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范式范文10篇

内容摘要：本文根据库恩范式概念的内涵，分析了当前三农研究范式危机的原因和类型、进行范式依赖的必要性和方式以及范式转换的重要意义。关键词：三农研究；范式危机；范式依赖；范式转换三农问题指涉的事实在不断变化之中，而不同研究者研究的事实之为事实又并非那么类同而简单的事情，加之三农研究涉及的是一个多维复杂多变的系统，在当前三农研究成为所谓的显学状态下，研究者都有各自研究和表达的权利，如何把握三农之真实的互动确实涉及到了三农研究的范式问题，本文将从范式的方法论上提供一些思考。一、三农研究的范式危机范式是托马斯．库恩科学哲学的重要概念，与范式密切相关的科学共同体和不可通约性也是库恩理解科学本质和科学进步的重要命题。库恩将凡是具备两个特征的成就称之为“范式”：它们的研究空前地吸引一批坚定的拥护者，使他们脱离科学活动的其他竞争模式；同时，这些成就又足以无限制地为重新组成的一批实践者留下有待解决的种种问题。[1]库恩的范式源自对自然科学史的研究，但是这一概念同样适用于社会科学，而且库恩在解释解读科学文本的不可通约性时也认为，作为人类实践活动的科学活动是“一种人文事业”，它本身就是不断生成和变化的理解文本。狄尔泰认为社会科学指涉的人类生活具有一种时间的结构，韦伯在《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中的“客观性”》一文中指出：社会科学的对象是文化事件，文化事件的规定包含价值和意义两种基本要素。[2]库恩范式基本上是反对本质主义的，它既指科学共同体的共有信念，同时它也是富含实践智慧的去形而上又去纯粹经验的一种方法论，它将范式置于优先地位，它符合西方哲学从对实在的关怀到对实在知识的关怀，再从对知识的关怀到对寻求实在知识的正确方法关怀的转向，它将科学研究截持在本体与主体间性关系既非深层又非浅表的时空上，所以，无论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共性，还从社会科学区别于自然科学的特点看，库恩范式更符合社会科学研究的本质和发展规律。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还界定了范式的一般含义，与此相对应，三农研究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部分，其应有的研究范式即是三农研究人员对三农研究所共同接受的信念、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和基本技术方法的一种互动体系。库恩范式对三农研究仍具体理论和实践意义，但按照库恩范式的标准来衡量，当前中国三农研究是存在一定程度的范式危机的。三农问题难以解说的现状是三农研究范式危机的总体表现，面对问题的竞争性意见，人们甚至开始反思，三农研究的某种方式是否是科学的，或者说三农研究的科学意义是什么？这些问题似乎超过了三农研究的范围，在库恩范式的范畴下分析，三农研究的范式危机具体表现在多方面和多重意义上。学科的范式危机。三农研究不象一个完整的学科，是一个多科学，甚至是一个边缘的研究，三农研究的对象和领域几乎随处可得，三农研究也只是因为当前三农问题的升温而热了起来，三农研究本身缺乏一个完整的学理规范，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政治学、管理学等等都可以问事于三农。对三农中某一具体的现象研究时，也没有单一的范式。有时甚至出现众说纷纭的乱象。方法的范式危机。实证的方法、规范的方法、各种经验技术性方法都可用在三农研究上，面对活跃变化的三农，在一个宽泛的时间段内反观，诸多方法都有令人质疑的地方。有些所谓计量或调查的方法应用于三农研究，还很难说是方法论的创新，只能说是一种新式工具的应用。对这些具体方法掌握不透时，会出现明显虚假的实证，还很难从范式的视角上去把握三农实证研究的真谛。理解的范式危机。这是三农范式危机的主要方面，以上两个方面都是三农范式危机的表面形式，理解的范式危机更符合库恩范式的概念。三农研究只是缘引多学科范式成就进行的，对同一问题和现象的解说存在不同的范式竞争，甚至出现各说各话的现象，使得经验资料独立于研究者而存在似乎成为一个永恒的问题，这也是范式自身悖论的一种表现。三农研究的范式危机还表现在，三农研究不像自然科学，也不像其他的一些社会学科那样具有自明的实在性，即便形成了某种共同体，这种学术共同体的研究扩展到真实世界中去也存在问题，而难以做到理论范式与事实范式的融合，比如当我们研究三农问题时，我们自以为如此，但我们所研究的三农对象的行为果真如此吗？而且，三农研究还没有象自然科学范式的有效解释和应用那样，让世界在范式下动起来，范式理论的反映与真实世界范式还难以一致激活。三农研究还未能达至自己的研究成果。三农研究没有一个较有影响的共同体，即便有一些共同体，这些共同体的规模也不是很大，很难形成广泛成就性影响。存在三农研究范式危机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三农研究属于社会科学，社会科学的特点和范式的内涵决定了三农研究不成熟阶段的范式危机。其次，三农研究的涉及面太广，面对宽泛的对象研究，一时间要想有一个统一的范式显然不可能。研究人员会从农民、农业和农村的不同维度来看待三农问题，有人会从农民收入问题进行分析，有人会把三农看着是农民权益问题；有人会从演进的方式分析三农问题，有人则会从建构的角度进行分析；有人从国家视角解读三农问题，有人则从公民社会的发育不足来进行诠释；即便从国家视角进行分析，有人会特别强调国家功能，有人则注重国家型态的变化和结构的合理转换。第三，现实社会的快速变化，急切地催逼对旧范式拒斥和新范式的出现，而新范式又迟迟不来，这是由社会事件类比和重复性问题引起的困境。第四，还有意识形态的干扰，即是一些规则超越范式形成的干扰，三农研究多是前置性问题遮蔽型研究，在范式本身匮乏的情况下，潜意识规则就会大肆侵入。比如农村治理应该是一个很好的话题，但一些研究者彻头彻尾地用政府计划管制的思维来研究；又如关于农民组织的问题，一些学者只从所谓仁慈的角度去思考弱势的农民需要组织，甚至会出现“组织农民农民怕，农民组织政府怕”的境况。等等问题不一而足。第五，尽管一些三农研究是以某种范式作支撑的，但是这种研究范式并不那么明显。