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柳范文10篇

杨柳的千种风姿，万种风情，无不洋溢着诗意。历代文人墨客尤其宠爱它，以柳入诗的大概不下几千首。成为千古名句的就有陶渊明的“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贺知章“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刘禹锡的“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踏歌声”、韩愈的“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高鼎的“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的“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杨柳走进诗词，为诗词增色；诗词装扮杨柳，使杨柳传情。

从《诗经》开始，“昔我往矣，杨柳依依”，就首开了咏柳寄情借柳伤别的先河。天下千树万树，“长安陌上无穷树，唯有垂杨管别离”，人们送别偏要折柳写柳，这是因为“柳枝依依”，含情脉脉，“条条有情”的缘故。古人取其义表示眷恋不舍，以柳相留。“柳”者，“留”也，“柳”、“留”二音相谐，因而“折柳”相留，表示情真意切的惜别之情。折柳送别，自汉朝以来就有了。南朝乐府民歌有“上马不促鞭，反折扬柳枝，碟座吹长笛，愁杀行客儿。”反映了那时赠别，马上的、马下的都折柳。

送别难免有离别之苦，古代人们所处的环境与条件，使离别后的重逢成为十分不易的事情，有的甚至成为永别。离别就这样表现了生命的不自由，为了生命价值的实现，人们不得不承受空间阻隔的痛苦，承受走向未知的恐惧，承受与亲朋好友故乡故土告别的感情折磨。这一切，都使别离蒙上一层悲切忧伤痛苦迷茫的情调，尽管春光无限，人们也会黯然伤神。“杨柳岸”成了凄苦离愁的地方，“烟柳断肠处”道明了柳的意境就是凄婉哀怨。

到了唐朝，折柳送别更是盛行，长安灞桥，专门种植了许多杨柳，供人们离别时候攀折。据《三辅黄图》说：“灞桥在长安东，跨水作桥。汉人送客此桥，折柳赠别”故又名销魂桥，从汉、唐以来，这儿不知演过多少人间悲剧，也不知有多少文人学士将它摄入诗篇。“杨柳含烟灞岸春，年年攀折为行人”、“年年柳色，灞桥伤别”，可见，在灞桥握别的离情有多么深厚，诗人把送别离恨写得销魂蚀骨。“为近都门多送行，长条折尽减春风”，大家送行，走出长安都门，离人去了，长条折尽，春色又减去几分。“会得离人无限意”的杨柳，就这样充当人们离愁别恨的载体，“千丝万絮惹春风”，留下了一串串带泪的故事。这些离别诗都被一种千回百结的愁肠所缠绕，被一种凄风苦雨的色彩所笼罩。直到王维一曲阳关三叠，高歌“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轻轻柳色新”，一场清爽明亮的朝雨，洒洗了亘古如斯、哀怨凄苦的“轻尘”，“柳色”更新，终于使离别透露出一种富于希望的情调。

毕竟，“多情自古伤离别”，王维的“朝雨”冲不走诗人们太多的凄凉悲苦与无奈。柳永的“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三个景物组成了一个萧瑟飒然的环境，再加一个别酒醒、不见情人的“我”，烘托出了离别者的内心苦楚，使读者充分感受到其中蕴含的一片悲愁难己的情怀。“参差烟树灞陵桥，风物尽前朝。衰杨古柳，几经攀折，憔悴楚宫腰”，当年幼柳的嫩枝，如今都已成了衰飒垂老的古柳了，真是历尽沧桑，令人触目伤怀，词人写折柳送别的人间悲剧，一个“几”字，把多少人、多少代的共同悲哀一笔写尽了。周邦彦的“长亭路，年去岁来，应折柔条过千尺”，表面上看来是爱惜柳树，深层的涵义却是感叹人间离别的频繁，情深意挚，耐人寻味。

元朝赵孟頫的“野店桃花红粉姿，陌头杨柳绿烟丝。不因送客东城去，过却春光总不知”描写了郊外杨柳春光的美丽和易逝，以及送客时的惆怅心情。乔吉的“瘦马驮诗天一涯，倦鸟呼愁村数家。扑头飞柳花，与人添鬓华”抒写了浪迹天涯的诗人在旅途上盘缠郁结的愁思。

各镇人民政府，县工业园区管委会，县政府各有关工作部门、直属机构：

今春全县栽杨柳、点核桃、栽蚕桑“三大硬仗”工作启动后，各镇、各有关部门高度重视，迅速行动，扎实工作，全面掀起栽杨柳、点核桃、栽蚕桑工作热潮，“三大硬仗”取得了积极进展。经县政府同意，现将有关情况通报如下：

一、工作进展情况

（一）栽杨柳进展情况。全县“三大战线”造林绿化栽植杨柳118.4万株，占任务100万株的118%；扦插755万株，占任务500万株的151%；栽植竹子1.05万窝，占任务1万窝的105%；栽植芦苇3.5万窝，占任务10万窝的35%；栽植连翘560亩，占任务5000亩的11%；栽植火炬树20万株，占任务的100%；点播刺槐4235亩，占任务5000亩的85%。同时，全面完成绿色长廊建设任务和24个示范村花果型庭院建设任务。从各镇“栽杨柳”任务综合完成情况看，四皓、保安、石坡、景村、永丰等15个镇完成情况较好，高耀、巡检、洛源等4个镇完成任务情况较差。

（二）点核桃进展情况。今春核桃点播任务4万亩，全县完成核桃点播4.87万亩，占任务的121.7%。其中永丰、柏峪寺、景村等16个镇均完成或超额完成任务，谢湾、古城、高耀3个镇未完成任务，任务完成率均不足70%。

今春良种核桃建园任务3万亩，全县完成良种核桃建园1.52万亩，占任务的50.7%。其中四皓、保安、麻坪、石门、三要5个镇完成或超额完成任务，14个镇未完成任务。全县良种核桃群众自筹款应收缴330万元，实际收缴67.2万元，占任务的20.4%。

