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趋势范文10篇

【摘要】本文从当今新媒体环境的多样性和时效性等角度出发，深入分析在新媒体环境背景下，文创产品的发展现状以及所面临的各项问题，通过分析得出立足于当下，着眼于未来的文创产品发展趋势，探讨如何将新媒体充分融入文创产品设计中，为今后的高校文创类产品设计专门类人才培养提供方向性依据。

【关键词】新媒体;文创产品;设计趋势

一新媒体发展现状

新媒体泛指区别于以电视、广播、报纸杂志等为主要传播媒介的传统传播载体的新型传播手段总称，简单地说，新媒体是一种媒介环境。一般来说，新媒体具备以下特点。第一，价值化。媒体本身具备的价值与所传播内容的价值性是新媒体发展的重要评价内容，媒体作为信息载体本身具备其价值。而在其载体上进行传递、扩散的内容信息同样具有至关重要的价值，两者价值有效融合，共同推进新媒体向前发展，二者缺一不可，弱一不可。第二，原创性。新媒体在传播手段和传播内容上的创造性共同表现为一种原创性，是手段和内容相互影响和促进形成的结果，这种原创性是新媒体创新能力的核心动力。第三，影响力。影响力是评价媒体效果的重要标准，新媒体的发展将当今的媒体影响力推进到一个全新的高度，各种媒介终端设备、表现手段几乎将每一个人带入到新媒体环境中，目不暇接的热门话题成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极大地影响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间的相互关系。新媒体在这样的影响力下不断调整，发展出适合未来媒体发展的形式和内容。第四，可持续性。相对于传统媒体，新媒体具有更强的适应性、应变性和可持续性。新媒体是基于传统媒体发展出来的，在技术创新、模式创新中不断自我迭代，不断调整以适应更具创新力、效率的现代媒体环境。

二文创产品设计现状

中国文创产业起步较晚，但是基于我国悠久的历史传承、深厚的文化积淀，以及巨大的消费市场和快速增长的文创消费热情，文创产业发展已经纳入国家战略层面，高附加值的文创产业已经成为国内经济增长中的亮点。然而作为文创产业的主要载体，文创产品的发展却远落后于行业的整体发展，文创产品设计现状呈现以下几种状态：第一，“IP搬运工”。“IP”是新媒体环境下关注度极高的一个词，这里的“IP”指知识产权，大量的文化周边产品便是“IP”的直接载体，如日本经典卡通形象之一“哆啦A梦”，是动漫周边产品中炙手可热的大“IP”，目前为数不少的中国文创企业，正在通过不断购买知名“IP”的方式开发文创产品，此类文创产品可以迅速被市场接受，被消费者认可。但从根本上说，此类文创产品的共性是重产品弱创意，处处受制于版权方，更有甚者因为版权方的频繁授权，而导致文创行业内部同类型产品间恶意竞争，进入低价低质的恶性循环。第二，“到此一游”。“到此一游”是我们熟知的一种旅游生态，和在标志性旅游景点合影留念的习惯一样，中国游客的传统消费习惯之一就是购买当地“土特产”，也就是旅游纪念品。传统旅游纪念品都给人一种“鸡肋”的感觉，放之无用，弃之可惜。究其原因，主要是同质化现象极为严重，在泰山买到的旅游纪念品，到了庐山一样可以买到，唯一的区别是把“泰山”两字换成“庐山”；在海南三亚销售的贝壳纪念品也许和北戴河销售的一样产自浙江地区。旅游纪念品市场的粗放型发展，缺乏基本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原创意识，过度商业开发也是其中的重要原因。第三，“贴图”设计。中国传统文化极其深厚，其中大量的符号蕴含了先辈的智慧和审美，如寓意喜庆和睦的“双喜”，寓意时来运转吉祥如意的“回纹”，更有蕴含着深厚哲学思想的太极“阴阳鱼”等，无一例外都是代表中国文化的标志性符号；然而当下文创产品设计呈现出一种滥用中式传统符号的现象，为了文化而文化的产品设计并不鲜见，大量的文创产品设计表里不一，对传统图形符号的滥用更多的是因为对传统文化的不解，缺乏最基本的尊重和敬畏感，误导消费者。

