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变历程范文10篇

关键词：《ADR法》正叉模式公益维护当事人服务

摘要：经过联邦法院对ADR的十几年的探索实验，美国国会最终通过了1998年(ADR法)，为ADR措施的开展发放了“绿卡”。该法要求所有的美国联邦法院实施“当事人服务型”的ADR措施，并允许法院强制当事人参加ADR程序。联邦法院ADR部门要想成功有效的实施该法，对各种ADR措施进行选择，以使其与现有的法院体系相兼容，同时为当事人提供便利，首先要协调好ADR措施所内涵的正义模式与一直引导着法院的传统的判决型的正义模式的关系。

1998年美国国会通过的(ADR法》确定了ADR措施在联邦法院体系中的永恒的地位。该法是在两项早期立法——1990年《民事司法改革法》、1998年《审判改革法》——的召唤下通过的。论文百事通这两项早期立法为美国联邦法院的一些以研究、论证为目的的ADR实验的展开提供了准备，但适行时间不久。1998年(AOR法》通过允许法院继续长期开展ADR实验，并要求没有开展ADR实验的法院接受适当的ADR措施，拯救了前两项立法所授权的ADR改革。1998年《ADR法》的立法过程表明，美国联邦法院意在通过提供高效的、易于协商性解决纠纷的ADR程序，减轻法院的案件负担，并使当事人受益。鉴于美国法学界对<民事司法改革法》及<审判改革法》的强烈的批判，国会通过(ADR法》对ADR措施和法院主导的ADR改革的功效加以肯定显的有些出乎意料，而法学研究也在引导着渐进型改革法案的实施。有关渐进式改革的研究也没有产生大的效益，尽管在这些ADR程序中当事人表示满意，但这与ADR的内在功能没有太大的联系。在<民事司法改革法》的框架内，一些法院根本就没有实质性的ADR措施，而且，一些ADR程序设计根本就得不到利用。

(AOR法>所倡导的ADR体制是否能发挥其预期的功能，取决于法院对ADR体制的整体统一性的把握和对具体运用中的ADR形式的差异的关注。法案的起草人关注ADR的效率和协商性解决纠纷的功能，却忽视了不同形式的ADR措施在实现这些内在价值时的功能性差异。同样，该法没有对ADR的具体形式作任何建设性的区分，也没有指明各种ADR形式在ADR体制中的地位。但是，该法的概括性授权为美国联邦法院发展ADR措施，从而为当事人提供真正的利益，扫清了道路。

一、1998((ADR法》简介

该法要求美国各联邦法院发展自己的ADR体制。依该法，法院必须要求民事案件当事人考虑ADR措施，法院可以就强制性要求当事人参加的ADR措施种类作出选择。该法将ADR措施定义为：由中立的第三方通过早期中立评价、调解、小型审判及仲裁等程序，协助当事人磋商、解决纠纷的，法官主导的司法判决程序以外的程序。该法没对程序的建构作具体的规定，它允许法院设计、采纳新的ADR程式。

摘要：中国现代平面设计的发展经历了从认知到重视、从感性到理性、从注重商业竞争到强调深层的文化表现的过程，其取得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但我们在欣喜中国现代平面设计所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不得不冷静的总结和反思其存在的问题，即缺乏自我特色、整体混乱和无风格化最后强调文化内涵是任何优秀设计作品不可或缺的最重要因素，是艺术作品的生命之所在，失去文化内涵的艺术作品就必将失去其生命力。