为了顺利实施《县农业三年强优计划》，坚决打胜今春栽杨柳点核桃栽蚕桑三大硬仗，确保三大战线造林、核桃点栽和良桑建园任务全面完成，特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发展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农业为目标，以改善生态环境、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为核心，按照“因地制宜、发挥优势、突出特色、分类指导”的原则，着眼全年，立足春季，着重抓好“三大战线”造林绿化、绿色长廊建设、花果型庭院建设和“洛桑”、“洛果”两大“洛牌”农业特色产业的区域化布局、规模化发展，着力打造绿色、生态，加快壮大“洛牌”特色产业，促进我县农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二、目标任务

今春“三大战线”造林绿化1000公里；花果型庭院建设栽植银杏、楸树各40万株，新建示范村24个6503户；新建桑园2万亩，其中春季1万亩。全年新栽良种核桃5万亩，其中春季3万亩；全年点播8万亩，其中春季4万亩。

三、工作重点

年画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除了展现着人们的生活审美之外，还是民间社会文化表达的一个重要手段和信息传播的一个重要渠道，具有强大的社会规训力度。杨柳青年画产生于民间，用于描绘民间世俗生活，在理想主义的浪漫思想指导下，通过借喻、象征、比拟、双关、谐音、等手法来反映人们对美好生活追求和传递人们的心理感觉，这与平面设计的最根本的某些设计理念不谋而合——运用平实的、积极的、消费者易于接受的叙事方式从表述诉求点，促使消费者对广告传达的信息很快地理解与接受，并留有鲜明的记忆，最终达到广告宣传的目的。

一、杨柳青年画中的吉祥文化

中国人的吉祥观念在原始社会便产生了。这种观念一直延续至今，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结构和造物法则。吉祥文化的存在与社会普遍流行的风俗和信仰有关，不取决于某一个人的喜好，它来源于大众，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拥有吉祥文化的杨柳青年画通过传统审美意识支配下的艺术来寄托人们的情思，满足人们精神上的需求。其取材都是人们喜爱的事物或神话故事，或传奇小说，或新闻时事，或福祥喜庆等，很少有哭丧凶杀之类的不祥内容。如世俗生活的题材：庄稼忙、女十忙、渔家乐、过新年、状元及第、加官进爵等；神话传说类：天官赐福、群仙祝寿、观音得道等；还有吉祥喜庆类：麒麟送子、财神叫门、五子登科、连中三元、马上封侯、金玉满堂等，这些题材都充分体现出人们祈吉纳福的观念，反映了人们渴求一个超越现实的、美好的世界。这一独特的东方审美样式通过与人们生理到心理的深层对应，使人的身心得到解放。这种对一个健康和谐的人类社会的祈盼，不论古人还是现代人，都一样地心存向往，因而传统杨柳青年画蕴含的吉祥意味同样适用于现代设计，适用于传达现代人的设计意念。在现代的平面设计中不乏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佳篇，例如中国联通公司的标志，采用的就是源于佛教“八宝”之一“盘长”的造型，取其“源远流长，生生不息”之意，迂回往复的线条象征着现代通信、网络，寓意着信息社会中联通公司的通信事业井然有序、信息畅通，同时也象征着联通公司的事业无以穷尽、地久天长。这种吉祥寓意的沿用，使我们的现代平面设计少了一些商业气，更多了一些文化气息和亲和力。

二、杨柳青年画中的象征与隐喻

杨柳青年画采用象征、隐喻的手法，使吉祥文化观得到充分的发挥。中国民间木版年画的主体文化就是象征文化。它通过画面中形象、道具、动植物等的隐喻、寓意、谐意与谐音，来传达人们的心理愿望、人生追求、理想归宿。画面情景表述不是直白的，而是借它物或通过符号表达某种情感和含义。这种思维方式是凭借意象进行联想、比附、推导的思维活动，具有鲜明的意象性的同时又具有丰富的联想性。如“并蒂莲”隐喻夫妻恩爱；石榴、葡萄、莲蓬寓意多子；桃、龟、松、鹤寓意长寿；龙凤寓意吉祥等。“象征和隐喻”是杨柳青年画的一个重要的审美特征，几乎每一件作品都有深刻的寓意蕴涵其中，年画中用一草一木，一亭一榭就能隐喻出地点、环境、岁月、时令和衬托人物的喜、怒、哀、乐、忧、苦等气氛。例如年画配景中“桥”和“亭”的表现：冬景桥少，表示河川严寒结冰，涉水无须过桥；夏景亭多，以示盛夏，人们多喜避暑于其中。山要高，用云挑，石要峭，飞泉流，路要窄，车马塞，楼要远，树木掩等。画师有句歌诀：“作画先点题，春夏秋冬要相宜，经史诸子各故事，配景恰当画出奇。”从年画的象征与隐喻中我们感受到了民间画师的集体智慧。在平面设计中也会大量用到象征、隐喻的借物托意手法，通过高度抽象的思维创作和丰富的想象力，使实在的形象寓指某种情感意念。如在汉字的处理上，往往会用到一音多形的手法表达创意，这与杨柳青年画中吉祥图形汉字的谐音取意表现法，语义双关、谐音假借，寓意深刻是一致的。中国民间美术背后的“意”是人们迷恋其造型的关键。杨柳青年画中谐音的关键是鲜明地把所谐之音点落在吉祥的本意上，别出心裁地传达主题思想。它那形式美与深层意念相结合的方式给了我们许多灵感。中国民间吉祥文化的图形形式是经过提炼的；是大众耳熟能详和普遍接受的，承载着一定情感内容而形成的。在设计中无论是对传统的继承还是对外国文化的借鉴，都要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三、诙谐幽默的杨柳青年画

