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论自由范文10篇

一、言论自由保护的一般原理

言论自由是以语言、文字、音像、电子、艺术或其他形式表达意见、寻求信息、接受观念、传播思想的自由。它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人类社会政治制度的变革、经济组织的演进、科学技术的提高，都离不开言论的自由传播和广泛交流。人类社会前进的每一步都与言论自由密不可分。因此，人们通常把言论自由称为“第一权利”、“人类最重要的、潜力巨大的、活动的资源”。从某种意义上说，言论自由的保障程度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虽然1966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并不以某种哲学观作为规定某项权利或自由的基础，但人们通常认为，言论自由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即真理是客观存在的，不断发展的，没有一个人或者一个团体可以掌握和利用一切知识，穷尽和垄断一切真理；人人都可以认识世界，追求真理，任何人都无权压制别人的言论，也无权强迫他人服从自己的言论；对真理的认识是无止境的，人们只有在各种知识的汇集和不同意见的争论中才能发现真理，避免错误。所以，不仅要尊重个人发表与我们一致意见的自由，而且要尊重个人发表与我们不同甚至为我们憎恶的意见的自由。

言论自由既是一项公民权利，又是一项政治权利。政府既要保障公民私人领域中的言论自由，也要保障公民公共事务中的言论自由。作为“第一代人权”，言论自由的一端与形成和坚持关于任何主题的信念及观点的权利、传播和交流思想的权利、保持沉默的权利、听取别人观点的权利、获得和接触情报的权利等公民权利相连，另一端与宗教信仰自由、出版自由、集会、游行、示威自由等政治权利相连，从而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统一为和谐的整体，被公认为是《公约》的核心和其他权利的基石。

言论自由不但是一项消极权利，还是一项积极权利。政府既不得侵犯公民的言论自由，又必须为公民言论自由的实现提供必要的条件。传统观点认为，言论自由是一项典型的消极权利，国家不需要采取任何积极措施就可以立即实现。美国宪法第1条修正案的表述方式很好地表达了上述思想（注：1791年11月3日生效的美国宪法第1条修正案规定：“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定宗教或禁止信仰自由；剥夺人民言论或出版自由；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及向政府请愿的权利。”）。但是，笔者认为，这种两百多年前对言论自由的理解并不适应当今人权事业发展的要求。根据《公约》第19条第2款的规定，言论自由意味着人人享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该项权利包括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信息和思想的自由。为了充分实现这一自由，政府负有公开自己的活动和政策、告知公众关心的问题的义务[1]。要保证公民获得充足的信息资源和统计资料，政府就必须在信息基础设施方面投入资金。此外，政府也必须为公民表达自己的意愿提供财政、技术支持和各种便利条件以促进报纸、书籍的出版工作，排除信息传播过程中的各种歪曲和偏见，尽管政府的上述职能常常引发争议。

言论自由是相对自由，而不是绝对自由。在特定的条件下，遵循一定的原则，政府可以对言论自由进行限制。二战以来，围绕言论自由究竟是相对自由还是绝对自由这个问题，各国思想界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论战。一种观点认为，言论自由在公共事务领域具有绝对性。在一个矢志奉行人民自治制度的社会中，从长远来看，国家的安全永远不会受到人民自由的危害；不论眼前的得失如何，从言论自由中产生的危险远没有从压制言论自由中产生的危险大。另一种观点则否认言论自由具有不可剥夺的绝对性。作者赞同后一种观点。主要理由是：（1）言论自由绝对论的理论依据是站不住脚的。首先，绝对论实际上是一种结果论，然而要检验采取不同政策的长期后果是不可能的；其次，在民主社会中，如果对某些极端言论产生的危害不予制止，很可能在长远的目标还未实现前，民主社会就已经垮台。（2）言论自由具有两面性，既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它既能促进人与人之间的正常交往，也能因挑衅性、诽谤性语言而恶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它既能成为弘扬善良风俗的载体，也能成为败坏社会风气的罪魁；它既能消解社会的各种愤懑和不满，也能在特殊场合扰乱公共秩序。言论自由为恶的一面因现代通讯工具广泛的影响力而增强了限制的必要性。（3）根据《公约》第19条第3款的规定，言论自由是一项可以克减的权利，它的行使带有特殊的义务和责任。为了那些对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更为重要、更为基本的利益——《公约》第19条列举了他人的权利和名誉、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公共卫生或道德，可依法对言论自由进行限制。

内容提要言论自由是表达自由的通常表述，因为在历史上人们把表达自由仅仅看成是通过说话、文字、印刷的表达。从20世纪中叶开始，在美国最高法院的司法实践中逐渐把言论与行为纠缠在一起的案件（主要是焚烧、践踏国旗的讼案）纳入第一修正案的审理范围，形成了所谓的“言论—行为”的两分法。由此，表达可以分为纯言论、象征性表达、言论附加、表达性行为等等，最高法院的原则是：纯言论可以得到宪法的绝对保护，而象征性表达在很大程度上也享有同等待遇；言论附加与表达性行为则依据所含言论成份多则所受宪法保护多，言论成份少则所受宪法保护少的原则，而且当至关重要的政府利益对其中的“非言论旨趣”进行管制时就是正当的。言论—行为的两分法在限制部分行为的同时扩大了第一修正案的保护范围，它把许多能够表达意见的行为列入表达自由范畴加以保护，这是2000年美国国旗修正案未能获得参议院支持的根本原因。

