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变范文10篇

摘要：通过对国际法和国内法理论分析，以及对于《欧洲宪法条约》的具体分析，包括对其形式结构和具体内容的分析，认为欧盟法从国际公法最终会演化为国内法。欧盟法的演变最终会把欧盟带入联邦制国家的未来。“欧洲宪法”虽然现在还没有欧盟各国完全通过，但最终肯定会被欧洲和世界所接受。欧盟法将会是引领国际法向国内法演变的先驱，甚至对世界法的出现是一个佐证。

关键词：适应；市场；加强；财务；管理

1《欧洲宪法条约》概述

1.1产生背景

德国外长菲舍尔在洪堡大学的演讲率先提出欧盟制定宪法的问题，菲舍尔认为，联邦和民族国家之间进行主权分割的前提条件是签订一项《欧洲宪法条约》，他说，“从合作的加强走向《欧洲宪法条约》——《欧洲宪法条约》正是完全一体化的前提条件——这个步骤需要我们有意识的重新建设欧洲。”随之，引发了一场“欧盟是否需要一部宪法”的大讨论。2004年10月29日，欧盟25个成员国的领导人在罗马签署了《欧洲宪法条约》（TreatyEstablishingaConstitutionforEurope）。条约规定欧盟全部成员国根据本国立宪程序批准后方能生效。如获得所有成员国和欧洲议会的批准，条约将于2006年11月1日正式生效。

1.2新条约谈判

中、美服务贸易结构演变

从表1中可以看出，我国服务贸易出口中，运输、旅游和其他商业服务的变化幅度最大，其他服务部门变化很小，虽然旅游服务下降的比较大，但这3个部门一直是三大出口部门，而相对于知识密集型的服务贸易，如保险服务、金融服务、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对中国服务贸易的贡献较低，变化不大且三者占比之和近11年均不足3%，因此，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我国服务贸易出口结构并未得到根本改善；而美国的出口结构呈“高端化”趋势（表2）。近10年中，只有运输、旅游服务的出口比重不断减少，且旅游服务的下降幅度较大，约降低了11%。金融服务的上升趋势最明显，其次是其他商业服务及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其他服务所占的比重都较低，变化不明显，美国的这种演变表明服务贸易出口结构正在向“高端化”结构演进。以上是定性分析中美服务贸易结构的演变趋势，为了更确切地说明演变情况，在此选取劳伦斯指数进行定量分析。计算公式为：L=（1/2）Σni襔Eit－Eit-1襔Σit=Xit/ΣniXit其中，L表示劳伦斯指数，Xit表示一国在n年出口i产品的贸易额，Eit表示n年i产品的出口额占总出口额的比例。劳伦斯指数的取值范围为[0，1]，取值越接近0，说明该产品的出口变化幅度越小。表3、4分别是整理计算出的从2000~2011年和2000~2010年中美两国服务贸易各部门的出口劳伦斯指数。由下表可以得到，2000～2011年我国服务贸易整体劳伦斯指数为0.0604，变化不大，但高于美国2000～2010年的指数值0.0412，说明美国的服务贸易发展较成熟完善，贸易结构优化程度高于我国，因此结构变化不大。其在各服务部门中，我国在运输、旅游、其他商业服务3个部门的贸易结构变动最大，其次是建筑、计算机和信息服务、通讯服务，这些部门均大于美国的变动幅度，而技术、知识密集的保险、金融服务、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的贸易结构变动最小，且低于美国的结构变动。可见我国服务贸易结构并没有得到很大的改善，还是以传统服务贸易部门的结构变动为主，虽然计算机和信息服务、通讯服务变动高于美国，但是变化不大，且主要以低附加值为主，而知识密集型的服务贸易的变动最小，对我国整体服务贸易结构的改善贡献微弱。美国的保险、金融服务、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服务贸易结构变动都大于我国，说明科技创新性还在不断的强化和发展，贸易结构也在不断的优化中。表32000～2011年我国服务贸易各部门劳伦斯指数表数据来源：根据自我国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平衡表》2000至2011年数据整理。表42000～2010年美国服务贸易各部门劳伦斯指数表数据来源：WTOInternationalTradeStatistics。

影响因素

1．高知识、高技术人才如图所示，2010年我国大学生粗入学率达到25.95%，虽然近年来国家一直推行高等教育扩招的政策方针，使得我国大学生入学率得到了相应的提高，但是与美国94.81%的水平相比，仍然存在巨大差距。教育水平的落后很大程度上导致现代服务业所需的高知识和高技术人才极为缺乏，制约了我国金融服务、保险服务、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等知识密集的服务贸易的发展。缺乏高素质人才，传统服务部门得不到提升，现代服务贸易不能好的发展，导致服务贸易总体地位低，贸易结构低端，此要素已成为我国服务贸易发展上的一大障碍。图1中美两国大学生粗入学率（%）资料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WorldBankWDIDatabase。2．科学技术水平大量的高素质人才资本为美国服务贸易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拥有先进的科学技术才使美国服务最终实现技术创新成为现实，从而出口高端服务产品，改善其服务贸易结构，例如美国近年来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比重的不断上升，并成为第二大出口部门。而各国所拥有的科学技术主要通过科研、技术开发等方式不断积累。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研发支出国，2007全年研发投入达到3690亿美元，占到当年GDP的2.68%，超过欧盟27国的2630亿美元和整个亚洲区的3380亿美元，2008年研发投入达到了3980亿美元。而我国2007年研发投入只有664.17亿美元，占当年GDP的1.40%，2010年研发投入1043.22亿美元，虽然研究投入在不断增加，但和美国还有一定的差距。3．服务业的发展图2中美服务业就业人数所占的比重（%）资料来源：UNCTAD、UNCTADstat数据库、《中国第三产业统计年鉴》。从1984年起美国国内服务业产值占当年GDP比重就已超过60%，2009年达到80%左右，2010年美国从事服务业的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81.2%，可见服务贸易在美国中的重要性。与美国相比，我国服务业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较低，从1978年占比的23.9%上升到2010年的43.1%，从事服务业的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也不断上升，1978～2010年比重由12.2%到34.6%，虽然当前我国的服务业发展水平已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但由于我国第一、二产业比重大，第三产业比重较小，致使服务贸易虽然增速较快，但对国民经济贡献度较低。

对策建议

①大力发展人力资本。近年来，我国的高等教育虽然发展的很快，但受教育的人数比重还是比较低，因此，应扩大教育投入，逐渐改善人才的选拔制度，使更多的人能接受高等教育，实现人力资源到人力资本的转变，增加人力资本的积累，并重视现代服务专业化人才的培养，根据自身教育体制的现状，站在国际化的视角，紧跟服务贸易发展趋势，不断完善人才培养机制，调整相关的专业设置，有计划地增设与服务贸易相关的紧缺专业，为服务贸易的发展输入新生力量。②提高技术创新能力。要加大我国的科研投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虽然近些年我国越来越重视科研创新，研发投入不断增加，但是占国内GDP的比重还是比较低。但是要注重对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经费投入，不可过分倾斜于试验发展，保持R&D内部投资结构的合理性，扩大科学技术知识含量，促使现代高新的金融、保险、专有权利特许费和使用费等知识技术服务的发展，改善服务贸易结构。③增强服务业的物质资本积累，发挥其联动性。服务业的物质资本积累主要采取以下两个对策，一方面，加大对服务业的投入，引导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促使服务业成为我国的第一大产业，来增强服务业的整体竞争实力，为扩大服务贸易的出口打下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应注重服务业的内部结构调整升级。我国金融业、计算机服务业以及科学研究、技术服务业等现代服务业所占的比重偏低，有待于加强。

