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方法范文10篇

摘要：国际法学问题研究中最常用的三种研究方法是比较研究、实证研究、文献研究，但在目前的研究运用中都存在一定的误区：比较研究中出现了大量为了拼凑字数而选取重复比较对象的情况；实证研究中，定性分析为主、定量分析缺位的情况也值得关注；而这两个问题均与缺乏扎实的文献研究有关。在以上三种方法之外，法社会学、法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也值得借鉴、引入国际法学的研究中。

关键词：国际法；比较研究；实证研究；文献研究

翻开任何一份国际法领域的科研项目申报书，在“研究方法”这一栏几乎都能见到这样的方法罗列：比较研究、文献研究、实证研究。以上三种方法是在国际法学学科的问题研究中，甚至是整个法学领域的科学研究中，都是得到广泛接受和运用的主流研究方法。虽然是老生常谈，写各种报告、申请时总挂在嘴边、写在纸上，但是对于这三种常用的研究方法的真正内涵和实际使用，事实上还存在一定的误区和盲区。本文旨趣在于在笔者日常的研究学习的体会之基础上，讨论国际法学问题研究中常用的三种方法———比较研究、实证研究、文献研究在研究及写作过程中的运用可能遇到的问题和误区，并探究是否还有新的研究方法值得借鉴、引入国际法学的研究中。

