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学派范文10篇

时间:2024-04-06 07:5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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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扬州学派研究论文

一、政治条件

清朝建立之后,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代锐意经营,实施了一系列有利于民族团结、国家安定的政治措施,一方面,自清初入关以来,统治者不断颁布禁止结社的命令,并且逐步加强文化专制主义,对文人实行高压政策,大兴文字狱,这就使知识分子不敢抒发己见,议论时政,放弃与现实联系紧密的问题的探讨,只能将精力放在古代典籍的整理上,寻章摘句,逃避现实。另一方面,清统治者又进行怀柔和笼络,仍按明代旧制,采用八股取士。清政府注重和提倡对汉典籍的整理,以从中吸取营养,从历朝历代的兴衰中寻找统治经验。清朝前期不断调整政策,经过近百年的休养生息,尖锐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相对得到了缓和,在政局保持统一的基础上,也实行了一系列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政策和措施,政权得到巩固,经济持续发展,日益繁荣。国家出现了“升平”意象,到了乾嘉时期,基本上实现了满汉两大民族融洽共处的统一局面,社会安定。因为政治的相对稳定,经济、文化、学术等的发展才有一个良好契机和优越的条件。加上清政府大规模集中全国各地人才进行编书和修志等活动,清帝南巡倡导风雅,既稳定了封建统治基础,又为学术的繁荣,扬州学派的崛起,提供了大的背景和和必要条件[1]。

二、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

扬州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雨量充沛适合人类居住,它襟江临淮,北近齐鲁,南达吴越,处南北之中,地理位置优越,襟带淮泗,控引江南,水陆交通便利,向北可通京师,往南能连浙、闽,东边近于大海,西面直通两湖,交通便捷,“利尽四海”,地理位置非常优越。“东南三大政,曰漕、曰盐、曰河。广陵本盐荚要区,北距河、淮,乃转输之咽吭,实兼三者之难”(嘉庆《重修扬州府志》),康雍乾三朝多次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加强运河的治理,致使运河在康雍乾时代保持了良好的通航条件,在封建王朝晚期又发挥了一次黄金水道的作用,为漕运和盐运的兴旺提供了可靠的保证[2]。扬州东临黄海,这为扬州盐业的兴盛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两淮盐区素来为我国食盐最重要的产区。扬州盐业生产,始于西汉吴王刘濞“煮海水为盐”,唐朝开始,两淮盐产量开始增多,两宋时,盐税的征收由发运使掌管。到了明清时期,两淮盐场成为全国各盐场之冠。扬州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加强了自己的转运地位,成为清王朝南漕北运的咽喉和国家中部各省食盐的供应地和集散地,经济迅速恢复,走上封建王朝又一个辉煌的时期。

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

扬州学派的形成,也扎根于扬州悠久的历史文化之中。扬州的历史人物、重大事件、地理沿革、山水形貌、名胜古迹和亭园街巷等等,都成了扬州学派诸多学者治学的宝贵素材,进而成为他们学术成就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以本区域历史文化为研究对象而形成的专著,有汪中的《广陵通典》,刘台拱的《宝应乡贤录》,焦循的《扬州足征录》、刘文淇的《扬州水道纪》、刘宝楠的《宝应文征》等等。而考述扬州山石陵庙、街巷亭院等古迹名胜的文章,也不少,如阮元的《摹刻扬州古木兰院井底兰亭帖跋》、《修隋炀帝陵记》、《曲江亭记》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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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扬州学派社会条件教学论文

摘要:扬州学派是清代学派之一,是乾嘉汉学的重要分支。因为起源于扬州,所以称为扬州学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有江藩、汪中、刘台拱、凌廷堪、焦循、阮元、任大椿、王念孙、王引之、朱彬、刘宝楠、刘文淇、薛传钧、汪喜孙、焦廷琥、刘恭冕、刘毓崧等。扬州学派作为一个具有地域特点的学术流派,是在扬州这块有着丰厚的文化积淀的肥沃土壤中产生形成的。扬州学派的形成,有着各个方面的原因,不仅与扬州的地理位置、扬州当时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条件有关,而且与扬州悠久的历史也是分不开的。

关键词:扬州学派;清代;社会条件

扬州学派是活跃于乾隆后期至嘉庆、道光年间的一个重要学术流派,这个学派以汪中、阮元、焦循和王氏父子为主要代表,这一学派在经史、子学、小学、古籍整理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就。扬州学派形成的社会条件,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政治条件

