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进展范文10篇

【摘要】：本文首先综述了番茄红素在国内外的研究动态，并且介绍了其分布、理化性质、化学结构以及生理功能，最后对番茄红素的用途作出了展望。

【关键词】：番茄红素,类胡萝卜素,癌症

前言：番茄红素（lycopene）是膳食中的一种天然类胡萝卜素，广泛存在于自然界的植物中，人体内各组织器官也有较多分布。由于番茄红素没有维生素A的生物活性，所以其作用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并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但近几年的研究发现，番茄红素有比其他类胡萝卜素更好的生物活性，并且是防病治病的重要功能因子，已成为目前国际上功能食品成分研究的一个热点[1]

1、番茄红素的国内外研究历史

1873年，Hartsen最早从TamuscommunisL.中分离得到深红色的番茄红素结晶。1875年，Millardat从番茄中获得一种含有番茄红素的粗提物，当时命名为Solanorubin。1913年，Dugger根据它对生长条件的影响，又把它命名为lycoperison。而Schunck（1930年）的“lycopene”名称（中文即番茄红素）一直沿用至今[2]。

1.1国外对番茄红素的研究现状

社会支持一词在20世纪70年代由国外学者Raschke率先提出，被定义为人们主观感知到的来自他人的关心和支持［1］。目前，已有大量研究证明了社会支持与健康和幸福之间关系的重要性［2］。更多的人认识到给予和接受社会支持所带来的好处［3］，这种双向的性质称之为互惠性。事实上，很多的证据已经表明，过度受益可能会对一个人的健康产生有害影响。只有当支持受援者从支持提供者那里体验到互惠时，支持才会产生积极的心理和健康后果，因为这样一来，我们心理产生的负债感就会减少［4］。社会支持的效果可能取决于在人际关系中给予和接受支持之间的感知平衡［5］。有关社会支持的维度划分，目前尚未达成共识，但多方学者普遍认同社会支持对人们的身心健康都会产生影响。互惠被广泛认为是社会满意度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但对社会支持的互惠性的研究较少，目前国内外对社会支持的研究集中在人们所获得的社会支持，本研究旨在综述了国内外有关双向社会支持的研究现状，拟为今后的护理工作提供新的方向。

1社会支持的分类

社会支持主要分为工具支持与情感支持。工具支持指的是实际的，有形的帮助，如人力、物力。情感支持指的是抽象的无形的帮助，通常指的是亲密的人给予的支持。

2双向社会支持的内涵

双向社会支持指的是提供社会支持和获得社会支持。尽管有关社会支持的研究倾向于接受支持带来的好处，但很多学者注意到了这个结构的双向性质，认识到给予和接受支持的优势。有研究表明，给予社会支持与降低死亡率有关。尽管对给予社会支持的益处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但这些益处已经在许多不同的领域得到了证实，例如可降低死亡率［6］。社会支持的互补性反映在双向支持假说中［7］，该假说表明，与单纯给予或接受支持的人相比，随着时间的推移，提供和接受支持的人会获得更大的心理益处。

3双向社会支持的测评工具

内容摘要：股利之谜的探索是近30年来财务研究的热点和难题。本文从信号传递假说、成本假说和行为学解释等解析股利之谜的主流理论出发，回顾和评述了西方近年来探悉股利之谜的最新进展。并分析了这些理论对解析我国上市公司股利行为的启示。

关键词：股利之谜信号传递成本迎合理论

为破解股利之谜，学者们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解释公司支付现金股利原因的理论。近年来取得重要进展的理论主要包括信号传递假说、理论解释和行为学解释等。

信号传递假说

在财务经济学家们提出的诸多股利之谜的解释中，受到广泛关注的是关于公司通过发放现金股利可以传递未来盈利能力的思想，即信号传递假说（signalinghypothesis）。该学说认为管理当局与企业外部投资者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管理当局占有更多的有关企业前景方面的内部信息。现金股利是管理当局向外界传递其掌握的内部信息的一种手段，如果他们预计到公司的发展前景良好，未来业绩有大幅度增长时，就会通过增加现金股利的方式将这一信息及时告诉股东和潜在的投资者；相反，如果预计到公司的发展前景不太好，未来盈利将呈持续性不理想时，他们往往维持甚至降低现有股利水平，这等于向股东和潜在投资者发出了利淡信号。因此，现金股利能够传递公司未来盈利能力的信息，从而现金股利对股票价格有一定的影响。

股利信息传递思想的萌芽早在1956年林特勒（Lintner）有关股利政策的经典研究中已经出现。巴恰塔亚（Bhattacharya,1979）借鉴斯彭斯（Spence,1974）的信号模型思想，创建了第一个股利信号模型，这标志着从信号角度研究股利政策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关键词】卵巢早衰；病因