本文作者：尤洋工作单位：山西大学

“认知神经科学的发展趋势，是从关注大脑神经生物活动到关注大脑的高级认知功能;从关注部分层面到关注全脑层面;从关注脑活动与行为的关系开始到关注动态考察脑结构和功能的发育;从关注脑和外在行为开始到关注‘基因和环境———脑———行为’。”［2］因此，由于认知神经科学本身所具有的研究复杂性，使得对其的哲学研究也从一开始表现出差异。神经哲学(Neurophilosophy)和神经科学哲学(PhilosophyofNeuroscience)就成为当代认知神经科学哲学研究的两类不同称谓，而这个领域中的工作也常常因为关注焦点和研究兴趣不同而被划分至两个不同的研究范式之中。神经哲学，顾名思义，是以哲学的视野来审视神经科学学科内部的概念和主题，或者说对神经科学的研究内容给予哲学式的解读和讨论。按照这样的理解，传统的哲学研究方法和问题就自然而然地渗透进这种研究范式之中。比如一方面，它尝试使用来自神经科学中的信息来探讨宽泛的哲学问题，包括传统上属于心灵哲学研究视域下的身心(mind－body)问题等研究主题。另一方面，神经哲学研究范式的出现也从客观上深化了哲学与神经科学二者研究之间的关联。基于神经哲学中的理论往往建立在神经科学的发现基础上，这些理论往往内在地表现出唯物的特征，也就是诉诸大脑的结构和功能去解释感觉、知觉、记忆等精神现象以及语言的脑机制问题。通过肯定身体与行为的联系就将思想、情感等精神现象与物理性质的身体连接起来，与此同时，包括fMRI(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PET(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以及脑损伤研究方法等实证研究就进一步地将认识论中的传统问题(如感觉、直觉、记忆、推理等)脑认知化，从而使神经哲学显现出自然主义的研究态度。这样一来，在研究基点上包括在观点和立场上自然地对立于试图依据心灵和思想去解释精神的唯心论、二元论以及功能论中的部分理论。当然，神经哲学的关注点仍然在于传统的主流哲学问题上，比如什么是情感、什么是愿望的本质、什么是道德认知的神经基础，类似这样的问题依然构成了神经哲学的主要内容，但是毫无疑问，这些传统的哲学问题被赋予了更多的有关神经科学的经验发现，而且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也受到了相关神经系统研究成果的支持与限制。神经科学哲学，科学哲学的新兴研究领域，它更多地使用了源自于科学哲学的严格概念和研究方法去分析和解释神经科学的内容和成果，也因此在研究主题和研究内容上相比神经哲学来说要更加集中和收敛。随着神经科学最近20年来获取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和成就，特别是受到最近有关脑认知发现的显著增加的鼓励，神经科学哲学开始作为一个正在兴起的研究领域在整个科学哲学研究当中凸显出来，并受到越来越多的科学哲学家的关注和介入。这一情景出现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一方面，“过去的30年当中科学哲学表现出越来越强烈的局域性，关注点从科学行为的一般特征转换到具体的特定学科的概念、问题和难点上。”［3］另一方面，“认知和计算神经科学持续地关涉和影响了人文学科传统上所强调的问题，包括意识的本质、行为、知识和规范性，特别是有关大脑结构和功能的经验发现表明自然主义的方法可以在传统的哲学命题上得到详细的应用，而不仅仅是抽象的哲学思考”［3］，这就为神经科学哲学的出现打开了大门。由此，尽管传统的哲学包括心灵哲学的分析方法，相当程度上仍然停留在对精神和主体自我存在的抽象思考之上，但新兴的神经科学哲学则更多地借鉴了来自于神经科学的实证研究，从而表征出了自然主义的研究特征，或者说是一种自然化的哲学研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神经科学哲学”与“神经哲学”之间的区分还可以由两个范式内探讨的问题加以区分。“如果说神经科学哲学关注了神经科学中的基本问题，那么神经哲学则关注了神经科学的概念对传统哲学问题的应用。这样，探索神经科学理论中使用的不同的表征概念就是前者的适用范围，而检查神经逻辑综合症的应用就是后者的例子。”［3］具体来看，与神经哲学主要关注于什么是情感和什么是愿望以及什么是道德认知的神经基础相比，神经科学哲学则主要倾向于从有关神经科学内部提问传统的哲学问题，并就这些问题进行形而上学的回答。这样的问题就包括:什么是神经科学的发现与解释?什么是神经科学的表征和解释机制?对此，既可以用描述的方式加以回答又可以用规范的方式给予分析。依照前者，神经科学哲学就演化为一种对认识机制的自然主义的说明，它将对传统的心理学研究给予支撑;依照后者，神经科学哲学就过渡为一种认识论的替代，尽管并非所有的认识机理都能够获得有效的建构。综上所述，当代神经科学与脑认知研究的蓬勃兴起在回答和解决人类认知功能机制的同时也从客观上充实和支持了认知神经科学哲学的研究内容，以神经元和脑组织结构为研究对象的神经科学就与哲学特别是科学哲学联系起来，成为当代科学哲学发展的前沿领域。认知神经科学哲学的两种范式尽管在研究方法和关注问题上存在差异，但是其研究的出发点和理论基点毫无疑问是相同的。从哲学特别是认识论的角度来看，认知神经科学哲学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探讨人类认识机制的必然过程，毕竟相较于传统的拷问内心的心灵反思，认知神经科学哲学“使得我们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能够直接看到大脑的认知活动，即大脑在进行各种认知加工时的功能定位和动态过程”［4］，而这显然就成为认知神经科学出现在哲学领域的直接推动力。这样，以心理加工的神经机制研究为基础、以思维和大脑结合的神经研究为目标、以心理和认知功能在大脑中实现为核心问题，认知神经科学哲学的出现和繁盛就成为当代科学哲学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