当前三农研究并非是完全处于前范式阶段，而是同时具有前范式和需要范式革命某些特征。三农范式危机的状况总的来说，有利也有弊。范式危机可以说是一个非垄断性学术氛围的结果，有利于学术观点的竞争，但是如果所指同一问题的竞争观点久久不能归一，那么每一个竞争性的东西都难以说是成熟的科学，培根也说过，真理从错误中比从混乱中更容易获得。另外三农研究的范式危机也多少是在中国社会具备一定程度的后现代性的情况下发生的，这与不存在单一范式的社会分化发展相吻合，但是在多元和多样性的情况下，寻求挑战性的新范式的冲动仍然很强烈，追求三农共识性研究仍然让人激动不已。二、三农研究的范式依赖科学研究需要在已有的研究成果即范式理念上进行，同时也使研究囿于共同体内，有利于解谜活动的进一步完备。无论研究是处于常规科学阶段还是需要进行科学革命，都是在依托一定的范式下进行的。研究者常常是在强把大自然塞进由专业教育所提供的概念箱子里方式下训练而成的。库恩认为科学家不能拒斥范式而仍然是科学家，他们可以拒斥旧范式，但又必须同时接受一个新的范式，因此对于科学家和一般的研究人员来说，依赖范式是必须的。从广义来讲，寻找一种观念依托即是范式依赖，这种观念依赖已经内化为人类基因的本能之中。其实如果没有范式的指引，我们根本不会把一些事实当作问题，另外我们能够发现事实和问题，也是因为有范式的潜在影响的。当前三农研究并非是完全处于前范式阶段，而是同时具有前范式和范式革命某些特征，这主要是因为三农研究仍然是依赖了某种小范围的范式。三农研究范式依赖的意义：使三农研究成为一个富有成就的常规科学，在范式的指引下解释问题，并应用于三农研究的社会活动之中。并以此为基础通过范式转换的科学革命来实现三农研究向另一阶段常规科学的过渡。尽管作为专门的三农研究人员来说，不必过多地思考方法论上的问题，向其追问三农研究的目的和方法也似乎超出了其研究范围，但是不管怎样，任何研究人员要想进入三农研究方面，就得进入某种范式状况，要想进行范式革命也得以此为基础。具体研究三农问题时的范式依赖形式有：一、单一范式的借用。尽管三农研究还存在某种程度的范式危机，但是我们还是有可供选择的社会科学的研究单一范式的。这是一种对既存范式的类比依赖，或者说是范式在三农研究中的解谜应用，而这种解谜应用是不知足的。二、对不同范式的比较依赖。因为三农研究并非处于完全的前范式状况，它有一些成形的范式可以应用，不同的成形范式可以指向三农研究，而这种不同范式的共同指向又具有显明的前范式特点，必须进行比较应用。三、不同范式的组合依赖。范式的组合依赖适合三农问题多样化分析，这种依赖有利于既关注个体又关注整体的研究。范式依赖对三农研究也存在一个悖论性影响。一方面因为范式是一种前理解，范式依赖使得事件有意义，它对研究有一种指引的作用，而前理解范式的形成也是因本体诠释时的原初事件的显明而来的，范式的作用表现为事件突现----形成思维系统（前理解）----多事实映证（常规科学）----反常事实的激发的循环过程之中。另一方面范式依赖也会让人有戴着一副有色眼睛的感觉，防碍人们获得较为中性的观察，使得搜索事实的“无污染知觉”不大可能，事实上任何的观察都不可能是在一张白纸上去画画，如果真是一张白纸，可能就等同于白痴，他会对一切事实无知。这样就要学会韦伯所说的价值无涉，同时在范式的依赖下，给自己的思想留下一片自由的空间也是很重要的，当然仍然要让范式优先，这样才具有科学性，这也是范式依赖时应当注意处理的关系。总之，我们在依赖范式进行三农研究时，一定要面向对象，面向真实的场景，当然在这个过程中，经验并不等于范式，范式也不应干扰经验的再生。特别是在快速变化的社会，我们对所依赖的历史范式应该持过多的怀疑。比如我们在对三农问题进行个案研究或区域比较时，我们就应该得出三农问题的异质性与同质性，而不应该迂腐地将三农研究局限在自认为的范式上。三、三农研究的范式转换范式危机、范式依赖和范式转换是从范式作用的不同阶段分析范式形态的特征，三者之间其实是相互联系和互为因果的，范式依赖是范式转换的前提，如果不先存一种范式，何以进行科学革命的范式转换，有范式依赖的基础，也容易实现范式的团体性转换。依赖范式是为了更好地研究，范式指引下会使研究更加精致，但是从认识的发展来看，任何一种范式都会沦为被抛弃的地步。范式转换因人因事因时而变，在需要转换时而不知转换，就会要么不知着落，要么陷入读书陷阱和知识的负担之中不能自拔。库恩范式不仅强调不可通约性的范式，而且库恩后期还强调语言的不可通约性。库恩的范式并非完全是唯心的相对主义观，库恩范式的格式塔式的转换是人与物互通的结果。因为三农研究存在明显的范式危机，又因为三农研究范式依赖的非常规科学的特征，所以范式的转换和新范式的确立是三农研究应当突出关注的问题。当今三农研究存在前范式类的纷争，我们所说的需要三农研究范式的转换并非指既存范式的整合，整合难以解释范式的不可通约性，更难以体现科学革命的彻底性，即便与老范式存在概念语言等形式上的类同，新的范式在观念视角方面则发生了不可通约性的变化，这是范式转换的本质特点。竞争性范式的消解，也即是事实与理论的深入同化，范式转换是不拘泥于否定的抛置性否定，范式的包容性体现在转换之中，而决不是新范式对旧范式有任何包容的意图。库恩范式革命的意义在于鼓励超越范式本身，但它最终将范式超越的无限层次包裹在一起，实现范式思维下的超越超越再超越。由于处处都有反常，因此存在三农研究的范式危机，所以需要范式转换而在某些方面达致统一，即便三农研究处于成熟的常规科学阶段，也会有反常的出现，而需要实现从旧范式向新范式的转换。范式既是一种共有信念，也是一种科学研究的方法。因此，范式的转换既是观念的转换，同时也是方法的转换。三农研究范式的转换也是指两者合二为一的同步转换。方法是依赖于范式中的元理解而设计的，通过方法获取观察事实是一个事情显现的闭合过程，在此过程中，反常会触发新的元理解和对应的新方法，使得范式进入另一有效的轮回之中。本文并不指定三农研究范式转换的具体方向，因为一旦这种方向已经明了，何来范式危机的持存和始终保持危机意识的觉醒呢？本文只是特别提示三农研究需要新范式的出现，需要特别的个人在非连续非累积的情况下“悟出”一个新的系统来，并且需要符合理论与事实的一般范式的映照规律，形成能够解说和应用的三农研究范式，并将此范式与共同体一起做大做强。参考文献：[1]（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9月。[2]（德）马克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9月。

