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太地区范文10篇

摘要：经济周期协同性主要指的是在相互影响与相互作用下，不同国家之间的经济行为出现经济波动同步性。本文首先对亚太地区产品内贸易现状进行阐述，然后对产品内贸易对亚太地区经济周期协同性造成的影响及原因进行简要分析。

关键词：产品内贸易；亚太地区；经济周期

协同性国际分工格局的新变化源于上个世纪，全球生产网络的形成让产品内贸易与产品内分工得到大力发展，因为要素禀赋与地理优势，产品内贸易最集中的地区已经变为亚太地区，因为运输成本的降低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使得产品内贸易在亚太国际贸易格局中的作用极为突出。

1亚太地区产品内贸易现状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是世界范围内规模最大的多边区域经济集团，成员分布较广，其中的成员国可以分为发展成员国和发达成员国，在内贸易方面，如我国、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成员国的经济都在高速发展中，在经贸合作中，其资源十分充足、商品较为丰富，有利于国际资本的流动，让贫困人口数量得到减少。发达成员国中出口的初级产品、中间产品以及最终产品呈现出增长趋势，我国和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中发展国家的初级产品贸易有着逆差表现，逆差额增长倍数较大，我国需要从其他发展国家中进口中间产品与初级产品，经过加工后完成出口工作，在国际产品分工中，我国所处的位置依然相对较低。在产品内贸易当中，其国别特征相对明显，发达成员会将没有劳动力成本优势的产业转移到其他国家，而一些国家因为劳动力成本上升或是货币升值等原因，也会转移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这在过去的十余年中尤为明显，让我国和亚太地区其他国家的产品内贸易得到进一步发展。

2产品内贸易对亚太地区经济周期协同性的影响

进入90年代，尽管北美和西欧无论是从客源产生量还是从接待游客人次上看都仍然占据着国际旅游的首要位置，但随着国际旅游重心东移意，亚太地空旅游业一枝独秀，其持续、高速增长令人瞩目，国际旅游业正在逐步形成欧、美、亚太地区三足鼎立的分布格局。从接待游客人次来看，虽然区内各部分呈现出一定的非均衡性，但总体增长势头却是十分强劲（见表一），1980年至1992年期间，亚太地区旅游接待人次增长近三倍，即由1980年的2100万增至1992年的5800万，年均增长8．9％，为世界平均水平的两倍；从接待人次占全球份额来看,1960年，亚太地区接待游客人次占全球国际游客总人次的1％，1980年增至7％，1992年增至12％；从国际旅游收入来看，1980年，亚太地区旅游总收入为80亿美元、占全球8％，1992年旅游收入为430亿美元，占全球15．5％；从区内客源产生能力看，传统的单一欧美区际长程国际客源市场地位有所下降，区内各旅游目的地之间互访游客人次急剧上升，1967年，亚太地区国际游客人次56％是区外客源，44％是区内国际客源，至1992年，区内国际客源比重上升为73％预计在2000年会增至85％。

亚太地区旅游业迅速发展，区内各国或地区因此获得了极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在香港，1993年旅游的外汇收入高达600亿港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6.8％。亚太地区旅游业的蓬勃发展、与下列因素是密不可分的：

其一，亚太地区经济稳步增长。过去20多年时间里，亚太地区经济增长速度一直高于全球其它任何地区，亚洲“四小龙”更是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世界旅游组织指出，1980年至1991年10年时间内，亚洲整体经济增长率为5．5％，是世界平均增长率2．2％的两倍半多,90年代以来增长率也一直维持在4％的水平上。随着亚太地区经济的迅速崛起和不断发展，一方面，人们可支配收入和闲暇时间增加，将有更多的区内国际客源产生，另一方面，亚太地区旅游业不断走向成熟，旅游产品日趋多样化和标准化，也会吸引更多的区外旅游者来访。

其二，旅游环境改善。旅游环境改善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指亚太地区各国或地区旅游管制逐步宽松，例如，日本不断地放宽居民出国旅游签证管制，台湾当局亦于1989年放松签主管制；二是指交通“可进入性”提高,这主要又是指区内、区外航空运力增大，对区内、区外国际客