清朝建立之后,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代锐意经营,实施了一系列有利于民族团结、国家安定的政治措施,一方面,自清初入关以来,统治者不断颁布禁止结社的命令,并且逐步加强文化专制主义,对文人实行高压政策,大兴文字狱,这就使知识分子不敢抒发己见,议论时政,放弃与现实联系紧密的问题的探讨,只能将精力放在古代典籍的整理上,寻章摘句,逃避现实。另一方面,清统治者又进行怀柔和笼络,仍按明代旧制,采用八股取士。清政府注重和提倡对汉典籍的整理,以从中吸取营养,从历朝历代的兴衰中寻找统治经验。清朝前期不断调整政策,经过近百年的休养生息,尖锐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相对得到了缓和,在政局保持统一的基础上,也实行了一系列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政策和措施,政权得到巩固,经济持续发展,日益繁荣。国家出现了“升平”意象,到了乾嘉时期,基本上实现了满汉两大民族融洽共处的统一局面,社会安定。因为政治的相对稳定,经济、文化、学术等的发展才有一个良好契机和优越的条件。加上清政府大规模集中全国各地人才进行编书和修志等活动,清帝南巡倡导风雅,既稳定了封建统治基础,又为学术的繁荣,扬州学派的崛起,提供了大的背景和和必要条件[1]。

二、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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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淮盐业的经济学理论探讨论文

关键词:文化经济学两淮盐业经济扬州盐商本土化

摘要:经济学虽成为当代中国显学,但理论建树同西方比起来仍有很大差距,文化经济学理论研究尤显薄弱,这同作为文化大国的中国很不相称。以扬州为中心的两淮盐业有其辉煌的历史,尤其在18世纪,两淮盐税收入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1P4,它同时孕育出扬州书院、扬州八怪、扬州学派、扬州园林等世界级文化品牌,这些文化品牌又铸造了扬州盐商的人文精神,推动了盐业经济的增长。对这些文化与经济的奇迹进行认真研究,探寻经济与文化的内在联系,将有利于建设中国特色文化经济学体系。

经济学虽然成为当代中国各门学科中的显学,但其理论建树同西方比起来还有很大差距,文化经济学理论尤显单薄。纵有论者,也往往作为产业经济学的一个很不重要的分支,或作为制度经济学研究的若干例证。此状况对于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大国,是很不相称的。中共十六大号召“发展文化产业”、“完善文化产业政策”,其后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文化产业理论,这就把建设文化经济学理论的任务严肃地摆在理论工作者面前。任何经济理论都是对经济规律的概括和总结,外来再好的理论也得同本土实际相结合,接受本土实践的检验,才能全面反映经济规律,成为对发展本土经济有用的东西。立足本土,探寻规律,借鉴国外,进行理论概括,当是建设文化经济学的正道。文化经济学的建设将有助于经济学总体理论体系的建设。以扬州为中心的江淮盐业经济绵亘2000余年,代有奇迹出现,甚至领导全国商业革命,创造辉煌的商业文化。若以此为切入口,探寻总结,很可能会得到若干启迪。

一、动关国计的千古产业自春秋管仲“一总盐铁”,我国历朝历代直至今日皆长期实行盐业专营专卖制度。其间虽有几度争论,小有反复,但大体上还是坚持下来。汉、唐、宋、元、明、清的江淮地区乃是最重要的盐产区,而其中心城市扬州则是盐业重镇。公元前2世纪,吴王刘濞在广陵开海煮盐,开山炼铜,从而使扬州第一次走向繁荣,成为文景之治下盛世经济的最亮点(至于如何评价七国之乱,则可另行探讨)。唐初扬州盐业再次成为贞观之治下的一个亮点。安史之乱后,山河破碎,民生凋敝,漕路不通,奸吏中饱,盐业经济下滑,国家财政窘迫。朝廷屡有诏令惩治腐败,希冀堵塞漏洞,拓展财源。可是,禁而不止,愈演愈烈。理财家刘晏来到扬州调研后采取三项改革措施:(一)疏浚运河,打通漕路。(二)改革制度,源头防腐。(三)设置常平,加强调控。刘晏发现,在原来食盐的官购、官运、官销体制中,有关官员若从中贪污,国家很难对其督察。与其惩办于后,不如防患于前。于是,将此体制改为官购、商运、商销,从而在制度上对官员贪污的可能性作了防范。同时国家设立常平仓,由常平粮扩至常平盐,再扩至常平“万物”,调节各地余缺,防止大贾操纵市场。十余年间,盐税收入从原来的40万缗增加到600万缗,增幅达15倍之多。在不增加老百姓负担的前提下,通过制度改革大幅度增加政府财政收入,成为经济史上佳话。宋代在江淮地区设淮南东路、淮南西路,以后常在两淮合设一转运衙门管理盐务。名臣范仲淹走上仕途的第一站就是任西溪(今属江苏东台市)盐官,所做第一件事就是改革盐政,修筑捍海堰(今称范公堤),从而开庆历新政之先河。其后欧阳修更是著名的扬州“文昌太守”,他提出著名的理财三术:通漕运、尽地力、权商贾。

