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细亚范文10篇

1、原始社会说。它的主要依据是五种类型社会形态说，自然而然，亚细亚生产方式就是第一种形态，即原始社会。但是，马克思在上述“序言”那段话后接着有一句：“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3］那就是说，亚细亚生产方式是第一个对抗形式，而且，正是由于这种对抗形式的出现，“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4］可见，亚细亚生产方式是指原始社会的观点不符合马克思的本意。

2、奴隶制说。这种观点认为“亚细亚的、古代的”都是指奴隶制，是先后两种奴隶制或不同类型的奴隶制。著名史学家、华东师大历史系教授吴泽先生认为：“‘亚细亚的’和‘古典的’是并列词语，二者本质相同，均为古代奴隶制社会，仅由于各自的具体的地理条件和历史条件的不同，两者所表现的具体特点有所不同，我们把它分为两种类型而已。”［5］这同“演进的几个时代”构成矛盾。马克思强调的是不同社会形态，而不是同一社会经济形态的差异。宋敏先生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在摩尔根《古代社会》发表以前，并不了解有一个原始社会，故只能是奴隶社会的初级阶段”。［6］这种说法证据不足。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一版序言中说：“原来，摩尔根在美国，以他自己的方式，重新发现了40年前马克思所发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且以此为指导，在把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加以对比的时候，在主要观点上得出了与马克思相同的结果。”［7］可见，马克思不仅知道有原始社会，而且其理论得到摩尔根研究成功的印证。“奴隶制说”把“亚细亚的”与“古代的”纳入同一个社会经济形态，就从根本上抹杀了它们之间的差异，置马克思对早期人类社会经济形态的认识于混乱中，难以令人信服。

3、封建制说。这种观点认为，“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都可以看成是同一封建社会经济形态的不同类型。［8］这更加远离马克思的本意。从马克思行文上就可以看到它们三者是有本质区别的，是三个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他的着眼点是人类社会有史以来所发生的几次革命性变革，决不只是指封建和资产阶级两个时代。马克思在《费尔巴哈》中就讲到：“古代的起点是城市及狭小的领地，而中世纪的起点是乡村。”［9］由此可见，“古代”和“中世纪”不是一个时代，而中世纪普遍认为是封建制时代。“封建制说”硬把三者纳入封建社会经济形态，显然是错误的。

4、东方特有说。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就是指以亚洲为基础的东方特有的生产方式。谢霖先生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实质上是亚细亚农村公社生产方式，是公有制到私有制、从原生形态到次生形态的过渡时期的生产方式。它既不是纯粹的原始社会，也不是完全的阶级社会，而是一种复杂的、过渡的、二重的社会形态。［10］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对“亚细亚的”作了狭隘的理解，忘记了马克思使用这一概念时是站在研究全人类社会经济形态更迭这样一个高度。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人类必经的一个时代，只是各地经历的时间早晚、长短不一，因而其社会发展程度不同。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基本特征之一是公社土地所有制，而“土地公社所有制这种制度，我们在从印度到爱尔兰的一切印欧族人民的低级发展阶段上……，都可以看到。在印度，直到今天还存在着许多种公社所有制形式”。［11］显然，马克思使用“亚细亚的”来表述，仅仅是因为亚洲具有典型性而已。我们决不能由此得出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东方特有的结论。

此外，庞卓恒先生认为，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实际上有双重含义，其一是指从历史上出现的早晚和从原始社会公有制转变到资本主义私有制的逻辑顺序上看，它是第一种生产方式或所有制形式，着重点在于阐明西方那种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历史和逻辑的起源；其二是强调东方社会不同于西方社会的历史特点，即从远古到19世纪都在不同程度上保存着亚细亚生产方式或亚细亚公有制的特征，忽视其中任何一层含义都会陷入困境。［12］庞先生的观点似乎比较接近马克思使用“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一概念的本意。

马克思对亚细亚社会的基本认识

论文关键词：亚细亚生产方式马克思东方社会新解

论文内容提要：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学术界长期争论而未果的重要问题，其根本原因在于未能认清马克思使用这一概念的来龙去脉。马克思是在为欧洲无产阶级探寻解放的道路，把希望的目光转向东方时，发现了在欧亚大陆历史上存在过的社会形态在亚细亚依然不同程度地保存着，其特点就是半野蛮半文明，是野蛮时代的农村公社与文明时代的专制统治的结合。自然而然，半野蛮半文明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就放在了文明的古代生产方式之前，并成为社会经济形态演进中的第一个时代。