源市场而言，亚太地区航空“可进入性”得以改善，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指出，1990年，亚太地区国际航空客运量达8700万乘客人次，预计1995年将会达到1．32亿人次，2000年达到1．89亿人次，到2010年，亚太地区区内、外国际航空客运量预计会占到全球航空客运总量的51．1％。

其三，主要竞争对手徘徊不前。欧美是世界上国际旅游最集中、国际旅游业最发达的地区，1986年共接待全球国际旅游客总人次的72％，而传统上，欧美地区的国际旅游客源市场主要是区内对流客源，即各国、地区互为主要客源,因此，欧美始终是亚太地区旅游业在国际市场上扩大占有份额的主要竞争对手。但是，自80年代中期以来，欧美地区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缓，加之全球第一大旅游客源国—德国居民的出国旅游市场规模已接近“封顶”程度，因而各国、特别是德国出境旅游人次规模和增长速度已是强弩之末，很难提高，作为旅游目的地，欧美各国在接待国际游客（多数是欧美本土居民）人次不会有太大起色，亚太地区各旅游目的地得此契机，在国际旅游的市场上大显身手。

进入90年代，尽管北美和西欧无论是从客源产生量还是从接待游客人次上看都仍然占据着国际旅游的首要位置，但随着国际旅游重心东移意，亚太地空旅游业一枝独秀，其持续、高速增长令人瞩目，国际旅游业正在逐步形成欧、美、亚太地区三足鼎立的分布格局。从接待游客人次来看，虽然区内各部分呈现出一定的非均衡性，但总体增长势头却是十分强劲（见表一），1980年至1992年期间，亚太地区旅游接待人次增长近三倍，即由1980年的2100万增至1992年的5800万，年均增长8．9％，为世界平均水平的两倍；从接待人次占全球份额来看,1960年，亚太地区接待游客人次占全球国际游客总人次的1％，1980年增至7％，1992年增至12％；从国际旅游收入来看，1980年，亚太地区旅游总收入为80亿美元、占全球8％，1992年旅游收入为430亿美元，占全球15．5％；从区内客源产生能力看，传统的单一欧美区际长程国际客源市场地位有所下降，区内各旅游目的地之间互访游客人次急剧上升，1967年，亚太地区国际游客人次56％是区外客源，44％是区内国际客源，至1992年，区内国际客源比重上升为73％预计在2000年会增至85％。

亚太地区旅游业迅速发展，区内各国或地区因此获得了极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在香港，1993年旅游的外汇收入高达600亿港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6.8％。亚太地区旅游业的蓬勃发展、与下列因素是密不可分的：

其一，亚太地区经济稳步增长。过去20多年时间里，亚太地区经济增长速度一直高于全球其它任何地区，亚洲“四小龙”更是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世界旅游组织指出，1980年至1991年10年时间内，亚洲整体经济增长率为5．5％，是世界平均增长率2．2％的两倍半多,90年代以来增长率也一直维持在4％的水平上。随着亚太地区经济的迅速崛起和不断发展，一方面，人们可支配收入和闲暇时间增加，将有更多的区内国际客源产生，另一方面，亚太地区旅游业不断走向成熟，旅游产品日趋多样化和标准化，也会吸引更多的区外旅游者来访。

其二，旅游环境改善。旅游环境改善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指亚太地区各国或地区旅游管制逐步宽松，例如，日本不断地放宽居民出国旅游签证管制，台湾当局亦于1989年放松签主管制；二是指交通“可进入性”提高,这主要又是指区内、区外航空运力增大，对区内、区外国际客

源市场而言，亚太地区航空“可进入性”得以改善，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指出，1990年，亚太地区国际航空客运量达8700万乘客人次，预计1995年将会达到1．32亿人次，2000年达到1．89亿人次，到2010年，亚太地区区内、外国际航空客运量预计会占到全球航空客运总量的51．1％。

