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元范文10篇

引言

当今之势：国际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正在愈演愈烈。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不懈努力，欧洲联盟（简称欧盟）已在欧洲大地变为了现实，如今的欧盟正在由西欧向东欧挺进，形成加速“东扩”之势。

在美洲，北有北美自由贸易区，南有南美共同市场；由美国倡导和推动的美洲自由贸易区谈判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

在非洲，除了非洲联盟（简称非盟）这个尚处于初级阶段的一体化组织外，它还拥有大大小小的14个主要的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目前，非盟已经提出在2030年最终建成非洲经济共同体，实现全非洲人员、资本、货币和服务自由流通的远景目标。

在亚洲，东有东南亚国家联盟（简称东盟）；西有阿拉伯国家联盟（简称阿盟）。

当今之势：国际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正在愈演愈烈。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不懈努力，欧洲联盟（简称欧盟）已在欧洲大地变为了现实，如今的欧盟正在由西欧向东欧挺进，形成加速“东扩”之势。

在美洲，北有北美自由贸易区，南有南美共同市场；由美国倡导和推动的美洲自由贸易区谈判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

在非洲，除了非洲联盟（简称非盟）这个尚处于初级阶段的一体化组织外，它还拥有大大小小的14个主要的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目前，非盟已经提出在2030年最终建成非洲经济共同体，实现全非洲人员、资本、货币和服务自由流通的远景目标。

在亚洲，东有东南亚国家联盟（简称东盟）；西有阿拉伯国家联盟（简称阿盟）。

区域性货币一体化，是当今经济国际化、金融全球化的必然产物。迄今为止，世界上出现的真正意义上区域性单一货币，只有三个：一是西非经济货币联盟8国统一使用的西非法郎；二是中非经济与货币共同体6国统一使用的中非法郎；这两个区域均属原非洲法郎区（15国）。三是欧盟25国中12个成员国统一使用的欧元。自诞生以来，欧元的国际影响力正在不断地增强，且在继续“东扩”.

引言

当今之势：国际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正在愈演愈烈。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不懈努力，欧洲联盟（简称欧盟）已在欧洲大地变为了现实，如今的欧盟正在由西欧向东欧挺进，形成加速“东扩”之势。

在美洲，北有北美自由贸易区，南有南美共同市场；由美国倡导和推动的美洲自由贸易区谈判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

在非洲，除了非洲联盟（简称非盟）这个尚处于初级阶段的一体化组织外，它还拥有大大小小的14个主要的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目前，非盟已经提出在2030年最终建成非洲经济共同体，实现全非洲人员、资本、货币和服务自由流通的远景目标。

在亚洲，东有东南亚国家联盟（简称东盟）；西有阿拉伯国家联盟（简称阿盟）。

亚洲金融危机警示了东亚各国加强区域性的经济和金融合作共同抵御金融风险的必要性，区域性的货币危机需要区域性的货币合作来防范已成为共识。同时加强货币金融合作本身在区域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的形势下也是增强自身经济实力的必然要求。

一、东亚货币合作的理论分析

最优货币区理论最早是由蒙代尔于1961年提出的，其目的是为欧洲货币一体化进程提供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导，该理论最初关注的是成立最优货币区的标准问题，蒙代尔、麦金农、彼得凯南、伊格拉姆分别提出了确定最优货币区的单一标准：生产要素的流动性、经济开放程度、低级产品的多样化和国际金融一体化程度。随着实践进程的发展，单一标准的理论已不能满足实践的需要，于是，后来的经济学家将该理论作了发展，克鲁格曼对参与的成本和效益作了模型解释，博弈论者则提出了俱乐部理论，这些进展使该理论的研究重点转移到参与最优货币区的成本和效益分析上。