1859年1月，马克思在为他即将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写的序言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1］“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由此产生，并在半个世纪后，成为学术界争论不休的问题，至今未有定论。目前，学术界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原始社会说、奴隶制说、封建制说和东方特有说等几种。［2］那么，它到底属于那一种呢？笔者认为，马恩对“亚细亚生产方式”有他们自己的基本认识：半野蛮半文明。本文试对这一难题做些许论述，以就教于学界。

对亚细亚生产方式诸观点的简要评述

1、原始社会说。它的主要依据是五种类型社会形态说，自然而然，亚细亚生产方式就是第一种形态，即原始社会。但是，马克思在上述“序言”那段话后接着有一句：“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3］那就是说，亚细亚生产方式是第一个对抗形式，而且，正是由于这种对抗形式的出现，“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4］可见，亚细亚生产方式是指原始社会的观点不符合马克思的本意。

2、奴隶制说。这种观点认为“亚细亚的、古代的”都是指奴隶制，是先后两种奴隶制或不同类型的奴隶制。著名史学家、华东师大历史系教授吴泽先生认为：“‘亚细亚的’和‘古典的’是并列词语，二者本质相同，均为古代奴隶制社会，仅由于各自的具体的地理条件和历史条件的不同，两者所表现的具体特点有所不同，我们把它分为两种类型而已。”［5］这同“演进的几个时代”构成矛盾。马克思强调的是不同社会形态，而不是同一社会经济形态的差异。宋敏先生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在摩尔根《古代社会》发表以前，并不了解有一个原始社会，故只能是奴隶社会的初级阶段”。［6］这种说法证据不足。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一版序言中说：“原来，摩尔根在美国，以他自己的方式，重新发现了40年前马克思所发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且以此为指导，在把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加以对比的时候，在主要观点上得出了与马克思相同的结果。”［7］可见，马克思不仅知道有原始社会，而且其理论得到摩尔根研究成功的印证。“奴隶制说”把“亚细亚的”与“古代的”纳入同一个社会经济形态，就从根本上抹杀了它们之间的差异，置马克思对早期人类社会经济形态的认识于混乱中，难以令人信服。

[摘要]本文运用COSO报告的标准与评价方法，从控制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监督等五个方面对郑州亚细亚集团内部控制失败案例进行系统分析，从中引发改进我国企业内部控制的几点思考，即由权威部门制定内部控制的标准体系，并对企业内部控制的审计作出强制性的安排，做到二者并举；同时，文章对建立企业内部控制标准体系的必要性与方法，企业内部控制审计的难点、效益及审计模式作了讨论。

亚细亚曾取得过几个“全国第一”：全国商场中第一个设立迎宾小姐、电梯小姐，第一个设立琴台，第一个创立自己的仪仗队，第一个在中央电视台做广告。当年的亚细亚以其在经营和管理上的创新创造了一个平凡而奇特的现象“亚细亚现象”。来自全国30多个省市的近200个大中城市的党政领导，商界要员来到亚细亚参观学习。然而，1998年8月15日，郑亚商场悄然关门！面对这残酷的事实，人们众说众说纷纭。我们以为，导致亚细亚倒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其内部控制的极端薄弱是促成倒闭的主要原因之一。本文拟用COSO报告提出的标准与评价方法，对其进行分析，从中引发对改进我国企业内部控制的几点思考。还有遍布全国各地的“仟村百货”以参股的形式投资10亿多元，先后在河南省内建立了四家亚细亚连锁店，在全国各地建立了很多参股公司。亚细亚商场于1989年5月开业，之后仅用7个月时间就实现销售额9000万元，1990年达1.86亿元，实现税利1315万元，一年就跨入全国50家大型商场行列。到1995年，其销售额一直呈增丧趋势，1995年达4.8亿元。1993年起，郑州亚细亚集团（简称郑亚集团）

一、对“亚细亚”内部控制失败的系统分析

1.控制环境失败

COSO报告认为，控制环境是指对建立、加强或削弱特定政策、程序及其效率产生影响的各种因素，具体包括企业的重事会，企业管理人员的品行、操守、价值观、素质与能力，管理人员的管理哲学与经营观念，企业文化，企业各项规章制度、信息沟通体系等。企业控制环境决定其他控制要素能否发挥作用，是内部控制其他要素发挥作用的基础，直接影响到企业内部控制的贯彻和执行以及企业内部控制目标的实现，是企业内部控制的核心。那么，郑亚集团的内部控制环境如何呢？

