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传资源范文10篇

第一条为了加强对畜禽遗传资源进出境和对外合作研究利用的管理，保护和合理利用畜禽遗传资源，防止畜禽遗传资源流失，促进畜牧业持续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从境外引进畜禽遗传资源，向境外输出或者在境内与境外机构、个人合作研究利用列入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名录的畜禽遗传资源，应当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并依照本办法的规定办理审批手续。

第三条本办法所称畜禽，是指列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第十一条规定公布的畜禽遗传资源目录的畜禽。

本办法所称畜禽遗传资源，是指畜禽及其卵子（蛋）、胚胎、精液、基因物质等遗传材料。

第四条从境外引进畜禽遗传资源，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引进的目的明确、用途合理；

2002年11月中国与东盟签订《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后，又分别于2004年、2007年和2009年签署了《货物贸易协议》、《服务贸易协议》和《投资协议》，至此，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主要法律框架都已建立。2010年1月1日中国与东盟原六国的自由贸易区基本建成，并将于2015年与东盟新成员国建成自贸区。

中国—东南亚贸易区中的各成员国，除新加坡外，都是发展中国家，但这些国家生物资源丰富，文化形式多样。在世界经济全球化、市场竞争日益升级的环境下，发展中国家要想生存和可持续地发展，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就必须从战略高度重视运用法律手段来管理和运营这些物质和精神方面的财富。

一、中国与东盟保护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的法律框架分析

《生物多样性公约（1992）》第2条将“遗传资源”定义为：具有现实或潜在价值的遗传材料。由于传统工业社会的发展模式面临着资源枯竭的危险，现在人们越来越重视对生物资源的开发利用，“遗传资源”是一种可持续利用，并有利于维护生态平衡的生物资源，其价值可见非同一般。1992年《生物多样性公约》第8条还规定：“依照国家立法，尊重、保存和维持土著和地方社区体现传统生活方式而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持续利用相关的知识创新和实践并促进其广泛应用，由此其知识、创新和实践的拥有者认可和参与下并鼓励公平地分享因利用此等知识、创新和做法而获得的惠益。”除《生物多样性公约》外，2001年11月在联合国粮农组织的第31届大会上通过的《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公约》和200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等条约从不同角度阐述了遗传资源与传统知识的关系。因此，遗传资源和传统知识是密切关联的信息资产，对有关传统知识的保护也是对遗传资源保护。

1.中国与东盟各国对相关国际条约加入的现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联合国粮农组织（UNFAO）、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等有关机构及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组织从不同方面对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的法律保护进行了制度设计，形成了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的法律保护框架。我国加入与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保护有关的国际公约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我国于1985年加入）、2003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4年批准）、2005年《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2006年12月29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2007年1月30日递交批准书）。在东盟各国中，除文莱、新加坡外，都加入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1]；越南（2005年9月20日批准）、柬埔寨（2006年6月13日批准）、菲律宾（2006年8月18日批准）、印度尼西亚（2007年10月15日接受）、老挝（2009年11月26日批准）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成员国[2]。加入了《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的东南亚国家有：越南（2007年8月7日批准）、柬埔寨（2007年9月19日接受）和老挝（2007年11月5日接受）[3]。东南亚国家联盟作为一个区域性的政府间组织，也在积极行动，2000年东盟10国拟定了“获取生物遗传资源的框架协定（草案）”，2005年9月27日东盟签定了《成立东南亚生物多样性中心的协议》，在菲律宾建立了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心，搭建了各国间信息沟通和协作管理的平台。2009年东盟在新加坡召开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会议中，申明支持《获取生物遗传资源的框架协定》（草案）谈判的进程[4]。