其三，主要竞争对手徘徊不前。欧美是世界上国际旅游最集中、国际旅游业最发达的地区，1986年共接待全球国际旅游客总人次的72％，而传统上，欧美地区的国际旅游客源市场主要是区内对流客源，即各国、地区互为主要客源,因此，欧美始终是亚太地区旅游业在国际市场上扩大占有份额的主要竞争对手。但是，自80年代中期以来，欧美地区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缓，加之全球第一大旅游客源国—德国居民的出国旅游市场规模已接近“封顶”程度，因而各国、特别是德国出境旅游人次规模和增长速度已是强弩之末，很难提高，作为旅游目的地，欧美各国在接待国际游客（多数是欧美本土居民）人次不会有太大起色，亚太地区各旅游目的地得此契机，在国际旅游的市场上大显身手。

进入90年代，尽管北美和西欧无论是从客源产生量还是从接待游客人次上看都仍然占据着国际旅游的首要位置，但随着国际旅游重心东移意，亚太地空旅游业一枝独秀，其持续、高速增长令人瞩目，国际旅游业正在逐步形成欧、美、亚太地区三足鼎立的分布格局。从接待游客人次来看，虽然区内各部分呈现出一定的非均衡性，但总体增长势头却是十分强劲（见表一），1980年至1992年期间，亚太地区旅游接待人次增长近三倍，即由1980年的2100万增至1992年的5800万，年均增长8．9％，为世界平均水平的两倍；从接待人次占全球份额来看,1960年，亚太地区接待游客人次占全球国际游客总人次的1％，1980年增至7％，1992年增至12％；从国际旅游收入来看，1980年，亚太地区旅游总收入为80亿美元、占全球8％，1992年旅游收入为430亿美元，占全球15．5％；从区内客源产生能力看，传统的单一欧美区际长程国际客源市场地位有所下降，区内各旅游目的地之间互访游客人次急剧上升，1967年，亚太地区国际游客人次56％是区外客源，44％是区内国际客源，至1992年，区内国际客源比重上升为73％预计在2000年会增至85％。

亚太地区旅游业迅速发展，区内各国或地区因此获得了极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在香港，1993年旅游的外汇收入高达600亿港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6.8％。亚太地区旅游业的蓬勃发展、与下列因素是密不可分的：

其一，亚太地区经济稳步增长。过去20多年时间里，亚太地区经济增长速度一直高于全球其它任何地区，亚洲“四小龙”更是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世界旅游组织指出，1980年至1991年10年时间内，亚洲整体经济增长率为5．5％，是世界平均增长率2．2％的两倍半多,90年代以来增长率也一直维持在4％的水平上。随着亚太地区经济的迅速崛起和不断发展，一方面，人们可支配收入和闲暇时间增加，将有更多的区内国际客源产生，另一方面，亚太地区旅游业不断走向成熟，旅游产品日趋多样化和标准化，也会吸引更多的区外旅游者来访。

其二，旅游环境改善。旅游环境改善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指亚太地区各国或地区旅游管制逐步宽松，例如，日本不断地放宽居民出国旅游签证管制，台湾当局亦于1989年放松签主管制；二是指交通“可进入性”提高,这主要又是指区内、区外航空运力增大，对区内、区外国际客

源市场而言，亚太地区航空“可进入性”得以改善，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指出，1990年，亚太地区国际航空客运量达8700万乘客人次，预计1995年将会达到1．32亿人次，2000年达到1．89亿人次，到2010年，亚太地区区内、外国际航空客运量预计会占到全球航空客运总量的51．1％。

其三，主要竞争对手徘徊不前。欧美是世界上国际旅游最集中、国际旅游业最发达的地区，1986年共接待全球国际旅游客总人次的72％，而传统上，欧美地区的国际旅游客源市场主要是区内对流客源，即各国、地区互为主要客源,因此，欧美始终是亚太地区旅游业在国际市场上扩大占有份额的主要竞争对手。但是，自80年代中期以来，欧美地区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缓，加之全球第一大旅游客源国—德国居民的出国旅游市场规模已接近“封顶”程度，因而各国、特别是德国出境旅游人次规模和增长速度已是强弩之末，很难提高，作为旅游目的地，欧美各国在接待国际游客（多数是欧美本土居民）人次不会有太大起色，亚太地区各旅游目的地得此契机，在国际旅游的市场上大显身手。