一、社会文化背景的比较

朱仙镇自唐宋以来一直是中原地区连接江淮流域的最大水陆交通码头，随着手工业和商业的繁荣发达，民间手工艺迅速发展，木版年画也得以发展起来。由于地处兵家要地，“靖康之变”后，北方少数民族入侵，朝廷南迁，朱仙镇所处的地理区位、社会环境、生产力水平和经济基础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使年画逐步失去了北宋时期较为精致的官家和市井文化风格，取而代之的是比较粗犷并带有些许乡土气息。正是在这样的中原环境演变进程中，朱仙镇年画重新确立了它的艺术风格。朱仙镇年画的作者大都是民间艺人，他们的创作不受任何艺术上的条条框框的制约，能够比较直白地表达农民朴实的主观愿望：希冀五谷丰登、富裕兴旺、平安吉祥等美好的生活，以及扶正驱邪、爱憎分明的思想感情，具有一种单纯、质朴的地方特色和浓郁的中原乡土气息。杨柳青地处京津之地，南北交通要道，水陆交通方便，这为杨柳青年画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由于北京是当时的全国经济文化中心，年画势必受到多元文化的影响。因此，杨柳青年画继承了宫廷画院技法，以国画工笔重彩的方法，追求细腻工致的效果，形成了“高古俊逸”风格。杨柳青年画之所以倾向于工笔写实风格，也与画店的经济实力有关，画店作坊有着雄厚的资金，可以不惜重金聘请名画师出创作稿样，像当时的“戴连增”和“齐健隆”两家大画店就经常邀请著名画师高桐轩、徐白斋等出画稿。因此，民间有“当行比不了画作坊”之说。一方面是自身向上层文化的靠近，另一方面也是本阶层人员有这样的心理需求。①在长期的历史交融中，本土的原生文化与周围的皇家文化、市井文化、中西文化互相融合，形成了与中原文化不大相同的精雅文化风格。杨柳青年画与早期的朱仙镇年画有着密切的联系，无论样式、风格、造型等都深受朱仙镇年画的影响。但随着时代的发展，杨柳青年画逐步形成了自已的风格特色，与朱仙镇年画在艺术风格上形成了鲜明对照。

二、艺术风格的比较

（一）造型

朱仙镇年画在造型上有着很大的主观意象性，无论是人物还是动物都是在客观事物的基础上，经过概括、提炼，进行适度的夸张，可谓源于自然而又超越自然。从人物的造型来说，不拘泥于人体比例结构，以简洁明快的手法，追求神似而不求形似。动物造型概括简练，富有装饰性，以求和人物的风格协调统一。具体来说，有以下三个特点：

1.造型夸张。如在人物造型上特别突出头部形象，一般头的比例为全身的1：3，五官造型之中，又夸大了眉眼的比例，眉角上翘双眼皮，使之生动传神（图1）。

杨柳的千种风姿，万种风情，无不洋溢着诗意。历代文人墨客尤其宠爱它，以柳入诗的大概不下几千首。成为千古名句的就有陶渊明的“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贺知章“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刘禹锡的“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踏歌声”、韩愈的“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高鼎的“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的“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杨柳走进诗词，为诗词增色；诗词装扮杨柳，使杨柳传情。

从《诗经》开始，“昔我往矣，杨柳依依”，就首开了咏柳寄情借柳伤别的先河。天下千树万树，“长安陌上无穷树，唯有垂杨管别离”，人们送别偏要折柳写柳，这是因为“柳枝依依”，含情脉脉，“条条有情”的缘故。古人取其义表示眷恋不舍，以柳相留。“柳”者，“留”也，“柳”、“留”二音相谐，因而“折柳”相留，表示情真意切的惜别之情。折柳送别，自汉朝以来就有了。南朝乐府民歌有“上马不促鞭，反折扬柳枝，碟座吹长笛，愁杀行客儿。”反映了那时赠别，马上的、马下的都折柳。

送别难免有离别之苦，古代人们所处的环境与条件，使离别后的重逢成为十分不易的事情，有的甚至成为永别。离别就这样表现了生命的不自由，为了生命价值的实现，人们不得不承受空间阻隔的痛苦，承受走向未知的恐惧，承受与亲朋好友故乡故土告别的感情折磨。这一切，都使别离蒙上一层悲切忧伤痛苦迷茫的情调，尽管春光无限，人们也会黯然伤神。“杨柳岸”成了凄苦离愁的地方，“烟柳断肠处”道明了柳的意境就是凄婉哀怨。

到了唐朝，折柳送别更是盛行，长安灞桥，专门种植了许多杨柳，供人们离别时候攀折。据《三辅黄图》说：“灞桥在长安东，跨水作桥。汉人送客此桥，折柳赠别”故又名销魂桥，从汉、唐以来，这儿不知演过多少人间悲剧，也不知有多少文人学士将它摄入诗篇。“杨柳含烟灞岸春，年年攀折为行人”、“年年柳色，灞桥伤别”，可见，在灞桥握别的离情有多么深厚，诗人把送别离恨写得销魂蚀骨。“为近都门多送行，长条折尽减春风”，大家送行，走出长安都门，离人去了，长条折尽，春色又减去几分。“会得离人无限意”的杨柳，就这样充当人们离愁别恨的载体，“千丝万絮惹春风”，留下了一串串带泪的故事。这些离别诗都被一种千回百结的愁肠所缠绕，被一种凄风苦雨的色彩所笼罩。直到王维一曲阳关三叠，高歌“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轻轻柳色新”，一场清爽明亮的朝雨，洒洗了亘古如斯、哀怨凄苦的“轻尘”，“柳色”更新，终于使离别透露出一种富于希望的情调。

毕竟，“多情自古伤离别”，王维的“朝雨”冲不走诗人们太多的凄凉悲苦与无奈。柳永的“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三个景物组成了一个萧瑟飒然的环境，再加一个别酒醒、不见情人的“我”，烘托出了离别者的内心苦楚，使读者充分感受到其中蕴含的一片悲愁难己的情怀。“参差烟树灞陵桥，风物尽前朝。衰杨古柳，几经攀折，憔悴楚宫腰”，当年幼柳的嫩枝，如今都已成了衰飒垂老的古柳了，真是历尽沧桑，令人触目伤怀，词人写折柳送别的人间悲剧，一个“几”字，把多少人、多少代的共同悲哀一笔写尽了。周邦彦的“长亭路，年去岁来，应折柔条过千尺”，表面上看来是爱惜柳树，深层的涵义却是感叹人间离别的频繁，情深意挚，耐人寻味。

元朝赵孟頫的“野店桃花红粉姿，陌头杨柳绿烟丝。不因送客东城去，过却春光总不知”描写了郊外杨柳春光的美丽和易逝，以及送客时的惆怅心情。乔吉的“瘦马驮诗天一涯，倦鸟呼愁村数家。扑头飞柳花，与人添鬓华”抒写了浪迹天涯的诗人在旅途上盘缠郁结的愁思。