2.中国与东盟各国对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保护的国内立法现状。《生物多样性公约》（CBD）等公约确立了三个关于遗传资源的原则：即国家主权原则、最后同意原则和利益共享原则。为了应对发达国家的“生物剽窃”，我国与东南亚各国都开始建构本国管制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的机制。我国第三次修改的《专利法》增加了一些对遗传资源保护的条款。专利法第26条就规定：依赖遗传资源完成的发明创造，申请人应当在专利申请文件中说明该遗传资源的直接来源和原始来源；申请人无法说明原始来源的，应当陈述理由[5]。除专利保护外，还有一些关于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保护的法律，例如国务院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中药品种保护条例》和《野生药材资源保护管理条例》等。在东盟国家中，各国都采取了一些措施保护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比较典型的是泰国和菲律宾。泰国1997年《宪法》第6条规定，传统社区成员有权保存和恢复其习俗、本土知识及本社区或本民族的艺术和优良文化，并有权按照法律规定依平衡模式持续地参与管理、维持、保存和利用自然资源和环境。随后，泰国通过了《传统泰医药知识产权保护法》，为传统泰医学建立了全面的专门保护制度。菲律宾1995年了第247号行政令，规定了为科学和商业目的以及其他目的开发生物和遗传资源及其副产品和衍生物的制度框架；1996年第96—20号部门行政令又进一步明确了关于生物与遗传资源开发实施规则与条例；1997年制定土著人权利法；2001年菲律宾第12届国会的第一次会议通过群体知识产权保护法案（CommunityIntellectualRightsProtectionAc，t又称CIRPA）。这些法律，奠定了菲律宾对遗传资源和相关传统知识进行保护的法律框架[6]。

提要随着植物物种资源的不断减少和因生物技术迅猛发展对植物遗传资源需求的不断增加，植物遗传资源正逐步由公共物品转变为稀缺物品。坚持《生物多样性公约》所确立的遗传资源效益公平分享原则，完善现有国际多边体系，促进以“遗传编码功能”价值概念和遗传资源保护效应“内部化”与“补偿”方案为基础的植物遗传资源市场化保护与利用机制的形成，建立“植物遗传资源交易所”和“生物多样性合作社”，将有助于提高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保护植物遗传资源的积极性，实现全球植物遗传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关键词植物遗传资源；保护与利用；市场化机制；国际制度

1前言

随着生物技术的迅猛发展，利用植物遗传资源有目的地改良植物的性状与品质，为人类解决粮食、健康和环境等21世纪重大问题提供了诱人的前景。长期以来，人们对植物遗传资源的保护与利用，主要作为技术、生态和伦理问题而得到广泛、深入的研究，但有关经济政策与制度方面的探讨则至今仍相当滞后。随着植物物种资源的不断减少和因生物技术迅猛发展对遗传资源需求的不断增加，作为“人类自然遗产”的植物遗传资源已逐步由公共物品转变为稀缺物品。与此同时，由于植物遗传资源分布和生物技术开发与应用水平存在明显的国际差异，尤其是缺少相应的市场化机制以及现有国际多边体系的失效，以致使物种资源相对贫乏的西方发达国家使用了地球上大部分植物遗传资源，而植物遗传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却受技术、资金等制约大都仍处于植物基因材料无偿提供者的位置。在此背景下，如何以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所确立的遗传资源效益公平分享为目标，利用市场化保护与利用机制，建立公正、有效的国际多边体系与制度，提高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保护植物遗传资源的积极性，以保证全球植物物种资源的安全，实现人类对植物遗传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近年来已引起有关国际组织和经济学家的广泛关注。本文在探讨植物遗传资源市场化保护与利用机制的基础上，以现有国际多边体系为出发点，提出未来国际制度安排的可能选择。

2植物遗传资源保护与利用的市场化机制

2.1经济价值概念与市场化界限

一、国家经济主权原则的确立

国家主权具有两个特性，即对内至高无上和对外独立平等。经济主权作为国家主权的—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对内效力首先即体现在对本国自然资源、全部财富和一切经济活动享有充分的永久主权。国家经济主权的确立和逐步完善，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经过长期激烈斗争的结果。1962年2月，第17届联大通过了1803号决议，即《关于自然资源永久主权的宣言》。根据该《宣言》，对自然资源之勘探、开发及处置等，均应符合资源国自行制定的规则及条件，不能导致对资源国主权的损害，否则即违反联合国宪章的精神与原则。但这一《宣言》尚只涉及国家对其自然资源的主权。此后，经过发展中国家的进一步努力，联合国在1974年先后通过三个重要文件，即《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及其《行动纲领》和《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这些文件不仅扩展了国家经济主权的内容，对其地位也有进一步强化。《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明确宣告，每一个国家对本国的自然资源和一切经济活动享有充分的永久主权。为了保护这些资源，各国有权采取适合本国情况的各种措施，对本国资源及其开发实行有效控制《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更进一步规定，每个国家对其全部财富、自然资源和经济活动享有充分的永久主权，包括占有、使用和处置的权利，并得自由行使这项主权。