（1）经营者品行、操守、价值观

1引言

随着我国农业与国际经济的进一步接轨，国内农产品供求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农产品的国内市场国际化和国际竞争国内化的趋势日益明显，这使我国农产品面临更为激烈的竞争。农业的家庭经营制度与合作制度的结合，是比较有效的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既发挥的家庭制度在劳动控制、剩余分配、激励与约束等方面的独特优势，又发挥了合作组织在产业产销协同、外部性内在化、风险弱化、利益均沾的功能，能够有效地使千家万户的小生产和千变万化的大市场对接。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确立了农业的家庭经营制度，但适应当前农村的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及以其为基础的合作制度发展缓慢，其滞后性已严重制约了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和农业市场体系的建立。

近年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受到了空前的重视，农业部和有关机构举办了多次有关中国农民组织建设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立法的国际研讨会，农业部和各省市用来支持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专项资金也逐年增加。市新兴蔬菜合作社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发展起来的。该合作社于2002年底被农业部确定为全国百家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试点单位之一，2004年又作为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示范项目得到20万元补助资金。因此，可以说，对新兴蔬菜合作社的调查研究，不仅是对一个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个案分析，也是对一种农业微观运行机制制度创新的探讨。

2市新兴蔬菜合作社的概况

2.1新兴蔬菜合作社成立的原因

新兴蔬菜合作社是依托亚细亚食品有限公司成立起来的，亚细亚食品有限公司是一个集有机蔬菜加工、储存、冷藏为一体的外向型企业。十年前，他们开始发展有机蔬菜种植，但是有机蔬菜种植的要求特别高，分散经营的农户，无法达到质量方面的要求。于是从1998年起，他们开始发展有机蔬菜合作社，利用合作社组织基地农民严格按照有机蔬菜种植的要求进行生产。新兴蔬菜合作社就是其中之一。该合作社位于市岱岳区夏张镇新河西村，新河西村共有200多户，803人，总耕地面积800多亩。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户小生产与大市场越来越不适应，经常出现卖菜难和增产不增收的现象，农民希望有稳定的销售渠道。亚细亚食品有限公司还在新河西村投资1500万元建立了1500平方米的蔬菜加工车间和两座1500吨低温冷库。因此，可以说新兴蔬菜合作社是亚细亚食品有限公司发起、农民积极参与而成立的。

一、对“亚细亚”内部控制失败的系统分析

1.控制环境失败

COSO报告认为，控制环境是指对建立、加强或削弱特定政策、程序及其效率产生影响的各种因素，具体包括企业的重事会，企业管理人员的品行、操守、价值观、素质与能力，管理人员的管理哲学与经营观念，企业文化，企业各项规章制度、信息沟通体系等。企业控制环境决定其他控制要素能否发挥作用，是内部控制其他要素发挥作用的基础，直接影响到企业内部控制的贯彻和执行以及企业内部控制目标的实现，是企业内部控制的核心。那么，郑亚集团的内部控制环境如何呢？

（1）经营者品行、操守、价值观

（简称“海南商联”），郑亚集团没有投资，法人代表是王xx本人。郑亚集团公司重事会作出决定，委托海南商联管理和经营郑亚集团股份公司；并在郑亚集团董事会1995年6月28目的会议纪要中，明确规定“董事会同意公司经营者（海南商联）按销售额1%的比例提取管理费。于是就形成了海南商联受托经营郑亚集团的运作模式，并与郑亚集团一套人马，两块牌子，总部设在广州。从此总经理在外地遥控实施对郑亚集团和商场的管理。王xx既是海南商联的法人代表，又是郑亚集团的总经理，可以随意抽调人员与资金。这种制度安排的结果是亚细亚的信誉和人员被海南商联利用，亚细亚的经营利润被海南商联占有，而这一切都是无偿的。？1992年11月，亚细亚商场总经理王xx就在海南注册了”海南亚细亚商联总公司。

又如，南阳亚细亚商场借到贷款两千万元，股东高xx却要了600万元，询拨到成都给其一位朋友做房地产生意，结果全亏，以两栋楼房抵债。抵债手续尚未办妥，高xx却对欠债人说，你不要向南阳还债了，你把两栋楼房给我，南阳的钱由我还。最终，南阳亚细亚分文未得。

