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租范文10篇

【摘要】煤炭产业作为一个资源型产业，它的发展壮大要受劳动，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的制约，寻租是导致煤炭产业“资源诅咒”的一个重要原因。它对劳动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投入会起到排斥作用。本文通过引入寻租者的数量（R）和寻租的价格P（R）两个变量，分析寻租对煤炭产业的就业以及社会福利的影响，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关键词】煤炭；寻租；资源诅咒

一、模型分析

长期以来，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其经济发展速度往往低于资源匮乏的地区，即所谓“资源诅咒”的问题。如中东地区虽然掌握着黑色黄金，其经济却十分落后；日本虽缺乏自然资源，但其经济总量却高居世界第二。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大的差距，本文认为寻租是一个重要原因。寻租是寻租者通过贿赂等手段来获取大量不正当利益的行为，寻租对社会正常的可持续发展会产生严重的影响。为解决这一问题，笔者引入寻租者的数量（R）和寻租的价格P（R）这两个变量，来分析寻租对经济体的影响。寻租者的数量是指整个社会用于煤炭产业寻租的那些企业的数量，寻租的价格是那些寻租者所付出的平均成本。

模型假定如下：

其一，在一定的技术水平下，煤炭产业的生产规模不变，总投入水平为M。寻租作为一种外在要素影响煤炭企业的生产，其中寻租的价格为P，寻租的数量为R，寻租的价格和寻租者的数量线性相关。

摘要“寻租”这个话题大家都不陌生，但“立法寻租”这样一个隐蔽性强但对人们日常生活乃至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影响极大的问题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和批判。本文旨在通过分析我国现阶段“立法寻租”现象，商议解决对策，并由此引出立法上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即立法的民主性，提出一些自己的思考。

关键词立法立法寻租立法民主

“寻租”这个词语在当前学术界也算是个热门，在经济学界，“寻租”（rent–seeking）又称“直接的非生产性寻利”（DUP）。“寻租”活动就是非生产性追求利益的行为，是利用行政和法律手段阻碍生产要素在不同产业之间自由流动和自由竞争的办法来维护或攫取既得利益的行为。在中国，“寻租”的概念是和腐败联系在一起的，各种利益集团或个人通过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干预公权力，以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

一、“立法寻租”问题的提出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了解到的“寻租”现象一般都是“行政寻租”，即以直接的行政干预的方式来迎合利益集团的要求。对于更隐蔽的“立法寻租”现象我们关注得不多。事实上，这一现象并不是最近才出现的，我们国家政治经济现实状况决定了在过去一段很长时间内，“立法寻租”问题得不到关注。主要原因有四：一、党的一元化领导，强化了行政主导型社会，法律始终只被当作一种控制社会的手段，被行政吸收或者包容了，人们习惯于生活在“父母官”的庇护下；二、我们国家的立法体制自身的局限，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按照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一府两院”由人大产生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可以说宪政架构是以“立法至上”为标准的，但是由于人大代表的产生过程的局限以及活动的非常设性，使得人大的权威大大降低，立法活动无法得到多数人的认同；三、长期以来国家落后的社会经济状况（特别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会经济状况）决定了在在立法领域进行“寻租”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寻租”这一问题通常是和市场经济、自由竞争联系在一起的。四、公共信息披露制度的缺失，国家对新闻出版活动实行了严格的审查制度，许多重要信息被以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名义而封禁起来，特别荒唐的是，对于立法活动这样本来应该具有最大公开度的活动也常常被封锁消息，很多法律都是在多数人不知情的情况下，“空降”而生的。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国家对经济主要是在宏观层面上进行调控。我们所熟知的宏观调控的手段主要有三：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法制建设在改革开放以后得到了空前重视，一大批法律法规被制定，每年还有很多法律法规被列入立法规划中。据统计，截至1994年6月底，全国各类现行有效的经济方面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共计1581件，而其中1978年12月以前的仅有12件。在经济一切“优先”的时代里，作为经济快速健康发展的必然产物和保障——法律也相应得到了大发展，立法上的一举一动已经开始能影响到社会的利益分配格局，越来越多的个人和利益集团开始介入其中，企图通过各种手段干预立法活动，以从源头上为自己谋取最大利益提供“合法”的保障。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资本市场政府管制滋生审计寻租租金；审计权稀缺资源导致资本市场审计寻租；资本市场审计寻租研究方向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我国经济学家张维迎教授称我国资本市场就是一个“寻租场”、租金是指由于供给弹性不足产生的稳定超额利润、上市公司配股、发行新股或保住上市资格有严格的条件、寻租行为的产生，有两个基本前提、审计寻租是资本市场中一种典型的寻租活动、会计师事务所的成立以及获取审计证券市场的资格都需要权力部门的审批、会计师事务所和上市公司具有充分的信息优势并具有获取“信息租金”的动机、我国资本市场目前乃至将来都将因经济的转型而在较长时期内存在审计寻租现象等。具体请详见。

