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方式范文10篇

对于长篇小说的学术研究，可以从多个层面深入展开。本文将主要从叙事方式的角度切入，对于第八届茅奖的获奖作品以及那些没有能够获奖的优秀作品进行一番专门的考察与研究。虽然从根本上说小说这种文体乃是一种典型的叙事文体，但是，如果我自己的记忆没有出现误差的话，那么，小说叙事之成为文学界高度关注的一个问题，应该是1990年代之后的事情。究其原因，大约有以下两个方面。其一，1980年代中后期，以马原、格非、余华、莫言、孙甘露等一批先锋作家的创作在中国文坛逐渐地开始引人注目。这些作家创作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特别地注重于所谓叙事形式的创新。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曾经对于后来的小说创作产生过根本性影响的马原。关于马原这位作家，我一直有一种看法不吐不快，正好借此机会写在这里以与同道交流。那就是，我始终以为世界上存在着两种文学史意义不同的作家。一种是虽然没有写出过足称杰出的文学文本，但是这位作家的文学书写却对于文学的发展产生过巨大的影响。这种作家可称为重要作家。另外一种是或许并没有对于文学的发展演进产生过足够大的影响，但他自己却写出了杰出作品的作家。这种作家可称为优秀作家。很多时候，重要作家与优秀作家呈现为重合状态。文学史上留存下来的大部分作家，皆可做此种理解。但也还有特殊的例外情况存在。有一些作家，可能只算得上重要作家，却不能够被看做是优秀作家。比如说，那位后来曾经因为在中央电视台开坛说红而引人注目的刘心武，就只是一位重要作家。回顾刘心武的文学创作，你无论如何都不能不承认他的短篇小说《班主任》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但细细地考究起来，刘心武究竟有哪些作品真正称得上优秀，却实在是一件值得怀疑的事情。某种意义上，我觉得，马原的情况同样如此。《冈底斯的诱惑》《西海无帆船》《虚构》《上下都很平坦》，从文学史的角度出发，认真地想一想，这些中长篇小说还真的没有哪一篇称得上是优秀。但是，由马原所开启的那样一种曾经被批评家称之为“马原的叙述圈套”的叙事方式，对于当时以及此后中国当代小说创作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却又是无论如何都无法被忽视的。以至于，极端一些说，如果没有马原的示范性存在，你恐怕很难想像中国当代小说的叙事能够走到今天这样一种成熟程度。其二，从学术研究界的情况来看，隶属于西方结构主义思潮的叙事学理论之进入中国，并逐渐地成为文学理论界的一个显学，也是1990年代初期的事情。我自己最早知道叙事学，是通过张寅德选编的那本《叙述学研究》。

虽然说更早一些的时候，我就读到过曾经被收入“人文研究丛书”的陈平原的博士论文《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但或许是由于自身过于愚钝的缘故，当时并没有能够敏锐地意识到一种新理论的出现事实上已经初露端倪了。总之，正是从1990年代初期开始，叙事学开始渐渐地引起了中国文学界的强烈兴趣。不仅仅是研究者，即使是那些专事小说创作的作家们，也清醒地意识到了叙事问题的重要性，也开始张口闭口不离“叙事”二字了。尽管说小说是一种叙事文体，乃是一种不言自明的客观事实，但是，很显然，是否能够清醒地意识到这个事实的存在，对于小说创作所产生的实际影响，还是很不一样的。作家叙事意识的自觉，无疑将会在很大程度上促进小说叙事方式日渐走向成熟。大约正是由于受到以上创作和理论研究两方面原因影响的缘故，中国当代作家的叙事意识，到了1990年代的时候，进入了一个普遍的觉醒时期。这样的一种觉醒，对于小说叙事艺术的很快走向成熟，自然发生着非同寻常的重要作用。某种意义上，当下时代长篇小说创作的整体繁荣，也可以被看做是叙事艺术成熟的一种必然结果。既然每一届的茅奖评选都被被看作是对于当时长篇小说创作的总体检阅，那么，第八届茅奖就是对于最近四年来长篇小说创作状况的一种整体反映。这样，本届茅奖的获奖作品以及那些未能获奖的优秀小说，于无形之中也就成了一面很好的镜子。对于这些作品的叙事分析，实际上也正是对于当下时代长篇小说总体叙事成熟度的基本验证。文学创作贵在原创，就我对于这届茅奖作品的阅读观照，虽然不能说已经达到了多么理想化的完满程度，但从这些作家所具体采用的叙事方式来说，却又的确称得上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姚黄魏紫，各有所擅，呈现出了一种较为理想的多样化图景。