关键词：平面设计月份牌民族性现代性文化内涵

一、现代平面设计在中国的真正起步和发展也仅有三十年的光阴，三十年对于一个行业来说，从无到有、从启蒙到发展，经历了一个短暂而又令人兴奋同样也值得反思的一个过程。

当然，中国现代平面设计的发展历程还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在近代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诸多方面进行全面殖民、全面渗透的语境中，中国社会也开始了立足传统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以上海、天津、北京、广州等城市为代表的生活方式和审美方式的变迁，鲜明的体现了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转型。在设计领域，由西方传入的以商业广告设计为代表的平面设计同样也面临着向现代化的转型。被设计界堪称经典的“月份牌”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月份牌”产生于十九世纪末，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外国殖民企业通过采用中国民众喜闻乐见的中国传统仕女画、年画和山水画等艺术形式来进行广告促销，使他们在中国的土地上获取大量的销售利润。随着中国民族资本家的觉醒，民族企业同样采用“月份牌”作为一种有效的广告手段来振兴和发展本国民族工业。“月份牌”设计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达到高峰时期，并产生了以郑曼陀、杭稚英、金梅生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月份牌”画家。从历史角度审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产生的“月份牌”绘制广告是当时最具视觉美感和最具本土特色的艺术形式之一，为中国近代平面设计的发展创造了极其辉煌繁荣的局面，同时也对中国当代平面设计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价值。

继“月份牌”在中国近现代平面设计的发展中创造辉煌之后，中国的平面设计理应向着现代化的方向良胜发展。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的平面设计在一段时间内基本处于停滞阶段。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其发展国策为中国平面设计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契机，三十年来，中国的平面设计事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蓬勃发展，可以说，中国仅仅用了三十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社会用上百年的时间才完成的发展历程，从这一点来看，无论如何评价中国现代平面设计所取得的成就都不为过。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对外交流的日益频繁，平面设计经历了从认知到重视、从感性到理性、从注重商业竞争到强调深层的文化表现，中国的平面设计事业在不断进步中一步一步走向成熟。值得一提的是，中国高等教育的迅速发展为平面设计领域提供了大量的设计人才，在国内的各类院校中，己有大多数院校开设设计专业，而在门类繁多的设计专业中，平面设计专业又是开设的最普遍的。尽管这一现状还存在着诸多问题，但高等院校所培养出来的大量平面设计人才为促进中国现代平面设计的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也为我国未来平面设计事业走向繁荣、参与国际竞争提供了强有力的后备人才保障。

摘要：西方艺术具有漫长的发展史，从巴洛克时代起，音乐艺术尤其是健盘音乐进入了全盛发展时期。海顿、莫扎特开创了古典时期，这也是后人划分古典主义的标志，我们通常把1750年一1830年定义为古典主义时期。本文阐述了古典音乐艺术奏鸣曲理论，在古典奏鸣曲发展的脉络、乐谱版本、曲式结构、触健、装饰音的弹奏及踏板等几个方面作了较为详尽地研究，旨在培养音乐人的弹奏技巧、文化修养和音乐内涵。

关键词：古典奏鸣曲钢琴音乐理论

一、古典奏鸣曲发展的脉络

1.巴洛克及古典前期的键盘奏鸣曲。在音乐史上，最早被称作“奏鸣曲”的钢琴作品应该是巴洛克时期伟大的古钢琴家DemenicoScarlatti，他的作品多半是为古钢琴教学而写作，却为古典奏鸣曲形式的形成，尤其是对后来钢琴演奏技巧的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其实他的奏鸣曲原来并不称为奏鸣曲，但因它具备了早期古奏鸣曲式的某些特点，故被称为“奏鸣曲”；至1750年，J-S-Bach离开人世，巴洛克时代结束，音乐创作风格便开始由严肃复杂、深奥理性的复调音乐转向清新精致、典雅愉悦的主调音乐过渡时期，钢琴音乐也开始从严格的多声部复调对位向主调旋律和声转变。这一时期是辉煌的维也纳古典时期的前奏，众多音乐家为古典奏鸣曲的发展和完善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其中最重要的就是J"S-Bach的后代子孙，其中又以其次子C"P-E-Bach在钢琴奏鸣曲方面取得的成就最高，他对古典奏鸣曲式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首次证实了奏鸣曲式表现性格发展和情绪变化的可能性，他将Scarlatti的古奏鸣曲式加以发展丰富，在18世纪中叶的作曲家中，C-P-E-Bach被公认为古典奏鸣曲的真正奠基者。