一、研究杨柳青古镇的现状,分析其文化表征。

1.杨柳青古镇品牌优势基于其深刻的历史文化内涵

古之有云,“先有杨柳青后有天津卫”。杨柳青古镇早在宋代就已形成聚落,至今已有近千年的历史。在明清时期,杨柳青就成为我国北方商贸、民俗文化集散地和漕运、航运业的发源地。其运河文化、大院文化、建筑文化、砖雕文化等民俗文化精彩纷呈。被冯骥才先生称为“斯文小镇”,是古老与现代文明相契相融的经典之作。

(1)杨柳青古镇历史悠久,民俗文化底蕴深厚

杨柳青年画为中国著名的民间木版年画。它继承了宋、元绘画的传统,吸收了明代木刻版画的形式,采用木版套印和手工彩绘相结合的方法,创立了鲜明活泼、喜气吉祥、富有感人题材的独特风格。在中国版画史上,杨柳青年画与南方著名的苏州桃花坞年画并称“南桃北柳”。作为民族民间艺术,杨柳青年画已走向世界,曾在日本、法国、英国、意大利、泰国、新加坡等国展出。

杨柳青砖雕透窗以民俗花鸟吉祥图案为主,结合图案造型,体现出浓郁的地方区域的民俗特点。杨柳青砖雕石刻兴于清康乾时代,精于道光年间。后装饰于杨柳青朱门大户,它融质朴婉丽为一体,操杨柳青年画之风韵,风格独具地方特色,极富象征意义耐人寻味。杨柳青砖雕可谓是杨柳青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者：李振单位：天津财经大学艺术学院

艺术品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产生的，伴随着明末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中国艺术品市场也兴旺发展起来。在旺盛的市场需求的刺激下，作为中国民俗艺术消费品的年画得到迅猛发展。天津杨柳青作为我国古代年画的原产地之一，其木版年画的艺术语言深受苏州桃花坞等全国其他地区年画的影响，但是，杨柳青年画无论是题材选择、描绘样式还是生产工艺等，完全是适应市场的需求的结果。

一、市场需求是年画生产的主因

年画始于古代的门神画，是中华民族祈福迎新的一种民俗艺术品，门神主要贴于传统建筑大门的门板两侧，主要有“驱鬼辟邪”和“祈福迎祥”两类门神，包括捉鬼门神、武将门神、祈福门神等等。春节贴年画成为一项重要的节日民俗活动。①清代李光庭在道光年间《乡言解颐》一书中，谈到春节贴杨柳青年画时说“：扫舍之后，便贴年画，稚子之戏耳。然如《孝顺图》、《庄稼忙》，令小儿看之，为之解说，未尝非养正之一端也。”②巨大的市场需求也必然催生了年画的大发展，为了扩大年画生产降低生产成本，全国各地纷纷采用木版印刷年画，其中以河南开封、四川绵竹、福建泉州、江苏苏州、山西临汾、天津杨柳青和山东潍县等地产品最著名。

杨柳青木版年画始于元末明初，到明永乐年间，大运河重新疏通，南方精致的纸张、水彩可直达杨柳青，使这里的绘画艺术得到发展。杨柳青年画从清代雍正、乾隆至光绪初期最为风行。清代中期达到全盛时期，当时杨柳青全镇连同附近的三十多个村子，“家家会点染，户户善丹青”，画店鳞次栉比，各地商客络绎不绝，已成为名副其实的绘画之乡。杨柳青镇虽年画作坊林立，但资金雄厚、雇工众多、画版满屋充栋者，只有戴廉增和齐健隆两家。据记载，齐、戴两家作坊，各有画案50多个，雇工200多人，每年生产用纸2000件，每件500张，产品不下百万幅。③杨柳青年画的销路很广，其中，戴廉增还把年画分号开到了北京崇文门外打磨厂和沈阳小西关万寿寺。由于杨柳青年画的产量大、销路广，给年画生产者带来丰厚利润，民间谚语就有“当行、当行，抵不住一个画行”之说。20世纪初，随着机器印刷在中国出现，杨柳青木版年画无法与质高价廉的机印年画进行竞争，在上世纪30年代末，木版年画退出历史舞台。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成立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和杨柳青画社，专门从事年画的创作、生产和发行等工作，由于采用机器印刷，大大降低了杨柳青年画的生产成本，同时，由于销售渠道的畅通，杨柳青年画行销全国，1956年出版近900种，发行9000多万张，1962年出版近千种，发行2亿多张。改革开放以后，1985年出版达到10566万张，占当年全国年画总产量的15%，④巨大的市场需求和年画生产丰厚的利润是推动年画发展的强大动力。

二、杨柳青年画丰富多彩的题材满足了市场多样性需求

木版年画是我国艺术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也是中华美术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们所熟悉的画种，因其在新年时贴换而得名。岁末迎“新正”自古称为过大年，上至朝廷，下至庶民都有卜岁饯腊活动，人们把它张贴在门、墙、窗、灯等处，点缀出新年喜庆的气氛，以此表达祈求吉祥如意、幸福生活的理想和愿望。我国木版年画的主题主要有“辟邪纳福”和“欢乐吉庆”两大类。过去的门神画虽具有年画性质，但大部分是手工绘制而成。宋朝是手工业发达、刻版印刷和造纸工艺较为成熟的时代，因此，木版年画开始出现雕版印刷形式的作品。明朝，农业手工业发展较快，重视文化，对外通商，促进商业繁荣，因此刻版印刷、造纸都有显著成就，木版年画至此成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清初为巩固满族贵族的统治，开始学习、吸收汉文化并恢复生产，促进经济的发展。木版年画同时也得到发展，除了大量印刷旧版年画，还不断创作出新的体现儒家治民理政之道、反映人民思想愿望的民间年画，题材更为广泛，刻工精致优美，用色绚丽，深受百姓的喜爱。当时木版年画的主要产地有天津的杨柳青，苏州的桃花坞，山东的潍坊，闽台地区的漳州、泉州、台南等地。我国民间木版年画的表现手法大多是简朴大方、率直明快、粗犷单纯。其人物造型头部大而身体粗圆，呈福态憨相，色彩鲜艳，多采用原色和补色强烈对比，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同时，由于我国历史悠久，民族众多，地域辽阔，以及各区域间的生活条件和风俗习惯不尽相同，形成了各地木板年画不同的艺术风格特征。笔者拟探析漳州木板年画的艺术特质并与天津杨柳青木版年画的题材、体裁形式、使用的材料与表现技法及其社会影响等方面进行初步比较，就教于方家。

