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范文10篇

一、引进外资，筑路开矿

1904年4月，在《读新译甄克思〈社会通诠〉》一文中，严复指出中西政治的根本差异在于体制不同，贫富弱强都是由体制决定的。如果不从根本上下手，对于国事毫无补益。但是严复并不主张马上改变政治体制，因为眼前有个“大患”要优先解决：“为今日吾中国之大患者，其惟贫乎！”[1]（P148）

严复认为清末的一切弊病，如民智未开、民力不奋、污秽不蠲、作伪售欺、瘟疫流行、盗贼泛滥、官吏贪婪、兵卒怯弱、人民没有爱国心等等，都是由贫穷引起的。因此，“居今而言救国，在首祛此贫。惟能疗贫，而后有强之可议也！”[1]（P149）

平心而论，严复把一切弊病归因于贫穷，显然夸大其辞。例如上述弊病的最后四项，虽与贫穷有一定关系，却无论如何不能把贫穷说成根本原因，因而也决不是“疗贫”所能解决的。但是另外一方面，考虑到庚子战争给中国造成的灾难和破坏，考虑到《辛丑条约》强加给中国人民的沉重的赔款负担，那么严复把“疗贫”作为当务之急，应当说不无道理。问题在于，“救贫之方”在哪里呢？严复认为，农、工、商三业见效甚缓，不如从路矿下手：“今日救贫之大经……其要在路矿。吾之为路矿，将以富用路矿之吾民也，非徒以富治路矿者也。”[1]（P149）

实际上，早在1902年的《路矿议》中，严复已经提出了开路矿的主张。他举出外国为例，说明铁路能够带动一国经济全面发展。至于中国，正因为铁路少得可怜，影响到商业不发达，冶铁业不兴旺：“盖铁路如人身之脉络。……无铁路，则邦国之利源不广，而贫弱之患兴。……必求富强，其要著发端，在开铁路。铁路开，则诸矿业至于一切制造树艺之事，将相随以自生。”[2]（P105）

就在这篇文章中，严复提出了兴办路矿的许多注意事项，还为路矿总局筹拟了机构设置和庶务章程。要点如下：

摘要：在经验理性的指导下。严复系统地探究了政治制度的生成、发展和演变的历程。解释了制度演化的规律，并最终得出渐进主义的政治变革主张。这是严复政治思想体系的内在理路。

关键词：严复；政治学思想；内在理路

萧公权曾说：“(严复)《政治讲义》真可谓清末之第一部政治科学著作。”在中国，严复是第一个运用西方式的经验理性、通过对政治制度的追根溯源来系统地思考政治变革和社会问题的知识分子。他比较罕见地沿着经验主义路向、遵循实证主义方法、独立地思考人类(尤其是中国)的历史和社会问题，形成了与众不同的政治学思想。虽然，除了《政治讲义》之外，他并没有系统的政治学著作，但是，从大量的译作、按语、论文和书信中，仍然可以发现他政治学思想的潜在体系，可以找到隐含的内在理路。

一、天演论和人类社会起源

天演论是严复政治学说的基点，它是严复吸纳并改造斯宾塞、赫胥黎社会进化论思想的产物。严复试图用它来解释人类社会的起源和发展问题，也以此来解释人类社会各种制度尤其是政治制度的起源和演进问题。

严复认为，宇宙万物都由“天”演化而来。“天演”就是宇宙和自然生生不息的演化历程。天演的基本法则就是“优胜劣汰、适者生存”。各种生物自产生之后，它们之间就展开了激烈的生存竞争。由于人类对环境最有适应能力，于是就逐渐成为地球上最有竞争力的物种。同时，人群也是自然选择的结果。在《天演论》按语中严复说；“能群者存，不群者灭；善群者存，不善群者灭。”而“群肇于家，其始不过夫妇父子之合，合久而系联益固，生齿日蕃，则其相为生养保持之事，乃愈益备。”也就是说，群体和家庭是自然衍生和发展之物。接着，家庭组织日趋稳定，人群日益成熟，人类社会就随之出现并日趋复杂化。

教学目标

通过本课学习，使学生了解《四库全书》是一部什么样的书、魏源的进步思想、《海国图志》编写的目的和主要内容、严复其人、严复译著《天演论》的内容和影响、清末教育制度变革的情况。