一

2000年3月29日，美国参议院以63票赞成37票反对未能达到三分之二的多数而使国旗修正案搁浅。这是美国参议院第三次就是否在宪法中增加保护国旗的条款进行投票表决，在1990年和1995年的两次参议院表决中，分别以63对36（一人未参加投票）和58对42没能通过保护国旗的宪法修正案。有意思的是，在众议院的几次表决中，都是以高票通过这一修正案的。但是美国宪法规定，如果要通过一项宪法修正案，必须在同一届国会中参、众两院都通过，并且参议院的投票必须达到三分之二的多数，即100名参议员中必须有67名赞成（在全部参议员出席投票的情况下），而且一旦国会通过，还要得到四分之三的州议会的同意方能成为宪法的修正案。据此次投票前的民意调查，有超过80%的民众支持这项修正案，而且多数州议会也表示支持，但是参议院却又一次否决了该议案。是什么阻碍了国旗修正案的通过呢?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因为关于国旗的宪法修正案很可能会危及人们的言论自由权，而美国的自由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两百多年来45个字（第一修正案共有45个英文单词）发挥了巨大威力。

国会之所以对国旗特别关注是因为国旗象征着美国的信念和价值，而在历史上许多人（包括团体）曾经以各种方式破坏国旗，他们中的许多人却因第一修正案而以言论自由的名义获得了最高法院的支持。最近的一个著名案例是“德克萨斯对约翰逊”。[1]1984年，格里高利·约翰逊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期间焚烧了一面美国国旗以反对里根政府并谴责美国，他被控违反了德州国旗法，但是德州刑事上诉法院改判了该案，最高法院在1989年支持了上诉法院的判决，认为约翰逊的第一修正案权利不应受到损害，因此德州（政府）败诉。这一事件又一次在美国引起许多人的极大关注，在各种支持国旗法的团体、个人的游说下，国会于当年通过了一项保护国旗的法案，叫做“1989年国旗保护案”。但是最高法院在1990年判定该法案违宪，由此，许多人想到必须把保护国旗的法律上升为宪法，因此才有国旗修正案的出台以及几次国会投票表决。2000年国旗修正案的文字表述为“国会有权禁止对美国国旗的污辱行为”（CongressshallhavepowertoprohibitthephysicaldesecrationoftheflagoftheUnitedStates.”）physical若翻译成“身体的”很难与desecration搭配，此处应该翻译为“行为”。该修正案要强调的是国会有权禁止污辱破坏国旗的实际行为，而不是借破坏国旗所表达的象征性意见，因此在表述中用了physical这个词来指用身体所施行的行为，因为历史上对国旗的污辱大多是通过身体行为来实现的，如焚烧、撕毁国旗。从该修正案本身看，它对第一修正案也保持着一种敬畏的态度，不敢对言论自由有所染指，而只强调针对的是行为。可是，问题就在这里，言论与行为真的可以这么截然分开吗?第一修正案能够做到只保护言论而把行为排除在外吗?

二

在西方的自由传统中，表达（expression）一直被等同于言论（speech），因为表达无非就是用说话、文字、印刷等方式来表达思想、意见等纯属观念性的东西。行为从自由主义的早期就不被认为是表达的一种方式，主张把行为排除在表达自由之外的论调认为：纯粹的意见表达（通过说话、文字或印刷的方式）不应该受到压制，而行为则可以且应当受到法律的制裁。因此，表达自由的称谓实际上就是言论自由纯属用词上的替代，本文也是在同一概念下运用这两个术语的。不过，当有些行为也被认为是言论后，用表达自由也许更恰当些。早期的自由主义者只是在言论本身上进行阐述，并没有认真区分言论与行为，更没有阐明两者之间的关系。在美国的司法实践中，至少在19世纪还没有把言论与行为看作是互相关联的，也没有加以区分。最早认识到言论与行为纠缠在一起并力图廓清它们的关系的是大法官布莱克，他在1949年的“吉布尼对帝国储运与冰公司”一案中说“但是，还从未认为把行为视作非法就是侵害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的先例，仅仅因为该行为部分是由语言——不管是口说的、书写的或印刷的——引起的，证实的，或实施的。”[2]因此他认为言论与行为应该是两分的，不能让行为也享有与言论一样的宪法保护。此后的最高法院法官似乎秉承了布莱克的规则，1965年大法官高德伯格在“考克斯对路易斯安娜州案”中代表最高法院陈述意见时说：“我们强烈反对这样的观点……第一修正案和第十四修正案给予通过诸如游行、示威、在街头或高速公路上设堵等行为来表达意见的人与通过纯粹的语言来交流意见的人同样的自由。”[3]在此，最高法院明确提到了“行为”（conduct）与“纯语言”（purespeech）的区别，而且明确表示：行为不能与纯语言获得同样的第一修正案的保护。这一“言论行为”的两分法成为最高法院判决类似案件的基本原则。然而，高德伯格的两分法遭到了许多法学家的猛烈抨击，著名的宪法专家哈利·凯尔文爵士说：“我认为所有言论一定是‘言论附加’。如果是说话，它会发出吵闹声会影响他人；如果是书写，有可能是涂鸦。”[4]最高法院的两分法有一个前提，即言论仅仅是指通过口说或书写、印刷的方式所表达的内容，这是宪法所应该绝对保护的，而用行为等其他方式表示的内容却不受宪法的保护。换句话说，第一修正案似乎只保护言论的方式而不是保护言论的实质。对此，尼默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是表达思想和感情的自由而不是语言表达方式，构成了第一修正案的核心。霍姆斯的‘意见的自由交换’不能狭隘到仅仅交换言辞。是表达出来的思想而不仅仅是一种特殊的表达方式才必须受到保护，如果第一修正案的价值要得到实现的话。”[5]最高法院似乎也注意到了两分法的内在矛盾，因此援引了另外几个相关联的概念来充实两分法的原则：象征性表达（symbolicexpreesionorsymbolicspeech），言论附加（speechplus），表达性行为（communicativeconductorexpreesiveconduct）。这几个概念的引入主要是为了把一些行为纳入“言论”的范畴，同时把另一些行为排除在外，这样就可以仍然坚持“言论行为”的两分法。

