任何文化的链环都只能出现在自然的链环之上。这种自然的链环具有“应手之物”(海德格尔语)的性质，即是说，它们并不外在于人的生活，而一开始就是人的生活的内在组成部分，我们对它们再熟悉不过。对我们来说，它们首先不是作为外在的对象，而是作为可用之物而存在。“木是木材之林，山是采石之场，河是水力，风是扬帆之风。”但是，经过人和文化因素的闪入，跟各种生命形式都具有“上下其手”关系的自然的链环被打断了，出现了从“应手之物”(ready－to－hand)到“现成在手之物”(present－at－hand)的转变，某些链环成为可在手加以审视和改造的对象，成为文化的对象。海德格尔曾形象地举例说明了这一情形:一个人的屋子漏雨，他使用锤子修屋顶，此时的锤子是他的修理活动的一部分，是与他的生存环境不可分的“应手之物”，此时他所关注的是修理屋子，而不是锤子。但如果他突然发觉锤子不好用了，比如说，觉得“锤子太重了”，他就会把锤子当作手边的一个对象加以注视和研究，找出改进或取代它的办法。此时的锤子便成为“现成在手之物”，“锤子太重了”的感觉也随之成为“锤子是重的”这样一个判断，这就是理性认识和文化活动的开始。柏格森则从动物和人的对比的角度说明了人独具的这一能力:“虽然动物并不能从永恒生命形式的角度来思索自身，但它们自恃自信，只管眼前而无视将来，就把思索变成了感觉。但在人类，人类有深思熟虑，从而有进行观察但不考虑直接用处的能力，有对暂时相互无关的事物进行比较的能力，简言之，有推理、概括和总结的能力。”

三、人的文化的生活的三种样态

摘要:人力资源是生产力中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人力资源开发实际上是一种价值和资源分配,直接涉及公共政策选择。人力资源开发价值与资源的分配性涵义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投资于人力资源开发的人财物的分配;二是人力资源本身的配置与利用。人力资源开发的公共政策属性规定了政府作为人力资源开发的核心主体应承担的职责,在实施人力资源开发的过程中,政府分配公共资源应坚持公平为先,通过建立公共财政为人力资源开发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关键词:人力资源;资源分配;政府;公平;公共财政

一、人力资源开发的公共政策属性

著名学者戴维·伊斯顿从政治系统分析的角度出发,认为公共政策是政治系统权威性决定的输出,其本质是对社会的“价值”作权威性的分配。[1]对于这里的价值,我们应作广泛意义的理解:既包括哲学层面的价值,也包括政治学、经济学意义上的价值;既包括物质方面的价值,也包括精神方面的价值。人力资源作为“第一资源”,其开发所涉及的面是相当广泛的,具有丰富的内容,需要资源的输入与输出。因此,人力资源开发的过程(包括人力资源本身的配置)在本质上是一个价值分配的过程,具有明显的公共政策属性,“科教兴国”、“人才强国”等战略思想本身就蕴涵着丰富的公共政策涵义。当人力资源开发的主体为政府时,人力资源开发便具有了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的属性,因为政府投入的是纳税人的钱,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是其根本目的。

政府在进行人力资源开发活动时,必然会有倾向地分配相关公共资源,如谁将先获取?获得多少?如何获取?等等。人力资源开发的公共政策属性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投资于人力资源开发的资源的分配。人力资源作为第一资源,如何将一国现有的人口资源优势转化为强大的人力资源优势,如何使现有的人力资源在规模、质量上进一步提高,实现体质、知识水平、技能水平等的进一步发展等都需要政府投入相当的公共资源,这些公共资源包括人财物、时间、精力等方面的内容。政府作为人力资源开发的主体,其政策取向是有偏好的,如优先发展基础教育还是高等教育?公共资源在城市与农村以及区域之间如何进行有效的分配?这一系列的问题都涉及到政府公共政策的价值选择。二是就人力资源本身来说,作为一种活的资源,它只有通过有效的配置和利用才能切实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动力,人力资源本身是政府公共政策分配的重要资源。因此,无论从开发人力资源的角度,还是从利用人力资源的角度来看,人力资源开发本质上都是一种资源配置的过程。当人力资源开发活动与具体的组织、群体、个人相结合时,也就转化为了利益分享与社会发展的问题,也就关涉到人力资源开发政策理念的取向问题。