通过引导学生认识清末爱国思想出现的背景，分析其历史意义，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感以及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和认识历史现象的能力。

通过本课学习，使学生认识到在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中，魏源等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是爱国的、进步的。在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时候，严复主张变法维新，救亡图存，并译著《天演论》，宣传生物进化观点和社会进步理论，引导中国人向西方学习，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是符合历史潮流的。在封建末世，社会动荡不安，民族危机日益深重，魏源、严复等人能够顺应历史潮流，主张向西方学习，这种励志图强，勇于探索、革新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教学建议

地位分析

一、我国古代对翻译标准的争论我国的翻译事业约有两千年的历史。佛经的翻译始于东汉桓帝建和二年。译者安世高是公元二世纪来华的西域人。他翻译了《安般守意经》等30多部佛经。后来月支国人支娄迦谶来中原，译了10多部佛经。他的译文生硬，读者不易看懂，所以从那时起，就有直译和意译这一类问题的争议。他有个学生叫支亮，支亮有个弟子叫支谦，他们三人号称“三支”，都是当时翻译佛经的名人。支谦在《法句经序》中有“传实”、“贵其实”、“勿失厥义”、“因循本旨”的提法，这就是主张注重传输原著实质性内容，也就是严复所谓的“信”。这一“信”字在唐代译家尤其是玄奘的翻译实践和理论中长期被奉为圭臬。支谦在同一篇文章中还说他最初不赞同另一译者将炎的译法，说将炎“虽善天竺语，未备晓汉，其所传言……近于质直。仆初嫌其辞不雅。”嫌其译得“不雅”，说明支谦最初也认为“雅”是翻译标准之一，后来才有所更改。由此也可见关于“雅”这个翻译标准即使在当时，就已经在我国译界争论不休了。当时与支谦在一起的人主张“今传胡义，实宜径达”。可见“达”字翻译标准当时也已经提出。到了符秦时代，在释道安的主持下设置了译场。翻译事业出现了一大进步，成为有组织的活动。道安自己不懂梵文，惟恐翻译失真，主张严格的直译，因此在他主持下翻译的《蜱婆沙》便是一字一句地翻译下来的。在这期间，道安请来的生长于西域龟兹的天竺人鸠摩罗什考证了以前的佛经译著，批评了翻译的文体，检讨了翻译方法，他全改以前群家的直译风格，主张意译，并改正了过去音译的弱点。他的译著表达了原作风貌，译文生动形象，为我国文学翻译奠定了基础。唐太宗贞观二年(公元608年)译界巨星玄奘出发去印度求经，17年后才回国。在他组织下用了19年时间译出了75部佛经，共1335卷。他不但把佛经由梵文译成汉文，而且把老子著作的一部分译成梵文，成为第一个把汉文著作向外国介绍的中国人。他提出的翻译标准“既须求真，又须喻俗”，意为“忠实、通顺”，直到今天仍有指导意义。

二、我国近代对翻译标准的争论谈到近代对翻译标准的争论，我们不得不谈严复和严复的“信达雅”。严复是我国清末新兴资产阶级的启蒙思想家。鲁迅曾在《二心集》里说过，严复“曾经查过汉晋六朝翻译佛经的方法”。严复参照古代翻译佛经的经验，根据自己翻译的实践在《天演论》卷首的《译例言》中提出了著名的“信达雅”翻译标准。严复曾说：“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严复最初提出三难，并不是作为翻译标准提出来的，但在这之后的一百年间，严复的“信达雅”说渐渐引起了许多翻译家的共鸣，对翻译实践起到积极的指导作用，表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但对其“雅”宇从一开始便有争议。他所谓的“雅”，是指脱离原文而片面追求译文本身的古雅。他认为只有译文本身采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实际上即所谓上等的文言文，才算登大雅之堂。所以在白话文兴起之后，激进派群起而攻之，大有将其批倒批臭而后快之势。甚至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又掀起了一场关于“信达雅”的争论。有人甚至认为严复的“信达雅”说，严重限制了翻译