内容摘要：本文根据库恩范式概念的内涵，分析了当前三农研究范式危机的原因和类型、进行范式依赖的必要性和方式以及范式转换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三农研究；范式危机；范式依赖；范式转换

三农问题指涉的事实在不断变化之中，而不同研究者研究的事实之为事实又并非那么类同而简单的事情，加之三农研究涉及的是一个多维复杂多变的系统，在当前三农研究成为所谓的显学状态下，研究者都有各自研究和表达的权利，如何把握三农之真实的互动确实涉及到了三农研究的范式问题，本文将从范式的方法论上提供一些思考。

一、三农研究的范式危机

范式是托马斯．库恩科学哲学的重要概念，与范式密切相关的科学共同体和不可通约性也是库恩理解科学本质和科学进步的重要命题。库恩将凡是具备两个特征的成就称之为“范式”：它们的研究空前地吸引一批坚定的拥护者，使他们脱离科学活动的其他竞争模式；同时，这些成就又足以无限制地为重新组成的一批实践者留下有待解决的种种问题。[1]

库恩的范式源自对自然科学史的研究，但是这一概念同样适用于社会科学，而且库恩在解释解读科学文本的不可通约性时也认为，作为人类实践活动的科学活动是“一种人文事业”，它本身就是不断生成和变化的理解文本。狄尔泰认为社会科学指涉的人类生活具有一种时间的结构，韦伯在《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中的“客观性”》一文中指出：社会科学的对象是文化事件，文化事件的规定包含价值和意义两种基本要素。[2]库恩范式基本上是反对本质主义的，它既指科学共同体的共有信念，同时它也是富含实践智慧的去形而上又去纯粹经验的一种方法论，它将范式置于优先地位，它符合西方哲学从对实在的关怀到对实在知识的关怀，再从对知识的关怀到对寻求实在知识的正确方法关怀的转向，它将科学研究截持在本体与主体间性关系既非深层又非浅表的时空上，所以，无论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共性，还从社会科学区别于自然科学的特点看，库恩范式更符合社会科学研究的本质和发展规律。

摘要：本文在文献梳理的基础上，结合实践观察，回顾实用观和体验观两种对立研究范式，探讨不同消费观念的哲学基础，以及当代消费者研究领域内的体验的转向，并对体验转向的演变进行分析和述评。对研究范式的分析和述评能帮助研究者清晰界定不同的消费观念，从不同视角理解人的消费行为，有助于管理实践者理解消费的性质和动态。

关键词：消费研究范式；范式转向；实用性消费；体验性消费

在当代商品化社会里，消费无处不在。我们为整理文件而购买一盒燕尾夹，为消遣娱乐而花费不菲的价格购买迪士尼门票，为身份和体面而购买名牌衣服和包，为结婚而购买上好的戒指，也为好友相聚而购买可口的茶点。显然，以上这些不同的消费行为，具有不同的意义。购买燕尾夹，是为商品的功能性；迪士尼门票则是为了身心的放松、感官的享受；名牌衣服和包则是为了炫耀自己的身份和地位，让自己显得高人一等或不那么掉价；而戒指，则是一种符号或标志，告诉别人自己已婚了；好友相聚的茶点酒品则是一种满足人的社交和交流需求的媒介，使人融入特定的团体或社区。消费研究领域已有具体概念阐释上述各类消费现象，可分别称之为实用性消费、体验性消费、区分性消费、符号消费和趣味性消费。这些不同的概念，表征着学者试图从不同的视角理解人的消费行为，蕴含着从实用观向体验观研究范式转向的思想。本文在国内外现有研究文献的基础上，结合实践观察，试图探讨以下几个问题：首先，回顾消费者研究领域中的实用观和体验观两种对立研究范式，探讨其哲学基础，以深入理解人的消费行为。其次，简述这种转向的历史演变以及这些趋势对当代消费社会的影响和作用。本文对消费范式的梳理和述评，能帮助研究者清晰界定不同的消费理念，从不同视角理解人的消费行为，并为企业如何合理区分不同类型的消费者提供支撑。

一、消费的实用观和体验观转向

在当代消费领域中，依据对商品的认识，存在两种对立的研究范式：一是实用观，它关注商品的工具性或实用性功能，如订书机的功能就是把文件订起来；二是体验观，它关注产品所提供的享乐、游玩、审美、刺激、象征等愉悦品质的价值，如跑车、休闲、画展、跳伞等。实用观将消费对象作为人类改造自然的工具，强调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对立，是主体对客体的外向性行为，以哲学中的实在论为基础，注重消费对象的实质属性。而体验消费观，则将消费目的指向人本身，愉悦人的情感，助其满足对新奇性、刺激性、情感性、回忆性以及象征性的需求。这种观点是自尼采伊始的人的转向的延续，即将关注重心回到人本身，以哲学中的意向论为基础，强调人的主体能动性，人对消费对象的意义赋予和操纵。1.消费的实用观传统的实用观认为消费者对于产品价值的界定在于效用的最大化，强调产品实质属性的表现（Hirschman&Holbrook,1982），主要利用产品特性或产品效用方面的价值（Bettman,1979），认为消费者均理性地将产品作为实现其生活和工作目标的工具和手段，这种目标既可以是一些实用性目标，如填饱肚子，御寒等，也可以是一些社会性目标，如赢得他人的承认、接受或羡慕、取得社会地位等。这种研究视角以个人或家庭为研究单位，强调个体理性，认为个人或家庭行动者具有自主性，在理性算计的基础上做出消费选择。主要代表有“消费者决策过程模型”（Nicosia,1966）、“家庭决策制定模型”（Sheth,1974）、“信息处理模型”（Bettman,1979）与顾客行为模型（En-geletal.,1995）等。这些模型以系统性的观点，将消费行为视作一种解决问题的理性过程：先确认需求，接着处理信息，再评估方案，最后制定购买决策等。消费者在整个过程中均以理性人出现，将商品的有形品质及其实用性作为价值的主要形式（Hirschman&Holbrook,1982）。显然，实用观的工具理性消费范式留下了许多解释盲区（Sheth,1979），无法解释一些自目的性、满足情绪需要（emo-tionalwants）的消费现象，如各类趣味性的休闲活动、感官愉悦、白日梦、审美消费以及消费过程中想象的、情绪的和鉴赏性（appreciative）体验等；也无法解释以群体为单位的群体性、聚众性消费行动，如狂欢节、节日聚会等。为克服信息处理主导研究范式所预设的消费者工具理性的局限，在消费者行为研究领域出现了“体验的转向”（ExperientialTurn）（Jantzen,Lindberg&Østergaard,2015）。2.消费的体验观转向Kotler和Levy于其1969年的著作《拓宽营销的概念》中，将体验消费现象纳入营销范畴。此后，体验和享乐性价值不断获得消费研究学者的认可。Kotler（1972）认为，“营销人员的责任在于创造有吸引力的价值”，而“价值是完全主观的，其值如何仰赖于消费者如何理解和认知该商品”，如同产品的物质实体一样，产品的美学和无形特征也可以产生消费价值，这也正是Hirschman和Holbrook（1981）组织的“消费者美学与符号消费”第一次营销大会的主题。消费者创造消费意义和价值的主体性开始获得研究者的认可，市场研究不再局限于传统产品如肥皂、豆类罐头和刀具等，参观博物馆或歌剧欣赏、冒险、游戏等亦成为合理的研究课题。不久之后，Holbrook和Hirschman（1982）发表了他们里程碑式的文章：“消费的体验方面”。Holbrook等人从精神现象学出发，以意向性认识论为基础，提出了消费的“体验观”。他们将消费者作为商品的感知者以及思考者（Addis&Holbrook，2001），而不仅仅是使用者；认为消费是一种伴有各种象征意义、享乐回应和审美标准的主观意识状态，以满足消费者精神上的需求（Hirschman&Holbrook,1982）。相较侧重消费对象实质属性的实用观，体验观强调消费者对于消费对象的主观、个人化的体验和感受，探求消费者对产品符号、美学、意象和幻想意义的反映，注重感觉和乐趣，关注消费对象的象征性品质，而非其有形的物理构成，重视对多感官体验的研究（Addis&Holbrook，2001）。体验观认为所有商品，无论多么平凡，都可以具有符号/象征意义（Levy,1980）。所以，像骑单车和滑雪活动等，消费者均可主观施加象征品质（symbolicqualities）于其上。可见，体验观扩大和补充了以理性为基础的实用观消费模型。体验的转向表征了消费研究领域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以及研究焦点的演变，反映了对消费意涵认识上的转向。过去，消费一词一直被定义为消耗、浪费、挥霍，被理解为一种经济损失，是对物质实体的消耗。体验观的转向，大大拓展了物的本体，物不再仅仅是其实质构成，还包括其所蕴含的文化意义。体验视阀下的消费，正如波德里亚在其《物体系》所述，是“一种系统化的符号操作行为”。