韩国建国之初，经济十分混乱落后。这一时期经济趋于保守，主要实施的是进口替代的政策。而到了60年代以后，韩国才正式确立了出口导向型经济的贸易政策，随后经历的各种贸易政策的改变主要都是以出口为导向为基本路线而做的部分调整。本文主要介绍韩国贸易政策的演变，并探究各个阶段实施各项贸易政策的原因，最后得出结论，希望能够给我国经济转型提供些许借鉴。

1韩国贸易政策的演变综述

1.150年代的进口替代内向型战略

这一时期，韩国的贸易基本上是对美国的双边贸易，主要实行的是以高关税壁垒和严格的进口限额而实现非耐用消费品和中间产品的进口替代策略。该策略在当时具有明显的保护性色彩。这样政策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国内产业的发展，内向型的进口替代策略虽然使得国内一些企业获得了保护，但这些企业生产所需要的原材料等严重依赖外国企业，国内购买力低下，出口不振最终导致进口大量增加，赤字扩大。因此，进口替代内向型的经济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造成了很多经济问题。为了改善当时的经济状况，60年代初特别是朴正熙军人政府上台始，韩国经济政策经历了进口替代内向型经济到出口导向外向型经济政策的转变。

1.260年代至今的出口导向外向型政策

1.2.1朴正熙时期的贸易政策（1961～1979年）：出口增长第一的理念朴正熙时期，制订了四个五年计划。针对韩国60年代初的经济现状，确立了贸易立国、出口第一的方针。以下根据韩国加入关贸总协定为分水岭分为两个阶段进行描述：①1961~1967年入关前的贸易政策。这一时期主要是韩国实施第一、二个五年计划的阶段，韩国正式确立了“贸易立国”、“经济增长第一”、“输出立国”的策略，其实质就是发展“出口导向型”外贸发展策略。②1967年入关至1979年的贸易政策。入关之前，韩国因地制宜发挥比较优势，致力于发展劳动密集型企业；入关之后，在坚持贸易立国的基础上，最突出的特点在于第三个五年计划中关于大力发展重化工业的策略，也预示着韩国要经历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产业的转变。

摘要从最初的古钢琴到钢琴的发明，再到逐步完善的现代钢琴，论文钢琴已历时三百年，其历史就是人类文化所经历的三百年。钢琴艺术涉及了人们的物质精神领域，涵盖了时代精神与流行元素，其内涵博大精深。随着社会的发展，钢琴已不只是一件乐器，它是一种文化，同时也是一种商品，更确切的说是一种产业。

关键词钢琴演奏钢琴艺术钢琴产业

钢琴自其诞生之日起，已历时三百年。钢琴历史三百年，就是人类文化所经历的三百年。钢琴几乎无处不在，哪里有音乐，哪里就需要钢琴。当谈论钢琴时，我们也许不只是谈论一件乐器，而是在谈论与之有关的千头万绪。它涉及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物质的和精神的，世俗的和宗教的，有形的和无形的，具体的和抽象的，以及个别的和一般的。

从古钢琴到钢琴的发明，钢琴从最初的名不见经传到风靡全球。钢琴的诞生，给人类的音乐和生活带来了无与伦比的精神享受。其文化内涵博大精深，涵盖了与之有关的时代精神与流行元素。它曾经担任过西方文明东征的使者，从而在东方社会成为了西方文化的代表。随着社会的发展，钢琴如今已经不只是乐器，它是一种文化，同时又是一种商品，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种产业。与之有关的钢琴厂，琴行在市场上不断地得到需求，进而增多和发展，专职钢琴教师的出现和与日俱增的学生人数，成为一个新型音乐文化市场的推动者。加上行政因素，官方考级等使钢琴市场的含金量日益剧增。而与此同时，钢琴琴谱和教材及钢琴唱片的大量使用也使得出版商分得了一杯羹。钢琴俨然成为了一个超级的百变明星活跃在现代化社会的流行文化之中。

一、钢琴的演变

通常人们认为钢琴有近300年的历史，即1709年由意大利制琴大师巴尔托洛奥·克里斯托福里所创制的现代钢琴为前身。在以后的200年，又不断改进完善，方成为我们看到的现代钢琴。

摘要：本文在文献梳理的基础上，结合实践观察，回顾实用观和体验观两种对立研究范式，探讨不同消费观念的哲学基础，以及当代消费者研究领域内的体验的转向，并对体验转向的演变进行分析和述评。对研究范式的分析和述评能帮助研究者清晰界定不同的消费观念，从不同视角理解人的消费行为，有助于管理实践者理解消费的性质和动态。

关键词：消费研究范式；范式转向；实用性消费；体验性消费

在当代商品化社会里，消费无处不在。我们为整理文件而购买一盒燕尾夹，为消遣娱乐而花费不菲的价格购买迪士尼门票，为身份和体面而购买名牌衣服和包，为结婚而购买上好的戒指，也为好友相聚而购买可口的茶点。显然，以上这些不同的消费行为，具有不同的意义。购买燕尾夹，是为商品的功能性；迪士尼门票则是为了身心的放松、感官的享受；名牌衣服和包则是为了炫耀自己的身份和地位，让自己显得高人一等或不那么掉价；而戒指，则是一种符号或标志，告诉别人自己已婚了；好友相聚的茶点酒品则是一种满足人的社交和交流需求的媒介，使人融入特定的团体或社区。消费研究领域已有具体概念阐释上述各类消费现象，可分别称之为实用性消费、体验性消费、区分性消费、符号消费和趣味性消费。这些不同的概念，表征着学者试图从不同的视角理解人的消费行为，蕴含着从实用观向体验观研究范式转向的思想。本文在国内外现有研究文献的基础上，结合实践观察，试图探讨以下几个问题：首先，回顾消费者研究领域中的实用观和体验观两种对立研究范式，探讨其哲学基础，以深入理解人的消费行为。其次，简述这种转向的历史演变以及这些趋势对当代消费社会的影响和作用。本文对消费范式的梳理和述评，能帮助研究者清晰界定不同的消费理念，从不同视角理解人的消费行为，并为企业如何合理区分不同类型的消费者提供支撑。