我国经济学家张维迎教授称我国资本市场就是一个“寻租场”。由于“经济租金”——要素收入与机会成本之差的存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寻租活动极其活跃，资本市场上同样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寻租活动，而审计寻租则是其中典型的一种。资本市场审计寻租是指独立审计机构或独立审计师获取资本市场审计垄断权或利用审计垄断权，迎合相关当事人的特殊需要而提供“不清洁”服务，不正当地获得额外利益或好处的行为。所谓创租机制，即租金产生的机制，研究资本市场审计寻租的创租机制有重要的理论现实意义。

一、资本市场政府管制滋生审计寻租租金

在经济学里，租金是指由于供给弹性不足产生的稳定超额利润。在我国资本市场上，股票的供给弹性不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股票发行采用核准制（最初为审批制），使得股票发行不能反映供求关系，上市资格（壳资源）成了稀缺资源；另一方面是将上市公司股份分为流通股和非流通股，只让三分之一的股票上市流通，这使得A股市场上的大量资金面临少量的可流通股票。由于这两方面的原因，寻租空间也就由此而生。我国资本市场有自身的特色，即由政府严格管制，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首先，公司要上市，只能在政府指定的沪深两个交易所上市，此外任何交易场所均为非法；其次，上市公司上市的资格必须经过管制部门的严格审批，上市资格（壳资源）成了稀缺资源；第三，将上市公司股份分为流通股和非流通股，只让三分之一的股票上市流通，这使得A股市场上的大量资金面临少量的可流通股票，使得流通股价格畸高，而上市公司的融资成本极低；第四，上市公司配股、发行新股或保住上市资格有严格的条件。基于以上原因，资本市场中的股权分裂、发行上市的核准制等管制是造成当前资本市场成为寻租场的顽症。但是这些制度具有特定的历史意义，如果没有这些制度的设定，我国股市可能在襁褓中就已经夭折。但当这些制度成为今天我国股市发展的障碍，与时俱进也就成了必须考虑的问题。在政府管制下的资本市场中，可能争夺到租金的人都将不惜成本地进入。对于企业而言，企业投入的成本除了获准上市之外，不产生任何有效产出。这是管制股市造成的第一笔资源耗费，由此而造成的贪污腐败和交易费用的增加则是第二笔，资本市场上中介机构因租金而进行的寻租活动，则是第三笔。管制的后果是创造了管制租金，而资本市场寻租活动的根源就在于管制租金的存在。

二、审计权稀缺资源导致资本市场审计寻租

寻租行为的产生，有两个基本前提：一是资源稀缺；二是权力分配。因有资源稀缺，谁能得到这资源，谁就能获取较大的额外收益，因而也就愿意为此而付出额外代价；因有权力分配，即稀缺资源的分配权掌握在一些部门和一些人的手中，为获取稀缺资源，需求者就必须向这些掌权者寻租，资源与权力相结合，便有了寻租行为产生的种子和土壤。

同志在中央纪委第三次全会讲话中强调指出：“加强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保证各级干部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用来为人民服务，始终是我们党执政所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这个问题解决得如何，直接关系到坚持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直接关系到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成效”。为了准确理解、把握胡总书记讲话的精神实质和深刻内涵，最近，我就权力寻租及其防治等问题查阅了一些资料，并作了一些思考。