扬州人筑范公祠、欧阳祠纪念两位先贤,范公祠一直保存到20世纪,欧阳祠及欧阳修所筑平山堂至今仍屹立在蜀冈中峰之上,成为扬州重要的人文景点。清代两淮有30个盐场,所产之盐集中到扬州,行销苏、皖、赣、湘、鄂、豫六省,皆富饶地区。扬州位于长江、运河交汇点上,清廷设两淮巡盐御史衙门和两淮盐运使司衙门于此,前者由皇帝心腹主持,后者由三品大员开府。据《两淮盐法志》,乾隆间两淮每年食盐吞吐量为1525900余引(每引一般为300~400斤)。在食盐产地每引值银0164两,加上课税和费用,共值1188两,运至内地可卖10余两银。如是,两淮盐商每年可赚银1500万两以上,上交盐税600万两以上,占全国盐课60%左右。当时全国地丁收入约2600万两,最盛时3300万两,盐课数约占1P2,扬州数百户盐商上缴的盐税则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26%,故“两淮岁课当天下租庸之半,损益盈虚,动关国计”(陈去病《五石脂》),成为康乾盛世最重要的经济支柱。扬州盐商的私人财产亦很庞大,堪称富可敌国。盐商大户主要有陕帮、晋帮、徽帮,并在清代组成新的扬帮(又称淮帮、两淮帮、扬州帮)。今有姓名可考者,约二三百人。当时有“八大盐商”、“八小盐商”之谓,大盐商之首则称之为“总商”。“徽州大姓如汪、程、江、洪、潘、郑、黄、许诸氏,扬州莫不有之”(陈去病《五石脂》)。另有朝鲜人安三随贡使入京,充权相明珠家仆。明珠伏法后,其孙安岐到扬州业盐,“富甲天下”,“声势赫奕”。(《清稗类钞•农商类》)安徽祁门马曰、马曰璐兄弟,积资千万,儒雅好文,声望遍及东南。歙县江村缙绅大族江氏在扬州称雄数世。江演“担囊至扬州”,“以盐荚起家”。(《橙阳散志》卷3《人物》)其孙江春(1720~1789)乃“总商”之最显赫者,领袖两淮盐业近半个世纪。他练达精明,才略过人,六次迎驾,“以布衣上交天子”(道光《歙县志》卷9)。高宗目睹江春实力,惊叹:“盐商之财力伟哉!”(《清朝野史大观》卷11)其时

“扬州盐商豪侈甲天下,百万以下者谓之小商”(同上)。乾隆三十七年国库总资产为7800余万两白银,两淮盐商的总资产,亦达7000~8000万两。(汪喜孙《从政录》卷2《姚司马德政由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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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党委统战半年工作总结

统战半年工作总结

一、传达贯彻省高校统战部长会议精神,营造良好的统战工作氛围。3月下旬,全省高校统战部长会议召开后,我们及时分别在校统战工作领导小组、校党务工作例会和派负责人会议上进行了传达,重点学习了王斌泰同志的讲话精神。同时,还在《党委中心组学习参考资料》上开辟宣传专栏,刊登王厅长的讲话全文,供全校党组织特别是校院两级党委(总支)学习中心组成员学习。