一、三种传统方法在运用中可能存在的误区和盲区

（一）比较研究。典型的比较研究方法的使用过程大致如下：在某一具体问题上，在两类国家中分别选取几个样本与我国进行对比。一类是相对比较有经验的国家（大部分情况下在英美、欧盟、德国、日本等国中选取），另一类是和中国类似的起步较晚、国情相近的国家（大部分情况下在印度、韩国等国中选取），有时还会选取在这一问题上未有动作的国家作为比较对象（如在自贸区战略研究中，选取未发展自贸区战略的国家）。通过对比分析其他国家相关问题的实践和研究，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分析中国的实践存在的问题，借鉴他国的长处，整理出可取的发展经验。1.比较研究方法的优点比较研究方法在近些年的法学研究，尤其是国际法学研究中被越来越多的运用。不可否认的是，这一现象的出现，与国际法律关系是“以法律形式表现出来的国际关系”[1]的内涵有着不可分割的重要联系，但与此同时，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比较研究的方法在科研论文撰写中，因其所具有的以下两大优点而受到作者欢迎。首先，充实文章内容。对于同一法律问题，不同的国家与地区的做法即使在大方向上遵循相似的解决思路，但在具体实践中必定有其特色所在。因此，无论想写多长篇幅的文章，亦无论作者在能力上对于每一种实践能做到多详细的分析，只要选取足够数量的样本，总是能够在字数上达到要求。其次，丰富表现形式。两方或多方经一番比较之后，在小结部分列出一张表格，既梳理了前文的论证成果，又给文章增添了图表的表现形式，使得文章不只是密密麻麻的方块，表达方式上有所变化。2.比较研究方法使用中的问题从以上对比较研究方法的优点的描述中，我们就不难发现，在比较研究方法的使用中可能存在这样的误区：选取的对象缺乏代表性，或者，为了凑字数而选取多个雷同的研究对象，从而导致某一部分的比较研究缺乏学术价值。之所以存在这样的问题，是因为比较研究被普遍当做一种很简单的方法，在选取比较对象的时候，想当然地直接投向英美德日等传统上认为法律制度更先进的国家的怀抱；殊不知比较研究的基础应该是广泛的阅读和收集，继而在大量比对的基础上，最终选取一个或几个对象。另外，在选取了合适的比较对象之后，更重要的是将二者之间的比较分析做得透彻。目前大量的比较分析都停留在表层的现象面，比如将美国的规定与中国的规定分别罗列，篇幅长者可能再附上一两个案例，之后总结美国与中国有什么不同、中国应当向美国多多学习，最后收尾完篇。然而，现象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同，中国在立法时为什么没有借鉴美国的立法模式，这与中国现今的社会条件、经济政治环境、民众接受程度都分别有哪些关系，对以上的问题均缺乏分析和解答。因此，比较研究方法虽然在国际法学论文写作中的出镜率颇高，但真正对其运用的效果并不理想。比较研究方法不应当只是作为拼凑字数的法宝被使用，广泛的阅读、涉猎才是支撑比较研究的坚实基础。（二）实证研究。1.所谓“实证研究”实证研究在近年来国际法学的研究中是一个日渐受到关注的新热点，众多教授学者也一再强调其重要性。宋连斌教授指出，脱离了实证研究的国际法学研究存在两大弊端：其一，模糊了国际法之法学性质，而更偏向于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其二，没有实证研究作为支撑，使得研究成果之说服力欠佳[2]。有鉴于此，越来越多的国际法学研究中开始出现实证研究的影子。为什么说是实证研究的“影子”？我们来看国际法学科研项目申报书中在研究方法一栏关于“实证研究”的常见阐述：在现状解读、困境分析、对策思考的多个层面上，注意结合各国的典型案例，并收集近期发生的最新案例，从实践角度发现问题、着手研究、解决问题。这一思路在精神上的确与实证研究致力于回答“实际是什么”的精神是一致的，重点落在对案例的收集和分析上，可以说事实上是将实证研究与案例分析相结合的一种方法。不可否认，这的确也是一种实证研究，但这种研究方法更偏向于定性研究，在观察、描述的基础上对现象尝试进行解剖和分析，从纸面上来到纸面上去，缺乏数据和图表的支持。2.对白建军教授实证研究的分析学习如果拜读国内法学界致力于实证研究的白建军教授的一系列实证研究作品，便不难发现，一份扎实的实证研究需要大量的样本数据及多角度的数据分析统计结果支持，质言之，实证研究中定量分析不可缺位。以白建军教授的《法学博士论文选题创新性实证分析》[3]一文为例，白建军教授以刑法学的学术论文选题为研究对象，选取了中国大陆1987—2005年的全部刑法学、犯罪学的博士论文共351篇作为研究的数据样本，探讨的主题是论文选题与学术创新之间的关系。在一般的统计学意义上，样本数量大于30即可被视为“大样本”[4]；白建军教授所选取的样本数量已达到351个，且限制在了同一学科同一地区内在连续一段时间内取样，可以说取样过程考虑了多个因素，具备了一定的客观性和周延性。但在文章的第一章，白建军教授仍旧不厌其烦地从多个方面论证了这一取样的科学性：（1）能否用论文题目代替选题；（2）博士论文能否作为整个学术科研界的代表；（3）对刑法学、犯罪学论文选题的研究结论，能否推广至法学其他学科、甚至于整个社会科学。在对样本的数据分析中，白建军教授首先从问题类型、学科领域、问题容量三个角度对数据进行分类统计，再将三个角度两两组合，排列出三个新的角度再进行分类统计及排序；在基础数据分析之后，白建军教授在文章的第三部分，从文章所想要探究的选题与创新性的关系这一主题出发，从研究倾向和出新模式两个角度引入新的变量，对样本数据再次进行分割和统计。暂且撇去文章的具体分析与结论不看，单就这一步一步对一个较为庞大数量的样本的逐步切割、分类和统计而言，白建军教授的这篇文章不仅仅是将定量分析作为一个分析方法，而事实上是将定量分析作为了整篇文章的最重要的部分，定量分析才是文章的主体，也是结论最重要的论据和论证。这可能与我们惯常的对法学论文的印象大相径庭，但这才是实证研究应该学习和前进的方向。（三）文献研究。无论是以上提及的比较分析、实证研究两种研究方法，还是其他的案例分析、历史分析等研究方法，事实上都必须建立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可以说，文献研究是国际法学研究、甚至于法学学科和整个社会科学学科最重要的研究基石。在以往的研究中，对于文献研究所给予的关注是少之又少的。毕竟，在大多数人眼里，所谓“文献研究”等同于“阅读文献”；而“阅读”这件事对于做研究的学者、研究生而言已经做了十几甚至几十年，又有何特别值得讨论之处呢？首先应当明确，“文献研究”不等于“阅读文献”，或者说，“文献研究”之范畴应当远远大于“阅读文献”。“文献研究”这一研究方法，事实上涵盖了从检索文献、搜集资料开始，至阅读文献、摘抄笔记，再到整理汇总、提炼升华的整个过程。这一误区导致了两个盲区：在以往的文献研究过程中，我们将主要的精力都花在了“阅读”上，而忽视了在检索搜集和汇总梳理这两个环节。也正是因为这两个环节被忽视，才更有可能导致了前文所述的两个问题：（1）在比较研究中，比较研究的对象选取不当，因为部分可能更适合作为比较研究对象的文献资料并没有被搜集整理；（2）在实证研究中缺乏定量分析，因为一方面缺乏定量分析的基础———大量的数据，另一方面缺乏对数据的归纳、分类和总结。由此可见，文献研究不仅是其他研究方法实施的重要基础，在日常的学习和科研写作中，也是对作者搜集整理资料、归纳汇总能力的训练和提升；而对于国际法学的研究者而言，由于文献资料常以外文形式存在，对我们的检索能力、语言运用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都更具考验。

二、新方法引入之讨论

党的**届**全会以来，党的建设作为一门科学研究日趋受到重视，成果不断问世。这是有目共睹的。但是与党的建设实践相比，党建理论滞后的现象仍未得到根本扭转。究其原因，除了党建实践发展迅捷之外，与党建研究的方法不完全对头也有关系。因此，要从根本上扭转党建理论滞后于实践的局面，需重视党建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一、从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研究