一、创制年代久远

漳州木版年画始于宋代，兴于明永乐年间，清代为鼎盛时期。漳州地处我国东南沿海的福建省南部，与台湾一水之隔，为亚热带湿热海洋性气候区，四季温暖，雨量充沛，平原广阔，花香果甜，是一“天然大温室”，唐初置州，多种文化在此碰撞、融合。历史上中原人士几次南迁带来了选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以及原乡的民风民俗，不断地在漳州地区广泛传播。宋代是我国手工业发达，雕版和造纸工艺较为繁荣的时代。南宋淳熙《三山志》记载了福州元日、立春、上元、寒食、中元等十三个主要民俗节日，同时在“桃符、钟馗”条下写到“书桃符星户间，挂钟馗门上，禳厌邪魅。今州人岁暮，画工市之。”［1］（P14）宋代中元节日习俗及年画在福建及至漳州地区已广泛存在。明代是漳州经济快速发展的一个时期，耕地进一步扩大，沿海围垦、兴修水利。隆庆元年（1567年）月港成为我国唯一对外通商口岸，桅樯林立，贾客云集，贸易航线达47个国家和地区。由此促进漳州商品的生产和流通，同时也给木版年画输出提供了有利条件，促进了漳州木版年画的发展。明朝中叶漳州木版年画已跃居全国主要产地行列。清代，在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海疆平靖后，漳州地区经济发展，社会安定，在经济和文化的推动下，漳州木版年画的印制与行销进入了鼎盛时期。杨柳青地处我国河北天津，是我国北方历史名镇，据史料记载初名“流口”、“后复口”和“柳口”。金贞祜三年(1214年)置“柳口镇”为该镇行政建置之始，元末明初更名为杨柳青。明清时期，此地是运河漕运重要枢纽，交通发达，水运便利，成为我国北方商贸流通和文化交流集散地，市肆纵横，商业繁荣，风景优美，被誉为北方的“小苏杭”。［2］（P237）民俗文化气息浓郁，有着丰富的民间艺术。明代杨柳青民间艺人继承宋元时期绘画传统，同时吸收明代木刻版画等民间艺术，采用木版套印和手工彩绘相结合，创作出鲜明、喜气、具有地方特色的木版年画。清代杨柳青年画风格严谨，画面热闹，色彩丰富，注重人物刻画，深受人们喜爱，从清朝雍、乾年间至光绪初年最为风行。

二、题材内容丰富

漳州木版年画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富有闽南地方特色。大致可分为三类：

（一）门神类：漳州木版年画门神形式多样，题材广泛，尺幅相差较大，以适合不同门户的需要。其一为武将型：主要有《秦叔宝尉迟恭》、《神荼郁垒》，披盔戴甲，手持金锏，威风凛凛，浓眉虎目，一左一右，相对而立。此类门神多张贴于宅院大门，在漳州民间流传较广，成为门神中的主要类型。其二为祈福型：这类门神主要张贴于正厅大门，内容主要有《簪花晋爵》、《加冠进禄》、《天赐平安福》《人迎富贵春》等，还有尺幅较小的《五虎衔钱》、《魁星春》、《梅花福》等数个品种，主要张贴于厨房门、米缸、箱柜等处。此类年画反映人们祈求富贵平安、家族兴旺、福星高照的愿望。其三为祈财送子型：有表现财神内容的《日日进财》、《招财王》、《财神献瑞》、《春招财子》等，体现民众求财盼富的愿望。又有期望添丁为内容的《天仙送子》、《百子千孙》、《年年添丁》、《莲招贵子》等等。[3](P78-82)此类门神一般贴于新婚房门或内房门。其四为辟邪护宅型：此系贴于民宅门额上，或船舱上，或建新房安梁时贴于梁上，目的在于辟邪驱灾，祈求平安。主要有《剑狮》、《姜尚在此》、《八卦》、《天师镇宅》等，皆屋门神画，此类形式多样的门神年画与杨柳青木版年画比较，内容更为丰富。

词出于六朝时代的南方民歌[1]，吴声与西曲正是南方民歌的主要部分。所谓吴声与西曲，郭茂倩《乐府诗集》卷四四言“《晋书•乐志》曰，‘吴歌杂曲，并出江南。东晋已来，稍有增广……’盖自永嘉渡江之后，下及梁、陈，咸都建业，吴声歌曲起於此也”[2]。又卷四七引《古今乐录》曰“西曲歌出于荆、郢、樊、邓之间”[3]。吴声歌曲产生于吴地，以当时的京城建业为中心地区；西曲产生于长江流域中部和汉水流域，以江陵为中心地区[4]。西曲的产生晚于吴声但受其影响很深，体制风格大致与吴声相同，后世遂将二者并称为吴声西曲。吴声西曲多反映市民阶层的城市生活，其中以表现男女情爱的作品居多。六朝上层阶级嗜好声乐，故而采撷吴声西曲进入官家乐府且大量仿作，使之日益发展完善并成为了社会娱乐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词之初起，亦出于民间[5]，民间词作被统治者采入宫廷教坊不断加工改进，文人的大量创作最终完成了词体文学的建构定型，令其风行于世。词体文学与吴声西曲有着相似的发展背景，故而就制法、形式、内容等层面而言，词体文学接受吴声西曲的影响是有先天因素的。兹分论之。

