讯问范文10篇

摘要:谈判理论（negotiationtheory）认为，任何发生在双方或多方之间的互动都可以看作是“谈判”、并用谈判理论去加以分析；侦查讯问也是审讯者与讯问对象之间的互动，因而可以借鉴与学习谈判理论来研究侦查讯问、应用谈判策略理论来制定讯问策略。

关键词:侦查讯问；谈判理论；讯问策略

“谈判理论（negotiationtheory）为人们深入认识、规划与他人之间的互动性活动提供了一种复杂的思维方式；所有的互动行为——无论是两个主体之间、还是两个以上主体之间的互动行为都可以应用谈判理论来加以考察与分析。”侦查讯问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发生在侦查人员与讯问对象之间的特殊谈判；应用谈判理论来考察与研究侦查讯问，有助于侦查人员加深对侦查讯问的认识、并正确地制定讯问策略。

1.谈判理论与侦查讯问

谈判的本质是两个主体为实现各自利益而参与的一种互动性活动；从这种意义上讲，侦查讯问是一种谈判，一种特殊的谈判。谈判理论对侦查讯问具有重要的理论借鉴与实践指导价值。

1.1侦查讯问是一种谈判活动

摘要:谈判理论（negotiationtheory）认为，任何发生在双方或多方之间的互动都可以看作是“谈判”、并用谈判理论去加以分析；侦查讯问也是审讯者与讯问对象之间的互动，因而可以借鉴与学习谈判理论来研究侦查讯问、应用谈判策略理论来制定讯问策略。

关键词:侦查讯问；谈判理论；讯问策略

“谈判理论（negotiationtheory）为人们深入认识、规划与他人之间的互动性活动提供了一种复杂的思维方式；所有的互动行为——无论是两个主体之间、还是两个以上主体之间的互动行为都可以应用谈判理论来加以考察与分析。”侦查讯问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发生在侦查人员与讯问对象之间的特殊谈判；应用谈判理论来考察与研究侦查讯问，有助于侦查人员加深对侦查讯问的认识、并正确地制定讯问策略。

1.谈判理论与侦查讯问

谈判的本质是两个主体为实现各自利益而参与的一种互动性活动；从这种意义上讲，侦查讯问是一种谈判，一种特殊的谈判。谈判理论对侦查讯问具有重要的理论借鉴与实践指导价值。

1.1侦查讯问是一种谈判活动

关键词:侦查讯问；谈判理论；讯问策略

内容提要:谈判理论（negotiationtheory）认为，任何发生在双方或多方之间的互动都可以看作是“谈判”、并用谈判理论去加以分析；侦查讯问也是审讯者与讯问对象之间的互动，因而可以借鉴与学习谈判理论来研究侦查讯问、应用谈判策略理论来制定讯问策略。

“谈判理论（negotiationtheory）为人们深入认识、规划与他人之间的互动性活动提供了一种复杂的思维方式；所有的互动行为——无论是两个主体之间、还是两个以上主体之间的互动行为都可以应用谈判理论来加以考察与分析。”侦查讯问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发生在侦查人员与讯问对象之间的特殊谈判；应用谈判理论来考察与研究侦查讯问，有助于侦查人员加深对侦查讯问的认识、并正确地制定讯问策略。

1.谈判理论与侦查讯问

谈判的本质是两个主体为实现各自利益而参与的一种互动性活动；从这种意义上讲，侦查讯问是一种谈判，一种特殊的谈判。谈判理论对侦查讯问具有重要的理论借鉴与实践指导价值。

1.1侦查讯问是一种谈判活动

摘要:谈判理论（negotiationtheory）认为，任何发生在双方或多方之间的互动都可以看作是“谈判”、并用谈判理论去加以分析；侦查讯问也是审讯者与讯问对象之间的互动，因而可以借鉴与学习谈判理论来研究侦查讯问、应用谈判策略理论来制定讯问策略。

关键词:侦查讯问；谈判理论；讯问策略

“谈判理论（negotiationtheory）为人们深入认识、规划与他人之间的互动性活动提供了一种复杂的思维方式；所有的互动行为——无论是两个主体之间、还是两个以上主体之间的互动行为都可以应用谈判理论来加以考察与分析。”侦查讯问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发生在侦查人员与讯问对象之间的特殊谈判；应用谈判理论来考察与研究侦查讯问，有助于侦查人员加深对侦查讯问的认识、并正确地制定讯问策略。

1.谈判理论与侦查讯问

谈判的本质是两个主体为实现各自利益而参与的一种互动性活动；从这种意义上讲，侦查讯问是一种谈判，一种特殊的谈判。谈判理论对侦查讯问具有重要的理论借鉴与实践指导价值。

