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险范文10篇

自社会保障制度建立以来,考察世界各国养老保险制度的实施情况,基本养老保险的筹资模式大抵可以分为三种:现收现付制、完全积累制和部分积累制。目前,我国基本养老保险筹资模式采取部分积累制,主要是为了适应人口老龄化的压力。但老龄化高峰之后,是继续实行部分积累还是回到现收现付,还是过渡到完全积累,我国目前还没有做出政策选择,相关的研究也较少。因此,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我国基本养老保险筹资模式的历史演变

养老保险制度在我国的真正兴起是以20世纪50年代国家统一的《劳动保险条例》为标志的,而我国基本养老保险筹资模式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51—1992年的现收现付制阶段和1993年至今的部分积累制阶段。

(一)现收现付制阶段

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先后经历了“国家—单位保险”、“企业保险”以及“社会保险”的历程,但其现收现付的筹资模式一直未变。

1.“国家—单位保险”阶段。1951年政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该条例是包括一揽子社会保险计划,涉及养老、疾病、伤残等。在筹资模式上采用现收现付制,企业单方缴费,缴费额占工资总额的3%,其中70%由企业自用,30%上交全国总工会,在全国范围内调剂使用[1]45。

养老保险是社会保险的主要内容之一，养老保险档案是养老保险管理工作的重要业务载体，记录应当及时准确完整，有力地保障国家、企业和参保人员的合法权益。以笔者所从事的铁路企业养老保险工作为例，由于企业生产力布局不断调整，单位合并、拆分、新设、改制等情况接连不断，但凡养老保险档案管理规范的单位，在养老保险管理上都能很快适应新情况，顺利地开展后续工作，反之则往往显现出台账不齐、资料不全、交接不畅等问题，养老保险管理工作开展就较为被动。

一、养老保险档案的构成与特点

参照《社会保险业务档案管理规定（试行）》，养老保险档案可以定义为：企业和各经办机构在办理养老保险业务过程中，直接形成的具有保存和利用价值的专业性文字材料、电子文档、图表、声像等不同载体的历史记录。所以，养老保险档案不仅是对参保人员养老保险全过程的记载，还包括了有关文件、个人台账和经办业务记录，比如国家和地方政府出台的有关政策、职工养老保险手册、台账、花名册、变更表、各类报表以及有关财务凭证等，不仅有书面记载的，还有数字化记载的。养老保险档案有以下特点：

1.涉及范围广。养老保险管理与个人、企业和社保经办机构以及财务部门都有涉及，凡与养老保险业务有关的都应纳入养老保险档案范畴，是对养老保险管理工作全方位的记载。

2.信息化要求高。现代化的养老保险管理必须采用高度信息化的平台，很多业务过程都要通过计算机技术来完成，那么养老保险档案也要高度信息化以满足现代化管理的要求。

3.保管期限长。与参保人员个人有关的记载一般要长达数十年，对于企业和社保经办机构来说就更长了，只要养老保险管理工作在继续，那养老保险档案的记载就不会停止，所以养老保险档案的保管期限非常长，从几十年到一百年甚至是永久保管的都有。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布局逐步发展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四位一体。为适应这一变化，中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和任务。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是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但是，现有的城乡社会保障体系缺乏专门针对农民工的统一社会保障制度，致使农民工成为城市中的弱势群体。

一、农民工概述

1、农民工。对于“农民工”，中国社科院张雨林教授在1984年首次提出这一概念，随后被大量引用，并且又不断延伸出很多称谓，如城市边缘人、产业工人、城市外来人口、外来务工者等等。综合现有研究，本文将农民工界定为，户籍不在城镇、有承包土地，但主要从事非农产业、以工资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人员。

2、农民工分化。对农民工的分化，有学者将这种现象称为农民工群体的内部分层。他们把农民工在经济收入、生活方式和政治地位等诸多方面的差异作为分化的依据。朱力按照农民工对城市的适应程度，将其区分为三个“隐性”的次群体，即滞留型、摇摆型和回归型的农民工。不同的农民工对城市化存在着明显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认知态度及政策需求。纵观目前多种分类，笔者比较赞同朱力的划分方式。本文把农民工区分为留城和返乡两种，划分依据是农民工的工作和留城意愿。受雇农民在城市工作签订合同一年以上（包括一年），或无雇主雇佣的进城农民从事个体经营或自谋职业大于等于一年，且打算一直留在城市，则为留城型，除此之外，则将其划分为返乡型。下文的农民工养老模式也是以此为依据进行探讨的。

