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德昌范文10篇

一

意大利理论家卡纽德视电影为独立于舞蹈、诗、音乐、建筑、雕刻、绘画之外的“第七艺术”，并指出电影的特性在于“把既有的各种艺术统合归一”[1](P.791)。卡纽德认为艺术向来循着时间的或空间的、韵律的或造型的、动的或不动的几种途径独立发展，唯独电影能将各种艺术的特点集于一身。也就是说，电影是时间艺术与空间艺术的统一。这种“统合论”旨在强调时间与空间的不可分割性，无关二者的主次之分。对于电影叙事是时间还是空间占据支配地位的问题，理论界一直存在着争论。法国理论家马赛尔•马尔丹笃信空间依附于时间，理由是电影本身有一定的时间长度，却不占据实际的空间。但随着电影艺术自身的发展，特别是艺术电影在叙事上大胆颠覆常规电影之后，这个观点引起越来越多的质疑。艺术电影便经常刻意模糊时间的观念，也不求展现合逻辑的时间关系，而即便是一部常规电影，其时间的变化和延续最终仍依赖于空间表现出来。究其所以，这与电影首先是一种视觉艺术有很大的关系。基于此，乔治·布鲁斯东在比较小说与电影的异同时明确指出：“电影的结构原则是空间……电影采取假定的时间，通过空间的安排来形成它的叙述”；[2](P.216)并得出“在电影中空间是首要的”[2](P.217)这一结论。

在《西方的没落》一书中，斯奔格勒指出在希腊语言中没有空间一词，希腊人心目中的空间实际上就是事物的位置、距离、范围和体积。在电影中，空间可以具体为故事得以发生发展的场所。马尔丹认为电影在处理空间时有两种方式：再现空间和构成空间。[3]（P.170）这两种方式实际上对应着长镜头与蒙太奇两种不同的创作方法。在影片中，蒙太奇与长镜头往往是并存的，因为它们都是电影必不可少的技术手段。但从美学意义上讲，两者的对峙是显而易见的。蒙太奇重主观表现，长镜头重客观再现。按照苏联蒙太奇学派的观点，蒙太奇是指把被摄对象分割成一个个镜头，再依照创作者的观念重新组合以产生新的意义，借此表达创作者对该对象的态度和看法。长镜头美学的倡导者——安德烈•巴赞则认为电影是完整的写实主义的神话，是再现世界原貌的神话。[4]（P.21）巴赞反对以创作者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蒙太奇，提出以长镜头代替蒙太奇：“只要把被蒙太奇分散处理的各元素集中表现在一个选择恰当的镜头中就足够了”。[4]（P.61）这个“选择恰当的镜头”，不动声色地隐藏艺术家的观点，让影像成为“十足的现实”。同时，它还能实现蒙太奇用若干个镜头完成的景别、节奏等各种转换。这正是巴赞从德•西卡、奥森•威尔斯等人的影片中所看到的景象。可见，有一定长度的长镜头是一个可以涵盖所有镜头类型的完整的镜头语言系统，其核心正是备受巴赞推崇的段落镜头和景深镜头。

“电影之重新发现空间是同有意识地运用景深和放弃最后造成空间时间化和观念化的蒙太奇美学有关的”。[3]（P.183）蒙太奇缔造空间的办法是许多片断的并列和联接，而这些片断彼此之间可以毫无联系。比如库里肖夫名为“创造的地理”的实验，他将五个在不同地点拍摄的镜头组接成一场戏，人们却无法看出其中的破绽，认为空间在这里是统一的。这种统一感实际上是基于空间感的失去才获得的。因为在蒙太奇的统摄下，“艺术家的工作就是将素材加以安排……使观众不去探求时间与空间的联系。”[5]（P.74）如此一来，空间自始至终只是观念上的。马尔丹在分析爱森斯坦的《战舰波将金号》时说：“我们是绝对不可能对敖德萨全城、它的港口和海湾的地理位置具有明确概念的，影片从未表现过任何全景，以使我们能看到战舰距码头台阶有多远”。[3]（P.171）如果采用强调写实的长镜头方法来拍摄，无疑能避免这种缺憾。长镜头关注的焦点是每个镜头内部的表现力，在现场场面调度下，摄影机忠实地记录下各事物的位置、大小以及彼此之间的关系，并且保持一种连续性。因而，长镜头所表现的空间是完整而统一的。这种统一不同于上述纯想象性的统一，它作用于观众的现实经验而被感知。正是通过长镜头，电影影像得以将现实的空间关系呈现在观众的眼前。

在一次访谈中，杨德昌说：“电影一开始就是在记录人类生活片段，并且可以重复呈现，让更多人认识不同的生活经验。我们喜欢看电影，其实是在看别人的生活经验，并从中得到一些讯息，这是生物的本能特性。”在谈到蒙太奇时，他说：“我们到电影学校学的蒙太奇，其实是因为技术的限制才产生的一种剪接方法。早期机器要上发条，只能拍20秒，影片要用很多20秒连接起来，其实这就是剪接，是被逼出来的。”[6]杨德昌强调电影的纪录功能，并且把电影与生活以及人关注现实的本性联系在一起，这与巴赞对电影本质的看法相当契合。蒙太奇在杨德昌的心中也恢复了最初的面目，是一种将镜头连接起来的技术。由此可见，杨德昌是个不折不扣的长镜头理论的拥护者，而他的影片可以说都是以长镜头为中心拍摄而成的。

