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与进展范文10篇

国外研究进展

20世纪70年代开始，规划学、地理学和管理学等领域的学者逐步对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相关问题展开了持续的研究，其中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影响因素、配置模式、设施的可达性和配置评价等方面的研究是关注的焦点。对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影响因素分析是选择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模式、进行公共服务设施规划配置的前提。FriedlyPH（1969）研究了公共投资政策选择对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状况的影响，提出收益和成本是城市公共服务设施投资配置的重要影响因素[8]。GreenhutML（1980）等人从福利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影响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因素主要有需求、成本和设施配置福利等[9]。BelerErkip（1997）等人对安卡拉城市居民对于公园和文化娱乐等公共服务设施的配置现状感知进行研究，发现服务设施的使用群体特征和需求对公共服务设施的配置有较大影响[10]。JohnICarruthe（rs2003）等人在对城市蔓延与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成本的关系研究进行总结的基础上，对美国283个郡县1982～1992年间城市发展对城市公共服务支出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城市人口密度、城市化区域范围的空间延伸、行政区域碎片化等因素对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配置有较大影响[11]。空间可达性是度量公共服务资源空间配置合理性的最有效工具之一，198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开始对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可达性类型、影响因素以及可达性测度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具有代表性的研究如：BachL（1981）对公共服务设施区位配置模型中的可达性聚合和分散问题进行了探讨[12]。英国MitchelLangford（2008）等学者运用两步移动搜寻分析方法（two-stepfloatingcatchmentareamethod，2SFCA方法），研究基于GIS可达性空间分析的交替性人口分布对公共服务设施可达性影响的测度模型，并以威尔士南部的卡迪夫地区为实证区域，检验城市里若干公共服务设施可达性的变化情况，研究结果表明分区密度模型倾向于显示可达性较低的分数，但具体模式取决于地方因素，在某种程度上还取决于模型假设和方法论[13]。RashedAl（2004）在社区正义、分布正义和社会权利的理念框架下，尝试对阻碍孟加拉国首都达卡市城市贫困地区居民获取公共服务设施的可达性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对于处于劣势地位的城市贫困阶层来说，无论是普通的基本公共服务设施还是服务于个别集团、个别阶层的公共服务设施的可达性都受到金融环境、收入、地位等方面的影响[14]。公共服务设施的可达性研究为评判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科学合理与否提供了借鉴，为公共服务设施配置评价研究提供了有力的衡量标准，随着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研究逐步进入配置后效益研究阶段，可达性的研究也日益增多。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术界开始从不同的研究视角，探讨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模式与机制。MichalosAC（1999）等人于1997年夏天对英属北哥伦比亚乔治王子城的公民信仰、对公共服务的态度和生活质量进行了调查，并运用一种简单的线性模型分析出公众对市、省和联邦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的满意度分别为32%、20%、19%，表明自下而上的配置模式优于自上而下的模式[1]。WolpertJ（2001）对纽约市非营利性公共服务设施的配置模式进行分析，发现即使是纽约市地价最高、可达性最好的地段，也可以为非营利公共服务设施提供配置的空间，但是，由于可达性和办公空间的成本约束，非营利性公共服务设施在选址方面，主要选择位于私人公司和政府机构之间的地段[15]。KeithM（2001）等人对发展中国家除政府以外的机构提供公共服务设施的“非政府、非营利”（NONPRO）机制进行研究，发现非政府的城市公共服务设施有效供给的经典模式有以下要求：协作、透明的供给记录、有责任心的建设人员、适度的设施规模、专业化的管理和外部监督[16]。Ho-SeopCha（2009）等人对城市交通设施中的公平性问题及其对现代交通设施系统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并运用地理信息系统和空间优化模型，设计了一种基于网络点集的面状交叉口模型（PINPS）来配置连续道路网附近的公共交通设施，以确保面域需求目标的完全覆盖[17]。伴随着高度的城市化，西方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配置规划、建设进入稳定发展期，城市公共服务配置研究也随之进入成熟发展阶段，学术界开始探讨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配置后续效应即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评价研究。McAllister（1976）提出在城市公共服务设施中心的设计中，规划师应当坚持公平与效率相结合的原则，并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建立了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效率与公平的评价指标，如：配置规模与空间区位的选择，他还指出，公平原则在公共服务设施的配置实践中显得更为重要[18]。NjohAJ（1994）等人从居民对于公共服务机构提供的服务设施满意度的角度，建立了一个基于服务对象满意度的城市公共服务设施提供机构的服务效率评价模型，对喀麦隆（cameroon）城市公共服务设施提供机构的服务效率进行了评价。Ko-WanTsou（2005）等人认为实现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公平配置是城市规划师要实现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目标，结合GIS和空间分析模型，提出了一种基于可达性的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空间相对公平性的综合评估方法，以建立综合平衡指数，为规划者分析现状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相对公平状况[19]。LiaoChin-Hsien（2009）等人认为一个准确的公共设施服务范围可以改善公共服务设施配置规划，他们运用GIS网络分析和空间句法来分析道路整合下公共服务设施的配置对城市环境质量的改善，提出一种基于GIS和空间句法的城市公共服务设施服务范围勘测评价方法[20]。TOMCarlson（2011）等人应用地理信息系统（GIS）创建一个选址模型，用来评价建立在华盛顿皮尔斯郡的一个社区老年人预防设施项目，结果表明，GIS技术可以用来决定确切的行程时间，同时可以促进社区预防设施选择地点的可达性和利用目标人群达到最大化[21]。