认知神经科学哲学的关注问题

当代认知神经科学哲学的出现明显受到了认知神经科学的鼓励和支持，而后者的出现则源于认知科学和神经科学的成功，正是在二者共同作用的基础上，人类探索认知活动的脑机制成为可能。随着人类社会发展对智能信息系统越来越高的需求，认知科学的诸多核心学科分支，如认知心理学、人工智能和人工神经网络的研究，都意识到在各自研究领域内出现的难点需要在统一的脑认知平台上加以解决。由此诞生出的认知神经科学在充分汲取认知科学营养的同时，也开始形成自己的独特问题和理论，而对这些理论的形而上学思考就构筑起当代认知神经科学哲学思考的主要问题。1．认知功能定位。认知功能定位理论在认知神经科学哲学研究中的凸显源自于最近20年来的神经影像技术的突飞猛进，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手段和方法就是fMRI和PET技术。但是与此前的脑损伤研究相类似，神经影像研究同样遇到了挑战和质疑。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大脑皮层中有许多不同的细胞群负责和控制不同的肌体，然而无论是脑损伤还是神经影像研究都暗含一种假设，即存在着单一的皮层区域和细胞结构控制和负责了有机体的某一种构成性功能。但这一假设受到了诸多神经科学哲学家的质疑，认为其过分依赖于单一区域控制前提。他们认为脑处理过程行为应该是一个整体过程，大脑的绝大多数区域都涉及认知行为过程本身，而绝不仅仅只是局部区域，此前的定位理论不过是将功能与效果相混淆。应该说，这一解释实际上是符合复杂论和整体论原则的，大脑的复杂认知过程绝不仅仅是各部位的简单堆积和组合，因此从这一观点来看，定位理论确实先在地表现出了还原论和物理主义的思想，但是鉴于大脑研究的特殊性，在实际研究中确实又需要将大脑进行适当的还原和定位，因此有关认知功能定位理论的争论也将在认知神经科学哲学中长期存在下去。2．意识解释。意识问题是心灵哲学的一个重要研究议题，但最近开始频繁出现在认知神经科学哲学和脑认知研究中，特别是有关意识的本质以及意识等同理论。一些哲学家认为意识经验是主观的，永远不可能等同于客观的科学理解。但是这样一来，意识就成为一种无法得到解释的主观现象，而这显然就脱离了科学的讨论范围，甚至是哲学的。更多的哲学家则主张一种等同理论，即意识等同于一种可解释的神经物理属性，而心理状态可以被视为特殊的物理状态。但如此一来意识的大脑处理解释将在大脑处理和意识经验之间留下“解释鸿沟(Ex-planatoryGap)”。也就是说，尽管心物相互作用问题得到解释，但是将意识等同于物理状态，并不能让人理解为什么大脑皮层的处理过程能够产生人的意识复杂性与意识经验问题。由此，如何看待意识的本质?是否意识来源于大脑中细胞分子的神经机制?意识仅仅是人的心灵产物还是一种综合神经反馈?类似这样的问题就成为有关意识研究的重要议题并受到越来越多哲学家的关注。比如塞尔就指出，“意识问题研究首先需要探索与意识相关的神经活动，并去证实意识活动与神经事件间的必然因果关系，最后需要发展出包含若干法则的理论来说明神经活动与意识之间的因果转化。”［5］3．大脑的计算与表征。有关将大脑与计算机对比联系的思想实际上在神经科学研究当中早有出处，20世纪30年代起计算神经科学就与人工智能研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沃尔特•皮茨(WalterPitts)和沃伦•麦卡鲁(WarrenMcChulloch)为代表的研究人员则发展出了最初的人工智能神经网络。皮茨和麦卡鲁的工作建立在神经元可以执行解释认知的逻辑计算的假设基础上，并使用神经元发展出用于计算的逻辑门(LogicGate)。其后，人工智能的认知主义和联结主义范式成为科学哲学家研究和反思的对象。最近，认知神经科学哲学对神经计算与表征的研究方式大多采纳了根据表征转换来假定计算定义的方式。因此，大多数关注计算与表征的问题实际上都是有关表征分析与看待的问题。尽管在谈论问题上有所区别，但是可以将这些问题的关涉内容划分至三类:即，关注表征结构的问题、关注表征句法的问题以及关注表征语义的问题。具体来看，“关注表征结构的问题就是指一个具有句法和语义学的神经系统如何得到建构?关注表征句法的问题就是指该系统中表征的形式是什么或应该是什么，以其形式为基础各种表征如何相互作用?关注表征语义的问题就是指表征如何能够表征，表征如何具有内容及意义?”［6］4．神经科学的解释机制。有关神经科学的解释机制问题目前在认知神经科学哲学的研究中逐渐引发了争议。通常来说，这一解释机制主要分为两类:机械论与还原论。神经科学的机械论解释往往具有因果性，其目的在于论述构成部分及其行为如何因果性地解释了某一特定现象。与机械论的解释机制相比，还原论的解释机制就是神经科学中的另一个主要解释模式。神经科学中的还原论主要体现在高低层次间的理论与实体解释上，例如，用低层次理论解释高层次理论，主张高层次的“实体”只不过是低层次实体的组合等等。与机械论的因果性相比，还原论则更加强调了层次性，特别是强调了在高层次与低层次之间的转换与递归。但无论是机械论抑或是还原论，本质上都具有无法回避的缺陷，前者过分地强调了因果关系，因而忽视了导致行为的其他事实上的复杂性与非决定性，而后者则突出了层次性和决定性，忽视了高层次与低层次理论之间的互动关系，特别是还原过程中的遗失现象，因此如何理解当代神经科学的解释机制，如何定位机械论、还原论以及新兴的动态系统理论，就成为认知神经科学哲学趋待面对和解决的一个重要论题。综上所述，当代认知神经科学哲学对认知功能定位、意识解释、大脑的计算与表征以及解释机制等问题进行了较为充分的讨论，重点关注了包括感觉、知觉、记忆、语言、意识在内的一系列神经科学中的核心概念，相继运用了诸多来自认知心理学、计算建模、动物实验技术、脑损伤定位、神经病学中的实证方法，深入地分析了传统认识论所回避的“大脑－心灵”的关系问题，因而在当代科学哲学研究中获取了巨大的成功。当然，除了上面提到的关注问题之外，事实上还存在着其他的研究议题。比如，有关“解释”所引发的问题(即什么样的现象可以在神经科学中得到解释?什么构成了神经科学的充分解释?)、有关“理论结构”所引发的问题(神经科学理论的结构是什么?神经科学理论如何表征?)、有关计算、模拟与神经网络问题(计算机多大程度上可以模拟大脑?模拟和解释之间的区别是什么?)，类似这样的问题实际上在认知神经科学哲学的讨论中不绝于耳，它们在丰富该学科的理论议题的同时也对学科的建构和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认知神经科学哲学的发展趋势