进入90年代，尽管北美和西欧无论是从客源产生量还是从接待游客人次上看都仍然占据着国际旅游的首要位置，但随着国际旅游重心东移意，亚太地空旅游业一枝独秀，其持续、高速增长令人瞩目，国际旅游业正在逐步形成欧、美、亚太地区三足鼎立的分布格局。从接待游客人次来看，虽然区内各部分呈现出一定的非均衡性，但总体增长势头却是十分强劲（见表一），1980年至1992年期间，亚太地区旅游接待人次增长近三倍，即由1980年的2100万增至1992年的5800万，年均增长8．9％，为世界平均水平的两倍；从接待人次占全球份额来看,1960年，亚太地区接待游客人次占全球国际游客总人次的1％，1980年增至7％，1992年增至12％；从国际旅游收入来看，1980年，亚太地区旅游总收入为80亿美元、占全球8％，1992年旅游收入为430亿美元，占全球15．5％；从区内客源产生能力看，传统的单一欧美区际长程国际客源市场地位有所下降，区内各旅游目的地之间互访游客人次急剧上升，1967年，亚太地区国际游客人次56％是区外客源，44％是区内国际客源，至1992年，区内国际客源比重上升为73％预计在2000年会增至85％。

亚太地区旅游业迅速发展，区内各国或地区因此获得了极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在香港，1993年旅游的外汇收入高达600亿港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6.8％。亚太地区旅游业的蓬勃发展、与下列因素是密不可分的：

其一，亚太地区经济稳步增长。过去20多年时间里，亚太地区经济增长速度一直高于全球其它任何地区，亚洲“四小龙”更是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世界旅游组织指出，1980年至1991年10年时间内，亚洲整体经济增长率为5．5％，是世界平均增长率2．2％的两倍半多,90年代以来增长率也一直维持在4％的水平上。随着亚太地区经济的迅速崛起和不断发展，一方面，人们可支配收入和闲暇时间增加，将有更多的区内国际客源产生，另一方面，亚太地区旅游业不断走向成熟，旅游产品日趋多样化和标准化，也会吸引更多的区外旅游者来访。

其二，旅游环境改善。旅游环境改善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指亚太地区各国或地区旅游管制逐步宽松，例如，日本不断地放宽居民出国旅游签证管制，台湾当局亦于1989年放松签主管制；二是指交通“可进入性”提高,这主要又是指区内、区外航空运力增大，对区内、区外国际客

表一：亚太地区旅游的接待人次增长情况（单位：百万）地区1980年1992年1980—1992年年均增长率1992年占亚太地区比重

亚太地区

进入90年代，尽管北美和西欧无论是从客源产生量还是从接待游客人次上看都仍然占据着国际旅游的首要位置，但随着国际旅游重心东移意，亚太地空旅游业一枝独秀，其持续、高速增长令人瞩目，国际旅游业正在逐步形成欧、美、亚太地区三足鼎立的分布格局。从接待游客人次来看，虽然区内各部分呈现出一定的非均衡性，但总体增长势头却是十分强劲（见表一），1980年至1992年期间，亚太地区旅游接待人次增长近三倍，即由1980年的2100万增至1992年的5800万，年均增长8．9％，为世界平均水平的两倍；从接待人次占全球份额来看,1960年，亚太地区接待游客人次占全球国际游客总人次的1％，1980年增至7％，1992年增至12％；从国际旅游收入来看，1980年，亚太地区旅游总收入为80亿美元、占全球8％，1992年旅游收入为430亿美元，占全球15．5％；从区内客源产生能力看，传统的单一欧美区际长程国际客源市场地位有所下降，区内各旅游目的地之间互访游客人次急剧上升，1967年，亚太地区国际游客人次56％是区外客源，44％是区内国际客源，至1992年，区内国际客源比重上升为73％预计在2000年会增至85％。