研究的视野，长期束缚了人们的思想。有些观点相当激烈。如黄雨石就说：“严复在开一代翻译之风，在着意介绍外国新思想等方面的确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他的这一套翻译理论，无可讳言，却显然是完全错误的。(沈苏儒著《论“信达雅”——严复翻译理论研究》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107页)周笃宝说：“‘雅’字是唯心的，或者说是‘违心’的，都是不科学的。他翻译的是当时格物致知的书，代表先进的学术思想，却为了使顽固保守的士大夫阶级乐于接受西方先进学理‘刻意摹仿先秦文体’去翻译显然不妥。如果说严复的翻译思想有不妥之处，皆失于‘雅’’’。(《中国翻译))2000(2)，29)由此可见，在对严复的“信达雅”说百年来的争论中，“信达”二字已是人们公认的标准，而对“雅”字却争论很大。20世纪20年代我国出现了关于“神韵”的讨论。对此我国著名作家茅盾曾发表过见解。他本人始终如一是不妥协的“直译”论者，连后来出现的介乎“直译”和“意译”之间的所谓“顺译”他都反对，理由是“顺译”容易导致“歪译”。(1984a：351～354)茅盾早期发表过许多关于文学翻译的见解，针对以前“歪译”的泛滥，提出一系列的“直译”理论，以纠正前人的偏差。行文当中，他使用了传统文艺理论的语言，谈到“神韵”时说：“就我的私见下个判断，觉得与其失‘神韵’而留‘形貌’，还不如‘形貌’上有些差异而保留‘神韵’。文学的功用在感人，而感人的力量恐怕还是寓于‘神韵’的多而寄在‘形貌’的少，译本如不能保留原文的‘神韵’，难免要失了许多的感人的力量。”(1984b：337)这段话强调“神韵”，和后来的“神似”没有大的差别。所以有人说20世纪50年代傅雷提出关于“神似”的讨论是20年代“神韵”讨论的继续。

三、我国现代对翻译标准的争论傅雷和钱钟书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分别提出“神似”和“化境”的翻译标准。傅雷先生主张“重神似而不重形似”。于是我国译界出现了两大派。一是以傅雷、杨绛、杨必等译家为代表的“神似派”，一是以卞之琳先生为代表的“存形求神派”。一派重神似，一派重形似，谁也说服不了谁。就在近期的《中国翻译》上北大教授许渊冲先生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江枫先生还在该问题上继续争论不休。(见《中国翻译>>2001(3)“新世纪的新译论”点评)2001年8月份在中国译协、《中国翻译》编辑部举办的“英汉翻译高级讲习班”上，笔者有幸聆听了两位学者的唇枪舌战，双方各持一词，谁也不服气谁，谁都能找出有力的证据证明自己的观点是对的。继20世纪50年代之后，70年代末我国翻译事业出现了第二次高潮。由于西方翻译理论开始大举进入中国翻译研究领域，不少学者力图“挽救”、“完善”严复的理论。有人干脆说：“还是信达雅好。”于是人们重新提出“直译”或“意译”的价值。新一轮翻译标准的争论又拉开了帷幕。时代不同了，人们站在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思维方式进行争论。与此同时，后人对严复的“信达雅”已经赋予了新的内容和解释。他们认为“雅”已不再是严复所指的“尔雅”和“用汉以前宇法句法”，而是指“保存原作的风格”。这期间，我国一些学者提出了“信达优论”、“信达切论”、“最佳近似度论”、“辨证统一论”、“紧身衣论”等翻译标准。精通英法两门外语的许渊冲先生把“雅”字归结为中国文艺学派翻译标准的根源。他在此基础上进一步

发展，提出了“三美论”(意美、音美、形美)。1987年在青岛召开的“全国首届翻译理论研讨会”上，辜正坤教授发表了“翻译标准多元互补论”，他认为具体的翻译标准应该而且必然是多元的而非一元的。翻译标准可分为抽象标准和具体标准两大类，这两大标准构成一个互相制约和补充的有机系统。抽象标准具有一元性，具体标准具有多元性。论文一经宣读，引起轩然大波，几乎使有关翻译标准的讨论成了大会的主旋律。可见人们对翻译标准的重视。

