艳照门范文10篇

[摘要]：

“艳照门”因一个男人而起，却以对一群女人的喧嚣结束，本文绕开道德、隐私层面的争论，用网络媒介报道为文本，以女性主义角度关照整个事件，从报道角度和文本叙述两方面入手，试图呈现男权思想控制下的媒介在整个事件报道中所塑造的女性形象。认为在现代社会，即使貌似事业成功、地位独立的女星，也依然被传统忠贞观念束缚，其终极最大价值仍附着于家庭之中。

关键词：艳照门网络媒介男权主义女性主义女性形象

具有巨大娱乐效能的“艳照门”事件显然已经落潮，作为2008年初最具“震撼力”的“网络事件”，其从最初爆发极致的能量到现在的式微，让人不禁感叹，在一个“娱乐至死”时代，无论何种劲爆的新闻都显得“后劲不足”。当抛开“艳照门”的轰动效应和娱乐因子，仔细反思网络媒介的立场就会发现，整个事件的报道完全笼罩在男权社会的语境下。

一般认为，女性被视为附属是在所谓的“前现代”社会，女性的价值和出路最终体现在家庭。与此相伴，“贞操至上”是对女性的基本道德要求，而一旦“失贞”也就失去了全部。但作为两性的另一极，男性根本没有所谓“忠贞”的顾虑。确切说，“忠贞”本来就是为女性量身定做的。艳照门的主角陈冠希又一次成为此观点的最佳注脚，其仅以一个“真诚”的道歉就轻松抽身而去，相反，那些身陷其中众多女星却久久不能脱身。

众所周知，艳照门所涉及的女星几乎都事业有成，但在媒体的话语体系里却完全被剥夺了作为职业女性应有的独立性和思想的自主性。“实际上，这是一个惊人的证明，即性别结构异乎寻常地独立于经济结构。”[1]女星们即使事业如何成功，也不足以使她们的形象避免在整个社会“男性中心”无意识心理下的扭曲和变形。

鼠年伊始，艺人不雅照片风波如鼠疫大爆发。2008年1月28日凌晨，网上急速流传两张疑被人移花接木的艺人床上照，大胆程度令人咋舌。事件震惊娱乐界，这两张先后曝光的床上照片分别看似陈冠希女艺人钟欣桐，及陈冠希前女友陈文媛。2008年1月29日网上流传出一张看似张柏芝床上艳照。2008年2月6号即大年三十网上一下传出两百多张新的“艳照”,包括疑似钟欣桐，张柏芝，陈文媛，颜疑思，前歌星陈思慧及落选华裔小姐陈育嬬等六人照片被曝光；停顿了两天后，网上新一批200余张照片在2008年2月14日情人节“漫天飞舞”，其中又增加了疑似陈冠希正牌女友杨永晴以及MaggieQ。几百张极尽淫亵的疑似张柏芝、钟欣桐等八位女艺人的“艳照”大曝光。涉及9位明星496百张艺人不雅照曝光给明星个人的生活工作几社会带来极度不良的影响，这事件前后被媒体称为“艳照门”事件，这是一件性丑闻。

为什么“艳照门”事件能迅速引起人们极大的关注，在社会中产生如此大的轰动。本文试图从传播学的角度从这一事件的形成原因入手，站在人格权的保护的角度来进行解读媒体的侵权行为并提出相关建议。

一、“艳照门”事件扩散原因分析

2008年1月28号，艺人陈冠希，钟欣桐，陈文媛及张柏芝等淫移照片开始在网上流传至今，传播速度之快，涉及人数之多，实在惊人。这其中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新闻产品消费者的需求（受众人的心理角度）；二是新闻产品者的欲求（市场角度）。

(一)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受众，又称新闻产品消费者，是对大众媒介信息接受者的总称，具体可以包括读者、听众、观众等，他们能够决定一条传播内容，一个传播媒介甚至是传播者本身的发展前途，“艳照门”事件之所以在这么短事件形成了轰动效应，就是因为它满足了受众对公众人物的好奇和窥私心理。

关键词:艳照门/隐私权/法经济学

内容提要:香港“艳照门”事件涉及到明星的隐私保护、商业化利用、信息自由等问题。从法经济学角度来看，明星们对其隐私的商业化开发和利用，符合帕累托最优的标准；而问责互联网上大规模的窥私行为，执法成本过高，不利于信息的自由流动。法经济学的观点有助于社会财富增长，但应兼顾隐私权的特殊性，在人格尊严和经济效率之间寻求平衡。