二、协助召开校统战工作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在传达学习上级有关会议精神的基础上,着重对《扬州大学统战工作领导小组议事规则》、《扬州大学统战工作会议制度》和《扬州大学学院党委(总支)统战工作制度》等三项制度进行了讨论。后经校党委常委会议审定,于4月上旬颁发执行。这三项制度受到了省政协副主席、省委统战部林祥国部长的充分肯定,《挚友》、《江苏统战动态》先后报道介绍了我校的做法。

三、协助落实校党委常委联系派组织以及与党外代表人士交友制度。由于校党委的重视和我部的积极推动,7名党委常委分别与7个派校级组织建立了联系制度,11名常委共与25名派或无党派代表人士结对交友。

四、协助校党委、校行政于4月15召开“派专题调研成果汇报会”。校党政主要领导以及11个部门单位的负责人到会听取汇报。校各派主委、副主委以及调研组成员出席会议。2002年度两个调研组的代表分别就“关于完善我校教学质量监控体系”、“如何把我校建设成高水平大学”的调研成果在会上作了汇报。范明书记、郭荣校长在会议结束前讲话时,分别对派积极开展调研并取得的成果给予了充分肯定。

五、开展新一轮党外代表人物遴选工作。为切实做好这项工作,我部印发了《关于开展新一轮党外代表人物遴选工作的通知》,并在校党务工作会议上进行了具体部署。在各单位的积极支持与配合下,这项工作已顺利完成。根据省委统战部、省委教育工委的部署,我部会同组织部确定了4名派、无党派人士拟于暑期参加培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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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对日本和朝鲜的医学影响论文

【摘要】中医药传向海外具有悠久的历史。比较完整地、系统地传入,而且产生长久影响的是日本与朝鲜。中医药传入日本:在南北朝时期就有《针经》传入;唐朝以后,是大规模的医药传入;宋朝以药物传入为主;金元时期以医学传入为主。特别是《本草纲目》的传入,引起日本学者的广泛关注。近百年来,日本汉方医学虽然加入自身的研究重点,但其基本理论体系仍然承袭了中国传统医学。中医药传入朝鲜:在西汉时期已经开始,两晋南北朝时期则逐渐频繁。到了宋代,中医药则是全方位地传入,向朝鲜“送书、送药、送医”。朝鲜分裂后,韩国医学得到长足的发展,融入自己的研究成果,但仍然未脱离中医理论的基本架构。

【关键词】中医药传入日本朝鲜

中医药学源远流长,是我国文化遗产中一颗瑰丽的明珠。作为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医药学的发展自然成为世界尤其是亚洲的中心,因此,中医药传向海外也具有悠久的历史。现就传统中医药比较完整地、系统地传入,而且产生长久影响的日本与朝鲜,作一历史性的回顾。

一、传入日本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自秦汉以来,就开始了文化交流。由于汉文化对日本的影响,因此,在日本明治维新以前,单就医药来说,一直是以汉医药为主导。早在南北朝时的公元552年,我国就给日本送去《针经》一套。公元562年,吴人知聪又携带《明堂图》和其他医书164卷东渡日本,对该国后来古代医学,尤其是针灸医学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迨至公元608年,日本天皇派遣药师惠日、倭汉直福因等来华学医,并于公元623年学成回国,随船带回《诸病源候论》等重要医籍。

中日大规模的医药交流始自唐朝。武则天大足元年(公元701年),日本制定的医药职令——《大宝律令·疾医令》,就基本以我国唐代医药制度作为蓝本。《疾医令》规定,医学生学习医药,都要以《素问》、《黄帝针经》、《明堂脉诀》、《甲乙经》、《新修本草》等中国医典为必读课本。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日本僧人荣睿、普照等随遣唐大使前来中国留学。唐玄宗天宝元年(公元742年),荣睿、普照的足迹又随小原来到扬州,当时正在大明寺里讲律的鉴真和尚,有感于他们的—再邀请,下决心东渡日本讲学。鉴真除佛学外,兼明医学,因此,有不少日本人士请鉴真诊病。其后于公元805年,又有日本医家营原清在我国学成回国,再一次把我国医药带回了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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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绘画艺术现代性特征的体现

摘要:明清时期是思想解放的时期,文学、艺术等各方面都多元化发展,社会多矛盾、冲突,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现代性特征。文章从明清时期的地域意识兴起、艺术创作、道德标准缺乏与商业竞争普通三个方面分析明清时期呈现出的现代性特征。