2.海顿的古钢琴奏鸣曲创作。(JosephHaydn)，1732年一1809年，维也纳古典乐派的第一位代表人物，是C-P-E-Bach的直接继承者，他开创和发展了奏鸣曲式，创作了62首古钢琴奏鸣曲。早期的奏鸣曲为前19首(1700年一1767年)，基本上都是一种嬉戏曲，以小型、轻快的形式出现，适用于小孩子或初学者，后来才发展成奏鸣曲；中期作品(1768年一1780年)，这一时期的作品比较成熟，有深度，不象莫扎特那样具有歌唱性，但他具有乐队的思维以及天生的幽默感，作品具有明朗乐观、充满活力和风趣幽默感、亲切感，至1771年创作(HobxvI：20)c小调奏鸣曲，才开始真正为钢琴而写作(之前都为古钢琴而作)，用得较多的为(HobxvI：2023.2731.34.37)；晚期作品(1780年一1809年)，最后五首((HobxvI：48-52)写作于1789-1794年，是一组出色的终极作品，每一首都有明显的个性特点，曲式变化较多，是他创作经验的一种展示，充满诗意和想象力。

正因为海顿奏鸣曲的整体风格是明朗和欢快的，缺乏强烈的矛盾冲突和深刻的思想内容，长期以来他的钢琴奏鸣曲在钢琴艺术史上的地位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直到近二、三十年才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人们开始重新认识到它的艺术价值，他的奏鸣曲虽然没有太多深刻的内涵，也没有深邃的对人生世界的哲学化思考，更没有对理想和真理不懈追求的伟大精神，但却是对真实的人世间现实的感受和体会，朴实而亲切，在漫长的钢琴艺术史中，他是伟大的贝多芬的前奏，也是从C"P"E-Bach到贝多芬的过渡。

摘要：林业是一项重要的公益事业，又是一项重要的基础产业，承担着国土生态安全和向人类社会提供多种林副产品的双重任务。林业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越来越明显。文章从林业发展的历史和存在的问题出发，提出了强化基地建设、培植龙头企业、完善森林资源流转和林木采伐管理制度等对策来加强林业发展，促进农民经济收入增长。

近年来我州林业产业取得较快发展，但我州林业产值在国民经济中比重不高，林地生产力较低，科技支撑能力薄弱，龙头企业和名牌产品少，林产品精深加工水平低，投资不足，融资困难，林业集约化和产业化发展的程度低，全州森林资源蕴藏的经济潜力还未得到充分挖掘，大资源、小产业、低效益的状况尚未得到扭转，林业产业在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增加农民经济收入等方面的作用还远未得到充分发挥。为了充分发挥我州森林资源的潜力，有效增加农民经济收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绿色经济强州建设，促进全州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全州各级党委、政府和各有关部门一定要充分认识加快林业产业发展的重要性，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推进我州林业产业又好又快发展。

一、黔西南林业产业的历史沿革

黔西南林业产业在解放前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更谈不到林业产业体系建设。新中国成立后，各级党委和人民政府都高度重视林业生产，州县都设有林业局，乡镇设有林业站，领导全州人民发展林业生产。先后建立州普晴林场、州板坝紫胶场、兴义市丰都林场、兴仁县梨树坪林场、普安县普白林场、册享县秧坝林场、望谟县纳上林场、望谟县岩架紫胶场、望谟县红水河林场等9个国有经营林场开展营林生产，建立州巧马采育林场、州、县木材公司等11个森工企业进行木材采伐和加工，按国家计划对集体林区的木材、竹材实行统购统销。从1958年后到十年“”，由于农村生产关系多变和人口增长，致使森林遭到乱砍滥伐，加之重采轻造、只造不管、毁林种粮、放火烧山烧林，森林保存率和成林率较低。在建国后的前30年里，造林平均保存率只23.69%，据1975年森林资源调查，森林覆盖率已由建国初期的34.09%下降到18.36%，而且林分质量不高，分布不均，森林资源的消耗量大于生长量。

改革开放后，黔西南州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林业事业也进入了一个较快发展时期。全州各县先后办起了一批乡村林场，到1984年底，共有乡村林场308个，经营面积为50.7万亩，有林业专业户1184户，经营面积20.1万亩，林业重点户2343户，经营面积18.7万亩，联户林场90个，经营面积7.9万亩。