二、研究农民工养老保险的意义

1、研究农民工养老保险的现实意义。我国首部宪法明确规定：“劳动者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时候，有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虽然宪法开宗明义规定了人年老后有获得救助的权利，但是并不是所有劳动者都能享受得到。长期以来，我国养老保障十分不公平，农民及农民工养老基本没有保障，城镇居民需自己缴纳部分，体制内人员养老则是国家全包，这种附加身份限定的养老保障制度，有悖于宪法精神。80年代后农民及农民工自费养老，公务员养老国家全包。农民工的养老制度不健全，实施起来更缺乏可操作性。这就为我们研究农民工养老保险提供了现实意义。

一、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历史演变

首先是2003年至2008年的新农保地方试点阶段。2006年北京市大兴区等县市区，启动了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试点工作。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政策规定，养老金由个人、集体和政府三方共同筹资，各级政府和村集体应逐步加大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的支持和投入力度，并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投入力度相应加大。到2007年底，全国已有近2000个县市不同程度地开展了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试点工作有5000多万农民参保，积累保险基金300多亿元，有300多万参保农民领取了养老金。其次是2009年至今的新农保中央试点阶段。2008年政府提出按照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相结合的要求，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2009年开始在10％的县市、区实行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试点。截至2010年底已有27个省自治区的838个县和4个直辖市部分区县纳入国家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总覆盖面约为24％。至2011年新农保试点范围已扩大到40％的县，2012年新农保有望实现全国覆盖。

二、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内容和试点地区实施现状

新农保养老金待遇由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组成，在个人缴费方面，缴费标准目前设为每年100元、200元、300元、400元、500元5个档次，地方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增设缴费档次。参保人自主选择档次缴费，多缴多得。国家依据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等情况适时调整缴费档次。在集体补助方面，有条件的村集体对参保人缴费给予补助；个人缴费、集体补助以及其他经济组织、社会公益组织、个人对参保人缴费的资助，地方政府对参保人的缴费补贴，全部记入个人账户。截至2010年5月，我国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试点的27个省区800多个县和4个直辖市的部分地区已有5199万人参保，占试点地区16周岁以上农村人口总数的78％。以河北省试点为例2010年2月共有175．1万人登记参保，收缴养老保险费5．31亿元，参保率51．2％，截至2011年9月底全省已有106个试点，2160．9万人参加新农保，参保率为87．5％，基本实现了新农保制度在试点的全覆盖。

三、基于理论视角分析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参保率的影响因素

1．影响新农保参保率的主观因素。

国务院办公厅2009年的《国务院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指出，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以下简称新农保)遵循政府主导和农民自愿相结合的原则［1］。作为一项农户自愿参加的公共政策，农民的真实参保意愿以及对制度的认可度直接关系着新农保制度覆盖面的扩大，也关系着新农保制度的可持续性发展。目前新农保试点工作正深入推进，截至2011年6月底，纳入国家新农保试点的27个省、自治区的838个县(市、区、旗)和4个直辖市部分区县参保人数共计1．42亿人，加上20个省的409个自行试点县参保人数，全国参加新农保的人数共1．99亿人［2］。但是依然还有部分试点地区的农户不愿参保，影响他们参保行为的因素有哪些?目前已经参保的农户是否是在对政策非常了解的前提下自愿缴费?这些问题的回答对于新农保制度“广覆盖”这一目标的实现，以及进一步提高制度设计的合意性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目前部分学者利用实地调查的资料从不同角度对农户参加新农保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但是已有的某些分析结论还存在较大分歧。主要表现在:第一，年龄因素对农户参加新农保意愿的影响。有的研究表明年龄与农户参保意愿呈负相关关系，年龄越大越不愿参保［3］［4］［5］;有的研究表明年龄与农户参保意愿呈正相关关系，年龄越大越愿意参保［6］;而有的研究表明农户年龄对其参保意愿没有显著影响［7］［8］。第二，家庭收入对农户参保意愿的影响。有的研究表明农户的收入越高越愿意参加新农保［4］［8］;有的研究表明农户收入越高越不愿意参加新农保［9］，而有的研究则表明农户收入对其参保意愿没有显著影响［7］［10］。第三，政策了解程度对农户参保意愿的影响。有的研究表明对新农保政策了解的越清楚越愿意参保［6］，有的研究表明对新农保政策了解的越清楚越不愿意参保［4］［8］，而有的研究表明农户对新农保政策了解程度对其参保意愿没有显著影响［7］。本文认为产生这些分歧的最主要原因是各位学者采用的调查对象不同。这就迫切需要进一步扩大调查范围，对样本的特征进行深入的细分，并根据不同社会群体的特征来反映不同社会群体对新农保制度的不同需求。而民族地区的农户作为一个特定的群体，有其特殊的文化传统和习俗，目前已有研究却较少关注民族地区农户的参保意愿及其政策需求。本文试图通过对民族地区农户的调查，了解民族地区农户对新农保的参保意愿和政策需求，深入分析影响民族地区农户参加新农保的因素及其程度，以期为我国新农保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提供科学依据。