一、权力寻租的含义

“权”的本义是“秤锤”，引伸为权衡、权力、权威等意义，其基本意思就是对是非曲直的判定。所谓权力，是一种具有强制性的政治力量，这种力量是人类社会发展到形成阶级，出现国家以后所必需的。人类社会之所以需要权力，是因为需要判断是非，处理各种矛盾和问题，保证社会有序运转。一句话，是因为人类社会需要权力来管理。对权力一般性的解释是，权力就是统治阶级为维护本阶级的利益，在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过程中所施加的一种控制力、影响力和吸引力。这种力量，是领导者所在的组织赋予的，是由领导者的职位派生出来的，它贯穿于领导活动的全过程。

“寻租”这个概念由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教授安•克鲁格于1974年正式提出，她在《寻租社会的政治经济学》中说：“在多数市场导向的经济中，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管制比比皆是。这些管制导致各种形式的租金，以及人们经常为这些租金而展开竞争。在某些场合，这种竞争是完全合法的。在另一些场合，寻租采取其他形式，如贿赂、腐败、走私和黑市。”公共选择理论的代表人物布坎南则把寻租定义为：“指那些本可以用于价值生产的资源被用于只不过是为了决定分配结果的竞争…寻租从总体上看没有配置价值，是一种纯粹的社会浪费。”

“权力寻租”一般指政府的各级官员或企业的高层领导利用手中的权力，避开各种控制、法规、审查，从而达到寻求或维护既得利益的一种活动。一方面，政府官员行使各种政府行为，对资源进行调控，此为权力；另一方面，政府官员本身又是经济角度的人，如果有客观上缺乏对政府官员的有效监督和管理，而在主观上政府官员缺乏职业道德和崇高的社会责任心，此时，缺乏约束的政府官员就渐渐丧失理性，利用政府赋予的权力换取金钱以满足个人私利，这就是所谓的“权力寻租”。

寻租活动被称为人类社会的“负和博奕”，即一场就社会整体而言损失大于利得的竞赛，它不但造成寻租行为本身的资源非生产性消耗，而且通过引起经济扭曲而导致效率损失。这种效率损失被称为是“看不见的脚”踩住了“看不见的手”。“权力寻租”具有必然性，只要有权力的存在，只要这种权力一旦失去制衡或制约，它必然会有寻租的要求。

摘要：“寻租”这个话题大家都不陌生，但“立法寻租”这样一个隐蔽性强但对人们日常生活乃至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影响极大的问题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和批判。本文旨在通过分析我国现阶段“立法寻租”现象，商议解决对策，并由此引出立法上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即立法的民主性，提出一些自己的思考。

关键词：立法，立法寻租，立法民主

“寻租”这个词语在当前学术界也算是个热门，在经济学界，“寻租”（rent–seeking）又称“直接的非生产性寻利”（DUP）。“寻租”活动就是非生产性追求利益的行为，是利用行政和法律手段阻碍生产要素在不同产业之间自由流动和自由竞争的办法来维护或攫取既得利益的行为。在中国，“寻租”的概念是和腐败联系在一起的，各种利益集团或个人通过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干预公权力，以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