四、争论给我们的启示本文简述了历代译界对翻译标准的争论，由此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启示：1．翻译标准不是永恒的翻译标准来自于翻译实践，来自于当时当地的翻译实践。翻译标准的提出都与当时的社会政治气候和人们的意识形态分不开。古代的翻译是以宣传宗教为目的，所以以翻译佛经为主；近代的翻译目的是“使顽固的士大夫阶级乐于接受西方的学理”，所以以翻译科学技术和介绍新思想为主；现代的翻译目的是为了传播思想和文化，所以以翻译文学作品为主；而后现代的翻译目的却是多元的。各行各业，各个阶层的人们抱着不同的目的，把翻译作为一种达到目的的服务手段。其翻译标准也是各种各样的。纵观翻译历史的长河我们不难发现，翻译标准的提出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着必然的联系，任何翻译标准放到另一个时代都有其适用性和不适用性。翻译标准不是永恒的。2．目的、对象第一，翻译标准第二任何人在从事翻译活动时都是把翻译目的和对象放在首位，不是先讨论翻译标准，后根据标准再进行翻译活动。严复翻译《天演论》的对象是士大夫阶级，目的是“为了使顽固的士大夫阶级乐于接受西方学理”。为达到此目的，他抛开自己的翻译标准而不顾，把文章译得艰涩难懂，对原文随意取舍，类似改编。但他实现了自己预定的目标，获得了中国翻译史上罕见的成功。严复追求译笔优美，很切合他要引起士大夫阶级兴趣的翻译目的。如果《天演论》是专为研究进化论专家翻译的，作为一个特殊领域的读者群，他们对翻译的兴趣主要是为了实用，译文尽量保持原文的原貌，这比译笔优美更重要。如果选择学童为读者，那必须改写成浅显易懂的科普读物。所以，翻译目的和对象是第一位的，其次才是翻译标准。3．树立正确的翻译观长期以来，我国翻译界一直存在着“直译派”与“意译派”、“神似派”与“形似派”、“艺术派”与“科学派”之间的争论。大致说来，这一对对派别又可以概括为两大派，艺术派认为翻译是艺术，实践中比较重神似，而且大多偏爱意译，而科学派则认为翻译是科学，实践中比较强调形似，大多喜欢采用直译。从实践效果来看，“艺术派”的译文以明白晓畅为特色，容易为读者所喜爱。但是，由于不拘形式的缘故，难免或多或少存在有失严谨的缺陷；而“科学派”的译文虽以忠实、严谨为特征，但容易出现生硬拗口的弊病，读起来不是十分顺畅。作为翻译工作者应坚持辩证法，树立正确的翻译观，不偏倚任何一派，而是取两家之长，避两家之短，使科学与艺术并重，神似与形似兼顾，直译与意译并用。坚持对立统一规律，才能达到翻译的最高境界。

严复是近代中国著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在中国正处于积贫积弱、遭受列强瓜分的民族危亡时刻，严复通过翻译西方著作和讲学等形式，宣传民主、科学和进化论的思想，积极主张维新变法，批判腐朽落后的封建思想，以求中华民族的革新图强，体现了一位爱国知识分子强烈的民族责任感。他的家庭伦理思想也体现了这一变革时代的特征，既具有批判、启蒙和开新的特点，又留下了封建残余思想的深刻印记。

一、总的说来，他的家庭伦理思想是建立在比较基础上的中西兼容，以新式思想为主。具体而言，可以把他的家庭伦理思想中的积极方面概括如下。

(一)提倡婚姻自由

首先，严复主张一夫一妻制。他说:“匹合之制所以最善者，以其最便家庭教育之故，故吾国多妻之制，往往为新学家所深垢。”批判中国当时有钱人和贵族的一夫多妻现象。其次，反对早婚，主张晚婚。他在给熊纯如的信中曾说:“吾国前者，以宗法社会，又以男女交际不同西国之故，遂有早婚之俗，而末流或至病国，诚有然者。”把早婚提到导致国家落后的高度，虽有夸张的成分，或者说严复还没有认识到国家落后的真正原因在于封建经济和封建君主专制政治体制，但他的确指出了早婚的危害性。并且，严复还讲了反对早婚的理由。“男不知所以为父，女未识所以为母，虽有儿女，犹禽犊耳。”认为比较适宜的结婚年龄是男子三十岁和女子二十岁。再次，严复主张满汉通婚。他认识到满、汉两族各有优点，通婚则可以取长补短。如果继续实行满汉禁婚，则对满人最为不利。最后，严复反对封建婚姻中的门户观念。他说:“故无论复之嫁女娶妇，固不论财。”可见，严复在子女的婚姻上没有传统的门当户对、嫌穷爱富的思想。这对于上流社会比较普遍的“政治联姻”、“经济联姻”是一大挑战。另外，严复还主张婚姻自主。他说:“昏嫁之事，宜用自由，使自择对。”这是对中国几千年“父母之命，媒灼之言”的婚姻模式的叛逆，具有启蒙意义。严复还认识到青年人经济上的独立对婚姻自主的重要作用。他说:“甚且舍祖父余荫，食税衣租而外，毫无能事足以自存。如此而日自由结婚，不待父母之命，庸有当乎?庸有当乎?”