国内研究进展

受西方学术思潮和近年来我国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配置建设实践的影响，国内学者从1990年代末开始关注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研究。21世纪以来，随着“服务型”政府、“友好型”城市建设理念的流行，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研究也日益增多，研究的焦点集中于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配置现状、影响因素、规划布局、配置标准以及配置评价等方面。对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现状情况进行分析，找出现状配置中存在的问题，可以为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优化配置提供借鉴。学术界主要从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分类、空间分布、存在的问题以及对策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在空间分异研究方面，高军波（2011）等人以广州市为例，运用问卷调查法对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分布进行社会生态学分析，结果表明广州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分布的社会分异特征显著，不同阶层社会群体居住单元的公共服务设施配套及可达性存在显著差异，社区地位与城市公共服务设施供给及可达性之间呈非完全一致性[22]。应联行（2004）通过对杭州城市社区建设与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现状进行研究，发现杭州城市社区存在社区建设与规划脱节、社区建设与管理脱节、社区配套设施与需求脱节等问题，提出要加强社区规划的编制与实施[23]。李薇（2010）以社区公共服务设施为研究对象，结合北京市的案例，通过规划指标对比和现状剖析的方式，分析北京市社区公共服务设施规划指标和实际规划建设中，存在规划指标配置相对较低、针对性和前瞻性不足、缺乏公益性和便民性、规划单元与行政单元不对应以及规划、管理、执行部门分割等问题，从明确项目、统筹规划、完善机制等方面提出加强社区公共服务设施规划建设的建议[24]。李曌（2010）通过对西安市中心城区社区内为老龄人口设置的公共服务设施现状情况进行调研，提出完善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布局层次、细化项目设置、完善政策法规、推动各种政策法规的立法观念及完善老年人福利政策等城市社区老龄人口的公共服务设施配置建议[25]。对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影响因素分析是进行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合理布局规划的前提，总的来说，目前影响我国城市居住区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主要因素有地形、气候等自然因素，也有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居住区人口规模与结构等经济社会因素。吕勤（2009）根据苏州市流动人口集中居住区（集宿区）建设的不同模式，分别从使用者对设施的满意度和需求度调查以及对相关部门和集宿区管理者的调研入手，发现集宿区公共服务设施具有选择多样化、管理人性化和使用便利化等需求特征，其需求影响因素有人口结构、价值观念、收入水平和文化程度等方面[26]。张帆（2010）在对西安曲江新区公益性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现状分析的基础上，分析了西安曲江新区公益性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新区的功能分区、收入差别、消费结构和信息网络化的兴起等方面[27]。覃文丽（2011）对重庆市大型聚居区公共服务设施发展现状进行分析，发现影响重庆市居住区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因素主要有自然、社会、经济和科技因素等[28]。张少伟（2011）等通过对公共服务设施的发展、演变及组成的分析，总结了影响城市居住区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指标主要有：城镇规模、居住人口结构、居民生活水平、公共服务设施的合理规模等方面[29]。蔡靓（2007）通过阐述高科技园区的发展与公共设施配套的关系，提出影响科技园区公共设施配置的要素主要为人群要素、地方要素、发展阶段要素[30]。公共服务设施规划是决定各项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位置、设施配置数量、规模和具体设备配置的过程，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空间优化布局则是对城市公共服务设施规划进行调整的过程，可以促进城市空间结构合理调整、保证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公平合理地配置。规划学界对城市公共服务设施规划、布局的理论与方法进行探讨。在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理念方面，周志清（2008）提出城郊结合区域公共服务设施的配置应融入更多经济层面、社会层面的思考，遵循“以人为本”的配置理念，统筹的配置原则、动态的配置过程，促使城郊结合区域公共服务设施良好运营[31]。从集约用地的角度出发，通过整合完善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布局结构，可以优化城市公共资源，实现成熟公共服务设施的多样性和层级性[32]，巫昊燕（2009）等人从规划导向和规划方法两方面探讨了基于城市分级体系的公益性公共服务设施整合规划方法及其策略[33]。陈弋（2009）提出确立空间上网络化混合、功能上需求层次演进的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理念，强调从开发区不同发展阶段人群的需求层次演进出发，提供网络化、富有弹性、有机增长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体系，并以杭州湾经济开发区为例进行实证研究，引导开发区的公共服务体系沿着“公平”和“协调”的方向发展[34]。翟坤（2011）指出关注规划背后的市民精神、人文关怀，实现城市的平等与关爱，营造和谐社会，是滨海新区公共服务设施规划需强调的重要理念[35]。在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布局方法上，越来越多地注重计算机信息技术、计量数学模型和地理信息系统（GIS）的运用。伍少坤（2008）等人将基于GeoCA（地理元胞自动机）的城市扩张模型引入到传统的Location-allocation选址模型中，构建一个动态的公共服务设施选址模型框架，探索如何将选址结果建立在动态的、科学的城市形态预测基础上，促使选址结果更具有客观、先见[36]。林康（2009）等人基于所开发的公共产品空间布局决策支持系统，从定量角度深入探讨了不同布局方案所产生的空间效应，以优化公共产品的空间布局[37]。刘萌伟（2010）等人基于Pareto多目标遗传算法，构建了Pareto多目标遗传算法选址模型[38]。陈旸（2010）提出将地理信息系统(GIS)技术引入到社区体育服务中，利用GIS的空间分析与辅助决策功能进行社区体育服务设施选址和布局优化[39]。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标准和规范规定了不同层级的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类别、数量和规模等详细内容，但是不同社会发展水平、不同需求特征的公共服务设施难以用整齐划一的配置准则进行配置，因此，国内学者针对不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同需求客体的城市、居住区和社区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标准进行了广泛探讨。张大维（2006）等人在梳理了各种社区发展规划理念和居住政策导向后，从武汉市城市社区公共服务设施的配置现状和居民对其的需求现状分析入手，参照住建部、北京和上海等地的城市居住区公共服务设施的设计规范，研究了武汉市城市社区公共服务设施的规划项目、标准和实施单元，提出了具有一般意义的城市社区公共服务设施规划标准和实施单元建议[40]。王亚钧（2008）等在分析现有有关公共服务设施国家标准规范的基础上，结合北京市中心城调整优化和北京市旧城保护，促进新城发展的目标，提出了针对不同类别的公共服务设施节地标准[41]。武田艳（2011）等对各个城市居住区公共服务设施的规划标准规范的制定思路、设施种类划分、设施规划标准指标调整以及规划标准的演变历程进行详细分析，基于不同社区属性、社区居民的需求变化和需求发展趋势探讨了城市社区公共服务设施规划标准的设置准则：适用性、动态性和弹性[42]。宋岭（2011）等人通过对居住环境的需求分析，概括出以必要性、自发性和社会性活动为主的活动类型，并结合不同年龄组的居民，有针对性地探讨各自的行为方式和活动特征，在此基础上总结出住区公共服务设施的布置原则[43]。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评价研究主要有公共服务设施的价值评估、空间公平评价和设施配置质量评价等方面。韩传峰（2004）等人以城市的公共图书馆服务系统为例，给出了对城市现存的旧公共服务设施的价值进行评估的计算方法，包括标量评估计算法和向量评估计算法，并指出应用这些计算方法可以对同类型的一大类公共服务设施做出总体价值评估和详细的分类价值评估[44]。陈秀雯（2007）分析了城市居住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发展的特点和居民对居住社区内公共服务设施的需求，同时对国标和国内部分大城市的公共服务设施配建指标项目进行分析研究，构建了以居民生活质量、满足居民基本生活需求（如安全性、舒适性等）的居住社区公共服务设施性能综合评价指标体系[45]。高军波（2011）等人通过构建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分布综合公平指数模型，借助三维模拟及GIS空间自相关技术，探讨了广州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分布格局、公平性特征及其形成机制[46]。马慧强（2011）等人构建了我国市级基本公共服务质量水平测度指标体系，用熵值法对我国286个地级以上城市（除拉萨）进行系统评价，发现我国城市基本公共服务质量总体不高，空间差异明显；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与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呈正相关，与城市规模存在对应关系且服务质量较高的城市呈“群”状分布[47]。