关键词：新闻自由言论自由西方新闻体制

说明：此文是根据上级指示，就奥运会期间德国发生的事情写的批判文章，证明西方的新闻自由是虚伪的。虽然是批判，也要讲道理，于是我就讲了以下的道理。

既然批判西方的新闻自由如何“虚伪”，当然就得找最大的西方传媒资本的代表，非默多克莫属。我的基本观点是，当代世界的传媒资本控制力度很大，他们握有较大的自由权，而新闻工作者的自由权自然就小了。

但是，因为我的主要批判的对象——默多克，现在被视为中国的好朋友，是合作对象，美国传媒在奥运期间也被认为“表现不错”，不宜批判，现在只要求通过批判德国人来证明西方的新闻自由“虚伪”，而西方新闻自由的主要掌控者却是默多克。这个逻辑我没有把握好，所以稿子不能用。看来，我们的上级，也被世界上最大的传媒资本掌控了。虚伪不虚伪，我们有灵活的标准，这个标准即是否对我们“友好”，也就是说，没有标准。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恰恰证明了世界传媒资本控制下的新闻自由是多么虚伪啊！

提要在西方国家，新闻自由的主体是传媒的所有者，言论自由的主体是个人。当传媒的工作者发出的观点或报道与传媒所有人发生分歧时，传媒工作者个人的言论自由不得不服从所有人的观点，否则面临解雇。这是西方国家新闻体制中难以解决的固有矛盾。

一个老故事

内容摘要：公司法人的言论自由是美国言论自由研究领域中近年来出现的一个新课题，它在产生根源上与美国传统的言论分层理论密切相关。由于最高法院未对商业言论进行严密的定义，如同耐克案所显示的，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背景之下出现的公司法人的混合言论难以得到合理的调整，从而导致了公司法人的言论自由问题的产生。公司法人言论自由包含了商业言论与政治言论划分的合理性、公司法人与竞选有关的政治言论的调整等诸多问题，有待学者对其进行更深一步的探究。

关键词：言论分层理论，公司法人言论，公司法人的言论自由

导言

众所周知，美国最高法院在审理言论自由的案件时存在着依其内容的不同将言论划分为不同的类别，例如政治言论与商业言论，并对不同类别的言论给予不同程度保护的做法。其中政治言论被认为是高价值言论而受到了最高的保护，商业言论则被认为是低价值言论，一度甚至被排除在第一条修正案的保护之外。这就是所谓的“言论自由分层理论”。然而，近年来在美国出现了一种新的言论类型，这种言论类型的划分标准却并不是言论的内容，而是作出言论的主体。这种挑战传统言论分类标准的言论类型一俟出现就引起了研究第一条修正案的学者们的高度重视，最近更是凭借Nikev.Kasky一案吸引了众多知名学者为其贡献其学术智慧。这就是公司法人言论（corporatespeech）。公司法人言论的出现直接导致了公司法人的言论自由问题的产生，本文的任务就是对这一美国言论自由研究领域的新课题作一系统介绍并对相关问题进行一定程度的探究。

一、美国言论自由分层理论

言论自由自6、70年代以来在美国一直得到了极高程度的保护。根据最高法院历经多年的探索所总结出的一套审判第一条修正案案件的原则，其对言论自由一般仅允许“内容中立”的限制，除非根据利益平衡的检验原则政府能够证明它对某一言论进行限制促进了重要的，或实质性的政府利益并且这一利益与压制言论自由无关、对言论自由所实施的附带限制与促进政府利益相比不那么重要。据此，言论自由在公民权利体系中居于基本权利的地位，甚至是憎恨言论（hatespeech）也能得到第一条修正案的保护。实际上，美国学者米克尔约翰就曾明确提出过应对言论自由给予绝对的保护。那么言论自由何以能得到如此高程度的保护呢？这与言论自由在美国学者眼中所具有的价值具有直接的关系。

摘要：公司法人的言论自由是美国言论自由探究领域中近年来出现的一个新课题，它在产生根源上和美国传统的言论分层理论密切相关。由于最高法院未对商业言论进行严密的定义，如同耐克案所显示的，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背景之下出现的公司法人的混合言论难以得到合理的调整，从而导致了公司法人的言论自由新问题的产生。公司法人言论自由包含了商业言论和政治言论划分的合理性、公司法人和竞选有关的政治言论的调整等诸多新问题，有待学者对其进行更深一步的探究。

摘要：言论分层理论，公司法人言论，公司法人的言论自由

导言

众所周知，美国最高法院在审理言论自由的案件时存在着依其内容的不同将言论划分为不同的类别，例如政治言论和商业言论，并对不同类别的言论给予不同程度保护的做法。其中政治言论被认为是高价值言论而受到了最高的保护，商业言论则被认为是低价值言论，一度甚至被排除在第一条修正案的保护之外。这就是所谓的“言论自由分层理论”。然而，近年来在美国出现了一种新的言论类型，这种言论类型的划分标准却并不是言论的内容，而是作出言论的主体。这种挑战传统言论分类标准的言论类型一俟出现就引起了探究第一条修正案的学者们的高度重视，最近更是凭借Nikev.Kasky一案吸引了众多知名学者为其贡献其学术聪明。这就是公司法人言论（corporatespeech）。公司法人言论的出现直接导致了公司法人的言论自由新问题的产生，本文的任务就是对这一美国言论自由探究领域的新课题作一系统介绍并对相关新问题进行一定程度的探究。