参与最优货币区的成本主要是：各成员国会损失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会丧失巨额的铸币税收入，同时要支付较高的货币转换成本，会使其财政政策不可避免地受到牵连，进而会影响到其国内经济的平衡性和稳定性。而参与最优货币区的效益也是显而易见的：一是减少交易成本，降低汇率风险。单一货币区建立后，区域内货币交易被取消，这将节免货币兑换的成本，可以节约大量人力财力，有助于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而且货币交易的取消还能避免短期国际资本的冲击，因为单一货币会使最优货币区内的货币规模巨增，致使投机者无力制造差价实现套利。二是减少外汇储备成本，节约外汇储备。三是货币一体化可以有效地降低各成员国的通货膨胀率和通货预期，稳定成员国国内的宏观经济环境。四是货币一体化还将扩大各成员国的国际影响力，并且为各成员国接下来的深层次政治合作打造平台。

二、东亚货币合作的条件分析

从长远看来，随着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各国间贸易、投资、金融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再由于受国际趋势的影响，东亚地区构建单一货币区是势在必行的。但就目前而言，需要分析东亚货币合作的内部条件和外部条件。按照蒙代尔的最优货币区理论，构建单一货币区的成员国应当符合的内部条件有：各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高；各国经济的关联程度高；各国经济的发展水平趋同；成员国间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强；各国政策的协调一致性强；所建货币区内拥有核心国和核心货币。

内容摘要：伴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发展，在区域内推行统一货币已经成为一种必然的发展趋势，并且在欧洲得到了成功的实践，欧元的流通给欧洲的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在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亚洲各国（地区）已经开始思考在亚洲建立统一的货币体系。随着近些年亚洲经济一体化的逐步加深，人们对在亚洲建立统一的货币“亚元”的兴趣日趋浓厚。亚洲社会具有其特殊性，在亚洲推行统一货币是否可行？“亚元”的前景如何？如果创建“亚元”，应该如何整合各国（地区）的货币体系？本文就在亚洲建立统一的货币体系的必要性及可行性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关于“亚元”整合途径的一些建议并进行了可行性分析。

关键词：东亚经济一体化；货币一体化；“亚元”

蒙代尔(Robert•Mundell)在1999年荣获诺贝尔经济奖之后预言，在未来10年中将出现三大货币区：欧元区、美元区和“亚元”区。他把这三个货币区称为国际金融体制稳定的三足鼎立(ThreeIslandsofStability)。2002年1月1日，欧元正式流通，欧元区业已形成。经过几年的发展，欧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已经呈现强势地位。在这种情况下，美元区也在美元、加元和墨西哥元的逐渐整合中正加速建立。那么，在这种区域金融整合、货币一体化发展的形势下，亚洲何去何从？“亚元”区建立的前景及方式又如何？

一、“亚元”的重要性

2004年4月23日，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发出声音：“‘亚元’是一个值得追求的长远目标。”而于同一天先期进行的2004年会首场新闻会上，论坛理事长拉莫斯也向媒体表示，亚洲经济正以全球最快速度增长，区域一体化因后发优势而加速进行，“亚元“的重要性也日益明显。由此看出，亚洲区域货币一体化已成为一种势不可挡的发展趋势。

1.亚洲金融危机的发展，引发了亚洲国家（地区）间货币协调问题的讨论

摘要：二十世纪末，亚洲当代艺术开始崛起，在中国当代艺术市场遭遇寒流之时，东南亚现当代艺术却渐入佳境。通过分析东南亚现当代艺术作品迥异的艺术风格、拍卖市场上的现状和活跃于市场上的艺术家、艺术作品等方面，探讨其在艺术市场上的表现力，进而分析其巨大的内在潜力和外在影响因素。