亚太地区旅游业迅速发展，区内各国或地区因此获得了极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在香港，1993年旅游的外汇收入高达600亿港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6.8％。亚太地区旅游业的蓬勃发展、与下列因素是密不可分的：

其一，亚太地区经济稳步增长。过去20多年时间里，亚太地区经济增长速度一直高于全球其它任何地区，亚洲“四小龙”更是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世界旅游组织指出，1980年至1991年10年时间内，亚洲整体经济增长率为5．5％，是世界平均增长率2．2％的两倍半多,90年代以来增长率也一直维持在4％的水平上。随着亚太地区经济的迅速崛起和不断发展，一方面，人们可支配收入和闲暇时间增加，将有更多的区内国际客源产生，另一方面，亚太地区旅游业不断走向成熟，旅游产品日趋多样化和标准化，也会吸引更多的区外旅游者来访。

其二，旅游环境改善。旅游环境改善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指亚太地区各国或地区旅游管制逐步宽松，例如，日本不断地放宽居民出国旅游签证管制，台湾当局亦于1989年放松签主管制；二是指交通“可进入性”提高,这主要又是指区内、区外航空运力增大，对区内、区外国际客

表一：亚太地区旅游的接待人次增长情况（单位：百万）地区1980年1992年1980—1992年年均增长率1992年占亚太地区比重

亚太地区

摘要: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将亚太地区作为海外战略的优先事项，并在该地区投入更多的军事、经济和政治资源。其中，《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是其在经济领域的核心政策，其目的就是帮助美国摆脱经济危机的影响，重新掌控亚太地区的经济主导权，抵消中国在亚太地区政治特别是经济方面日益增长的影响，遏制正在不断崛起的中国。

关键词:“亚太再平衡”;TPP;中美经贸关系

2017年1月20日，奥巴马正式卸任美国总统一职。他8年的执政生涯可以说是政绩与争议并存。作为奥巴马执政时期的一项重要的政治遗产，“重返亚太”和“亚太再平衡”是奥巴马政府亚太政策的核心，被看作是美国自冷战以后最重要的对外战略调整之一。关于该政策，奥巴马在昆士兰大学的演讲中曾提到，美国确实需要返回亚洲，并将继续留在亚太地区，亚太地区是美国外交政策“根本重点”。他确实这样做了。8年来，美国利用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手段在亚太地区进行了大量精心的布局。尽管随着特朗普的就职，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被宣告正式结束，“亚太再平衡”与“重返亚太”已成为一种过去时表述，但是该战略所带来的影响，尤其是对目前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关系，特别是其中的经贸关系的影响，仍然具有研究意义。