一、美国言论自由分层理论

言论自由自6、70年代以来在美国一直得到了极高程度的保护。根据最高法院历经多年的探索所总结出的一套审判第一条修正案案件的原则，其对言论自由一般仅答应“内容中立”的限制，除非根据利益平衡的检验原则政府能够证实它对某一言论进行限制促进了重要的，或实质性的政府利益并且这一利益和压制言论自由无关、对言论自由所实施的附带限制和促进政府利益相比不那么重要。据此，言论自由在公民权利体系中居于基本权利的地位，甚至是憎恨言论（hatespeech）也能得到第一条修正案的保护。实际上，美国学者米克尔约翰就曾明确提出过应对言论自由给予绝对的保护。那么言论自由何以能得到如此高程度的保护呢？这和言论自由在美国学者眼中所具有的价值具有直接的关系。

一、概说名誉权与言论自由

名誉权是公民或法人保持或维护自己名誉的权利，对公民和法人来说至关重要，国家法律必须给予有力保护。人们对名誉权的看法不尽相同，我同意“名誉权是特定的人享有的应受公众公正评价的权利。”[1]因为名誉其实是一种社会评价，是一定范围内的多数人对其素质、品德、能力等的客观认识。保护名誉权实质上意味着要求他人对特定人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而且不得损害这种评价。

名誉权属于人格权范围，我国宪法、法律都对其有明确的肯定与保护。我国宪法第38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这一规定虽然没有提及名誉权三个字，但是已经潜在的说明名誉权受宪法保护。这个规定也为国家制定、实施保护公民名誉权的法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国民法通则也对其有所规定，民法通则第101条规定：“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这些规定都利于保护公民法人的名誉权，有利于维护个人的人格尊严，使人们免受精神痛苦，通过这些规定，也可以实现社会秩序的和谐和稳定。

言论自由是公民享有以语言、文字、图画等方式表达对国家管理、经济建设和文化事业、社会事物以及自己从事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成果的自由。[2]言论自由是表达思想、观点、见解的一种方式，也是参与管理国家事物的重要手段，它直接维系着社会的道德基础，限制言论，人们就不敢说真话，社会就必然充斥着空话、大话、假话。人人心照不宣的公开说谎，就没有人敢于真诚地探讨切中要害的问题。言论自由是其他权利得以实现的可靠保证，它造就一个真诚、严肃、务实的人格，使人们得以超越对压抑的恐惧从而回复为人的本性和尊严。[3]言论自由极其重要，基本各开明国家宪法都规定了对言论自由的保障，视为人的基本权利。张千帆教授指出：“只有当实行自由言论会产生迫在眉睫的严重危害时，才可以对言论进行压制”[4]

二、名誉权与言论自由的紧张关系

法律既保护名誉权也保护言论自由，公民和法人依法享有名誉不受侵害权利的同时，也享有言论自由的权利，两者存在着一种紧张关系。在现实中，名誉诉讼可以有另外一种叫法，那就是言论自由案件。因为一方名誉收到减损总是行使其言论自由权利的副产品。[5]正因为这种紧张关系，名誉权和言论自由应该受到调解，在两者之中寻求平衡点。对于调解这种关系，我总结了以下几点：

摘要：公司法人的言论自由是美国言论自由探究领域中近年来出现的一个新课题，它在产生根源上和美国传统的言论分层理论密切相关。由于最高法院未对商业言论进行严密的定义，如同耐克案所显示的，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背景之下出现的公司法人的混合言论难以得到合理的调整，从而导致了公司法人的言论自由新问题的产生。公司法人言论自由包含了商业言论和政治言论划分的合理性、公司法人和竞选有关的政治言论的调整等诸多新问题，有待学者对其进行更深一步的探究。

摘要：言论分层理论，公司法人言论，公司法人的言论自由

导言

众所周知，美国最高法院在审理言论自由的案件时存在着依其内容的不同将言论划分为不同的类别，例如政治言论和商业言论，并对不同类别的言论给予不同程度保护的做法。其中政治言论被认为是高价值言论而受到了最高的保护，商业言论则被认为是低价值言论，一度甚至被排除在第一条修正案的保护之外。这就是所谓的“言论自由分层理论”。然而，近年来在美国出现了一种新的言论类型，这种言论类型的划分标准却并不是言论的内容，而是作出言论的主体。这种挑战传统言论分类标准的言论类型一俟出现就引起了探究第一条修正案的学者们的高度重视，最近更是凭借Nikev.Kasky一案吸引了众多知名学者为其贡献其学术聪明。这就是公司法人言论（corporatespeech）。公司法人言论的出现直接导致了公司法人的言论自由新问题的产生，本文的任务就是对这一美国言论自由探究领域的新课题作一系统介绍并对相关新问题进行一定程度的探究。

一、美国言论自由分层理论

言论自由自6、70年代以来在美国一直得到了极高程度的保护。根据最高法院历经多年的探索所总结出的一套审判第一条修正案案件的原则，其对言论自由一般仅答应“内容中立”的限制，除非根据利益平衡的检验原则政府能够证实它对某一言论进行限制促进了重要的，或实质性的政府利益并且这一利益和压制言论自由无关、对言论自由所实施的附带限制和促进政府利益相比不那么重要。据此，言论自由在公民权利体系中居于基本权利的地位，甚至是憎恨言论（hatespeech）也能得到第一条修正案的保护。实际上，美国学者米克尔约翰就曾明确提出过应对言论自由给予绝对的保护。那么言论自由何以能得到如此高程度的保护呢？这和言论自由在美国学者眼中所具有的价值具有直接的关系。

摘要:在“鸿茅药酒”事件中，谭医生的行为不宜动用刑法手段予以规制，因为其行为不符合刑法规制的前提与必要。在处理公民网络言论的刑法边界问题时，需考虑言论自由是公民的宪法权利这一特殊要素，即认定言论行为是否符合特定犯罪的构成要件时，还需对刑法解释及其结论进行合宪性考量，运用比例原则与利益衡量原则指导与实践刑法解释，从而在互竞或冲突的解释中实现理性结论之证成。