一、“立法寻租”问题的提出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了解到的“寻租”现象一般都是“行政寻租”，即以直接的行政干预的方式来迎合利益集团的要求。对于更隐蔽的“立法寻租”现象我们关注得不多。事实上，这一现象并不是最近才出现的，我们国家政治经济现实状况决定了在过去一段很长时间内，“立法寻租”问题得不到关注。主要原因有四：一、党的一元化领导，强化了行政主导型社会，法律始终只被当作一种控制社会的手段，被行政吸收或者包容了，人们习惯于生活在“父母官”的庇护下；二、我们国家的立法体制自身的局限，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按照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一府两院”由人大产生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可以说宪政架构是以“立法至上”为标准的，但是由于人大代表的产生过程的局限以及活动的非常设性，使得人大的权威大大降低，立法活动无法得到多数人的认同；三、长期以来国家落后的社会经济状况（特别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会经济状况）决定了在在立法领域进行“寻租”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寻租”这一问题通常是和市场经济、自由竞争联系在一起的。四、公共信息披露制度的缺失，国家对新闻出版活动实行了严格的审查制度，许多重要信息被以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名义而封禁起来，特别荒唐的是，对于立法活动这样本来应该具有最大公开度的活动也常常被封锁消息，很多法律都是在多数人不知情的情况下，“空降”而生的。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国家对经济主要是在宏观层面上进行调控。我们所熟知的宏观调控的手段主要有三：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法制建设在改革开放以后得到了空前重视，一大批法律法规被制定，每年还有很多法律法规被列入立法规划中。据统计，截至1994年6月底，全国各类现行有效的经济方面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共计1581件，而其中1978年12月以前的仅有12件。在经济一切“优先”的时代里，作为经济快速健康发展的必然产物和保障——法律也相应得到了大发展，立法上的一举一动已经开始能影响到社会的利益分配格局，越来越多的个人和利益集团开始介入其中，企图通过各种手段干预立法活动，以从源头上为自己谋取最大利益提供“合法”的保障。

中国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人口膨胀而资源短缺的农民国家追求工业化的发展问题。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拥有9亿农民的农业大国，农村的稳定与发展事关全局，而土地关系的稳定是农村稳定的基础。当前我国农村问题的核心仍然是土地问题。

农地制度：“委托—悖论”及其利益关系

我国法律规定，农村集体土地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作为土地所有权代表的村集体组织或村民委员会应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并忠实地代表土地所有者的利益。因而村民与村集体组织或村民委员会形成了委托—关系。但是事实上农民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后就很难享有集体土地所有权，村两委不是代表“村农民集体”行使土地所有权职能，而是贯彻执行乡镇意图。集体经济组织对于土地的所有权由于不具有完全的排他性，或者说是排他性的占有权受到更高级别的乡镇权力的侵蚀。土地分配的具体执行常常要通过集体的人——乡村干部来实现，土地事实上是乡村干部能够施加重大影响甚至完全掌握的一种非市场资源。从产权经济学的角度看，中国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归属是虚拟的，而这一层虚拟的土地所有权实际是归属于乡镇一级的，委托—关系完全脱节，因此就产生了所谓的“委托—悖论”。

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无不指出，在私有制条件下土地所有者会要求土地所有权在经济上有所实现，这种实现就是地租。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的两权分离也必然会引起土地所有者对使用者的地租要求，但与纯粹地租不同，是一种经济地租。在完全竞争市场下由于土地和劳动力是稀缺的，经济地租的水平取决于两种要素在市场中的均衡水平。在现阶段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土地相对于劳动力是稀缺的，且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自由进出劳动力市场的成本较高，劳动力对土地需求弹性较小，则作为土地所有者处于垄断地位的基层政府与作为土地使用者的农民在租金上的选择将处于非平等地位，租金水平将取决于垄断者的地位强弱如何。由于土地占有关系与农村基层政治治理格局存在着密切的逻辑联系，经济地租就成为基层组织经济权力的实现形式，是土地所有者必然的一种寻租行为，也是农地制度的“委托—悖论”必然蕴含的利益关系。