1.1侦查讯问是一种谈判活动

一、1997年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诉法》)进一步完善了我国侦查讯问制度。其立法精神在揭露犯罪、保障人权和追求诉讼公正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刑诉法》的修改，是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和司法制度的重大改革，反映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立法、司法领域发生的观念变化，不仅为实现司法公正提供了重要的立法保障，同时也使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朝着民主、文明、科学的方向迈进了一大步。这次《刑诉法》修正涉及的许多内容进一步完善了我国侦查讯问制度。如：完善了强制措施，取消收容审查；强化了对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确立了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不得定罪原则；将律师参加诉讼活动的时间提前到侦查阶段；增设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的原则，加强对刑事诉讼各个环节的监督等。这些修改，一方面强化了对讯问中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护，犯罪嫌疑人刑事诉讼中主体地位进一步加强。将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的称谓由“被告人”改为“犯罪嫌疑人”。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申诉、控告”等。另一方面，对侦查讯问程序进行了技术完善，增强了可操作性。取消收容审查制度，完善刑事强制措施，限制运用传唤、拘传手段进行讯问的时间和地点等，使我国侦查讯问制度更趋理性和规范。修改后的《刑诉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继续确认“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明确规定“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这一时期的司法实践中，法庭审理否定“非法口供”的案例逐渐增多。表明我国刑事诉讼“非法口供排除规则”的实施实现了从理论到实践的初步跨越，显示了法制的进步。

二、修改后的《刑诉法》实施已近十年，在进一步完善刑事诉讼的实践和研讨中，侦查讯问程序仍是受到社会公众批评和质疑最多的程序之一。司法实践中侦查讯问活动背离立法精神，侦查机关在讯问过程中非法取证侵犯犯罪嫌疑人权利的情形屡见不鲜，因此导致公诉机关败诉，犯罪分子逍遥法外的案例也时有发生。这些现象的存在，表明我国现行侦查讯问制度还存在着不少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侦查人员与犯罪嫌疑人之间的权利关系严重失衡。当前我国侦查讯问带有典型的“强权侦查讯问程序模式”…特征。侦查机关享有较大的权利和行使权利的自由，较少受到来自犯罪嫌疑人一方的制约。犯罪嫌疑人虽被确认为诉讼主体，但其诉讼地位应有的一些权利受到限制，立法虽然规定了犯罪嫌疑人在侦查讯问中的应有权利，但缺少可操作的程序设定，导致其在侦查讯问中的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

第二，侦查讯问程序和内容有待丰富和完善。立法虽然规定了侦查讯问的某些规则，但缺乏具体的操作规程，导致实践中无法可依。如《刑诉法》虽然限制了传唤、拘传的时间，并禁止连续传唤、拘传、变相拘禁犯罪嫌疑人，但由于对两次传唤、拘传之间的间隔时间没有具体的规定，无法避免实践中的滥用传唤、拘传现象。立法赋予了犯罪嫌疑人在第一次讯问后或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但是犯罪嫌疑人怎样请律师，办案人员、看守监管人员怎么保障该权利的实现，有关人员不履行或不积极履行职责怎么办则无规定，缺乏可操作性。1998年六部委《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0条虽然有了一些具体规定，但仍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刑诉法》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但是对与本案无关的问题，有拒绝回答的权利”。哪些问题犯罪嫌疑人应当如实回答，哪些又是与案件无关的问题，法律没有明确的规定，实践中缺乏统一的执行标准。此外，立法也没有明确规定侦查人员讯问前的告知义务，许多犯罪嫌疑人并不知道自己讯问中有那些权利，行使和保护自己的正当权利更是无从谈起。为符合讯问程序正当性和法定讯问原则的要求，进一步丰富和完善我国侦查讯问的程序和内容极为必要。

第三，相关配套制度不健全。一是侦查讯问制度缺乏有效的制度监督。如我国《刑诉法》尚未确立对侦查过程合法性的司法审查原则。现行制度对侦查讯问活动的监督，主要依赖侦查机关“内部监督”和检察机关的监督，因侦查机关特别是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基本处于控方地位，这种监督带有明显的自我监督性质，很难发挥有效的监督作用；二是缺乏侦查讯问中犯罪嫌疑人权利保障机制，包括犯罪嫌疑人获知权利的途径、行使权利的方法及侵权投诉程序；三是非法口供排除的具体规则不明确，司法实践中非法口供被法庭模糊采证的情形依然突出；四是看守监管制度不完善，犯罪嫌疑人由同属于公安机关的监管部门看守羁押，侦查机关很容易违反规程开展讯问，不利于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护。