结论与展望

通过分析国内外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主要研究内容与方法，发现国内外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研究主要集中于规划学、地理学和管理学等领域。国外学者关注的重点在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影响因素分析、配置模式总结、设施可达性研究和公共服务设施配置评价研究等方面；而国内相关学者主要关注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现状分析，探讨现状配置中的问题与公共服务设施的配置影响因素、设施规划布局、设施配置标准的制定和设施配置评价研究等。对国内外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流程进行总结，发现城市、居住区和社区各种类型的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流程大致一致，可以划分为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现状分析—设施规划布局—设施的管理—设施配置评价四个环节，但对于新建城市居住区、社区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流程和对已建城市公共服务设施进行优化配置的流程又稍有不同（图1）。国内外学者针对这四个环节选取不同的城市和不同的公共服务设施类型展开了一系列定性、定量的研究，取得了明显进展（表1）。总体而言，经过大半个世纪的研究，国外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理论体系已经相当完善，相关的配置模型方法也层出不穷。而我国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研究起步较晚，在CNKI数据库检索“公共服务设施”，可以看到国内关注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研究始于1998年号敏惠对于铁道小区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标准及其准则的制定研究[48]。虽然刚经过10余年的发展，我国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研究的配置理论与方法均不如西方完善与娴熟，但从一开始的简单借鉴国外研究理论、研究方法逐步发展到尝试立足我国国情，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理论体系，相关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然而，目前我国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配置研究一般只关注发达地区、大城市的公共服务设施配置，实证研究的地区和数量有限，也尚未形成较为系统与成熟的理论与研究框架。而且，近年来，我国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研究似乎遇到瓶颈了，相关理论研究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此外，由于用于深入研究的基础数据资料很难获取，无法进行深入研究，短期内的研究方法也无法突破。基于以上不足，展望未来，我国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后续研究应注意拓宽研究案例城市、居住区与社区的类型和规模；逐步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理论体系；创新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方法研究和关注数字城市背景下的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研究。（1）拓宽研究范围。西方高度城市化使得人口主要集中于大都市地区，而我国国土面积辽阔，且城市化进程还处在加速发展阶段，城市规模等级结构呈“金字塔形”，大城市在城市总数中只占很小的部分且集中分布于沿海发达地区。相反，在我国广大的中西部、内陆地区还有相当数量的中小城市。拓宽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研究的案例城市及其居住区和社区的类型、规模，扩大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实证研究数量，一方面可以从横向上对我国不同地域、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城市公共服务设施进行更为全面的了解；另一方面也可以从纵向上对我们不同规模等级的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配置进行深入研究，为构建具有我国特色的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理论体系提供足够的实证研究。（2）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理论体系。为广大城市居民提供各种类型的公共服务设施是城市的基本职能之一。一方面，由于我国与西方国家不处于相同的城市发展阶段，且我国与其它国家的国情不尽相同，一味借鉴国外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配置理论，对于指导我国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配置建设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另一方面，经济社会转型与快速的城市化为我国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理论研究提供了丰富而必要的实践基础，逐步建立适合我国城市发展特色的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理论体系，将是未来我国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研究趋势。（3）创新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方法研究。从表1的对比可以明显看出，无论在数量方面还是质量方面，国内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方法论和技术手段研究均显不足。国内多数学者还是以采用定性案例分析或者简单的“统计性描述”为主，研究数据的获取上以统计资料和国家标准为主，在研究线路上则主要以演绎方法居多，且很多配置模型都直接借鉴国外研究成果，缺乏自主创新。随着研究主体的微观化，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研究应该逐步转向定量模型的改进或者行为主义等微观层次，同时，综合借鉴工程技术等其它学科的研究方法与技术，完善我国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方法体系。（4）关注信息技术下的数字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研究。进入信息时代以来，互联网深刻地改变着城市规划、城市发展方式，整个城市的居住区和社区通过信息网络联系起来，这也改变了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与公共服务设施的配置模式。为了更好地与时代接轨，与居民公共服务设施需求的时代特征相吻合，关注信息技术下的数字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研究将成为数字城市规划背景下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研究方向之一。