随着时间的日渐推移，我们越来越发现，作家张炜本质上其实是一位富有浪漫精神的抒情诗人。这一点，在他早期的获奖短篇小说诸如《一潭清水》中已经初露端倪。如果说曾经获得过高度评价的《古船》可以被看做是张炜最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作品的话，那么，从紧接着的《九月寓言》开始，伴随着从小说文体上渐渐地转型为一位长篇小说创作为主的作家，张炜的抒情诗人本色也得到了越来越明显的强化。这次茅奖评选中名列榜首那部可谓是卷轶浩繁的《你在高原》，不仅小说的总体命名可以让我们联想到苏格兰杰出诗人彭斯的名诗“我的心呀在高原”，而且，就小说的整体写作而言，也完全可以被看做是一首行吟者的抒情长诗。虽然说这部巨型长篇小说的第一部《家族》的起始时间是二十世纪的初叶，但整部《你在高原》的基本主旨，恐怕还是应该解读为张炜对于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社会变迁的一种艺术性的梳理与概括。那么，张炜是依照一种什么样的叙事体式完成他的写作意图的呢。具体说来，他为自己设立了一个既是主人公同时又是叙述者的“我”即宁伽这一贯穿于小说始终的人物形象。通过这样一位不满足于庸俗的日常生活，总是不断地因为人际矛盾而去职，总是以在高原上行走为自豪满足的批判性知识分子形象的设定，张炜非常巧妙地把诸如拐子四哥、武早、鼓额、梅子、凯平、帆帆、荷荷等一系列人物形象和故事连缀成了一个有机整体。事实上，也正因为采用了这样的一种叙事体式，所以，主观抒情性，自然也就成为《你在高原》文体上的一大特质。尽管从自己的小说理念出发，我对于张炜的这一叙事特质有所怀疑②，但却不能不承认，这一点确实是小说《你在高原》的根本特质所在。关于这种主观抒情性，曾经有论者以最后一部《无边的游荡》为例做出过精辟的概括：“诗人的‘游荡’确实是‘无边’的：从乡野到都市，从平原到高山，从海洋到森林……他一路‘游荡’，一路省察，足迹踏遍江河上下，目光横扫中外古今。大自然的绝美催生了他的侠骨柔情，人世间的龌龊激发了他的义胆良知。于是一个满身正气一腔幽思的抒情主人公形象冲破物欲横流的尘嚣巍然耸立在我们的面前。”③正因为设定了这样的一位极富理想主义色彩的主人公形象，所以一种思想宣言式的甚至多少有点神谕特点的语式就贯穿在了整部小说之中。只要认真地读过张炜的《你在高原》，就不难发现，正是在这种句式的强有力支撑之下，小说才表现出了在当下时代相对而言特别难能可贵的浪漫抒情精神。长篇小说《天行者》与作家此前一部影响很大的中篇小说《凤凰琴》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承继关系，对于刘醒龙来说，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才能够使得《天行者》真正地脱胎换骨为一部合格的长篇小说。毕竟，中篇小说与长篇小说是两种不同的小说文体。那么，中篇小说与长篇小说的区别究竟何在呢？在这里，我自己当然也无法一下子完全澄清说明，但有一种说法，我觉得却是颇有一些道理的。这种说法认为，中篇小说讲故事，长篇小说则呈现命运。这就是说，作为一部中篇小说，只要能够把一个故事相对完整地讲述清楚就可以了。在一部中篇小说中，一般不需要有更多的人物，也不需要有相对长的时段中相对曲折复杂的故事情节。相比较而言，一部长篇小说却不仅应该有更多的人物，有更加曲折复杂的故事情节，而且，更重要的是，还得通过这所有的人物与故事传达出某种深沉的命运感来。刘醒龙所实际上完成的，也正是这样的一种工作。那么，刘醒龙怎样才能够把《凤凰琴》有效地转换为一部长篇小说呢？第一，刘醒龙巧妙地完成了叙事视角的一种转换。《凤凰琴》作为一部中篇小说，采用的只是张英才的单一化视角。到了《天行者》中，从第二部“雪笛”开始，小说的叙事功能就由张英才而不动声色地转移到了更容易对于界岭小学的民办教师们进行总体展示扫描的余校长身上。视角的转移与多样化视角的运用，正可以被看作是长篇小说的一个基本特点。第二，如果说《凤凰琴》只是描写了一次转正事件，而且还把它处理成了具有崇高意味的正剧，那么，在《天行者》中，刘醒龙不仅先后三次描写转正事件，而且描写方式也多有变化。张英才的转正是正剧，蓝飞的转正是闹剧，到了最后余校长他们的转正，干脆就变成了一场活生生的大悲剧。这样看来，虽然同样是余校长、张英才、邓有米、孙四海这几位在《凤凰琴》中出现过的人物形象，但到了《天行者》中，在他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却已经是一种曲折深沉的命运感了。值得注意的是，到了小说第三部第三次叙述描写余校长他们转正悲剧的时候，我们在感受命运捉弄余校长他们的同时，在体会刘醒龙一种强烈悲悯情怀的同时，却也特别真切地感受到了刘醒龙一种社会批判锋芒的存在。归根到底，余校长他们的这种人生悲剧，正是当下这个未必完全合理的社会机制所一手造成的。虽然说从更高的艺术要求来看，《天行者》作为一部长篇小说还是有略嫌单薄之感，但由于刘醒龙在基本的叙事方式上采用了以上两种艺术手段，所以，《天行者》无论如何都应该被看做是一部满足了长篇小说基本叙事要求的优秀作品。作为曾经的先锋作家之一员，莫言多年来在如何有效地拓展汉语小说叙事方式上所作出的艰辛努力与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应该是有目共睹的。尤其是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诸如《丰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劳》这几部影响巨大的长篇小说，几乎可以说每一部都有着叙事方式的新创造。某种意义上，作家莫言差不多已经成为了叙事形式创新的代名词。这次获奖的《蛙》，同样在叙事体式上有新的思考和突破。首先应该明确的一点是，与莫言自己此前的长篇小说相比较，他的这一部《蛙》在思想主旨方面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他首度开始以一种不无残酷的方式审视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通过对于小说主人公之一的姑姑一生推进计划生育，以及此后长期为此而忏悔不已的故事的讲述，小说最终把批判反思的矛头指向了同时身兼叙述者角色的知识分子“我”也即蝌蚪的精神世界。大约正是为了更好地表达榨出自己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这样一种思想主旨，莫言才在《蛙》中特别地设定了如此一种书信体外加话剧体的叙事方式。这样的一种设计，所体现出的正是如同西方的许多后现代主义作品一样的“元叙事”的意味。所谓的元叙事也叫元虚构、元小说，它通过作家自觉地暴露叙事类文学作品的虚构创作过程，产生间离效果，进而让接受者明白，叙事类作品本身就是虚构，不能把叙事类作品简单地等同于社会现实。这样，虚构也就在小说或者话剧等叙事类作品中获得了本体的意义。在我的理解中，莫言之所以要采用这样一种元叙事方式，一个根本的意图，也正是为了能够帮助读者拉开与自己所再现着的历史场景的距离，进而会同作者本人一起以更加冷静客观的姿态来认识思考历史。