关键词:明清;现代性;多元化;绘画艺术

笔者在论述明清时期的现代性之前,先简要谈一下对现代性的理解。究竟什么是现代性?一方面,现代性比较浅层次的特点是关注社会生活,关注现实,曾衍东的“今画”就是当时现实生活的反映和表现,他以当时的人物、生活习俗、真山真水为题材进行创作,这在当时很罕见。另一方面,现代性的深层次即最本质的特点就是怀疑精神,例如透视法的发明就是一种怀疑,即眼睛所见并非一定是事实,人的视角变化,世界也会随之发生变化。怀疑使人们的精神得到解放,思想更加自由,人们可选择的机会也越来越多。西方学者对于中国现代性的认识与中国人对自己本土现代性的认识有些不同。日本的京都学派认为唐宋可以算是早期现代性的开始,而中国人普遍比较保守,认为1840年之后中国才有现代性特征。当今很多学者对现代性进行探索研究,都比较赞同明清时期的社会真正的体现出现代性特征这一观点,所以笔者主要选取明清时期这一时间点,试分析明清时期的现代性特征。

一、地域意识兴起

唐志契在《绘事微言》中提出“苏州画论理,松江画论笔”这一理论,不同的地域环境就会形成不同的画风。松江画派是以董其昌为代表的流派,董其昌强调的是笔墨,认为笔墨应是山水画始终追求的,笔墨不仅是一种技法上的东西,它可以传递出一种文化气息和修养。他将士气作为评判绘画优劣的主要标准,士气就是指绘画需要的人气派和书卷之气。文人气派要求有高超的笔墨技巧,如果对笔墨的研究不够,一味追求精准刻画,在董其昌看来,不过是画匠。相比董其昌注重笔墨,吴门画派的画家继承元代和南宋的画风,以古人为基础,绘画题材多取自于现实生活中的真山真水,记录自己对于景物的感受,强调绘画的写实性,注重造型的准确,这就形成了两种比较明显的地域特征。这种地域性特征在五代十国的荆关董巨时期就有苗头,从画面上能看出南北方不同感觉,南方的山水画比较清新婉约,北方的山水画大气磅礴。但是这种地域特征不明显,虽然是风格不同,然而文化上是一种统一的归属感。宋代之前几乎没有地域性,到明清时期地域性倾向明显,明代以戴进、吴伟为主的浙派和龚贤、高岑等为主的金陵画派等都呈现出地域性差异,还有后来的海上画派、岭南画派等等,地域性也是现代性的一个体现。

二、艺术创作体现的现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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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论下唐宋八大家研究

摘要:中国文学史上占据最高地位的唐宋八大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唐宋八大家在文学创作上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他们将“道统”与“文统”有机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中国古代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文学流派。本文主要运用了整体论方法,以“道统”与“文统”统一的论证,展开了对唐宋八大家的研究,目的是探讨唐宋八大家在中国文学史上做出的贡献,充分挖掘其中的文化内涵和文学价值等。

关键词:唐宋八大家;整体论;道统;文统

整体思维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之一,主要是站在整体论的角度去分析世界、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唐宋八大家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据至高无上的地位,形成了古代文人特有的艺术风格。唐宋八大家在中国传统文化、古代文艺理论批评史以及古代文学史上均享有重要的地位。目前我国对八大家的研究还有待深入,对其存在的意见也各不相同。以下是本文立足整体论的角度对唐宋八大家的分析。

一、唐宋八大家形成的过程分析

(一)八大家的创始者。唐宋八大家的文学流派重点在于古代散文。古代散文流派的形成基础正是唐宋八大家之间的文学批评。当时的柳宗元和韩愈之间的友谊是非常深厚的,他们两个人均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和领袖,柳宗元称韩愈为旷世奇才,韩愈称柳宗元“深博无涯”。欧阳修比韩愈年少,欧阳修在少年时期就非常喜欢韩愈的文章,并同样高看柳宗元,正是受到了韩愈和柳宗元的影响,欧阳修才得以终身致力于创作,并培养提携了曾、王、二苏等人。(二)八大家形成的背景分析。明代茅坤最先提出了唐宋八大家一说,他在《文抄》中最先对唐宋八大家冠名,当时茅坤是为了满足应试需求,并不是为了参与学派之间的斗争。文学史发展到了明代,开始呈现出各个学派纷争的特点。以“三杨”为代表的“台阁体”在当时的永乐后近60年间占据文学史上的主导地位,该时期的口号是“文必秦汉”,积极反对唐宋时期的文学家,结果该时期却走向了食古不化的道路,形成社会发展的弊端。其中最先站出来反对“文必秦汉”观点的是王慎中,王慎中在早年受到过唐宋时期文学家作品的影响,最先站出来支持宋代学者。王慎中与当时的前后七子在学秦汉还是唐宋问题上展开激烈的辩论,对当时的唐宋八大家来说造成了一定的压力。后来王慎中以唐宋八大家正宗传人自居。积极维护唐宋八大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在斗争的过程中王慎中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也逐渐被确立起来。正是在当时所处时代的争论下,才使得唐宋八大家的名字越传越响亮,并形成了中国古代散文的整体风格,散文文体在此时得以定型[1]。