二、消费研究范式的演变

只要现代性理论以反思哲学的基本概念，诸如认识、意识和自我意识等，作为自己的取向，那么，它就与理性或合理性概念之间有着一种显著的内在联系。但它和实践哲学的基本概念，诸如行为、自我生成以及劳动等之间的关系就没有这么简单了。虽然，在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理论当中，实践和理性，生产活动和合理性等概念的规范内涵仍然还有着不易发觉的盘根错节的联系。但是，这一联系到了20世纪20年代已有所松动：此时此刻，葛兰西、卢卡奇、科尔施、霍克海默和马尔库塞一批理论家批判第二国际的经济主义和历史客观主义，主张恢复物化批判原初所具有的实践意义。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分裂出了两种不同的路线：一条继承了马克斯?韦伯的传统，另一条则受到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影响。青年卢卡奇和批判理论把物化理解为合理化，并从唯物主义的角度接受了黑格尔的思想，提出了一种批判性的合理性概念，而且，他们没有为此而动用生产范式。

相反，早期马尔库塞和晚期萨特则更新了已经失去活力的生产范式，为此，他们根据胡塞尔的现象学解读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并阐述了实践概念的规范内涵，而且，他们没有为此而诉诸于合理性概念。只有在完成从生产活动向交往行为的范式转型，而且，交往理论还要完成对生活世界概念（自从马尔库塞讨论哲学劳动概念的文章发表之后，生活世界概念就不断重新融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概念）的重建之后，上述两个传统才能汇合到一起。这就是说，交往行为理论在实践和合理性之间建立起了一种内在联系。它所研究的是日常交往行为实践的合理性假设，并用交往理性的概念探讨了以沟通为取向的行为的规范内涵。这种范式转型的动因主要在于，社会批判理论的规范基础不能单纯依靠某一个传统。我在其他地方已经了韦伯式马克思主义的困境。现在，我想讨论一种试图根据现象学来更新生产范式的马克思主义的困境。为此，我选择了布达佩斯学派的两个代表人物作为讨论对象。具有反讽意义的是，晚期卢卡奇还曾为人类学转向和复兴作为“日常生活世界”的实践概念铺平了道路。

胡塞尔在分析生活世界时引入了实践这一建构性的概念。但他从一开始就不是依靠马克思主义的原始问题。这一点在以下例子中反映得非常清楚：由伯格（Berger）和卢克曼（Luckmann）（在舒茨的基础上）和海勒（Heller）（在卢卡奇的基础上）各自独立发展起来的生活世界理论，显示出了惊人的相似性。两种理论的核心范畴都是客观化概念：“人的表达具有客观化的能力。也就是说，人的表达表现在人类活动的产物当中，无论是对于劳动者，还是对于作为共同世界组成要素的其他人而言，这种产物都是可以把握住的”。

“人的表达”用英文来说是“humanexpressivity”，所涉及到的是被泰勒追溯到赫尔德的关于创造和教化的表现主义模式，这种模式通过黑格尔、浪漫派当然还有费尔巴哈一直传续到了马克思。这种本质力量的外化和占有模式，一方面是来源于亚里士多德形式概念的动态化——个体通过他自身的生产活动展示出他的本质力量；另一方面，又得益于反思哲学对于亚里士多德主义形式概念与审美形式概念的调和——主体性外化自身的对象化活动，同时也是一种有意识的创造活动和一种无意识的教化过程的符号表达。因此，艺术天才的创造性堪称这样一种活动的典范，在这样活动当中，自主性和自我实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而让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无论在面对外在自然或内在自然时都失去了暴力特征。伯格和卢克曼把这一观念和胡塞尔超验意识建立世界观的创造性结合了起来，而且，根据以下模式来把握社会再生产的过程：“人类活动外化的产品获得客观性的过程，……就是客观化的过程”。但对象化表明的只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外化、客观化、占有和再生产这一循环过程中的一个环节。而在这个循环过程当中，创造性活动和社会化主体的教化过程是融为一体的：“社会是人的活动的产物；社会是一种客观现实性。人是一种社会的产物”。

由于这种生活世界的实践在意识哲学当中仍然被解释为一种先验主体性的劳动，所以，它的内部仍然包含着自我反思的规范性。在意识的形成过程中，在结构上就存在着一种错误的可能性：把自身的劳动具体化为一种自在（An-Sich）。与费尔巴哈的宗教批判、康德的先验表象批判一样，晚期胡塞尔在他的科学批判中也运用了这种思想框架。所以，伯格和卢克曼才顺利地把胡塞尔的客观主义概念与物化概念联系起来：