二、人力资源开发的强正外部性规定了政府是人力资源开发的核心主体

摘要:人力资源是生产力中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人力资源开发实际上是一种价值和资源分配,直接涉及公共政策选择。人力资源开发价值与资源的分配性涵义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投资于人力资源开发的人财物的分配;二是人力资源本身的配置与利用。人力资源开发的公共政策属性规定了政府作为人力资源开发的核心主体应承担的职责,在实施人力资源开发的过程中,政府分配公共资源应坚持公平为先,通过建立公共财政为人力资源开发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关键词:人力资源;资源分配;政府;公平;公共财政

一、人力资源开发的公共政策属性

著名学者戴维·伊斯顿从政治系统分析的角度出发,认为公共政策是政治系统权威性决定的输出,其本质是对社会的“价值”作权威性的分配。[1]对于这里的价值,我们应作广泛意义的理解:既包括哲学层面的价值,也包括政治学、经济学意义上的价值;既包括物质方面的价值,也包括精神方面的价值。人力资源作为“第一资源”,其开发所涉及的面是相当广泛的,具有丰富的内容,需要资源的输入与输出。因此,人力资源开发的过程(包括人力资源本身的配置)在本质上是一个价值分配的过程,具有明显的公共政策属性,“科教兴国”、“人才强国”等战略思想本身就蕴涵着丰富的公共政策涵义。当人力资源开发的主体为政府时,人力资源开发便具有了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的属性,因为政府投入的是纳税人的钱,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是其根本目的。

政府在进行人力资源开发活动时,必然会有倾向地分配相关公共资源,如谁将先获取?获得多少?如何获取?等等。人力资源开发的公共政策属性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投资于人力资源开发的资源的分配。人力资源作为第一资源,如何将一国现有的人口资源优势转化为强大的人力资源优势,如何使现有的人力资源在规模、质量上进一步提高,实现体质、知识水平、技能水平等的进一步发展等都需要政府投入相当的公共资源,这些公共资源包括人财物、时间、精力等方面的内容。政府作为人力资源开发的主体,其政策取向是有偏好的,如优先发展基础教育还是高等教育?公共资源在城市与农村以及区域之间如何进行有效的分配?这一系列的问题都涉及到政府公共政策的价值选择。二是就人力资源本身来说,作为一种活的资源,它只有通过有效的配置和利用才能切实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动力,人力资源本身是政府公共政策分配的重要资源。因此,无论从开发人力资源的角度,还是从利用人力资源的角度来看,人力资源开发本质上都是一种资源配置的过程。当人力资源开发活动与具体的组织、群体、个人相结合时,也就转化为了利益分享与社会发展的问题,也就关涉到人力资源开发政策理念的取向问题。

二、人力资源开发的强正外部性规定了政府是人力资源开发的核心主体

装置艺术制作企划案

一、作品名称：五彩鸟王

二、创作者姓名：*

三、使用材料：树枝,树叶,置物箱,喷漆,球,斗笠,扫帚头,绳子,钉子.

四、制作时间：*至5.26

五、作品尺寸:约200公分x80公分

摘要：从感觉、视觉、兴趣和行为等4个侧面，对中国老年人进行感知年龄维度属性的本土化检验发现，感知年龄与实足年龄之间差异为4岁，中西方有着较大差异。感知年龄反映文化和社会规范意涵，相对于实足年龄更适于预测老年人的消费行为。

关键词：老年消费行为；感知年龄；实足年龄；比较研究

一、引言

在消费者行为研究中，实足年龄(chronologricalage)是一个常用的概念。它是一种易于测量的，客观而普遍的属性。尽管实足年龄对消费者行为具有重大影响，但将其应用于与年龄相关的研究时，它并不是一个可靠的变量。按照Schiffman&Sherman的说法，“年龄更多的揭示的是一个人的精神状态，而不是身体状态(如实足年龄等)。”有研究显示，人们常常会有一个自我感觉的年龄，而不是那个基于生物钟时点的实足年龄。人们常常感觉比自己的实足年龄要轻或老，这种自我感知的年龄(而不是实足年龄)似乎会影响人们的日常行为。因此，如果不具有某种特定的社会意涵的话，实足年龄将毫无意义。由此催生了寻求广义的年龄概念的建议，其他与年龄相关的概念应运而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实足年龄自身的缺陷，迫使Barak&Schiffman提出了一个非实足年龄的测量方法：感知年龄(cognitiveage)。