空间在杨德昌电影中具有一种直观性。以《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为例，观众可以像主人公小四一样对他家的结构和方位了然于胸，一样熟悉从建国中学回家的路。不需要对比蒙太奇，小四家的简陋、小马家的富丽、眷村的破败，同样产生了强烈的视觉冲击效果。杨德昌电影最常见的是用长镜头来表现全景、中远景以及景深。通过冷静客观的长镜头，这些镜头的内涵得到充分展示。《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小四得知小明的背叛，双手抓着门框有如受难基督的全景镜头就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小四杀死小明后，人物被置于毫无阻挡的大全景中，小明兀自躺在地上，小四低头叫她，然后蹲下身一边哭喊一边想将她拉起来，在他身后，书摊前的人自顾自看书，几个女学生有所察觉，远远地、惊愕地看着这一切，一个过路人也驻足观望，人物的绝望无助和恐惧不安静静地弥漫整个画面空间。再如景深，巴赞认为景深镜头是实现空间统一的最好方法，因为它大大拓展了银幕的纵深感和宽度，弥补了立体感不足的短处。景深镜头还可以使同时出现在一个画面中的前后景产生一种关系，将人物的内在情绪和外在环境的气氛表现得淋漓尽致。比如《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的第二个镜头，小本论文由整理提供

[内容提要]杨德昌电影总是力图还原人类真实的生存环境。在客观冷静的长镜头的统率之下，结合摄影机的运动和不完整的画面构图，使得杨德昌电影中的空间呈现出完整统一、流动开放的特点。

[关键词]空间长镜头移动摄影“框架构图”

杨德昌是台湾新电影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凭借影片《一一》曾得到法国戛纳电影节的最佳导演奖。如果说台湾新电影导演们存在着某种共性的话，那就是他们都立志成为“电影作者”。以法国“作者论”的立场而言，只有拥有一贯的特定风格的导演，才能跻身“电影作者”的行列。杨德昌电影便存在着清晰可辨的作者印记，这在其影片的空间处理方面表现得极为突出。从早期的《青梅竹马》、《恐怖分子》开始，杨德昌已经确立了其表达空间的基本手法。在其后的影片中，这些手法更加纯熟、精巧。本文主要以《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独立时代》、《麻将》、《一一》等作品为例，试从镜头、摄影以及构图三个方面解析杨德昌电影中空间的构筑方式。

一

意大利理论家卡纽德视电影为独立于舞蹈、诗、音乐、建筑、雕刻、绘画之外的“第七艺术”，并指出电影的特性在于“把既有的各种艺术统合归一”[1](P.791)。卡纽德认为艺术向来循着时间的或空间的、韵律的或造型的、动的或不动的几种途径独立发展，唯独电影能将各种艺术的特点集于一身。也就是说，电影是时间艺术与空间艺术的统一。这种“统合论”旨在强调时间与空间的不可分割性，无关二者的主次之分。对于电影叙事是时间还是空间占据支配地位的问题，理论界一直存在着争论。法国理论家马赛尔•马尔丹笃信空间依附于时间，理由是电影本身有一定的时间长度，却不占据实际的空间。但随着电影艺术自身的发展，特别是艺术电影在叙事上大胆颠覆常规电影之后，这个观点引起越来越多的质疑。艺术电影便经常刻意模糊时间的观念，也不求展现合逻辑的时间关系，而即便是一部常规电影，其时间的变化和延续最终仍依赖于空间表现出来。究其所以，这与电影首先是一种视觉艺术有很大的关系。基于此，乔治·布鲁斯东在比较小说与电影的异同时明确指出：“电影的结构原则是空间……电影采取假定的时间，通过空间的安排来形成它的叙述”；[2](P.216)并得出“在电影中空间是首要的”[2](P.217)这一结论。

在《西方的没落》一书中，斯奔格勒指出在希腊语言中没有空间一词，希腊人心目中的空间实际上就是事物的位置、距离、范围和体积。在电影中，空间可以具体为故事得以发生发展的场所。马尔丹认为电影在处理空间时有两种方式：再现空间和构成空间。[3]（P.170）这两种方式实际上对应着长镜头与蒙太奇两种不同的创作方法。在影片中，蒙太奇与长镜头往往是并存的，因为它们都是电影必不可少的技术手段。但从美学意义上讲，两者的对峙是显而易见的。蒙太奇重主观表现，长镜头重客观再现。按照苏联蒙太奇学派的观点，蒙太奇是指把被摄对象分割成一个个镜头，再依照创作者的观念重新组合以产生新的意义，借此表达创作者对该对象的态度和看法。长镜头美学的倡导者——安德烈•巴赞则认为电影是完整的写实主义的神话，是再现世界原貌的神话。[4]（P.21）巴赞反对以创作者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蒙太奇，提出以长镜头代替蒙太奇：“只要把被蒙太奇分散处理的各元素集中表现在一个选择恰当的镜头中就足够了”。[4]（P.61）这个“选择恰当的镜头”，不动声色地隐藏艺术家的观点，让影像成为“十足的现实”。同时，它还能实现蒙太奇用若干个镜头完成的景别、节奏等各种转换。这正是巴赞从德•西卡、奥森•威尔斯等人的影片中所看到的景象。可见，有一定长度的长镜头是一个可以涵盖所有镜头类型的完整的镜头语言系统，其核心正是备受巴赞推崇的段落镜头和景深镜头。

[内容提要]杨德昌电影总是力图还原人类真实的生存环境。在客观冷静的长镜头的统率之下，结合摄影机的运动和不完整的画面构图，使得杨德昌电影中的空间呈现出完整统一、流动开放的特点。

[关键词]空间长镜头移动摄影“框架构图”