除此之外，从小说结构的意义上说，在一部书信体的小说中，插入一部话剧，在话剧的进行过程中，再插入电视戏曲片《高梦九》的拍摄过程，实际上也就很有一点俄罗斯套娃的意味。在一个大框架中套入一个小一些的框架，在这个小一些的框架中，再套入一个更小一些的框架。在我看来，如此复杂的小说结构本身，不仅寓言式地说明表现着历史本身的复杂性，而且也很巧妙地解决了一些叙事的难题。这其中，最值得注意的，便是关于电视戏曲片《高梦九》的神奇插入。莫言插入《高梦九》的基本意图，其实正是要借助于这位民国年间的政府官员，来最终宣判陈眉告状一案。借助于接受巨额贿赂之后的高梦九之手，来最终宣判被侮辱被损害者陈眉的败诉。陈眉的败诉，可以说是作家莫言对所谓的后三十年中国历史所做出的最为沉痛的一种批判。但从小说文本的实际来看，这样的一种沉痛批判，却正是只有借助于高梦九这一形象的巧妙插入，才最后得以有效实现的。这样看来，电视戏曲片《高梦九》的插入，一方面充分地体现了莫言超群的艺术想象能力，另一方面，却也十分有效地实现了莫言预先设定的某种叙事效果。这就充分地说明，如同莫言这样一些实力派作家的叙事形式创新，并不只是一种简单的为创新而创新，而是一种更多地着眼于小说的思想精神内涵表达的形式创新。这次获奖的作家中，毕飞宇是最年轻的一位。他的《推拿》的引人注目，一方面固然在于取材的特别，把自己的关注视野投射到了一向被看做弱势群体存在的残疾人身上。另一方面，则显然与其小说那堪称细致内在密实的叙事方式存在着不容分割的联系。从根本上说，以盲人世界为表现对象的《推拿》，当然应该被看作是一部具有现实主义风格的长篇小说，然而，我们却应该看到，这毕飞宇的现实主义，既不同于以往那种注重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以宏大叙事见长的传统现实主义，又不同于当下时代颇为流行的以真实记录底层小人物庸常琐碎的生活场景为特色的新写实主义，即便是与新世纪文坛上其他颇有些新质的现实主义作品比较起来，毕飞宇的小说都堪称是一种独特的存在。那么，到底采用怎样的方式才能够较为准确地概括毕飞宇这种具有鲜明个人风格的小说文体呢？想来想去，恐怕还是应该叫做“法心灵”的现实主义。陈思和在渤海大学的一篇演讲稿，题目叫“新世纪以来长篇小说的两种现实主义趋向”。

在这篇演讲稿中，陈思和将《秦腔》所代表的现实主义趋向命名为“法自然的现实主义”。在他看来，《秦腔》是在“模拟社会，模拟自然，模拟生活本来面目”，通过“大量的日常、琐碎、平庸的生活故事来铺展一个社会的面貌、记录一个时代的声音”。也就是说，《秦腔》所叙述的内容和人们日常的生活太像了，太贴近了，太分不出钉铆了，简直就是日常生活的翻版。然而，当我们阅读毕飞宇作品的时候，也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感受产生，只不过这个焦点已经不再是日常生活，而变成了日常心灵。换而言之，就是毕飞宇《推拿》中的叙事方式，已经与文本中人物的日常心理流动过程达到了高度的契合，以至于你简直都辨不清还有生活场景、还有各种客观物事的存在。当然，这并不是说毕飞宇只是在一味地玩心理转换游戏，而是说日常的生活图景早就融入到了人物的心灵流动过程当中，或者也可以说被毕飞宇的独特叙述所遮蔽了。以至于，我们所强烈感觉到的便只是“心灵”二字。从根本上说，将人物的心灵以日常化叙事的方式展开，在不同人物心灵的缓缓流动中完成对整部小说的建构，从而达到了某种“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境界，如此一种“法心灵的现实主义”，才可以被看作是毕飞宇《推拿》叙事方式的特别之处。读刘震云的获奖作品《一句顶一万句》，首先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就是能够让我联想起赵树理来的那样一种既朴素日常但却又别有蕴藉的小说语言。当然，说刘震云的小说语言与赵树理的小说语言存在着内在的关联，却也并不就意味着刘震云只是对赵树理语言的一种简单重复。与赵树理的小说语言总是依循着故事情节的演进方向向前直线推进形成鲜明区别的是，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这篇小说中的语言却是在某种自我缠绕的过程中进行着一种螺旋式的上升。打个比方，如果说赵树理小说的语言是始终在依照着同样的频率行进的话，那么，刘震云的语言则是在踏步前进的过程中不时地要改变一下频率，其中明显地夹杂进了某种跃进的频率。而且，细细地体味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中的语言，我们还可以发现其中存在着一种鲜明的音乐节奏感。在很大程度上，这种音乐节奏感不仅给刘震云的语言增添了美的色彩，而且也使得刘震云的小说语言更加富有弹性力度。叙事语言之外，值得注意的，还有刘震云那种类似于“连环套”式的基本叙事体式。实际上，也正是在这种“连环套”的故事发展过程中，杨百顺人生的悲剧性质得到了可谓是淋漓尽致的艺术表现。需要特别注意的一点是，正是在这看似由日常话语以“连环套”形式展开的庸常人生中，却又明显地凸显出了刘震云对于国人生存境遇的一种形而上意义上的深入思考。即如杨百顺其实充满了苦难坎坷的悲剧性人生，作家虽然无一字精神或者哲学意义上的渲染表现，但我们却不难从中体会到某种异常强烈的存在主义哲学的人生况味。按照存在主义哲学的解释，作为一种生命存在的人是“被抛到这个世界上来的”，不仅生命的诞生身不由己，而且生命的存在本身也是身不由己的。总之，“被抛”、“被动承受”正是理解存在主义的哲学与文学不可或缺的关键词。以这样的一种理解对比一下小说中所展示出来的杨百顺的苦难人生，说刘震云对于杨百顺的描写与表现中也明显地表露出了一种存在主义的形而上意味，就应该是一件无可置疑的事情。