与《关于自然资源永久主权宣言》相比，《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和《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对国家经济主权的拓展主要体现在两点：一是将国家经济主权的内容扩展到国家对其全部财富、自然资源和一切经济活动享有主权权利；二是强调这种主权权利是“充分的永久主权(permanentsovereignty)”和“不可分割的权利(in~ienablefight)”。这种强调有着特定的时代背景。在上述《宣言》和《宪章》通过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和殖民地自然资源的掠夺主要针对矿产资源，尤其是石油。“一些西方国家鼓吹，石油应视为人类的共同遗产”。在联大第六届特别会议上，英国代表“公开扬言第三世界国家对各国本身的自然资源只能享有‘有限的主权’，主张各国对本国自然资源只是行使‘监护人’的职责”嘲。很显然，《宣言》和《宪章》的措辞是对发达国家上述观点的明确否定。

二、国家经济主权原则在遗传资源领域的发展

由于上述《宣言》和《宪章》并未对自然资源的范围加以限制，因此，生物遗传资源理应包括在内，也就是说，上述《宣言》和《宪章》的原则和精神也应适用于生物遗传资源。但发展中国家在当时似乎将注意力主要集中在矿产资源尤其是石油上。由于生物技术在当时尚不发达，发展中国家对生物遗传资源在国家长期经济发展中的战略意义认识并不充分。例如在世界粮农组织于1983年通过的《植物遗传资源国际约定》(以下简称《国际约定》)中明确宣称：“植物遗传资源是人类共同遗产，因而应可不受限制地获取。”《国际约定》主要是在发达国家的掌控下通过的将遗传资源(至少在《国际约定》的框架内将植物遗传资源)视为“人类共同遗产”在当时也未引起发展中国家的足够重视。但随着生物技术的发展，发展中国家的生物遗传资源大量流失，与遗传资源有关的传统知识被大量盗用这种“生物海盗”现象引起发展中国家的高度关切，对遗传资源及与其相关的传统知识的保护，成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对抗的新领域。在这一轮对抗中发达国家总体上已不再否认各国对其境内的遗传资源所享有的主权权利以及保护遗传资源和相关传统知识的正当性。不过，这一局面的形成仍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一个最明显的例证是从《国际约定》到《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有关条款的演变。1983年的《国际约定》明确声称植物遗传资源是“人类共同遗产”，1989年的修订虽然仍重申了遗传资源作为人类共同遗产的立场，但同时承认了植物育种者权和农民权(前者反映了发达国家的立场，后者反映了发展中国家的立场)。并申明，对遗传资源的“自由获取”并不意味着免费获取。而1983年的《国际约定》文本却明确规定应免费获取。此外，1989年的修订还承认了国家对遗传资源的获取施加一定的限制的权利以及农民，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农民，从对他们所保存的自然资源的利用中获取“充分利益(benefitfu)”的权利。这些变化是对“人类共同遗产”说的一种明显软化。1991年的第二次修订不仅明确承认国家对其植物遗传资源享有主权，同时承认获取植物遗传资源的条件需要进一步澄清，承认育种者和农民控制对其所掌握的遗传资源获取的权利。而在2001年通过的《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中，“人类共同遗产”的观念已被彻底抛弃，转而承认各国对其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主权权利。

此外，1992年的《生物多样性公约》也明确表明了承认国家对其生物资源拥有主权权利的立场。

摘要:在生物遗传资源领域中，知识产权并不保护创新之“源”的遗传资源本身，却对遗传资源的衍生品过度“爱护”，知识产权制度已经成为发达国家“遗传资源圈地运动”的工具，严重侵害了遗传资源提供国的资源主权。从《生物多样性公约》《波恩准则》等国际公约以及“关民共享原则”、知识产权制度追求、遗传资源信息属性等法理基础中可以找到在遗传资源领域合理限制知识产权的原理和法规。在遗传资源领域知识产权惠益分享中确立事先知情同意原则、披露遗传资源来源制度、共享知识产权等方式改变遗传资源利用者垄断遗传资源成果的境况，建立公平高效的遗传资源知识产权惠益分享制度。

关键词:遗传资源;惠益失衡;知识产权;合理制衡

0引言

生物多样性关系人类福祉，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基础。生物遗传资源作为生物科技研究的关键，是人类生存和社会经济的基础，关乎国家生物安全和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发展。由于蕴藏着巨大经济效益的生物遗传资源大多分布在发展中国家，遗传资源匮乏而生物科研能力强的发达国家心怀不善、伺机攫取发展中国家丰富的生物遗传资源，国际上围绕生物遗传资源的利益争夺异常激烈，“生物剽窃”的现象越来越严重，也引发了相关利益主体之间的较量和博弈。