二、“道统”与“文统”统一的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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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商与明清文教研究论文

[摘要]明清时期,江南地区是徽商的主要行商地域和侨寓定居之地。徽商积极参与江南地区的各项文教事业:捐资助学,参与各级教育机构的创设和管理;在江南地区藏书、刻书;扶持与资助侨寓江南地区的家乡士子的科举活动;交结文人学士,举行诗文之会,开展学术文化活动。徽商通过文教活动,形成了商业发展与文化发展相互促进的态势,带动了江南地区经济文化的整体进步和繁荣。

[关键词]徽商;明清时期;江南地区;文教事业

明清江南地区是全国经济和文化最发达的地区,这其中既有该地区自然条件优越的影响,亦与外地商贾的推动密切相关,徽商在文教事业方面的所作所为就可见一斑。

一、重教兴学,出资兴建各级各类教育机构

1.出资助修官学机构——府学、县学

江南地区府、县学中多见徽商的捐助活动。侨寓扬州的歙县盐商汪应庚“乾隆元年(1736),见江、甘学宫岁久倾颓,出五万余金亟为重建,辉煌轮奂,焕然维新。又以二千余金,制祭祀乐器,无不周备。又以一万三千金购腴田一千五百亩,悉归诸学,以待岁修及助乡试资斧,且请永著为例”。戴震在《汪氏捐立学田碑》中对汪应庚祖孙出资助修扬州府学和江都、甘泉二县学的义行有着较为详实的记载:“扬州府盬江都、甘泉二县先师庙三地相望也。歙之汪氏用盬盐起业于斯地也久。今上初,曰应庚者捐银四万七千修治新之。越三载,复捐田千四百余亩,人租粟以为岁葺费,俾无堕前功。储三季之通,资财赢饶。三馆之士,就布政司选也,出以佐其所不给,如是廿年矣。其孙立德、秉德欲久久行之弗坏,念一家私任其勤非远计,请以田分隶三学董之。余既嘉汪氏之为善,祖若孙相绳有终,而因叹夫后此而终之实难也。事无小大,亘古今无豫为杜弊之法,其所恃以弊无自开者,盖有故。凡事之经纪于官府,恒不若各自经纪之责专而为利实。”汪应庚祖孙出资助修官学,捐置学田以为修葺之费,从而能够收到实效,做到善始善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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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州传统民居建筑文化研究

摘要:文章通过梳理泰州传统民居研究现状,溯源泰州传统民居建筑文化形成的历史环境,并从泰州宫氏家族历史、住宅现状以及建筑文化价值个案的调查剖析中阐述泰州传统民居的文化特色。研究发现,受地方文治、平民儒学和家族科举文化等影响,泰州传统民居建造呈现出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别是以宫氏住宅为代表的明代民居建筑,在建筑立基环境、院落空间组合、房屋建造规制和建筑视觉审美方面都具有丰富的地域特色,这些建筑文化在城市文脉传承、彰显城市文化特质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宫氏住宅;平民儒学;传统民居;建筑文化