研究党的建设，应首先搞清楚党建实践中存在的问题，然后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与对策，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不弄清问题的来龙去脉，也难以完全解决现实问题。比如，关于联系党的基本路线建设党这个问题，只就此问题本身说来说去，很难把它说得更明白、更准确。要把联系党的基本路线建设党讲清楚，就不得不联想到建党思想中围绕党的政治路线来建设党这条原理。况且，党的建设是在党的历史发展中进行的。所以，研究党的建设离不开党的历史。说过：“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这当然不是说要把历史上每一件事统统搞清楚了才可以办事，而是要把党的路线政策的历史发展搞清楚。这对研究今天的路线政策，加强党内教育，推进各方面的工作，都是必要的。”这段话对研究党建很有指导意义。一是说研究党建中的现实问题需要联系党的建设史，二是说联系党的建设史旨在为研究党建现实问题服务。另外，研究党的建设现状，不仅要联系党的建设史，还要联系中国近代史，甚至整个中华民族文明史，因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不研究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近代史，何以得出“历史发展的必然”这一结论呢？再者，中华民族在历史上曾创造了灿烂的优秀文化，这是古为今用的丰富源泉。比如，中国古代有个哲学家荀子他曾说过：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宝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国器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国用也；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治国者，敬其宝，受其器，择其用，铲其妖。同志在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上专门引用过这段话。荀子的上述思想对党的干部队伍建设，尤其是在选人用人问题上仍不失其借鉴意义。大家知道，实事求是是思想、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而“实事求是”四个字就是源于传统文化。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规定，道德建设是新时期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我们除了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大公无私等共产主义道德之外，还要弘扬中国几千年形成的传统美德。如：孔子的“见义勇为”；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礼记》中的“天下为公”；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范仲庵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等。这些精辟言论经常被、邓小平等领导人引用，早已成为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列宁说过：“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列宁选集》第4卷第285页)建党思想、邓小平建党理论正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合乎规律的发展。当然，我们挖掘党的建设史、中国近代史、中华文明史，其目的还在于揭示当前党的建设的现状，理出合乎规律的东西。说得好，“古为今用”。这是从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研究党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二、从中外政党的比较中研究

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政治都是政党政治。目前，不存在政党或禁止政党活动的国家寥寥无几，因此有人称当代为政党时代。尽管世界政党现象错综复杂，各国党的产生、发展都有其特殊性，但认真研究起来，我们不难发现各国政党也有共性。关于这一点，从马克思主义关于政党的定义中便可找到依据。马克思主义认为，政党是阶级和阶级斗争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代表一定阶级、阶层或集团的根本利益，为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特别是为了取得政权和保持政权而建立的一种政治组织。这个定义就是概括了政党的三个方面的共性之后得出的。可见，中外政党是有共性而言的。既然有共性，就有可比性。也就是说，我们在中外政党的比较中可以发现各种政党共同遵循的规律。多少年来，我们所说的党建只是研究无产阶级政党产生、发展和活动规律，尤其是指研究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发展和活动规律。无论是从党的建设的科学发展要求看，还是从党的建设现实需要看，原来意义上的党建研究对象的局限性都是显而易见的了。从党建研究的现状看，尽管已有部分研究者已认识到拓宽研究对象的必要性并做了一些开拓性的工作，但是多数党建研究者尚未完全意识到党建研究对象拓宽的必要性、紧迫性。时至今日，党建理论界还没有人写出一本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阐述政党产生、发展和活动规律的著作。这里边有两方面的问题值得重视：一是思想解放的问题。坚持用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为指导研究党的建设，坚持党的性质、宗旨、指导思想、领导地位、根本组织原则等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的基本点不动摇，这是不能含糊的。但这不意味着不能研究外国政党特别是西方资产阶级政党的运作规律，也不排除我们可以借鉴和利用西方政党的某些带有共性的东西。说过：“资本主义国家制度我们不能学，那是剥削阶级专政的制度，但是西方议会的某些形式和方法还是可以学的，这能使我们从不同方面来发现问题。”的确，西方的多党制我们决不能学，因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多党制是资产阶级的倾扎状态决定的，哪一个资产阶级政党也不代表劳动人民的利益。但我们不能以此来否定西方政党运作中的某些合理成份，如对权力的各种监督：宪法监督、议会监督、舆论监督、党派监督等。从我们党的建设实践看，只重视党内监督是不够的。二是党建研究的方法论问题。说：“一个是由特殊到一般，一个是由一般到特殊。人类的认识总是这样循环往复地进行的，而每一次的循环(只要是严格地按照科学的方法)都可能使人类的认识提高一步，使人类的认识不断地深化。”这段话对我们端正研究党建问题的方法很重要。长期以来，我们只就中国共产党的建设进行研究(这一研究是很重要的)，缺乏对其他无产阶级政党和中外资产阶级政党的研究。这也就是说，我们还没有完全做到象所指出的“从特殊到一般和从一般到特殊”。我们应该做到如下的党建研究：从中国及其他国家共产党建设的特殊规律到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一般规律，再从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一般规律到指导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从无产阶级政党、资产阶级政党建设的特殊(相对于政党来说)规律到政党的一般规律，再从政党的一般规律到指导无产阶级政党建设，主要是中国共产党的建设。