关键词：东南亚；现当代艺术；市场；发展趋势

一、关于东南亚现当代艺术产生的背景

东南亚处于印度洋与太平洋、亚洲与大洋洲的“十字路口”，同时也是世界海运以及空运的重要枢纽，因为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所以自古以来都是全球的重要交通要道。基于地理位置的特殊性，东南亚呈现出多样文化的碰撞以及多民族共存的生态。早在公元前一千年，东南亚人就与印度人有了接触，该地区还受到来自其他地区国家的文化影响，使这里多样交融共存的民族形态和文化得以长期发展。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东南亚被“印度化”或者“其他国家化”，恰恰相反，多元的文化、多样的民族在这里碰撞，给这片土地带来了绚烂的色彩和优良的基因。东南亚就像是一层美丽的外衣，掀开东南亚这层外衣，就发现它是由既有统一基因又各具文化姿态的十多个国家组成。因此，呈现出的艺术作品也会显示出一种“和而不同”的区域魅力。十六世纪，欧洲的艺术文化随着西方列强的侵略与殖民活动，进入东南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土地先后被荷兰、西班牙、英国、法国、美国、日本等国大肆占领。至二十世纪上半叶，东南亚的传统文化和生态饱受强势文明的外侵和挤压。毫无疑问，作为强势群体的西方殖民者在统治过程中是充满了暴力和破坏性的。除此之外，东南亚各地还受到来自不同西方殖民者的宗教、语言与社会文化等入侵，迫使西方文化在该区域的一些国家中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最终呈现出西方外来文化与当地原生态文化要素的碰撞与融合，并在此基础上为二十世纪东南亚现当代独特的艺术面貌的形成奠定基础。2017年11月16日，新加坡国家美术馆的特展“东方与西方之间：拉登•沙勒和胡安•卢纳”隆重开幕。印度尼西亚画家拉登•萨利赫（1811-1880年）和菲律宾（西班牙殖民期间）画家、雕塑家胡安•卢纳（1857-1899年）。这两位艺术家于西方殖民期间分别从各自的家乡前往欧洲学习绘画技艺，并逐渐形成自己的独特的艺术风格，但是在外期间故乡对他们的艺术创作影响颇深。拉登•沙勒和胡安•卢纳是当地最早一批跨越东西方边界的艺术家，同时在世界艺术史上同样也有着重要的地位。不仅如此，一部分欧洲的艺术家来到此地进行或短或长的旅行，并受到当地风土人情的感染，创作出大量的艺术作品，为东南亚本土艺术带来新的风尚。

二、东南亚艺术拍卖市场的现状

二十世纪末，东南亚当代艺术开始崛起，2004年中国当代艺术品价格开始上涨，2006年秋，刘小东的作品《三峡新移民》以2200万元的价格刷新了新艺术家的拍卖纪录，并打破了当时全球中国当代艺术品拍卖记录。随之不久，由于美国次贷危机的出现影响全球金融，并波及当代艺术市场。中国当代艺术品拍卖行情受其影响出现下滑，日本、韩国以及东南亚现当代艺术拍卖品却在稳步上升。其实，艺术拍卖行业对东南亚市场关注已经不短，佳士得最早在2002年把东南亚艺术品拍卖地点转移到香港，并且在拍卖行中逐渐引入东南亚现当代艺术品。其次就是香港佳士得在2005年设立了“东南亚现代及当代艺术”专场。苏富比也采取同样策略，在2008年春季拍卖会把东南亚艺术拍卖从新加坡转移到香港，共同推动了东南亚艺术品市场的全亚洲化以及全球化。苏富比于2008年10月4日至8日在香港举办2008年秋季拍卖会，并首次举办“现代及当代亚洲艺术晚间拍卖会”，在此次拍卖会中，买家对于东南亚现当代艺术品兴趣颇高。新晋年轻艺术家的创作作品，以及价格相对不高的油画在此次拍卖会上，竞投过程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在此次十大成交结果中，东南亚占据两位，分别是印度尼西亚艺术家米斯尼亚迪估价为38万～58万港元的油画作品《对不起英雄，我忘了》（如表1）最终成交价却以超出估价十倍左右的482万港元成交；另外一位印度尼西亚的艺术家阿凡迪《纽约时代广场》以3380万港元成交，超出预估价格并同时刷新了个人的成交价格记录。米斯尼亚迪（1973年出生于巴利岛）在70年代早期的艺术家“同辈新秀”中还有鲁迪•曼度凡尼（印尼）、苏普塔拉（印尼）、尤尼扎（印尼）、朗奴•温杜拿（菲律宾）、杰拉丁•哈维尔（菲律宾）。苏富比和佳士得算得上是艺术品市场行情的风向标，东南亚现当代艺术品在市场上也绝不是昙花一现，而是稳步发展的市场。近些年在拍卖市场上传统的油画、水墨水粉绢本作品仍受收藏家欢迎，价格也占据高位。除此之外，漆画、综合材料、雕塑艺术作品也逐步被收藏家所喜爱。例如索菲普•皮奇的综合材料作品《无题（地面与行走）》于佳士得2018年春季亚洲当代艺术拍卖会中以20万港元成交；印度尼西亚雕塑家IchwanNoor的《虫球》以68.75万港元成交；阮嘉智的漆画木板作品《外省村庄》于2017年香港苏富比秋季现代及当代东南亚艺术拍卖会中以514万港元成交。