石漠化综合治理艰巨性与科技支撑

在喀斯特山区，由于其特殊的地理环境，生态系统及其脆弱，决定了石漠化综合治理工程的艰巨性与长期性。苏维词［17］、杨胜天［18］通过研究贵州喀斯特山区生态系统，指出喀斯特生态系统具有易损性强、环境与人口容量小、稳定性低、变异敏感度高、承灾能力弱、自然恢复速率低等特点。覃小群等［19］通过评价广西岩溶县的生态环境，指出喀斯特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协调性差、可持续发展能力弱。王世杰［20］等则从喀斯特石漠化的形成背景、演化与治理角度出发，指出石漠化过程具有区域性、渐发性、潜发性（隐蔽性）、生态破坏性、难恢复性（严重性）等特点。万军［21］、李阳兵［22］等更是指出，石漠化区域贫困人口集中，人口压力大，经济落后，土地退化严重，人地矛盾异常尖锐，部分地区已经失去了依靠自身力量进行生态恢复和发展的可能性，粗放式发展经济、掠夺式开发资源，导致其处于“岩溶生态环境破坏—贫困加剧”的恶性循环中。如何有效开展生态建设、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决定着石漠化综合治理工程的成效。针对当前岩溶地区石漠化治理工程任务重、难度高与区域经济发展严重滞后、贫困问题突出等矛盾，依靠科技进步，合理利用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彻底消除贫困、以促进区域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苏维词等［23］指出，要就岩溶山区的生态环境整治及产业化技术、石漠化治理关键技术等与生态建设及可持续发展密切相关的重大问题开展攻关研究、技术创新、技术集成等工作；李先琨等［24］则提出要抓好实验示范区的示范建设，树立样板，推广成功模式。熊生平［11］提出要确定自然因素和人为作用对石漠化过程的正负面影响和各自的贡献率，朱文孝等［25］则着重指出要把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与科技水平的提高作为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切入点，大力加强科学研究与科学规划，建立适合于岩溶地区石漠化综合治理工程的科技贡献率测算模型，为石漠化综合治理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石漠化综合治理工程科技贡献率测算研究

至20世纪50年代开始，科技贡献率测算研究作为经济学中的一个热门话题呈现，到现在已经从定义、测算方法、模型、指标等方面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体系。随着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展，目前已成功运用于环境、农业、交通、化工、建筑、水利等领域。本文选取经济、环境、农业、林业、畜牧业、水利等行业研究的科技贡献率文献进行综述，旨在反映当前国内外学者们研究石漠化综合治理科技进步对区域经济发展和生态恢复与重建的贡献的前沿理论。科技贡献率的测算经历了测算方法建立、对模型进行修改、完善三个阶段。在测量方法创立阶段，1927年，美国芝加哥大学数学家柯布和经济学家道格拉斯［26］首先阐述了产出量和投入量之间关系的生产函数理论和方法，用以计算出科技进步对新增产值的贡献，但不能直接计算出科技进步对产值增长速度的贡献。后来又研究出现CES生产函数、VES生产函数、前沿生产函数、超越对数生产函数。在修改阶段，1957年，美国经济学家索洛［27］对生产函数做出了重大改进，将科技进步纳入生产函数方程，在中性生产函数假设下推导出增长速度方程，定量分离出广义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在完善阶段，丹尼森、乔根森［28］等将资本与劳动进一步划分，并且将索洛剩余中可以测度的因素进一步明确出来，从索洛剩余中剔除，使索洛余值越来越小。1978年，著名的美国运筹学家查恩斯［29］、库伯、罗兹提出了数据包络分析法。在此以后，国外对于科技贡献率的研究相对淡化，然而国内则处于起始阶段，而且此后的研究大多基于计量方法的运用展开的，创新成果较少。对于科技贡献率的认识，学者们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各观点相互补充，完善了科技贡献率测算研究理论。狄昂照［30］提出科技贡献率测算与其计算使用的数据不可分割；庞智强［31］则指出科技进步的贡献率应基于科学技术的进步量展开，而不应是全部科学技术水平，科技进步贡献率应介于［0，1］之间。杨少华等［32］认为在测算过程中，应把劳动、资本的产出弹性作为一个动态指标来测算，定量地评价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但是陈颖等［33］提出单纯地分析和比较科技进步贡献率并不能反映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实质，甚至还会得出错误的结论。许平祥等［34］通过研究指出各个指标只能做到反映各因素综合作用的平均效果，不能反映某项具体的政策或技术措施在短时间内的效果，再者，科技进步指标反映的是趋势而不是状况。在科技比较发达地区，科技贡献率反而会低。丁兴烁［35］针对当前测算方法存在的问题，提出通过运用因素分析法构建模型分析各影响因素对科技贡献率的影响程度，可以分析在科技创新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从而寻求提高科技创新贡献效应的途径。在基于环境、农业等视角的科技贡献率测算中，张应禄［36］提出仅从纯科技的角度认识这个概念会产生严重的误解，不切实际地使用这个词也会产生严重的偏差。梁俊芬［37］认为农业、林业等自身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不仅给解释变量的设置带来困难，而且使模型自身的假设条件难以满足。程智强［38］、魏邦龙［39］、徐保根［40］、卢亚丽［41］等提出在测算过程中，由于对方法的理解不同，加之对原始数据处理不当，使得同样数据资料，产生的测算结果也会不同，为此应把政策、天气作为影响因素加以考虑，而且，测算目标不仅在于经济效益，还在于生态效益。随着科技贡献率研究的深化，研究行业从经济向农业、环境等方面进一步拓展（表1）。