大家知道，恩格斯晚年发表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至今已经近一百二十年了。每当我们重读这篇名著时，都会有一些新的体会和认识。这里，我想围绕着有关国家起源的几个理论问题，作一点再思考。

无须讳言，我国的史前社会研究，特别是有关国家起源或者说文明起源的研究，自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来，基本上遵循着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所提出的理论模式，从而构建中国古代国家形成的历史。但是，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我们常常会遇到这样一种困惑，即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古史实际相结合。显然，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本以欧洲古史为例，就路易斯·亨·摩尔根的研究成果而作，诚如第一版序言所说的那样，“以下各章，在某种程度上是执行遗言。不是别人，正是卡尔·马克思曾打算联系他的——在某种限度内我可以说是我们两个的——唯物主义的历史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来阐述摩尔根的研究成果，并且只是这样来阐明这些成果的全部意义”。①因此，我们的研究工作，也应该从中国古史实际出发，走出固有的理论模式。（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首先，我们觉得，有必要正确认识奴隶社会两种形态，这是我们讨论问题的前提条件；

也许人们还记得，1859年1月，马克思在其《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中，第一次提出了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并与古代的并列，“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②。对于这段话的理解，是否可以用两分法，把“亚细亚的”和“古代的”视为古代文明世界奴隶社会的两种形态，虽然还在继续讨论之中。不过，我们从后来恩格斯在其《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的第八章，论述德意志人国家的形成时，则着重地指出“由于这种野蛮状态，他们还没有达到充分发展的奴隶制，既没有达到古代的劳动奴隶制，也没有达到东方的家庭奴隶制”，③起码有两点应该是明确的：第一点，古代文明世界的奴隶制有两种形态，其一为“古代的劳动奴隶制”；其二为“东方的家庭奴隶制”，第二点，无论是“古代的劳动奴隶制”，还是“东方的家庭奴隶制”，从文意上看，都应是经过奴隶制初期发展阶段，尔后，才“达到充分发展的奴隶制”的。恩格斯的这一观点，在稍后几年出版的《美国工人运动》（原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美国版序言，后以单行本发行）一文中，也是可以看得到的。他说：“在亚细亚古代和古典古代，阶级压迫的主要形式是奴隶制，即与其说是群众被剥夺了土地，不如说他们的人身被占有。”④至此，就更加明白无误地告诉了我们，“亚细亚古代”和“古典古代”，已经不仅仅是地域概念问题了，实际上它还包含着两种不同形态的意思在里边，与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所说的“在奴隶经济（不是家长制的奴隶经济，而是后来希腊罗马时代那样的奴隶经济）作为致富手段存在的一切形式中……”⑤观点是一致的，即强调奴隶社会有两种形态，分为以“家长制的奴隶经济”为基础的“东方的家庭奴隶制”和以“希腊罗马时代那样的奴隶经济”为基础的“古代的劳动奴隶制”。

其实，以“家长制的奴隶经济”为基础的“东方的家庭奴隶制”和以“希腊罗马时代那样的奴隶经济”为基础的“古代的劳动奴隶制”，作为两种发达的奴隶社会不同的表现形态，主要还是受到了所处的地理环境作用和影响，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实践，总是离不开一定的自然条件的。普列汉诺夫就曾说过：“由于生产斗争的自然条件不同，因此人类共同生活的形式也渐渐地具有不同的性质。到处相同的民族生活方式让给各种不同的社会关系，雅典社会的制度不同于中国的制度；西方的经济发展过程根本不同于东方的经济发展过程”⑥，并且，还认为“古代社会代替了氏族社会组织；同样，东方社会制度产生以前的社会组织也是氏族社会组织。这两种经济制度的类型，每一种都是生产力在氏族组织内部增长的结果，生产力的这种增长最后必然要使氏族组织解体。如果这两种类型彼此有着很大的区别，那么它的主要特征是在地理环境的影响下形成的。在这种情形下，地理环境给了生产力发展达到一定程度的社会以一种生产关系的总和；而在另一种情形下，地理环境给了另一种根本不同于第一种的生产关系的总和”⑦。