内容提要：本文以《中国植物志》等有关资料对蒲公英属植物的描述为依据，选取蒲公英的叶、花、果实等器官的性状，利用多元数据分析中的数量聚类分析方法进行了比较研究，试图解决《中国植物志》未能解决的疑难种归组问题。聚类分析的结果显示，中国蒲公英属植物可以分为4组，分别为：光果蒲公英组（Sect.GlabraDahlst）、大角蒲公英组(Sect.MacrocornutaV.Soest)、亚洲蒲公英组(Sect.SinensiaV.Soest)、大头蒲公英组(Sect.Calanthodia(Dahlst.)R.Doll，其中光果蒲公英组又可分为5个亚组，大角蒲公英组分为6个亚组，大头蒲公英组分为4个亚组。

关键词：蒲公英聚类分析比较研究

1、前言

蒲公英属植物约有2000种，广泛分布与全世界，大部分产于北温带，少数产于热带南美。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约有100种，广布于东北、华北、西北、华中及西南各省区。从蒲公英的发现到现在，国内外植物学家对它组的划分有不同的看法。

苏联植物学家B.K.Schischkin对苏联蒲公英属植物进行了研究，在《苏联植物志》第29卷中采用了Hand-Mazz建立了9个组，而在araxaca组中又确定出8个亚组。《欧洲植物志》蒲公英的作A.J.Richards用数值分类学的手段,将在欧洲发表的1200种蒲公英归成了40个组。《捷克植物志》蒲公英的作者JanKirschner&JanStepanek把蒲公英属的植物划分为48个组。《德国植物志》蒲公英的作者R.Doll又把蒲公英属的植物划分为23组，其中ArcticaDahlst组分为2个亚组，MongdicaDahlst组分为4个亚组，SpectabiliaDahlst组分为3个组，AlpinHagl组分为2个亚组Tibetana组分为6个亚组Erythrocarpa(H.-M.)组分为2个亚组。葛学军、翟大彤在《中国植物志》第八十卷第二分册中记述了77种蒲公英，将其分为15个类群，还剩7个存疑种和8种不能确定分组位置的蒲公英。

鉴于目前蒲公英属分组意见不一，大组与小组有较大争议，《中国植物志》对组的划分尚不完善。作者利用多元统计分析中的数量聚类分析法进行比较研究，试图就解决蒲公英组的划分及确定中国各种蒲公英分组位置进行尝试。