本研究借助西方成熟的测量量表对中国老年消费者感知年龄维度属性的内涵特征进行了跨文化的本土化检验，继而基于感知年龄与人口统计变量、创新产品采纳兴趣的相关性分析，提出了针对老年消费市场的营销启示与建议。

二、研究方法

一“人权”概念之发展及其意涵

“人权”（humanrights）的概念是西方文化的产物，这已是一个公认的事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不但未发展出“人权”的概念，连“权利”的概念都付诸阙如，这也是不容否认的事实。“人权”与“权利”这两个词汇都是中国人在近代与西方接触后，透过翻译而引进的。过去流行一种说法，认为：中国文化以义务为本位，西方文化则以权利为本位；这种说法似乎为一般人、甚至不少学者所接受。但是这种说法大有商榷的余地，因为它把问题过分简化了。这种说法之不当，可由以下的事实看出来：直到中世纪结束，在西方的主要语言中并未出现明确地表示现代“权利”概念的字眼。梁漱溟也曾强调中西文化之对比：“在中国弥天漫地是义务观念者，在西洋世界上却活跃着权利观念了。”但是他同时指出：西方文化的这种特色是近代的产物，其形成是由于对中世纪基督教文化的反动。

“权利”的概念尚且如此，“人权”的概念就出现得更晚了。研究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学者大致同意：“人权”的概念是西方启蒙运动的产物。有关“人权”的第一份正式文献是法国大革命期间法国国民议会于1789年公布的《人权与公民权宣言》。这份《宣言》不但正式采用了“人权”这个字眼，而且也对“人权”概念作了全面而有系统的阐述，对“人权”概念的发展无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1945年联合国成立之后，鉴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发生的种种严重违反人权的暴行，“人权”概念进一步被提升到国际政治的层面，成为普遍的要求。在《联合国宪章》里，人权成为一项重要的原则。《宪章》的前言便强调“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其第一条规定联合国之宗旨，而在第三款要求各会员国“不分种族、性别、语言或宗教，增进并激励对于全体人类之人权及基本自由之尊重”。

但是《联合国宪章》对人权的内容并未作具体的规定，这方面的规定见于联合国于1948年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这份《宣言》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东西冷战刚开始的历史背景下拟定的，故仍不免带有西方意识形态的痕迹。不过，大体而言，这份《宣言》不但大大地扩展了以法国《人权与公民权宣言》为代表的十八世纪人权观，也试图将世界各大宗教与文化传统的价值观融合于其中。事实上，当时中华民国代表张彭春也叁与了此一《宣言》的草拟过程，并且将儒家的价值观融入其中。例如，《宣言》第一条：“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他们赋有理性和良心，并应以兄弟关系的精神相对待。”其中，“良心”（conscience）一词便是基于张彭春的建议，为了反映儒家的价值观而加入。因此，有些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领袖与学者批评《世界人权宣言》，认为它仅代表西方的价值观，恐非持平之论。

随后，联合国以公约与宣言的形式进一步落实《世界人权宣言》，其中最重要的是1966年通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与《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以及1986年通过的《发展权宣言》。这三种公约和宣言基本上反映了“三代人权”之说。此说最初由法国法学家瓦萨克（KarelVasak）所提出，以后广为学者所采用。瓦萨克将“人权”概念的发展区分为三代：第一代人权涉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第二代人权涉及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第三代人权则涉及所谓的“连属权”（solidarityright）。他将这三代“人权”概念分别对应于法国大革命时所提出来的“自由”、“平等”、“手足之情”（通常不恰当地译为“博爱”）三个口号。大体而言，第一代人权着重于在形式上（法律上）保障个人自由，反映的是十七、十八世纪的个人自由主义思想；第二代人权着重于在实质上为个人自由之实现提供基本的社会与经济条件，反映的是十九世纪开始勃兴的社会主义思想；第三代人权则着重于集体人权，反映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三世界国家对于全球资源重新分配的要求，它包括自决权、发展权、和平权，以及对资源共享、健康、生态平衡、灾害救济等的权利。因此，也有学者将这三代的人权分别称为“第一世界的人权”、“第二世界的人权”与“第三世界的人权”。经过这三代的发展，“人权”概念的内涵可说包罗万象，远非十八世纪西方的人权论者所能想像。