一、美国“亚太再平衡”政策中的经济因素

冷战时期，美国全球战略的重点长期放在欧洲。冷战结束后，欧洲威胁解除，美国安全的战略重心转移到中东地区。奥巴马政府上台后，重新认识到了亚太地区对美国战略价值的重要性，从而作出了战略调整。2011年11月17日，奥巴马在对澳大利亚国会发表演说时称:“美国是一个太平洋国家，亚太地区是美国未来的战略重点地区，并将为此倾注力量。”［1］奥巴马甚至说美国的削减防务预算并不会以该地区为代价。奥巴马认为:“亚太地区对于实现我们的最高优先事项至关重要”，“必须把我们在亚太地区的使命和任务放在首位，我们正在将注意力转向亚太地区的巨大潜力。”［1］白宫首席安全顾问汤姆•多尼隆说:“总统的判断是，我们在某些国家和地区的影响力过大，包括我们在中东的军事行动。与此同时，我们在亚太等其他地区的权重过低。”［2］2011年11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也发表文章称，亚太地区已成为全球政治的主要驱动力。亚洲经济的活力是美国经济和战略利益的核心，也是奥巴马总统对外战略的一项重要优先事项。［3］根据多尼隆的解释，美国在这一地区的最主要的任务是保持一个稳定的安全环境和开放的经济环境，建立一个可以使争端和平地解决以及基本人权得以被尊重的地区秩序［1］。“亚太再平衡”战略有两个主要目标:一是使美国更深入地融入亚太这个全球经济最具活力的地区，二是防止发展迅速的中国在该区域占据更多的优势。［4］而为了更好地实现这两个目标，美国实施了一个全方面、多方位的战略，包括:强化旧有联盟;与新兴国家深化伙伴关系;与中国建立一个稳定、高效和富有建设性的关系;在该区域建立可实现共同繁荣的经济框架等。该政策有三个核心支柱:一是加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二是加强美国与传统盟国和新伙伴的军事合作关系;三是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协议》(TPP)的谈判。尽管奥巴马及其官员再三否认，美国并不寻求遏制中国，但一些学者认为奥巴马的亚太政策是不必要和适得其反的，因为它破坏了中美互信以及双边关系的发展。经济贸易是美国向亚太地区“再平衡”的原因和途径之一。奥巴马称，“亚太地区极具活力的经济对美国的经济增长至关重要”。希拉里在《美国的太平洋世纪》中指出:“亚洲开放的市场为美国提供了前所未有的重振经济的机会。而亚太市场所带来的经济福利将极大地缓解经济危机给美国带来的压力。自2000年以来，亚洲已成为美国最大的进口国和继北美地区后的第二大出口市场。”［5］此外，亚太地区在奥巴马的国家出口计划中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例如，在2011年，亚太地区就有4个国家成为美国全球出口战略的新兴出口市场，分别是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和越南［5］。然而，在此大好情况下，美国经济软实力、影响力却在亚太地区急剧下降，这引发了美国的担忧。首先，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双边经济发展并不顺利。此前，美国致力于发展双边关系，倡导更开放、透明的市场和更少的关税，但实际效果并不理想。例如，在亚太地区，美韩之间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自出台之日起便孤立存在;而由于诸多复杂因素影响，中美双边投资协定的谈判迟迟未取得进展;进出口银行则受制于共和党国会党团会议的意识形态斗争而前景堪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干脆已经被美国众议院忽略［4］。与此同时，美国担心自己已经被高度整合和快速增长的亚洲经济体所排斥。这是因为1997年金融危机充分暴露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亚太经合组织在应对此类问题上反应迟缓、作用甚微的弊病，从而导致了亚洲国家对美国经济领导能力的不信任，后又发展成对美国所主导的一系列制度的不信任。在这种情况下，东亚经济体开始启动区域“自救”机制，形成了一系列以东盟为中心的同心圆合作机制。据研究，亚洲自由贸易协定的数量从2000年到2010年增加了20倍［5］。其中，以“东盟+6”自由贸易区为基础计算的东亚贸易集团的GDP总量在2006年就达到了美国的82%。而亚太经济一体化还将导致美国福利严重受损，大约会使美国每年减少约250亿美元的利润，相当于丧失20万个高薪就业岗位［6］。美国在国际经济领域里的主导权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多边框架下推行新的贸易规则的阻力越来越大。除了面临愈加强大的亚太合作的冲击，美国也面临着中国和印度等新型经济力量崛起的新挑战。自2010年起，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已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根据普华永道的预测，它还将于2030年超过美国。中国目前还是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制造业大国和美国最大的债权国。以中国、印度和东盟为代表的亚洲新兴经济总量，从2004年的仅占美国经济总量的28%飙升至50%(2008年)。与此同时，中国也在积极推动由自己主导建设、帮助欧亚大陆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项目，包括“一带一路”倡议和由中国倡议设立的多边金融机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亚投行目前已有86个成员国，这其中也包含许多美国的传统盟友。中国还在该区域进行大量贸易，利用现金和巨大的市场影响力来实现自身的经济增长和影响力。