一、消费的实用观和体验观转向

在当代消费领域中，依据对商品的认识，存在两种对立的研究范式：一是实用观，它关注商品的工具性或实用性功能，如订书机的功能就是把文件订起来；二是体验观，它关注产品所提供的享乐、游玩、审美、刺激、象征等愉悦品质的价值，如跑车、休闲、画展、跳伞等。实用观将消费对象作为人类改造自然的工具，强调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对立，是主体对客体的外向性行为，以哲学中的实在论为基础，注重消费对象的实质属性。而体验消费观，则将消费目的指向人本身，愉悦人的情感，助其满足对新奇性、刺激性、情感性、回忆性以及象征性的需求。这种观点是自尼采伊始的人的转向的延续，即将关注重心回到人本身，以哲学中的意向论为基础，强调人的主体能动性，人对消费对象的意义赋予和操纵。1.消费的实用观传统的实用观认为消费者对于产品价值的界定在于效用的最大化，强调产品实质属性的表现（Hirschman&Holbrook,1982），主要利用产品特性或产品效用方面的价值（Bettman,1979），认为消费者均理性地将产品作为实现其生活和工作目标的工具和手段，这种目标既可以是一些实用性目标，如填饱肚子，御寒等，也可以是一些社会性目标，如赢得他人的承认、接受或羡慕、取得社会地位等。这种研究视角以个人或家庭为研究单位，强调个体理性，认为个人或家庭行动者具有自主性，在理性算计的基础上做出消费选择。主要代表有“消费者决策过程模型”（Nicosia,1966）、“家庭决策制定模型”（Sheth,1974）、“信息处理模型”（Bettman,1979）与顾客行为模型（En-geletal.,1995）等。这些模型以系统性的观点，将消费行为视作一种解决问题的理性过程：先确认需求，接着处理信息，再评估方案，最后制定购买决策等。消费者在整个过程中均以理性人出现，将商品的有形品质及其实用性作为价值的主要形式（Hirschman&Holbrook,1982）。显然，实用观的工具理性消费范式留下了许多解释盲区（Sheth,1979），无法解释一些自目的性、满足情绪需要（emo-tionalwants）的消费现象，如各类趣味性的休闲活动、感官愉悦、白日梦、审美消费以及消费过程中想象的、情绪的和鉴赏性（appreciative）体验等；也无法解释以群体为单位的群体性、聚众性消费行动，如狂欢节、节日聚会等。为克服信息处理主导研究范式所预设的消费者工具理性的局限，在消费者行为研究领域出现了“体验的转向”（ExperientialTurn）（Jantzen,Lindberg&Østergaard,2015）。2.消费的体验观转向Kotler和Levy于其1969年的著作《拓宽营销的概念》中，将体验消费现象纳入营销范畴。此后，体验和享乐性价值不断获得消费研究学者的认可。Kotler（1972）认为，“营销人员的责任在于创造有吸引力的价值”，而“价值是完全主观的，其值如何仰赖于消费者如何理解和认知该商品”，如同产品的物质实体一样，产品的美学和无形特征也可以产生消费价值，这也正是Hirschman和Holbrook（1981）组织的“消费者美学与符号消费”第一次营销大会的主题。消费者创造消费意义和价值的主体性开始获得研究者的认可，市场研究不再局限于传统产品如肥皂、豆类罐头和刀具等，参观博物馆或歌剧欣赏、冒险、游戏等亦成为合理的研究课题。不久之后，Holbrook和Hirschman（1982）发表了他们里程碑式的文章：“消费的体验方面”。Holbrook等人从精神现象学出发，以意向性认识论为基础，提出了消费的“体验观”。他们将消费者作为商品的感知者以及思考者（Addis&Holbrook，2001），而不仅仅是使用者；认为消费是一种伴有各种象征意义、享乐回应和审美标准的主观意识状态，以满足消费者精神上的需求（Hirschman&Holbrook,1982）。相较侧重消费对象实质属性的实用观，体验观强调消费者对于消费对象的主观、个人化的体验和感受，探求消费者对产品符号、美学、意象和幻想意义的反映，注重感觉和乐趣，关注消费对象的象征性品质，而非其有形的物理构成，重视对多感官体验的研究（Addis&Holbrook，2001）。体验观认为所有商品，无论多么平凡，都可以具有符号/象征意义（Levy,1980）。所以，像骑单车和滑雪活动等，消费者均可主观施加象征品质（symbolicqualities）于其上。可见，体验观扩大和补充了以理性为基础的实用观消费模型。体验的转向表征了消费研究领域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以及研究焦点的演变，反映了对消费意涵认识上的转向。过去，消费一词一直被定义为消耗、浪费、挥霍，被理解为一种经济损失，是对物质实体的消耗。体验观的转向，大大拓展了物的本体，物不再仅仅是其实质构成，还包括其所蕴含的文化意义。体验视阀下的消费，正如波德里亚在其《物体系》所述，是“一种系统化的符号操作行为”。

二、消费研究范式的演变

1柘林湖主要生态环境问题

1．1湖泊流域水质总体稳定，水环境依然脆弱

1．1．1柘林湖水质整体处于III类，部分入湖支流相对较差由《2000－2011年柘林湖水质状况报告》的监测数据可知，近10年来柘林湖湖体水质由2003年的I类水质下降到Ⅱ类;再从2004年开始下降到Ⅲ类水质，持续到目前一直保持在Ⅲ类水质。其中高锰酸盐指数、氨氮、总磷和总氮4项指标的变化趋势图如图1和图2所示，总磷和总氮维持稳定在Ⅲ类，高锰酸盐指数和氨氮稳定在Ⅱ类［5］。由于柘林湖湖泊水面积较大，水质空间分布差异较大，总体水质较好的情况下，沿岸带及部分库湾水质明显差于湖心和坝上处水质，局部入湖水域还存在一定污染问题，水环境依然脆弱。

1．1．2柘林湖水体整体呈中营养状态，但在部分季节局部湖湾水体中蓝藻成为次优势类群之一，局部湖湾生态安全问题需引起重视在2010－2011年的调查中发现在枯水期和平水期，湖区的浮游植物类群1石臼湖概况石臼湖位于南京市西南部的苏皖交界线上(31°23''''～31°33''''N，118°46''''～118°58''''E)，又名北湖，面积207.65km2，属于构造型浅水湖泊．它是由古丹阳湖分化而成，经胭脂河与秦淮河相连，由江苏省溧水、高淳和安徽省当涂这3个县共同管理．石臼湖地处北亚热带江南湿润区，季风气候显著，年平均温度为15.7℃，年降雨量1046mm，年蒸发量1106.1mm，平均水位6.92m，平均水深1.67m，蓄水量3.5亿m3，湖水主要依靠地表径流及大气降水补给，具有明显的枯水期和丰水期［13］．湖区周围有丰富的植物资源，包括水杉和意杨等乔木树种;茭笋和芦苇等挺水植物;茨实、菱和浮萍等浮水植物及湖滩蔓生莎草．近几十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大量人类生产活动，如废水排放、围湖造田及过度养殖等已严重威胁石臼湖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根据石臼湖江苏段地表水环境监测资料显示，近几年石臼湖大部分湖区水质已处于Ⅳ～Ⅴ类状态，水体生态系统退化明显［14，15］．