2008年香港明星“艳照门”事件招谤惹讼，沸沸扬扬，又一次把隐私权话题推上前台。“艳照门”事件中，撇开道德和意识形态色彩，如何看待明星等公众人物的隐私保护和商业化利用问题，如何规制互联网上发生的大规模窥私行为，如何协调个人隐私保护和信息自由流动之间的矛盾？对“隐私”和“窥私”这种社会现象，法经济学可以为我们提供观察问题的不同视角。

一、隐私有价？

法律经济分析（economicanalysisoflaw），亦称法律经济学（lawandeconomics），是用经济学的方法和理论，主要是运用价格理论（或称微观经济学），以及运用福利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及其他有关实证和规范方法考察、研究法律和法律制度的形成、结构、过程、效果、效率及未来发展的学科。[2]作为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美国法学界出现的理论思潮，现在已经成为美国法学界影响最大的法学流派。经济分析方法采用“理性人”假设、效率最大化原则、交易费用、社会成本、博弈理论等范畴作为分析工具，考察法律规范和法律问题，在侵权法、合同法、财产法、刑法、公司法、反托拉斯法等法律领域发挥了重要影响。因将经济分析方法推广到人类其他行为领域而获得诺贝尔奖的贝克尔认为：“经济分析为理解全部人类行为提供了一个有用的框架……虽然我知道。其他非经济变量及其他领域的经济分析手段对于发现理解人类行为也有重大建树，但是经济分析提供了理解全部人类行为的可贵的统一的方法。”[3]传统法律观念一般不计法律执行的成本和后果，旨在为了维护抽象的正义，例如，民法的“契约必须严守”原则，不考虑当事人双方的成本与收益以及资源配置的经济合理性。但经济分析的方法对此提出挑战。以波斯纳为代表的法经济学对传统隐私权理论批判道，隐私权问题的讨论往往充斥着伪善、口号、情绪和松散的思维，[4]因此需要运用经济分析这柄“奥卡姆剃刀”（如无必要，勿增实体）予以简化和精确化。

作为个人隐私的信息是有价值的。信息经济学将作为隐私的秘密信息作为一项产权的标的。隐私的作用在于，社会交往会出现蒙人（misrepresentation）造成的一些利用被利用的机会。在日常生活中，人们隐瞒自己的收入、前途、观点以及其他，为的是操纵其他人对自己的看法。[5]“隐私”（privacy）与“窥私”（prying）可以被视为两个经济产品，就像经济学上通常对萝卜和啤酒的看法一样，我们可以将“隐私”和“窥私”视为纯粹的消费品。并且将两者作为工具性价值（instrumentalvalues），而非终极价值（ultimatevalues），这意味着作为一种手段，“隐私”负担效用最大化的使命。[6]

一个目前颇有市场的观点是：新闻炒作类似或者干脆就是新闻策划。因为两者都体现了传播者的主观能动性，都以扩大媒体的传播面及其影响，获得社会或经济利益为目的。策划也有负面影响，而炒作也不乏正面功能，因此大可不必对新闻炒作横加批判，只需“学会区分良性炒作与恶意炒作，成功炒作与劣质炒作”即可。

新闻炒作不同于新闻策划，这本来是一个毫无疑义的命题，可在当下这样一个价值迷茫的时代，两者的区别却如此模糊，因而我们有必要指出：相对于新闻策划，新闻炒作存在着本质性的价值缺失，新闻炒作说到底是一种根本违背新闻规律与专业精神的行为。考察一个完整的传播链条，我们不难发现，从传播者的角色定位到信息的选择、开掘，再到受众的接受效果，新闻炒作都存在一系列的价值缺失。一、有价值的传播者角色的缺失

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的媒体和记者。作为传播活动的发起人、传播内容的发出者，当然有着重要的社会价值，有着理想的角色功能。人们把他们描述成信息的传播者、社会的守望者、历史的记录者、群众的代言人等等。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新闻炒作中的媒体和记者早已不完全是这样了，他们陷入了角色的错位和价值的缺失之中。在此起彼伏的炒作事件中，这些信息的传播者，变成了信息的制造者，既能制造空穴来风的假新闻，也能利用某些事实基础，变态地制造出“新事件”。这些公众利益的“守护神”，社会舆论的“导向人”最终变成了大众的愚弄者，社会舆论的误导者。