其次，既然“亚细亚古代”和“古典古代”是两种形态或曰两种类型，那么，它们的国家产生和发展，也必然有所不同；从“古典古代“来看，恩格斯当年根据所能见到的材料，全面、系统地研究了雅典、罗马和德意志人的国家产生的全过程，最后得出了结论：雅典是最纯粹、最典型的形式，在这里，“国家是直接地和主要地从氏族社会本身内部发展起来的阶级对立中产生的”；在罗马，“氏族社会变成了闭关自守的贵族，贵族的四周则是人数众多的、站在这一社会之外的、没有权利只有义务的平民，平民的胜利炸毁了旧的氏族制度，并在它的废墟上面建立了国家”；最后，“在战胜了罗马帝国的德意志人中间，国家是作为征服外国广大领土的直接结果而产生的”⑧

众所周知，红极一时的亚细亚集团曾因其在经营和管理上的创新创造了一个平凡而奇特的现象——“亚细亚现象”。来自全国30多个省市的近200个大中城市的党政领导、商界要员来到亚细亚参观学习。并且亚细亚商场自1989年5月开业以来，仅7个月就实现销售9000万元，1990年达1．86亿元，实现税利1315万元，一年就跨入全国50家大型商场行列，到1995年，销售额一直呈增长趋势，1995年达4．8亿元。然而，1998年8月15日，郑亚商场悄然关门！面对这残酷的事实，人们众说纷纭。笔者认为，导致亚细亚倒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其内部控制的极端薄弱是促成其倒闭的主要原因之一。下面我们对亚细亚内部控制进行系统分析，从而引发在我国建立和完善企业内部控制的思考。

（一）控制环境失败

控制环境是对建立、加强或削弱特定政策程序及其效率产生影响的各种因素，具体包括企业的董事会，企业管理人员的品行、操守、价值观、素质与能力，管理人员的管理哲学与经营观念，企业文化，企业各项规章制度，信息沟通体系等。企业控制环境决定其他控制要素能否发挥作用，是内部控制其他要素发挥作用的基础，直接影响到企业内部控制的贯彻和执行以及企业内部控制目标的实现，是企业内部控制的核心。据悉，在郑亚集团内部，董事会一直处于瘫痪状态，注册于1993年10月的郑亚集团公司直到1995年6月才最后确定董事会。在近两年时间内，集团公司决策层一直处于不断演变的状态之中，没有按章程规范运作，董事会从未召集董事们就重大决策进行过表决，凡事都由总经理一人拍板。在人事政策上，以貌取人、随意用人、任人唯亲、排斥异己的现象屡见不鲜。过于乐观、自信、想当然的管理层一手遮天，缺乏必要的监督和控制，使郑亚集团的经营隐患重重。

（二）风险意识不强

我们来看看原郑亚集团总经理王某在谈到对风险的认识时是怎么说的，“对市场认识不足，对形势认识不足”。“在我们前进的过程中，不但遇到了国内商业同行的压力，而且国外零售业的大举进入也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导致我们认为较先进的经营模式一下子就被冲得体无完肤。”“面对零售业艰难的状况，我们的应变能力差，整个经营进入死胡同，最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抗风险能力差，一遇事阵脚就乱了。”不难看出，在郑亚集团管理层的思想中缺乏风险概念，没有设置风险管理机制，因此，抗险能力极低。

（三）缺乏适当的控制活动

内容提要：社会结构和经济、政治制度，都是经济人在特定客观环境下合理选择的结果。利用奴隶劳动的必要条件是为市场进行批量生产，中国在夏商周时代不具备市场条件，所以中国不存在奴隶制度。封建制度产生于产品不便于集中利用的地区，中国的基本消费品粮食和布匹很便于集中利用，所以没有形成封建主义的政治结构。从战国到清朝，中国是以小农为主的亚细亚社会。西欧自然产品差异大，水路运费低，便于商品市场的发展，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国自然产品差异小，陆路运费高，不具备发展商品市场的条件，不可能产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苏联、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古老亚细亚社会的社会精英利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发动穷人打倒富人的结果。穷人政权的运作并不十分成功，实行市场改革是为了赶上现代化步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并不对立，它们只不过是人们在不同约束条件下所选择的不同道路而已。

关键词：地理条件合理选择社会形态现代化

1859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归纳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后写道：“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人类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

苏联人认为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不够确切，以原始社会代替亚细亚社会，归纳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是其低级阶段）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更替的理论。