当代认知神经科学哲学的发展建立在神经科学的成果之上，致力于理解认知神经科学作为一门学科所承载的目标、分析它所使用的研究方法与技术、解读它建构理论所使用的推理与假设、思考它应用过程中面临的限制和隐患、探索它在解读心脑问题中使用的理论概念与背景。因此，认知神经科学哲学就是对认知神经科学研究的哲学分析和思考，它的出现和发展就与神经科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为后者的发展提供了精神支持和智力引导。当然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哲学思考并不能取代神经科学研究，为神经科学提出理论也并不是哲学的任务，“哲学只能在可以澄清心灵的概念以及与相关概念形成逻辑语法关联网络的意义上研究心灵的本质，这是哲学的领域。……神经科学只能在可以探究我们的心理和行为能力以及行使这些能力的神经基础的意义上研究心灵的性质。哲学事业和神经科学事业完全不同，而且后者以前者为前提，因为关于心灵的概念和相关心理概念的含糊和混淆会妨碍对神经科学的问题和解决方案的描述和理解。”［7］具体来看，认知神经科学哲学的发展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认知神经科学哲学将关注个体意识与行为现象的整合。大量的研究表明，个体在认知、情感上的差异将导致其意识与行为现象整合的差异，这些差异会反映在神经活动的功能－结构的关系解读上。因此，在个体水平上揭示不同层次活动之间的意识与行为的对应和相互作用关系，将有助于认知神经科学哲学的整体发展。具体来看，这种整合可以表现为:在意识层面上分析不同语境下的心理与行为;在认知层面上分析行为的信息加工机制;在神经层面上解读信息加工的脑处理机制，从而最终构成认知神经科学哲学的研究主题。其二，认知神经科学哲学将关注伦理与道德的研究。对神经伦理的思考目前已经出现在神经科学哲学研究领域内，并展现出独特的研究视角和方法。总体来看，神经伦理研究既涉及借助神经科学的数据来理解道德认知，也存在使用道德伦理来规范神经科学的应用。比如，神经伦理学关注了神经逻辑损伤患者的治疗和对待，关注了“读心术”技术对心灵内容的解读和伤害，关注了神经科学研究中动物实验的伦理现状。另一方面，神经伦理学则试图扩大研究范围，将研究对象扩展到儿童和老年人身上，试图解读儿童神经发育以及老年人神经衰退现象，试图解释遗传与环境如何相互作用共同决定大脑的活动模式。其三，认知神经科学哲学与传统社会科学的交叉。近来的认知成果表明，对大脑活动的研究绝不能是孤立地处于密闭容器中的缸中之脑式的研究，因此必须要将研究对象放置于处于各种社会关系交织的社会环境中，只有这样研究成果才是有意义和符合认知结果的。而处于社会环境中的人就受到了经济、政治、法律、社会规范的约束和限制，而对这些规范的认同和执行就建立在人的心理与意识基础之上。很显然，认知神经科学哲学显现出的与传统社会科学的交叉有助于我们在脑层面机制上认识人的社会特征及其本质。其四，认知神经科学哲学与计算神经科学的交叉。计算神经科学旨在探讨心理过程的神经机制，也就是大脑的运作如何造就心理或认知功能，因此有关计算模型的运用在计算神经科学的发展中起了重大的作用。目前，大脑计算与模拟问题开始广泛出现在认知神经科学哲学的研究论域中。根据认知理论和神经活动的相关知识来建立计算模型，通过对模型进行多数据的处理和分析，就有助于回答和解释单神经元的建模、感观处理以及行为网络等神经现象，从而有助于回答结构－功能间的本质关系。综上所述，当代认知神经科学哲学的发展受到了神经科学的推动和支撑，同时也受到了心理学、社会科学、计算科学等相关学科的影响和关涉。因此，有关认知神经现象的实证研究和概念研究常常同时出现在该领域内。一方面，神经科学的实证需求就要求神经科学哲学能够确证相关神经系统结构和活动的事实，解释感知觉、记忆、运动控制、语言、学习、情绪等功能的可能条件，这样认知神经科学哲学就不可避免地充斥了大量的来自神经科学的概念、术语和实证方法，从而表现出强烈的自然主义的态度;另一方面，来自神经科学的概念研究就先在性地容纳了包括意识、解释以及心灵感受问题等哲学命题，从而为哲学的形而上学思考铺平了道路，并成为哲学的适宜领域，这样认知神经科学哲学就能够解释有关结构与功能、语言与思维等一系列传统的哲学问题，进而回答心脑的关系问题。当然，在这里我们有必要指出，无论认知神经科学哲学表征出的是自然主义的立场抑或是传统的形而上学思考，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它的出现为人类解决长久以来的认识困境，揭示心灵与大脑的关系提供了最合理和充分的认知理由，而这显然就是当代认知神经科学哲学出现和繁盛的根由所在。

内容摘要：视频设计的平面化趋势是视频设计与平面设计在发展过程中共鸣的产物，透过对其形成原因、表现形式以及发展意义的探求，可以看到视频设计的平面化趋势不仅为视频设计本身开辟了新的视觉语言，同时也使平面设计得到了延伸与扩展。

关键词：视频设计平面设计构成符号

视频设计是视觉传达设计在视频媒介上的扩展，囊括了电影片头、电视剧片头、电视频道和栏目片头等等。根据它的设计对象、设计目的以及传达效果，可以粗略地定义为是针对电影电视形象推广的动态视觉传达设计。

虽然视频设计不及平面设计发展的历史长远，但是它自诞生开始就与平面设计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愫。上世纪50年代美国平面设计师索尔·巴斯为电影《金臂人》设计的片头，被奉为平面设计与视频设计结合的经典之作。在《007》电影片头中，美国设计师罗伯特·布朗约翰将幻灯、电影剪辑、平面设计混合在一起，形成了形象鲜明、对比强烈的风格。全球音乐电视频道MTV更是从来不掩饰它对平面元素的偏爱，个性鲜明的图形、文字以及色彩无一不彰显着它与众不同的特殊定位。这些令人过目难忘的经典设计作品提示着我们，视频设计的平面化趋势并不是昙花一现，而是带着深厚的底蕴日益蔓延开来。

一、视频设计平面化的原因

视频设计的平面化为何能够形成一种风格趋势，这并不是一种机缘巧合，也不是某人的突发奇想，而是视觉传达设计发展壮大的必然结果。

一、研究背景

广告媒介（AdvertisingMedia），是指在广告主与广告受众之间实现信息传播的物质工具。广告媒介相关研究一直是传播学界的研究热点之一，尤其是2004年“媒介融合”概念引入中国[1]后的15年间，学界对新媒介环境下广告媒介特点分析、广告媒体策略选择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究。由于广告媒介形态众多，相关研究涉及的主题、内容以及研究方法的相对庞杂，近年来，以梳理广告媒介相关研究成果为目的，学者分别从公益广告视角[2]、数字媒体视角[3]、平面媒体视角[4]、社交媒体视角[5]、“反广告”视角[6]等多维度视角进行了归纳和评述。然而，上述研究都局限于从特定角度对广告媒介的研究成果进行总结性梳理回顾，所归纳文献的范围较窄、数量相对有限，难以更为全面地对广告媒介相关研究成果进行全局分析，对研究演进趋势的把握也有待进一步延伸。因此，对广告媒介研究热点及知识基础进行深入分析、把握对该领域研究近年来的演进趋势显得尤为紧迫重要。

二、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交叉结合的研究方法，相关文献数据来源于WebofScience（WOS）数据库以及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利用检索式进行文献检索（“TI=AdvertisingMediaORAK=AdvertisingMedia”、“TI=广告媒介ORKY=广告媒介ORAB=广告媒介ANDJN=核心期刊”）并进行人工筛查，排除征稿通知、期刊声明及不相关文献等无效记录共获得有效数据725条，时间跨度为2005年至2019年，检索日期为2019年4月13日；利用CitespaceV软件作为文献可视化分析工具，量化分析广告媒介研究领域的高频词汇，并绘制clusterviews（聚焦视图）网络、authorviews（关键作者）网络、timelineviews（分布时序）图谱[7]，同时通过对相关领域研究文献主要内容进行梳理，分析其促进学科发展的重要意义及影响，由此进一步对相关研究进行系统性整理分析与脉络梳理，把握其研究现状以及趋势，以期为广告媒介相关领域研究与实践提供相关建议。