一、问题的提出

“一带一路”倡议是我国政府在当前世界经济复苏缓慢、国家之间贫富差距扩大、逆全球化的国际背景下，结合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国内背景而提出的。倡议通过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打造成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和共同发展繁荣的“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横跨亚欧大陆的中间地带，总人口约占全球的63%，而经济总量仅占29%。其中，许多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资金、技术、人才缺乏成为阻碍这些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制约社会经济合理发展的重要原因。在现有的国际金融秩序下，“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经济发展存在着严重的金融供需矛盾。“一带一路”沿线地区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组织者，在原有的国际金融框架下进行增量调整，将资金供需双方联通，实现储蓄向投资的转化。亚投行是我国政府发起、主导并建立的第一个国际开发银行。在上述背景下，亚投行能否解决“一带一路”沿线资金富裕和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的矛盾？能否在改善基础设施现状的同时，实现中国的金融崛起？其遇到的挑战应如何克服？本文将针对上述问题进行研究。

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金融供需矛盾

（一）基建资金的巨大缺口影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巨大，许多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基础设施供给严重不足。交通基础设施欠缺已经成为制约这些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给当地人民的正常生活带来难以克服的困扰。例如，因为没有道路，乌兹别克斯坦人民在境内运输货物需要从他国穿行。这些国家基础设施建设落后，将会阻碍国内物资和人才等有形资源的自由流动，甚至还会制约信息和资金等无形资源的高效配置，又反过来影响经济增长，由此形成一个在本国国内难以快速、有效破解的恶性循环，从而使这些国家面临社会经济发展停滞不前、长期低水平徘徊的态势。要打破僵局可以从外部借力，比如从国际金融机构或外国政府等外部借款，通过外部力量打破现有平衡，为经济注入“新鲜血液”，刺激社会经济产生应有的活力。但是，目前国际性金融机构对此提供的贷款远远不够。以“一带一路”沿线的亚洲地区为例，据亚开行预测，2010年至2020年，亚洲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每年约需7300亿美元，而亚开行在2012年和2013年分别只投放了92.84亿美元和101.86亿美元的贷款（王达，2015），其他国际性金融机构对亚洲地区基础设施项目提供的贷款更是微乎其微。由此可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缺口巨大。（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外汇储藏量。巨大，但利用效率低下“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是全球最大的外汇储藏地。据统计，截至2018年第一季度，全球外汇储备最多的前十大经济体除了瑞士、巴西之外，其余8个经济体均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其中，中国以3.16万亿美元，日本以1.25万亿美元，分别位居第一、第二。丰富的外汇储备有效调节了本国的国际收支，保证国际支付顺利进行，可以适时地干预外汇市场，保持本币汇率稳定，提高抵抗金融风险能力。同时还能够维护国际信誉，提高本国对外融资能力。但与此同时，过多的外汇储备也可能造成一系列负面影响。比如，加大本国通胀压力会影响本国货币政策独立性，导致经济增长动力结构不均衡，不利于实现经济增长向内需主导型模式转变。增大本国货币升值压力，不利于对外贸易顺利开展，引起流动性过剩，降低了银行资金使用效率，加剧经济结构失衡，提高了机会成本，加大了资金收益风险。一般来说，外汇储备丰富的国家通常会使用外汇购买以美元计价的海外资产以达到保值目的。其中，安全性高和流动性强的美国国债是符合投资要求的选择，但其收益率非常低下，极大低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资金价格，导致外汇储备的机会成本提高。另外，由于美元超发，购买美国国债存在贬值压力，实现保值也并非易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以牺牲资源和能源换取的外汇资源并没有为整个区域经济地发展补充动能，也没有成为本区域经济发展的发动机。相反，通过美元回流，长期为美国经济输血，为美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成本非常低廉的资金支持，透支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后劲，造成了经济的“虚胖”——外汇富裕与经济水平低下的矛盾。（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缺少基建领域融资的组织者。由上文分析可以看出，“一带一路”沿线不缺资金，也不缺项目，而是缺少将资金供给方和需求方联通起来的、强有力的组织者。这个组织者要求经济实力雄厚、外汇储备充裕、区域动员能力强大。经济实力雄厚是担任融资组织者最基本的要求，因为这个拟成立的组织是商业性的经济组织，必须要有足够的经济保障，以树立牢固的信心，吸引他国共同参与。外汇储备充裕要求这个组织者对外支付能力强，海外资产配置潜力大，能够在全球进行投资、建设和购买。区域动员能力强大要求这个组织者在区域内具有良好的口碑和一定的威信，能够较好地和不同国家和民族进行对话协商，比较娴熟地调解不同民族、宗教和党派之间的矛盾与冲突。目前在亚洲地区能够基本符合这一条件的区域性金融机构主要是日本主导的亚洲开发银行（简称亚开行），但亚开行与世行等国际开发性金融机构类似，其主要扶持重点并非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由此可见，“一带一路”沿线在这一领域的国际金融扶持力度不足。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趋势下，“一带一路”沿线需要一位强有力的组织者，适时响应目前国际金融秩序中长期被忽视的发展诉求，将资金供需双方联通，实现储蓄向基础设施投资的转化，达到“一带一路”沿线金融资源支持“一带一路”沿线经济发展的目的。