“物化是关于人的产物的观念，仿佛它们不是人的产物，而是其他什么东西：自然决定性、宇宙法则的结果或神圣意志的启示。物化暗示着人会忘记他自己才是人类世界的起源，而人对他作为生产者与产品之间的辨证法也失去了意识。按照定义，物化的世界就是一个非人化的世界。人把这个世界体验为陌生的事实，一个人无法驾驭的异化产物。人没有把这个世界体验为自身生产活动的先验产物”。

【摘要】目的分析与探究在儿科护理管理中使用风险防范式护理的应用价值。方法选取本科室就诊的96例患儿为研究对象，随机将其分为护理组和常规组，各48例，常规组进行传统护理管理，干预组实施风险防范式护理，对比2组护理风险及护患纠纷的发生情况。结果结果显示，干预组患儿风险事件的发生情况和纠纷事件的发生率均少于常规组，P＜0.05，有统计学意义。结论在儿科护理管理中进行风险防范式护理科有效降低风险事件的发生，同时可有效减少纠纷事件的发生。

【关键词】儿科护理管理；风险防范式护理；护理效果；纠纷事件

儿科是医院中非常重要的科室之一，是一个预防与治疗，并保证儿童身体和心理正常发育的综合学科[1]。儿科护理工作具有风险大、难度大，极易出现纠纷和投诉事件。本研究主要以96例患儿为研究对象，分析对其实施风险防范式护理管理的临床效果。

1资料与方法

1.1患儿资料。选取本科室儿科2017年1月至2018年1月收治的98例患儿为研究对象，随机将其分为护理组和常规组，各48例，常规组患儿男女比例为25:23，年龄范围在1至12岁之间，平均年龄为（4.36±3.22）岁，主要患病类型为消化系统疾病、神经系统疾病及呼吸系统疾病，患病人数分别为18例、16例和14例；护理组患儿男女比例为25:23，年龄范围在1至12岁之间，平均年龄为（4.15±3.48）岁，主要患病类型为消化系统疾病、神经系统疾病及呼吸系统疾病，患病人数分别为17例、14例和17例。对比2组患儿基本资料，P＞0.0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1.2护理方法。对照组采取传统护理管理模式,未对可能出现的风险进行评估。研究组开展风险防范式护理干预,具体方法如下。1.2.1护理风险评估。组建护理防范小组,组员将循证医学作为工作基础,通过查阅资料结合临床的方式评估儿科常见的风险问题,组内讨论后进行总结。本次评估发现,儿科护理事件的主要风险因素包括:(1)医嘱执行风险;(2)技术操作风险;(3)患儿自身潜在风险。针对上述风险因素,制定出针对性的预防措施,以便降低护理风险事件的发生率。1.2.2护理风险管理的实施方法。医嘱执行风险:强化医生、患儿家属与护士间的沟通,及时将患儿的监护情况向医生报告;建立良好的护患关系,指导患儿家属积极配合医疗操作,以便保证医嘱执行的质量,降低护理纠纷;在执行医嘱的过程中,若遇到疑问应在认真分析的同时及时与医生沟通,以便提高医嘱执行的安全。技术操作风险:严格落实三查八对,通过自查、责任护士、办公护士查对的方式强化护理质量。护士长定期对护士的业务操作能力进行考核,对其中存在的隐患及时纠正,并分析操作失误的原因,提出处理方案。患儿自身潜在风险:(1)多形式风险教育。将护理风险及其预防内容设计成图文并茂的画册、卡片,发放到患儿家属手中,同时辅以口头宣教,以强化患儿家属对风险事件的印象,提高配合度。(2)护理风险管理的实践要点。宣教材料与口头宣教时应以言简意赅、通俗易懂为原则,以便患儿家属可以理解与接受。例如:宣教材料中可多加入温馨的漫画内容,直观展示出风险问题与注意事项,提高宣教质量。(3)心理健康指导。护理人员在患儿入院与出院时,对其家属实施全方位的心理健康指导,举成功案例以强化他们对患儿治疗的信心,以积极的态度配合风险健康宣教与相关护理工作。1.3观察方法。观察两组患儿护理风险与护患纠纷的发生率。1.4统计学意义。本次研究中所有数据信息均使用SPSS20.0进行分析，计数资料以（%）表示，通过x2进行检验，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通过x2进行检验计数资料，使用P值进行判定，P＜0.05时则说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关键词：传播学库恩范式融合竞争

[摘要]：

对库恩提出的范式概念的本质含义考察与分析，范式具有创新循环性、命题示范性与动态竞争性。作为新兴发展的传播学，由于学科的边缘性与交叉性，多元范式的格局显露出尚未成熟与缺乏独立的特征。目前多元范式的融合与借鉴的主流解决策略，并非符合范式的本质与规律，而是应强调多范式之间的竞争机制，以此促进学科的成熟与独立，形成科学客观的一元独大或双元交织上升的传播学范式格局。

Abstract:AnalyzingtheconceptionofparadigmbyT.S.Kuhn,thethesispointsouttheparadigmofscienceresearchhavethreefeatures:recyclinginnovation,demonstratingsubjectandcompetitivetrend.Asarapidlyrisingacademicfield,multi-paradigmofcommunicationreflectsthesituationwhichislackofmatureandindependence.Amalgamationofthemulti-paradigmisthecurrentmainstreamstrategy.Onthecontrary,competitivesystemneedstobeemphasizedinordertofacilitatethehealthyandsustainabledevelopmentofcommunicationresearchparadigmstructure.

Keywords:CommunicationResearch;ThomasS.Kuhn;Paradigm;Amalgamation;Competition

近十年来，对于回答中国传播学的研究范式的“是什么”问题，学者与研究人员已经有相当积极的尝试与贡献。在回答“是什么”的同时，“为什么”会出现这些研究范式，研究者们也有所涉及，但一般点到为止。面对多范式的现状，研究者们给出的解决方案几乎达成难得的共识——融合或相互借鉴。然而，研究范式的融合之道是否符合科学范式的本性呢？是否有利于中国传播学的学科发展与建设呢？当前，三十年中国传播学正处于一个多范式并存阶段，对其进行研究的独特意义在于“对其自身研究的本质和合理性有自觉的反思和观照”（金兼斌，1999）。“传播学拒绝反思，将意味着传播学的研究仍将停滞不前，传播领域将进一步充满困惑。届时，不仅仅是传播学的研究范式，甚至传播学这一学科的生存权也会受到质疑”（胡翼青，2004：47）。本文将在传播学学科发展的现状与背景下，通过对范式概念的本质分析，对中国传播学范式的选择与走向提出一孔之见。

摘要：论证农村法治的重要性也即本研究的必要性和逻辑起点，从农村法治建设存在的问题为起点，研究农村法治的方法论--法律社会学的方法问题，并在考察法律社会学方法范式的基础上，比较指出传统范式的问题以及缺陷。

关键词：农村法治；研究范式；社会学研究范式

Abstract:Beginningfromtheanalysisofproblemsinnomocracyinruralareas,thispapermakesastudyontheresearchmethodologyofnomocracyinruralareas.Basedontheexplorationofmethodologyoflegalsociology,thepaperpointsoutproblemsandlimitationoftraditionalresearchmodel.