以上，我们对于第八届茅奖获奖五部长篇小说的叙事方式进行了一番不失粗疏的扫描与分析。然而，需要看到的是，尽管说这五部作品都已经达到了相对高的思想艺术水准，但由于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任何一次评奖都可能会有所遗漏，都会有遗珠之憾，却又是毋庸置疑的一件事情。根据我自己长期以来的阅读体会，最起码，诸如蒋子龙的《农民帝国》、关仁山的《麦河》、宁肯的《天•藏》、方方的《水在时间之下》、田中禾的《父亲和她们》、刘亮程的《凿空》、郭文斌的《农历》、秦巴子的《身体课》等作品，皆可圈可点，都应该被看做是这四年来长篇小说创作的主要收获。即仅仅从小说本身的叙事方式而言，以上这些未曾获奖的长篇小说也都是各有千秋，可供评说之处多多。只是因为篇幅原因所限，我们在这里只能对其中的部分作品略作探讨而已。蒋子龙的《农民帝国》可以说是近年来最具有史诗气魄的以对国民性的批判审视为突出特征的一部长篇力作。在阅读《农民帝国》的过程中，我经常会联想到《红楼梦》、《创业史》以及《秦腔》这样三部长篇小说来。与上届的获奖作品《秦腔》相比较，蒋子龙的这部同样以乡村世界为主要表现对象的长篇小说毫不逊色，既有对于人性深度的挖掘表现，也有相当出色的艺术结构与语言运用。只不过这两部长篇小说的叙事时空设定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贾氏重横向的空间拓展，他的叙事时间只有大约一年左右，而蒋氏重纵向的时间透视，他的叙事时间跨度长达五、六十年，可以说是对1949年之后中国乡村世界的历史风云变幻进行着深度探寻表现的长篇巨构。柳青的《创业史》在文学史上一向被称之为具有史诗性品格的长篇小说，这样的评价与作家自己写作当时的主观追求是相一致的，柳青创作《创业史》的某种终极追求，恐怕就是要全景式地再现运动以来中国乡村世界中所发生的种种翻天覆地的变化。很长一个时期以来，这样一种被普遍看作“宏大叙事”的创作模式在文学界是颇受诟病的。之所以会有所谓日常叙事的广泛流行，其根本原因正在于此。但实际上，如果的确远离了如同柳青这样的“宏大叙事”，其实是很难有真正意义上的大作品产生的。而蒋子龙的这部《农民帝国》，这很显然带有突出的逆潮流而动的特点，可以被看作是当下这个时代难得一见的真正优秀的“宏大叙事”作品。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蒋子龙在完成着柳青前辈未竟的艺术使命。一方面，由于自己的自然生命过于短暂的缘故，另一方面，当然更由于作家所处的那个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影响过于巨大的缘故，所以，柳青意欲全景式再现当代乡村世界的艺术理想并没有能够得到实现。而蒋子龙的《农民帝国》，却以极其宏阔的艺术视野，完成了对于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农村堪称风云变幻的历史场景的史诗性艺术表现，实在是当下时代一部难得的史诗性长篇小说。至于《红楼梦》，我当然不会把蒋子龙的小说简单地类比于《红楼梦》，而是要说，蒋子龙的这部长篇小说，在艺术结构的设定，在某些场景的描写，在一些人物的刻画塑造上，能够让我们联想到《红楼梦》。就比如，小说临近结尾处，曾经写到过这样一个令人难忘的细节，那就是，失踪多年的二叔突然出现在了狱中，并且还和郭存先聊了多半宿。如果从现实生活的逻辑上看，这样的一种情节描写绝对是不可能的。或许有的批评家会把这种描写方式，归之于所谓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但在我看来，与其归之于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反倒不如把它理解为受到了《红楼梦》的影响更为恰当。不仅如此，小说中关于二叔，关于那棵“龙凤合株”的描写，也都可以让我们联想到诸如《红楼梦》中关于太虚幻境，关于空空真人、渺渺大士的相关描写来。从叙事方式来看，以近距离地关注表现当下时代乡村社会变迁为主旨的关仁山的《麦河》最突出的特点，恐怕就是采用了第一人称的叙事方式。在一部长篇小说中采用第一人称的叙事方式，虽然较之于第三人称的全知叙事方式具有更大的叙事难度，但在长篇小说的写作中倒也还比较常见。尤其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关仁山在《麦河》中赋予其叙事功能的叙述者白立国，居然是一位摸得着但却看不见的盲人。让一位盲人来承担长篇小说中的叙述者角色，就我有限的阅读视野来说，还真是第一次见到。况且，如此一种叙事方式较之于寻常小说难度要大得多，也是显而易见的一件事情。既然把盲人设定为小说的叙述者，那么，怎样有效地克服他的看不见这一叙事难题，自然也就成为了关仁山必须解决的问题。很显然，正是为了弥补白立国身为盲人视而不见的缺陷，才有了苍鹰虎子的出场，才为虎子预留出了充分施展自己能力的艺术空间。按照小说里的交代，这苍鹰虎子不仅具有观察描述事物的能力，而且还可以把自己所看到的一切情形都完整无误地全部转述给主人白立国。正因为有了苍鹰虎子这一形象的存在，所以盲人白立国才得以成功地完成了自己的叙事使命。