1990年贵州省委、省政府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作出了十年基本绿化贵州的决定，州委、州政府结合自治州实际制定了十年基本绿化黔西南的实施意见，提出了全党动员，全民动手，大力开展植树造林的号召。全州各级政府层层签订责任状，落实任务，明确目标，每年实行目标任务考核和兑现奖惩。从1991年至2000年十年间全州共完成营造林556.35万亩，为计划任务520万亩的107%，其中飞机播种造林133.17万亩，封山育林267万亩，育苗3.27万亩。同时还建立了清水河、坡岗、龙头大山、仙鹤坪四个州级自然保护区和一批县级生态保护和治理小区。这一时期，黔西南林业从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林业发展由以获取产品为目的，转为生态、社会、经济三大效益并重，林业产业结构，林种、树种结构得到初步调整，加大了造林护林的力度，速生丰产用材林和名特优新经济林、防护林比重大幅度提高，望谟县获得“全国油桐之乡”称号，林业科研和技术推广取得明显成效，林产工业向深加工、产业化发展，森林资源的保护和管理逐步走上法制化轨道。

摘要：文章提出中国的制度变迁是政府主导型和渐进式的制度变迁。政府主导主要表现在由政府设置制度变迁的基本路向和准则、实施制度供给、限制微观主体的制度创新活动和促进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发生。而渐进性则主要表现在从增量改革逐渐向存量改革过渡、从局部改革逐渐到整体性推进和先易后难的变迁进程。文章还论述了政府主导型制度变迁和渐进式制度变迁各自的优缺点。

关键词：制度变迁/政府主导/渐进

所谓制度，如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诺思所表述的，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注：［美］道格拉斯·C·诺思著，陈郁、罗华平等译：《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新1版，第225～226页。）。制度变迁是“制度的替代、转换与交易过程”（注：苗壮：《制度变迁中的改革战略选择问题》，《经济研究》1992年第10期。）。而所谓制度变迁方式则是指“制度创新主体为实现一定的目标所采取的制度变迁形式、速度、突破口、时间路径等的总和”（注：杨瑞龙：《论我国制度变迁方式与制度选择目标的冲突及其协调》，《经济研究》1994年第5期。）。本文所讨论的中国制度变迁指的是我国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变迁过程。

一、政府主导型的制度变迁

制度变迁大致上可以分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两种方式。诱致性变迁是“由个人或一群（个）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而强制性变迁则“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和实行”（注：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载R·科斯、A·阿尔钦、D·诺斯等著：《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新1版，第384页。）。一个社会选择什么样的制度变迁方式受制于有着特定偏好和利益的制度创新主体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代表国家的政府，是“在暴力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的组织”，因而，“处于界定和行使产权的地位”，（注：［美］道格拉斯·C·诺思著，陈郁、罗华平等译：《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新1版，第21页。）维护基本的经济结构，并通过提供其他的一系列规则来减少统活国家的交易费用。特别是在中国的集权式政治结构中，政府（本文在运用这一概念时，广义的和狭义的混合使用，但更多的时候是指广义的政府——国家）拥有绝对的政治力量对比优势，而且还拥有很大的资源配置权力，能通过行政、经济和法律等手段在不同程度上约束其他社会行为主体的行为。因而，中国的改革方向、速度、形式、广度、深度和时间路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政府的偏好及其效用最大化。此外，中国在破除计划体制的同时，市场体制并没有完全建立起来，计划和市场都不完全。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障资源配置的效率，需要政府以制度创新衔接不完全的计划和不完全的市场。因此，中国的市场化制度变迁具有明显的政府主导特征，主要表现在：