杨德昌是台湾新电影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凭借影片《一一》曾得到法国戛纳电影节的最佳导演奖。如果说台湾新电影导演们存在着某种共性的话，那就是他们都立志成为“电影作者”。以法国“作者论”的立场而言，只有拥有一贯的特定风格的导演，才能跻身“电影作者”的行列。杨德昌电影便存在着清晰可辨的作者印记，这在其影片的空间处理方面表现得极为突出。从早期的《青梅竹马》、《恐怖分子》开始，杨德昌已经确立了其表达空间的基本手法。在其后的影片中，这些手法更加纯熟、精巧。本文主要以《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独立时代》、《麻将》、《一一》等作品为例，试从镜头、摄影以及构图三个方面解析杨德昌电影中空间的构筑方式。

一

意大利理论家卡纽德视电影为独立于舞蹈、诗、音乐、建筑、雕刻、绘画之外的“第七艺术”，并指出电影的特性在于“把既有的各种艺术统合归一”[1](P.791)。卡纽德认为艺术向来循着时间的或空间的、韵律的或造型的、动的或不动的几种途径独立发展，唯独电影能将各种艺术的特点集于一身。也就是说，电影是时间艺术与空间艺术的统一。这种“统合论”旨在强调时间与空间的不可分割性，无关二者的主次之分。对于电影叙事是时间还是空间占据支配地位的问题，理论界一直存在着争论。法国理论家马赛尔•马尔丹笃信空间依附于时间，理由是电影本身有一定的时间长度，却不占据实际的空间。但随着电影艺术自身的发展，特别是艺术电影在叙事上大胆颠覆常规电影之后，这个观点引起越来越多的质疑。艺术电影便经常刻意模糊时间的观念，也不求展现合逻辑的时间关系，而即便是一部常规电影，其时间的变化和延续最终仍依赖于空间表现出来。究其所以，这与电影首先是一种视觉艺术有很大的关系。基于此，乔治·布鲁斯东在比较小说与电影的异同时明确指出：“电影的结构原则是空间……电影采取假定的时间，通过空间的安排来形成它的叙述”；[2](P.216)并得出“在电影中空间是首要的”[2](P.217)这一结论。

在《西方的没落》一书中，斯奔格勒指出在希腊语言中没有空间一词，希腊人心目中的空间实际上就是事物的位置、距离、范围和体积。在电影中，空间可以具体为故事得以发生发展的场所。马尔丹认为电影在处理空间时有两种方式：再现空间和构成空间。[3]（P.170）这两种方式实际上对应着长镜头与蒙太奇两种不同的创作方法。在影片中，蒙太奇与长镜头往往是并存的，因为它们都是电影必不可少的技术手段。但从美学意义上讲，两者的对峙是显而易见的。蒙太奇重主观表现，长镜头重客观再现。按照苏联蒙太奇学派的观点，蒙太奇是指把被摄对象分割成一个个镜头，再依照创作者的观念重新组合以产生新的意义，借此表达创作者对该对象的态度和看法。长镜头美学的倡导者——安德烈•巴赞则认为电影是完整的写实主义的神话，是再现世界原貌的神话。[4]（P.21）巴赞反对以创作者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蒙太奇，提出以长镜头代替蒙太奇：“只要把被蒙太奇分散处理的各元素集中表现在一个选择恰当的镜头中就足够了”。[4]（P.61）这个“选择恰当的镜头”，不动声色地隐藏艺术家的观点，让影像成为“十足的现实”。同时，它还能实现蒙太奇用若干个镜头完成的景别、节奏等各种转换。这正是巴赞从德•西卡、奥森•威尔斯等人的影片中所看到的景象。可见，有一定长度的长镜头是一个可以涵盖所有镜头类型的完整的镜头语言系统，其核心正是备受巴赞推崇的段落镜头和景深镜头。

[内容提要]杨德昌电影总是力图还原人类真实的生存环境。在客观冷静的长镜头的统率之下，结合摄影机的运动和不完整的画面构图，使得杨德昌电影中的空间呈现出完整统一、流动开放的特点。

[关键词]空间长镜头移动摄影“框架构图”

杨德昌是台湾新电影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凭借影片《一一》曾得到法国戛纳电影节的最佳导演奖。如果说台湾新电影导演们存在着某种共性的话，那就是他们都立志成为“电影作者”。以法国“作者论”的立场而言，只有拥有一贯的特定风格的导演，才能跻身“电影作者”的行列。杨德昌电影便存在着清晰可辨的作者印记，这在其影片的空间处理方面表现得极为突出。从早期的《青梅竹马》、《恐怖分子》开始，杨德昌已经确立了其表达空间的基本手法。在其后的影片中，这些手法更加纯熟、精巧。本文主要以《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独立时代》、《麻将》、《一一》等作品为例，试从镜头、摄影以及构图三个方面解析杨德昌电影中空间的构筑方式。

一

意大利理论家卡纽德视电影为独立于舞蹈、诗、音乐、建筑、雕刻、绘画之外的“第七艺术”，并指出电影的特性在于“把既有的各种艺术统合归一”[1](P.791)。卡纽德认为艺术向来循着时间的或空间的、韵律的或造型的、动的或不动的几种途径独立发展，唯独电影能将各种艺术的特点集于一身。也就是说，电影是时间艺术与空间艺术的统一。这种“统合论”旨在强调时间与空间的不可分割性，无关二者的主次之分。对于电影叙事是时间还是空间占据支配地位的问题，理论界一直存在着争论。法国理论家马赛尔•马尔丹笃信空间依附于时间，理由是电影本身有一定的时间长度，却不占据实际的空间。但随着电影艺术自身的发展，特别是艺术电影在叙事上大胆颠覆常规电影之后，这个观点引起越来越多的质疑。艺术电影便经常刻意模糊时间的观念，也不求展现合逻辑的时间关系，而即便是一部常规电影，其时间的变化和延续最终仍依赖于空间表现出来。究其所以，这与电影首先是一种视觉艺术有很大的关系。基于此，乔治·布鲁斯东在比较小说与电影的异同时明确指出：“电影的结构原则是空间……电影采取假定的时间，通过空间的安排来形成它的叙述”；[2](P.216)并得出“在电影中空间是首要的”[2](P.217)这一结论。