摘要:LittleBritain是英国的一部幽默连续剧。它的叙事方式与传统电视剧大不相同,其非线性叙事、非经典叙事、语言叙事等叙述特色使该剧大获成功,让观众在大笑之余思考,回味无穷。

关键词:LittleBritain;叙事方式

LittleBritain(简称LB)是BBC的一部恶搞喜剧。2004年在英国电影电视艺术学院电视奖颁奖仪式上,该剧获得了最佳喜剧表演奖和最佳喜剧连续剧奖2个项目的大奖。

全剧主演只有两位,所有的任务中的不同角色都是由两位主演通过更换服装、道具和化妆来完成的。在LB里,两位演员以精湛演技夸张地演绎各种英国人等。首相助理,同性恋者,异装癖,苏格兰人,减肥者,假残疾人,精神病人,极尽搞笑之能事,使该剧大获成功。

一、非线性叙事

LB讲述的不是一个完整的故事,它是由一个一个不同的生活片断构成的,同一集中不同的单元之间没有联系,集与集之间相同的单元之间也没有联系。这种非线性的叙事手法曾在电影《巴黎我爱你》中曾获得了巨大成功。

内容摘要：中国艺术的发展，特别是现当代艺术的发展是围绕着中国特殊的历史时期展开的。中国花鸟画创作要想有所发展突破，就要和时代相适应，要在题材上有突破，在思维逻辑和艺术形式中也要多尝试与研究。花鸟画创作的现代感应表现为当下观念和视觉方式的某些现代特征，从而在艺术构思上进行突破。

关键词：当代艺术语境花鸟画创作叙事方式

艺术发展的每个阶段都没有固定模式，包括产生的绘画流派更没有名词界定，按照美术史的逻辑，都是在艺术发展后才把概念性的名词赋予某一画种或流派。中国画的发展经历了过去和现在，更经历了和当代艺术并存发展的特殊时期，中国花鸟画要想发展，就要考虑在当代艺术语境下如何寻找更好的创作方法。

一、当代花鸟画教学中当代艺术语境的缺失

“当代”可理解为当下的、正在发生的，与“过去”“传统”相区别的。当代艺术是相对于现代艺术而言的，属于后现代主义艺术范畴。

从20世纪初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国艺术界的前辈，如李叔同、李瑞清、李铁夫等先后发起了美育救国运动，把西方古典、现代的绘画与教学方法带到中国，在中国掀起学习西方艺术的热潮。我国现代杰出的画家、教育家徐悲鸿也试图用西洋绘画改造中国画，这种教学方法与模式一直延续到现在。实行开放政策后，外来的先进技术、经验和管理模式，特别是先进文化冲击着我们的本民族文化。进入90年代，中国艺术家陷入了深刻的思考，艺术怎样进行创新？无疑，西方后现代主义成为中国艺术家创作的理论依据。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和大众文化的发展，当代艺术可谓找到了新观念的土壤，当代艺术希望成为今天中国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它激发了中国艺术家创作的主体性和积极性，也推动了艺术创作向多元化方向发展。

摘要：时下方言节目在各地方台大行其道，颇得老百姓关注，而且收视率极高。吉林电视台都市频道于去年年底策划制作了一档方言栏目《说实在的》，引起广泛关注。笔者对其独特的叙事风格印象颇深，现进行分析和探讨。

关键词：方言节目叙事风格

人们由于各自性格、环境、经历及教养而形成的对人生对现实的独特感受和累积经验，包括生活阅历和知识构成两个方面称为经验范围。在传播中，各方的经验范围重叠的越多越好，重叠越多表明信息流通中的阻碍越少，而重叠越少，困难越多。

对于受众本身，人们都会接触尽量与自己观点相吻合的信息，同时竭力避开相抵触的信息。对信息进行有选择的接触、理解和记忆。

方言节目本身将一种隔膜消除，使得人们对信息的防备心理减少，同时，方言节目的内容一般都是家长里短身边的事情，与受众生活息息相关，紧密结合。有着一种地理与心理的贴近，观众更有意愿收看。

方言新闻节目和“民生新闻”并无二质，主要以播报所在地区范围内新近发生的新闻事件为主，和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柴米油盐之事变成电视荧屏关注的重点，观众沉浸于自己熟悉的现实，窥视发生在自己周围的人生群像，在别人的悲欢离合中获得快乐和满足，得到启发和引导。

关键词：文化差异叙事风格审美期待

摘要：当今社会在市场经济刺激下，电视作品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观众的喜好，即收视率。收视率成为衡量电视剧成功与否的重要指标。以《越狱》、《迷失》、等为代表的美剧的在网上迅速走火；与此同时，《金婚》、《潜伏》等国产电视剧收视率也节节高攀，成为人们讨论和关注的焦点。基于两者不同的题材与叙事风格，分析收视率持续创高的原因，两者背后的叙事差异，与观众不同的审美期待。