卵巢早衰(prematureovarianfailure，POF)是指月经初潮后到40岁之前发生的低雌激素和高促性腺激素状态，为妇科常见的内分泌疾病。近年发病率有逐年上升之趋势，流行病学调查显示其发生率为1%［1］。目前研究认为POF的发生主要与遗传、免疫、代谢和环境等因素有关。

1遗传性因素

有关家谱调查发现POF发病率在女性亲属中，有家族史的达100%，而散发性的仅为1%；由特定基因序列单元大量重复构成，长度在人类高度遗传的端粒的缺失同衰老密切相关，且多出现POF，说明POF具有较高的家族遗传倾向。

两条结构正常的X染色体对维持卵泡正常的储备至关重要，X染色体上的任何缺失都会引起卵巢功能衰竭［2］。目前研究发现，POF是一种由常染色体传递或X连锁显性限制性遗传病，常伴有染色体重组、移位或单体性改变，X染色体和常染色体间的移位［3］，以及X染色体和常染色体数量和结构异常等。由于X染色体上各区段载有不同的基因，因此缺失或重组的部位不同决定着产生不同的症状，如X染色体Xp11和Xq13末端缺失常表现为完全性卵巢功能衰竭；Xp21和Xq24末端缺失常可导致严重的卵巢功能紊乱，病人多表现为POF［4］。

Marozzi等［5］提出导致POF的特定基因区段可能位于Xq的末端，即限定Xq26～q28之间，它们对卵巢发育和卵泡生成具有重要意义。Schlessinger等［6］研究发现，POF患者X常染色体第3位点上一转录因子FOXL2的缺失，可导致单倍体缺失而引起卵泡数量的减少。

临床上超过40种疾病可损伤呼吸道，影响人体呼吸功能。据BritishLungFoundation报告，呼吸系统疾病对人体的危害仅次于心血管系统疾病。气道可因外伤、感染、肿瘤等损伤［1］，需行气管切除和重建。然而，当环形切除或缺损超过6cm端－端吻合不能很好地修复气管，则需植入气管移植材料以达重建目的。气管移植的方法包括人工气管替代、自体组织再造气管、同种异体气管重建、组织工程再建气管。本文就组织工程在气管外科的基础研究进展作一综述。

1组织工程气管的结构构建进展

组织结构是气管功能的基础。近年来，组织工程气管的结构构建已从单纯的二维结构软骨板逐渐向三维立体结构方向发展。

1．1种子细胞的新选择构建气管的种子细胞一般以鼻软骨、肋软骨、耳廓软骨［2－7］等透明软骨为主，但上述软骨的取材困难，其他细胞来源特别是成体干细胞成为组织工程气管种子细胞的新选择。Naito等［8］在大鼠体内利用成纤维细胞构建管型组织，同时诱导间充质干细胞形成环状组织加强稳定性，具有良好的成骨和生物力学性能。Zhang等［9］以TGF-1诱导并扩增骨髓基质细胞，构建出圆柱状气管样软骨。Macchiarini等［10］利用人上皮细胞和间充质干细胞来源的软骨细胞构建组织工程气管替代治疗终末期支气管软化，效果明显。Liu等［11］利用TGF-β诱导骨髓间充质干细胞聚集体在体外生成软骨细胞，并使之形成管状组织工程软骨。Kim等［12］用自体皮肤上皮细胞作为种子细胞成功构建了家犬气管，提示皮肤上皮细胞可能的干细胞特性。

1．2生物支架和生物材料的发展现行组织工程学领域大部分研究均来源于体外二维组织培养，如何构建三维立体结构，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在图式发生等发育学的概念机制尚未完全清楚之前，生物支架和生物材料提供了暂时的解决方案，主要包括生物可降解合成材料如聚羟基乙酸（PGA）、聚乳酸（PLA），天然材料如藻朊酸盐、胶原，去细胞组织构建的支架如小肠黏膜下层（SIS）、去细胞膀胱黏膜下层（ABS），以及上述材料的复合物。生物支架和生物材料需有一定要求强度，而且必须是多孔结构和存在细胞亲和力、生物兼容性，以种植、营养细胞、清除机体废物等［13］。这对生物支架和生物材料提出了更高要求。Remlinger等［14］将猪的气管取下，经去细胞处理后植入家犬体内，发现这种水合脱细胞气管支架在短期内能促进局部特异上皮细胞发生，并能表现很好的生物力学特性。Kobayashi等［15］用螺旋状聚丙烯支架为牙龈成纤维细胞和脂肪源性干细胞提供支持作用。Kim等［3］利用纤维素－透明质酸复合凝胶成功构建组织工程气管。Jungebluth等［16］将猪气管去细胞处理后构建出无免疫原性的气管支架。Huang等［17］发现包裹SIS的聚丙烯支架可促进缺陷气管处的上皮再生，并有效降低移植术后并发症的发生。