第一，由政府设置制度变迁的基本路向和准则。中国的制度变迁有一个大的前提，那就是无论怎样变迁，都不能背离一个基本路线，这就是由中共十三大所界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思想），坚持改革开放。这一基本路线的核心同时也是最具操作性的实质内容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进改革开放。在制度变迁过程中，任何制度创新主体所追求的目标都是自身效用或利益的最大化。而核心领导者在制度创新决策时首要的目标就是维护和加强其政治权威，使自己获得最大限度的社会支持，并使公开地和潜在地反对自己的政治力量降到最小，以维持其统治地位的合法性。所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一切制度变迁都是在上述基本路线的范畴内进行的，一切违反和损害基本路线的行为都受到禁止。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在改革的过程中，中国偏好于采取“试错式”的渐进改革方式，其目的就是要使制度变迁的方向、速度、形式、广度和深度控制在预期有利于巩固和增强共产党政治权威的限度之内。

摘要：罗马共和社会道德观是在宗教信仰、家长法权和家庭教育背景下形成的，城邦初期稳定的小农经济是传统道德得以维系和延续的基拙，法律和有效的社会监督是维持并深化传统道德的保证。罗马社会普遍认同的道德核心是爱国主义和对权威与传统的尊崇，它一方面养成了罗马人对父权、权威和传统的服从与尊重，另一方面造就了罗马人对法律、元老院和国家的绝对服从。正是罗马人所独具特色的道德评价标准，支撑着罗马共和国发展的全过程，成为其民族强大的精神动力。

关键词：罗马共和社会传统道德观

道德是人们在共同生活中形成的用于规范社会行为、进行荣辱评价、分辨善恶的准则，它随着社会发展和经济基础的变化而不断演变。罗马在共和初期即已初步形成较为稳定的公共道德标准，其精髓是节俭、自律、勇敢和忠诚。也正因道德力量的强大支撑，罗马才由一个局促于台伯河边的墓尔小邦迅速发展成为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

一、罗马共和国普遍认可的社会美德是勇敢、荣誉、克制、节俭、对神和祖先的虔敬及对国家和家庭的义务感。它是罗马人自强不息、不断进取的精神支柱和强大动力。

安贫节俭、勤劳质朴是共和社会道德的基本内涵。提倡公民不脱离生产劳动，过俭朴而自给自足的生活。传说中的辛辛纳图斯(Cincinnatus)是罗马推崇想公民形象，他身为独裁官却依旧在田地里干活。这种以勤劳、节俭为荣的风气一直持续到共和末期的加图时代。监察官加图为澄清风俗、弘扬传统道德，曾率先垂范，居住简陋房屋，“和他的奴隶、日工一道干活流汗”赢得了社会对他的普遍尊敬。李维非常推崇罗马安贫节俭的社会风俗，认为“从来没有任何国家……如此高度而持续地尊敬安贫和节俭”。

珍惜荣誉、廉洁自律、遵纪守法是罗马公共道德的具体体现。身为公职者以公共利益服务为荣，身居要职者注重发挥才能和维护自己的威望，不会因贪鄙而站污自己的荣誉。皮洛士以高官厚禄引诱罗马谈判代表非布利西阿时遭到拒绝。希腊史家波利比乌曾感叹道在罗马人中找一个犯侵吞公共财物这类错误的人相当困难。对此撒路斯提乌斯也赞美罗马人：“几乎不知贪欲为何物，在他们中间普遍存在的公正和善良，与其说是建立在法律之上，还不如说乃是出于本性。罗马军队纪律严明，公民遵纪守法，指挥官曼利乌斯处死虽战胜敌人但违背其命令的儿子的事件成为罗马军队纪律严明的范例。《十二铜表法》及以后一系列法律的颁布，表明罗马人深谙法律的意义，他们热爱并极力维护法律尊严，“无论什么人，被告还没有和原告对质，未得机会对控诉进行申辩就先将他定罪处死，这不是罗马人的惯例”。

摘要：从制度内在矛盾运动的角度看，产权制度变迁是一个从均衡到非均衡再到新的均衡的动态过程。我国农村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建立曾取得过较好的历史绩效，实现了一定时期内的制度均衡；但随着我国改革进程的不断深入及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农村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日益暴露出诸多缺陷，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的土地规模碎化、农地产权边界的模糊性、农地产权的凝固性说明这一制度安排的非均衡的出现并日益加剧，同时也昭示了我国农地产权制度进一步变迁的路径：构建边界清晰的、流转规范的农地产权制度。