一、中式平民情节与美式英雄主义

当前中国的社会构成中，中低文化水平人口仍然占很大比重，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在2006年2月28日宣布的统计结果显示：中国内地城镇人口为5.62亿(占43%)，农村人口为7.45亿(占57%)。平民是构成我国社会结构的主体和中坚力量。优秀的电视作品总是能引起社会绝大多数人群的认可的，而收视率的提高也有赖于这部分人群的努力。07年热播的《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之后《乡村爱情》、《金婚》无一不是在演绎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就算是《士兵突击》等军队题材以及近期火热的《潜伏》为代表的谍战题材电视剧，在故事情节上和人物性格塑造方面都能引起观众情感上和思想上广泛的共鸣。

美国是新兴的资产阶级国家，他的电视作品中也有平民主义的倾向，反映社会中小人物的命运，最大程度的贴近生活。同时，个人英雄主义更是美剧中的一大特色，从早期的电影西部片，惩恶扬善；到之后的警匪片，悬疑片，一切都好像中国戏剧一样有特定的程式。就算是反面人物，也是为了声张正义而生。《越狱》的成功就说明了这一点，也反映了观众不同的审美期待。中国观众长期接受正统教育，遵纪守法，不违反法律和道德也是中国社会赖以稳定和谐的基础。而《越狱》挑战了国家和法律，这一点不同于国产电视剧，这种审美差异造成了新的期待。

二、不同的叙事题材来源于文化的差异

摘要：随着当前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日益发展和进步，目前社会普遍采用更加先进信息传播手段实现人与人之间沟通和交流。当前新媒体的环境之下，网络电影应运而生，同时和人们生活产生了密切联系，在视听领域网络电影占有重要的地位，虽然网络电影相比传统电影而言不够经典，但是，随着当前新媒体日益发展，网络电影具有独一无二的创作特色。本文主要是关于网络电影叙事特征的研究和分析，以供相关专业人士进行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新媒体环境；网络电影；叙事特征

针对新媒体进行分析，具有双向性特点，相关人士需要针对网络电影进行全面研究和分析，同时加强网络电影点评。相比于院线电影而言，网络电影题材更加多彩和丰富，尺度比较开放和自由，网络电影有着一大批的受众群体，同时形成了一个较大资本市场。当前新媒体的日益发展，网络电影受众正在和传统院线受众群体脱离，这种情况之下导致了网络电影故事文本具有独特的叙事特征。

一、网络电影概述

所谓网络电影主要就是不通过影院播放或者电视播放的视频作品，2014年之前，网络电影主要是指微电影，长度大概在10～60分钟左右。爱奇艺平台最先提出网络大电影的概念，拍摄时长超过60分钟以上具备完整电影容量，以及通过网络平台发放的电影则称为网络电影，爱奇艺的这一思想理念被社会广泛认可以及接受，并且沿用到现在。目前在影视领域网络大电影属于影视界当中一个部分，同时对于促进电影行业进一步的发展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随着当前时代的日益发展和进步，人们对于电影的包容性也逐渐地增大，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电影在自身形式方面也产生了极大改变，网络电影不仅仅只是局限在传统电影形式之下，或者是仅仅局限在网络概念层面上，而是日益走向了多元化、多方向的道路。

二、分析网络电影叙事方式

摘要：当代数字电影在游戏改编过程中借鉴了游戏的叙事模式、艺术手法，游戏改编电影与游戏创作之间呈现相互影响的互文关系。与游戏不同，在叙事策略上，电影具有丰富的、不可复制的复杂性和迷人的特征：沉浸式体验让观众能够盯着黑暗中的欲望，并缝合和构建视觉的顺序，让观众进入更复杂和微妙的情感体验；游戏强调在玩家的流动性和轻松性之间切换，并在时间敏感的场景中做出固定响应。本文认为，电子游戏从场景元素设计、叙事文本及受众互动三方面对电影创作产生影响。

关键词：游戏改编电影；互动性叙事；策略

新千年以来，随着数字虚拟影像技术的引入，电影以其流畅复杂的叙事，更为逼真的影像空间呈现和沉浸式的视觉体验使观众沉迷于影像编织的幻梦之中。自1993年第一部游戏改编电影《超级马里奥兄弟》出现，到2018年斯皮尔伯格的《头号玩家》一经公映便引发观影热潮，各大评论媒体的评分也一路飙升。而已经定档于2019年的游戏改编电影《索尼克》《热血无赖》《我的世界》《怪物猎人》《全境封锁》《神秘海域》等呈现出游戏改编电影的勃勃生机。作为“影游联动”模式创作的改编电影，游戏IP的市场价值引起游戏开发者、电影创作者与学界的关注。虚拟影像的表达方式也逐渐由传统线性叙事走向更为复杂的复合叙事和谜题叙事。游戏玩家在虚拟空间中以参与和沉浸的方式获得身份认同与社群关系，也在互动性叙事中获得快感。