1．3生物反应器和组织工程气管构建的新方法生物反应器在组织工程器官的体外培养具有重要作用，近年来，结合生物反应器的新型设计，涌现出许多新颖的组织工程气管构建方法。Lin等［18］将软骨细胞植入聚（ε－己内酯）－Ⅱ型胶原支架并在旋转型生物反应器培养，发现该法促进细胞增殖，增加了葡萄糖胺聚糖和胶原的含量。Asnaghi等［19］成功构建了一种双室旋转生物反应器，旨在促进自体呼吸道上皮细胞和将被诱导分化成软骨细胞的间充质干细胞的生长、三维结构的成熟和生物力学性能的形成。Tani等［2］以新西兰白兔的耳软骨细胞为种子细胞，扩增后环形覆盖于硅胶管外，置于静态型和旋转型生物反应器中培养构建了无支架的圆柱状软骨。

[摘要]企业融资结构与企业集团治理效率具有重要的相互影响作用。本文在全面回顾企业融资结构理论和企业集团治理理论的基础上，系统总结了国外学者在企业集团治理效率、融资环境、融资价值、融资选择等领域的研究进展，并对其中的一些内容进行了扼要评述。

[关键词]企业集团治理效率融资选择文献综述

企业集团作为一种广泛存在的经济组织形式，不仅对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其在印度、智利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地位也日趋上升（KhannaandPalepu，2000a）。资本市场的不完善性是促成企业实施集团化经营战略的重要原因（KhannaandPalepu，2000a）。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资本市场发展不均衡，社会信用体系不完善，信息不对称问题较为突出，导致企业融资渠道不够畅通、融资工具较为单一，普遍存在融资约束问题。在此制度背景下，通过组建企业集团不仅能够降低企业与外部资本市场的信息不对称程度，给集团成员企业带来外部股权及负债融资优势，而且还能够通过利润平滑、交叉补贴等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提高集团内部的资本配置效率。

一、企业集团的治理效率

当前学术界对企业集团治理效率的研究视角主要从公司治理结构与公司价值或绩效之间的对应关系着手，相关结论回答了“不同的公司治理结构将实现怎样的公司绩效”的问题。

企业集团的典型治理结构主要表现为金字塔式的持股结构，位居股权金字塔顶层的终极控制人通过层层持股以较小比例的股权投资实现对底层成员公司的有效控制。Claessens,FanandLang通过研究发现，企业集团化的控股结构是东亚地区上市公司的普遍特征,由集团控制的成员企业一般具有如下治理特点：第一，由终极控制人通过金字塔式股权结构进行层层控制；第二，与集团内部其他至少一家成员企业具有共同的终极控制人；第三，控制了集团内部至少一家其他成员企业；第四，直接控股股东一般是投资分散的金融机构。因而，集团成员企业不仅与顶层控制人之间具有金字塔状持股结构，成员企业之间往往也具有复杂的交叉持股关系。

【摘要】以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数据库为文献来源，从研究态势、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等四个方面评析国内中小学英语教师研究进展。从教师专业实践和教师研究两个方面提出对未来中小学英语教师研究的启示。研究结果表明：自1995年以来，国内中小学英语教师研究呈逐步上升的态势，且表现出起步、发展和繁荣三个变化阶段；研究对象主要是中学英语教师；研究方法多采用思辨性方法；研究的主体内容是教师专业发展途径、教师认知和教师行为，教师情感、教师成长过程和环境因素等方面的研究则有待加强。

【关键词】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小学英语教师；研究态势；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内容

2017年1月，《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提出，我国教育进入“提高质量、优化结构、促进公平”的新阶段，全面提高教育质量将是未来一段时期内各学科教育的重要目标。其中，建设一支高质量的教师队伍是提高教育质量的关键。因此，关于教师发展的研究就成为建设教师队伍的重要参考。为进一步推进国内中小学英语教师研究进展的发展，促进其队伍建设，本文以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数据库为文献来源，对国内中小学英语教师的研究进展进行评析。

一、文献来源依据及分析过程

笔者将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数据库作为国内中小学英语教师研究文献来源主要有以下三个依据：第一，该数据库文献是由学科专家和专业编辑共同选取的最新、高质量的研究成果组成的，质量较高；第二，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不受人为划分的期刊等级的限制，从各等级期刊中转载，保证了文献来源的广泛性（本文文献来源的原出版期刊多达113种）；第三，该数据库检索方便，利于综述类研究的开展。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数据库的建立避免了很多中小学英语教师研究没有被其他数据库收录带来的麻烦。总之，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数据库能够较为直观、全面地反映国内中小学英语教师研究的学术面貌和发展态势，是进行相关综述的可用资源。笔者具体通过以下四个步骤筛选数据库中1995年至2017年的文献：第一，在数据库中设定“外语教师”和“英语教师”为“任意词”搜索文献，并按时间顺序排列，获得文献近2000篇；第二，仔细、逐一阅读这些文献标题，适当浏览具体内容，删除明显不属于中小学英语教师研究的文献；第三，重新阅读每一篇文献，尤其是主题不够明确的文献，进一步删除不相关文献；第四，选取文献原出版期刊、转载期刊、转载年份、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对象等信息，通过分析这些信息确定本研究需要的文献。经过一系列的筛选工作后，得出342篇中小学英语教师研究文献。笔者在反复阅读342篇文献后，用不同形式的图表对这些文献的原出版期刊、转载期刊、转载年份、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对象等信息进行了历时和共时分析和整合，揭示其趋势性特征和研究局限，进而提出对未来教师发展和研究的启示。