在《西方的没落》一书中，斯奔格勒指出在希腊语言中没有空间一词，希腊人心目中的空间实际上就是事物的位置、距离、范围和体积。在电影中，空间可以具体为故事得以发生发展的场所。马尔丹认为电影在处理空间时有两种方式：再现空间和构成空间。[3]（P.170）这两种方式实际上对应着长镜头与蒙太奇两种不同的创作方法。在影片中，蒙太奇与长镜头往往是并存的，因为它们都是电影必不可少的技术手段。但从美学意义上讲，两者的对峙是显而易见的。蒙太奇重主观表现，长镜头重客观再现。按照苏联蒙太奇学派的观点，蒙太奇是指把被摄对象分割成一个个镜头，再依照创作者的观念重新组合以产生新的意义，借此表达创作者对该对象的态度和看法。长镜头美学的倡导者——安德烈•巴赞则认为电影是完整的写实主义的神话，是再现世界原貌的神话。[4]（P.21）巴赞反对以创作者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蒙太奇，提出以长镜头代替蒙太奇：“只要把被蒙太奇分散处理的各元素集中表现在一个选择恰当的镜头中就足够了”。[4]（P.61）这个“选择恰当的镜头”，不动声色地隐藏艺术家的观点，让影像成为“十足的现实”。同时，它还能实现蒙太奇用若干个镜头完成的景别、节奏等各种转换。这正是巴赞从德•西卡、奥森•威尔斯等人的影片中所看到的景象。可见，有一定长度的长镜头是一个可以涵盖所有镜头类型的完整的镜头语言系统，其核心正是备受巴赞推崇的段落镜头和景深镜头。

[内容提要]杨德昌电影总是力图还原人类真实的生存环境。在客观冷静的长镜头的统率之下，结合摄影机的运动和不完整的画面构图，使得杨德昌电影中的空间呈现出完整统一、流动开放的特点。

[关键词]空间长镜头移动摄影“框架构图”

杨德昌是台湾新电影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凭借影片《一一》曾得到法国戛纳电影节的最佳导演奖。如果说台湾新电影导演们存在着某种共性的话，那就是他们都立志成为“电影作者”。以法国“作者论”的立场而言，只有拥有一贯的特定风格的导演，才能跻身“电影作者”的行列。杨德昌电影便存在着清晰可辨的作者印记，这在其影片的空间处理方面表现得极为突出。从早期的《青梅竹马》、《恐怖分子》开始，杨德昌已经确立了其表达空间的基本手法。在其后的影片中，这些手法更加纯熟、精巧。本文主要以《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独立时代》、《麻将》、《一一》等作品为例，试从镜头、摄影以及构图三个方面解析杨德昌电影中空间的构筑方式。

一

意大利理论家卡纽德视电影为独立于舞蹈、诗、音乐、建筑、雕刻、绘画之外的“第七艺术”，并指出电影的特性在于“把既有的各种艺术统合归一”[1](P.791)。卡纽德认为艺术向来循着时间的或空间的、韵律的或造型的、动的或不动的几种途径独立发展，唯独电影能将各种艺术的特点集于一身。也就是说，电影是时间艺术与空间艺术的统一。这种“统合论”旨在强调时间与空间的不可分割性，无关二者的主次之分。对于电影叙事是时间还是空间占据支配地位的问题，理论界一直存在着争论。法国理论家马赛尔•马尔丹笃信空间依附于时间，理由是电影本身有一定的时间长度，却不占据实际的空间。但随着电影艺术自身的发展，特别是艺术电影在叙事上大胆颠覆常规电影之后，这个观点引起越来越多的质疑。艺术电影便经常刻意模糊时间的观念，也不求展现合逻辑的时间关系，而即便是一部常规电影，其时间的变化和延续最终仍依赖于空间表现出来。究其所以，这与电影首先是一种视觉艺术有很大的关系。基于此，乔治·布鲁斯东在比较小说与电影的异同时明确指出：“电影的结构原则是空间……电影采取假定的时间，通过空间的安排来形成它的叙述”；[2](P.216)并得出“在电影中空间是首要的”[2](P.217)这一结论。

在《西方的没落》一书中，斯奔格勒指出在希腊语言中没有空间一词，希腊人心目中的空间实际上就是事物的位置、距离、范围和体积。在电影中，空间可以具体为故事得以发生发展的场所。马尔丹认为电影在处理空间时有两种方式：再现空间和构成空间。[3]（P.170）这两种方式实际上对应着长镜头与蒙太奇两种不同的创作方法。在影片中，蒙太奇与长镜头往往是并存的，因为它们都是电影必不可少的技术手段。但从美学意义上讲，两者的对峙是显而易见的。蒙太奇重主观表现，长镜头重客观再现。按照苏联蒙太奇学派的观点，蒙太奇是指把被摄对象分割成一个个镜头，再依照创作者的观念重新组合以产生新的意义，借此表达创作者对该对象的态度和看法。长镜头美学的倡导者——安德烈•巴赞则认为电影是完整的写实主义的神话，是再现世界原貌的神话。[4]（P.21）巴赞反对以创作者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蒙太奇，提出以长镜头代替蒙太奇：“只要把被蒙太奇分散处理的各元素集中表现在一个选择恰当的镜头中就足够了”。[4]（P.61）这个“选择恰当的镜头”，不动声色地隐藏艺术家的观点，让影像成为“十足的现实”。同时，它还能实现蒙太奇用若干个镜头完成的景别、节奏等各种转换。这正是巴赞从德•西卡、奥森•威尔斯等人的影片中所看到的景象。可见，有一定长度的长镜头是一个可以涵盖所有镜头类型的完整的镜头语言系统，其核心正是备受巴赞推崇的段落镜头和景深镜头。