一、场景设计：电影中的游戏元素

游戏对电影的输出可以分为IP（IntellectualProperty，知识财产）文本输出与元素文化输出，时下文本输出已成为游戏改编电影的主流。这类改编电影因其本身强大的知名度和粉丝号召力而为制作方青睐，其相对完整的故事剧情和人物设计，选择“轻改编”的改编策略就显得更为稳妥，如《寂静岭》系列、《魔兽》等电影就是如此。从游戏本身来看，这种类型的游戏追求互文性创造和参与，玩家以完整的角色扮演方式参与到游戏当中去，创造特定的生活体验和故事角色，而角色以行为和话语的方式参与游戏分享活动，进行即兴创作。在游戏中，游戏的场景设计远胜于动作设计：“我们专注于渲染故事中最吸引人的部分，让玩家进入情绪状态，让游戏有更大的自由来确定事件本身的确切性质。”[1]在这类游戏中，为了完善受众的在场感以达到游戏体验的沉浸性，游戏叙事中的事件可以在特定时间和位置处被安排、翻转、重复或重新发送给玩家。就像Marie-RaulRyan讨论虚拟现实一样：“虚拟现实的互动性只是使玩家沉浸于一个已存在的世界；在精神过程方面，身临其境的接受者与世界建立了创造性的联系”。[2]在游戏的互动中，迷宫和NPC（Non-PlayerCharacter的缩写，一般指“非玩家角色”，指的是游戏中不受玩家操纵的游戏角色，这个概念最早源于单机游戏，后来这个概念逐渐被应用到其他游戏领域中）的设计完成了复合叙事，空间承载着时间的迷宫，从而令游戏玩家产生不同的情感，并为达成各自的游戏目的而采用不同的导航模式。游戏角色具有扁平化的性格特征或者能力特征：智力、魅力、力量、敏捷度，往往通过游戏玩家之间的深度团队合作来突破游戏鸿沟。但电影叙事中人物形象的塑造往往伴随着一系列人物原型，如英雄、导师、伙伴、阴影等基本的人物原型。英雄往往从无所事事、缺乏耐心的角色变成一个富有魅力、真实可信的英雄。在类型电影中，人物具有神话的功能，因为它的意义嵌入在结构和动作的表达中，而不是心理动机和个人经验的一致性。但游戏改编的电影在表达上倾向于采用隐藏叙事手法，为观众创造一个相对封闭的叙事空间。如在好莱坞叙事中，“隐藏的”的动作过程提供了一种叙事手段，导演将隐藏拍摄场景和编辑点，故事本身就是一个封闭的叙事空间，导演通过编写具有意义的电影情节，让观众进入电影世界当中，以进入电影的方式实现情节冲突和人物矛盾的解决。许多家喻户晓但剧情一般的游戏，在改编电影时为了保持游戏风格，满足电影的叙事要求，就增加了人物元素设计，实现了电影剧情的再创作。例如，《愤怒的小鸟》《极品飞车》《水果忍者》等改编的电影，其游戏角色原型也影响了电影中角色形象的塑造，但电影中呈现的角色身份又回归到游戏创作中，使游戏更为复杂，又反过来吸引了玩家的注意力。虽然游戏改编的电影在场景设计与人物塑造上有着极大的不同，但作为新兴亚文化的电子游戏，因其消费主义的文化属性，使主流文化在接纳这一新兴表达方式时依旧犹疑。但需要说明的是，游戏和电影是两种不同的媒体，其表达不是通过简单的移植来实现的。但即使游戏与主流艺术之间的距离需要被时代所填补，其距离也不会太远。

二、叙事文本：层级嵌套下的复调叙事

一、生态—叙事教学

1．生态与叙事

教育与自然一样，也是一个由多种因子有机相连的生态系统；教育生态与自然生态一样，关乎其生态性，关乎其运动性，关乎其生态因子的互动性，关乎各个因子独具特性又共同作用于整个生态系统，或促进教育发展或抑制教育前进。根据教育生态学的观点，课堂教学是由教师、学生、教学资源、教学事件等多个教育因子组成的微观生态系统，体现课堂时空内生命主体（教师、学生）之间及其与环境的依存性和互动共生关系，兼具有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的双重属性；而诸如教学条件、教学资源、学习氛围、课堂文化等支持性环境对学习主体学生的认知心理和学习方式的影响，也如同生态环境对存在于其中的生物一样，起着或促进或制约其发展的作用。可见，“生态”是事物之间必然联系和作用的基本运动模式。“生态”作用于“教育”，要求教育主体更新教学理念，促进学习主体的充分、全面、和谐发展。叙事就是陈述人、自然界和社会领域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事件，简言之，叙事就是“讲故事”，讲叙述者本人或他人亲身经历的故事。人类的生活与经验息息相关，而叙事就是人类生活经验的基本表达方式，是人们将各种经验组织成为有现实意义的事件的基本方式和行为表征。叙事不仅是对人们生活经验的表述，而且也是人们的思维方式和存在方式，人们靠隐喻来思考，靠叙事为介质来生活。人们可以通过叙事思考世界，也可以通过叙事表达世界。叙事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方式。熊沐清、邓达教授于2010年以叙事学理论为支撑，结合认知科学与文学理论提出“叙事教学法”。叙事教学法教学模式的主要特征在于：组织形式的真实性（运用真实的叙事方式，引导学生进入或创造一个真实或可能的语境）和课堂活动学生的参与性（学生参与到叙事创造的语境之中，在一种生活化或艺术化的认识活动中求得语言的发展）。叙事教学法的特性决定了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学活动的多元化，围绕教学目标，可以充分展开师生互动、生生互动、分组活动、生生互评、合作学习等活动，在叙事中思考世界，在叙事中理解世界，在叙事中认识世界，在叙事中表达世界。学者康淑敏则应用教育生态学的思维方式尝试建构了外语教学设计框架：以确定多维度教学目标为方向引领，创设生态化教学环境为条件支持，创建真实性教学资源为内容保障，设计情景化教学活动为互动载体，以实施发展性教学评价为监控手段。在综合前人的研究成果基础之上，笔者尝试将生态—叙事教学设计应用到大学英语教学实践中去。