二、美国推进下的TPP及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各位同事：

很高兴同大家再次相聚。我对霍华德总理和澳大利亚政府为会议所作的周到安排表示衷心的感谢。

当前，国际形势总体稳定，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技创新更加活跃，人类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环顾我们所在的亚太地区，经济平稳增长，各国联系密切，相互依存加深，共同利益扩大，各种对话合作机制积极活跃，呈现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亚太地区作为全球最具活力和潜力的地区之一，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与此同时，亚太地区发展中也存在一些不确定因素。世界经济失衡加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能源资源压力增大，生态环境问题比较突出。近来，气候变化引起亚太地区各国普遍关注。气候变化事关亚太地区的发展，事关亚太地区全体人民的福祉。

在应对气候变化上，亚太地区既面临严峻挑战，也拥有独特优势。亚太地区有广泛的代表性，我们占世界人口的42%、世界经济总量的53%、世界贸易的46%。亚太地区有丰富的多样性，既有经济高度发达、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40000美元的发达成员，也有处在工业化进程之中、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600多美元的发展中成员。亚太地区有很强的互补性，既有在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方面技术先进、资金充裕的成员，也有亟须提高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和水平的成员。近年来，亚太经合组织各成员为应对气候变化提出一些有益倡议，采取不少积极举措，取得了一定成效。我们应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凝聚共识、开展合作。这不仅有助于推进本地区可持续发展，而且将对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努力产生重要影响。

我们应该本着对人类、对未来高度负责的态度，尊重历史，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务实合作，统筹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为此，我愿提出以下建议。

[摘要]俄罗斯参与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有助于俄罗斯扩展市场和战略空间、促进能源出口多元化、带动远东地区经济发展。然而，俄罗斯参与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包括开放自由贸易可能冲击俄产业结构、俄罗斯与东北亚各国之间的政治互信有待加强。长远来看，俄罗斯融入东北亚经济一体化进程是大势所趋。

[关键词]俄罗斯；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

东北亚是当今世界经济最活跃、最具发展潜力的一极，东北亚区域一体化的前景也备受国际社会瞩目。2020年11月15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正式签署标志着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的重大突破，继2015年中韩达成自由贸易协定（FTA）之后，中日、韩日之间首次通过RCEP彼此之间间接达成达成FTA，推进中日韩自贸区走上快车道。普京总统讲话中强调要加强与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改善与中日韩朝蒙的双边关系，并在上合组织、亚太经合、东亚峰会等多边机制中发挥积极作用。

一、俄罗斯的亚太战略背景

“东北亚”作为一个地缘政治概念很少在俄罗斯官方话语中出现，俄罗斯的东北亚政策隶属于其亚太战略，同时也是亚太战略的主体，俄罗斯对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的政策立场在其亚太战略的基本框架下展开。作为一个地跨欧亚的大国，俄罗斯三分之二的领土集中在亚洲，但其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却在欧洲；它是西方基督教文明的一部分，但也有着深刻的东方烙印。俄罗斯特殊的地缘环境和历史背景决定了其在西方和东方都有重要的国家利益和战略目标，这既赋予了俄罗斯外交灵活发挥的空间，也带来了腹背受敌的战略风险。因此，俄罗斯外交的核心问题之一是如何协调、平衡东西方战略，使其在欧洲和亚太地区的经济利益和安全空间得到最大化。纵观俄罗斯历史上的外交政策，总体基调是以西为主，以东为辅。俄罗斯民族文化心理中存在根深蒂固的“西方”身份认同，将自己视为欧洲大国的一员。欧盟既是俄罗斯的主要贸易伙伴，也是其地缘安全重心所在。普京上任后，“向东看”的趋势逐渐得到强化，亚太战略被提到一个更高的位置。《2016年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中提出，“俄罗斯联邦将‘巩固其在亚太地区的地位、加强其与该地区国家的关系’视为对外政策的重要战略方向”，“俄罗斯联邦将继续为建立维护东北亚的和平与安全机制付出努力，并将采取措施扩大在该地区的经济合作”。[1]种种迹象表明，目前俄罗斯的对外战略重心呈现东移趋势，亚太地区、尤其是东北亚在俄罗斯外交政策中的地位正在不断提升。