关键词:言论自由;犯罪化原则;刑法边界

2017年12月，广州谭医生因发文称鸿茅药酒为毒药，于2018年1月被公安机关以涉嫌损害商誉罪跨省抓捕，在2018年4月17日又被取保候审①。“鸿茅药酒”事件在谭医生致歉、鸿茅药酒公司表示谅解后而告一段落，但此次事件却引发了人们广泛关注和争议。事件的核心争议之一即作为公民宪法权利的言论自由之行使限度在何种范围内才算安全，公民言论之行使行为在何种情形下会受到刑法的规制?现今，这一争议在互联网成为我们生活环境的大背景下显得更为棘手。言论自由虽然是一项宪法权利，但其行使不当也会构成犯罪。难题就在于如何划定言论自由的刑法边界。由于言论自由的法益概念比较抽象，而刑法保护言论自由的方式比较特殊，关于言论权利行使的犯罪化问题悬而未决。本文旨在探寻公民网络言论自由的刑法边界，重塑网络言论自由犯罪化之原则，以期为刑法保障公民网络言论自由提供清晰的指导。

一、我国网络言论之刑法规制现状

在互联网时代，信息传播疾如闪电，公民的言论影响也越来越大。由公民不良言论造成严重后果的事件时有发生。网络时代的言论自由俨然已成为一个严肃的话题，亟待相关法律予以规制。(一)从立法层面看。在立法方面，我国对公民网络言论自由的刑法规制主要有:第一，制定了保障互联网信息安全方面的法律法规。2000年出台的《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基于不同层面对网络犯罪进行刑法规制，明确规定了五类行为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其中一类即为对公民网络言论的限制。同时，《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也详细规定了约束信息服务提供者的行为，其不得制作、复制、、传播谣言，侮辱和诽谤他人。第二，制定了网络犯罪的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在刑法规定的基础上，对利用信息网络恶性言论的定罪量刑标准问题作出了具体的规定。2013年《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规定了实施网络诽谤的入罪条件、行为方式、适用刑事公诉程序等相关情形。另外，最高人民法院为了保障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行，在2013年出台了《关于审理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传播制造虚假恐怖信息的行为作出了法律规制［1］2。201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明确规定了编造虚假的险情、疫情、灾情、警情这几种虚假信息在网络上传播，或者是在明知属于虚假信息依旧在网络传播从而导致社会秩序严重混乱的行为应当予以相应的刑事处罚。这是我国目前的刑事立法对于日趋严峻的网络言论犯罪情势作出的回应。可以看出，在坚持罪刑法定的原则下，我国刑事立法正在进一步完善网络言论犯罪惩治体系。1997年刑法出台时，我国对于计算机犯罪以及利用互联网实施相关犯罪的行为尚未作出详尽规定，随着网络的日益普及，在互联网上编造、散布虚假信息的行为屡见不鲜，极易给社会带来危害，扰乱社会秩序。当前，我国刑法尚未设置专门的罪名以规制在网络上传播虚假信息、滥用言论自由的行为。从长远看来，随着一系列司法解释的出台，考虑到保障的体系性，我国刑事立法可以在刑法分则第六章第一节增加新的罪名，以规制利用网络散布虚假信息、扰乱社会秩序的社会危害行为［2］114。(二)从司法层面看。在我国的司法适用历程中，因网络言论而受到刑事制裁的典型案件为:1．网名为“秦火火”的秦某因通过互联网企图制造网络不法事件，蓄意传播谣言达三千多条，被判处诽谤罪与寻衅滋事罪，合并执行了有期徒刑三年②;2．新闻快报的记者刘某因涉嫌造谣传谣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犯罪而以寻衅滋事罪被刑事拘留。3．网友莫某因发帖造谣称“黑帮火拼”请警方高度关注造成警力资源无故滥用而被警方以涉嫌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采取刑事拘留的措施。4．傅某某因在网上肆意编造上海某政府官员贪污受贿、作风不当并故意杀人等严重不良言论，涉嫌恶意造谣而被上海警方控制。最终法院认定其犯罪情节严重，影响恶劣，社会危害性大，认定其触犯诽谤罪予以了刑事处罚③。除此之外，还有女歌手吴某因随意发文称想炸北京某些地方而被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罪事先对其采取了刑事拘留措施，甘肃某中学的学生杨某因发微博宣扬本县一名男子非正常死亡的案件有内情，执法部门作风有问题的谣言而被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拘④等因网络言论而涉及到刑事制裁的案件。由上可知，公民因网络言论受到刑法规制的情形较多为网络诽谤行为和随意散布网络谣言的行为，行为人客观上实施了宣扬编造的虚假信息和谣言，主观上具有故意，并且带来了重大的社会影响。但是，在法院认定行为人的社会危害性时，自由裁量的余地较大，如何确立统一的司法认定标准，判断公民行为是否构成网络谣言或者网络诽谤犯罪便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备受关注的“鸿茅药酒事件”将跨省办案的刑事警方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事件引起者谭医生评价药酒的行为并不是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案件的关键主要在于公权力的行使问题，在于地方性警权针对公民网络言论问题跨地域行使所依据法律的模糊性问题，从本质上看，即为刑法应基于何种立场处理好公民网络言论。

二、规制公民网络言论之刑法立场

摘要：网络科技的发展，促进了自媒体行业的快速发展，如空间、论坛、百度贴吧等软件。自媒体的兴起极大程度便捷了网民的交流机制，在网络上可以畅所欲言，但同时言论自由的滥用，给自媒体行业带来了负面影响，如网络谣言、侵犯隐私权等。刑法具有对自媒体言论自由规制的现实性与正当性，但与此同时刑法对自媒体言论自由的规制还存在不足，亟待完善。