1泰州传统民居的研究现状和研究意义

泰州古城内有70多处传统民居,时间跨度从明朝中晚期到上世纪90年代之间。这些传统民居中不少建筑虽然几易其主,又经历损坏、私自修补等,但整体布局和形制基本保存了下来。目前,大部分民居为普通人家的住所,其中保留较好的多为明清时期的一些望族住宅、进士府第和地方豪富宅院,如明御史蒋科的蒋氏宅第、明崇祯进士宫梦仁的宫氏住宅、清初刑部郎中田敬锡的田氏住宅、清光绪年间富商周文卿的周氏住宅、同治时的武举尤氏笔颖楼、晚清泰州豪富李嗇庵的李氏住宅等。上世纪80、90年代,古建筑专家张驭寰、陈从周和阮仪三①三位先生先后来泰州考察古建。张驭寰认为,泰州古建筑区别于其它地区,很有地方特色,将泰州的传统民居命名为“泰式民居”。从此泰州传统民居以“泰式民居”为名,与苏式民居、赣式民居、徽式民居齐名。这充分说明泰州古民居具有独特的内涵和文化魅力,也使泰州传统民居开始在学术界被更多的人认可和研究。同济大学古建筑保护专家阮仪三在编制《泰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时赞扬泰州民居建筑集明清民居之佳构,这是泰州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的特色之一[1];同时他还对民居及其外部空间提出了“保护-改善-更新-整饰”分类别、分层次的保护更新模式,不少泰式民居因此得以保护,这使得今后对泰式民居的研究有了更多真实的、有价值的原型遗存。泰州文史专家黄炳煜从泰州所处的地理位置中探寻泰式民居建筑特点的形成根源,他认为泰州地处江淮之间,城市受到来自南北不同文化的影响,民居建筑既有南方宅第清秀、典雅的艺术风格,又有北方民居雄浑、简朴、封闭的建筑格局,具有“北雄南秀”的风格特征。也有很多实践家在泰州诸多古民居保护建设过程中试图通过修复古民居,再现泰式民居昔日的风采。在以家庭关系为主要纽带的居住形式里,民居建筑和百姓家庭的日常生活最为密切,它不仅是日常生活起居的重要空间,还是城市居住生活的智慧结晶,也是呈现普通百姓家庭生活环境、记录家族兴衰荣辱变迁的物化形式和空间载体。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对泰州古民居的研究与实践,向我们展示了更为立体和丰富的泰式民居的全貌,这为我们更深入地研究泰式民居建筑文化奠定了理论与实践基础。2013年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明确指出,今后城镇建设在融入现代元素的同时,更要保护和弘扬传统优秀文化,延续城市历史文脉。泰州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对泰式民居建筑文化内涵的研究是挖掘泰州城市传统文化时代精神、提升城市文化品质、建设美好城市形态的重要内容。