(二)主张男女平等，倡导妇女解放运动

严复形象深刻地描述了封建社会里妇女受压迫的悲惨遭遇。他说:“压制妇人，待之以奴隶，防之以盗贼，责之以圣贤。”控诉了等级森严的封建制度对妇女的残酷迫害，并认为女子缠足和吸食鸦片是中国礼俗中对民力贻害最深的两件事。他认为男尊女卑的观念是人为设置，并非天然形成的。“中国妇人，每不及男子者，非其天不及，人不及也。”他还指出了妇女自立的途径。“禁缠足、立学堂固矣，然媒灼之道不变，买妾之例不除，则妇女仍无自立之日也。”并且，他特别强调读书和参与社会实践对妇女解放的重要作用。“盖读书者，阅古人之世;阅世者，即读今人之书。”严复认为，妇女自强有利于国家强盛。“故使国中之妇女自强，为国政至深之根本。”这一认识可谓很有远见。严复不仅指出男女的不平等、妇女受压迫和束缚，而且，还认识到经济上不平等，女子经济上不能独立是根本原因。他说:“支那妇人，又凡事仰给于人，除倚市门外，别无生财之术。”女子在经济上依附于男子，则她们在人身、人格等方面不可能真正独立，必然处于依附和被支配的地位。这一见解是相当深刻的。所以女子参与劳动，取得经济收人不仅有利于妇女解放，而且有利于减轻家庭经济负担。他说:“一家无坐食之人，则家累轻。”他还从经济角度分析了他家乡30年前盛行的溺女之风，并大声疾呼:“呜呼!骨肉之爱，人道最高尚者也，及杂以私，则用情之诚，不若禽兽，是不可以憬然耶?”可见，严复一方面强调亲子之情，另一方面反对重男轻女，女孩应该同男孩一样受到父母的疼爱和呵护。更难能可贵的是严复还较早地认识到了妇女参政的重要性。他说:“吾国近十余年来，始有男女平权之说，浸假言自由婚姻矣，至于今则言女子参政权矣，此其为是为否，哲家不敢轻下断言，但就事实上之实验，科学上之研究，有可言者，请为诸公更一及之。”最后，严复认为妇女地位的提高、经济和人格上的独立符合社会进化的法则。“既言男女婚配之进化，则女子地位关于社会进化者亦有可得而言。”

摘要：抽象的标准如“善译”和“化境”是不可实现的理想，与其取法不可实现的理想，毋宁提出切实具体的要求作为翻译的基本原则：1）信守原文的内容意旨；2）遵从译语的语言习惯；3）切合原文的语体语域。

关键词：信守内容意旨；遵从译语习惯；切合语体语域

Abstract:Transmigration,anabstractwholeatlarge,istoogoodtobepracticalandsuchconcretesubwholesunder“goodtranslation”asfidelitytothesource-languagetextincontentandintention,grammaticalnormality,andlexicalappropriatenessaremoreworkableascardinalprinciplesoftranslation.

Keywords:fidelity;grammaticalnormality;lexicalappropriateness

翻译是把一种语言文字所表达的意义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出来，具体说来，就是“换易言语使相解也”。①但是，如何用另一种语言文字把一种语言文字所表达的意义表达出来？“换易言语”之后是否能“相解”？“相解”的程度如何？这些问题归结起来无疑就是：翻译的标准是什么？翻译的方法应如何？

严复是中国近代第一位系统介绍西方学术的启蒙思想家，在介绍西学的同时提出了翻译的标准—“信、达、雅”，对中国现代的翻译实践和理论研究影响巨大，“相信只要中国还有翻译，总还会有人念‘三字经’！”②

摘要：抽象的标准如“善译”和“化境”是不可实现的理想，与其取法不可实现的理想，毋宁提出切实具体的要求作为翻译的基本原则：1）信守原文的内容意旨；2）遵从译语的语言习惯；3）切合原文的语体语域。

关键词：信守内容意旨；遵从译语习惯；切合语体语域

Abstract:Transmigration,anabstractwholeatlarge,istoogoodtobepracticalandsuchconcretesubwholesunder“goodtranslation”asfidelitytothesource-languagetextincontentandintention,grammaticalnormality,andlexicalappropriatenessaremoreworkableascardinalprinciplesoftranslation.