关键词：自媒体；言论自由；刑法规制

自媒体的出现就像是双刃剑一样，积极开拓了言论传播的渠道，促进了言论自由表达的自由。相反正是由于权利的扩大，随之即来的便是权利的滥用，不可避免地伴随着滥用言论自由的发表损害他人的利益，甚至是扰乱社会秩序的违法行为。自媒体的言论自由的表达一旦产生负面效果，远远超过于传统表达方式影响的效果。所以近年来自媒体时代言论自由权利表达的行使，还伴随了刑法规制的产生。

一、自媒体与自媒体言论

（一）自媒体与发展。自媒体(WeMedia)，又称“个人媒体”，是指私人化、平民化、普泛化、自主化的传播者，以现代化、电子化的手段，向不特定的大多数或者特定的单个人传递规范性及非规范性信息的新媒体的总称。自媒体平台包括：微博、QQ空间、百度贴吧、论坛，大时代背景只要是借助网络平台用来并传播自己的言论、音频以及视频等信息的都可以称之为自媒体。最早的博客传入中国是在2000年，兴起于2005年，是我国各大网站发展博客的春秋时代。现在还在运行中的博客只有新浪博客、网易博客、腾讯博客、搜狐博客等10家；2003年百度贴吧出现，到目前为止是世界最大的中文网络社区交流平台；2007年5月创建了中国市场的第一个微博（微型博客），截至2013年新浪官方微博透露现用户约超过5亿；2015年，腾讯微博用户数量已达5.4亿。根据2017年《第3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16年12月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整体网络用户规模达7.31亿，与整个欧洲地区人口总量相差无几，这也就是在我国一半以上的人数借助网络会发表言论；此外在2014年开始三年的时间里各个微信公众号品牌为800万个。层出不穷的自媒体时代的网络文字、音频、视频等在服务人们生活的时候也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二）自媒体的言论。现阶段的自媒体言论自由的传播有以下特点。1.用户趋向自主化、平民化“草根新闻，源于大众，为了大众”美国著名硅IT专栏作家丹•吉尔默早在2009年的时候用这样的一句话；喻国明教授也形象地将自媒体言论自由的传播描述为“全民DIY”。“草根新闻”表明言论自由在自媒体时代的传播是每个用户单独可以发表自己言论，自由发表自己身边事件见解的个体；“源于大众”表明了自媒体的使用者即用户的平民化。自媒体时代的言论传播区别于传统言论的传播，数据显示现在微博、论坛、百度贴吧的传播可以是来自各行各业，可以是社会的各个阶层的人员，普遍化的程度越来越高。基于自主化、平民化这一特点，自媒体传播中参与信息流转的主体变得多元，相对于传统媒体中掌握信息主动权的少数者，覆盖范围更广。在无法依靠网络自身调整机制解决问题时，来自法律层面的规制作用显得尤为迫切。2.传播速度快、范围广自媒体时代下，言论的传播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新浪微博、论坛等转发一则消息的时间只需要1秒钟的时间，真正地达到了“一传十，十传百”的效果。李亚鹏于2006年8月12日10:08在其博客上发表承认李嫣兔唇的博文《感谢》，发表仅六小时后，就有近1600条回复，浏览量达到近112000。数字科技的发展，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一个账号，都可以成为一个小小的媒体，我们都可以经营自己的“媒体”，信息能够迅速地传播，时效性大大地增强，这已经不是传统媒介能够匹敌的。