2泰州传统民居建筑文化形成的人文环境

2.1文治思想自上而下深入民心。泰州地处江淮之间,里下河地腹地,自古就是淮南盐场的行政中心,城市的发展也因盐业的活动得以壮大。历代在泰州为官或执教过的文人士大夫众多,从北宋仁宗时期开始,先后有五位宰相在泰州做过官。北宋著名文学家、政治家晏殊②在泰州担任盐监官期间,将盐场治理得井井有条,他还创办书院,施仁政、宣教化,亲自任课执教、开启民智,一时开风气之先。一代名相吕夷简咸平五年就在泰州担任西溪盐仓监,他带领灶民盐丁解决了泰州盐运中转缓慢的痼疾,使得盐税征收与日俱增。范仲淹③领泰州西溪盐监衔知兴化县事期间,重修捍海堤堰,造福泰州里下河水乡人民。他提倡为政清廉,创学宫,建书院,开启一代文风,为泰州地方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2]。范仲淹与同时代的泰州通判滕子京④、理学家胡瑗⑤、潭王宫教授周孟阳⑥、名相富弼⑦经常在泰州“文会堂”切磋学问、吟诗集雅。清代著名天文历算家陈厚耀⑧,评话宗师柳敬亭⑨,扬州八怪之一郑板桥⑩,“扬州学派”先驱任大椿⑪,著名文艺评论家刘熙载⑫,围棋棋圣黄龙士⑬,太谷学派集大成者黄葆年⑭等都在泰州生活过。可以说,泰州历史上的这群官员和文人士大夫具有深厚的道德文化修养和广博的文化知识,他们追求审美情趣和精神层面的享受,这无疑对泰州这座城市的建设发展、农田水利灌溉、房屋建设、园林景观营建、文化等方面都会产生深远影响[3]。2.2平民儒学培育百姓圣贤修养。泰州是明代哲学家、思想家王艮⑮的家乡,也是王艮创立的“泰州学派”的发源地。在王艮的影响下,平民儒学在泰州民间发展极其活跃,它为普通民众提供了生活的基本伦理和生活秩序维护。有一篇名为《南人与北人》的书中曾经这样写道泰州:“永嘉之后,晋室东迁,衣冠违难,多行萃止,艺文儒术,斯之为晓。士好学而文,农民织衽稼穑。俗务儒雅,虽穷苍茅茨之下,微闻弘诵声。”[4]记载的就是泰州民间崇儒尚教蔚然成风的历史。由此可见,平民儒学对当时百姓的日常生活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特别是在民居的建造过程中,人们开始意识到建筑艺术审美的伦理意义以及建筑在帮助家族成员形成可取的生活方式中的伦理功能。儒家经学中的广泛义理、家族所崇尚的人之常伦的情理,在民居的建筑中慢慢得以外化,建筑的整体布局与群体组合、形态与结构特征、空间序列与功能使用、装饰细部与器具陈设等方面,浸透着儒家伦理的种种特征[5]。百姓在对平民儒学的理解、人伦道德的敬畏、生存环境的自我创造中使建筑烙上了鲜明的特色,这也逐渐成为泰州传统民居风格的基调[6]。2.3科举家族文化世代相传。封建社会中,学校教育没有现达,家族的价值取向和生活目标对家族成员的影响是巨大的。家族文化在家族成员的活动中以一种和谐的方式强调个人服从整体的文化系统,具有较强的文化认同性和延续性[7],科举考试在延传家族声誉与家业方面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明清时期,泰州社会安定,民风重教兴文,水陆交通便利,经济基础相对发达,泰州又处于扬州地区教育文化中心的地位。康熙年间,朝廷在泰州兴建学政试院,作为扬州府属江都、甘泉、仪征、宝应、高邮、兴化、泰州、东台等八县考生院考的地方,这给泰州地方经济带来了发展机遇。同时,本地的秀才和童生们在这样的环境下学习就更为刻苦和努力。据统计,泰州境内在宋元明清四朝共出了1000多个举人,429个进士,其中文武状元5人,文武会元5人。以宫氏家族为例,宫氏家族是泰州明清时期远近闻名的科举世家,家族世代勤奋好学,先后共培养出7位文武进士、31位举人和50余位贡生,这样的家族不仅在泰州,就是在全国也是少有的。宫氏家族科举的兴盛带来了家族经济和文化的繁荣,也促进了宫氏家族住宅的建设与扩大,其家族在泰州大林桥西、税务桥西等处建有大规模的宅院,在岳墩西侧建有一处隐居著述的园林春雨草堂。另外,明隆庆二年(公元1568年)进士蒋科⑯历任开源参政、监察御史、南台兵备,创下家业,在泰州建有宅院,后又转售于科第世家程氏,程氏将宅院扩建。至今,蒋科进士府仍是泰州最有名的明清建筑群之一,也是泰州较早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这些家族的文化和儒学修养世代相传,经历数辈建设与传承。建筑空间有着巨大的潜在教育教化意义,因此在营造时必然会渗透着家族对封建儒学礼制人伦的自我理解与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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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与旅游关系分析论文

1、“中国”一词的出现,可以追溯到夏朝(约公元前22世纪公元前17世纪),秦统一全国后,始称中国,沿袭至今。中国还有许多别称,如:“神州”、“中华”、“华夏”、“九州”等。

2、海内外华人都称为炎黄子孙。“炎”和“黄”是远古时代两个部落首领炎帝和黄帝,相传他们联合统一了华夏,对中国早期文明的起源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所以炎黄被认为是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右图为黄帝像。

3、在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上,以禹为代表的夏后族起过重大作用。夏后族以华山作为自己的活动中心,所以又获得了华夏族的称号。今天,人们用“华夏”来代表中华民族。“华夏子孙”也是海外华人感到自豪的光荣称号。

4、爱国、爱乡一直是中华民族的基本道德规范和准则。为祖国和民族的利益而奋斗乃至献身,是最宝贵的品格。由此而产生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使中华民族成为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祖国统一始终是各民族的共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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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中华民族崇尚道德,认为个人品德的好坏是国家政治好坏的关键。因此人人都应恪守道德准则,以德才兼备为人生的根本。中国传统文化可以说是伦理道德型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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