三、亚投行推动“一带一路”金融建设

在“一带一路”沿线，我国能同时满足以上三个基本条件，并且还具有改革开放40年以来在基建领域积累的经验优势。我国发起成立的亚投行能够缓解“一带一路”沿线资金富裕和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的矛盾，能够聚拢沿线资金形成强大资金池，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满足沿线发展中国家摆脱贫穷落后的迫切金融需求。截至2018年12月，亚投行已经为13个国家的31个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提供了超过60亿美元的贷款（刘一静，2019）。亚投行在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提供金融服务的基础上，一定程度上完善了现有国际金融秩序中的薄弱环节，有序推动了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逐步提高了我国参与制定国际金融秩序的话语权。（一）在一定程度上完善现有国际金融秩序中的薄弱环节。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主要是由地理位置偏僻、交通闭塞等客观区位条件引起。因此这些国家要摆脱现状，首当其冲的是提高互通能力，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来加强区域内的互联互通，促进生产要素自由高效流动。这也是目前国际开发性金融机构一贯扶持的领域，但是其所占比重越来越小。目前国际开发性金融机构更加倾向于为具有提高教育水平、改善环境质量、节能减排、消除疾病、推动性别平等等项目服务，并且附加人权改革、开放市场、控制财政赤字等政治和经济方面的贷款条件。而发展中国家更为紧迫的是使民众获得生存权利和维持正常生活的基本经济权利。政府在民族产业基本无竞争可言的情况下，通过重点扶持和适当保护使其获得健康发展的时间和空间。然而，这一诉求在现有的国际金融秩序下是难以实现的，由基建设施落后引起的社会经济发展硬伤在目前的国际金融秩序下难以有效愈合，现有的国际金融秩序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而亚投行的市场定位恰好就是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提供金融服务。基础设施的高质量发展和适当超前建设是我国经济能够快速发展的重要经验，我国已经成功验证了这一点。现在我国有实力和能力将这一做法和相关经验推荐介绍给与我国过去社会经济相似的国家和地区，帮助其弥补长期以来阻碍社会经济进步的发展短板，打破其经济发展的静态死循环，为其提供发展动力。（二）能够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通过研究英镑、美元、日元的国际化进程，不难发现一国货币的国际化往往伴随着大规模的对外经济活动（刘洋和刘谦，2015）。大规模的资本和商品对外输出带来本国货币在支付、结算和计价方面的广泛使用，进而形成一种习惯，同时也促进其成为一种国际储备货币。我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能够形成大规模的对外投资建设，尤其能够带动大量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在此过程中，亚投行作为中国主导建立的国际性开发银行，以其最大股东的优势，可以建议相关国家选择以人民币作为主要对外支付、计价和结算货币，使其能够享受到使用人民币带来的各种交易便利和经济节约，享受良好的使用体验，逐步促成其养成一种使用习惯。另外，亚投行还可以在国际市场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证券，通过一系列的措施，逐步扩大人民币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使用，减少美元汇率波动带来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同时降低国际金融市场等外部冲击的影响力。目前人民币已成为全球储备货币，亚投行可以倡导和鼓励“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加大人民币储备的份额，促使其形成更加多元化的外汇储备政策。（三）提高中国参与制定国际金融秩序制定的话语权。目前国际金融秩序主要由美欧等发达经济体主导，代表发达经济体的意志。在对被援助国家进行资金扶持的同时，往往输入了某些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等方面的内容，要求受援国出让一定的政治或经济自主权来换取经济发展资源（Kilby，2013）。因此，有些发展中国家对国际金融机构提供的资金援助计划存有疑虑。另外，现有国际金融秩序往往忽视了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等新型国家的崛起，尚未充分认识到新型国家在国际金融事务中的作用与影响。以美国主导的世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例，金砖五国加起来的投票权比美国分别低2个和6个百分点（寇佳丽，2017），尤其是一票否决制更是赋予了美国独断专行的权利，新型经济体缺少发声机制，不能代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亚投行的成立将能弥补这一遗憾，亚投行是一个由新型经济体国家发起、成立并主导的国际金融机构，能够站在发展中国家的角度，为“一带一路”沿线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支持其基础设施建设，非常务实地针对制约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紧迫问题进行援助，提高了资金利用效率，也有力地支持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亚投行没有设置一票否决权，将投票权合理地在区域内和区域外进行分配，给予发展中国家充分的表决权，这一做法使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甚至在国际社会均获得良好口碑，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截至2019年4月，亚投行已有97个成员国，成员国中既包括发达经济体，也涵盖了众多欠发达经济体。中国在参与制定国际金融秩序中的话语权因此也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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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北京10月18日电（记者韩洁）十七大代表、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肖亚庆18日在梅地亚中心接受中外记者联合采访时说，中国铝业目前正在调整发展战略，从单一铝业公司转向多金属国际化矿业公司，未来希望在铜和稀有金属上有所发展。