岩溶地区石漠化综合治理工程科技贡献率测算研究评价

科技贡献率的测算，需要以石漠化综合治理效益的研究作为支撑。经过长期的研究，岩溶石漠化治理的效益评价基本形成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民生效益的理论与方法，但是目前国内尚未有一套取得普遍认可的、成熟的、适合于岩溶地区的生态环境治理综合效益评价的体系和方法［11］。对石漠化的评价大多为基于统计学的现象调查，评价指标繁杂、获取数据难度大、实用性不强、各因子之间相互交错、信息层次不清［58］，使得石漠化综合治理工程综合效益与实际状况可能出现偏移。而且石漠化综合治理工程首要目标是生态环境改善，在工程开展和实施工程中，部分工程不具有直接经济效益。目前，国内外各研究领域的科技贡献率测算研究大多以经济活动中投入与产出为基础，把经济增长作为唯一目标。而且还没有一套测算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等综合效益的科技贡献率测算方法和模型［46］。科技贡献率测算过程中以直接经济产出作为唯一产出目标，会使测算结果偏小。在数据获取时，属于石漠化综合治理工程范畴的社会经济数据获取困难，把生态效益折算为直接经济效益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今后需建立和完善石漠化综合治理工程社会经济数据库，健全石漠化防治综合效益监测体系，保证数据的科学性、准确性。

近年，结直肠癌外科无论在临床研究还是基础研究都取得了迅速的发展。早期筛查、早期诊断的手段不断丰富；结直肠癌发病相关的信号通路、基因及表观遗传学改变进一步得以揭示；一些用于结直肠癌的预防性药物得到证实和应用；对直肠癌浸润及转移规律的揭示，使大部分低位直肠癌得以保肛，术后生活质量明显改善；腹腔镜结直肠癌手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得到更多的临床试验支持；预测化疗疗效的生物标志物不断被揭示，使得个体化治疗成为目前结直肠癌领域耀眼的亮点之一；靶向药物的应用，显著提高了转移性结直肠癌的疗效；新辅助治疗、新型化疗药物及方案的出现，使结直肠癌术后复发率和生存率得到显著改善。总之，以手术治疗为主的多学科联合的个体化综合治疗模式已经形成，结直肠癌外科的研究已步入分子生物学、遗传学、基因学、药理学及临床医学等多学科交叉融合的转化医学时代。现就近年结直肠癌外科取得的主要研究进展进行回顾和展望。

一、人群筛查及早期诊断

对正常人群进行筛查，是降低结直肠癌发病率、死亡率的重要手段。目前常用的筛查手段主要包括：(1)大便隐血试验(FOBT)；(2)复合FOBT(先进行FOBT检测，若阴性，每1～2年复查1次，若阳性，则行结肠镜检查)；(3)乙状结肠镜检；(4)全结肠镜检。研究显示，大便隐血试验的敏感性约14％，筛查价值低。结肠镜检准确性高，并且可同时去除存在的息肉，因此被推荐为结直肠筛选的首选。近期研究证实，乙状结肠镜检筛查能将结直肠癌发病率和死亡率分别降低33％和43％。全结肠镜检作为结直肠癌的筛查手段安全、有效，从理论上说应该比乙状结肠镜筛查更有效，但是，目前尚缺乏随机对照临床试验(RCT)研究证实其筛查价值。近年，一种新型无创的结直肠检查技术——cT结肠成像技术(CTC)为结直肠筛查提供了新的选择。研究显示，CTC对于直径≥1cm的结直肠癌或息肉的诊断准确率可达90％。CTC实现了无创化结直肠检查，但费用较高，其筛查的价值也需进一步研究评估，因此，要将该技术作为常规筛查手段尚为时过早。粪便基因检测是近年发展的基于分子水平的早期无创检测结直肠癌的技术，主要包括：粪便RNA检测、DNA突变检测和DNA甲基化检测。粪便RNA检测较简单、成本低，但是，粪便RNA易于降解、提取步骤复杂，其结果受粪便离体时间、保存条件等因素影响，结果稳定性差。粪便DNA突变检测具有较好的稳定性，多基因联合检测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均达90％以上，但价格昂贵($625)，所需粪便样品量大(高达30g)，故该筛查方法仍未得到推广应用。近年研究表明，DNA局部区域特别是启动子的CpG岛处于过甲基化状态是结直肠癌发生的早期事件，因此，粪便DNA甲基化检测可望成为结直肠癌早期筛查的一种新的非常有前景的方法。但对该方法的研究仍处于初始阶段，有待进一步研究。