Keywords:nomocracyinruralarea;researchmodel;sociologicalresearchmodel

当法治成为中国发展的一种方略①之后，我们自然得出这样两个结论：其一，我们已经接受了西方社会环境下所孕育出来的“法治”话语，这包含法治的理念、制度以及相关的一系列知识。尽管我们会怀疑法治的移植能否在中国生根发芽。但是大的方向已定，学者们所能做的只是法治作为一种制度如何能够更好地克服传统治理方式的阻力而生存的问题，而不是担忧传统会吞噬法治进而彻底否定其存在。其二，我们如何使制度设计在表层面上发挥规范社会的功能,达到法治的社会治理的目标,同时也要关注如何培植法治的理念，使其发挥潜在的功能。第一个方面是价值判断问题而第二个方面则是实证分析的问题。前者的解决是一个前提，没有这个前提或根本不接受这个前提，就根本不存在后者。而后者是一个更加复杂和艰难的过程，但后者的解决更具有实践性，另一方面也会对前者给予一种事实的支持。本文的落脚点在于后者，所以有关前者的相干问题并不是本文的范围，因此也不构成对于本文结论的威胁。②另外，本文关注的是中国农村的法治建设，所以“城市法治”只是以比较的客体而存在的，结论的得出具有严格的空间效力，这是第二层限定。

一

内容提要以购买力平价理论为代表的传统汇率理论认为均衡汇率是合理的汇率水平，汇率政策应当围绕均衡汇率来制订，这种分析范式具有局限性。本文指出汇率分析应当贴近现实，应当更关注汇率变动的影响而不是“合理、均衡”的汇率水平。均衡汇率并不存在，围绕影响外汇市场供求的因素展开的市场汇率分析更为有效。文章强调汇率决定权是国家主权的一部分，人民币汇率政策由我国根据国家利益，独立自主自行决定，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是中国较为现实的汇率制度选择。

一、传统汇率理论及其局限性评述

西方经济学家在长期进行深入研究中，从不同角度阐述汇率的决定及其波动，提出了几种典型的汇率理论：

1.国际借贷理论（TheoryOfInternationalIndebtedness），又称国际收支理论。该理论由英国学者葛逊（GeorgeGoschen）于1861年提出。他认为汇率是由外汇的供给和需求决定的，而外汇的供给和需求是由国际借贷所产生的，因此国际借贷关系是影响汇率变化的主要因素。这里所讲的国际借贷关系不仅包括贸易往来，还包括资本的输出和输入。国际借贷分为固定借贷和流动借贷，前者指借贷关系已经形成但尚未进入实际支付阶段的借贷；后者指已经进入支付阶段的借贷。国际借贷说认为只有流动借贷相等时，外汇供求也相等，外汇汇率保持稳定；当流动债权大于流动债务时，外汇供大于求，外汇汇率下跌；当流动债权小于流动债务时，外汇供小于求，外汇汇率上升。葛逊的理论第一次较为系统地从国际收支的角度解释外汇供求的变化，分析了汇率波动的原因，因此他的理论又称为国际收支说或外汇供求说。这一理论产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金本位货币制度时期。从目前的角度看，国际收支仍然是影响汇率变化最直接最重要的基本因素之一。笔者认为从国际收支角度分析影响汇率的因素很具有现实性，在经济金融全球化时代，国际收支对汇率的影响越来越大，根据国际收支中细致的结构分析，更有可能看出一个国家汇率的基本走势和主要影响因素。

2.购买力平价说（TheoryofPurchasingPowerParity），简称PPP理论。1916年瑞典经济学家卡塞尔（GustavCassel）在总结前人学术理论的基础上，系统地提出：两国货币的汇率主要是由两国货币的购买力决定的。购买力平价说分为两种形式：绝对购买力平价（AbsolutePPP）和相对购买力平价（RelativePPP）。绝对购买力平价认为：一国货币的价值及对它的需求是由单位货币在国内所能买到的商品和劳务的量决定的，即由它的购买力决定的，因此两国货币之间的汇率可以表示为两国货币的购买力之比。而购买力的大小是通过物价水平体现出来的。根据这一关系式，本国物价的上涨将意味着本国货币相对外国货币的贬值。相对购买力平价弥补了绝对购买力平价一些不足的方面。它的主要观点可以简单地表述为：两国货币的汇率水平将根据两国通胀率的差异而进行相应的调整。它表明两国间的相对通货膨胀决定两种货币间的均衡汇率。从总体上看，购买力平价理论至今仍受到西方经济学者的重视，在基础分析中被广泛地应用于预测汇率走势的数学模型。笔者认为购买力平价理论实际上是传统实物经济理论，不是现代金融经济理论。现代金融经济时代，经济已经基本上实现货币化，并且在国与国之间流动着巨额资本，包括很多以短期投资套利的“热钱”，而以货币购买力为基础计算所谓的汇率是不现实的。现实情况是，汇率本身也可作为货币购买力的一个测量标准。而且汇率和通货膨胀率也有密切关系，二者相互影响。一般情况下，汇率对通货膨胀率的影响力度远远大于通货膨胀率对汇率的影响力度。因此，购买力平价理论基本上只有理论上的意义，对于现实汇率走势分析和汇率政策的制订指导意义不大。

3.利率平价说（TheoryofInterestRateParity）。由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于1923年首先提出，解释了利率水平的差异直接影响短期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从而引起汇率的变化。投资者为获得较高的收益，会把资金从利率较低的国家转向利率较高的国家，资金的流人将使利率较高国家的货币汇率上升。凯恩斯的学说解释了货币市场上的利率差异同即期汇率、远期汇率之间的关系。实际上，远期汇率的推导过程就是应用了利率平价的理论。虽然该理论的前提假设上存在一定的缺陷，因为资本流动不仅仅受利率影响，还考虑很多其他因素，但是利率平价说直接考虑利率对汇率影响，从资本流动的角度研究汇率的变化，奠定了现代汇率理论的基础。该理论很大程度上说明了市场经济相对较发达的国家之间资本流动对于利率的敏感性，利率变动引起资本流动，进而影响？正率变动。这个因果链条对于发达国家直接资本套利影响汇率的分析具有一定的现实性。