一、数据、模型与变量

1．数据描述。本文数据来源于课题组2011年7月组织的由经过培训的中南民族大学社会保障专业的本科生在湖南、广西、湖北、贵州、安徽和云南六省、区的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的问卷调查。此次调查具体抽样方法为:每个省选择1－2个县，每个县选择2个村，每个村随机抽取30个农户。共发放问卷400份，回收有效问卷369份，有效率为92．3%。此次调查样本中侗族、苗族、壮族、土家族、瑶族、彝族等少数民族占82．1%，汉族占17．9%;男性占66．3%，女性占33．7%;没有上过学的占4．6%，具有小学文化水平的占32．9%，具有初中文化水平的占41．1%，具有高中、中专文化水平的占17．4%，具有大专及以上文化水平的占4．0%;年龄在16－29岁以下的占14．9%，30－44岁之间的占40．4%，45－59岁之间的占30．4%，60岁及以上的占14．3%;家庭人口数在3人及以下的占19．0%，4人的占31．6%，5人的占27．7%，6人的占14．8%，7人及以上的占6．9%，家庭平均人口规模约为4．6人;所处地理环境为山区的人占79．6%，所处地理环境为丘陵的人占11．7%，所处地理环境为平原的人占8．7%。调查样本中，对于“您自己年老时最希望采取哪种方式来养老?”这一问题的回答，有49．7%的人选择子女养老，有35．6%的人选择社会保险养老，有12．2%的人选择个人储蓄养老，有2．5%的人选择商业保险养老、集体养老等其他养老方式。目前60岁以上老人最主要的生活来源是依靠子女给钱的占55．3%，依靠自己储蓄的占26．4%，依靠国家提供养老金的占13．6%，依靠其他来源的占4．7%。

2．变量与模型选取。调查样本中有79．3%的农户所在县(市、区)进行了新农保试点，有20．7%的农户所在县(市、区)还没有开展新农保试点。其中，新农保试点县的农户中有86．1%的人参加了新农保，13．9%的人没有参加新农保;非新农保试点县的农户中，有88．2%的人表示如果将来实施新农保制度愿意参保，有11．8%的人表示不愿意参保。本文研究的因变量为民族地区农户是否愿意参加新农保，对于新农保试点县中参加了新农保的农户和非试点县中愿意参加新农保的农户赋值为1，对于试点县中没有参保的农户和非试点县中不愿意参保的农户赋值为0。这里用yi来表示因变量，yi的取值范围为:yi=1，参加保险yi=0，{没有参加保险由于因变量是一个二分变量，故本文选择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分析。具体计量模型［11］为:pi=P(yi=1|xi)=11+e－(α+βχi)其中，χi为影响农户参加新农保的各个因素;βi为自变量的回归系数，即在控制其它自变量的条件下，某单个自变量一个单位的变化所引起的对数发生比的变化;pi=P(yi=1/χi)是在给定一系列自变量χ1i，χ2i，…，χki的值时农户参加新农保的概率。已有研究成果表明，影响农户参加新农保意愿的因素有很多，本文着重从个人特征因素、家庭资源禀赋因素、社区环境因素和制度环境因素四个方面进行分析。个人特征因素包括民族、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四个变量;家庭资源禀赋因素包括家庭总人数、家庭人均纯收入、家中有无成员外出打工、家中有无党员四个变量;制度环境因素包括农户对新农保政策的了解程度和预期养老方式两个变量;同时选取被调查者所在区域这一变量来反映社区环境因素。其中，家庭总人数、家庭人均纯收入两个变量属于连续变量，民族、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家中有无成员外出打工、家中有无党员、所在区域、对新农保政策的了解程度、预期养老方式9个变量属于虚拟变量。本文将民族分为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汉族为参照组;年龄分为16－29岁、30－44岁、45－59岁和60岁及以上四类，16－29岁为参照组;教育程度分为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中专和大专及以上四类，小学及以下为参照组;所在区域分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此次调查的湖南、湖北、安徽三省属于中部地区，广西、贵州、云南三省属于西部地区，西部地区为参照组;对政策了解程度分为非常了解、比较了解和不太了解三类，不太了解为参照组;预期养老方式分为商业保险等其他方式、社会保险、子女养老和个人储蓄养老，个人储蓄养老为参照组。自变量基本特征描述见表1。