Keywords:fidelity;grammaticalnormality;lexicalappropriateness

翻译是把一种语言文字所表达的意义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出来，具体说来，就是“换易言语使相解也”。①但是，如何用另一种语言文字把一种语言文字所表达的意义表达出来？“换易言语”之后是否能“相解”？“相解”的程度如何？这些问题归结起来无疑就是：翻译的标准是什么？翻译的方法应如何？

严复是中国近代第一位系统介绍西方学术的启蒙思想家，在介绍西学的同时提出了翻译的标准—“信、达、雅”，对中国现代的翻译实践和理论研究影响巨大，“相信只要中国还有翻译，总还会有人念‘三字经’！”②

[论文关键词]：近代；新民本思想；民权思想

[论文摘要]：文章立足于近代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试从中国民主思想到民权思想的转变为切入点，为进一步探索中国近代思潮的转变和发展历程提供依据。

鸦片战争后，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逐渐沦为列强的原料产地和商品输出地。与此同时，“西学东渐”之风在中国也越刮越大。向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学习成为当时进步人士的一种普遍的认识。民主、民权思想就是在这种情境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一、近代民主思想在中国的兴起

顾颉刚曾说：“精神学说在中国极不昌盛，自从战国以来，只有先圣先王的精神，没有自己的精神；自从严复译了《天演论》、《群已权界论》等书，其他又有‘民权’、‘自主’、‘自由’、‘平等’诸名词见在出版物里，大家看了方晓得自己是一个人，不是一个附属品。”［1］甲午战后，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翻译了大量西方政治书籍。

1896年，严复翻译了英国人赫胥黎的《天演论》，将进化论输入中国，成为近代中国学习和传播西方资本主义新文化的总代表，中国资产阶级主要的启蒙思想家之一。他成功的介绍了西方在于“彼此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他在解释“民主”概念时说：“五洲治制，不出二端：君主、民主是已。君主之国权，又一而散于万；民主之国权，由万而汇于一。民主有二别：用其平等，则为庶建，真民主也；用其贵贵贤贤，则曰贤政。民有权而自为君者，谓之民主。民主者，治制之极盛。……夫民主之所以为民主者，以平等。［2］随着民主思想的传入，唤醒了中国广大民众独立的人格思想，产生了近代中国的民主主义。新民本思想由于与民主思想这种属于相近的思想范畴的“东西”，使得民主思想更加易于嫁接到其之上，并使之符合中国的国情。西方民主这个外来的文化要素，才得以成功在中国“登陆”并在中国扎下根来。

一「现代性」之外没有立场？

时下学界流行「多元现代性」提法，批判或抵制所谓普遍主义的「现代性方案」。甚么叫「多元现代性」？一种朴素的理解是，所谓「现代性」已经被西方国家的「现代性论述」占据了，非西方国家并非一定要、甚至不应该唯西方的「现代性」方案马首是瞻。比如说，中国、印度或者东亚应该有自己的「现代性」。「现代性」是多元的，意思是说，不同的民族国家及其文化传统应该有自己民族特色的「现代性」或者「现代化」。

这种理解很朴素，却遇到一个无法克服的理论困难：所谓「现代性」方案是在西方社会─文化的历史演化中出现的，即便追求不同于西方的「现代性」方案，这种追求或思考已然接受了「现代性」本身的正当性。如果民族特色的「现代性」方案要说自己根本不是一种现代性方案，无异于掩耳盗铃。

按照某位社会理论权威学者的看法，「多元现代性」提法当然也是一种现代性论述。现代性方案本来就是由两种论述及其之间的张力构成的，一种可以称为「普遍主义」，另一种则可以称为「多元主义」。据说，「普遍主义」现代性──说白了即西方强权国家的自由主义──在今天、甚至更早时，已经变成了「野蛮」的政治。「多元主义」的现代性论述坚持「承认」的自由，与「普遍主义」的「野蛮」政治对抗。