1遗传资源知识产权惠益失衡的表现以及危害

1.1遗传资源惠益失衡的表现

1本论文选题背景及意义

中国加入WTO以后，国家明确提出农牧业的产业化经营是我国农业逐步走向现代化的现实途径之一，农业产业化不仅直接影响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与改革，也是关系到在二十一世纪前半叶实现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核心问题，而畜牧业产业化是我国农牧业产业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呼伦贝尔市以其独特的地理优势占据着肉牛养殖业举足轻重的地位，再加上政府的大力扶持，如果能很好的利用优势资源，引进资金和先进科学技术，按照区域化布局，规模化经营，集约化管理和专业化生产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就能尽快建立肉牛业产业化生产体系。这对于调整优化呼伦贝尔市肉牛产业产布局和农业生产结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目前国内外肉牛产业发展研究状况

2.1国外肉牛产业发展模式现状。许多国家为了降低生产成本、追求利润，肉牛饲养业日趋向专业化、工厂化发展，普遍提高了机械化水平，实行集约化的经营管理体制，使肉牛养殖场的规模不断扩大，自动化水平日益提高。各个不同的国家，受生产目的和消费市场的影响，肉牛饲养模式也不尽相同。但是，在发展速度和规模上都非常重视质量和效益[20]。澳大利亚一直以养殖业为主要支柱，据统计，澳大利亚年产牛肉200万t，列居世界第八位，而牛肉年出口112万t左右，占总产量的66％，列居世界第一位，堪称头号肉牛强国。澳大利亚的肉牛育肥分为两种模式：草地育肥、补饲育肥[21]。日本的肉牛由自繁牛群或购入的牛群组成，育肥分两个阶段进行，第8～16月龄为肥育前期，第17～32月龄为育肥后期。育肥阶段采食牧草和精料都不受限制，最后体重达到700～750kg时出售屠宰[30-31]。2.2现阶段我国肉牛产业发展模式。我国肉牛的生产很大部分是采用架子牛短期肥育的生产模式，中长期育肥主要集中在规模很小但资金雄厚的肉牛育肥企业，这样虽然肉质得到了提高，但成本很高，但也有部分生产者将犊牛直接育肥后屠宰，产品包括小白牛肉，小红牛肉。我国在肉牛生产的过程中一般使用以下技术：早期断奶技术、代乳料饲喂技术、牧区肉牛育肥的放牧补饲技术、农区的架子牛短期育肥技术、全程舍饲育肥技术。

3呼伦贝尔市畜牧业和肉牛产业发展概况

3.1呼伦贝尔市地理气候条件。呼伦贝尔市位于内蒙古自治区的东北部，具体位置是东经119°77’，北纬49°22’。总面积25.3万平方公里，是全国面积最大的一个地级市，也是“世界上土地管辖面积最大的城市”。东邻黑龙江省，西、北与蒙古国、俄罗斯相接壤，是中俄蒙三国的交界地带，与俄罗斯、蒙古国有1723公里的边境线，有8个国家级一、二类通商口岸，其中满洲里口岸是全国最大的陆路口岸。西部位于内蒙古高原东北部，北部与南部被大兴安岭南北直贯境内。东部为大兴安岭东麓，东北平原—松嫩平原边缘。呼伦贝尔市境内的呼伦贝尔草原是世界四大草原之一，这里水草丰美，大兴安岭林海松涛激荡，河流纵横交错，湖泊星罗棋布。这里的草原被誉为“世界上最美的草原”。3.2呼伦贝尔市畜牧业的发展现状。畜牧业是内蒙古自治区的传统产业和优势产业。但是增长率缓慢，不如其他产业发展迅速。在2003年和2004年间畜牧业所占的比例达到最高40%，虽然畜牧业在农林牧渔业中所占比重较大，但是生产性能差，导致经济效益低下，是以散户蓄养占绝对多数的畜牧业结构，多年来使得生产投入多，产出少。本地家畜食量多、生长慢，出拦率低，周转慢，造成该市的草地超载过牧，草地出现了沙化、退化。特别是以本地蒙古牛为主，其较差的生产性能典型地说明了我市畜牧业结构调整和实施科技兴牧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伴随西部大开发退耕还林还草工程的开展、发展舍饲圈养畜牧业的需要、大型养殖厂的建立。引进和推广良种牲畜，是再现呼伦贝尔市牧业大盟风范的希望。3.2.1肉牛养殖规模扩大缺乏资金。投资肉牛业是一个资金需求量大，周期长的产业。据调查显示我市一户家庭饲养3头能繁殖母牛、改造牛舍、引进母牛、人工种草等环节需投入1万多元，产3头牛犊需饲养2年才能出栏，费用约为6000元，一般的农牧户都感到资金匮乏，扩大再养殖。根据这一情况，市政府从2005年开始决定每年拿出200多万用于肉牛产业，对农牧户实行补贴，改善肉牛饲养基础设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金不足的状况。但是，在可繁母牛培育，肉牛育肥场、技术培训等环节上仍普遍存在资金欠缺的情况，阻碍了肉牛业的发展。3.2.2牛肉粗产品加工程度低。有资料表明，我国肉类深加工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相差甚远只有28%，而发达国家已经达到90%以上，这样呼伦贝尔市的肉类深加工水平和程度就更低了。2008年，经过当地肉类加工企业加工的牛肉占牛肉产量41%，其中仅仅90%是经过简单的分割、包装后出售，其余近60%的牛肉是屠宰后直接被当地和外地的商贩收购进入市场，可以说基本没有精深加工的牛肉成品。上述问题的存在归根结底是当地缺乏适用的肉牛饲草饲料种植、加工、供给技术体系，养殖户缺乏科学的饲养观念所致。因此，急需引进推广适合当地的肉牛饲草饲料供给方面的技术，通过试验示范，建立适宜该地区的饲草饲料供应模式和科学合理的饲草料供给保障体系。