20世纪30年代，中国人在进行了关于中国社会史问题的大讨论之后，按照社会形态依次更替理论，把夏商周三代确定为奴隶社会，战国以后确定为封建社会，并认为至迟在明清时期，中国已经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按照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的说法，“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也会缓慢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

几十年来，许多人认为经苏联人修改后的形态更替理论虽然比较清楚，但也更加绝对化，绝对化的结果是产生了许多疑问：“亚细亚社会”真是原始社会吗？夏商周是奴隶社会的依据何在？战国以后的社会符合封建社会的特点吗？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为什么没有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内容提要】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是从属于他的《资本论》研究的。他把各种所有制作历史排列的原因是劳动者和劳动资料相互联系的不同方式的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而两者关系则是考察所有制形态的内容。马克思的分析是以公有制和私有制相互消长的关系、所有制和公社（或社会）的相互关系为双层线索进行的。正是这一阶段研究中，马克思注意了非经济的社会关系，因而，他晚年转向人类学研究。

【正文】

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是他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重要内容。我们知道马克思研究有三个阶段即哲学研究时期、经济学研究时期和人类学研究时期。在第一个时期，他的重点是发现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确立他的基本哲学思想，对人类学的研究基本没有涉及，而在社会形态的演进上其重点是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之间的区别；在第二个时期，他在发现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矛盾及发展趋势都深藏于经济的事实的基础上，重点从事的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但为了考察劳动者和他的劳动资料的分离过程，考察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历史起源，就必须追根溯源地探讨所有制的演进过程，这就必然地涉及到对人类学的专门的研究。《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就是这一研究的产物。这一著作是马克思这一时期的主要的人类学研究成果，是理解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关于社会形态演进的观点的关键，也是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研究转向的基础。本文在重点研究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的基础上，对这种转向的原因也略作分析。

一、马克思人类学研究的从属性

马克思这时的人类学研究是从属于他对资本主义所有制的研究的，所以他的重点还不是资本主义前的社会形态，而是所有制形式，首先考察的是劳动者和他的劳动资料的分离过程。马克思一开始就指出：“如果说雇佣劳动的前提和资本的历史条件之一，是自由劳动以及这种自由劳动同货币相交换，……；那么，另一个前提就是自由劳动同实现自由劳动的客观条件相分离，即同劳动资料和劳动材料相分离。可见，首要的是，劳动者同他的天然的实验场即土地相脱离，从而自由的小土地所有制解体，以及以东方公社为基础的公共土地所有制解体。”（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470～471页。）在这里马克思要考察的是资本主义经济形成的历史条件，而它的第一个前提是“自由劳动同货币相交换”，即劳动力的商品化过程是马克思要考察的一个方面，因为劳动力的商品化是剩余价值形成的基础；而另一个历史前提则是自由劳动和实现它的客观条件的分离，它即是劳动力商品化历史形成的另一个方面，而它的实质在马克思看来是所有制形式的演进过程，这种演进过程的结果就是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形成。因此，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是从属于他的《资本论》的研究的。

为这一研究目的所决定，马克思重点考察的是劳动者和他的劳动资料分离的历史过程，而这一分离的起点是：“小规模的自由土地所有制和以东方公社为基础的土地所有制的解体”。在这里研究的目的成为决定研究分离的起点的内在规定；因为，小规模的自由土地所有制和以东方公社为基础的土地所有制是两个不同历史阶段的所有制，从历史阶段上看，前者事实上是后者的产物之一，但对于劳动者和劳动资料的分离来说，两者都是这种分离的起点。劳动者和劳动资料的分离的过程，从一方面看，也就是形成劳动力商品化的历史前提的历史进程。这一分离过程与它的起点相一致，也有两种形式：一是从“公有财产所有者之间的关系”中发生分离，二是从“独立的财产所有者”中发生的分离；无产阶级则是这一分离过程的最终历史结果。从另一方面看，劳动者和劳动资料的分离过程的研究实质上也是对所有制发展的研究。一种是亚细亚的形式，劳动者和他的劳动条件的这种统一被称为“原始统一”；一种是“独立的财产所有者”所体现的统一，它本身也是原始统一解体的产物。这两种统一之所以放在一起考察，是因为它们都是劳动者和他劳动的客观条件分离的起点，由于在这两种所有制形态中，劳动者是与劳动资料自然统一在一起，因此，劳动者“有一种独立于劳动之外的物质生存基础”，这样劳动者不仅是作为劳动者，而首先是作为所有者或社会成员（共同占有者）的资格彼此发生关系。小规模的自由土地所有制和以东方公社为基础的土地所有制，都具有劳动者是与劳动资料自然统一在一起这一特点。后来马克思在他的《剩余价值学说史》中说：“劳动者和劳动条件之间的原有统一（我们不谈奴隶关系，因为当时劳动者自身属于客观的劳动条件）有两种主要形式：亚洲公社（原始共产主义）和这种或那种类型的小家庭农业（与此相结合的是家庭工业）。这两种形式都是幼稚的形式，都同样不适合于把劳动发展为社会劳动，不适合于提高社会生产力。因此，劳动和所有权（后者应理解为对于生产条件的所有权）之间的分离、破裂和对立就成为必要的了。这种破裂的极端的形式（……）就是资本的形式。原有的统一的恢复，只有在资本创造的物质基础上，并且只有通过工人阶级和整个社会在这个创造过程中经历的革命，才有可能实现。”（注：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劳动者和劳动条件的原有统一的解体到这种统一的恢复，被理解为人类社会的历史运动过程，其最终结果是共产主义的实现。