二、药物预防

结直肠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在全球范围内高居第3位，并呈上升趋势。因此开发化学预防药物对于结直肠癌的控制有着重要的意义。近年来，非甾体类消炎药(NSAIDs)对结直肠癌的预防作用一直是研究的热点。尽管现有研究显示多种NSAIDs药物对结直肠癌、腺瘤有抑制作用，但迄今被用于临床预防的药物只有塞来昔布(celecoxib)。研究显示，塞来昔布可显著抑制家族性腺瘤病(FAP)患者结直肠腺瘤形成，因此，美国FDA已批准该药用于FAP患者的临床辅助治疗。但是，近年一项名为APC(AdenomaPreventionwithCelecoxib)的临床RCT研究结果显示，尽管塞来昔布可显著降低结直肠腺瘤的风险，但是同时也显著增加了发生心血管意外、中风的风险，这使该药的临床应用受到了限制。阿司匹林是近年唯一被临床RCT研究证实具有降低结直肠癌发病率和死亡率的NSAIDs药物。2010年发表于Lancet的一篇荟萃分析发现，口服阿司匹林可显著降低结直肠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今年一个临床RCT研究证实，林奇综合症(1ynchsyndrome)患者每日口服600mg阿司匹林片可使结直肠癌发病率降低60％，同时也显著降低林奇综合症相关癌的发生率。但是，阿司匹林存在导致消化道出血等不良反应，目前其安全剂量、使用疗程等还需要进一步临床研究确定，因此还不能推荐作为常规预防用药。

三、外科治疗

关键词肝胆管结石诊断治疗

摘要肝胆管结石在我国是常见病,也是胆道外科领域的治疗难题，发病控制率约为95.3%，传统的手术治疗由于对于肝胆特殊生理特点，给手术治疗带来一定的限制性和盲目性，术后残石率为30%左右，从而导致手术治疗后复发，进行再手术发生率增加，给患者带来较大的精神和经济负担[1]；随着对该病认识的深入、影像学诊断技术的发展、手术技术的进步，以及设备条件的改善，新手段、新技术的应用，治疗效果有了显著提高，结石残留率、复发率及再手术率均有下降。本文就肝内胆管结石的诊断及治疗进展综述如下。

1诊断

1.1临床表现

肝内胆管结石病根据病程及病理的不同，其临床表现可以是多方面的，从早期的无明显临床症状的局限于肝内胆管某段肝管内的结石，至后期遍及肝内外胆管系统甚至并发胆汁性肝硬化、肝萎缩、肝脓肿等的晚期病例，故临床表现十分复杂。在病程间歇期，可无症状，或仅表现为上腹轻度不适。但在急性期，则可出现急性化脓性胆管炎的症状，或不同程度的Charcot三联征，多数可能是合并的肝外胆管结石所造成。其临床表现主要是急性胆管炎，包括胆道梗阻三联症：疼痛、寒战发热、黄疸；重症胆管炎的五联症。在无合并肝外胆管结石的病人，当一侧或一叶的肝内胆管结石造成半肝或某一肝段的肝内胆管梗阻，并继发感染时，可出现畏寒、发热等全身感染症状，甚至在出现精神症状和休克等急性重症胆管炎的表现时，病人仍可无明显的腹痛和黄疸。体检可扪及肝脏不对称性肿大和压痛，常易误诊为肝脓肿或肝炎。这种周期性的间歇发作是肝内胆管结石的特征性临床表现。肝内胆管结石的临床表现以间断右上腹痛伴发热为主要特点。无感染症状时，病人可自觉周身发热，往往无明显黄疸。但部分病人胆道感染使整个胆道系统梗阻时会出现黄疸表现。有些病人只有轻度上腹部不适，早期无典型胆道感染症状，后期，结石遍及肝内外胆道系统时可出现胆汁性肝硬化、肝萎缩、肝脓肿等严重并发症。

1.2影像学诊断方法

【摘要】本文对我国骨科延续护理服务的大环境、研究病种、研究方式以及移动信息技术在其中的应用进行综述，为进一步研究提供思路，也为临床中开展骨科延续护理提供借鉴。

【关键词】骨科护理；延续护理；研究进展

延续护理（continuityofcare）是国际上自20世纪中期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护理模式［1］。美国老年病协会（Americangeriatricsociety）指出延续护理可确保患者在不同健康照顾场所、层次之间转移时所接受的健康服务具有协调性和连续性，以预防或减少高危患者健康状况恶化［2］。骨科患者由于创伤、手术使康复周期相对较长，需要循序渐进制定长期的功能锻炼计划，以求最大限度恢复功能。而患者出院时对于后续照护如体位、营养、功能锻炼、活动等有较多疑惑，延续护理需求较大［3］。若出院后缺乏专业的护理指导，患者的功能锻炼可能不到位，还可能会出现疼痛或其他并发症，因此更不愿意或不能进行功能锻炼，从而形成恶性循环。有研究［4］显示导致关节置换术后患者再入院的原因主要为脱位、手术部位感染、假体周围骨折、出血和血栓栓塞症等外科并发症及疼痛［5］，同时也有研究表明骨科延续护理与更好的预后和降低总医疗成本有关［6，7］，对脊柱手术再入院预防也有潜在重要性［8］，护士在促进从医院到社区的护理连续性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9］。因此本文对国内骨科延续护理的应用及研究现状进行综述，旨在为开展骨科延续护理工作提供参考依据，为今后的相关研究提供方向与思路。

1骨科延续护理服务大环境

2011年，延续性护理服务项目正式进入了卫生部研究［10］，2012年《中国护理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1年～2015年）》［11］提出要将护理服务延伸到家庭和社区。2015年3月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颁布的关于“进一步深化优质护理，改善护理服务的通知”［12］和2016年的“十三五”规划中［13］也强调了完善服务内容和方式，为住院患者提供形式多样的延续性护理服务。而目前国内主要对脑卒中、糖尿病、高血压、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前列腺增生症等慢性病、老年病和常见病开展了多项延续护理实践［14，15］。有研究［16］表明目前我国骨折院外延伸康复护理学科处于快速发展时期，且骨科延续护理的核心期刊领域尚未形成。所以，我国骨科延续性护理的大环境是支持的、鼓励的、有利的，发展空间也是极大的。开展骨科延续护理是适应我国卫生事业不断发展的需求。