关键词：农地产权制度；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变迁

土地是农业生产的基本要素和农民生存的根本保障，优化农地资源配置、提高农地资源利用效率，对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和农村经济的增长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长期以来，我国“三农”问题的解决一直受到来自自然、技术、经济、社会及制度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特别是随着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及其在我国研究的深入，人们愈加认识到制度尤其是产权制度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逐步建立和实施了以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为主要内容农地产权制度，取得了较好的历史绩效，给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但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及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地产权制度的缺陷日益显露，成为我国农地产权制度进一步变迁的内在依据。鉴于此，笔者首先以相关的产权理论为基础、从矛盾辩证运动的视角阐释产权制度变迁理论，形成产权制度变迁的理论范式；其次，以产权制度变迁的理论范式为分析工具，对我国现行农地产权制度存在的问题进行透析；最后，提出我国未来农地产权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

一、产权制度变迁理论范式：基于制度内在矛盾运动分析视角

(一)相关概念界定

1．产权制度概念界定

摘要：中国证券市场产生初期，由于股市规模扩大以及股票价格上涨不仅符合上市企业利益、众多中介机构利益、广大股民利益，同时也符合作为最大股东的国家的利益，因而得到迅速发展。

关键词：证券市场；规范；发展历程

中国证券市场建立以来，作为转轨经济时期的新兴市场，曾经出现过这样那样的问题，也经历过低迷时期，但始终得到了国家的积极支持。1995年证券市场市价总值为3474.27亿元，成交规模为4035.81亿元，在2000年证券市场市价总值达到48090.94亿元，成交规模达到60826.65亿元，市价总值占GDP的比重达到53.79％。证券市场5年问市价总值增加了12.84倍，成交规模增长了14.07倍。在证券市场快速发展过程中，上市公司、证券公司、会计师事务所等曾暴露出很多问题，如众多上市公司净资产收益率集中在正好符合增发标准的10％即所谓“注水的牛事件”、“银广夏事件”、“中天勤事件”、“基金黑幕”以及普遍存在“庄家”等。但是，在众多相关利益团体的作用下，以及中国特殊国情的影响。许多问题未能从根本上得到及时、彻底的解决，因而延长了证券市场规范的过程。近年来，证券市场越来越多地暴露出多年积累的问题，正在发展过程中逐步规范。

证券市场的快速发展得益于证券市场涉及利益的广泛性、一致性，经济功能的直接性、显在性。这是因为：一是证券市场能够通过直接融资为国有企业改革筹集资金；二是增强上市企业市场意识、竞争意识，促进上市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三是通过股权置换等进行企业并购和资产重组，促进社会资源优化配置，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四是为数千万投资者提供了广阔的投资渠道；五是为国家创造了大量的税收，解决了大量人员就业问题。所以，证券市场功能的直接性、显在性使国家对证券市场始终采取了积极支持政策，包括在股票市场价格低迷时期采取直接激活市场措施。

1经济全球化是大势所趋

金融、证券必须要与当前的现实情况相结合，一方面是要推进市场化，另一方面是要推进国际化，要从这个背景来讲金融市场。国际化的前提就是我们要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经济全球化的过程是随着资本主义产生而产生的，资本主义经济是以市场经济为主的、是开放式的、是以全球的经济为舞台的。资产阶级要用自己的面貌改造世界，那么资产阶级通过什么来改造世界呢?笔者的体会有4个方面：

一、中国旅游业发展的简要回顾

（一）从“事业型”到“产业型”的转变

我国旅游业发展虽起步较晚，但发展速度举世瞩目。改革开放前，旅游业以外事接待为主，只具备产业雏形，不完全属于产业范畴。1978年转换机制，发展产业型旅游业。

1984年中央提出国家、地方、部门、集体、个人一齐上、自力更生与利用外资一齐上的旅游建设方针，揭开了全方位发展旅游产业的序幕。1986年国务院决定将旅游业纳入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正式确立其国民经济地位。