2材料与方法

2.1样品采集受百年一遇的春旱影响，石臼湖大面积湖区干涸．2011年5月采集了石臼湖已干裂湖底的沉积物样品(31°29''''N，118°57''''E)，见图1．采样选取了无人为扰动的3个20cm×30cm样品采集区(SJ-1、SJ-2和SJ-3)．采样时，首先去除掉沉积物表面薄薄的一层，然后分层采集0～30cm之间的样品，每层厚度0.5cm．采样过程中，所用的铁铲事先清洗干净，凡是样品要接触的地方，手及其它物品都避免直接与之接触．样品采完称湿重后立即置于冰上，运至实验室放入冰箱中－40℃冷藏．对SJ-1和SJ-2样品进行了有机碳、氮元素测定，得到结果具有较好的一致性．考虑到分子有机地球化学实验周期较长以及SJ-2样品的分析结果更加具有代表性．因此本研究选取了SJ-2样品进行210Pb定年及正构烷烃和单体碳同位素的分析测试．

本文作者：李德鹏宋昕宇单位：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

阵的战斗队形由密变疏

战斗队形是阵的外在表现形态，其实质是将松散的战斗力量凝聚的一起，发挥最大作战效能，是现代系统理论在军事领域的实践应用。在冷兵器时代，古人注意到了一条重要的原理，即是同样数量的士兵，由于战斗队形的不同，而显示出不同的战斗力，特别是弱军由于组成了一些严格的战斗队形，而常常击败人数众多、队形杂乱的强军，从而产生了阵的雏形。由于武器装备受限，在冷兵器时代，阵的战斗队形非常密集，常常是士兵肩并肩排成整齐的队形与敌进行搏斗。在热兵器时代，由于火器的使用，单位面积杀伤力的增大，战斗队形由以前“集团”作战的性质，开始过渡到疏开队形作战的性质。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步兵与步兵的间隔成十几米的散兵队形，其进攻和防御的正面纵深进一步加大。在机械化时代，坦克与坦克的间隔约为百米，并一直成为今天的法则，其战斗队形更加疏散。在信息化时代，全球化通信，无缝隙协同，超视距打击，使战斗队形在全球内散布，虽然战斗队形更加疏散，但联系却更加紧密，一体化联合作战逐渐显现。

阵的战斗编组由简变繁

战斗编组是阵的基本元素，阵的实质就是根据战场情况，将各战斗编组进行排列组合，以产生最大的作战效益。冷兵器时代的战斗编组相对比较简单，其阵形分布在平面空间内，只有步兵、车兵、骑兵、弓兵等少量兵种，各兵种进行排列组合的编组形式也比较简单。在热兵器时代，不但出现了陆海空三大军种，各军种里又分为许多兵种，其阵形分布在陆海空三维空间内，将这些战斗力量进行排列组合的编组形式变得复杂多变。在机械化时代，其战斗力量的类型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基本一致，但是在技术层次上有了很大的提高，编组形式更加灵活多变。在信息化时代，出现了陆海空天电五维空间，新的兵种力量不断涌现，如天军、网络部队等，从数学理论上讲，每出现一种新型战斗力量，其战斗编组形式的数量都呈指数增长。所以，在信息时代，阵的各个战斗编组形式单靠人的思维能力已不能解决，还要靠计算机进行科学的辅助论证。

阵的指挥手段由少变多

人水和谐是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文明得以延续和发展的载体。从古到今，水孕育文明、浸润生命、滋养历史、点化自然，激发热情，引人哲思。随着人口的增长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人类社会水资源需求量越来越大，而容易开发利用的水资源却越来越少，面对大幅增加的干旱现象，人类社会显得更加脆弱，财产、生活甚至生命损失也在逐渐加重。气象干旱是降水与蒸发不平衡而形成的持续的水分短缺现象，主要表现为水量不足，因此降水量的时空分布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干旱的时空分布。我国受到特定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的影响(中国背靠世界最大的大陆－亚欧大陆，面临世界最大的大洋－太平洋，巨大的海陆热力差异形成了夏季降雨丰沛、冬季寒冷干燥的东亚季风气候。年际之间季风的不稳定性是造成中国干旱频繁发生的主要原因之一)，干旱灾害频繁发生，且近几十年来有逐渐加重的趋势。

1我国近年来旱灾发生情况

旱灾是世界上影响面最广、造成农业损失最大的自然灾害类型［1］，世界上有近一半的国家干旱严重［2］。中国旱灾频繁，而且相对范围广、持续时间长，因此旱灾是造成农业经济损失最严重的气象灾害［3］，据统计，中国每年旱灾损失占各种自然灾害的15%以上;每年因旱灾减产粮食50亿kg;20世纪50－80年代因旱灾损失的粮食占全国粮食损失量的50%［4］。近50年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人口膨胀，水资源短缺现象日趋严重，在全球变暖和北方干旱化的背景下［5］，全国受旱面积和受旱成灾面积均呈现上升趋势，全国有77．4%的省区旱灾增加。表1是对近年来我国旱情演变情况的汇总分析。长期以来，我国饱受干旱的困扰，从表1可以看出，近年来，我国大部分省市，尤其是南方地区，旱情并没有减轻，反而有逐渐加重的趋势，给人民生活和农业生产等造成了严重的影响。2010年10月份以来，华北、黄淮等冬小麦主产区基本没有有效降水，旱情出现早且发生面积较大。持续的旱情对小麦的正常发育构成了严重的威胁。据农业部农情调度，截至2月24日17时，河北、山西、江苏、安徽、山东、河南、陕西、甘肃8省冬小麦受旱面积571．13万hm2，其中严重受旱面积104．47万hm2。受旱面积比旱情最严重时(2月9日)减少201．87万hm2。8省累计浇灌麦田0．07亿hm2次，比2月23日增加34．4万hm2次，累计投入抗旱作业农机具962万台套。

2干旱给农业造成的影响

农业生产活动是由一系列的工作环节所组成的，从作物的初始播种到最终收获，各个环节都必须顺应农时依次展开，这样才能保证农业生产活动的顺利进行。但是，由于很多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农业生产的各环节并不是在每一年都能够顺利进行的，农事活动很多时候，会遭到破坏。旱涝是我国主要的气候灾害，干旱和洪涝等气候灾害的频繁发生给我国的国民经济，尤其是农业生产造成了很多不利的影响［6］。干旱灾害，严重影响着农产品的生产供给和粮食安全，是我国农业生产的最大风险。1978年以来我国的土地成灾和受灾面积数据(表2)。从图1和图2的变化趋势图中可以看出，自1978年以来，我国旱灾导致的受灾和成灾情况一直处于相对较严重的状态，并且成灾率没有下降的趋势，这说明，由于社会的自身抵御能力有限以及其对旱情的重视不够等原因，导致旱灾发生时没有得到较好的治理。

3粮食产量与成灾面积的关系

党的十七大把坚持党管干部原则，作为形成干部选拔任用科学机制的首要原则。这也是我们进一步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必须坚持的根本原则。中国共产党的干部人事制度的特征是对各类人员进行集中统一的管理，建设一支精干的干部队伍，确保党的政治路线的贯彻实施。这套人事制度体现了党管干部原则，其间经历了几种形态的演变。