三、中外广告媒介研究热点现状分析

对文章关键词出现频率高低进行分析，可以确定某一学科领域的研究热点[8]。选取Citespace软件中的“Keyword”和“Term”作为图谱分析节点，分别绘制国内外的热点聚焦视图，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对比分析，如图3-1、图3-2所示。绘制所得国外热点图谱中共有网络节点127个，国内热点图谱含网络节点83个，关键词出现频率及中心度见表3-1、表3-2。（一）国外广告媒介研究热点。分析图谱及关键词表格得出，综合来看，国外广告媒介研究领域的各高频词出现的频次分布广泛，研究方向以及涉及内容宽广，既包含对经典传播学理论在当今广告媒介环境中的创新研究，亦有具体化的广告媒介效果实证研究分析。从“internet”“model”“socialmedia”“attitude”等出现频次较高的关键词以及相关领域高被引频次的知识基础文献可得知，国外研究热点集中于以下领域：1.消费者对广告的态度研究。基于使用与满足理论在媒介应用领域的发展与延伸[9]，国外学者对社交媒体用户的广告接受态度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消费者对具有娱乐性或信息价值的广告反应最为积极[10]。在其基础上，进一步对社交媒体（如Facebook、LinkedIn及Twitter）中的广告投送效果进行实证研究，得出了相似结论[11]；在特定广告主的社交网络广告投放研究方面，学界认为，广告主可以考虑使用社交网络广告来补充他们现有的营销措施[12]。2.社交媒体广告策略。有鉴于人们对于“社交媒体”这个词的确切含义的理解有限，国外学者对社交媒体的概念进行了定义，并提出了社交媒体的分类，将当前包含在这个广义术语下的应用程序按其特征分为更具体的类别：协作项目、博客、内容社区、社交网站、虚拟游戏世界和虚拟社交世界[13]，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确定用于从广告角度研究社交媒体广告的三个关键理论基础：网络能力、图像可转让性以及个人的可扩展性[14]。部分学者认为，社交媒体中信息传播的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内容的关联性和社会关系的亲密性。他们结合用户偏好、网络影响、传播能力等因素，提出了一种通过微博传播广告信息的扩散机制，并为广告主提供合适的广告投放目标，有效提高广告投放效果[15]。3.媒介市场模型构建。国外部分学者构建了两种被广泛认可的媒介市场竞争模型：（1）媒体竞争模型：媒体平台同时由广告收入和用户订阅两部分提供资金，建立均衡价格水平、广告和进入、福利最大化水平和广告技术之间的关系[16]；（2）在线广告展示市场模型：不断增加的广告切换会导致广告客户更倾向于选择覆盖范围而不是频率，并会刺激签约和技术改进，从而确保给广告客户留下印象。同时，广告切换量的增加会导致广告容量的更大均衡和价格的更低[17]。这两种市场模型为大量学者的实证分析研究提供理论基础，同时亦为广告主市场化的媒介策略选择提供理论指导，对市场分析以及媒介策略制定具有重要意义。4.广播电视广告投放策略。相关研究以广播电视市场供给理论为知识基础。该理论认为，市场中的均衡广告水平高低取决于观众的反感成本、广播电视节目可替代性，以及广告主从观众接触中所获得的预期收益[18]。在该理论指导下对商业媒体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商业媒体通过选择节目种类来争夺观众，以吸引广告主的广告投放。消费者可以获得较低水平的产品信息，从而使生产者获得较高的产品销售利润[19]。进一步比较免费电视以及付费电视的广告强度和节目内容发现，如果观众非常不喜欢广告，那么免费电视下的广告强度比付费电视更大，且免费电视提供的内容差异较小，而付费电视台的内容差异较大[20]。5.原生广告的媒介策略。随着新兴媒介的快速发展，广告形态亦在不断发生演变。部分学者同时关注于原生广告披露的理论、实践和监管意义。研究显示，使用“广告”或“赞助”的中、下定位和措辞增加了广告认知度，而广告认知度通常会导致更多的负面评价。同时，受众的视觉注意在广告披露位置与广告认知之间呈现中介关系[21]。基于此，学界进一步通过实证研究对赞助新闻——原生广告的一种形式进行讨论：将文章视为广告会降低对文章质量的认知、对赞助商的态度以及分享文章的意图[22]。相关研究拓展了不同类型广告的媒介选择策略以及效果研究，为广告媒介研究领域提供新的破题思路。（二）国内广告媒介研究热点。相较而言，国内研究领域部分关键词的复现频率较高，研究领域与国外相比具有更高的前瞻性，但研究类型主要局限于实证研究分析，尤其是现今媒介环境下的广告媒介具体策略研究，缺乏对基础理论以及宏观环境的把握。分析“广告主”、“媒介”、“消费者”、“网络广告”等相对突出的关键词组以及被引频次较高的基础性文献发现，国内研究热点主要集中于以下方面：1.媒介优化传播。以旅游广告的媒介优化传播研究为例，国内学者主要从信息传播的范围、速度、影响等方面对旅游广告的媒介进行简要分析，继而对旅游广告在旅游产业链上纵向外部性和横向外部性加以分析，揭示旅游电子商务企业广告媒体组合的可行性、互补性、效应性等原则[23]。网络媒体的充分利用是商业媒体组合策略最凸显的部分，各种丰富的品牌合作活动拓宽了媒体宣传渠道，接触更多的目标消费者，并以杂志培养受众的阅读和消费习惯，与电子媒体进行功能上的互补[24]。2.媒介融合环境下广告媒介特性研究。国内学者着重关注于媒介融合对广告主体、广告媒介、广告信息以及广告客体的影响，以在媒介融合的背景下更好搭乘传播致效以及提高成本效益为具体目标，对广告传播生态链的各个环节所面临的调整与改变进行探析，并进一步探究媒介融合与信息技术的发展对广告媒介传播的具体影响[25]。相关研究表明，广告信息的组织和传播者，不仅要给予新媒体形式充分的关注，同时也必须加大对媒介融合背景下的广告传播规律和特点研究的力度，才能在积极吸取不同媒介形式特点的基础上，掌握媒介融合背景下的广告传播规律，从而将广告传播与消费者受众紧密地融合在一起，为媒介融合环境下的广告传播效率的不断提升奠定良好的基础[26]。同时，部分学者提出，如何迎接新兴媒体的挑战，使自身能够继续发展，是广告媒介必须解决的问题，并以此为指导思想对新媒体环境下广告传播的具体特征以及广告媒介的传播选择策略进行了具体分析与探究[27]。3.新媒体时代广告媒介发展分析。由于信息传播技术的高速发展，媒介的种类亦在不断地发展演变，对新兴种类媒介的传播特征、传播效果以及传播策略的研究是国内学者的研究重点。以博客为例，作为广告媒介的博客，具有分众传播、互动体验的特征，充分迎合线下广告形式的广告传播策略。以博客作为广告载体，就是运用互联网来实现产品与消费者之间直接的、一对一的沟通。随着资讯信息的爆炸，博客在成为人气急剧膨胀的媒体的同时，也潜在着巨大的作为广告媒介的眼球商机[28]。部分学者则从自媒体概念的提出入手，详述了企业自媒体在国内研究的萌芽阶段、隐没成长阶段、稳步成熟阶段、蓬勃发展阶段，并总结出国内学者对企业自媒体研究的代表性观点，为未来企业自媒体的研究提供参考借鉴[29]；涉及以微博作为广告媒介的分析研究则从平台所具有的多级传播属性、便捷投递特性以及实时互动性进行阐述，进一步分析微博广告的传播价值，提出具体的广告投放应用策[30]。4.大数据营销。国内学者关注于大数据时代下的广告媒介策略选择与运作体系研究，基于大数据时代背景，以大数据营销视角从调研方式、广告信息设计、媒介渠道设计以及广告效果评价四个层面，结合案例探讨了大数据给广告运作体系带来的嬗变，构建起以精准化广告投放为核心的新的运作模式[31]。学者认为，技术创新是推动产业结构优化的重要力量，产业结构优化包括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两个方面。在大数据时代，基于数据驱动的产业协同运行机制促使广告产业结构合理化，大数据则引发广告技术创新，进而推动广告产业结构高度化[32]。互联网企业与数字广告商是中国数字广告产业制度化进程的主要推动者，而定向技术是中国数字广告产业制度化进程的核心驱动[33]；学界亦关注于大数据时代下广告的新形态——行为定向广告，对其含义、类型、发展进行了梳理，指出行为定向广告与传统广告相比存在的价值，探讨该广告形态所存在的争议，进一步从技术与人的关系的角度出发，对行为定向广告的发展进行了思考与展望[34]。与此同时，亦有部分学者对互联网时代的大数据技术对品牌视觉识别系统（VIS）设计与开发的影响进行探究[35]，进一步拓展了相关学术研究范围。