[内容提要]杨德昌电影总是力图还原人类真实的生存环境。在客观冷静的长镜头的统率之下，结合摄影机的运动和不完整的画面构图，使得杨德昌电影中的空间呈现出完整统一、流动开放的特点。

[关键词]空间长镜头移动摄影“框架构图”

杨德昌是台湾新电影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凭借影片《一一》曾得到法国戛纳电影节的最佳导演奖。如果说台湾新电影导演们存在着某种共性的话，那就是他们都立志成为“电影作者”。以法国“作者论”的立场而言，只有拥有一贯的特定风格的导演，才能跻身“电影作者”的行列。杨德昌电影便存在着清晰可辨的作者印记，这在其影片的空间处理方面表现得极为突出。从早期的《青梅竹马》、《恐怖分子》开始，杨德昌已经确立了其表达空间的基本手法。在其后的影片中，这些手法更加纯熟、精巧。本文主要以《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独立时代》、《麻将》、《一一》等作品为例，试从镜头、摄影以及构图三个方面解析杨德昌电影中空间的构筑方式。

一

意大利理论家卡纽德视电影为独立于舞蹈、诗、音乐、建筑、雕刻、绘画之外的“第七艺术”，并指出电影的特性在于“把既有的各种艺术统合归一”[1](P.791)。卡纽德认为艺术向来循着时间的或空间的、韵律的或造型的、动的或不动的几种途径独立发展，唯独电影能将各种艺术的特点集于一身。也就是说，电影是时间艺术与空间艺术的统一。这种“统合论”旨在强调时间与空间的不可分割性，无关二者的主次之分。对于电影叙事是时间还是空间占据支配地位的问题，理论界一直存在着争论。法国理论家马赛尔•马尔丹笃信空间依附于时间，理由是电影本身有一定的时间长度，却不占据实际的空间。但随着电影艺术自身的发展，特别是艺术电影在叙事上大胆颠覆常规电影之后，这个观点引起越来越多的质疑。艺术电影便经常刻意模糊时间的观念，也不求展现合逻辑的时间关系，而即便是一部常规电影，其时间的变化和延续最终仍依赖于空间表现出来。究其所以，这与电影首先是一种视觉艺术有很大的关系。基于此，乔治·布鲁斯东在比较小说与电影的异同时明确指出：“电影的结构原则是空间……电影采取假定的时间，通过空间的安排来形成它的叙述”；[2](P.216)并得出“在电影中空间是首要的”[2](P.217)这一结论。

在《西方的没落》一书中，斯奔格勒指出在希腊语言中没有空间一词，希腊人心目中的空间实际上就是事物的位置、距离、范围和体积。在电影中，空间可以具体为故事得以发生发展的场所。马尔丹认为电影在处理空间时有两种方式：再现空间和构成空间。[3]（P.170）这两种方式实际上对应着长镜头与蒙太奇两种不同的创作方法。在影片中，蒙太奇与长镜头往往是并存的，因为它们都是电影必不可少的技术手段。但从美学意义上讲，两者的对峙是显而易见的。蒙太奇重主观表现，长镜头重客观再现。按照苏联蒙太奇学派的观点，蒙太奇是指把被摄对象分割成一个个镜头，再依照创作者的观念重新组合以产生新的意义，借此表达创作者对该对象的态度和看法。长镜头美学的倡导者——安德烈•巴赞则认为电影是完整的写实主义的神话，是再现世界原貌的神话。[4]（P.21）巴赞反对以创作者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蒙太奇，提出以长镜头代替蒙太奇：“只要把被蒙太奇分散处理的各元素集中表现在一个选择恰当的镜头中就足够了”。[4]（P.61）这个“选择恰当的镜头”，不动声色地隐藏艺术家的观点，让影像成为“十足的现实”。同时，它还能实现蒙太奇用若干个镜头完成的景别、节奏等各种转换。这正是巴赞从德•西卡、奥森•威尔斯等人的影片中所看到的景象。可见，有一定长度的长镜头是一个可以涵盖所有镜头类型的完整的镜头语言系统，其核心正是备受巴赞推崇的段落镜头和景深镜头。

[内容提要]杨德昌电影总是力图还原人类真实的生存环境。在客观冷静的长镜头的统率之下，结合摄影机的运动和不完整的画面构图，使得杨德昌电影中的空间呈现出完整统一、流动开放的特点。

[关键词]空间长镜头移动摄影“框架构图”

杨德昌是台湾新电影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凭借影片《一一》曾得到法国戛纳电影节的最佳导演奖。如果说台湾新电影导演们存在着某种共性的话，那就是他们都立志成为“电影作者”。以法国“作者论”的立场而言，只有拥有一贯的特定风格的导演，才能跻身“电影作者”的行列。杨德昌电影便存在着清晰可辨的作者印记，这在其影片的空间处理方面表现得极为突出。从早期的《青梅竹马》、《恐怖分子》开始，杨德昌已经确立了其表达空间的基本手法。在其后的影片中，这些手法更加纯熟、精巧。本文主要以《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独立时代》、《麻将》、《一一》等作品为例，试从镜头、摄影以及构图三个方面解析杨德昌电影中空间的构筑方式。