“脏乱差”小村庄变“动漫小镇”，枣庄市峄城区吴林街道吴林东居的“动漫墙”引发了网友的关注和追捧。2016年7月，国家发改委等三部委联合发布《关于开展特色小城镇培育工作的通知》，标志着特色小镇的建设已上升至国家战略层面。此后，全国多地以实际行动响应国家号召，大力扶持特色小镇发展。针对动漫产业，国家也出台多项优惠政策进一步策励动漫产业提升质量效益，优化文化产业布局。上层建筑的铺垫和布局，为动漫创作在特色小镇建设中的应用提供了良好的生态环境。

在相关政策的助推之下，我国目前已经取得部分试点性质的动漫小镇建设成效。如，2020年宁波杭州湾祥源集团重点打造了一个以“祥源”文化为载体、依托祥源旗下翔通动漫产业、集动漫创作、文创产品研发等多位一体的特色小镇；无锡至圣实景动漫游戏特色小镇同样别具一格，其将与孔子相关的动漫元素融入小镇特色，使游客在领略小镇风光的同时又能加深对儒家文化的了解。但不可否认的是，当前我国乡村特色小镇建设中的动漫创作应用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还存在着一些亟待改善的问题。一是动漫IP开发不充分。在国家的高度重视和产业扶持下，我国不乏一些优秀动漫作品的产出。然而，特色小镇的建设方虽意识到动漫产业对特色小镇建设的重要性，但由于缺少成功先例，先行经验不足，导致在实践中动漫IP不能充分为特色小镇赋能。二是动漫作品与小镇文化内涵融合不彻底。在国家相关政策的鼓励之下，众多企业纷纷涌入动漫特色小镇建设领域，其中不乏一些规模较小且仅为获取优惠补贴而不具备相关资质的企业，致使动漫作品与小镇自身的内涵结合生硬，缺乏吸引力。

如何推动动漫创作应用于特色小镇，需要在充分了解特色小镇文化根性的基础上，对动漫形象做更为深刻的诠释和更为立体的呈现，使动漫形象创作与特色小镇内涵深度融合，以下是两条较为可行的实践路径。一是把握动漫形象的符号意义，挖掘特色小镇的文化内涵。动漫形象作为拥有丰富意涵的象征符号，它承载的不仅有其形象本身的精神内核，而且还有受众的情感寄托与价值导向。不同的动漫形象有着独特的精神意涵，不同的小镇也有着独特的文化底蕴，二者必须达成“双向奔赴”。在这方面，日本的箱根值得我国借鉴。箱根拥有温泉之乡的美名，又是动漫《新世纪福音战士》中第三新东京市的原型地。箱根将动漫元素与当地特色进行了谐美结合，获得了各方游客的喜爱和青睐。国内也有较好的做法及经验，如杭州市河桥古镇中的《狐妖小红娘》景区将古雅朴实的徽派建筑、风景如画的江南水乡与动漫《狐妖小红娘》相结合，给众游客带来了全新的古镇体验。我国的动漫作品如《大鱼海棠》《秦时明月》《哪吒之魔童降世》等有着深刻的文化底蕴，如果能对这些家喻户晓的动漫形象进行深度开发，再结合小镇当地的乡风民俗，有望承继更具持久生命力与强劲吸引力的特色小镇。二是创新特色小镇类型，打造“动漫+”型特色小镇。特色小镇的类型众多，大可不必拘泥于动漫小镇这一隅，以动漫形象为主基调，辅以其他元素如当地风俗、特色景点等，打造“动漫+”型特色小镇，也是动漫创作赋能乡村特色小镇建设颇具可行性的实现路径之一。

动漫特色小镇是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驱动器，乡村特色小镇建设中的动漫创作应用研究一直是备受瞩目。经四川大学出版社于2021年3月出版的《大众文化功能性研究：以动漫文化为案例》一书，正是一本基于动漫创作与特色小镇建设融合发展的学术专著。该书以动漫文本、动漫在整个文化场域中的关系结构、动漫引发的具体文化现象及事件等方面环环相扣的问题为出发点，结合众多案例，运用多种理论对动漫创作在特色小镇建设中的应用进行深入洞察和分析，希望读者能在对动漫文化存有真实认知的基础上把握关于大众文化的功能方向。阅读此书，读者不仅可以了解目前动漫产业的基本发展情况，对推进乡村特色小镇建设中的动漫创作应用研究也将带来智慧启迪。

作者：刘洋 单位：安徽工贸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