农地“流转”：弱谈判能力及次优选择

我国当前农地“流转”究竟达到了什么程度？探讨这个问题有利于明确我们讨论的基础。经过界定的土地流转形式主要有：转包、转让、入股、互换、租赁、继承、拍卖等。基层政府在实际操作的时候，创造性地发明了很多“流转”形式。而“划定项目区，政府以优势产业，吸引农民拿出土地集中发展特色农业，进行产业化经营”的“流转”，根本不涉及土地承包权或者经营权的转让。一些地方甚至提出了“加快使用权流转，发展规模农业”的口号，下硬性指标；有的对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实行“一票否决”。可见，对农地实行“流转”而不称为农地“交易”并不仅仅是约定俗成的通称问题，“流转”只是在许多法定的财产权利模糊不清的情况下的一种模糊的定义。交易往往意味着各方财产对象的财产权利界定基本清晰，各方在交易中的民事法律地位对等，而农地流转的主体是谁、应当是谁以及各主体是否都是平等的民事主体都不明确。交易中基本能够做到基本的等价有偿，否则就不会形成普遍的稳定的交易活动了；而“流转”则并不意味着一定是自愿等价有偿的等价交易，事实上许多地区正是通过行政手段强制性低价剥夺农民的土地权利，而土地财产权利界定的模糊特别是农民个人和家庭的土地承包权缺少法律的充分保护，又为这种剥夺提供了机会和政策依据。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租、寻租及寻租理论；寻租理论对我国的启示；寻租理论在中国的发展及前瞻三个方面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经济租金”一个重要的政治经济学范畴、被投资的这种事情实际上没有提高，甚至降低了生产率、寻租理论产生于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市场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对垄断问题的不断探索、单一计划价格体制与短缺集中、价格双轨制与变利为租、当前的政治体制改革与高薪养廉、对一个误解的澄清、寻租理论在中国的发展与前瞻等，具体材料请详见。

寻租理论产生于美国，最早萌芽于60年代，确立于70年代。至今已经有长足的发展，成为现代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的分支学说。把寻租作为一个经济学范畴正式提出的是美国的经济学家克鲁格。他在1974年公开发表的《寻租的政治经济学》一文中深入研究了由于政府对外贸的管制而产生的对租金的争夺，并设计了数学模型对其进行计算和讨论，后来这篇被经济学界视为寻租理论的一个里程碑，克鲁格也被视为寻租理论的鼻祖。

一租、寻租及寻租理论

在讨论寻租理论之前，我们先来看看租金的定义。“经济租金”一个重要的政治经济学范畴。在经济学的发展历史中，它的外延有一个逐步扩大的过程，在传统的李嘉图学派的经济租金概念中，租金是永远没有供给弹性的生产要素（如土地）的报酬，它是诱使这种生产要素进入市场所必需最小值的额外收益。后来，马歇尔发展了租金的概念，他把短期内缺乏供给弹性的生产要素（如建筑物、机器、工具等资本品）所得之报酬称之为“准租金”。现在一般的标准理论教科书对租金一词解释为：支付给资源所有者的款项中超过那些资源在任何可替代的用途中所得到的款项中的那一部分，也即超过机会成本的收入。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不需要吸引资源用于特定用途的一种分配上不必要的支付款项。然而，在众多关于“寻租理论”的文章中，其分析是建立在对租金的下述定义之上的：租金是由于不同体制、权利和组织设置而获得的额外收益。而在我国比较权威的定义则是由于某种天然的或认为的社会的原因，使物品的供给量的扩大受到限制，从而使市场价格稳定地高于成本而形成的一种长期的超额利润或要素的超额收入。

同样，对于寻租也有多种定义，布坎南等人认为“寻求租金一词是要描述这样一种制度背景化的行为：在那里，个人竭尽使价值最大化造成了社会浪费，而没有形成社会剩余。”他们把寻租描述为人们凭借政府保护进行的寻求财富转移而造成的浪费资源的活动，即一个人在寻租，说明了这个人在某事上进行了投资，被投资的这种事情实际上没有提高，甚至降低了生产率，但却确实给投资者带来了一种特殊的地位或垄断权利而提高了投资者的收入，租金也就是由此所得的收入。因此，柯兰得尔中给寻租下的定义是为了争夺人为的财富转移而浪费资源的活动。而克鲁格则认为寻租是为了取得许可证和配额以获得额外收益而进行的疏通活动。形成这些争议的根源在于公共选择学派和国际贸易学派在“寻租”一词上的不同运用，在克鲁格的奠基文章里她把寻租限制在由配额而产生的租金。如果租金只是指配额收益，那么其他经济政治行为所产生的收益就要用别的名称，由此推论，国际贸易学派把寻求垄断，寻求关税和寻求收入等所有这类活动都涵盖在寻求直接非生产性利润（DUP）这一名称之下，于是，公共选择学派继续使用“寻租”，而国际贸易学派则更广泛使用DUP这一概念，稍具讽刺意味的是“寻租”这一概念是由国际贸易学派首先提出来的。