二、研究发现

国外研究进展

20世纪70年代开始，规划学、地理学和管理学等领域的学者逐步对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相关问题展开了持续的研究，其中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影响因素、配置模式、设施的可达性和配置评价等方面的研究是关注的焦点。对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影响因素分析是选择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模式、进行公共服务设施规划配置的前提。FriedlyPH（1969）研究了公共投资政策选择对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状况的影响，提出收益和成本是城市公共服务设施投资配置的重要影响因素[8]。GreenhutML（1980）等人从福利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影响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因素主要有需求、成本和设施配置福利等[9]。BelerErkip（1997）等人对安卡拉城市居民对于公园和文化娱乐等公共服务设施的配置现状感知进行研究，发现服务设施的使用群体特征和需求对公共服务设施的配置有较大影响[10]。JohnICarruthe（rs2003）等人在对城市蔓延与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成本的关系研究进行总结的基础上，对美国283个郡县1982～1992年间城市发展对城市公共服务支出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城市人口密度、城市化区域范围的空间延伸、行政区域碎片化等因素对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配置有较大影响[11]。空间可达性是度量公共服务资源空间配置合理性的最有效工具之一，198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开始对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可达性类型、影响因素以及可达性测度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具有代表性的研究如：BachL（1981）对公共服务设施区位配置模型中的可达性聚合和分散问题进行了探讨[12]。英国MitchelLangford（2008）等学者运用两步移动搜寻分析方法（two-stepfloatingcatchmentareamethod，2SFCA方法），研究基于GIS可达性空间分析的交替性人口分布对公共服务设施可达性影响的测度模型，并以威尔士南部的卡迪夫地区为实证区域，检验城市里若干公共服务设施可达性的变化情况，研究结果表明分区密度模型倾向于显示可达性较低的分数，但具体模式取决于地方因素，在某种程度上还取决于模型假设和方法论[13]。RashedAl（2004）在社区正义、分布正义和社会权利的理念框架下，尝试对阻碍孟加拉国首都达卡市城市贫困地区居民获取公共服务设施的可达性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对于处于劣势地位的城市贫困阶层来说，无论是普通的基本公共服务设施还是服务于个别集团、个别阶层的公共服务设施的可达性都受到金融环境、收入、地位等方面的影响[14]。公共服务设施的可达性研究为评判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科学合理与否提供了借鉴，为公共服务设施配置评价研究提供了有力的衡量标准，随着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研究逐步进入配置后效益研究阶段，可达性的研究也日益增多。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术界开始从不同的研究视角，探讨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模式与机制。MichalosAC（1999）等人于1997年夏天对英属北哥伦比亚乔治王子城的公民信仰、对公共服务的态度和生活质量进行了调查，并运用一种简单的线性模型分析出公众对市、省和联邦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的满意度分别为32%、20%、19%，表明自下而上的配置模式优于自上而下的模式[1]。WolpertJ（2001）对纽约市非营利性公共服务设施的配置模式进行分析，发现即使是纽约市地价最高、可达性最好的地段，也可以为非营利公共服务设施提供配置的空间，但是，由于可达性和办公空间的成本约束，非营利性公共服务设施在选址方面，主要选择位于私人公司和政府机构之间的地段[15]。KeithM（2001）等人对发展中国家除政府以外的机构提供公共服务设施的“非政府、非营利”（NONPRO）机制进行研究，发现非政府的城市公共服务设施有效供给的经典模式有以下要求：协作、透明的供给记录、有责任心的建设人员、适度的设施规模、专业化的管理和外部监督[16]。Ho-SeopCha（2009）等人对城市交通设施中的公平性问题及其对现代交通设施系统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并运用地理信息系统和空间优化模型，设计了一种基于网络点集的面状交叉口模型（PINPS）来配置连续道路网附近的公共交通设施，以确保面域需求目标的完全覆盖[17]。伴随着高度的城市化，西方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配置规划、建设进入稳定发展期，城市公共服务配置研究也随之进入成熟发展阶段，学术界开始探讨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配置后续效应即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评价研究。McAllister（1976）提出在城市公共服务设施中心的设计中，规划师应当坚持公平与效率相结合的原则，并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建立了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效率与公平的评价指标，如：配置规模与空间区位的选择，他还指出，公平原则在公共服务设施的配置实践中显得更为重要[18]。NjohAJ（1994）等人从居民对于公共服务机构提供的服务设施满意度的角度，建立了一个基于服务对象满意度的城市公共服务设施提供机构的服务效率评价模型，对喀麦隆（cameroon）城市公共服务设施提供机构的服务效率进行了评价。Ko-WanTsou（2005）等人认为实现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公平配置是城市规划师要实现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目标，结合GIS和空间分析模型，提出了一种基于可达性的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空间相对公平性的综合评估方法，以建立综合平衡指数，为规划者分析现状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相对公平状况[19]。LiaoChin-Hsien（2009）等人认为一个准确的公共设施服务范围可以改善公共服务设施配置规划，他们运用GIS网络分析和空间句法来分析道路整合下公共服务设施的配置对城市环境质量的改善，提出一种基于GIS和空间句法的城市公共服务设施服务范围勘测评价方法[20]。TOMCarlson（2011）等人应用地理信息系统（GIS）创建一个选址模型，用来评价建立在华盛顿皮尔斯郡的一个社区老年人预防设施项目，结果表明，GIS技术可以用来决定确切的行程时间，同时可以促进社区预防设施选择地点的可达性和利用目标人群达到最大化[21]。