一

意大利理论家卡纽德视电影为独立于舞蹈、诗、音乐、建筑、雕刻、绘画之外的“第七艺术”，并指出电影的特性在于“把既有的各种艺术统合归一”[1](P.791)。卡纽德认为艺术向来循着时间的或空间的、韵律的或造型的、动的或不动的几种途径独立发展，唯独电影能将各种艺术的特点集于一身。也就是说，电影是时间艺术与空间艺术的统一。这种“统合论”旨在强调时间与空间的不可分割性，无关二者的主次之分。对于电影叙事是时间还是空间占据支配地位的问题，理论界一直存在着争论。法国理论家马赛尔•马尔丹笃信空间依附于时间，理由是电影本身有一定的时间长度，却不占据实际的空间。但随着电影艺术自身的发展，特别是艺术电影在叙事上大胆颠覆常规电影之后，这个观点引起越来越多的质疑。艺术电影便经常刻意模糊时间的观念，也不求展现合逻辑的时间关系，而即便是一部常规电影，其时间的变化和延续最终仍依赖于空间表现出来。究其所以，这与电影首先是一种视觉艺术有很大的关系。基于此，乔治·布鲁斯东在比较小说与电影的异同时明确指出：“电影的结构原则是空间……电影采取假定的时间，通过空间的安排来形成它的叙述”；[2](P.216)并得出“在电影中空间是首要的”[2](P.217)这一结论。

在《西方的没落》一书中，斯奔格勒指出在希腊语言中没有空间一词，希腊人心目中的空间实际上就是事物的位置、距离、范围和体积。在电影中，空间可以具体为故事得以发生发展的场所。马尔丹认为电影在处理空间时有两种方式：再现空间和构成空间。[3]（P.170）这两种方式实际上对应着长镜头与蒙太奇两种不同的创作方法。在影片中，蒙太奇与长镜头往往是并存的，因为它们都是电影必不可少的技术手段。但从美学意义上讲，两者的对峙是显而易见的。蒙太奇重主观表现，长镜头重客观再现。按照苏联蒙太奇学派的观点，蒙太奇是指把被摄对象分割成一个个镜头，再依照创作者的观念重新组合以产生新的意义，借此表达创作者对该对象的态度和看法。长镜头美学的倡导者——安德烈•巴赞则认为电影是完整的写实主义的神话，是再现世界原貌的神话。[4]（P.21）巴赞反对以创作者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蒙太奇，提出以长镜头代替蒙太奇：“只要把被蒙太奇分散处理的各元素集中表现在一个选择恰当的镜头中就足够了”。[4]（P.61）这个“选择恰当的镜头”，不动声色地隐藏艺术家的观点，让影像成为“十足的现实”。同时，它还能实现蒙太奇用若干个镜头完成的景别、节奏等各种转换。这正是巴赞从德•西卡、奥森•威尔斯等人的影片中所看到的景象。可见，有一定长度的长镜头是一个可以涵盖所有镜头类型的完整的镜头语言系统，其核心正是备受巴赞推崇的段落镜头和景深镜头。

摘要：台湾电影创新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王菊金等导演在对电影语言及人性主题的探索中，创作出带有前奏性的作品。尽管这股创新力量单薄并逐渐淹没于商业片洪流中，但展现了潜在的电影变革力量。其后，台湾中影公司的改革为新电影发展创造了条件，其制作的《光阴的故事》成为台湾新电影的序曲。此片叫好又叫座，为台湾本土电影打开了发展空间。

关键词：台湾新电影；创新；中影公司；《光阴的故事》

一直以来，台湾本土电影游走在政治与商业两极：政宣类电影强化当局意识形态，美化现实；“拳头加枕头”的商业片过度追求娱乐，逃避现实。台湾电影“始终消耗着过去十几年来所开发的类型公式，没有更大的突破……社会依然转变，新的社会心理元素却未能添加进来，赋予影片新生，终于导致整个类型市场的迅速枯竭”①。20世纪80年代初，台湾新电影的历史性登场展现出新的美学形态与价值追求，其中既有谋求电影发展的行业性因素，更是台湾社会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力使然。尽管《光阴的故事》被公认为台湾新电影的序曲，但此前的前奏性作品不容忽视。