一、集中统一的干部管理模式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干部制度建设从起步到逐步发展，形成了一套适应革命战争需要的干部管理体制。从党的成立到遵义会议前，党的制度建设表现在干部管理体制上就是侧重于党员管理制度、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的建设，干部管理体制的建设只是初步的。从遵义会议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经过瓦窑堡会议、党的六届六中全会、运动和党的七大，党纠正和克服“左”的错误，确立了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此基础上，党的干部管理体制建设取得长足发展。具体表现在，第一，初步形成了一套集中统一管理干部的体制。为了适应对敌斗争形势的需要，中央决定对干部实行统一管理。1938年，中央决定在敌后方的各中央分局、区、地、县、市、分区的党委设立组织部，集中管理干部的考察、征调和分配等工作。1941年10月，中共中央进一步明确规定，除了军队干部外，党的干部都在中央和各级党委的领导下，由中央和各级党委的组织部统一管理。1948年11月，中央组织部发出了《关于组织部门业务与报告请示制度的通知》指出，中央组织部的11项经常性任务之一，便是挑选、配备、调整及重新训练干部。第二，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干部管理培训监督制度，使党的干部管理体制和方式更加完善。延安时期，党中央根据干部队伍素质的实际和斗争形势的需要，先后就干部学习、在职干部教育、办理党校、审查干部、吸收知识分子、干部交流等问题下发了一系列重要文件和指示，逐步建立了干部学习教育培训、干部选拔、干部考核、干部审查、干部调配与交流等制度。建国前夕，中共中央下发了《中央关于准备五万三千个干部的决议》、《中央关于各级各项干部配备基数的规定》、《中央关于大量提拔培养产业工人干部的指示》等一系列重要文件，为夺取全国政权作了充分的组织准备。

二、高度集权的干部管理模式

新中国成立后，党形成了高度集权的全面执政体制，在干部队伍管理上也形成了高度集权的干部管理模式。建国初期，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展开，干部数量剧增，干部种类趋于多样化，干部专业化程度不断提高。鉴于此，1953年11月，中央下发了《关于加强干部管理工作的决定》，要求逐步建立分部分级管理干部的制度。分部分级管理方式的前提仍是在中央及各级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其典型特征是高度集权。这一时期，党和国家针对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对干部队伍建设的新要求，注重干部制度的系统与配套建设，先后建立了干部录用、考核、奖惩、培训、工资、交流、退休等一系列的制度。党的八大以后，干部制度建设有许多的创新，也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思想和观点。如党要管党，后备干部制度，等等。三、科学民主制度化的干部管理模式