摘要:当前我国农产品物流的牵涉面非常广而且物流数量不断增加，然而农产品物流行业的运行效率却比较差，由此而造成效率极低的农产品物流成为妨碍我国农产品物流业发展的重要阻碍。怎样推动现代农产品物流业的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社会各界极为关注的重要课题。本文阐述了现代农产品物流的基本特点，分析了当前现代农产品物流的发展现状，并提出了现代农产品物流的主要发展趋势。

关键词:现代农产品物流；现状；发展趋势

如今，我国农业发展进程中所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就是农产品流通过程中的市场化水平偏低但流通成本却非常高，这不但极大地降低了农产品所具有的竞争实力，而且甚至已经成为中国农产品流通体系中不可忽视的问题。因为农产品最后还是需要靠流通才能能实现自身价值，所以相对比较高的流通成本就导致农民群众未能从流通领域之中享受本应得到的权益。这就需要积极发展现代农产品物流业，以提升我国农产品所具有的竞争实力。这就需要加快对我国现代农产品物流发展趋势的探究，从而推动农产品物流实现更好的发展。

一、现代农产品物流的基本特点

所谓农产品物流，主要是指农产品从生产地往接收地进行实体流动的整个过程，并要在此过程之中实现相关农产品的保值与增值。农产品物流具有迥然不同于其他物流的鲜明特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农产品物流具有极强的季节性。因为各个不同地区在气候和水土等各个方面的自然条件均具有较大的差别，分别合适种植不一样的农副产品，所以农产品生产也就具备了非常强的季节性特点，不仅表现为农民群众的生产资料购置要考虑到季节因素，而且各类农产品的产出也具有极强的季节性特点。二是农产品物流具有极高的难度。绝大部分农产品容易腐烂，对鲜活度的要求非常高，这就要求采用相应的技术手段来实施防潮、防虫以及烘干等相应的处理，进而保障农产品的品质以及质量。这就需要农产品物流企业考虑相应的设施与设备，主要包含了物流仓库、专业运输车、专业装卸设备以及加工设备等。三是农产品物流的种类繁多而且规模较大。因为农产品的品种十分丰富，所以流通量也十分大，而农业生产资料购置量同样也十分大，主要有农药、化肥、农机和农业生产所需相关原材料等。

二、当前现代农产品物流发展现状分析

西方政党变革理论中最有影响的是哈莫尔所称之为“系统层面趋势”的分析路径。这种分析路径提出了被广泛使用的政党模式及转型的概念，反映了政党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同阶段的政党组织形态，也可以说是政党变革研究中的范式转换。根据这条分析思路，可以描绘出政党不断变革和转型的路线图，即权贵型政党→大众型政党→全方位型政党→卡特尔型政党→新政治型政党。通过这条历史线索人们可以发现政党变革和转型过程中的一些规律。