研究外国政党，重点应放在外国的无产阶级政党。尽管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共产党丧失了执政地位，有的还更换了党的名称，蜕变为社会，但我们还是要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因为研究他们失败的教训，对我们党的建设有直接的警示作用，可使我们党少走弯路。重点中的重点是研究前苏联共产党。前苏共是列宁亲手缔造的世界上第一个新型无产阶级政党，是具有90多年战斗历史、执政达70多年的党。它曾经战胜过各种艰难险阻，取得过辉煌成就，令西方资产阶级政党恨过、怕过。就是这样一个强大政党，戏剧般地丧失了执政地位，不能不令人震惊。那么，苏共失败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党建理论界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根本原因在于没有把经济搞上去，果真如此吗？有人认为根本原因在于苏联共产党内部没搞好，试问他们是怎么搞的，为什么没搞好？这些问题决非三言两语能够说清楚。它需要党建理论工作者，从苏共发展的特殊规律和无产阶级政党、政党发展的一般规律相结合的新视角，认真研究苏共发展的轨迹，从而得出有力的结论，使我们能够实现达到以苏为鉴、以苏为戒的研究目的。

多研究及其成果对于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理论以及实践无疑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的经济和政治的新的发展和新的问题，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发展以及中国共产党努力推动的政治发展所提出的新的课题和新的任务，需要我们不断拓展中国共产党的研究，尤其是需要从方法论的改进上为政党研究开辟一些新的视角。

已有的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研究大多采取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通过这些方法的研究，基本解决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价值和理念、原则和制度等等方面的一些问题。我们认为，从方法论改进的角度深入政党问题的研究，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尤为重要：

第一，历史演进分析。

中国共产党已经有80多年的历史，其执政也已经有了近60年的历史。党从诞生到成长到成熟，从领导革命到执掌政权到领导建设，可以说既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也有非常深刻的教训。因此，用历史演进分析的方法，对党的发展历史特别是其执政的历史进行研究，当可以从中总结出一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出来。

通过历史演进分析对党的发展及其执政状况进行研究，主要可以有以下的一些方面：一是党的组织结构史。仅从党执政的历史来看，党自身的组织结构就发生了许多变化。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党的组织及其结构，乃至于领导职位的设置等等，都存在着一个基于党的地位和工作中心、以及党的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的变化等等情况而不断变化的情况。研究这种演进的进程及其背后的社会因素和政治因素，可以揭示党的组织结构得以建立的环境和基础。二是党的规章与文件史。长期以来，我们党是以规章和文件“立党”并执政治国的。因此，从历史的视角梳理党的规章和文件，从这些规章和文件的变迁中总结党的职能变迁及其执政方式和领导方式的演变，也能从一个侧面揭示党的执政规律和领导规律。三是党的领导制度史。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我们党的领导制度无论是中央的还是地方的抑或基层的，都有不同程度的变化。我们可以从这种变化中来揭示不同时期领导制度的特征和模式，来评估这些不同制度变化所带来的执政效率和执政成果。

第二，宏观系统分析。

分析方法的验证，就是对药品分析实验所采用的分析方法是否完全达到了预期目的，或证明由分析方法误差而导致试验结果判断错误的概率是否在允许范围之内，而进行的科学证明。

分析方法的验证以验证参数表示。在制定药品质量标准时，可通过这些参数证明所建立的分析方法是否适当。本文所述分析方法验证是指下述情况：药局方新收载品种质量标准的建立；药局方已收载品种质量标准的修订；根据药局方的通则建立替代方法。

1日本药局方收载分析方法所需资料

1.1概要对分析方法作简要说明，包括所采用分析方法的必要性，特点与优点及有关验证的要点。如系分析方法的修订，则需阐明新方法与原方法的区别以及新方法的优势。

1.2分析方法本项记载的有关分析方法的内容要足以能对分析方法进行评价，并且必要时可用复核试验进行评价。分析方法主要记载内容包括：分析的步骤、标准品及样品的制备方法、试剂与试药的调配、注意事项、分析系统是否正常运转的检验证明方法(例如高效液相色谱法中的分离效率的研究)、分析结果的计算公式、测定次数等。并且，如果使用了药局方以外的装置，还需详述有关内容；如果使用了新的标准品，则必须提供其物理、化学及生物学特征数据，并提供其质量标准。