以轰动一时的“杨丽娟”事件为例，当一位67岁的老人为满足星迷女儿的愿望而卖肾的信息公之于众时，媒体想到的不是如何借助自己的力量对这个偏执的家庭及他们偏执的孩子进行正确疏导，相反，却以一种及其兴奋乃至癫狂的姿态在“13年”、“买房”、“卖肾”等字眼上大做文章。北京某电视节目制作公司甚至三次到兰州商谈“业务”。而某电视台记者也对杨家做出承诺：“我们台有实力，能联系到刘德华，见是肯定的”。媒体到后期甚至还参与策划了“明星捐款”等事件。本该发挥舆论引导功能的媒体将这个病态家庭作为道具，自编、自导、自演、自播了一出追星悲剧。

2006年3月23日《兰州晨报》的相关报道曾这样写道：“虽然林鹃(化名)的父母一时无法凑足费用让她第三次去香港，使她受到了不小的打击，但除了本报和央视《社会与法》频道记者的关注和重视外，《南方都市报》、东方卫视以及央视《共同关注》栏目组记者也将于24日抵达兰州，对林鹃痴迷和寻找刘德华所付出的代价及遭遇进行关注。与此同时，全国绝大多数城市强势媒体也将在24日联合本报一起刊发林鹃父母写给刘德华的‘请愿书’。希望刘德华得知此事后能够安排时间和林鹃见面。此外，全国绝大多数城市强势媒体都已转载了本报对痴狂‘追星女’的连续报道，并对本报长期以来对弱势群体的爱心和帮助给予了肯定和赞扬。”面对这样的报道我们不禁要问：“星迷”林鹃值得媒体如此关注吗?媒体不遗余力倾注如此热情的动因是什么?《兰州晨报》在这段文字最后借他者之口往自己脸上贴金的表述以及那些“唯恐影响不够大”的描述无疑给出了答案。正如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所言：新闻炒作的第一个目的，也就是最直观的目的就是“引起轰动”，而最终的目的是获得最大限度的利润。媒体要为杨丽娟“圆梦”，最终要圆的是自己的利益之梦。当杨丽娟疲惫地返回兰州，接受媒体采访时，曾情绪激动地说道：“媒体太残酷了，他们只关心自己的事，之后扔下我们就不管了。”是的，“在杨丽娟事件狂轰滥炸的报道中，我们看到了一种难以名状的残忍，杨丽娟事件分明变成了一场媒体的盛宴，舆论的狂欢!”。娱乐变成了愚弄，受众的尊严被肆意嘲弄，新闻的专业精神受到了极大的损伤。

论文摘要:网络作为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延伸了人类传统意义上的社会结构模式，拓展了人类活动的空间，为人类带来了方便快捷。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了诸如情感危机、道德失范、人性异化等社会问题。艳照门事件引发对网络社会道德构建的思考。设想从法律层面和技术层面对网络社会道德失范源头进行监控，从网络社群自我治理人手来重构网络社会道德。

论文关键词:艳照门网络社会网络社会道德

刚刚进人鼠年大门的香港演艺圈明星们，因为某些明星的道德失范与隐私泄密而一片哗然。本次事件的曝光牵扯演艺圈明星之多是香港有史以来最多的一次且案件仍在审理中，香港警方透露可能会牵扯到更多的明星。事件中网络媒体的大肆报道与炒作，使得网络社会道德问题再次引起激烈争论，笔者就此提出几点有关网络社会道德构建的设想，期待商榷。

1网络社会概念及其特征

作为第三次工业革命兴起的主要标志，电子计算机的诞生推动了计算机网络世界出现，颠覆了传统社会结构形态，世界被编织成一个“网络社会”。1984年，美国科幻作家吉布森发表了赛博朋克小说《神经流浪者》)(Neuromacer),文中指出:“网络空间是成千上万接人网络的人产生的交感幻像……这些幻像是来自每个计算机数据库的数据在人体中再现的结果。这里，吉布森从科幻的视角第一次使用了“网络”这个名词。网络社会是指社会化的赛博空间(cyberspace)，是以计算机网络为载体、与现实社会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人的第二生存空间，即所谓的“虚拟社会”。“人们在这个社会中所面对的世界不是一个由原子所构成的物理世界，而是没有颜色、重量、长度的比特(bit信息最小单位)所组成的世界。现时代的人既生存在一个现实的社会中，同样不可避免地也要生存于网络社会之中。这两种社会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网络社会作为一个崭新的社会形态与以往传统社会有明显的区别。首先，网络社会以高精尖端技术作为建立基础，以计算机网络作为载体实现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与协作。传统社会中的权威在网络社会中被阻隔，网络社会成为一个没有中心的社会。其次，网络社会是一个自由、开放、没有疆界的空间。网民间松散的联系与流动性，决定了现实社会的种种束缚制约在此被搁置。再次，网络社会是一个虚拟世界，网民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的社会身份被打破重组，取而代之的是各种虚拟名称，为网络社会道德构建设置了障碍。