2骨科延续护理研究病种

摘要：伴随城市发展及公众日常行为活动类型的增加，博物馆与人的关系也更加密切,而博物馆环境空间在设计时重展示、轻体验，这样会造成“博物馆疲劳”问题发生。文章回顾了现有文献，分析了问题产生的原因、解决策略、评估应用现状，以期更好解决“博物馆疲劳”问题。通过文献资料数据库收集有关“博物馆疲劳”问题研究文献，对当前国内外有关博物馆环境空间中的“博物馆疲劳”问题研究文献进行梳理分析和总结归纳，提出未来此问题的研究方向,以便为后续的博物馆环境空间设计中的“博物馆疲劳”问题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提供参考。

关键词：博物馆环境空间设计；博物馆疲劳；参观者

1引言

随着人们物质文化水平的提高，开始注重精神生活享受，博物馆逐渐成为人们提高精神文化水平必不可少的场所。如今博物馆数量正在快速增长，据统计截至2018年底，全国在个各级政府备案的博物馆数量已达5136余座，我国每年新增博物馆在180家左右。然而，建设高潮中的博物馆在设计时考虑的重点往往是博物馆展品的陈列、储藏以及展示，很少考虑参观者在博物馆空间中的真实体验和感受，这种设计策略往往会让参观者出现“博物馆疲劳”。针对此问题，笔者将对已有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分析以往学者对博物馆环境空间中参观者出现“博物馆疲劳”问题的研究，从已有研究中总结关注重点、存在问题、应用现状及对未来研究展望，并针对博物馆环境空间中参观者出现的疲劳问题提出针对性的改进意见，从而完善今后的博物馆环境空间设计。

2问题的提出

在博物馆环境空间设计中“博物馆疲劳”问题的出现并不是一个新问题，早在1916年本杰明•夫斯•吉尔曼第一次在Museumfatigue一文中就提出“Museumfatigue”这个概念。1918年吉尔曼在他的专著MuseumIdealsofPurposeandMethod中谈到在博物馆中由于其展示以及展品的摆放设计不合理，才会让人在参观过程中发生“博物馆疲劳”问题[1]。

摘要：对宋代皇权与相权关系的是史学界比较关注的一个焦点，自1942年钱穆先生发表《论宋代相权》一文以来，已经有六十余年的历史了。在这期间，分辨以1985年王瑞来之《论宋代相权》和1994年张邦炜之《论宋代的皇权与相权》发表为分水岭，分为三个阶段。前一阶段主意相权削弱，中期相反，主意相权加强，后一阶段主慌张权和相权都得到加强。

关键词：皇权；相权；加强；削弱

在对古代政治制度的中，皇权与相权的关系一直是一个重要的话题。在宋代，政治制度异常复杂，这也就使其皇权与相权的关系显得很奥妙，对于孰强孰弱，长时间以来一直争辩不休。下面就对这一课题的过程作一简略的回想。

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钱穆先生发表《论宋代相权》一文以来，对皇权和相权关系的已经有六十多年的历史了。在此期间，对这一问题的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从20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中期为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里，学者们广泛认为宋代相权大大削弱、皇权得到加强。第二阶段为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这是激烈争辩的时代。一方面，传统的相权削弱皇权加强的学说受到严格寻衅，以王瑞来为代表，提出了完整相反的观点。另一方面，学者们又从多个角度来集中探讨相权和皇权问题。第三阶段就是90年代以来，突出特点是突破了皇权与相权此强彼弱、简略对峙的旧框架，将二者作为一个相互依存的有机整体来考核，认为皇权与相权都有所加强。当然，其中也有重复。下面就对这三个阶段略加介绍。

真正开端探讨宋代皇权与相权关系的是钱穆先生于1942年发表的《论宋代相权》这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率先提出相权削弱说，认为宋代相权因被分割而大大削弱，皇权却相应地得以极大的强化。宋朝设枢密使掌军政，“宰相不获预闻兵事，是宰相之权已去其半”；设三司使掌财政，“宰相之权，兵财之外，官人进贤，最其大者，而宋之相权，于此亦绌”；并让台谏专门弹劾外朝官员，“宋则台谏渐混而为一，乃专以绳外朝，非以谏内廷”。此后，又有不少人撰文持续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如季子涯于1954年发表的《赵匡胤和赵宋独裁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发展》、邓广铭于1957年发表的《论赵匡胤》、张家驹于1958年发表的《赵匡胤论》以及关履权于1983年发表的《宋代独裁主义中央集权》。这些文章都继承了钱穆的观点，认为宋代设枢密院以分宰相军权，设三司使以分宰相财政权，设参知政事以牵制宰相，同时让台谏共同纠弹百官，这样就使皇权加强，相权削弱。

解放以后出版的各种通史和断代史也都吸收了钱穆的观点。例如《中国史稿》第五册认为宰相和相当于副宰相的参知政事一般不止一人，他们和枢密使、三司使都得听命于皇帝。还如《简明宋史》在叙述完宋初的中央官制后，总结道：“……相权不断遭到削弱，不仅军事、财政大权已被分出，连中级官员的任免管理、刑案最后覆审，都有专门机构进行；而且还不断受到御史的‘传闻’弹劾，并不必定需要有根据。然而职责为规谏皇帝的谏官，仁宗初年成为制度后，常以弹劾大臣为重要职责。所有这些都是为加强君主独裁主义而设，皇权大大地膨胀起来了。”

摘要：文章以贸易开放度度量指标的构建方式将贸易开放度的度量方法分为指标体系法和模型构建法进行阐述，并对每类方法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评论：尽管贸易开放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在理论上有较为一致的观点，但是在实证研究方面却出现了不一致的结论，文章就实证研究结论不一致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与评论。