1.3有关分析方法验证的资料本项应包括求导各验证参数的试验设计、试验数据、计算结果及检定结果等。

拙著《草根的力量——台州戏班的田野考察与研究》出版后，学术界的反应颇出乎我的意料。该书是我在浙江台州经过8年田野考察之后形成的最终研究成果，也是我学习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田野研究方法，以文本与田野结合的路径从事当下艺术研究的初步尝试。著作已经出版，同行乃至一般读者自会判断其中得失。但是我深知诸多学者对拙著的兴趣并不完全针对拙著本身，学界的反应涉及到艺术学研究方法论层面的重大问题，而有关艺术学研究的田野方法，还需要做一些更深入的探讨。

一评价体系与学术规范

九十年代中期以来，艺术研究领域出现一些新的趋向，改革开放之初非常之盛行的、在“方法热”和“文化热”时期都曾经颇受关注的宏观研究，渐渐失去了至高无上的学术地位，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则日益受到学界重视。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一批针对个案的田野考察成果问世并且得到学界广泛认同，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可以视为艺术学研究的社会学和人类学转向。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介入艺术学研究领域，使得相当一部分学者开始尝试着运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领域极受重视的田野研究方法考察艺术现象，这一方法层面的变化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二战以来，文化批评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是令人瞩目的学术热点，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诸多重要的跨文化研究成果的出版，更令此前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视角受到普遍质疑。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对中国艺术学研究的影响，也必然导致艺术学研究出现学术与文化视角的转换。这个可能出现的最有理论价值的变化，我将在下一部分论述，这里首先想讨论的是，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的介入，其意义不止于文化层面上研究视角的转换，它还可能给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带来另外两个方面可能形成的变化乃至冲击。

其一，是有可能导致目前的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研究重点和研究成果价值评价体系的根本改变。

学术研究的价值取向受到教育制度和由教育体系决定的研究者知识谱系的影响。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研究一直比较重视理论层面的探讨。经由苏俄引入的、从德国古典哲学这一思想路径衍生发展产生的马克思主义，以及作为其知识和思维方法背景的德国古典哲学本身，长期在包括艺术研究在内的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占据特殊的主导位置，因而，和这一理论背景相吻合的艺术本体论研究，以概念和范畴为核心的抽象的理论探讨与分析，长期以来都是艺术学研究领域最受关注的研究方法。英美经验主义传统一直受到排斥甚至批判，对具体对象的个案的、经验的研究被置于次要的地位。这样的研究取向，不仅仅是出于对西方学术发展不同趋势的选择，同时也蕴含了中国传统思维方法对当代艺术研究的影响，在中国学术传统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整体性的、玄学研究路向，恰与德国古典哲学形成有趣的呼应——所谓“小学”在中国的学术传统中，显然一直受遏制，清代成就卓著的“朴学”也被后世的学术史家解读成是由明入清的汉代知识分子对严酷现实的逃避，以及对清代统治者的消极抵抗。

科学是一种知识体系和研究活动。在这种特殊的生产知识的社会活动中，需要借助科学方法和科学思维才能创造出新的、日趋完备和完美的知识体系。当今，“科学已经成为追求知识的主要范式。”作为一种追求知识的范式的科学，对追求自然知识之外的其他知识具有示范作用，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科学方法和科学思维模式主导的。诚如雅赫尔所说：

科学是人类活动的特殊形式，是凭藉相应方法获得新知识的创造性过程，它创造客观反映世界并被实践检验的新思想。在自己漫长而艰难的道路上，科学收集了许多事实，得出了许多设想和理论，发现了规律性并逐渐变成严整、完美的产物。这是人类最美好的成就之一。

一、什么是科学方法

“方法”（method）一词源于希腊语“沿着”（μετα）和“道路”（σδσζ），即meta和hodos的合成，其本意是“沿着某一道路”或“按照某种途径”，后意指达到某目标或做某事的程序或过程。中文“方法”一词最早出现于《墨子•天志》，原为量度方形之法，后转意为知行的办法、门路、次序等。“科学方法”（scientificmethod，methodofscience）是认识自然或获得科学知识的步骤、顺序或过程；它既意谓特定科学门类所使用的或对其来说是恰当的探究程序、途径、手段、技巧或模式，通常实施时是比较有秩序的、合乎逻辑的、系统的和行之有效的；它又意谓处理科学探究的原则和技巧的研究领域或学科，大体相当于“科学方法论”（scientificmethodology）。