二、实证结果分析

运用统计软件SPSS16．0，通过Logistic回归模型对因变量民族地区农户是否愿意参保的影响因素进行估计，从模型回归分析结果看，模型χ2=55．756，Logistic回归模型结果统计性显著，表明所选的自变量对因变量联合解释效果很好。但就单个自变量解释效果来看，11个自变量中只有年龄、教育程度、所在区域和预期养老方式4个变量统计上显著，其他7个自变量统计上不显著(见表2)。

一、我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特点

一是坚持“政府统一管理，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的农村养老保险筹资模式。二是养老基金采用“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大账户小统筹”的模式，并设立了激励机制，改变了“老农保”的单一的个人账户的模式。三是与城镇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可衔接。四是公共财政大力支持。

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一）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立法滞后

我国实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已多年，却至今仍未出台一部专门的综合性法律加以规范，难以适应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发展的需要。立法工作严重滞后、立法层次低、立法体系不健全、法律的监督和实施机制薄弱等问题，表现十分明显。虽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下发了《指导意见》，但新农保制度尚处于试点阶段，也仅仅是停留在政策层面，尚未上升到法律法规高度。

（二）“新农保”统筹层次较低，基金保值增值难度大

南安市地处福建省沿海，土地面积2036平方公里，全市有27个乡镇（街道）办事处，总人口149万人，各类企业从业人员达30万人（其中非公企业占90%），是福建省最大的县级市。随着南安经济发展，先是1987年在国有企业中实施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以后逐步覆盖到外资企业、城镇集体企业和私营企业，现有参保企业5791家，参保人数76101人，参保率为25.3%，虽说养老保险工作取得了较大成效，然而，参保率偏低却是不争的事实。当前，社会保险的现状是全覆盖难、保险费征缴难、非公企业养老保险扩面更难。这些都一直是社保工作者面前的一大难题。如何有效地扩大养老保险覆盖面，提高参保率，进一步拓展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空间，确实保障广大劳动者的社会保障权益，让社会保险走出困境、破解难题，就摆在社保工作者的一项紧迫而重要的历史任务，这是我们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一、养老保险扩面的必要性

首先，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是从上个世纪80年代末开始实行的。在社会养老保险实行"统账结合"之前已经退休或已经在职的职工，在实行"统账结合"后其个人账户中应有养老保险金（称为老体制欠下隐性养老金债务），要完成养老保险制度的转换，就应按他们工作年限和工资水平予以充实，所需资金是制度转换所需支付的成本即转换成本。目前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进入退休年龄的职工越来越多，养老金支付的压力也越来越大。而我国基本养老保险由于覆盖面一时不能扩大，统筹基金不足，不得不挪用个人账户资金，使个人账户普遍为"空账"，原来对"老人"和"中年人"的隐性债务显性化。其次，近年来，尽管养老保险覆盖面有所扩展，但幅度有限。截至目前，各地的国有企业、城镇集体企业职工基本上全部参保，三资企业、城镇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中的就业者还有很大的一部分没有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如此之多的非公企业职工游离于社会养老保险之外，给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带来了很大阻碍，加强养老保险扩面工作势在必行。