一、隐现的前奏：台湾电影的创新尝试

台湾电影中的创新尝试在台湾新电影之前已出现，但在其尚未产生足够影响与共鸣时，就淹没在了商业片的洪流中。其中的原因或如台湾著名影评人詹宏志所言：“台湾的电影工业还没有坏到《光阴的故事》前夕的景况，变的理由尚未成熟。”②其时，台湾商业片还有市场空间，因而台湾电影缺乏变革的决心，而仍以保守态度维系着既有的商业电影生产格局。不过，以王菊金的《六朝怪谈》（1979）和《地狱天堂》（1980）、林清介的《学生之爱》（1980）及侯孝贤的《在那河畔青草青》（1981）等为代表的有创新意味的电影的出现，反映出台湾电影变革的内在诉求，也意味着新的电影美学意识形态已然暗流涌动，只是这股力量单薄，在商业力量裹挟下如昙花一现般地转瞬即逝。这些带有变革端倪的影片是台湾新电影出现前的前奏性作品。台湾社会在20世纪70年代末凸显经济繁荣中的文化窘境，一系列政治、外交与民主运动事件使台湾社会在迷惘中充满躁动，高涨的本土意识加速了社会意识的觉醒，人们对传统台湾电影所呈现的遮蔽现实的内容越来越不满，期盼电影变革，而僵化的台湾电影创新乏力。彼时的那些前奏性影片因积极探索电影语言和人性主题，而有别于传统台湾电影。香港著名影评人罗卡将王菊金、林清介与香港新浪潮导演谭家明、蔡继光等进行比较，认为王菊金等新生力量“正在酝酿、冲击，迫使比较保守的台湾电影制作也逐渐打破成规，采取较为大胆的姿势，迈向国际电影的行列去”③。台湾电影评论界认为王菊金是台湾第一位“新锐导演”④。他曾反思台湾电影现状并指出：“我们在内容方面缺乏文学性，另一方面缺乏人性基础的人文主义精神，所以我们流露出来的情感总是不真实，过分流于低俗。我们必须把电影和文学拉在一起，在电影中表现此时此刻的文学精神，小说或诗所表现的东西，在电影中一样可以表现。”⑤这种注重提升电影的文学性与艺术表现力及强调人文精神的思想，也是后来台湾新电影的重要印记。影片《六朝怪谈》和《地狱天堂》融合了中国志怪小说的叙事资源和日本电影美学。《六朝怪谈》包含三段故事，《马女》讲述了少女与马的意乱情迷，《古刹》涉及叛乱武士与亡灵的厮杀，《镜中孩》描写了虚伪禅师在镜中孩的惊吓中而殒命，每段故事都有很强的表征性，艺术手法独特。影片《地狱天堂》在“勾魂”“离魂”与“还魂”的桥段中，讲述了书生与女鬼的爱情悲剧。不过，与当时主流怪谈鬼片不同的是，此片超越了惩恶扬善的道德言说，关注人的生存困境，片中书生的境遇暗喻了台湾社会逃避现实与精神迷失的现状。林清介的《学生之爱》与侯孝贤的《在那河畔青草青》都是现实题材电影，以较强的本土意识表现出对个体成长的关注，以写实性影像呈现了台湾社会现实，反思与批判意味浓厚。虽然这两部影片与王菊金作品的题材不同，但同样表现出强烈的形式探索与价值追求意图。《学生之爱》涉及青春期爱情与叛逆，影像语言丰富，“镜头流畅，格调清新脱俗，有一种诗化的韵律和美感”⑥。《在那河畔青草青》没有沿袭当时主流商业片的叙事套路，而在电影形态与内容上推陈出新，生活化的叙事和表演呈现了时代变迁下的台湾乡土生活风貌，展现出创作者对电影变革的锐意进取的态度。《六朝怪谈》曾获金马奖最佳导演奖，《地狱天堂》曾亮相多伦多和芝加哥影展，《学生之爱》曾参加休斯顿影展及香港首次举办的台湾电影展，而《在那河畔青草青》也曾获金马奖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提名。这些影片的创新价值值得肯定。

二、新电影的契机：中影公司中的新旧势力博弈

[摘要]《色·戒》是一个关于一个人寻找自我的故事，女主人公王佳芝为了成为特工假装自己是另外一个人，但没想到最后找到了真实的自我。影片把王佳芝这个人形象放在20世纪30、40年代旧上海社会环境当中。从学生到爱国学生，从爱国学生到“麦太太”然后到汉奸易先生的情妇，她的身份是不断游移于“他者”话语之中。李安在叙事中遵从“所有的人不过是一个人”原则技巧。他把王佳芝作为一个人，一个女人来叙述，叙述在她周围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并从微小故事中去发掘她内心最幽微、隐秘的部分并使人性复杂成分暴露给观众。王佳芝形象界定其实在违背“宏大叙事”叙述原则中体现出她的真实性。

[关键词]人性自我《色·戒》

台湾著名导演杨德昌在看到张爱玲《色·戒》这本小说之后，觉得这是关于“忠诚与背叛”主题。它里面似乎包涵着在温柔中兴奋状态那样的张力。没有把《色·戒》拍成电影是杨德昌的遗憾，把《色·戒》拍成一部电影是李安弥补了我们观众的遗憾。我们可以从李安叙述技巧中体会到《色·戒》所呈现的深刻意义。李安用黑色影调把上个世纪40年代充满了政治、战争的上海以及关于正义与非正义，爱国与卖国等宏大背景再现出来，对于李安来说这些宏大叙事在这部电影中实际上是一个让观众知道、了解剧情的社会环境。

李安曾说过：“你有没有勇气触摸人性最幽微的地带?你怎样去触摸它。探索题材要大胆、要深，言别人不能言，掷地有声。”如何用“小叙述”方式来展现女性形象确定女性身份?如何叙述女性内心世界?女性社会角色与家庭角色，女性与战争、女性与政治、女性与权力之间的叙述是女性“自我”身份确定的大前提，很多电影都把性女身份确定放在战争、政治、权力等相互关系中演绎。“女性自我”在战争、政治、权力叙述中被掩盖。女性实际上是作为附属品“点缀”在这些宏大叙事之中，自身身份界定也就很模糊。《色·戒》讲的是抗日战争时期一群岭南大学的大学生为了抗日救国，以美色来勾引汉奸然后见机行刺悲壮爱国故事。作为诱饵的王佳芝与她所勾引目标易某之间是不平等的性服务、性利用关系，为了达到目的，王佳芝像一个委屈的应招女郎一样，最大限度地利用自己的身体资源吸引荒淫纵欲的易某。她的身体是一种符号，上面承载着民族、国家、抗日……等太多的内容，对于身躯所包裹的灵魂、精神已经所剩无几。正如有人所谴责的那样：“这是一次以民族、国家名义对个体身体的‘征用’，是身体的国家化、工具化和使命化行为。”第一次受命之前，王佳芝在舞台上饱含深情地喊道：“为国家，为民族，为国家万世万代，中国不能亡。”第二次欣然接受使命在接过一粒毒药时，面色凛然回答：“我能做到。”王佳芝前后两次受命去勾引汉奸易先生，都是出于“国家情怀”。在国家、民族话语框架下叙述王佳芝的爱国热情，但国家民族话语只是一个独特窥视人性的角度。导演通过这一非常角度试图探索人性盲目、偏执所能达到的限度。王佳芝出于爱国热情自愿当诱饵，很难说清楚是出于清醒、理智的选择还是盲目的情感冲动。她以为行刺汉奸只是慷慨激昂、刺激、浪漫、冒险。