以上所言，是本文作者对科学方法的界定。许多学者对此都持有自己的大同小异的看法。辛格认为，进行科学研究的观察、分类、导出定律等连锁活动构成科学的“方法”。波兰尼强调：“与解决实践问题时的情况相比，科学方法的设计正是为了在更小心控制的条件下，用更严密的标准达到详细阐明事物本质的目的。这些条件和标准只能通过对它的题材纯粹的科学兴趣才能被发现，而这种兴趣又只可能存在于受到过鉴赏科学价值的教育的心灵之中。这种感觉力不可能为它的内在热情以外的目的而随意触发。”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学人也有发表了诸多值得注意的见解。例如王星拱指出，科学方法就是“实质的逻辑”，即“制造知识的正当方法”。丁文江言简意赅：

我们所谓科学方法，不外将世界上的事实分起类来，求它们的秩序。等到分类秩序弄明白了，我们再想出一句最简单明白的话来，概括这许多事实，这叫做科学的公例[定律]。

【摘要】在林业经营中，新时期的林业工作需要通过加强造林技术与育林技术的研究开发，实现林业的良好发展，以“管”、“护”、“防”各方面作为出发点，从科学的造林、育林技术出发，调高林业资源的培育效率，提升林业资源的整体利用率，促进我国林业资源的更好发展。

【关键词】林业；造林技术；育林方法

我国经济和科技水平的提高，提升了对于林业的重视程度，并逐渐加大了对于林业造林和育林项目的投资建设力度，这促使我国林业得以更加健康高效地发展。林业工作人员需要在日常的工作当中，掌握并充分应用目前世界领先的造林技术，并结合当地情况引入优质的育林方法，将先进的理念、技术应用于具体的林业建设中，实现对林业资源的高效利用，加速林业发展。

1林业造林技术分析

1.1播种造林。播种造林，就是将树种直接播种于土地当中的操作方法，是一种最为基本并且被广泛应用的造林技术，也被称之为直播造林。虽然播种造林技术门槛较低，操作简单，也不需要育苗，优势显著，但播种造林的方法也存在明显缺陷。具体应用播种造林技术时，对于土地的要求较高，需要土壤保持非常充分的水份，并且需要在一个相对稳定良好的环境中，不能处在常发生自然灾害的环境里，此方法比较适用于地广人稀的地域[1]。另外，播种造林完成后，需要较高的抚育管理水平以保证幼苗的良好生长。而在播种的过程中，则需要尽可能选择粒大、易发芽并且种源充足的中子。常采用播种造林技术的林木种类包括油桐、核桃等。播种造林的重要操作方法主要包括快播、缝播和条播等。1.2分殖造林。在造林过程中，分殖造林是将种子的地下茎或树木的根枝等部位直接植入到土地当中的技术，通过此方法能够有效节省育苗的成本，降低育苗所需的时间，促使幼苗以更快的速度生长，还能够保证所种植的树木都能够得到前代的优良遗传基因，使其性质最接近母体。分殖造林具有操作简单的优势，并且通常情况下幼苗成活率都较高。但此种植方法和播种造林技术一样，也需要较好的土地和环境条件，而且幼苗不仅能继承母体优良的基因，也会携带母体不良的基因，可能会在不同的环境中表现出来，影响林木价值。目前广泛应用分殖造林技术的林木种类包括柳树、杨树、松树以及大量竹类。1.3植苗造林。植苗造林技术主要将苗木当作造林的基本材料进行栽培种植，这一造林的方法能够对大多数树种起效，并且相比于播种造林技术和分殖造林技术，植苗造林技术不会对土地提出严苛的要求，限制因素较少，是非常广泛的造林方法。植苗造林相比于播种造林而言，在创造人工林郁闭上能更早实现，因其具有较快的前期生长速度优势，也不需要过大的种量[2]。植苗造林技术在种源少并且价格高昂的林木种类造林应用中效果非常明显。但植苗造林同样具有一定的弊端，其培育过程十分复杂，并且需要投入较多劳动成本，而且需要具有较高的造林技术和操作水平，在总体成本上，远高于上述两种造林技术。

2林业育林方法探究

拙著《草根的力量——台州戏班的田野考察与研究》出版后，学术界的反应颇出乎我的意料。该书是我在浙江台州经过8年田野考察之后形成的最终研究成果，也是我学习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田野研究方法，以文本与田野结合的路径从事当下艺术研究的初步尝试。著作已经出版，同行乃至一般读者自会判断其中得失。但是我深知诸多学者对拙著的兴趣并不完全针对拙著本身，学界的反应涉及到艺术学研究方法论层面的重大问题，而有关艺术学研究的田野方法，还需要做一些更深入的探讨。