元稹在《乐府古题序》中指出了辞与乐结合的两种方式：“由乐以定词”与“选词以配乐”。“选词以配乐”是先有歌辞，然后给歌辞谱上合适的曲调。“由乐以定词”则“因声以度词，审调以节唱。句度短长数，声韵平上之差，莫不由之准度”，先有乐曲，然后依照乐曲的声调配以歌词，其创作上“截然与诗两途”的“排比声谱填词”，是词体文学创制的规范，也是诗与词的一个基本差别[6]。《乐府诗集》卷四七引《古今乐录》言西曲歌有“倚歌”十五曲，为《青阳度》、《女儿子》、《来罗》、《夜黄》、《夜度娘》、《长松标》、《双行缠》、《黄督》、《黄缨》、《平西乐》、《攀杨枝》、《寻阳乐》、《白附鸠》、《拔蒲》、《作蚕丝》。“舞曲兼倚歌”二曲，为《孟珠》和《翳乐》[7]。关于“倚歌”，《古今乐录》言，“凡倚歌，悉用铃鼓，无弦有吹”[8]，指出了倚歌在乐器选用上有竹无丝的独特之处。除乐器的使用之外，“倚歌”还具有创制手法层面的涵义。《西京杂记》载“高帝、戚夫人善鼓瑟击筑。帝常拥夫人倚瑟而弦歌，毕，每泣下流涟”[9]。《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记文帝曾行幸霸陵，“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凄怆悲怀”[10]，颜师古注：“倚瑟，即今之以歌合曲也。”以歌合曲，即是词体文学创制上的由乐以定词。“倚歌”有歌而无舞，“舞曲兼倚歌”则歌舞兼备。在郭茂倩的《乐府诗集•新乐府辞》部，专辟“乐府倚曲”一节，其中收录了温庭筠的乐府倚曲32首[11]，这32首作品均是以曲、谣、歌、行、词命名，元稹《乐府古题序》云“《诗》迄于周，《离骚》讫于楚。是后《诗》之流为二十四名……而又别其在琴瑟者为操、引，采民氓者为讴、谣，备曲度者，总得谓之歌、曲、词、调，斯皆由乐以定词，非选词以配乐也”[12]，指出了这些作品的创作方式是由乐以定词，亦佐证“倚歌”为“排比声谱填词”，即词体文学的创制之法。西曲创作中对此类手法的使用为词体文学的创制做出了尝试性的探索。早在中唐时期，词体文学的创制就已经不再是偶发性的，文人开始呈现出自觉创作的趋向。白居易有《杨柳枝》，郭茂倩《乐府诗集•近代曲辞三》记《杨柳枝》为“白居易洛中所制也”[13]，《乐府杂录》记“白傅闲居洛邑时作，后入教坊”[14]。《碧鸡漫志》记白氏“又作杨柳枝二十韵云：‘乐童翻怨调，才子与妍词。’注云：‘洛下新声也。’刘梦得亦云：‘请君莫奏前朝曲，听唱新翻《杨柳枝》。’盖后来始变新声，而所谓乐天作《杨柳枝》者，称其别创词也。”[15]所谓新声《杨柳枝》，即为词调，而其或源于乐府古题《折杨柳》。郭茂倩《乐府诗集》“横吹曲辞”部《乐府解题》谈到“汉横吹曲……魏、晋以来唯传十曲……七曰《折杨柳》……”[16]。南北朝时期，汉代的横吹曲已不适合配当时的新乐而唱，故文人拟做的汉横吹曲大量出现，这些曲子在《乐府诗集》中被称作“梁鼓角横吹曲”，而正如胡震亨所言“梁陈后拟者皆作闺人思远戍之辞”，这些词作的内容不局限于本来的军乐，而是扩大到男女相思[17]。西曲“倚歌”中有《攀杨枝》，《乐府诗集》引《乐苑》言：“《攀杨枝》，梁时作。”辞存一首，“自从别君来，不复著绫罗。画眉不注口，施朱当奈何?”“攀”与“折”同义，敦煌曲子词中有《菩萨蛮》“，莫攀我。攀我太心偏。我是曲江临池柳。者人折了那人攀。恩爱一时间”[18]可为佐证。《攀杨枝》内容上描写的是候人女子哀怨的心态，形式上为五言，创制手法同新声《杨柳枝》，或为其先声。此外，白居易有《忆江南》组词三首，刘禹锡有《忆江南》词，标云“和乐天春词，依《忆江南》曲拍为句”，“依曲拍为句”表明刘氏是依曲而制词。刘禹锡另有《竹枝词》，序言“四方之歌，异音而同乐。岁正月，余来建平，里中儿联歌《竹枝》，吹短笛，击鼓以赴节。歌者扬袂睢舞，以曲多为贤。聆其音，中黄钟之羽。卒章激讦如吴声，虽伧宁不可分，而含思宛转，有淇奥之艳音。昔屈原居沅、湘间，其民迎神，词多鄙俚，乃写为《九歌》，到于今荆楚歌舞之。故余作亦《竹枝词》九篇，俾善歌者飏之，附于末。后之聆巴歈，知变风之自焉。”郭茂倩《乐府诗集》云“《竹枝》本出於巴渝。唐贞元中，刘禹锡在沅、湘，以俚歌鄙陋，乃依骚人《九歌》作《竹枝》新辞九章，教里中儿歌之……”[19]可见刘禹锡“《竹枝》新辞九章”的创作之法亦是由乐以定词。“‘竹枝歌’是有地区性的民歌”，“七言四句的民歌往往用拗体……刘禹锡这九首也都用拗体，而不用绝句正格。”[20]刘序引中所讲“激讦如吴声”，亦指出了《竹枝词》与吴声的渊源关系。同时，谐音双关是吴声西曲的一个突出特点，如以“丝”双关“思”，以“莲”双关“怜”，以“衔悲”双关“含悲”等。刘禹锡有《竹枝词》“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其中“晴”双关“情”，刘词此法的采用，显示出学习与接受吴歌的痕迹。