一、范式的出现及进入高校教学管理实践中

在高等教育管理范式应用中关注学生的生活生存。关注生存在当今现代社会发展中已达成共识，具体到高等教育管理范式，从本质上来讲是要实践具体的关注人的因素，是要正确认识学生潜在的价值，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以时代精神影响学生的主体精神，增强学生的自尊、自强、自立、自主、自觉的独立意识。以增强学生的主体思想意识，及其全面发展为基础，充分开发出学生的积极性，实现教育管理的民主性、创新性，加强高等教育对人才的培养。以培养具有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人才为核心目标，最终实现学生全面发展的终极理想。

二、高等教育实践管理范式的中心

随着时间的发展，高等教育实践管理范式正处于新旧范式转变之间。它们并非不可逾越，而要看其关注点。高等教育实践管理研究范式并没有将量变和质变统一结合，而是将二者进行分散。高等教育实践管理的新旧范式不仅要加强转换，还加强互动并存。在一个新的教学理论范式还没有完善之前，先要探究教育所处的状态。若当前的高等教育实践管理是缓慢的，没有突破的，那么范式的管理在其中的作用就尤为重要。确定高等学科管理的范式，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研究与评价，在不同层次不同视角分析其特征差异。高等教育管理范式有大范式和小范式之分，在新的高等教育管理中大范式与小范式也将会有相应的转换。范式作为基本范例，主要为高等教育管理行为破解中的疑惑。其强调思维活跃，解决了高等教育实践管理模式的思想束缚。高校教育管理研究人员通过实践，实现思想的解放，使其行为受到尊重，从而获得更大收益。高等教育管理人员认为先有所认识再进行行动，这样可以有目的地对思维进行有效的逻辑整理，再加以范式的指导可进行理论突破，保证对高等教育管理在特定的时期有特定的解释。在高等教育管理下，范式的转换具有概念的延伸、学术的互通。

三、发展高等教育实践管理范式

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各种文化在多元化的观念中相互冲击。在高等教育管理中，这些多元文化冲击将导致高等教育管理范式无路可寻，这时，不是要改变高等教育实践管理范式，而是要将范式进行有效转换。一些国家，特别是其重要地区的高等教育的发展水平，引领该国教育的整体改革与发展，而这些影响将关系到该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发展。高等教育实践管理是影响高等教育发展的驱动力量。回顾我国现代高等教育实践管理研究的历程，我们应以史为鉴。在困难中求生存、求发展，推动我国高等教育实践管理持续、稳定的发展。当高等教育实践管理范式受到冲击时，要结合社会形式对其进行转换。高等教育之所以采用范式作为管理学科的理论体系，是因为对高等教育实践管理范式来说，它就是理论体系中的一门学科。范式的变化也将影响高等教育实践管理的突破，使高等学科拥有一个全新的模式。

“科技银行”美国范式

美国存在两类“科技银行”：银行类“科技银行”和非银行类“科技银行”，前者以硅谷银行为代表，后者以西部技术投资公司（WesternTechnologyIn－vestment，以下简称WTI）为代表（朱鸿鸣、赵昌文等，2011）〔2〕。两类“科技银行”代表两类不同“科技银行”范式：硅谷银行范式和WTI范式。关于两类“科技银行”的异同，DMIbrahim（2009）〔10〕采取访谈法，在对美国主要“科技银行”工作人员访谈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了详尽研究。DMIbrahim发现，银行类“科技银行”和非银行类“科技银行”在风险控制方面都强调客户的遴选，如以企业是否有VC支持和是否拥有知识产权作为信号来判断企业质量；都强调与VC的紧密合作和创业企业家的日常交流，认为正的经营现金流量并不一定是必要的，将创投提供的后续融资视为还款来源。但银行类“科技银行”可以，而非银行类“科技银行”不能通过监控贷款企业的存款账户来实施风险控制。在盈利模式方面，两者都收取较高的利率。银行类“科技银行”收取利率相对较低，一般是在基准利率基础上增加1％到2％，而非银行类“科技银行”收取利率则较高，一般都在10％以上。银行类“科技银行”之所以收取相对较低的利率，主要是由于其吸纳的企业存款能带来的其他衍生收益。在单笔贷款额方面，非银行类“科技银行”要高于银行类“科技银行”。期权收益是美国“科技银行”收益的重要来源。需要注意的是，在动机上，获取期权收益并不是其开展科技贷款业务的主要目的；在实际结果上，期权收益也不占“科技银行”收入的主要部分。以硅谷银行为例，总体来讲，期权收益占非利息收入比例很低，也不占利润的主要部分。即便没有期权收益，硅谷银行的盈利能力依然很强，仍能保持运营的可持续性。值得注意的是，在员工能力方面，DMIbrahim的研究表明“科技银行”的运营并不一定像VC一样需要技术专家。这与国内的观念不同，在中国，“科技银行”实践者和理论研究者一般都认为“科技银行”需要既懂技术又懂金融的复合型人才。