近年来,在市、县科技主管部门的科技支撑和科技服务下，通过与科研院所的“产学研”联盟，“土鸡遗传资源保种及产业化示范”项目得到了顺利的实施。这对调整我市农业产业结构，促进我市畜禽产业经济的发展，让更多的农户致富增收有巨大的促进作用。对此，特将该项目的相关情况汇报如下：

一、公司基本情况介绍

省食品开发有限公司，成立于2011年5月，位于市县工业园区,占地面积300亩。主营土鸡保种扩繁和有机鸡与蛋、风干鸡、腌腊肉、腌腊野味等系列产品的生产销售。是集土鸡遗传资源保种育种、生态食品研发、基地建设、生产、加工、仓储、销售、服务于一体的市农业产业化经营市级重点龙头企业，也是市最大规模、起点最高、科技含量较高的腌腊制品深加工企业。

目前已拥有土鸡原种场1个及产业基地3个，拥有集宰杀、切割、烘烤、包装、杀菌为一体的深加工生产线2条，正在筹建酱卤食品及休闲食品精加工生产线；已形成土鸡种鸡1万只和商品鸡20万只的年养殖规模，建成了1000吨特色腌腊制品的生产能力和规模，为企业的腾飞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012年4月公司董事长在中央电视台七台《致富经》栏目中进行了专题报道；2012年9月，“”牌系列产品已被评定为“绿色之星”和“有机之星”产品；2012年12月，荣获“产品质量合格用户满意企业”；2012年12月，荣获“无公害农产品产地认证”；2013年1月，荣获“省用户满意企业”；2013年2月，荣获“全国质量检验稳定合格产品”；2013年4月，荣获“鸡与鸡蛋”的中国有机产品认证；2013年12月，获“亚洲中小企业【博鳌奖】---最具投资价值品牌”；2013年12月，获“绿色食品首选品牌”；2014年6月，通过ISO9001：2008国际质量管理体系认证ISO22000：2005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

二、加强土鸡产学研联盟，研究品种特征和制定保种选育方案

[摘要]“农业资源权”是发展中国家在与发达国家就植物遗传资源利益分配的长期较量中提出的重要概念。我国作为拥有丰富植物遗传资源的发展中国家，通过国内立法确立农业资源权非常必要。这一权利的确立将对植物遗传资源开发行业的外资企业的既得利益有所影响，而这并不会对我国该领域的外商投资整体产生负面效应。

[关键词]农业资源权植物遗传资源外商投资

因植物遗传资源应用于工商业领域所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使拥有丰富植物遗传资源的我国成为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主要投资地。为维护处于弱势的植物遗传资源提供者的正当利益，我国需设立农业资源权，而这种植物遗传资源所有人利益的扩张，将对我国植物遗传资源开发利用相关领域的外商投资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一、何谓“农业资源权”