作为国内最大的有色金属企业和全球第二大氧化铝生产企业，中国铝业在国际市场上的一举一动都引起业界很大关注。肖亚庆说，中国铝业正在向多金属国际化发展战略转型，铜业将会成为下一步发展重点。今年8月1日，公司出资8.6亿美元完成了对加拿大秘鲁铜业公司91%股份的收购，该项目拥有超过1000万吨铜金属资源量，为全球正待开发的特大型铜矿之一，将建设年产25万吨的铜矿山，成为中国在秘鲁最大的矿业投资项目。

在稀有金属方面，肖亚庆透露，中国铝业正在与俄罗斯Aricom公司共同出资在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建设海绵钛项目，该项目共分两期，预计投资在50亿-60亿元。他说，公司铝资源的发展也取得很大进展，几内亚15亿元的铝土矿项目开发和今年刚刚在澳大利亚签署的奥鲁昆项目为公司发展铝业注入新动力。

肖亚庆说，对中国铝业来说，未来的发展就是坚持做强做大铝业，加快创办一流铜业，积极发展稀有稀土，有选择地发展其他产业，形成了以铝为主的轻金属、以铜为主的重金属、以优势矿产品为主的稀有稀土三大业务板块战略定位，竞争力和影响力的世界一流的多金属国际化矿业公司。

针对媒体关心的节能减排问题，肖亚庆说，十七大报告倡导的科学发展观使中国铝业更加坚定建设“生态铝业”的决心。

肖亚庆说，中国铝业将节能减排目标与生产经营目标、企业发展目标并列作为刚性目标，公司投入30多亿元用于污染治理，加强废气、废水、废物回收利用，污染物控制水平大幅度提高，到2008年即可实现全公司工业废水零排放。与成立时相比，目前中铝平均氧化铝单位产品综合能耗下降26.51%；电解铝综合交流电耗下降3.71%；二氧化硫去除率由40.5%提高到83.5%，工业烟尘去除率由95.1%提高到9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