法国政党学者迪维尔热（Duverger）将政党分为权贵型政党（cadreparty）和大众型政党（massparty），权贵型政党逐渐向大众型政党转型或者说吸收了大众型政党的组织特性。权贵型政党和大众型政党的区别不在于成员的多少和政党规模，而在于政党的结构。大众型政党出现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例如法国社会主义政党，吸收党员是他们的基础性活动，一方面，通过吸收党员来进行阶级政治教育，并选拔具有参政能力和执政能力的人才；另一方面，通过党员交纳党费来维持政党日常活动和支付竞选的费用。党员对于大众型政党来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他们构成了政党的基础和内容，如果按照大众型政党的成员标准，那么权贵型政党就没有党员，他们既没有入党手续，也不需要交纳党费。通常，权贵型政党由一些权贵人物为了竞选而组成，少数富人提供了活动资金，不需要成员定期交纳党费。权贵型政党往往依赖个人之间的交往联络起来，组织形式很松散，大众型政党组织相对严密，党员的权利和义务比较明确。大众型政党出现的原因是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变化，随着普选权的出现，选举权不再局限于少数人，政党成了规模巨大的人口参与政治的重要途径。普选权实现之后，社会主义政党越来越多，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使得政党动员和团结阶级的力量成为可能，由于大众型政党的组织形式在动员选民和进行竞选活动方面的优势，使得许多非社会主义政党也逐渐采用了这一组织形式。

美籍德裔政党研究学者基希海默尔（kircheimer）在考察二战后西欧政党变革趋势的基础上提出了全方位型政党（catch-allparty）的新模式，认为大众型政党普遍向全方位型政党转型。国内也有学者把catch-allparty翻译成兼容型政党。全方位型政党出现的背景是西欧国家的社会和经济结构发生了许多重大的变化，首先是经济的不断发展打破了工业化初期形成的以资本—劳动为基础的社会分化，传统的社会集团的集体认同不断减弱，传统阶级对立不断缓和，福利政策的普遍实施更加模糊了阶级立场，一般选民的投票方向并不简单地取决于人们的集团或者阶级归属，政党有可能制定主张为大多数甚至全体选民利益服务的政策纲领，而不仅仅是代表某一特定阶级或者阶层；其次，战后大众媒体迅速发展，政党领导人可以通过媒体与选民或者支持者沟通，直接传达他们的呼吁和号召，而不必跟以前一样依靠政党的选区组织，同时，选民也可以象消费者一样在政治市场上采取选择性的行动。基希海默尔认为，全方位型政党的主要特征在于，政党的阶级意识形态不断弱化；政党之间在原则问题上的对立和分歧逐渐消失；政党为了赢得更多选民的支持而不断减少对特定集团或阶级的依赖，政策纲领对各阶级和阶层的包容性逐渐扩大；政党领导人的影响进一步扩大而基层党员个人的作用不断下降。

20世纪90年代，政党研究学者梅尔（mair）和卡茨（katz）驳斥了政党衰落论，在总结分析大众性政党和全方位型政党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政党组织形态——卡特尔型政党（KartelParty）。随着社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社会政治领域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大规模的社会改革运动不再出现，政治本身越来越朝着职业化和专业化的方向发展。在选举竞争中，政党之间不再为争夺选民支持而争斗，而是有意将竞争限制在一定范围内以保证相互之间组织生存，共同分享自己的份额，以排斥新的政党或者政治力量的介入。在卡特尔型政党模式里，国家和政党相互渗透和融合，政党逐渐脱离公民社会而融入国家，实际上已经变为国家的组成部分，成为“准”国家机构。政党之间不存在根本的政策差别，政党竞选更多地在于选择更合适的公共管理者或者候选人，而非政策取向不同的政党。政党活动和功能不再依赖于党员个人的人力和经费支持，不再建立自己的政治宣传工具和手段，而是通过获得国家补助进行资本密集型政治活动，通过国家所认可的特权运用大众媒体进行政治沟通和宣传。

梅尔和卡茨在描述卡特尔型政党模式特征的同时，对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分析和总结，对四种政党组织形态的特征进行了比较。如表一所示：

系统层面趋势路径主要关注权贵型政党—大众型政党—全方位型政党—卡特尔型政党的转型链条，实际上还有一种相互独立的政党模式—新政治型政党模式（thenewpoliticsparty）。哈莫尔将这种模式的某些特征与上述政党模式进行了比较，如表二所示。这种模式的政党研究学者包括：弗兰克兰（Frankland2000）、哈莫尔（Harmel2000；1989）、基茨切尔特（Kitschelt1989）、穆勒—罗梅尔（Muller-Rommel1985）、波冈特克（Poguntke1987；1989；1994）、休恩梅克（Schoonmaker1983）。新政治型政党模式同样是在多种环境变化影响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尤其是经济繁荣和教育水平的提高，公民要求更多的机会进行实质性的政治参与，而不是任凭政党领导人的指示，政党组织由金字塔型向扁平化趋势发展。但是，哈莫尔认为这种模式迄今没有在实践中出现。

摘要：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设计师在进行标志设计时开始大胆尝试突破标志的固定外形、色彩及其在视觉构架中与其他元素之间的静态关系，由之产生的动态化特征是现代标志设计的重要趋势之一，对未来标志设计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关键词：标志；动态化趋势；信息传达

标志是一种信息传播的视觉符号，具有象征性的图形设计，传达特定的集团、活动、事物、产品等的特定信息。标志设计涉及美学、广告学、符号学、社会学、心理学、语意学等方面的相关知识，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设计分类。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人类生活节奏日益加快，如何使标志在纷繁复杂的信息海洋中显示出独特的个性，如何使标志更加准确、快速的传递信息成为标志设计的一个重要课题。目前，通过对该课题的实践与研究，标志设计呈现出了众多新趋势，动态化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表现。

一、标志设计动态化的具体表现

信息时代标志设计动态化的表现首先在于，标志设计不再局限于在任何场合的运用都必须尽量保持其所有面貌，不能轻易改变所谓的“设计原则”。在设计实践中，设计师开始大胆尝试突破标志单一、静态、固定的外形与色彩，更加注重利用标志内部结构的韵律和动态平衡来表现视觉形象的本质，根据相应的视觉原理，赋予作品外在形态的机动性和灵活性，使标志在视觉上产生极具趣味性的动态变化，显现出具有无穷生命力的视觉意象，并使蕴含于其中的深层含义在视觉的时空延展中得到准确、有效的识别。