一评价体系与学术规范

九十年代中期以来，艺术研究领域出现一些新的趋向，改革开放之初非常之盛行的、在“方法热”和“文化热”时期都曾经颇受关注的宏观研究，渐渐失去了至高无上的学术地位，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则日益受到学界重视。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一批针对个案的田野考察成果问世并且得到学界广泛认同，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可以视为艺术学研究的社会学和人类学转向。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介入艺术学研究领域，使得相当一部分学者开始尝试着运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领域极受重视的田野研究方法考察艺术现象，这一方法层面的变化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二战以来，文化批评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是令人瞩目的学术热点，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诸多重要的跨文化研究成果的出版，更令此前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视角受到普遍质疑。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对中国艺术学研究的影响，也必然导致艺术学研究出现学术与文化视角的转换。这个可能出现的最有理论价值的变化，我将在下一部分论述，这里首先想讨论的是，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的介入，其意义不止于文化层面上研究视角的转换，它还可能给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带来另外两个方面可能形成的变化乃至冲击。

其一，是有可能导致目前的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研究重点和研究成果价值评价体系的根本改变。

学术研究的价值取向受到教育制度和由教育体系决定的研究者知识谱系的影响。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研究一直比较重视理论层面的探讨。经由苏俄引入的、从德国古典哲学这一思想路径衍生发展产生的马克思主义，以及作为其知识和思维方法背景的德国古典哲学本身，长期在包括艺术研究在内的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占据特殊的主导位置，因而，和这一理论背景相吻合的艺术本体论研究，以概念和范畴为核心的抽象的理论探讨与分析，长期以来都是艺术学研究领域最受关注的研究方法。英美经验主义传统一直受到排斥甚至批判，对具体对象的个案的、经验的研究被置于次要的地位。这样的研究取向，不仅仅是出于对西方学术发展不同趋势的选择，同时也蕴含了中国传统思维方法对当代艺术研究的影响，在中国学术传统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整体性的、玄学研究路向，恰与德国古典哲学形成有趣的呼应——所谓“小学”在中国的学术传统中，显然一直受遏制，清代成就卓著的“朴学”也被后世的学术史家解读成是由明入清的汉代知识分子对严酷现实的逃避，以及对清代统治者的消极抵抗。

摘要；文章阐述了抗震设计方法的转变，并介绍了两种不同设计方法的优缺点，对能量分析方法在抗震结构计算中的应用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推覆分析方法；结构能量反应分析；地震动三要素；耗散能量

目前世界各国的抗震设计规范大多数都以保障生命安全为基本目标，即“小震不坏、中震可修、大震不倒”的设防水准，据此制定了各种设计规范和条例。依此设计思想设计的各种建筑物在地震中虽然基本保证了生命安全，却不能在大地震，甚至在中等大小的地震中有效的控制地震损失。特别是随着现代工业社会的发展，城市的数量和规模不断扩大，城市变成了人口高度密集、财富高度集中的地区，一般的地震和1995年的日本阪神地震，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严重的震害引起工程界对现有抗震设计思想和方法上存在的不足进行深刻的反思，进一步探讨更完善的结构抗震设计思想和方法已成为迫切的需要。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美国地震工程和结构工程专家经过深刻总结后，主张改进当前基于承载力的设计方法。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J.P.Moehlelll提出了基于位移的抗震设计理论；日本建设省建筑研究院根据建筑物的性能要求，提出了一个有关抗震和结构要求的框架，内容包括建议方案，性能目标，检验性能水准等：我国学者已认识到这一思潮的影响，并在各自研究领域加以引用和研究，如王亚勇、钱镓茹、方鄂华、吕西林分别发表了有关剪力墙、框架构件的变形容许值的研究成果，程耿东采用可靠度的表达形式，将结构构件层次的可靠度应用水平过渡到考虑不同功能要求的结构体系，王光远把这一理论引入到结构优化设计领域，提出基于功能的抗震优化设计概念。