谈及农业资源权，首先要明确何谓植物遗传资源。根据《生物多样性公约》（以下简称CBD）和《农业和粮食植物遗传资源保护条约》的规定，植物遗传资源就是“植物本身和所有的体细胞与生殖细胞系”。“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是指来源于植物，对于粮食和农业具有实际或潜在价值的任何遗传材料。

对植物长期种植者来说，因为他们对植物遗传基因的形成与发展发挥着重大作用，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对他们的权利保护及利益分享问题。因而，国际社会提出了“农业资源权（Farmer’sRights）”这一概念。按照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的定义，“农业资源权”指的是那些长期以来为保存、改良和提供植物遗传资源做出贡献的农民，特别是那些生活在原产地和生物多样性中心的农民所享有的权利，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农民权”。

[摘要]“农业资源权”是发展中国家在与发达国家就植物遗传资源利益分配的长期较量中提出的重要概念。我国作为拥有丰富植物遗传资源的发展中国家，通过国内立法确立农业资源权非常必要。这一权利的确立将对植物遗传资源开发行业的外资企业的既得利益有所影响，而这并不会对我国该领域的外商投资整体产生负面效应。

[关键词]农业资源权植物遗传资源外商投资

因植物遗传资源应用于工商业领域所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使拥有丰富植物遗传资源的我国成为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主要投资地。为维护处于弱势的植物遗传资源提供者的正当利益，我国需设立农业资源权，而这种植物遗传资源所有人利益的扩张，将对我国植物遗传资源开发利用相关领域的外商投资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一、何谓“农业资源权”

谈及农业资源权，首先要明确何谓植物遗传资源。根据《生物多样性公约》（以下简称CBD）和《农业和粮食植物遗传资源保护条约》的规定，植物遗传资源就是“植物本身和所有的体细胞与生殖细胞系”。“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是指来源于植物，对于粮食和农业具有实际或潜在价值的任何遗传材料。

对植物长期种植者来说，因为他们对植物遗传基因的形成与发展发挥着重大作用，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对他们的权利保护及利益分享问题。因而，国际社会提出了“农业资源权（Farmer’sRights）”这一概念。按照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的定义，“农业资源权”指的是那些长期以来为保存、改良和提供植物遗传资源做出贡献的农民，特别是那些生活在原产地和生物多样性中心的农民所享有的权利，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农民权”。

一、以工具主义的知识产权观为指导

制定知识产权战略，首先应对知识产权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在知识产权问题上，有自然法权和工具主义两种不同的哲学观。自然法权的法哲学模式，承袭法哲学家关于一般财产权的论述，从劳动或人格的角度立论，论证知识产权伦理上的正当理据。其要旨在于确立知识产权的自然权利地位，认为知识产权合乎自然理性，具有不可剥夺的属性。依照这种观点，知识产权即是一种伦理上的善，其正当性具有先验的品格，具有某种天赋人权的特征。而工具主义的知识产权观，认为知识产权是一种国家政策工具，其价值视是否有利于国家利益或阶层利益而定。如果知识产权制度能增进社会福利，实现特定的功利目标，则为善的法律制度，具有正当性；否则，就是“恶法”。换言之，制定知识产权政策，应完全以自己的国家利益或阶层利益为导向。

在国际知识产权谈判中，西方发达国家总是强调知识产权的劳动价值属性或人格关联性，有意无意地推广自然法权的知识产权观念。如微软，为保障自己的知识产权利益，以“知识产权海盗”比喻一些侵权行为，在伦理上丑化发展中国家形象。这就迫使发展中国家政府采取更有力的措施，保护其既有优势的知识产权，维护其国家或产业集团的经济利益。

我们在制定知识产权战略时，应坚持工具主义的知识产权哲学观念，把知识产权战略作为实现民族复兴、增进社会福利的一种系统化的政策手段。要对知识产权有个“去魅”的过程，注意西方国家在知识产权上的双重标准，警惕西方国家采用外交、法律等手段把不合理的义务加诸于我。同时我们要采取“适度保护”的原则，在切实履行国际条约义务的前提下，摈弃那种知识产权保护越高越好的看法。要从我国国情出发，以有利于维护本国产业利益、消费者利益，有利于提升我国核心竞争力为依归，制订能平衡各关联方权益的均衡的知识产权法律。

二、坚持企业在知识产权战略中的主导地位

在知识产权的创造、应用、保护、人才培养等方面，最终的动力来源于企业的国际和国内竞争需求。政府既不可能也无必要包办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