2．生态—叙事教学设计

（1）教学理念

生态—叙事教学法以教育生态各因子的和谐共生为理念，以叙事为介入手段，着力创设各种支持性学习条件，如丰富信息资源、创造任务情境、建立互动平台等，将教学的整个过程或者某一过程、教材中的一个面如一篇课文或一段材料等或者一个点如语言点、语法或语言教学项目，灵活地以叙事的形式设计和呈现，引导学生以叙事的方式和表征充分浸入教学过程，在过程中体验，在体验中成长，建立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形成互助、共生的课堂文化，师生共建和谐教学场。生态—叙事教学法渗透生态意识或理念，坚持开放性和互动性原则，以学生为中心，基于学生的认知特点和学习需求等，从学生个体出发，发挥其学习主体的能动性，最大限度地自觉体验学习的过程，是个性化的认知提高过程。在保持语言知识输入与语言信息输出的平衡性基础上，在叙事的过程中把学生浸入深层次的认知参与，以多形式的语言活动为媒介，在师生、生生、想象现实等多样化的互动中，循序渐进地提高其语言领悟能力。

摘要：在谈论当下电影时，很少有人能绕过昆汀•塔伦蒂诺的电影作品和其后现代主义叙事手法。在一定程度上来讲，昆汀•塔伦蒂诺的电影作品是“后现代主义”的象征，这种思想是人们对其电影中体现的自由、激进态度、离奇与边缘化内容的一种宽泛的归纳。本文以其后现代主义叙事代表作品《低俗小说》为例，在阐述后现代主义基本特点的基础上，分析其电影作品的叙事主题与叙事结构，希望对人们研究昆汀•塔伦蒂诺电影作品的后现代主义风格有借鉴作用。

关键词：昆汀•塔伦蒂诺；电影；后现代主义

在1994年的戛纳国际电影节上，昆汀•塔伦蒂诺以其作品《低俗小说》力压群雄，斩获了多项大奖。该作品的叙事方式备受电影评论家与影迷喜爱，作品巧妙的叙事结构、精心设置的细节场面、幽默的对白，都充满了后现代主义气息。

一、后现代主义的特点分析

（一）反对真理，坚持不确定主张。《低俗小说》非线性的叙事方式，从各个层面加入了多种元素，不再与传统电影一样追求故事、结构和文本的完美，反之更注重影片各叙事之间的矛盾和对抗。这是对传统叙事方式抱有的一种不信任、怀疑与反抗的态度。影片中的偶然性事件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其改变了作品叙事进程与人物命运。比如文森特两次从洗手间出来都碰到了大事，一次是抢劫，一次是差点丢掉性命。再到后来任务完成时，在两个人激烈讨论时，却没有注意手枪走火导致后座的跟班殒命，在一定程度上这些生活中的偶然事件使人物命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二）解构了传统的人物形象。在传统电影作品中，一般占据霸权地位的一方具有主导的作用。但在本部作品的开始部分就对黑帮老大进行了强力渲染，这种反讽刺手法的解构力度非常强烈。朱尔是一个啰嗦的布道杀手，每次杀人前都会熟练背诵一段经文。昆汀对社会解构表现出的人性的果敢分析，一定程度上是对后现代电影美学特点的体现，也就是“知性角度的反理性主义，从经典主义的常态、现代主义非常态到后现代反常态，直到真正的疯狂与变态”。（三）后现代主义多元化的意义表现。后现代主义电影风格，就是通过戏仿模式消除过去与现在的界限，应该用深度消失来描绘后现代主义。阐释深度其根源在于后现代主义哲学试图消除传统哲学中的二元对立模式，严肃的生活模式逐渐成为电影作品中的荒诞游戏。《低俗小说》这部经典作品以游戏方式削弱了其原有的形象意义，通过反好莱坞姿态表明与其他类型电影的不同。看似昆汀漫不经心的游戏模式，却以拼贴手段表现出强大的影响力，为人们提供了更广阔的意义文本，引导观众从中获得自己独有的理解方式。

二、电影作品的后现代主义叙事主题

中文摘要

叙事是人类组建意义世界最重要的手段，随着时代的变迁、艺术观念的演进，行为艺术成为一种新的身体叙事形式，身体成为新的叙事载体。与从前的叙事方式相比，行为艺术中的身体叙事在叙事人称、视角、叙事进程、叙事语言方式都做出了新的探索。

关键词

行为艺术身体叙事

一人类叙事经验

洛朗•理查森说：叙事是人们将各种经验组织成现实意义的事件的基本方式。○1我们了解世界、解释世界、建构世界、解构世界；了解自我、剖析自我、定义自我、诠释自我的最重要的途径便是叙事。叙事是不断的实践，不断的行为。不仅用行为发掘自我、阐释世界，更用行动表现“我”所阐释的世界，挥洒“我”所发掘的自我。叙事不仅成为一种推理模式，更自我发展为一种表达模式。人们可以通过叙事“解释”世界，也可以通过叙事“讲述”世界、“规范”世界。按照杰罗姆•布鲁内的观点，叙事推理是人类认识模式的基本的普遍的方式之一，与之并列的是逻辑－科学模式。逻辑－科学模式寻求普遍的真实性的条件，而叙事模式寻求事件之间的特殊联系。叙事模式中的解释包含在上下文之中，而逻辑－科学解释则是自时间与空间事件之中推断而来。○2当“文本”的概念不再局限于图画、文字、书本等纸媒介，而拓展到电影、电视等视觉媒介，甚至渗透进广告、梦境、交谈等日常生活，也就是说，人类的一切行为都可以作为“文本”来加以研究、界定、归纳、总结，与之相对应的“叙事”也不再是一般文论意义上的“讲故事”，而直指人类一切行为进行的方式、过程、演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