2000年汉诺威世博会的标志就充分体现了这种动态化的特征。德国汉诺威世博会以“人－自然—技术：一个诞生中的世界”为主题，旨在为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在经济、社会与生态方面为未来有可能实施的应对方案提供全球性的展示和交流平台。在标志征集活动中，主办方要求标志必须充分反映主题，具有独特性，能与“Exp02000Harmover”的标题字样协调结合；标志造型必须简洁而不乏深意，除适用于印刷、网络之外，还必须适合动画制作。最终，大会选用了奎恩工作室设计的外观看似有机生物结构的作品。不同于传统意义的是，该标志并没有固定的结构，其外形和色彩可以根据不同的应用需要而形成多达456种变化样式，展示给人们的是一种难以捕捉的，充满了灵气、未知和不确定性的动态延展的视觉效果。正如主设计师MichaelGds所阐释的那样：“它包含了促使其保持运动和活力的元素，一种永恒的能量。这也是21世纪发展对人类的要求：保持运动、思维灵活、勇于创新，运用智慧推动世界向前发展。”

摘要：钢琴艺术的民族化趋势是我国钢琴艺术的基本特点，也是我国钢琴艺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文章首先介绍了钢琴艺术民族化的发展历程；其次，阐述了钢琴艺术民族化的意义：拓展了钢琴艺术的边界，具有繁荣现代音乐艺术、传承民族音乐文化的作用；最后从钢琴创作、钢琴演奏、钢琴风格以及钢琴教育四个方面论述了钢琴艺术民族化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钢琴艺术；民族化；发展趋势

钢琴艺术虽然是舶来品，但历经上百年的发展，已经成为现代中国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在长期的发展历程中表现出了极为明显的民族化特点。准确地把握钢琴艺术的民族化发展趋势，是发展钢琴艺术的根本要求。

一、钢琴艺术民族化发展历程

我国钢琴艺术的民族化进程，自钢琴传入我国便已开始，而真正取得实质性进展则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建国初期，得益于民国时期音乐人的探索与积累以及中央文艺政策中的“民族化”要求，钢琴艺术的民族化发展欣欣向荣，涌现了大量反映工农兵生活的作品。时期，在特殊的政治环境下，钢琴艺术的发展颇为曲折，一方面，作为资产阶级贵族的产物，钢琴艺术受到了严厉的批判；另一方面，作为文艺宣传的有效载体，钢琴艺术又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一定的发展，比如1968年创作了钢琴伴唱《红灯记》，1974年改编的《绣金匾》，两部作品都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时期的钢琴艺术总体上沿着艺术服务于政治的路径前行，走的是革命化的发展道路，但仍有大量民间元素被融入钢琴创作中，变相地为钢琴艺术的民族化发展做出了贡献。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政治环境的日益向好，钢琴艺术的民族化迈向了新的台阶，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趋势，并出现了许多多乐章的大型钢琴音乐作品，比如刘敦南1979年创作的大型钢琴协奏曲《山林》。此一时期的钢琴创作由于摆脱了政治的束缚，创作者的个人意识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彰显，且在创作技法上也日益成熟并多元。受此影响，钢琴艺术的民族化逐渐从简单民族音乐技巧的呈现演变为民族钢琴风格的塑造，钢琴艺术的民族化发展逐步从自发走向自觉。

二、钢琴艺术民族化的意义

一、生态建筑的概念和特征

1.现代生态建筑内涵

“生态”来源自古希腊语言Oikos，本身含义为住所、家等，上个世纪60年代，建筑设计家保罗•索勒瑞率先提出了“生态建筑”的概念。作为现代全新的建筑概念，生态建筑的解释较多，归结起来主要是把建筑本身看作生态系统，在坚持生态学方法以及原理的前提下，在对建筑范围内的物态因素进行组合的基础上，在该生态系统之内实现内部能源、物质的循环转化，从而形成低能高效、无污染的平衡生态体系。生态建筑内涵包括：（1）降低能源消耗，尊重自然，保护自然，建筑物与自然环境构成和谐有机体；（2）提供和谐无污染的建筑空间，向区域内的使用者提供质量较高的活动和生存空间。

2.生态建筑特征分析

站在建筑设计立场来看，生态建筑本身包含了以下主要特征：通过各种各样的绿化形式对建筑物周围小范围的气候进行调节，利用轻型的、跨度较大的结构提升空间的适应程度。在对生态进行设计时，主要考虑以下要点：人同自然环境的互相依存、和谐相处；全面、完整分析建筑区域内和区域之外的环境之间存在的联系；重视利用防水防污措施；尽最大可能对再生能源、天然能源进行利用；在建筑地址选择时远离污染；体现出生态艺术与生态文化的内涵；因地制宜，设计过程中，重视环境、植被以及当地土地的特点；体现生态建筑的多个学科的综合特点。

3.生态建筑设计过程中的主要原则

1木材采运技术的经济可行性

先进木材采运技术的基础就是经济可行性。和传统的木材采运技术不同，现如今的木材采运技术充分的将公众的反应、森林可持续性发展以及环境考虑在内，那么一定会或多或少的加大木材采运技术的使用成本。结合经营单位的木材年产量、单位面积平均采伐量，以及采伐周期等相关的采伐作业条件，从生物的多样性约束、景观约束、生态约束以及指标的约束等许多约束方面考虑，采取模型决策方式，将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统一起来，就会使木材采运技术具有经济可行性。对商品林、工业原料林，是以经济效益为重点的；对公益林、天然林以及生态林，是以生态环境的效益的重点的。

2木材采运技术的发展趋势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人们的环境保护意识越来越强。木材采运技术也因此得到了不断完善和提升。为使木材采运技术能够得到质的飞跃，一些相关的专家学者从生态的角度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和研究，对采运的技术和理论开展了大规模的前期工作，使基础更加牢固。在新形势下，木材采运技术一定要将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公众以及社会问题考虑在内。

3当地利益与木材生产、森林工程的密切关系

当地利益和森林的可持续发展有着直接的联系，木材采运在森林经营的活动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尤其是全球都在注重环境保护的今天，要将森林经营放在首位，才能够将环境质量不断提升。因此，木材采运技术直接影响到了当地利益。例如：经济收入大幅度增加、交通条件也会得到改善。此外，木材采运技术在研究的过程中，一方面要研究采运的技术本身，另一方面还要研究当地民众与采运技术的利益关系；木材采运的分配模式和收入产生的利益关系；木材采运技术的受损方和得益方的利益关系。要将木材采运技术与当地的社会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有效结合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