改革开放以后，原有的选任干部的方式与体制，已越来越不适应任务转换的需要，迫切要求进行变革。

一如果有人要我对我的哲学论文所坚持的基本论点用几句话作个概括，我就说：马克思创立了一门新科学，即历史的科学。我还补充说：这一科学发现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理论事件和政治事件。我要明确指出：这一事件是不可逆转的。理论事件。在马克思以前，所谓“历史大陆”一直被宗教、伦理、政治、法律等意识形态观点，即被历史哲学所占领着。历史哲学自认为能够反映社会和历史的进程，其实它只是用虚假的概念把社会和历史的真实运动掩盖起来。这种欺骗性决不是一种偶然，它是历史哲学的一个职能。这些意识形态观点无非是实践意识形态的理论小分队(宗教、伦理、法律观念、政治观念等等)，而实践意识形态的基本职能就是复制阶级社会中的生产关系(即剥削关系)。马克思正是在同这些意识形态观点决裂的同时，才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用《资本论》以及其他著作“开放”了“历史大陆”。列宁说得好，马克思只是为一个庞大的领域奠定了“基石”，这一领域由马克思的继承人继续进行了探索，它的规模之大和问题之新要求人们作出不懈的努力。政治事件。马克思的科学发现历来是并将越来越是一场激烈和无情的阶级斗争的对象和焦点。马克思证明，人类历史是阶级社会的历史，是阶级统治和阶级压迫的历史，因而归根到底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马克思还指出了资本主义剥削和压迫的各种形式；这一切都和阶级的利益是直接冲突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家以十倍、百倍的怒火猛烈地攻击马克思。相反，被剥削者、首先是无产者，则认识到马克思的科学理论是“他们的”真理，他们接受了这个真理，并把空当作他们在革命的阶级斗争中的一件武器。这一认识在历史上有个名称，叫做工人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结合(或列宁所说的融合)。这种汇合、结合或融合既不是自发产生的，又不是轻而易举的。因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成和传播前，工人运动受到了空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观点的影响。经过在意识形态方面和政治方面的长期斗争，这一结合终于才开始形成，并具有历史的存在。由其实现和存在的条件所决定，这种结合不可能是一劳永逸的。既然它受到阶级斗争的制约，它就要在同威胁其存在的各种偏向和危机进行的激烈阶级立场中不断地得到维护，这些偏向和危机过去有第二国际的叛卖，今天则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有一个事实是无可怀疑的：一百年来，人类的全部历史就取决于工人运动(以及被压迫民族的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现已发展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结合。凡有一点历史眼光的人都能看到，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以不同形式共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从此已成为主宰世界历史舞台的现实。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事实。二我们完全可以满足于以上的认识。但如果要进一步探索“历史大陆”(不论我们在这场斗争中占何地位)，或要积极地理解无产阶级斗争的现代形式(问题的方面不同，但实质相同)，我们就应该进一步提出以下的问题：马克思的科学发现必须具备什么条件才能成为可能？表面看来，这个问题似乎是绕圈子，其实不然。它表面上似乎是个理论问题，其实却涉及到一些地具有现实意义的政治问题。三我在过去发表的几篇论文中曾经指出，马克思的科学发现是一种“断裂”，是同以往意识形态历史观的一次“决裂”，这究竟意味着什么？我谈到了科学和意识形态之间的“断裂”或“决裂”，这意味着什么？我还论述了意识形态，这又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我们只是进行了形式的分析，而我们现在就要阐明这一分析的意义和指出它的局限。首先，我们承认了一项事实。我们注意到出现了一个具有理论意义的事件，即是在历来被意识形态观点所占领的一个领域里，出现了一种科学的历史理论。我们暂且先把意识形态这个名称搁在一边不谈。我们还指出了马克思的理论和意识形态观点之间存在着不容抹煞的区别。为此，我们对比了二者的理论概念和行使职能的方式。关于理论概念：我们指出，马克思用一些前所未有的新概念代替了历史哲学中陈旧的基本概念，这些崭新的概念在旧观点中是“不可能找到的”。凡在历史哲学谈到人、经济主体、需求、需求体系、市民社会、异化、盗窃、不公正、精神、自由——乃至谈到“社会”――的地方，马克思就用生产方式、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形态、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阶级、阶级斗争这类概念。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在马克思的概念体系和马克思前的概念体系之间，不存在继承的关系（即使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情况也是如此）。我们把这种无继承关系、这种理论差别、这种辩证的“飞跃”叫做“认识论断裂”和“决裂”。关于行使职能的方式：我们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实践中行使的职能完全不同于马克思以前的旧观点。在我们看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概念体系是按照科学“理论”的方式行使其职能的，它所面对的对象具有“无限性”（列宁语），也就是说，这个“基本”概念体系必定要不断地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从而不断地产生认识。我们可以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概念体系是为了无止境地求得新认识而确定临时真理，而新认识本身在某种情况下可以更新这一原始真理。相比之下，意识形态旧观点的基本理论不但不能担负起产生新认识的临时真理的职能，相反却实际上作为历史的真理，作为这一真理完整的、最后的和绝对的认识而出现，总之，作为一个不发展的封闭性体系而出现，因为如果一个体系没有科学意义上的对象，它在真实中永远只能找到自己的思辨反映。由此我们得出的结论是：马克思的理论同以往的观点有着根本的差别，我们把这种差别叫做“认识论断裂”和“决裂”。此外，我们把以往的观点称之为意识形态的观点，我们把业已确认的“认识论断裂”或“决裂”当作马克思主义科学同它的意识形态史前期之间的一种理论中断。应该说明，这不是一般科学和一般意识形态之间的理论中断，而是马克思主义科学同它自身的意识形态史前期之间的理论中断。然而，我们根据什么说马克思的观点曾经是意识形态的观点？或者用另一个问题来问，我们赋予了意识形态一词以什么含义？不论不论人们赋予意识形态以什么含义，意识形态观点的额角上或心脏里都不打上意识形态的印记。相反，它却以真理的面目而出现。它只是从外部和在事后――从存在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观点出发――才能被确定其性质。我想说的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不仅已经作为科学而存在，而且作为历史的科学而存在。确实，任何科学一旦在理论历史上出现并被证明为科学时，它就把它自己的理论史前期（它同理论史前期已经决裂）看作是谬误、错误和非真理。科学实际上就是这样来对待它的理论史前期的，这种对待是科学历史上的一个阶段。但是，总有这么一些哲学家，偏要从中得出一些似是而非的结论，他们以这种自反实践（回溯）为依据，却要建立起真理与谬误、认识与无知、科学与意识形态（其条件是意识形态一词不采用马克思主义的含义）相对立的唯心主义理论。这种自反实践（回溯）也可应用于马克思主义科学，其结果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一出现，它就必然把它自己的史前期看作是谬误，它甚至还把它自己的史前期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含义上的意识形态。它进一步指出，它的理论史前期之所以是谬误，恰恰因为这是意识形态，因而它实际上就把理论史前期当作意识形态看待。它不仅出了错误，而且又提供了错误的历史原因。因此，它不容许把科学同它的史前期之间的“断裂”牵强附会地当作真理与谬误、认识与无知之间的唯心主义的对立。这一空前的差别和优越性有什么原则这依据呢？有以下的事实为根据：马克思创立的科学是社会形态历史的科学。据此，这门科学首次赋予意识形态概念以科学的内容。意识形态不是单纯的幻觉（谬误），而是在社会机构和社会实践中存在的表象群；它们属于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并在阶级斗争中确立其地位。马克思创立的科学之所以把属于它史前时期的理论观点说成是意识形态，这不仅为了宣告这些观点是错误的，而且为了指出它们曾自认为是正确的，曾经被认为并继续被认为是正确的，同时也为了提供这种必然性的理由。马克思与之相决裂的理论观点（简单地说，即历史哲学）之所以能称作意识形态，因为它们是在复制特定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中承担着必要职能的实践意识形态的理论小分队。既然如此，我们可以认为，马克思主义科学同它的意识形态史前期之间的“断裂”既不涉及科学与意识形态相差别的理论，也不涉及认识论。它关系到另外的东西，即一方面是包括国家和上层建筑在内的上层建筑的理论，另一方面是认识产生过程的物质条件（生产）、社会条件（分工、阶级斗争）、意识形态条件和哲学条件的理论。这两种理论归根到底都属于历史唯物主义。既然如此，我们就必须向马克思的科学理论本身去了解，在什么条件下，它才能在与之相决裂的意识形态观点中“脱胎而出”。四马克思主义导师（首先是马克思，然后是恩格斯和列宁）都清楚地意识到，单是承认新科学的诞生还不够，必须对新科学诞生的条件作出符合马克思主义科学原则的分析。在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里，我们可以找到关于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德国的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理论，这一理论正是这种分析的初步形式。