关键词：贸易开放度；经济增长；研究进展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的大趋势，对外开放是一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前提。同时，经济开放又是把“双刃剑”，既能带来机遇，也会提出严峻的挑战，诸多发展中国家的开放历程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国外在贸易开放度的度量及测算领域出现了许多新观点、新方法，对贸易开放度的实践和认识已进入一个新阶段，并且国外对经济开放的要求已涉及贸易政策、贸易体制、汇率政策和宏观经济运行方式等相当宽泛的领域。与此同时，关于贸易开放度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也随着贸易开放度度量新方法的出现以及计量分析技术的改进，取得了很大进展。本文就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外对贸易开放度度量指标及度量方法研究的新进展，以及关于贸易开放度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和评论。

一、贸易开放度度量指标及方法的研究进展

(一)研究现状

最早的贸易开放度度量是从分析对外贸易依存度开始的，即用进出口贸易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值来表示贸易开放度。由于这种度量方法简单直观，所以一直为研究者广泛采用。但是在研究过程中，人们逐渐发现用外贸依存度来度量贸易开放度的局限性，因为一国外贸依存度受到该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市场规模、国内消费需求等因素的影响，因此，贸易依存度并不能完全反映贸易开放度的变动，例如大国和小国由于经济规模的差异，显然具有不同的结果。Kuznets在60年代就曾提出“小国比大国对国际贸易的依存度更大”的观点。Edwards(1998)也指出，一个国家即使贸易扭曲严重，但仍然可能有很高的外贸依存度，外贸依存度不能真实地反映贸易政策。

进入网络信息时代以来，企业间的合作经营十分活跃。人们逐渐摒弃单纯竞争的企业运作观念，通过企业间有意识的相互合作去求得单纯竞争所得不到的经营效果。国外学者称这种基于“双赢”（win－win）基础上的经营方式为“合作性竞争”（coopetition）。

合作性竞争作为企业获取经营优势的一种战略选择最先引起管理学家，例如哈佛商学院的布兰登伯格（A.M.Brandenburger）和耶鲁管理学院的纳尔巴夫（Nalebuff）的关注和研究（注：A.M.Brandenburger,B.J.Nalebuff,Co-opetition:ARevolutionaryMindsetThatCombinesCompetitionandCo-operation:TheGameTheoryStrategyThat’sChangingtheGameofBusiness,DoubledayPublicationPre.June1996.）。但是，作为对传统竞争观念的一种否定，合作性竞争中同时隐含着丰富的经济学内容，它的系统化研究对经济学的理论发展亦有积极的意义。

一、合作现象与经典竞争理论发展的关系

竞争与合作都是典型的企业行为。长期以来，竞争行为作为企业和市场活力的源泉，受到几乎所有经济学家的重视。分析竞争理论的发展过程，从亚当·斯密的“自由竞争”到张伯伦的“垄断竞争”，从克拉克的“有效竞争”到波特的“竞争优势”（当然，波特更热心于向管理者阐述他的理论），我们可以看到企业合作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没有合作行为的推陈出新，就难以有竞争理论的系统发展。

在经济学家斯密的时代，蓬勃发展的工场手工业实现了看似简单，但却具有革命意义的合作：上下道工序之间的衔接。这种前后合作使得劳动分工和技能专业化成为可能。劳动者由于更加熟练而导致效率的增加。当时除了少量的上下游企业之间的供货关系外，企业之间的合作并不明确与固定，商品在市场上的交换基本上通过自由贸易和自由竞争来实现。在前后合作的背景下，企业间的自由竞争是一种必然结果。随着时间的推移，企业内部的前后合作已逐步发展为生产的集中，出现了企业间的合并现象。面对企业间横向合作发展的事实，师承斯密观点的穆勒清楚地意识到合作能力的增强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三大特征之一。他将合作分为存在于从事同类工作的人群之中的简单合作和从事不同种类工作者间的复杂合作两种方式。穆勒非常重视合作对提高生产力的作用，他说：“如果一个国家存在广大的市场，商业信用和创业精神”，“那么各个产业部门会愈来愈强烈地显露出大企业代替小企业的趋势。”（注：约翰·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155页。）

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这些国家的企业都先后不同程度地经历了联合与合并的浪潮。作为并非完全出于自愿的“合作”，这些联合与合并一方面促进了生产效率的显著提高，另一方面又导致了垄断的产生，对自由竞争理论提出了新的挑战。1933年，罗宾逊总结了与“马歇尔冲突”有关的理论探讨成果，写出了《不完全竞争的经济学》一书。同年张伯伦亦出版了《垄断竞争理论》。至此形成了考虑垄断和寡头因素的竞争理论。此后，克拉克更进一步提出了“有效竞争”的概念，通过实证分析说明垄断组织间的竞争同样将极大地促进经济向着更有效率的方向发展。克拉克认为合作的进一步发展将不会扼杀竞争的效用，竞争与合作会共同推动社会经济的进步。

NewAdvancesinstudiesonExercise,AntioxidantsandFreeRadicals

HUANGMinfang

(P.E.College,JianghanUniversity,Wuhan,Hubei,China,430056)

Abstract：Withthedevelopmentofthetheoryoffreeradicals,researchonexerciseandfreeradicalshasbecomeanimportantquestioninthefieldofsportsmedicineorbiology.Internationallearnersconcernedhavestudiedtherelationshipbetweenendogenousfreeradicalmetabolismandexerciseandantioxidants.Theyhavealseresearchedexercise-inducedadaptationofantioxidantscapacity.Thispurposeofthisarticleistoreviewbrieflythenewstudiesinthisfield.

Keywords：exercise;freeradicals;endurancetraining;antioxidants;antioxidantcapac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