二、自媒体时代刑法对言论自由规制的不足

一、网络言论自由：既是自由也是限制

1．言论自由的概念沿革。言论自由这一概念最早起源于古雅典。基于当时雅典民主制度的人民主权和轮番而治的特点与其常见的公民大会、民众法庭，言论自由成为了当时古雅典公民权的一种体现，但也只是较为形式化权利。直到1689年美国通过了《权利法案》和1791年法国大革命颁布了《人权宣言》，它才真正在实质上被作为一项独立的权利而予以明确规定。1833年，言论自由的观念藉由报刊传入中国，后在1899年维新运动中，梁启超明确提出了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的概念并且做了初步的解释，由此，奠定了言论自由发展的基础。在现代社会里，虽然并没有对言论自由形成一个统一并且确定的定义，但在通常对于言论自由概念的理解下，言论自由是指一种能够公开对自己的言论进行表达的权利，且表达的方式多样，包括并不限于新闻、出版、著作、绘画等。可见，言论自由的核心在于公开，即能在公众面前自由表达自己的言论。这种权利在现代社会同时也是一种为世界各国宪法所保护的公民基本权利。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我们已经进入了“互联网＋”时代。在网上公开发表各种言论已经成为网民们的家常便饭，藉由网络技术的助力，人们的言论能够更方便、更迅速、更大范围地为公众所知悉和传播，网络空间也成为人们获取各种信息、思想的平台，网络言论自由也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2．网络言论自由应有刑法底线。时下网民们能够在网络中随意表达自己的观点，确实是对于言论自由这一基本公民权利的保障和发扬，各种网络平台诸如QQ、微博、微信、BBS、贴吧等也渐渐成为帮助人们畅所欲言的有力工具。但是，由于网络作为一种新兴媒介所固有的传播快、范围广、成本低等特点，各种各样前所未有的问题也相伴而来。近几年来，我们在网络上已经不难发现一些恶意诽谤他人、煽动舆论、恶意引起公众混乱，甚至还有煽动民族仇恨的网络言论。这些不法言论通过网络来表达，又借助网络有力传播，其所造成的社会危害，事实上已经触碰到了法律的底线，究其实质，有些甚至比传统的违法犯罪危害更大。如之前被人们所关注的浦志强煽动民族仇恨、寻衅滋事案。在两年多的时间内，浦志强在新浪微博注册了多个不同的账号，通过这些账号多次发表各种煽动民族仇恨、激发民族矛盾、辱骂他人的不当言论，基于网络的开放和快速的特点，这些不法言论分别被转发、评论了成百上千次，在网民中间引起不小的波澜。又由于其善于利用舆论热点，表达用语又极其恶劣，煽动了舆论，引起了网民的激愤情绪，导致了恶劣后果。最终，浦志强被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以煽动民族仇恨罪、寻衅滋事罪罪名指控并提起公诉。经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审理并以煽动民族仇恨罪、寻衅滋事罪判处刑罚。这起典型的网络言论犯罪引起了大家的重视。很显然，在本案中，浦某的犯罪行为虽然看似仅仅只是在网络上发表了一些言论，并非传统犯罪的表现形式，也没有某些严重暴力犯罪所表现出的紧迫危险性，但是在实质上，浦某藉由网络所传播的不法言论，所引起的煽动民族仇恨、激发民族矛盾、诽谤他人等后果，严重危害了我国的国家安全，侵犯了其他公民的权利。因而，基于我国刑法的任务和机能，浦某的行为理应受到刑法的规制，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我国《宪法》在第三十五条中对于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利进行了明确的规定。但是，虽然言论自由是宪法规定每个公民所具有的基本权利，可也正如《人权宣言》所写：“自由传达思想和意见是人类最宝贵的权利之一。因此，每个公民都有言论、著述和出版的自由，但在法律所规定的情况下，应对滥用此项自由负担责任。”［1］自由从来都不是没有界限的，恣意行使的，古今中外，均是如此。言论自由的行使，当以法律为底线，当超越了法律允许和保护的范围，造成了对社会的危害，就应当承担相应的来自法律的不利后果。部门法以宪法为根据而制定，而宪法的实施需要依靠各个部门法来完成。刑法作为宪法具体实施的部门法之一，基于其保护法益的目的，则必定会将有损宪法所保护法益之相关行为以犯罪构成的形式加以规定和表述。而对于公民的言论自由来说，也同样存在着不为宪法所保护，即有违宪法的言论，而这些言论所侵害的法益，则需要刑法的规制。纵观我国宪法与刑法的相关规定，概括来说，宪法不予保护且为刑法所禁止的言论大致有：传播恐怖活动的言论、煽动民族矛盾和民族仇恨的言论、淫秽色情的言论、损害他人名誉和其他权利的言论等几类［2］。因而，网民在在网络中行使自己言论自由时，不能过于肆意，网络虽是新兴平台，但也并不是法外之地，网络言论内容的本身和言论在网络平台上的发表，也受到来自刑法的约束，有着不可逾越的边界。

二、问题与反思：现有模式及其弊端

1．刑法规制的现有模式。为了能够对愈演愈烈的网络言论犯罪进行治理，在2013年，两高司法解释（下简称《网络犯罪解释》），将在网络中传播编造的虚假信息，起哄、引起公共秩序混乱的行为规定为按照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毋庸置疑，这是我国打击网络言论犯罪的一大进步。但是，由于该司法解释的此项规定存在许多问题，且有违背刑法定罪原则之嫌，其中的罪名规定和量刑标准、入罪门槛尚不完善，如果不进行一个准确的界定，则会在一定程度上侵犯公民的言论自由，因而，如何科学划定刑法对于言论自由的规制范围引起了不少争议。应社会对于合理打击网络言论犯罪的强烈需求，2015年8月29日，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案（九）》（下简称《刑（九）》），将编造虚假的险情、疫情、灾情、警情四种虚假信息在网络中传播，或者是在明知的情况下在网络中传播的行为规定了相应的刑事处罚。由此可见，这是我国刑事立法对于不断发展的网络言论犯罪给予的回应，我国的刑事立法在不违背罪刑法定原则的前提下，正在逐渐给予网络言论犯罪以惩治。2．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纵观我国现行刑法，惩治网络言论犯罪的专门罪名仅有一个，即经过《刑（九）》修改过的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罪。虽然《刑（九）》已经扩大了“虚假信息”的范围，将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的行为纳入刑法进行专门规定，但是，此处所规制的“虚假信息”，却仍是仅限于法条规定的几种。换言之，除去编造、传播上述所规定的几种虚假信息外，其他种类的虚假信息都只能按照各自所涉及的领域，由不同其他罪名所规制。很明显，这样的规定对于惩治愈演愈烈的网络言论犯罪之力度和范围都是捉襟见肘的［3］。如上所述，以我国刑事立法目前对于网络言论犯罪的规制来说仍然存在着罪名过于落后，难以惩治新兴犯罪以及惩罚力度不足，对于许多危害性极大的网络言论犯罪仍不能有力惩罚的问题。由于我国在刑事立法方面对于网络言论犯罪的规制所具有的罪名单一、惩治力度小的特点，相应地，在司法实践的过程中，对于立法上的不足之处就会有所弥补。如上文中所提及的司法解释《网络犯罪解释》，就在其规定中加大了对于网络言论犯罪的惩罚力度和广度，如具体规定了网络言论犯罪构成诽谤罪的具体标准和利用网络言论实施的扰乱社会秩序、经济秩序和敲诈勒索的行为构成寻衅滋事罪、非法经营罪和敲诈勒索罪等。但是，司法解释毕竟不同于刑事立法，其对于犯罪的惩治与立法有时存在着不同的角度和目的，司法实践的界限过分扩张，司法过程中盲目加大的司法力度难免会有矫枉过正的问题出现。例如上述《网络犯罪解释》中存在的入罪门槛不科学、规制范围过大、存在口袋罪（如寻衅滋事罪和非法经营罪）等问题，已经使该司法解释背离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司法解释的规定下，在该有些公民的正常言论如在网络上评价某些政治人物、公众人物、网络反腐或者正常讨论一些敏感政治话题等虽然能够引起较大舆论反响但事实上并非侵害法益的行为也有受到刑事处罚的危险。这无疑已经是对于公民合法言论自由这一宪法权利的侵害［4］。在刑事司法的过程中，如果无法正确把控公权力规制公民私权利的度，而将这只无形的手无限度地伸向公民的个人权利，这不仅不是对于公民宪法权利的保护，反而会对公民的宪法权利造成侵害，有违宪法规定和当今法治时代的基本精神，是法治的倒退。