二、非公企业扩面难的问题和原因

1.思想认识上的偏差。未参保的单位和个人对参保存在模糊认识，有些企业将社会基本养老保险混同于商业保险；有些政府领导认为国有集体、企事业单位职工的社会保险由于上级要求严、抓得紧，列入了政府绩效考核，故而比较重视。而非公企业的社会保险，由于没有主管部门，政府及人社部门对其缺乏硬性行政管理手段，弄不好，怕影响招商引资，故而引不起重视。

2.只顾眼前利益，不作长远打算。一些非公企业，职工还比较年轻，认为缴费多、回报少，不如不缴。职工个人因年轻，距退休还有漫长的时间，也认为缴不缴费都无所谓，不能很好地利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还有一企业只给少数骨干人员办理养老保险，认为普通劳动迫于就业问题对养老保险也不敢问津，觉得有份工作就不错了，还要感谢老板的仁慈和恩惠，怎么还敢去提参保的事呢！

南安市地处福建省沿海，土地面积2036平方公里，全市有27个乡镇（街道）办事处，总人口149万人，各类企业从业人员达30万人（其中非公企业占90%），是福建省最大的县级市。随着南安经济发展，先是1987年在国有企业中实施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以后逐步覆盖到外资企业、城镇集体企业和私营企业，现有参保企业5791家，参保人数76101人，参保率为25.3%，虽说养老保险工作取得了较大成效，然而，参保率偏低却是不争的事实。当前，社会保险的现状是全覆盖难、保险费征缴难、非公企业养老保险扩面更难。这些都一直是社保工作者面前的一大难题。如何有效地扩大养老保险覆盖面，提高参保率，进一步拓展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空间，确实保障广大劳动者的社会保障权益，让社会保险走出困境、破解难题，就摆在社保工作者的一项紧迫而重要的历史任务，这是我们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一、养老保险扩面的必要性

首先，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是从上个世纪80年代末开始实行的。在社会养老保险实行"统账结合"之前已经退休或已经在职的职工，在实行"统账结合"后其个人账户中应有养老保险金（称为老体制欠下隐性养老金债务），要完成养老保险制度的转换，就应按他们工作年限和工资水平予以充实，所需资金是制度转换所需支付的成本即转换成本。目前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进入退休年龄的职工越来越多，养老金支付的压力也越来越大。而我国基本养老保险由于覆盖面一时不能扩大，统筹基金不足，不得不挪用个人账户资金，使个人账户普遍为"空账"，原来对"老人"和"中年人"的隐性债务显性化。其次，近年来，尽管养老保险覆盖面有所扩展，但幅度有限。截至目前，各地的国有企业、城镇集体企业职工基本上全部参保，三资企业、城镇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中的就业者还有很大的一部分没有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如此之多的非公企业职工游离于社会养老保险之外，给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带来了很大阻碍，加强养老保险扩面工作势在必行。

二、非公企业扩面难的问题和原因

1.思想认识上的偏差。未参保的单位和个人对参保存在模糊认识，有些企业将社会基本养老保险混同于商业保险；有些政府领导认为国有集体、企事业单位职工的社会保险由于上级要求严、抓得紧，列入了政府绩效考核，故而比较重视。而非公企业的社会保险，由于没有主管部门，政府及人社部门对其缺乏硬性行政管理手段，弄不好，怕影响招商引资，故而引不起重视。

2.只顾眼前利益，不作长远打算。一些非公企业，职工还比较年轻，认为缴费多、回报少，不如不缴。职工个人因年轻，距退休还有漫长的时间，也认为缴不缴费都无所谓，不能很好地利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还有一企业只给少数骨干人员办理养老保险，认为普通劳动迫于就业问题对养老保险也不敢问津，觉得有份工作就不错了，还要感谢老板的仁慈和恩惠，怎么还敢去提参保的事呢！

贵州作为中国西部省份，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均预期寿命不断延长，人口老龄化及其不断加快的发展趋势对其养老保险及社会的稳定均构成了日益严重的挑战。养老保险因在保障社会成员老年生活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而成为社会保险制度中最重要的项目，也是社会保障体系中最为重要的项目。社会保障制度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养老保险制度的成功与否。而养老保险制度的成败与否，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养老保险基金的筹集与管理。因此，为了更好地发挥养老保险的作用以及适应社会的发展，贵州省现行的筹集和管理方式也要求变革。