国内研究进展

受西方学术思潮和近年来我国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配置建设实践的影响，国内学者从1990年代末开始关注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研究。21世纪以来，随着“服务型”政府、“友好型”城市建设理念的流行，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研究也日益增多，研究的焦点集中于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配置现状、影响因素、规划布局、配置标准以及配置评价等方面。对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现状情况进行分析，找出现状配置中存在的问题，可以为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优化配置提供借鉴。学术界主要从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分类、空间分布、存在的问题以及对策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在空间分异研究方面，高军波（2011）等人以广州市为例，运用问卷调查法对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分布进行社会生态学分析，结果表明广州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分布的社会分异特征显著，不同阶层社会群体居住单元的公共服务设施配套及可达性存在显著差异，社区地位与城市公共服务设施供给及可达性之间呈非完全一致性[22]。应联行（2004）通过对杭州城市社区建设与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现状进行研究，发现杭州城市社区存在社区建设与规划脱节、社区建设与管理脱节、社区配套设施与需求脱节等问题，提出要加强社区规划的编制与实施[23]。李薇（2010）以社区公共服务设施为研究对象，结合北京市的案例，通过规划指标对比和现状剖析的方式，分析北京市社区公共服务设施规划指标和实际规划建设中，存在规划指标配置相对较低、针对性和前瞻性不足、缺乏公益性和便民性、规划单元与行政单元不对应以及规划、管理、执行部门分割等问题，从明确项目、统筹规划、完善机制等方面提出加强社区公共服务设施规划建设的建议[24]。李曌（2010）通过对西安市中心城区社区内为老龄人口设置的公共服务设施现状情况进行调研，提出完善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布局层次、细化项目设置、完善政策法规、推动各种政策法规的立法观念及完善老年人福利政策等城市社区老龄人口的公共服务设施配置建议[25]。对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影响因素分析是进行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合理布局规划的前提，总的来说，目前影响我国城市居住区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主要因素有地形、气候等自然因素，也有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居住区人口规模与结构等经济社会因素。吕勤（2009）根据苏州市流动人口集中居住区（集宿区）建设的不同模式，分别从使用者对设施的满意度和需求度调查以及对相关部门和集宿区管理者的调研入手，发现集宿区公共服务设施具有选择多样化、管理人性化和使用便利化等需求特征，其需求影响因素有人口结构、价值观念、收入水平和文化程度等方面[26]。张帆（2010）在对西安曲江新区公益性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现状分析的基础上，分析了西安曲江新区公益性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新区的功能分区、收入差别、消费结构和信息网络化的兴起等方面[27]。覃文丽（2011）对重庆市大型聚居区公共服务设施发展现状进行分析，发现影响重庆市居住区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因素主要有自然、社会、经济和科技因素等[28]。张少伟（2011）等通过对公共服务设施的发展、演变及组成的分析，总结了影响城市居住区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指标主要有：城镇规模、居住人口结构、居民生活水平、公共服务设施的合理规模等方面[29]。蔡靓（2007）通过阐述高科技园区的发展与公共设施配套的关系，提出影响科技园区公共设施配置的要素主要为人群要素、地方要素、发展阶段要素[30]。公共服务设施规划是决定各项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位置、设施配置数量、规模和具体设备配置的过程，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空间优化布局则是对城市公共服务设施规划进行调整的过程，可以促进城市空间结构合理调整、保证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公平合理地配置。规划学界对城市公共服务设施规划、布局的理论与方法进行探讨。