2网络社会道德失范与困境

关键词:艳照门/隐私权/法经济学

内容提要:香港“艳照门”事件涉及到明星的隐私保护、商业化利用、信息自由等问题。从法经济学角度来看，明星们对其隐私的商业化开发和利用，符合帕累托最优的标准；而问责互联网上大规模的窥私行为，执法成本过高，不利于信息的自由流动。法经济学的观点有助于社会财富增长，但应兼顾隐私权的特殊性，在人格尊严和经济效率之间寻求平衡。

2008年香港明星“艳照门”事件招谤惹讼，沸沸扬扬，又一次把隐私权话题推上前台。“艳照门”事件中，撇开道德和意识形态色彩，如何看待明星等公众人物的隐私保护和商业化利用问题，如何规制互联网上发生的大规模窥私行为，如何协调个人隐私保护和信息自由流动之间的矛盾？对“隐私”和“窥私”这种社会现象，法经济学可以为我们提供观察问题的不同视角。

一、隐私有价？

法律经济分析（economicanalysisoflaw），亦称法律经济学（lawandeconomics），是用经济学的方法和理论，主要是运用价格理论（或称微观经济学），以及运用福利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及其他有关实证和规范方法考察、研究法律和法律制度的形成、结构、过程、效果、效率及未来发展的学科。[2]作为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美国法学界出现的理论思潮，现在已经成为美国法学界影响最大的法学流派。经济分析方法采用“理性人”假设、效率最大化原则、交易费用、社会成本、博弈理论等范畴作为分析工具，考察法律规范和法律问题，在侵权法、合同法、财产法、刑法、公司法、反托拉斯法等法律领域发挥了重要影响。因将经济分析方法推广到人类其他行为领域而获得诺贝尔奖的贝克尔认为：“经济分析为理解全部人类行为提供了一个有用的框架……虽然我知道。其他非经济变量及其他领域的经济分析手段对于发现理解人类行为也有重大建树，但是经济分析提供了理解全部人类行为的可贵的统一的方法。”[3]传统法律观念一般不计法律执行的成本和后果，旨在为了维护抽象的正义，例如，民法的“契约必须严守”原则，不考虑当事人双方的成本与收益以及资源配置的经济合理性。但经济分析的方法对此提出挑战。以波斯纳为代表的法经济学对传统隐私权理论批判道，隐私权问题的讨论往往充斥着伪善、口号、情绪和松散的思维，[4]因此需要运用经济分析这柄“奥卡姆剃刀”（如无必要，勿增实体）予以简化和精确化。

作为个人隐私的信息是有价值的。信息经济学将作为隐私的秘密信息作为一项产权的标的。隐私的作用在于，社会交往会出现蒙人（misrepresentation）造成的一些利用被利用的机会。在日常生活中，人们隐瞒自己的收入、前途、观点以及其他，为的是操纵其他人对自己的看法。[5]“隐私”（privacy）与“窥私”（prying）可以被视为两个经济产品，就像经济学上通常对萝卜和啤酒的看法一样，我们可以将“隐私”和“窥私”视为纯粹的消费品。并且将两者作为工具性价值（instrumentalvalues），而非终极价值（ultimatevalues），这意味着作为一种手段，“隐私”负担效用最大化的使命。[6]

网络正逐渐改变着人类社会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网络新闻传播过程的道德失范现象，正是这种变化带来的新闻伦理问题.

道德失范现象

1.追逐黄色新闻报道2010年伊始，“中国第一车模”兽兽就用三段不雅视频给娱乐圈扔了颗重磅炸弹，各大网站、知名论坛瞬间重现了两年前“艳照门”的传播盛景。一位名叫翟凌（昵称兽兽）的车模热恋时与前男友拍下亲密视频，前男友将两人的“艳照”和视频上传于网络，引起网民的广泛关注，此事件称为“兽兽门”.