寻租理论产生于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市场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当时正值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的统治地位开始动摇的时期，因为他无法解决过去被认为是“导致市场失灵”原因之一的滞胀问题，由此，新自由主义趁机再次复苏，寻租理论正是为了迎合这一经济思想而产生的。从经济学理论的发展来看，寻租理论起源于寻租经济学家对新古典主义经济中垄断理论存在的问题提批评和挑战。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早期时代，垄断利润问题忽略不予讨论，在他们看来，垄断使超额利润存在，但竞争立即使超额利润不复存在，因此对新古典经济学家来说，竞争均衡是垄断不断被建立而又被不断打破的动态均衡。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生活中垄断问题的不断涌现，垄断在现代经济中地位不断加强。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对垄断问题的不断探索，终于得到了垄断的社会福利损失理论，即哈伯格的垄断理论。

摘要：公共权力寻租不仅阻碍了生产了的发展,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如何治理公共权力寻租造成的这些危害问题,促进生产力健康发展以及维护社会正常秩序已成为当前社会关注的热点和难点,本文仅从公共管理学的角度来分析。

关键词权力寻租;危害

某种程度上说,政府的权力寻租活动对稀缺资源的配置是毁灭性的破坏,它在原本就稀缺的资源基础上营造了另一种稀缺:权力稀缺。

一、既得利益团体的形成及权力寻租的延续和扩张

布坎南将寻租分为三种层次:①寻租者向政府关于贿赂讨好以取得租金;②由于寻租者的寻租投机活动使政府官员们享受特殊利益,又会吸引人力物力争夺主管官员的肥缺而发生第二层次的寻租竞争;③如果部分或全部寻租者的超额利润形成财政收入,那么,各个社会利益团体又可能为了财政收入的分配而展开第三层次的寻租活动。因此,在这三个层次上,一旦政府行动创造了制造出来的稀缺,寻求租金就能产生。这三个层次的划分对基于权力的寻租也适用。这些层次的权力寻租活动连锁反应和长期作用,就会形成各种互相联系的既得利益团体,这些利益团体为维护自身利益,不断拓展寻租范围,从而形成寻租社会的自我增长机制或扩张机制。很多国家经济中存在的管制现象并不能用“市场失灵”理论来解释,却可以用利益集团对政府管制的需求来解释。而扩大的管制必将带来更大范围和更深程度的权利寻租,于是产生恶性循环。既得利益集团的形成与分配过程是建立在牺牲大多数人利益基础上的。既得利益集团不仅会有不断扩大的趋势,而且会极力排斥新的寻租者进入,力图垄断租金,使得租金难以耗散掉。因为,对于既得利益集团而言,它是长期寻租形成的结果,有巨大的沉没成本,它不希望看到别人与之分享租金。并且,在长期的寻租过程中,它会形成一种对寻租的“路径依赖”,甚至自觉不自觉的抵制针对权力寻租的改革。

二、权力寻租带来了恶劣的社会问题

近几十年来，在国际贸易领域围绕贸易保护政策的寻租竞争往往是十分激烈的，因而寻租问题的讨论在这一领域十分活跃。由于寻租理论的影响，国际贸易理论的研究已从过去对比较利益和贸易壁垒的研究，转为探讨贸易壁垒的形成和拆除的社会机制。

过去15年中，我国的外贸体制改革取得了很大进展，在理论上也有所突破，但用寻租理论来分析我国的对外贸易体制改革问题却很少有人涉足。

并存的过程

“寻租活动”（rent-seekingactivities）是现代经济社会中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近20年来，经济学家越来越多地关注到种种非生产性的追求经济利益的活动，他们用寻租来描述那种维护既得的经济利益或是对既得利益进行再分配的行为。在现代社会中更为常见的是，利用行政法律手段来维护既得的经济利益或是对既得的经济利益进行再分配。