“科技银行”中国范式

科技支行是商业银行内部设立的支行或分行级别的科技信贷专营机构，不具备独立法人资格，是在直接复制硅谷银行模式未果的情况下做出的现实选择。科技支行是当前“科技银行”中国化的主流模式，据不完全统计，截止2011年12月20日，近3年来全国7个省至少成立了23家科技支行，其中江苏省的科技支行数占全国科技支行总数的70％以上，超过一半的科技支行为当地城市商业银行或农村商业银行设立。杭州银行科技支行是目前运营相对成功的科技支行②〔11，12〕。作为硅谷银行范式的中国化，科技支行范式在很多方面与硅谷银行范式相似，如选址、定位、盈利模式与风险控制。在机构性质方面，两者也有一定相似之处，虽然硅谷银行是独立法人，而科技支行或分行是非独立法人机构，但科技支行可以通过获得带有“一行两制”色彩的特殊政策来尽量保持营运的独立性。全国一半以上的科技支行都由当地中小银行设立，这一现象其内在逻辑便在于当地中小银行能给予科技支行更大的独立性。由于中美科技金融生态的差异，科技支行范式与硅谷银行范式也存在显著差异。在定位上，囿于中国创投业发展滞后的现实，科技支行将目标客户定为有发展前景的科技型中小企业，而非有VC支持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在风险控制方面，科技支行范式除了重视创投的作用外，也强调通过与担保机构和政府的联动来控制风险。在政策支持方面，科技银行模式强调政策支持是必要的，而硅谷银行模式对此并无特别要求。科技支行为什么主要集中在江苏，而非北京、上海和深圳等金融资源禀赋和科技资源禀赋都更高的地区，其主要原因便在于有效的政策支持是科技支行范式的重要原则。值得注意的是，在利息方面，虽然科技支行范式要求高风险高利率，但在实际运营中，政府出于扶持科技型中小企业的目的，一般都要求科技支行按基准利率或优惠利率放贷。对于优惠利率所导致的未覆盖的风险，政府采取贴息或提供担保、设置风险补偿基金等方式予以处理。对硅谷银行范式的一些误读也是导致科技支行范式与硅谷银行范式存在差异的重要原因。如在盈利模式方面，科技支行范式十分强调期权收益，其主要原因便在于大部分“科技银行”实践者和理论研究者均认为大量期权收益的获得是硅谷银行成功的至关重要的因素，认为在中国若不能获得期权收益就意味着不能有效复制硅谷银行模式。但实际上，硅谷银行范式仅将期权收益的获得视为“中彩票”，利息收入才是重点。很明显，科技支行范式对期权收益的过度关注正是对硅谷银行范式误读所造成的。此外，在风险控制方面，科技支行范式强调抵质押物，对企业的经营现金流量十分关注；但硅谷银行范式则认为创投提供的后续融资是企业重要的还款来源，认为正经营现金流量不是必要的，对企业经营现金流量和抵质押物的关注度相对较低。这种差异虽然有科技金融生态差异的因素，但对硅谷银行范式研究得不透也是重要原因。科技小贷公司是科技小额贷款公司的简称。国内目前存在两类性质不同的科技小贷公司：天津模式科技小贷公司和江苏模式科技小贷公司。本文的科技小贷公司特指江苏模式科技小贷公司。这类科技小贷公司“是不吸收公众存款，面向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园区）内企业，经营小额贷款和创业投资业务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截止2011年12月20日，江苏省内已有至少15家以上的科技小贷公司正式运营。由于科技小贷公司和科技支行在性质上和业务种类上存在很大的差异，科技小贷公司范式和科技支行范式在盈利模式和风险控制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在盈利模式方面，科技小贷公司可投可贷，既可以获取利息收益，也可以获取期权收益及股权收益，而科技支行在获取期权收益及股权收益方面面临重重限制。此外，科技小贷公司还可以获取较高的利息（可以达到基准利率的两倍以上），而科技支行在运营过程中，经常被要求按基准利率给予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或利息上浮幅度很受限。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科技小贷公司范式认为杠杆率至关重要，杠杆率的提高既可以增强科技小贷公司的商业可持续性，也能增强其科技贷款供给能力；但科技支行并不太在意此，因为科技支行几乎不受杠杆率限制〔2〕。在风险控制方面，科技支行不仅受到总行政策的影响，还受到银监部门的监管，因此其对不良贷款容忍率低，而科技小贷公司的不良贷款容忍率则不受监管部门监管，只要能够满足商业可持续性便可，因此不良贷款容忍率高。此外，科技小贷公司缺乏科技支行拥有的通过监控客户存款账户来实施风险控制的机制。在政策支持方面，科技小贷公司范式也强调政策支持的必要性。但在实践中，由于政府对其认识未上升到“科技银行”的高度，科技小贷公司所获政策支持力度远远低于科技支行。科技债权融资平台是科技型中小企业债权融资平台的简称，是一种政府主导的，虚拟的、集成式的“科技银行”，通过财政嵌入金融交易结构的方式为科技贷款供给主体提供一种风险控制机制，达到激励其向科技型中小企业发放科技贷款的结果。苏州市科技金融服务中心运营的“科贷通”是科技债权融资平台的典型。与科技支行和科技小贷公司不同的是，科技债权融资平台本身并不是信贷主体，而是一种机制，一种促使商业银行“科技银行”化的机制。其主要业务模式是促使商业银行发放科技贷款的模式。在业务模式方面，科技债权融资平台的“常识”原则包括财政嵌入金融交易结构和聚合科技金融供给主体。所谓财政嵌入金融交易结构是指通过补贴、贴息和风险补偿等财政资金运用方式来改变科技贷款供给主体的科技贷款业务的风险收益结构。在风险控制方面，科技债权融资平台关注的是财政专项资金的风险，其范式是通过对财政专项资金的稳健性运营，保证平台运营的可持续性，摆脱依赖政府财政资金持续注入来维持平台运营的思路。科技债权融资平台范式在美国并无对应的范式，是一种基于中国国情的“科技银行”范式的创新。

结论及建议

近年来，“科技银行”实践在中国取得了巨大进步，产生了科技支行、科技小贷公司和科技债权融资平台3种不同类别的“科技银行”，拓展了“科技银行”的概念，并相应形成了科技支行范式、科技小贷公司范式和科技债权融资平台范式。但对“科技银行”美国范式的片面理解以及对硅谷银行范式的误读严重阻碍了“科技银行”的发展：科技支行在业务开展方面并不尽如人意；科技小贷公司和科技债权融资平台的实践仅在个别省份开展；“科技银行”风险控制能力仍需进一步提升。“科技银行”的发展的确需要政策上的支持及政策上的突破，但更需要全面了解和借鉴“科技银行”美国范式，更需要“科技银行”理念和范式上的突破，更需要在范式创新基础上的政策支持。在观念的突破上，首先要与时俱进，突破“科技银行必须首先是银行”这一观念的限制，将“科技银行”的本质特征定义为商业可持续性地为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贷款，对“科技银行”进行广义化理解为信贷机构，乃至一种科技贷款机制。这有利于在“科技银行”实践的过程中突破单一范式的限制，充分发挥民间智慧，不断推动“科技银行”中国范式的创新及演进。在对“科技银行”广义化理解的基础上，基于“科技银行”范式“常识”原则，我们提出以下促进“科技银行”发展的政策建议：（1）大力推动科技支行的发展。科技支行方面，要全面、准确认识硅谷银行范式的内核，不要把眼睛只盯在股权或期权上，应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产品创新和创新风险控制机制上，如借鉴硅谷银行模式，尝试将创投提供的后续融资作为还款重要来源考虑。政府方面，在加强政策支持时，也应坚持市场化原则，适当放宽对科技支行贷款利率方面的实质性限制，允许科技支行按风险收益配比法则定价科技贷款。（2）大力推动科技小贷公司的发展。科技小贷公司，要加强与银行、创投和担保机构等科技金融供给主体的交流，提升风险控制能力。政府方面，首先要将科技小贷公司视为“科技银行”，推动相关优惠政策的普惠化，其次是有步骤地、在风险可控的原则下逐步放开科技小贷公司资产负债率的限制，即适度增加杠杆率。（3）推动科技债权融资平台的发展。创新政府作用机制、在金融资源富集、科技资源富集和财政实力雄厚的地区推广科技债权融资平台，并注重科技债权融资平台的风险控制和运营的可持续性。不断探索市场化的科技债权融资平台模式。（4）大力发展创业投资，营造促进“科技银行”发展的良好科技金融生态环境。要推动创业投资与“科技银行”和其他科技金融主体的互动，优化创业投资风险收益结构，以“科技银行”促创业投资发展，以创业投资促“科技银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