我国现行的结构抗震设计，主要是以承载力为基础的设计，即用线弹性方法计算结构在小震作用下的内力、位移；用组合的内力验算构件截面，使结构具有一定的承载力；位移限值主要是使用阶段的要求，也是为了保护非结构构件；结构的延性和耗能能力是通过构造措施获得的。结构的计算分析方法基本上可以分为弹性方法和弹塑性方法。当前在建筑结构抗震设计和研究中广泛地采用底部剪力法和振型分解反应谱法等。这些方法没有考虑结构屈服之后的内力重分布。实际上结构在强震作用下往往处于非线性工作状态，弹性分析理论和设计方法不能精确地反映强震作用下结构的工作特性，让结构在强震作用下处在弹性工作状态下工作将造成材料的巨大浪费，是不经济的。随着人们认识的提高，结构的地震反应分析设计方法经过了两个文献的转变：(1)静力分析方法到动力分析方法的转变：(2)从线性分析方法到非线性分析方法的转变。其中动力分析方法就经过了从振型分解反应谱法到时程分析法、从线性分析到非线性分析、从确定性分析到非确定性分析的三个大的转变。作为一种简化实用近似方法，目前的推覆分析方法(Push—overAnalysis)受到众多学者的重视。它属于弹塑性静力分析，是进行结构在侧向力单调加载下的弹塑性分析。具体做法是在结构分析模型上施加按某种方式(研究中常用的有倒三角形、抛物线和均匀分布等侧向力分布方式)模拟地震水平惯性力作用的侧向力并逐步单调加大，使结构从弹性阶段开始，经历开裂、屈服直至达到预定的破坏状态甚至倒塌。这样可了解结构的内力、变形特性和能量耗散及其相互关系，塑性铰出现的顺序和位置，薄弱环节及可能的破坏机制。这种方法弥补了传统静力线性分析方法如底部剪力法、振型分解法等的不足并克服了动力时程分析方法过程中，计算工作量大的问题，仅用于近似评估结构抵御地震的能力。但是，传统的推覆分析方法基本上只适用于第一振型影响为主的多层规则结构，对于高层建筑或不规则的建筑，高阶振型的影响不容忽视，并且对于非对称结构，还必须考虑正、反侧反推覆的不同所带来的影响。此外推覆分析方法无法得知结构在特定强度地震作用下的结构反应和破坏情况，这限制了它在抗震性能设计中的使用。地震动能量是刻画地震强弱的综合指标，它综合体现了地面最大加速度和地震持时两个反映地面运动特性的重要因素。结构地震反应的能量分析方法是一种能较好地反映结构在地震地面运动作用下的非线性性质及地震动三要素(幅值、频谱特性和持时)对结构抗震性能影响的方法。地震时，结构处于能量场中，地面与结构之间有连续的能量输入、转化与耗散。研究这种能量的输入与耗散，以估计结构的抗震能力，是结构抗震能量分析方法所关心的问题。结构在地震(反复交变荷载)作用下，每经过一个循环，加载时先是结构吸收或存储能量，卸载时释放能量，但两者不相等。两者之差为结构或构件在一个循环中的“耗散能量”(耗能)，亦即一个滞回环内所含的面积。能量等于力与变形的乘积。一个结构(构件)所耗散的地震能量多，不仅因为它承担了较大的地震作用，还因为它产生了较大的变形。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耗能构件是用它自身某种程度破坏所作的牺牲，来维持整个结构的安全。所以，每次大的地震作用之后，人们看到那些没有其它途径耗散所吸收的地震作用的能量的结构，只有通过结构自身的破坏来释放所有的多余能量。因此，结构的抗震设计应当注意保证结构刚度、强度和变形能力的协调与统一，如结构的延性设计就是在传统的单一强度概念条件下进行的弹性抗震设计的基础上，充分考虑结构和构件的塑性变形能力，在设防烈度下允许结构出现可能修复的损坏，当地震作用超过设防烈度时，利用结构的弹塑性变形来存储和消耗巨大的地震能量，保证结构裂而不倒。

能量法在近半个世纪的研究中发现较快，但由于地震本身的复杂性能量与结构反应之间的关系仍需我们进行进一步的探索。

摘要：近年来随着高校毕业生人数的逐年增长，就业形势日趋严重，与此同时物流的高速发展，让企业需要更多专业性人才。学校作为人才储备的主要阵地，基础课程理论教育不能满足企业的相关职能需求，而第五方物流作为培训的一方，对解决这种境况意义重大。本文针对此基于互联网+对第五方物流的构建方法进行研究。

关键词：第五方物流；物流人才培养；第三方认证；校企合作；信息技术

近年来，我国物流人才需求规模逐年扩大，自国家出台《物流产业调整与振兴规划》后，国家对物流业重视程度明显加强，同时随着互联网、物联网的高速发展，物流人才已经被列为我国12种紧缺人才之一。目前我国的物流人才现状是：起步相对较低，低层次、操作人员相对饱和；同时，既懂技术又懂管理，能够将理论与实践有效结合的高层次、复合型人才严重短缺。如何构建成套完备的系统值得思考，大背景下现状如何？可以利用哪些风口优势？如何利用系统满足痛点需求？如何持续地维持系统运转？如何革新完备系统运行？从以上五个问题出发，我们将从就业趋势、在线教育、人才素养、校企合作、第三方认证五个方面进行基于互联网+的第五方物流系统构建方法的研究。

一、就业形势

物流专业主要分为物流管理和物流工程两大类。物流管理偏向于使用管理学的方法，优化物流过程，提高系统运行效率，降低成本；物流工程则是从工程和技术的角度，对系统的硬件进行设计、改善、调试。物流行业在人们眼里均是一个不错的行业，只是思维方式和关注侧重点不同，但总体来讲，物流专业的学生进入物流领域，起步还是较低的。目前国内的众多物流公司或者企业物流部门的经营和管理，仍处于相对落后、低效的一个水平。

二、在线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