在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理念方面，周志清（2008）提出城郊结合区域公共服务设施的配置应融入更多经济层面、社会层面的思考，遵循“以人为本”的配置理念，统筹的配置原则、动态的配置过程，促使城郊结合区域公共服务设施良好运营[31]。从集约用地的角度出发，通过整合完善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布局结构，可以优化城市公共资源，实现成熟公共服务设施的多样性和层级性[32]，巫昊燕（2009）等人从规划导向和规划方法两方面探讨了基于城市分级体系的公益性公共服务设施整合规划方法及其策略[33]。陈弋（2009）提出确立空间上网络化混合、功能上需求层次演进的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理念，强调从开发区不同发展阶段人群的需求层次演进出发，提供网络化、富有弹性、有机增长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体系，并以杭州湾经济开发区为例进行实证研究，引导开发区的公共服务体系沿着“公平”和“协调”的方向发展[34]。翟坤（2011）指出关注规划背后的市民精神、人文关怀，实现城市的平等与关爱，营造和谐社会，是滨海新区公共服务设施规划需强调的重要理念[35]。在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布局方法上，越来越多地注重计算机信息技术、计量数学模型和地理信息系统（GIS）的运用。伍少坤（2008）等人将基于GeoCA（地理元胞自动机）的城市扩张模型引入到传统的Location-allocation选址模型中，构建一个动态的公共服务设施选址模型框架，探索如何将选址结果建立在动态的、科学的城市形态预测基础上，促使选址结果更具有客观、先见[36]。林康（2009）等人基于所开发的公共产品空间布局决策支持系统，从定量角度深入探讨了不同布局方案所产生的空间效应，以优化公共产品的空间布局[37]。刘萌伟（2010）等人基于Pareto多目标遗传算法，构建了Pareto多目标遗传算法选址模型[38]。陈旸（2010）提出将地理信息系统(GIS)技术引入到社区体育服务中，利用GIS的空间分析与辅助决策功能进行社区体育服务设施选址和布局优化[39]。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标准和规范规定了不同层级的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类别、数量和规模等详细内容，但是不同社会发展水平、不同需求特征的公共服务设施难以用整齐划一的配置准则进行配置，因此，国内学者针对不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同需求客体的城市、居住区和社区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标准进行了广泛探讨。张大维（2006）等人在梳理了各种社区发展规划理念和居住政策导向后，从武汉市城市社区公共服务设施的配置现状和居民对其的需求现状分析入手，参照住建部、北京和上海等地的城市居住区公共服务设施的设计规范，研究了武汉市城市社区公共服务设施的规划项目、标准和实施单元，提出了具有一般意义的城市社区公共服务设施规划标准和实施单元建议[40]。王亚钧（2008）等在分析现有有关公共服务设施国家标准规范的基础上，结合北京市中心城调整优化和北京市旧城保护，促进新城发展的目标，提出了针对不同类别的公共服务设施节地标准[41]。武田艳（2011）等对各个城市居住区公共服务设施的规划标准规范的制定思路、设施种类划分、设施规划标准指标调整以及规划标准的演变历程进行详细分析，基于不同社区属性、社区居民的需求变化和需求发展趋势探讨了城市社区公共服务设施规划标准的设置准则：适用性、动态性和弹性[42]。宋岭（2011）等人通过对居住环境的需求分析，概括出以必要性、自发性和社会性活动为主的活动类型，并结合不同年龄组的居民，有针对性地探讨各自的行为方式和活动特征，在此基础上总结出住区公共服务设施的布置原则[43]。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评价研究主要有公共服务设施的价值评估、空间公平评价和设施配置质量评价等方面。韩传峰（2004）等人以城市的公共图书馆服务系统为例，给出了对城市现存的旧公共服务设施的价值进行评估的计算方法，包括标量评估计算法和向量评估计算法，并指出应用这些计算方法可以对同类型的一大类公共服务设施做出总体价值评估和详细的分类价值评估[44]。陈秀雯（2007）分析了城市居住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发展的特点和居民对居住社区内公共服务设施的需求，同时对国标和国内部分大城市的公共服务设施配建指标项目进行分析研究，构建了以居民生活质量、满足居民基本生活需求（如安全性、舒适性等）的居住社区公共服务设施性能综合评价指标体系[45]。高军波（2011）等人通过构建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分布综合公平指数模型，借助三维模拟及GIS空间自相关技术，探讨了广州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分布格局、公平性特征及其形成机制[46]。马慧强（2011）等人构建了我国市级基本公共服务质量水平测度指标体系，用熵值法对我国286个地级以上城市（除拉萨）进行系统评价，发现我国城市基本公共服务质量总体不高，空间差异明显；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与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呈正相关，与城市规模存在对应关系且服务质量较高的城市呈“群”状分布[47]。