一如果有人要我对我的哲学论文所坚持的基本论点用几句话作个概括，我就说：马克思创立了一门新科学，即历史的科学。我还补充说：这一科学发现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理论事件和政治事件。我要明确指出：这一事件是不可逆转的。理论事件。在马克思以前，所谓“历史大陆”一直被宗教、伦理、政治、法律等意识形态观点，即被历史哲学所占领着。历史哲学自认为能够反映社会和历史的进程，其实它只是用虚假的概念把社会和历史的真实运动掩盖起来。这种欺骗性决不是一种偶然，它是历史哲学的一个职能。这些意识形态观点无非是实践意识形态的理论小分队(宗教、伦理、法律观念、政治观念等等)，而实践意识形态的基本职能就是复制阶级社会中的生产关系(即剥削关系)。马克思正是在同这些意识形态观点决裂的同时，才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用《资本论》以及其他著作“开放”了“历史大陆”。列宁说得好，马克思只是为一个庞大的领域奠定了“基石”，这一领域由马克思的继承人继续进行了探索，它的规模之大和问题之新要求人们作出不懈的努力。政治事件。马克思的科学发现历来是并将越来越是一场激烈和无情的阶级斗争的对象和焦点。马克思证明，人类历史是阶级社会的历史，是阶级统治和阶级压迫的历史，因而归根到底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马克思还指出了资本主义剥削和压迫的各种形式；这一切都和阶级的利益是直接冲突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家以十倍、百倍的怒火猛烈地攻击马克思。相反，被剥削者、首先是无产者，则认识到马克思的科学理论是“他们的”真理，他们接受了这个真理，并把空当作他们在革命的阶级斗争中的一件武器。这一认识在历史上有个名称，叫做工人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结合(或列宁所说的融合)。这种汇合、结合或融合既不是自发产生的，又不是轻而易举的。因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成和传播前，工人运动受到了空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观点的影响。经过在意识形态方面和政治方面的长期斗争，这一结合终于才开始形成，并具有历史的存在。由其实现和存在的条件所决定，这种结合不可能是一劳永逸的。既然它受到阶级斗争的制约，它就要在同威胁其存在的各种偏向和危机进行的激烈阶级立场中不断地得到维护，这些偏向和危机过去有第二国际的叛卖，今天则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有一个事实是无可怀疑的：一百年来，人类的全部历史就取决于工人运动(以及被压迫民族的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现已发展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结合。凡有一点历史眼光的人都能看到，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以不同形式共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从此已成为主宰世界历史舞台的现实。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事实。二我们完全可以满足于以上的认识。但如果要进一步探索“历史大陆”(不论我们在这场斗争中占何地位)，或要积极地理解无产阶级斗争的现代形式(问题的方面不同，但实质相同)，我们就应该进一步提出以下的问题：马克思的科学发现必须具备什么条件才能成为可能？表面看来，这个问题似乎是绕圈子，其实不然。它表面上似乎是个理论问题，其实却涉及到一些地具有现实意义的政治问题。三我在过去发表的几篇论文中曾经指出，马克思的科学发现是一种“断裂”，是同以往意识形态历史观的一次“决裂”，这究竟意味着什么？我谈到了科学和意识形态之间的“断裂”或“决裂”，这意味着什么？我还论述了意识形态，这又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我们只是进行了形式的分析，而我们现在就要阐明这一分析的意义和指出它的局限。首先，我们承认了一项事实。我们注意到出现了一个具有理论意义的事件，即是在历来被意识形态观点所占领的一个领域里，出现了一种科学的历史理论。我们暂且先把意识形态这个名称搁在一边不谈。我们还指出了马克思的理论和意识形态观点之间存在着不容抹煞的区别。为此，我们对比了二者的理论概念和行使职能的方式。关于理论概念：我们指出，马克思用一些前所未有的新概念代替了历史哲学中陈旧的基本概念，这些崭新的概念在旧观点中是“不可能找到的”。凡在历史哲学谈到人、经济主体、需求、需求体系、市民社会、异化、盗窃、不公正、精神、自由——乃至谈到“社会”――的地方，马克思就用生产方式、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形态、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阶级、阶级斗争这类概念。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在马克思的概念体系和马克思前的概念体系之间，不存在继承的关系（即使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情况也是如此）。我们把这种无继承关系、这种理论差别、这种辩证的“飞跃”叫做“认识论断裂”和“决裂”。关于行使职能的方式：我们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实践中行使的职能完全不同于马克思以前的旧观点。在我们看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概念体系是按照科学“理论”的方式行使其职能的，它所面对的对象具有“无限性”（列宁语），也就是说，这个“基本”概念体系必定要不断地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从而不断地产生认识。我们可以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概念体系是为了无止境地求得新认识而确定临时真理，而新认识本身在某种情况下可以更新这一原始真理。相比之下，意识形态旧观点的基本理论不但不能担负起产生新认识的临时真理的职能，相反却实际上作为历史的真理，作为这一真理完整的、最后的和绝对的认识而出现，总之，作为一个不发展的封闭性体系而出现，因为如果一个体系没有科学意义上的对象，它在真实中永远只能找到自己的思辨反映。由此我们得出的结论是：马克思的理论同以往的观点有着根本的差别，我们把这种差别叫做“认识论断裂”和“决裂”。此外，我们把以往的观点称之为意识形态的观点，我们把业已确认的“认识论断裂”或“决裂”当作马克思主义科学同它的意识形态史前期之间的一种理论中断。应该说明，这不是一般科学和一般意识形态之间的理论中断，而是马克思主义科学同它自身的意识形态史前期之间的理论中断。然而，我们根据什么说马克思的观点曾经是意识形态的观点？或者用另一个问题来问，我们赋予了意识形态一词以什么含义？不论不论人们赋予意识形态以什么含义，意识形态观点的额角上或心脏里都不打上意识形态的印记。相反，它却以真理的面目而出现。它只是从外部和在事后――从存在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观点出发――才能被确定其性质。我想说的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不仅已经作为科学而存在，而且作为历史的科学而存在。确实，任何科学一旦在理论历史上出现并被证明为科学时，它就把它自己的理论史前期（它同理论史前期已经决裂）看作是谬误、错误和非真理。科学实际上就是这样来对待它的理论史前期的，这种对待是科学历史上的一个阶段。但是，总有这么一些哲学家，偏要从中得出一些似是而非的结论，他们以这种自反实践（回溯）为依据，却要建立起真理与谬误、认识与无知、科学与意识形态（其条件是意识形态一词不采用马克思主义的含义）相对立的唯心主义理论。这种自反实践（回溯）也可应用于马克思主义科学，其结果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一出现，它就必然把它自己的史前期看作是谬误，它甚至还把它自己的史前期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含义上的意识形态。它进一步指出，它的理论史前期之所以是谬误，恰恰因为这是意识形态，因而它实际上就把理论史前期当作意识形态看待。它不仅出了错误，而且又提供了错误的历史原因。因此，它不容许把科学同它的史前期之间的“断裂”牵强附会地当作真理与谬误、认识与无知之间的唯心主义的对立。这一空前的差别和优越性有什么原则这依据呢？有以下的事实为根据：马克思创立的科学是社会形态历史的科学。据此，这门科学首次赋予意识形态概念以科学的内容。意识形态不是单纯的幻觉（谬误），而是在社会机构和社会实践中存在的表象群；它们属于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并在阶级斗争中确立其地位。马克思创立的科学之所以把属于它史前时期的理论观点说成是意识形态，这不仅为了宣告这些观点是错误的，而且为了指出它们曾自认为是正确的，曾经被认为并继续被认为是正确的，同时也为了提供这种必然性的理由。马克思与之相决裂的理论观点（简单地说，即历史哲学）之所以能称作意识形态，因为它们是在复制特定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中承担着必要职能的实践意识形态的理论小分队。既然如此，我们可以认为，马克思主义科学同它的意识形态史前期之间的“断裂”既不涉及科学与意识形态相差别的理论，也不涉及认识论。它关系到另外的东西，即一方面是包括国家和上层建筑在内的上层建筑的理论，另一方面是认识产生过程的物质条件（生产）、社会条件（分工、阶级斗争）、意识形态条件和哲学条件的理论。这两种理论归根到底都属于历史唯物主义。既然如此，我们就必须向马克思的科学理论本身去了解，在什么条件下，它才能在与之相决裂的意识形态观点中“脱胎而出”。四马克思主义导师（首先是马克思，然后是恩格斯和列宁）都清楚地意识到，单是承认新科学的诞生还不够，必须对新科学诞生的条件作出符合马克思主义科学原则的分析。在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里，我们可以找到关于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德国的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理论，这一理论正是这种分析的初步形式。