当事件曝光后，很多网络媒体在其页面显著位置进行大篇幅报道，并随之配发大量图片进行解释说明。这些照片即使在关键部位做了技术处理，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吊起了广大网友的好奇心，网友纷纷在网络上搜索艳照及视频，导致了事态的蔓延.

显然，这些媒体在刊发新闻时，没有履行自己的审查职责，也没有对这一事件曝光后所产生的恶劣后果进行充分估计。此后还有类似工行女“艳照门”、上海大学“校鸡门”以及最近如火如荼的《非诚勿扰》女嘉宾闫凤娇“厕所门”等事件，都成了网络媒体第一时间追逐的报道对象，其报道尺度之宽令人咋舌.

2.虚假新闻泛滥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各大网站、论坛、博客中充斥了大量未经证实的虚假新闻。2009年下半年在网络上热炒的“艾滋女”事件，就是虚假网络新闻给社会带来恶劣影响的典型。一名女子在某博客网站上公布了曾与自己发生过性关系的279名男性的手机号码，声称本人感染艾滋病，这样做是为了报复社会，同时还曝光了大量不雅照片。这一消息立即在网上掀起了轩然大波，广大网友纷纷对“艾滋女”表示愤慨，发动网友人肉搜索，辱骂侮辱的声音喧嚣不停.

一、网络舆论对廉政政策决策带来新的挑战

(一)网络舆论的突发性挑战廉政政策决策的渐进性

廉政政策决策是一个博弈的过程，“它是廉政决策主体围绕政策方案的达成，相互之间所作的讨价还价、谈判与妥协的互动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涉及众多的利益主体，众多的人员，所以常常要面临“众口难调”的尴尬，因为每一个参加者都寻求得到最大的收获，并把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一旦决策失误，其负面影响和破坏力极强，损失无法估量，因此也就决定了廉政政策决策是一个渐进性的、非常慎重的过程。而网络舆论则全然不同，其往往具有突发性和迅速性。尤其是关于官员腐败的舆论，更是能一石激起千层浪。例如，安徽庐江“艳照门”事件，照片主角直指庐江县委书记和副县长，一经报道就成了各大网站的热点，出现了大量跟帖和评论。虽然最后经调查是一起彻底的乌龙事件，但是庐江官方在应对突发的网络舆论时处理不够慎重，几次前后不一的回应，不仅引起了网民的“习惯性质疑”，还加剧了网民的猜测，有的认为背后还有官场内斗、贪腐事件，即便在揪出照片真实人物后网民们还认为是官方使出了“丢卒保车”策略。可见，网络彰显出其巨大的舆论聚集功能，往往让决策者们措手不及。

(二)网络舆论的主动性挑战廉政政策决策主体的公信力

廉政政策决策属于精英决策，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具有廉政决策权力的是决策者，对廉政决策权力有影响力的人是决策参与者，由决策者和决策参与者共同构成决策主体”，决策主体掌握着决策的主动权，及时发现问题进而采取相应的解决办法，或者在问题暴露出来之后主动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网络舆论的出现对廉政政策决策的这种主动权和主动性提出了挑战。网络事件往往是经过网民的热切关注之后才进入决策者们的视野中的，要么条件反射式的立即辟谣否认，要么迫于舆论压力才做出回应，无论哪种都不是网民满意的结果。这样一种被动的补救性的措施给政府形象及公民对政府的信任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例如，昆明“艳照门”事件，事件一经传播立即得到官方的关注，但是在“艳照主人公是否是发改委官员”的问题上，昆明官方多次改口。昆明发改委就艳照当事人问题经历了“否认—承认—再否认—再承认”的过程，可谓上演了一场“变脸”绝活。尽管最终以“犯罪嫌疑人被控制”与“艳照当事人被调查”告终，但是同时政府的公信力也丧失殆尽。接连不断的官员丑闻事件的揭露，虽然惩罚了一部分问题官员，但也同时让作为廉政政策决策主体的其他官员的威信大打折扣。