结论与展望

通过分析国内外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主要研究内容与方法，发现国内外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研究主要集中于规划学、地理学和管理学等领域。国外学者关注的重点在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影响因素分析、配置模式总结、设施可达性研究和公共服务设施配置评价研究等方面；而国内相关学者主要关注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现状分析，探讨现状配置中的问题与公共服务设施的配置影响因素、设施规划布局、设施配置标准的制定和设施配置评价研究等。对国内外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流程进行总结，发现城市、居住区和社区各种类型的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流程大致一致，可以划分为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现状分析—设施规划布局—设施的管理—设施配置评价四个环节，但对于新建城市居住区、社区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流程和对已建城市公共服务设施进行优化配置的流程又稍有不同（图1）。国内外学者针对这四个环节选取不同的城市和不同的公共服务设施类型展开了一系列定性、定量的研究，取得了明显进展（表1）。总体而言，经过大半个世纪的研究，国外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理论体系已经相当完善，相关的配置模型方法也层出不穷。而我国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研究起步较晚，在CNKI数据库检索“公共服务设施”，可以看到国内关注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研究始于1998年号敏惠对于铁道小区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标准及其准则的制定研究[48]。虽然刚经过10余年的发展，我国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研究的配置理论与方法均不如西方完善与娴熟，但从一开始的简单借鉴国外研究理论、研究方法逐步发展到尝试立足我国国情，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理论体系，相关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然而，目前我国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配置研究一般只关注发达地区、大城市的公共服务设施配置，实证研究的地区和数量有限，也尚未形成较为系统与成熟的理论与研究框架。而且，近年来，我国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研究似乎遇到瓶颈了，相关理论研究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此外，由于用于深入研究的基础数据资料很难获取，无法进行深入研究，短期内的研究方法也无法突破。基于以上不足，展望未来，我国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后续研究应注意拓宽研究案例城市、居住区与社区的类型和规模；逐步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理论体系；创新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方法研究和关注数字城市背景下的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研究。（1）拓宽研究范围。西方高度城市化使得人口主要集中于大都市地区，而我国国土面积辽阔，且城市化进程还处在加速发展阶段，城市规模等级结构呈“金字塔形”，大城市在城市总数中只占很小的部分且集中分布于沿海发达地区。相反，在我国广大的中西部、内陆地区还有相当数量的中小城市。拓宽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研究的案例城市及其居住区和社区的类型、规模，扩大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实证研究数量，一方面可以从横向上对我国不同地域、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城市公共服务设施进行更为全面的了解；另一方面也可以从纵向上对我们不同规模等级的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配置进行深入研究，为构建具有我国特色的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理论体系提供足够的实证研究。（2）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理论体系。为广大城市居民提供各种类型的公共服务设施是城市的基本职能之一。一方面，由于我国与西方国家不处于相同的城市发展阶段，且我国与其它国家的国情不尽相同，一味借鉴国外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配置理论，对于指导我国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配置建设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另一方面，经济社会转型与快速的城市化为我国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理论研究提供了丰富而必要的实践基础，逐步建立适合我国城市发展特色的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理论体系，将是未来我国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研究趋势。（3）创新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方法研究。从表1的对比可以明显看出，无论在数量方面还是质量方面，国内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方法论和技术手段研究均显不足。国内多数学者还是以采用定性案例分析或者简单的“统计性描述”为主，研究数据的获取上以统计资料和国家标准为主，在研究线路上则主要以演绎方法居多，且很多配置模型都直接借鉴国外研究成果，缺乏自主创新。随着研究主体的微观化，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研究应该逐步转向定量模型的改进或者行为主义等微观层次，同时，综合借鉴工程技术等其它学科的研究方法与技术，完善我国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方法体系。（4）关注信息技术下的数字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研究。进入信息时代以来，互联网深刻地改变着城市规划、城市发展方式，整个城市的居住区和社区通过信息网络联系起来，这也改变了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与公共服务设施的配置模式。为了更好地与时代接轨，与居民公共服务设施需求的时代特征相吻合，关注信息技术下的数字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研究将成为数字城市规划背景下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研究方向之一。