一、贵州省养老保险基金的情况

根据2006年1月国家对社会保险制度的改革，贵州省建立起了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养老保险制度模式。贵州省养老保险基金的来源主要有个人缴费、企业缴费和政府转移支付三方面。企业缴纳的养老保险缴费不超过工资总额的20％，职工缴纳的养老保险费为职工工资的8％，政府采取不定期补贴的形式，向养老保险基金划拨资金。贵州省养老保险基金个人缴费的比重最大，个人的负担比较重。个人和企业缴费均呈逐年递增的趋势，而财政补贴却呈现出逐年递减的趋势。省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呈逐年递增，贵州省基本养老保险的覆盖率呈逐年递增。但是，增长的幅度逐渐减小，而且覆盖率的总体水平还是偏低。贵州省的养老保险收缴率呈逐年下降的趋势。收缴率的低下，加之覆盖面不高及逐年减少的财政补贴，给养老保险基金的筹集带来了很大的问题。贵州省养老保险基金一直处于收不敷支的状况，而且差额逐年扩大。伴随着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快，加之养老保险基金的收缴难度大，管理制度不完善，养老保险基金的缺口将不断扩大。在贵州省养老保险基金的管理中，对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的管理实行的统账结合的“混账”模式。统帐结合是指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实质就是建立个人账户制度，把以前的虚帐建成现在的实帐。这样虽然说方便了管理，但是相应的也带来了许多的问题。统账结合使得个人账户空账运行，这将使得贵州省养老保险面临巨大的支付风险。

二、贵州省养老保险基金筹集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1．国家财政补贴所占比例偏低，近年甚者有所减少。贵州省养老保险基金的筹集中，国家财政补贴所占比重偏低，且呈现出逐年递减的趋势。征缴的收入虽有较大幅度的增加，但财政补贴的负增长，以及极少的利息收入，让整个总收入的增长幅度远远小于总支出的增长幅度。加之贵州省已经进入老龄化，养老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问题是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2．社会保障覆盖面有待提高，社保资金收缴难度大。贵州省养老保险的覆盖面虽逐年递增，处于养老保险之外的年老所面临的问题得不到保障。而贵州省的养老保险收缴率又偏低，并且呈逐年下降的趋势。覆盖面及收缴率的低下，使得养老保险基金的筹集面临很大的困难。现行养老保险筹资缺乏应有的法律保障，加之征收力量不足，手段缺乏刚性，贵州省养老保险费拖欠、不缴或少缴的现象较为普遍。据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倘若不及时扩大社保覆盖面，增强社保筹资刚性，将很难保证社保资金的来源。

一、中国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必要

1.人口老龄化。通常把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10%，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7%作为国家或地区是否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标准。据统计，2007年我国60岁及以上的人口达1.5340亿人，占人口总数的11.6%；65岁及以上的人口达1.0636亿人，占总人口的8.1%。根据《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到2020年，老龄化水平将达到17.17%；到2050年，老龄化水平推进到30%以上；2051年～2100年，老年人口规模将稳定在3～4亿，老龄化水平基本稳定在31%左右，进入一个高度老龄化的平台期。面对人口老龄化这个不可阻挡的必然趋势，原有的养老保险制度已经不能满足新形势的需要，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

2.保障人权。一个人年轻时为国家付出了自己的青春，为社会创造了财富，在他年老时并且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国家要保障他的生存权，并尽可能地让他体面地生活，这是养老保险的应有之义。原有的养老保险制度未能有效地践行宪法以及劳动法的精神，仍有许多老年人未能得到国家的庇护，这就需要国家着手进行改革，充分履行其社会职能。一方面是人口老龄化的必然趋势，一方面是保障人权的必然要求，这迫切需要国家构建一个覆盖面更广、惠及更多群众、待遇更加公平、抗压能力更强的养老保险制度。

二、中国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基本过程

1986年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提出，要逐步建立和健全适应新形势需要的社会保障制度，并首次提出要以社会化管理为主。此后，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法规，如《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关于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通知》、《关于建设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它们标志着我国养老保险体制进入了一个新的改革阶段。2011年7月1日，《社会保险法》正式实施。在养老保险方面，它的颁布实施对于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险体系，更好地维护公民参加社会保险和享受养老保险待遇的合法权益，使公民共享发展成果，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对中国现有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