三、保护和规制：刑法应如何介入

1．正确解释刑法。法律经常利用的日常用语与数理逻辑及科学性语言不同，它并不是外延明确的概念，毋宁是多少具有弹性的表达方式，后者的可能意义在一定的波段宽度之间摇摆不定，端视该当的情况、指涉的事物、言说的脉络，在句中的位置以及用语的强调，而可能有不同的意涵［5］。法律本身是对于社会关系较为系统且抽象的规定，其具体用于则多具有语义上的张弛性，以达到其在最大程度上涵盖各种社会关系的功能。具体到刑法来说，为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关系，刑法的条文用语也通常都是一些简洁、概念性的规定。因此，基于复杂的社会关系和犯罪行为的不断发展，刑法的适用过程往往也会是一个不断修改的过程。但是，刑法作为一部法典，毕竟有着自身的稳定性和滞后性，立法层面上的废、改、立也通常需要耗费一定的时间且成本巨大。因此，如果经过科学的解释便可以准确适用，则应当以解释为优先，在无法解释时，才能够确定刑法已经无法适应社会需要进行修改。而事实上，许多看似无法适用现有刑法条文的案件，通过对于法律条文的正确解释后，都可以无障碍适用法条，这是不违背罪刑法定原则要求的科学的适用。当然，对于刑法的解释应当严格遵循罪刑法定原则，谨慎解释，切不可进行无限扩大和类推解释，损害公民的预测可能性（如上文中所提及的《网络犯罪解释》，就是对于法律的不正当扩大解释）。同时，法律的解释者和应用者应当不断提高法律解释的水平和专业知识水平，在基于正确适用刑法和案件具体情况的基础之上，理性而科学地利用正确的解释方法对刑法规定进行解释后加以适用。2．科学调整罪名和法定刑。刑法调整的社会关系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事物又总是处于不断变化和运动的过程中。刑法在制定颁布的时刻，就具有不断改变和调整的宿命。同时，社会关系的变化也需要在刑法中有所体现，刑法反映着变化，不断做出调整同社会关系变化相协调，才能够更好地调整社会关系，规制犯罪行为，保障公民的合法权利。当前，藉由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各种网络平台越来越多，令人目不暇接，可随之而来的也有不少网络言论犯罪。网络空间这一“第二空间”中的言论犯罪已经不同于传统的言论型犯罪，其得力于网络的低门槛、便捷性，还容易引发其他犯罪，有着复杂的社会危害性。毋庸置疑，刑法作为保障法益，惩罚犯罪最有力的手段，也应当随之做出一些调节。而当法律解释开始背离罪刑法定原则的时候，刑法就只能面临着修改。但在对刑法做出修改时，也不得不注意以下几个问题：首先，我国刑法当前对于网络言论犯罪的罪名设立、修改应当充分考量法益的变化。正如前述，物质总是在不断发展、变化，许多在过去受到法律保护的法益，在今天已经不需要法律的保护。相反，还有许多过去并未保护的法益，在今天成为了需要保护的新兴法益。刑法的任务和机能是保护法益，惩罚犯罪。之前存在过的入罪门槛过低、口袋罪等等问题，都能证明这样的刑法规定对于网络言论犯罪的惩治并没有起到非常好的惩治作用，反而有时会侵犯公民正常言论自由，如有些网络上对于一些政治人物的正常评价、引起影响的网络反腐等等。因而在进行罪名的增补、修改时，应当时刻以法益为基础，充分考虑对于公民权利的保护。唯有这样，才能在不侵犯公民网络言论自由的基础之上，严厉惩罚网络言论犯罪，才不会使得刑法评价过度介入公民的民主权利。其次，在对于刑法进行修改时，也应当充分考量修改的成本。法律虽然要对社会生活的变化保持敏感，做出反应，但是总归要在一定的时间之内保持其稳定性，尤其是刑法，更应当力求使用最简洁、概括的条文用语，以全面且概括的法律条文适应千变万化的社会生活。最后，应当调整法定刑，同时，在刑罚中增设资格刑。以当前我国刑法的现有规定来看，能够适用于网络言论犯罪的罪名，以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为主，其法定最高刑为“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低于大部分危害公共安全犯罪和其他传统的人身、财产犯罪。相对于这类犯罪的危害性和高发性，这样的法定刑罚档次实属较低。因此，应适当提高“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的法定刑；同时，应当在刑罚适用中增加更多的资格刑，除了在附加刑中增加剥夺政治权利这种资格刑之外，还可以增加其他剥夺其他具体资格的刑罚。虽然经过《刑法修正案（九）》的修改，在非刑罚处罚措施的相关规定中增加了从业禁止的处罚措施，但是基于其仅仅属于非刑罚处罚措施，位阶低且缺乏相应的配套实施措施，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应用较少。因此，对于某些特定领域具有特殊身份的犯罪人，由于其相对于其他自由刑罚金刑等更看重自己在某行业中的地位优势、资源优势，可以适当增加剥夺其一段时间或者永久性的行业准入资格的资格刑的刑罚措施。对于刑种和刑度的调整，能够使得刑罚紧跟社会的发展，更加健全和灵活，游刃有余地对于各种各样的网络言论犯罪科以有效刑罚，从而达到刑法对于这种披着新兴“网络外衣”，内里却是传统犯罪的犯罪行为类型进行有效且与时俱进地规制，拨云见日，在充分节约修法成本的同时，达到刑法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之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