20世纪初中国电影在上海初兴时直接或间接受到美国电影影响，已多有论述，本文仅是对此论题的补充，探讨卓别林喜剧与中国早期喜剧电影观念的关系，特别是对滑稽喜剧、悲喜剧和讽刺喜剧电影观念的形成产生的重要影响。

对卓别林代表的美国滑稽喜剧的借鉴

中国电影观念的开端与滑稽电影自有不解之缘。

在现存史料中，对于20世纪初滑稽片在中国和美国电影联系方面的作用多有记述，尤以郑君里在《现代中国电影史略》的论述最为精要。上海拍摄商业电影始于亚细亚影戏公司。1909年，美国人宾杰门·布拉斯基最早在中国上海组建亚细亚影戏公司，在上海拍摄《西太后》、《不幸儿》，在香港拍摄《瓦盆伸冤》和《偷烧鸭》。这几部影片的详情无从知晓，郑君里从片名上推测，“《西太后》和《瓦盆伸冤》似乎是属于‘改良旧剧’的系统，《偷烧鸭》则属于时装（清装）的滑稽电影”。①这是中国电影兴起时的两种主要形态。

《偷烧鸭》是否真正属于滑稽电影，由于疏于考证，尚可存疑，但是对于拍摄于1913年的一批短片，则可以肯定相当一部分属于“以文明戏所开拓的近代化的演剧形式为基础的滑稽电影”。②此时，亚细亚影戏公司已经发生重要变化，1912年布拉斯基把公司转让给美国人依什尔与萨弗，1913年依什尔等聘请张石川任顾问，张石川又与郑正秋、杜俊秋、经营三等组织了新民公司，承包了编剧、导演、雇佣演员、摄制影片的工作，这意味着，亚细亚公司虽然仍属美国公司，但是其运作已改由中美双方人员共同参与，而其中的创作部分已由张石川等中国人承包。“在这种影响下，中国的知识分子学习了不少关于电影技术的知识，为以后土著电影的诞生种一伏线”。③创作观念随之变化，为了适应中国社会环境而选择中国本土题材，1913年秋，张石川、郑正秋等共同拍摄了《难夫难妻》。

如果以现代喜剧观念观照，《难夫难妻》起点颇高，不仅具有社会批判性，同时喜剧性也力避低俗，倡导高雅含蓄，“故事‘从媒人的撮合起，经过种种繁文缛节，直到把互不相识的一对男女送入洞房为止。’”④作者用电影的方式展示出日常生活中的荒谬，似有现代主义意味。可惜在电影尚处于婴儿时期，中国观众对于电影的种种表现方式非常陌生，尚未形成欣赏此类现代喜剧雏形的精神需要，迫使其夭折。此时，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合谋挤压，“文明戏的进步的精神便为封建的治力所斩折，退而变质为一种与现实契机脱离之单纯的、描写悲欢离合的‘闹剧’……只剩下消极的娱乐成分”。⑤之后，郑正秋暂时离开亚细亚影戏公司，也带走了比较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和改良社会的人文精神。张石川娱乐大众的文化观念占据主导地位，他组织拍摄了《活无常》等十余部滑稽短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