吴声西曲形式上一个较为突出的特点是其有送和声，“和送之声（除掉借用他曲的送声），最初是渊源于民间的谣曲的……吴声《阿子歌》的‘阿子闻’、‘阿子汝闻不’，西曲《石城乐》、《莫愁乐》的‘妾莫愁’，《襄阳乐》的‘襄阳来夜乐’，便是它们最原始的形态。它们的特质，有最显著的二点：第一，其句法比较参差多变化，能增加歌词句调上的繁复性；第二，因为由许多人和歌，能增加歌词音调上的强烈性。由于这两大优点，和送声在曲调中就显得非常突出，也可以说，它们构成了曲子的主要声调。”[21]不仅如此，《通典•乐典》记“《阿子》、《欢闻歌》者，晋穆帝升平初，童子辈或歌于道，歌毕，辄呼‘阿子汝闻否’，又呼‘欢闻否’，以为送声，后人演其声以为此二曲”[22]。送和声的使用亦或成为词体文学转变为长短句的一个前提。在论述词体文学产生时，有一种屡受质疑却仍然无法彻底否定的说法，即“和声说”一类，北宋沈括《梦溪笔谈》卷五曰：“诗之外又有和声，则所谓曲也。古乐府皆有声有词，连属书之。如曰‘贺贺贺、何何何’之类，皆和声也。今管弦中之缠声,亦其遗法也。唐人乃以词填入曲中，不复用和声”。朱熹《朱子语类》卷一四○言：“古乐府只是诗，中间却添许多泛声，后来人怕失了那泛声，逐一添个实字，遂成长短句，今曲子便是。”[23]“像《宋书》所著录的《阿子歌》、《黄昙子曲》，也仅是它们的和送之声，而从民谣演成的乐曲，主要也就是指根据、利用其和送之声而言。”[24]诗歌整齐的形式渐渐不适合配新兴的音乐，于是在演奏时，就把无歌辞之处填以虚字，这类虚字渐渐演化为实字，长短句于是形成。在词体文学的发展过程中，确有一部分词调依照此法而演进。王灼言：“今黄钟商有《杨柳枝》曲，仍是七言四句，诗与刘白及五代诸子所制并同，但每句下各增三字一句，此乃唐时和声，如《竹枝》、《渔父》今皆有和声也。”[25]任二北言《杨柳枝》：“盛唐以前，贺知章等早已有作，即称《杨柳枝》。中唐白居易翻为新声……但……未加辞……晚唐裴诚与温庭筠所做……称‘新添声杨柳枝’……声虽云‘添’，而辞仍作七言四句，显然有宋人所谓‘虚声’者存在……至五代，始就晚唐所添之声，添辞以填实之。”[26]《词律》收温庭筠的《杨柳枝》均为二十八字体，形式上仍旧是七言绝句的结构。另有朱敦儒的四十四字体，为双调长短句：“江南岸，柳枝；江北岸，柳枝；折送行人无尽时。恨分离，柳枝。酒一杯，柳枝；泪双垂，柳枝；君到长安百事违。几时归？柳枝。”乃有和声。《词谱》亦收贺铸的四十字体：“蜀锦尘香生袜罗。小婆娑。个人无赖动人多。见横波。楼角云开风卷幕，月侵河。纤纤持酒艳声歌。奈情何。”此作中和声已被填为实字，王奕清称此转换的调式为《添声杨柳枝》[27]。除《杨柳枝》外，与和声相关的词调还有很多，《花间集》中收孙光宪的《竹枝》二首，其一云：“乱绳千结竹枝绊人深女儿，越罗万丈竹枝表长寻女儿。杨柳在身竹枝垂意绪女儿，藕花落尽竹枝见莲心女儿。”《尊前集》中收皇甫松的《竹枝》六首，每首只有两句，其一云：“芙蓉并蒂竹枝一心连女儿。花侵隔子竹枝眼望穿女儿。”刘禹锡作《竹枝》“盛于贞元、元和之间”[28]，但其实在早刘禹锡五十年前，“顾况已有咏竹枝之《竹枝曲》……唐冯贽《云仙杂记》四谓‘张旭醉后唱竹枝曲，反复必至九回乃止。’足见在盛唐以前，即已有之，当为《竹枝子》之所本也。”[29]“唐皇甫松有《竹枝词》六首，均以竹枝、女儿为和声……《竹枝词》一名《巴渝词》，与《巴东谣》产地相同；皇甫松《竹枝词》的和声，必定渊源于《女儿子》无疑。”[30]而《女儿子》为西曲倚歌中的一曲，可见《竹枝词》与西曲之渊源。《杨柳枝》、《竹枝子》承吴声西曲而新变，由民间进入教坊，转化为词调，获得了新生。孟郊《教坊歌儿》所描写的“去年西京寺，众伶集讲筵。能嘶竹枝词，供养绳床禅。能诗不如歌，怅望三百篇”指出了《竹枝词》流行的盛况。而“即是排除《柳枝》、《添声杨柳枝》《折杨柳》等调名下的传词不计，（《杨柳枝》，引者加）拥有的存至今天的歌辞总数，亦达到了九十一首。”[31]任二北认为经由声诗一环过渡而成的词调，在唐五代词调中约占十分之一。因此唐五代词调呈现出“以小令为主，齐言、杂言并存”的情况[32]。