1992年中央明确提出旅游业是第三产业中的重点产业，之后，中共中央提出的《关于制定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的建议》，旅游业被列为第三产业积极发展新兴产业序列的第一位。199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旅游业作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此后，国家计委把旅游项目列入国债项目，铁路部门及时开行了数百列旅游专列。中央和国务院的支持为旅游业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从发展阶段来看，1980年以前，旅游产业总体规模较小；“六五”计划时期，入境旅游有较大提高，国内旅游开始起步；“七五”计划时期，入境旅游继续发展，国内旅游有较大发展；“八五”计划时期，入境旅游有较大发展，国内旅游迅猛崛起，这一时期是发展速度最快的时期。“九五”计划时期，产业基础夯实，稳步发展；2001年受世界旅游业整体负增长的形势影响下，中国的旅游业是在困难中继续前进，但增长速度有所下降；2002年中国旅游业是整体回升，四项旅游经济指标增速均超过10%。

摘要：本文采取文献研究、文本分析及对作曲家深度访谈的方式，透过个案研究，了解台湾电影工业和电影音乐与政治、经济的关系以及作曲家的创作模式和创作理念，探究台湾的电影音乐在政治、经济、商业的影响下，目前的处境以及电影音乐内容的变化。

关键词：电影音乐文化工业台湾

一、文化工业与台湾电影音乐的关联

阿多诺在《文化工业再思考》(1963)中解释了使用文化工业的动机，他认为文化工业把古老的东西与熟悉的东西熔铸成一种新质(anewquality)，因此刻意为大众消费生产出来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消费性质的产品，或多或少是按照计划炮制出来的，并且用心地自上而下(froma-hove)整合它的消费者，把数千高雅艺术与低俗艺术聚合在一块，结果双方都深受其害。阿多诺把文化工业归纳为以下四种。(1)商品化。随着市场经济作为一种潮流席卷全世界，文化产品变为一种商品出现在人们面前。

阿多诺认为：文化工业的产品不是艺术品。文化完全商品化的结果，是造成消费者人格的片面化，把娱乐消遣化作为主要价值，造成了精神快餐式的消费模式。(2)技术化。文化工业的出现是现代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产物，没有现代科技手段，不可能大规模地复制和传播文化产品，因此，技术化的结果会支配社会生活的一切。(3)标准化。文化生产和文化产品的标准化趋于一致，而这种标准化会扼杀艺术创作和艺术欣赏的能力。(4)强迫化。当文化产品在对时空获得更强的占有性时，对接受者产生了更大的强迫性，由于现代大众文化的典型法是不断重复、整齐划一，使闲暇的人不得不接受文化制造者所提供的东西。尤其阿多诺认为标准化和伪个性化是流行音乐的基本特征，因为流行音乐的全部结构都是标准化的，甚至连防止标准化的尝试本身也是标准化(standardization)，标准化和伪个性化是密切相关的：音乐标准化的必然关联物是“伪个性化”(pseud。一individ-ualization)，所以标准化与伪个性化就成为流行音乐的主要特点，又是文化工业的基本特征。另外，阿多诺也借用马克思的拜物教理论来打量文化工业生产出来的文化产品时，就根本没有把它们当成艺术作品，而是把他们当成商品，于是“音乐拜物教”(musicalfetishism)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文化工业产品的基本属性。

阿多诺指出了音乐接受过程中两个更接近事实的假定：心神涣散与听觉退化，注意力分散(deconcentration)是一种知觉活动，这种活动为遗忘和突然认出大众音乐(massmusic)准备了一条通道。如果标准化的产品除了显著的部分(比如流行的曲段)之外是相似的，对于听众来说是可以忍受的话，那么则不需要聚精会神的倾听，而且也再也不能够全神贯注的倾听，只要他们听得心不在焉，他们就能与所听的曲子平安相处，所以心神涣散(distraction)和漫不经心(inattention)是标准化的流行音乐成为配套欣赏的方式。在法兰克福学派中，阿多诺的观点反映了台湾的电影音乐工业，在一切以大众文化为主，商业化的生产模式下，台湾电影音乐工业的生存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