中国传统历史和艺术文本中，关于女子挺身救国的故事可谓层出不穷，其中最有代表性就是助越灭吴的西施和《三国演义》中的貂禅，她们都有“倾城倾国”之貌，她们都以自己的姿色充当了辅助男人建功立业的工具。因此在中国艺术版本里演绎出许多“英雄+美女”气壮山河的故事模本。这些模本又可以分为“英雄救美女”和“美女救英雄”两类。第一类影片，女性是需要拯救的弱小女人：第二类影片，女性是男英雄患难时红颜知己，她给予男性从肉体到精神的安慰，类似于“家园”栖居地。如《芙蓉镇》中胡玉音成为秦书田落难时的红颜知己，因为胡玉音给予他精神安慰才使秦书田有生活下去的信心。“美女救英雄”模式表面上看女性拯救了男性，但在更高层面上，男性代表的仍然是一个崇高的精神信仰，他们的精神力量不可怀疑。既然男性、女性自由平等无从说起，没有自由的女性，她的话语也就会消失在男性话语之中。女性自我形象、自我意识、身份自我确立等随之成为男性形象的陪衬。男性利用女性的姿色作为他们成功的辅助工具，《色·戒》中“美人计”就是这样故事。一群岭南大学的大学生为了除掉汉奸易先生让学校剧团的当家花旦王佳芝以美色为诱饵诱惑汉奸头子易先生上钩，然后见机行刺。可是中国几千年来对于美人一直是禁忌。所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就是说女子贞操关乎自己声誉甚至于关乎整个家族伦理道德。很多女子把自己青春、爱情、自我丢失在所谓的贞操牌坊里。在这样一个注重贞操充满性禁忌氛围中，男性导演的处理，是让她们在大功告成之后便“消失”，像西施与范蠡那样隐居于西子湖畔。导演李安却一反传统文化并挑战传统文化中的女性形象，没有让“美人计”成功，相反让王佳芝行使美人计最后被枪杀的悲剧而告终。王佳芝的“消失’并不是大功告成之后的消失。

在珠宝店里，那仿佛紧张得拉长到永恒的这一刹那间，当她要刺杀的汉奸为她戴上钻戒时，王佳芝突然意识到“这个人是真爱我的，她突然想，心下轰然一声，若有所失。”于是她遵从本能，纵身一跃，无从考虑后果，她选择放走了他。要知道这些都是爱国学生酝酿已久、花费很多代价(包括王佳芝的失身)换来的刺杀时机。这种处理让观众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可以说汉奸易先生逃脱这个情节是本片争议最大的地方。因怕背上“歌颂汉奸”罪名，同名小说作者张爱玲对这个情节所招来非议特地写了一篇文章对自己的辩护同时也是对王佳芝所作所为的辩护，她说：“不少读者硬是分不清作者和他作品中人物的关系，往往混为一谈。曹雪芹的《红楼梦》如果不是自传，就是他传，或是合传，偏偏没有人拿它当小说读。最近又有人说，《色·戒》的女主角确有其人，证明我必有所据，而他说的这篇报导是近年才以回忆录形式出现的。当年敌伪特务斗争的内幕那里轮得到我们这种平常百姓知道底细?”

【摘要】电影真的是神奇的动画，丰富多彩，印象深刻的是关于中外的写实主义电影，对于“电影与现实”我有了更深刻、更直观的理解。其实简单地说，写实主义电影就是用镜头真实地记录下现实，记录下人们真实的生活状态，而这些生活素材反而是平时大家所容易忽视和淡忘的。注重的是对普通人生活环境和生活状态的揭示。电影源于现实生活，又高于现实生活，该文以杨德昌的《一一》为主要的分析对象，探讨这部电影的写实主义，以及电影与现实的关系。下面仅从以下三个方面：现实题材、镜头、叙事结构来剖析与讨论该部电影。

【关键词】写实主义；电影；长镜头；叙事

一、电影的现实主义题材选择

影片的现实性就体现在它的背景选择的是台北都市，它讲述的是普通家庭中各个成员所经历的故事。然而，每个成员又代表着不同的年龄阶段，以此展现生活中那些不为人知，唯有自己体味的苦楚与辛酸，以及成长过程中产生的困惑。优秀的电影就应该如此，应该多去关心和深入普通人，并尊重他们的世俗生活。在影片里，这个家庭表面上似乎是一片平静，其乐融融，然而内部却潜藏着很多的问题。影片以一种温柔、舒缓的节奏将现代社会日常生活的常态逐一呈现给观众。观其整个影片，我们会发现杨德昌对于都市生活的触角是敏锐的，他不断地思考着都市里各阶层的人物，以及他们的生活结构与状态，他的影片能够让观众更加全面、客观地认知台北社会的真实面貌，在他的镜头下，台北的人物和空间终会脱下那层被现代化所虚化的假样子，露出最本真的样子。

二、大量长镜头的运用

首先对于婆婆生病昏迷，医生要求轮流跟她说话以此帮助治疗这段中，导演试图通过家庭的个体对婆婆的说话，以小见大，两者进行相对比较，我们便会发现每个个体的卑微与无助一览无余。所以我们说写实主义者都是谦虚而且自律的，他们懂得赤裸、真实的影像才蕴含着最原始的力量，他们懂得仔细聆听，克制自己操纵世界的欲望，发现自然世界发出的模糊的讯息。在这一段落的处理中，导演多是采用长镜头加近景加以表现，经过拉片后，我发现这一段落共有7个镜头，段落长度为5分30秒，导演采用固定机位加固定画框，以及长镜头。陷入昏迷的婆婆在此便有了独特的功能，即给每一个家庭成员一个重新审视自我的机会，认知自己生的处境，活的状态。每一个人的喃喃自语让他们懂得了自我的虚无与孤独，更让观众看清了现代化生活下人们内心的浮躁与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