「多元现代性」仍然基于现代性的基本价值──自由民主，虽然对这一基本价值的理解不同，毕竟与其对手处于共同的「现代性」水平，拥有共同的价值财富（自由民主）。「多元主义」与「普遍主义」的冲突，无异于现代性论述的「族类之争」。如果谁要想既不进入这两种「主义」中的任一种「主义」阵地，然后打一场「现代性」论述的攻坚或防御战，又不愿意抛开现代性问题不理，便失去了论述立场，不好说话了。为甚么呢？

科拉科夫斯基（LeszekKolakowski）显得很机智地提出，「现代性」是一个「处于无休无止的试验」中的方案。据说，这就为「多元现代性」的提法提供了广阔前景，不同的民族─国家可以依自己的体质和传统「试验」自己的现代性方案。问题是，这一「方案」最初怎么出来的？韦伯（MaxWeber）说出于清教伦理，施特劳斯（LeoStrauss）说出于马基雅维里（NiccoloMachiavelli）的帝王师设计，沃格林（EricVoegelin）说出于中古时期意大利一座修院里不大为人所知的「灵知人」的历史三段论，布鲁门贝格（HansBlumenberg）则说出于晚期中世纪的神学「绝对主义」。现代性方案的「出处」形形色色，但「方案」本身是甚么，似乎没有争议，这就是英国、美国、法国革命带来的政治消息──君主帝制必须改制为民主政制。如今，谁还企图回到君主帝制，就得敢当过街老鼠──像当年的康长素那样，历史不可能、也不应该走回头。所谓「无休无止的试验」，只能是在自由民主政制这一方案中去试。「多元现代性」至多可以被说成现代性的多样性。

一、近代民主思想在中国的兴起

顾颉刚曾说：“精神学说在中国极不昌盛，自从战国以来，只有先圣先王的精神，没有自己的精神；自从严复译了《天演论》、《群已权界论》等书，其他又有‘民权’、‘自主’、‘自由’、‘平等’诸名词见在出版物里，大家看了方晓得自己是一个人，不是一个附属品。”［1］甲午战后，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翻译了大量西方政治书籍。

1896年，严复翻译了英国人赫胥黎的《天演论》，将进化论输入中国，成为近代中国学习和传播西方资本主义新文化的总代表，中国资产阶级主要的启蒙思想家之一。他成功的介绍了西方在于“彼此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他在解释“民主”概念时说：“五洲治制，不出二端：君主、民主是已。君主之国权，又一而散于万；民主之国权，由万而汇于一。民主有二别：用其平等，则为庶建，真民主也；用其贵贵贤贤，则曰贤政。民有权而自为君者，谓之民主。民主者，治制之极盛。……夫民主之所以为民主者，以平等。［2］随着民主思想的传入，唤醒了中国广大民众独立的人格思想，产生了近代中国的民主主义。新民本思想由于与民主思想这种属于相近的思想范畴的“东西”，使得民主思想更加易于嫁接到其之上，并使之符合中国的国情。西方民主这个外来的文化要素，才得以成功在中国“登陆”并在中国扎下根来。

在晚清时期，倡导君权仍然是主流思想。而梁启超却充分肯定了由“君政”到“民政”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他说：“国之强弱，悉推原于民主”，民主乃是“救时之善图。”［3］严复也说：“夫所谓富强者，质而言之，无外利民云尔，然政欲利民，必有民各能自利始；民各能自利，又必自皆得自由始；欲听其皆得自由，尤必自其各能自治始，反是且乱。顾彼民之能自治而自由者，皆其力、其智、其德诚优者也。是以否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日鼓民力，二日新民智，三日新民德。［4］这些思想明显有反对君主专制、强调万民地位为特征的“新民本”的思想的特征。由于受到西方政治思想影响很深，严复更易于把西方的民主思想和观念直接嫁接到中国近代的新民本思想上，使之赋予了近代民主思想的某种功能，成为人们追求民主自由的一种时代象征，对中国近现代争取民主的浪潮和文化转型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近代中国民权思想的产生和发展

近代中国民权思想是在日趋严重的民族危机下产生的，它亦是中西文化碰撞的结果。西方近代社会政治学说传入中国，对传统民本思想向近代化的演变起了催生作用。主张君主立宪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在宣传西方资产阶级的“民权”思想时，巧妙地援引了传统民本思想作为变法的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