在充满生机的21世纪，信息、生物技术、能源、环境、先进制造技术和国防的高速发展必然对材料提出新的需求，元件的小型化、智能化、高集成、高密度存储和超快传输等对材料的尺寸要求越来越小；航空航天、新型军事装备及先进制造技术等对材料性能要求越来越高。新材料的创新，以及在此基础上诱发的新技术。新产品的创新是未来10年对社会发展、经济振兴、国力增强最有影响力的战略研究领域，纳米材料将是起重要作用的关键材料之一。纳米材料和纳米结构是当今新材料研究领域中最富有活力、对未来经济和社会发展有着十分重要影响的研究对象，也是纳米科技中最为活跃、最接近应用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纳米材料和纳米结构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例如，存储密度达到每平方某时400G的磁性纳米棒阵列的量子磁盘、成本低廉、发光频段可调的高效纳米阵列激光器、价格低廉高能量转化的纳米结构太阳能电池和热电转化元件、用作轨道炮道轨的耐烧蚀高强高韧纳米复合材料等的问世，充分显示了它在国民经济新型支柱产业和高技术领域应用的巨大潜力。正像美国科学家估计的“这种人们肉眼看不见的极微小的物质很可能给予各个领域带来一场革命”。纳米材料和纳米结构的应用将对如何调整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的布局、设计新产品、形成新的产业及改造传统产业注入高科技含量提供新的机遇。

研究纳米材料和纳米结构的重要科学意义在于它开辟了人们认识自然的新层次，是知识创新的源泉。由于纳米结构单元的尺度（1～100urn）与物质中的许多特征长度，如电子的德布洛意波长、超导相干长度、隧穿势垒厚度、铁磁性临界尺寸相当，从而导致纳米材料和纳米结构的物理、化学特性既不同于微观的原子、分子，也不同于宏观物体，从而把人们探索自然、创造知识的能力延伸到介于宏观和微观物体之间的中间领域。在纳米领域发现新现象，认识新规律，提出新概念，建立新理论，为构筑纳米材料科学体系新框架奠定基础，也将极大丰富纳米物理和纳米化学等新领域的研究内涵。世纪之交高韧性纳米陶瓷、超强纳米金属等仍然是纳米材料领域重要的研究课题；纳米结构设计，异质、异相和不同性质的纳米基元（零维纳米微粒、一维纳米管、纳米棒和纳米丝）的组合。纳米尺度基元的表面修饰改性等形成了当今纳米材料研究新热点，人们可以有更多的自由度按自己的的意愿合成具有特殊性能的新材料。利用新物性、新原理、新方法设计纳米结构原理性器件以及纳米复合传统材料改性正孕育着新的突破。

1研究形状和趋势

纳米材料制备和应用研究中所产生的纳米技术很可能成为下一世纪前20年的主导技术，带动纳米产业的发展。世纪之交世界先进国家都从未来发展战略高度重新布局纳米材料研究，在千年交替的关键时刻，迎接新的挑战，抓紧纳米材料和柏米结构的立项，迅速组织科技人员围绕国家制定的目标进行研究是十分重要的。

纳米材料诞生州多年来所取得的成就及对各个领域的影响和渗透一直引人注目。进入90年代，纳米材料研究的内涵不断扩大，领域逐渐拓宽。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衔接十分紧密，实验室成果的转化速度之快出乎人们预料，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都取得了重要的进展。美国已成功地制备了晶粒为50urn的纳米Cu的决体材料，硬度比粗晶Cu提高5倍；晶粒为7urn的Pd，屈服应力比粗晶Pd高5倍；具有高强度的金属间化合物的增塑问题一直引起人们的关注，晶粒的纳米化为解决这一问题带来了希望，纳米金属间化合物FqsAJZCr室成果的转化，到目前为止，已形成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几家纳米粉体产业，睦次鹦米氧化硅。氧化钛、氮化硅核区个文的易实他借个缈阳放宽在纳米添加功能陶瓷和结构陶瓷改性方面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根据纳米材料发展趋势以及它在对世纪高技术发展所占有的重要地位，世界发达国家的政府都在部署本来10～15年有关纳米科技研究规划。美国国家基金委员会（NSF）1998年把纳米功能材料的合成加工和应用作为重要基础研究项目向全国科技界招标；美国DARPA（国家先进技术研究部）的几个计划里也把纳米科技作为重要研究对象；日本近匕年来制定了各种计划用于纳米科技的研究，例如Ogala计划、ERATO计划和量子功能器件的基本原理和器件利用的研究计划，1997年，纳米科技投资1．28亿美元；德国科研技术部帮助联邦政府制定了1995年到2010年15年发展纳米科技的计划；英国政府出巨资资助纳米科技的研究；1997年西欧投资1．2亿美元。据1999年7月8日《自然》最新报道，纳米材料应用潜力引起美国白宫的注意；美国总统克林顿亲自过问纳米材料和纳米技术的研究，决定加大投资，今后3年经费资助从2．5亿美元增

随着现代免疫学、冷冻生物学、分子生物学的发展，冷冻保护剂、免疫抑制

剂的应用以及注重移植结构及功能的完整。冷冻保存同种异体静脉无论是基础研究

还是临床实践都获得相当经验，但存在移植物再狭窄及替代小口径动脉(＜2mm)

失败率高的缺点。近年来，有关动脉作为血管替代物逐渐被重视，取得一些进展

，但尚需继续长期地探索和实践。

1血管移植免疫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