但愿关于“来源”的比喻不因它所包含的唯心主义概念（思想的起源、内在性等等）而把我们引入歧途。这个“经典性”理念特别杰出的地方，首先在于它不把马克思的发现归结为个人或作者的天才，而看作是几个不同的和独立的理论成分的会合（三个来源）。其次，它认为这一会合已产生了与加入会合的各成分根本不同的崭新结果，这种“飞跃”或“质的跳跃”属于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范畴。然而，恩格斯和列宁并不以此为满足。在有关马克思主义科学诞生的问题上，他们不是要维护一种单纯内在性的和单纯“认识论”的观点。他们指出，这三种理论成分都有物质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历史为实践背景，在这一历史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决定性变革，新兴的资产阶级同封建的贵族进行的几百年的阶级斗争，还有无产阶级初期的阶级斗争行动都占着主要的地位。总之，他们指出，德国的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是现实（经济现实、政治现实、意识形态现实）的理论反映。现实虽然在这些抽象形式中得到了反映，但同时也在其中被歪曲、被神秘化和被掩盖，因为这些理论成分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性质。关键的问题在这里就被提出来了。确实，承认三种理论成分的会合导致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的诞生，这还不够。必须考虑这种意识形态的会合怎么能分离出科学和产生了“决裂”。换句话说，必须考虑，当会合发生时，马克思主义思想怎么和为什么能从意识形态中脱胎而出；或者，是什么转移产生了这一奇妙的变革，究竟马克思的发生了什么变化，才揭开了伪装，改变了原有的含义和发现了未被认识的必然。我想提出以下的论断，以作为对这个问题的初步解答：正是由于马克思转移到了无产阶级的崭新立场上来，他才有效地实现了理论的会合，并从中产生了历史的科学。五为了阐明这一点，我们可以生产力地回顾一下青年马克思思想“演变”的各个“阶段”。从《莱茵报》的激进自由主义文章（1841年）到1845年由《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记录的革命决裂，相距只有四年时间：青年马克思在这一革命决裂中提出了著名的口号，宣告“把我们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声称新哲学从此不再要“解释世界”，而要“改造世界”。在这四年里，我们看到莱茵河畔的一位资产阶级子弟从激进资产阶级的政治立场和哲学立场转变到小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立场，接着又转变到共产主义唯物主义的立场（空前的革命唯物主义）。我们再进一步说明这一“演变”的几个方面。我们看到青年马克思既改变了思考对象（大体上说，他从法律转到国家，又从国家转到政治经济学）又改变了哲学立场（他从黑格尔转到费尔巴哈，转到革命唯物主义）和政治立场（从资产阶级的激进自由主义转到小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再转到共产主义）。这些变化是逐级上升的，又是相互紧密联系的。然而，我们不能把这些变化当作一个无结构的整体而混同起来，因为每次变化都在不同的阶段出现，并各自在青年马克思思想演变过程中起着不同的作用。我们可以说，在以对象在前台出现的这一过程中，政治立场（阶级立场）占着决定的地位，但哲学立场占着中心的地位，因为正是哲学立场确保着政治立场与思考对象之间的理论联系。这在青年马克思的经历中可以得到经验的验证。政治的确使马克思从一个对象转到另一个对象（大体上说，从新闻法转到国家，再转到政治经济学），但转变的实现每次都以一种新的哲学立场的形式表现出来。从一方面看，哲学立场是阶级的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立场）的理论表现；从另方面看，政治立场的理论表现（以哲学立场为形式）又是政治立场同思考对象保持理论联系的条件。既然如此，如果哲学确实是政治的理论代表，我们就可以说，青年马克思前后采取的哲学立场体现着他进行思考的阶级理论条件。既然如此，为新科学的建立奠定基础的1845年决裂首先表现为一次哲学的决裂，表现为对以往哲学信仰的一次“清算”和对一种前所未有的哲学立场即将诞生的宣告，这也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我们可以看到，在1844年的《手稿》中正是贯穿着这种惊人的辩证法。如果对《手稿》进行仔细的研究，人们可以衡量出马克思在撰写《手稿》时经历了多大的理论危机（马克思从没有把这部《手稿》发表，也从没有谈到过它）。《手稿》的危机在于政治立场和哲学立场在思考对象――政治经济学――中发生冲突，从而产生了无法解释的矛盾。当马克思撰写《手稿》时，他在政治上是个共产主义者，他力图要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概念、分析和矛盾为他的共产主义信念服务，因而他把所谓“异化劳动”（他当时还不能想到这是资本主义剥削）放在头等很重要地位上；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理论难题。在理论方面，他站在小资产阶级的哲学立场上，力图要把黑格尔的思想引进到费尔巴哈的思想中去，以便通过异化来研究劳动和通过人来研究历史；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政治难题。《手稿》是一篇感人的但又无情的记录，它记录了互不相容的政治立场和阶级理论立场在意识形态的范围内，与同一个对象相比较时出现的不可克服的危机。我们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找得到这场危机的结局，或至少对危机结局的宣告：一种“新的世界观”的“萌芽”（恩格斯语）。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闪光中，发生改变的不是马克思的政治立场，而是他的哲学立场。马克思彻底地抛弃了费尔巴哈，他同只是“解释世界”的全部哲学传统决裂，并朝着革命唯物主义的新路前进。这一新的立场是马克思的政治立场在哲学中的反映。我甚至认为，马克思朝着无产阶级的理论立场（哲学立场）迈出了决定性的、不再后退的第一步。在这里，政治仍然是决定性因素，即马克思在政治斗争中更加明确地站在无产阶级的一边。从理论角度看，哲学仍然占着中心地位。因为马克思从这一阶级的理论立场出发对政治经济学的思考，将朝着一个崭新的方向发展：同一切意识形态观点相决裂，从而奠定和发展历史科学的原则。为此，我想冒昧地对“三个来源”的理论解释一下。三种理论成分（德国的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的会合，只是在青年马克思转到了无产阶级的政治立场和理论立场上来以后，才能够产生其效果（马克思的科学发现）。没有政治转变，任何转变都不会发生；而没有哲学的转变，政治转变就不可能找到为科学地认识其对象所不可缺少的理论表现。我想再补充说几句话。首先这是为了指出，由《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所宣告的新哲学立场仅仅是一项宣言；它没有被和盘托出；这一哲学立场将在马克思及其继承人后来的政治和理论著作中，以及更广泛地在工人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结合的历史中，默默地或公开地逐渐得到制订；这一制订工作是科学和马列主义政治实践作用于哲学立场的结果。其次这是为了指出，采取无产阶级的哲学立场（即使在“萌芽”状态）对创建历史科学，也就是说，对分析阶级剥削和阶级统治的方式是不可缺少的。在任何阶级社会中，阶级剥削和阶级统治的方式被厚厚的一层意识形态表象所遮盖，因而变得神秘莫测，而历史哲学等等就是意识形态表象的理论形式。为了揭穿这些形式的真相，我们必须摆脱这些意识形态，也就是说，“清除”作为这些意识形态的基本理论表现的哲学信仰。因此，必须抛弃统治阶级的理论立场，站到被剥削和被压迫的阶级的一边，从而暴露这些理论形式的真面目。仅仅接受无产阶级的政治立场是不够的，必须使这一政治立场上升为理论立场（哲学立场），以便去认识和思考从无产阶级观点所能看到的各种现象的前因后果。不经过这个转变，历史科学的产生是不可思议的和不可能的。六最后，再回到文章的开头，我不要补充说，我们从历史科学的诞生所绕的弯并不是为了炫耀博学，相反这是具有现实意义的。因为，对青年马克思提出的要求也是而且更应该是我们对自己提出的要求。为了“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即为了分析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剥削和统治的新形式，为了确实能够正确地把工人运动和马列主义理论结合起来，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站到无产阶级的理论立场（哲学立场）上来，也就是说，从无产阶级的政治立场出发，通过对统治阶级的全部意识形态进行彻底的批判，制订出无产阶级的理论立场。列宁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我们可以说，没有无产阶级的理论立场（哲学立场），就不会有工人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正确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