(三)网络舆论的非理性化挑战廉政政策决策的理性化

[摘要]网络技术的发展为人类社会的进步提供了丰富的技术上的可能性，同时也对人类社会传统的伦理道德提出了新的挑战，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改变着一些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网络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尤其是伦理道德问题已不容忽视。考察和研究网络发展中派生的伦理道德问题，探寻可行的解决对策，必将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

[关键词]网络技术；伦理道德；研究

作为当代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现象，网络技术的影响力正在日益增强，影响面也不断扩大，其中的伦理道德问题也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对网络技术引发的伦理道德问题进行分析，充分发挥网络技术在深层机理上对社会伦理道德传承、建构、维持、巩固的作用，是当前社会研究的重中之重。

一、网络技术发展所带来的伦理道德问题。

网络技术发展所带来的伦理道德问题涉及的范围比较广泛，在此我们仅通过两个案例来阐述问题的几个方面。

1.个人隐私遭遇尴尬。

作者：郭倩单位：文通学院

一、引言

网络传播已经成为一股潮流。网络页面的出现,开垦出了一片社会生活与个人生活相交汇的领域。有很多传统媒体甚至认为网络传播会引起一场变革,在一系列的焦点事件诸如“艳照门”、“华南虎”、“彭宇案”中,很多新闻线索都是来自于网络之中。网络传播可以让大众的想法变得更具现实意义,关于中国的新闻,已经不再是传统媒体的天地了。相对而言,对于一些负面新闻报导和敏感事件,大众有时更愿意相信一些网友在网络中的描述与评价。

实例一:“艳照门”事件:2008年1月28日,在香港高登讨论区的网站()中惊现两张疑似影视明星钟欣桐(阿娇)、陈文媛与陈冠希之间的不雅照片。在随后的几日里,不断有更为不雅的裸照上传到网络上,而且涉及的明星多达20余人,其中包括人气很旺的“清纯明星”张柏芝。之后香港警方在第一时间介入调查,并陆续拘捕多名嫌犯。最早出现“艳照门”字样新闻的是网络———这个处于现代社会中传播最快的媒体。接着传统媒体如报纸,才相继对此事进行报道,并且以陈冠希为新闻报道的重点。网络上的图片冲击与报纸上的对于陈冠希的谴责,一时之间成为人们讨论的热点。

实例二:“彭宇案”:时间是2006年11月20日上午9点30分左右,南京自动投币的83路公交车从公交总公司开往白鹭花园,水西门广场差不多是这条线路的中间位置。彭宇与徐寿兰在这一站相遇,一个是在这站下车的年轻乘客,一个是赶着要上另一辆车的六旬老者。徐寿兰在这里跌倒,到医院验伤,发现需要更换人造股骨头之后,咬定陪同她前往医院的彭宇是肇事者。2007年1月4日,66岁的徐寿兰向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以彭宇将其撞倒在地致其受伤为由,索赔13•6万余元。此事在网络中网友们自发地在网络论坛里对于徐老太太的做法进行讨论。传统媒体如报纸,也刊登了一些老百姓的看法与见解。2007年7月6日14点30分,鼓楼法院第十法庭第三次开庭审理此案,被10余家媒体包围的当事双方各执一词。2008年3月15日14时30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负责人在大会新闻中心就“司法公正”问题接受中外记者的集体采访。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公丕祥在回答记者提问时透露,轰动一时的南京彭宇案双方当事人在二审期间达成了和解协议,并且申请撤回上诉。最后案件的结果是以和解撤诉而结案的。如果案件没有结束,网友们的讨论还会继续。

“艳照门”事件发生后,香港的报章和杂志以大篇幅报导网上出现的裸照,这让还不熟悉互联网的人士也能了解事情的发展状况,让不上网的人也不会错过网络世界的大事。但在这次事件中,传播最快的当然是网络。在一些讨论版中“裸照”出现后,网民们疯狂地点击与转载,网友们对于这件事情也有了一定的评价,也就是所谓的对于社会的正、负面的影响。对于“彭宇案”网友们的呼声也是相当的高,大都是对于“助人为乐”的不同看法罢了。但是这和“艳照门”相比显然是正面的新闻。先不论法律是怎样的裁决,但是网友大众大都愿意相信彭宇的行为是助人为乐的。这便是2008年来比较火热的事件,网友们火热的讨论和传统媒体的星星点点式的评论成了鲜明的对比。网络媒体这一发展迅速的新媒体开始发起了对传统媒体的挑战,在大众传播生态圈中已经占有了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