从寻租理论的观点来看，我国的外贸体制改革既是一个租的消散过程，同时也为新的寻租活动创造了异常肥沃的土壤。在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的外贸体制基本上是一种国家垄断的外贸体制，外贸公司没有经营自主权，因此也就没有寻租活动的主体。在这种体制下，我国实行的是“高保护，高补贴”的外贸政策，这一政策的受益者是国家，也就是说国家是租的获得者。在10多年的外贸体制改革过程中，国家对外贸的垄断有了很大程度的削弱，国家获得的经济租开始消散。例如，前几年我们实行的是外汇汇率双轨制，一部分企业利用各种途径得到了国家计划的外汇（即平价外汇），企业使用平价外汇进行零部件产品组装，经济效益比同类企业高出许多。现在随着外贸体制改革的深入进行，汇率已实现并轨，这种经济租便消散了。在外贸体制改革过程中，这类政策的改革很多，比如：出口补贴政策的取消、外汇留成比例的取消等。

这些政策的实施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无疑是有益的。然而，更应该看到，我国的改革并未从根本上解决计划经济下的分配体制、投资体制和管理体制，致使体制改革中出现了大量的租，有人曾经测算，1988年价差、利差、汇差及其它杂项高达4000亿元，占当年国民收入的40％。此外，还有大量的难以估价的租金。例如，进出口许可证制度，在计划体制下它是我国对外贸易政策的一项基本内容，在改革开放后的今天，它一部分被削减了，而绝大部分仍然存在。由于这种垄断权力的存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不同利益集团为了对这些既得利益进行再分配，必然会展开激烈的寻租竞争，前几年出现的“倒卖进出口批文”便是一个典型的明证。这类寻租活动又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布坎南（Buchanan1980）曾举例说明过这点。假设一个城市的市政府用发放有限数量的经营执照的办法，人为地限制出租汽车的数量，那么，市场上的出租汽车数量就可能少于自由竞争市场的均衡水平，出租车业主就可以赚取超额利润（即租）。人们受这种超额利润的吸引就会想办法从主管执照发放的政府官员那里得到营业执照。如果执照的发放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主管官员的个人意志，寻求执照的人们就会争相贿赂讨好这些官员，从而产生第一层次的寻租活动。因为这些活动而使官员们享受的特殊利益，又会吸引人力物力为争夺主管官员的肥缺而发生第二层次的寻租竞争。如果全部或部分的出租车超额收入以执照费的形式转化为政府的财政收入。那么，各个社会利益团体又有可能为了这笔财政收入的分配而展开第三层次的寻租之战。

摘要：会计寻租导致财务信息严重失真,造成社会资源浪费,扭曲资源优化配置。本文分析了会计寻租产生的一些经济后果,从我国实际出发分析会计寻租产生的原因,并从政府职能、会计准则制定机构、会计监督机制、公司治理机构、反寻租道德规范的建立等方面对抑制会计寻租提出具体的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会计寻租;经济后果;对策

一、会计寻租的含义

在社会经济资源的配置过程中,如果出现权力真空或所谓的“公共领域”而存在“租值”未被界定时,那么各社会经济主体就会耗费资源去提取它,同时对他人利益造成损害,这就是寻租行为。会计作为社会经济资源配置的重要制度装置之一,其运行具有直接的经济效果,如果经济人能够在规范会计运行规则中施加有利于自己的影响,就能够提取社会经济资源配置过程的“公共租”,于是会计寻租就成为作为经济人的各社会经济主体进行非生产性寻利的直接手段。会计能够导致财富的非生产性转移,并且会计在事实上难以做到中立。因此,通过影响会计准则的制定与执行就可以将财富转移到自己身上来,此时就会有人受益有人受损,这种会计行为正好体现了寻租的基本思想。

会计寻租是在社会总财富水平和企业真实业绩并未改变的前提下,通过改变会计信息(包括对外公布的财务信息以及供内部管理决策使用的信息)来进行财富的非公平性转移和资源的不恰当配置,从而对其他社会主体利益造成损害的一种非生产性寻利活动。

二、我国会计寻租的经济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