二、俄罗斯参与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的机遇

一、中国参与亚太贸易合作与问题

一般而言，亚太贸易合作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类是以自由贸易协定为基础的区域贸易安排，这类区域经济合作通过有关国家和地区签订贸易协定，形成具有约束力的一系列制度性的紧密贸易安排，签约方要按照要求相互开放市场，而且这种开放幅度相对较大。比如《曼谷协定》、内地与港澳CEPA、中国一东盟FTA、中国一新加坡FTA等。第二类是次区域经济合作，主要由地理上相邻的合作区内各成员的地方政府来推动合作。其目的在于利用经济互补性，发挥地缘临近的区位优势，通过渐进方式探索潜在的合作方式和合作领域。比如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机制和泛北部湾合作、环日本海经济圈、环黄渤海经济圈、图们江增长三角等。第三类为相对比较松散的区域经济合作论坛，这一类论坛性质的合作机制一般不具有约束力，其目的一般也是探索性的，通常是以政策对话、促进贸易和加强信息交流为主。比如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亚欧会议(ASEM)等。

(一)双边贸易机制

自从2004年11月，中国与东盟签署了代表自由贸易区的《货物贸易协议》之后，中国加快了FTA步伐，截至2009年6月，中国已经签署了9个FTA，正在与冰岛、挪威等6个国家或地区进行FTA谈判，与印度、韩国进行FTA官方可行性研究，并与韩国、日本、印度等多个国家或地区进行FTA民间可行性研究，如中日韩FTA、ASEAN+3、ASEAN+6等。其中的多个FTA都采取了类似日本EPA形式，捆绑签订了囊括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以及投资等多个领域的全面自由贸易协定。表1显示，中国的已签署FTA中，亚太地区占绝大多数，亚太地区已经成为中国进行贸易合作的主要目标之一。但是必须指出，在双边FTA积极进展的同时，多边FTA进展缓慢，这主要是因为：日本对中国在“东盟+3”为基础的地区合作框架中的影响表示担心，极力推动“大东亚”范围的合作，即“东盟+6”框架下的“东亚峰会”机制。“东亚峰会”把本不属东亚的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拉进来，这样，东亚合作就出现了两个框架并行的态势，一个是“东盟+3”，一个是“东盟+6”。尽管领导人会议对两个机制做了分工，但是实际发展并不明确，二者带有竞争性发展的特征。(张蕴岭，2009)这种以东亚峰会面目出现的“东盟+6”机制使得东亚合作的政治构架变得更为复杂，凸显了东亚合作政治利益的多元特征，同时合作方案间的博弈，也延缓了亚太地区多边FTA进程。

(二)多边贸易机制

由于亚太经合组织“开放的地区主义”的性质，它的象征意义一直大于实际意义，其开放性和非约束性特征决定了它在区域经济合作领域不会真正有所作为。(李向阳，2002)即便如此，这仍然引起中国在亚太经合组织内的单边行动中，关税减让水平也都基本与世界贸易组织的要求保持一致。但是伴随着《贸物宣言》决定实现贸易、投资自由化的两个时间表，大阪会议制定了实现这两个时间表的行动议程，发达成员与发展中成员应分别于2010和2020年实现贸易自由化的压力逐渐增大，尽管进展并不顺利，但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收效。例如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方面，亚太地区以APEC为核心，在多个国家和地区层面上开展了贸易便利化工作。第一阶段贸易便利化行动计划已经完成，它成功地使得亚太地区在2002-2006年间贸易交易成本减少了5％，作为它的后续计划，APEC第二阶段贸易便利化行动计划旨在2007-2010年间使得亚太地区国家和地区的贸易交易成本再降低5％。同时，APEC已经开始实施为期2008-2010年的投资便利化行动计划(IFAP)。目前，中国参与APEC的承诺基本没有超出对WTO的承诺，同时参与APEC的方式，也以功能性建设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