《乐府诗集》卷六一引《宋书•乐志》言：“自晋迁江左，下逮隋、唐，德泽浸微，风化不竞，去圣逾远，繁音日滋。艳曲兴于南朝，胡音生于北俗。哀淫靡曼之辞，迭作并起，流而忘返，以至陵夷。原其所由，盖不能制雅乐以相变，大抵多溺于郑、卫，由是新声炽而雅音废矣。”[33]《南齐书•萧惠基传》言：“自宋大明以来，声伎所尚，多郑卫淫俗。雅乐正声，鲜有好者。”[34]所谓的“艳曲”与“郑、卫”，即指吴声西曲。南朝时，雅乐的曲、辞已经不能满足统治者声色的需要，南方新声歌曲尤其是清丽缠绵的爱情作品渐渐受到了统治者的青睐。齐东昏侯萧宝卷酷喜俗乐，曾“下扬、南徐二州桥桁塘埭丁计功为直，敛取见钱，供太乐主衣杂费”，梁武帝“自算择后宫《吴声》、《西曲》女妓各一部，并华少赉（徐）勉”[35]。由于统治阶层的喜好，原本多情的江南民歌中的情歌类更为发达，统治者也经常进行采集、润色与拟作，使得吴声西曲风靡于世，在艺术形式与表现上亦趋精致。吴声西曲这种自下而上由民间文学过渡到宫廷文学进而自上而下又流行于世俗的经历也正是词体文学发展的脉络。欧阳炯《花间集序》中谈到了词体文学得以发展的社会背景，“有唐以降，率土之滨，家家之香径春风，宁寻越艳；处处之红楼夜月，自锁嫦娥”，“绮宴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不无清绝之辞，用助娇饶之态”[36]，这部诗客曲子词《花间集》编写的目的是使“西园英哲，用资羽盖之欢；南国婵娟，休唱莲舟之引”，即摒弃了“言之不文”、“秀而不实”的通俗歌辞，使民间文学渐渐走入正统文人雅文学的殿堂。而为了满足统治者和整个社会追求欢娱的心理需求，此类音乐文学内容上往往偏于男女相思恋情，虽亦有别调，但终究难掩情爱主流，在发展的过程中，风格趋向于香软缠绵，甚至失掉了作品本色。鲁迅曾讲：“东晋到齐陈的‘子夜歌’和‘读曲歌’之类，唐朝的‘竹枝词’和‘柳枝词’之类，原都是无名氏创作，经文人的采录和润色之后，留传下来的。这润色，留传固然留传了，但可惜的是一定失去了许多本来面目。”[37]曲辞初创期文题大都相合，后渐渐相互脱离，失之本意。《乐府诗集》卷四四引《宋书•乐志》曰：“《子夜歌》者，女子名子夜造此声。晋孝武太元中，琅琊王轲之家，有鬼歌《子夜》。殷允为豫章时，豫章侨人庾僧虔家，亦有鬼歌《子夜》。殷允为豫章，亦是太元中，则子夜是此时以前人也。”又引《乐府解题》说：“后人更为四时行乐之词，谓之《子夜四时歌》。又有《大子夜歌》、《子夜警歌》、《子夜变歌》，皆曲之变也。”[38]又如《丁督护歌》，《宋书•乐志》记其本事：“《督护歌》，彭城内史徐逵之为鲁轨所杀，宋高祖使府内直督护丁旿收敛殡霾之。逵之妻，高祖长女也。呼旿至阁下，自问敛送之事。每问，辄叹息曰：‘丁督护！’其声哀切，后人因其声广其曲焉。”[39]但“从现存的歌辞看，歌辞内容与本事不相符合……无哀切之音。”[40]为获得生命力，曲辞当随社会的需要而不断变化，吴声西曲的这种演进策略为词体文学所吸取借鉴。如温庭筠有《定西番》三首，《定西番》是唐教坊曲，后转换为词调，最初当是军中歌谣，反映的是边境战争的情况。温词三首中其一“汉使昔年离别，攀弱柳，折寒梅，上高台。千里玉关春雪，雁来人不来。羌笛一声愁绝，月徘徊”，其三“细雨晓莺春晚，人似玉，柳如眉，正相思。罗幕翠帘初卷，镜中花一枝。肠断塞门消息，雁来希”，内容上与调名是相关联的，但是其二“海燕欲飞调羽，萱草绿，杏花红，隔帘栊。双鬓翠霞金缕，一枝春艳浓。楼上月明三五，琐窗中”，虽言女子候人而不归的惆怅，但同调名的关联已经不大，风格上更倾向于社会上流行的离人相思类作品，显露出题与辞相分离的趋势。同时，吴声西曲多四句一曲，一曲下若干首，如吴声中《子夜歌》有四十二首，《子夜四时歌》有七十五首，《华山畿》有二十五首，均属同题创作。其中《子夜四时歌》有《春歌》二十首，《夏歌》二十首，《秋歌》十八首，《冬歌》十七首，从整体上可看成大的联章。后李白有仿作《子夜吴歌》，共四首，分咏春、夏、秋、冬四季，仍是歌咏同一类题材，亦属联章。联章的形式在词体文学初兴之际亦常常出现，如和凝《江城子》五首：初夜含娇入洞房，理残妆，柳眉长。翡翠屏中，亲爇玉炉香。整顿金钿呼小玉，排红烛，待潘郎。竹里风生月上门，理秦筝，对云屏。轻拨朱弦，恐乱马嘶声。含恨含娇独自语，今夜月，太迟生。斗转星移玉漏频，已三更，对栖莺。历历花间，似有马蹄声。含笑整衣开绣户，斜敛手，下阶迎。迎得郎来入绣闱，语相思，连理枝。鬓乱钗垂，梳堕印山眉。娅姹含情娇不语，纤玉手，抚郎衣。帐里鸳鸯交颈情，恨鸡声，天已明。愁见街前，还是说归程。临上马时期后会，待梅绽，月初生。欧阳炯《贺明朝》两首：忆昔花间初识面，红袖半遮妆脸。轻转石榴裙带，故将纤纤玉指，偷拈双凤金线。碧梧桐锁深深院，谁料得两情，何日教缱绻。羡春来双燕，飞到玉楼，朝暮相见。忆昔花间相见后，只凭纤手，暗抛红豆。人前不解，巧传心事，别来依旧，孤负春昼。碧罗衣上蹙金绣，睹对对鸳鸯，空裛泪痕透。想韶颜非久，终是为伊，只恁偷瘦。

以上所引令词构成明显之联章，讲述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爱情小故事，不过有时同调组词之间是否构成联章不易判断，如温庭筠的14首《菩萨蛮》“是否有组织有寓托自成首尾之联章体，自清代张惠言以来，学者看法不一”[41]。但随着词体文学自身的完善，联章现象渐渐消褪，与吴声西曲间呈现出一种批判性承续的轨迹。任何一种文学样式的成熟都需要一个漫长的孕育过程，词体文学的发展亦如此，其并非经中唐文人的偶一尝试就迅速进入了晚唐五代的繁荣阶段，前代文学如吴声西曲中若干作品在创制方法、形式、结构、内容上所作出的种种探索已为词体文学的兴起积累了一定可供借鉴的经验。词体文学正是在吸收这些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发展，终成为后世可与诗歌相提并论的文学样式，在中国文学史上散发着璀璨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