论文关键词侦查讯问参与框架机构权力权力冲突

论文提要本文利用参与框架理论对侦查讯问话语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在侦查讯问过程中，无论是在开头和结尾部分的P12R参与框架还是在信息收集部分的S3R框架中，侦查人员参与角色分布表明他们对话语内容几乎没有控制权，处于“无权势”地位。控制权分别被警察机构(讯问的开头结尾部分)和犯罪嫌疑人(信息收集部分)分配。但在语言互动细节中，侦查人员借助其强大机构权力(表现为互动中的话语权力)，实现了对交际资源的占有和支配。处于“有权势”地位，而犯罪嫌疑人却处于“无权势”的地位。讯问双方的这种权力冲突关系贯穿于侦查讯问话语的全过程，将会为侦查讯问话语的进一步分析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1导言

侦查讯问是指侦查人员为了获取犯罪嫌疑人的真实供述和辩解，查明案件事实真相而依法对犯罪嫌疑人进行正面审讯的一项侦查措施。侦查讯问是典型的机构话语，实现机构目的是机构话语最为突出的特征(Levinson，1992；Drew&Heritage，1992；廖美珍，2005)。侦查讯问的目的是获取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和保护犯罪嫌疑人权利的统一(徐美君，2003)，它在侦查人员与犯罪嫌疑人之间的言语互动中实现。

在侦查讯问中，讯问双方会针对自己的话语自觉或不自觉地分配给自己某种话语地位或参与角色，从而形成参与框架。侦查讯问话语在开头、信息收集和结尾三个部分中，由于各部分的功能任务以及讯问双方目的关系的不同，会话参与者对参与框架选择的也会不同。本文利用参与框架理论对侦查讯问话语各部分进行分析。

2参与框架理论

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的技巧谈

职务犯罪嫌疑人一般具有相当的社会阅历、专业知识，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全国公务员共同的天地!并具有一定的地位和法律知识，因此在查办职务犯罪案件中对抗心理十分突出。这就要求侦查人员也应具备相应的知识，分析掌握犯罪嫌疑人的心理变化，寻找其弱点，对症下药，把握时机，促使其心理发生逆转，以达到侦查目的。

一、针对具有侥幸心理的人，采取引而不发，点而不破的策略，从中捕捉突审时机。具有侥幸心理的讯问对象一般具有较稳定的心理状态，大多数自认为作案手段高明、专业性强，不易发现或者迷信攻守同盟，在被讯问过程中投石问路、避重就轻，甚至故意编造谎言。对这类犯罪嫌疑人应采取宣传政策指明出路的讯问方法，加大其心理压力；对订立了攻守同盟的，要善于利用暴露出的矛盾点，各个击破、分化瓦解、掌握时机、激化矛盾、形成内讧，寻找突破口；对心理稳定性较好的犯罪嫌疑人，可采用冷处理，然后利用已掌握的证据的一小部分，点而不破，造成心理恐惧，促其就范。

××*，系××市人民医院主管药剂医务的副院长，在采购药品过程中，收受药商贿赂近3万元。在侦查过程中，我们在突破行贿人的基础上，认真分析××的心理状态：自己不开口，侦查机关认定不了，12小时就可以回家了。我们把××依法传唤到位后，先做了基本情况的讯问，实质问题他矢口否认，对此我们分析，这时他心理准备比较充分，不易强攻，应当采取冷处理。几个小时过去了，刘某主动要求谈，但还是避重就轻，只交待了收受烟酒等问题，但口气明显的软下来了。因我们掌握了其受贿的细节，果断采取强制措施，关押后第一次提审，刘某即如实交待了受贿的全部事实。

二、针对具有抗拒心理的讯问对象，采取声东击西、以虚击实的战术，消除其心理障碍。这类对象一般具有较强的个性，头脑简单，抗拒心理严重，这种对象常从相反的方面接受刺激，讯问时要注意捕捉时机，不要盲目进攻，应声东击西，淡化其抗拒心理，把握心理变化，适时出示证据，交待政策，促其坦白。

××，系××市××*局××*镇所土地监管员，2001年违规给他人划宅基地，共收受贿赂1万元。我们将××依法传唤到位后，××大吵大闹，后又一言不发，始终不入正题。我们从其公务员身份、工作职责等方面入手，迫使其平静，再交待政策。××觉得吵闹不行，开始狡辩，我们抓住时机，讯问其近几年来划拨宅基地的情况，手续如何办理，××无言以对，不得不交待了违规划地的问题，但强调没有收别人的钱，针对其“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辩解，我们穷追猛打，出示了一部分证据，××在一段时间的沉默后，终于交待了受贿的全过程。此案法院最终做了有罪判决。

【论文关键词】侦查讯问；制度；问题；改革完善

【论文摘要】1997年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进一步完善了我国侦查讯问制度，在揭露罪犯、保障人权和追求诉讼公正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该法实施以来，也存在不少问题，主要有侦查人员与犯罪嫌疑人之间的权利关系严重失衡，侦查讯问程序和内容有待丰富和完善，相关制度配套不健全。要进一步完善侦查讯问制度，就要建立完善侦查讯问相关的配套制度，规范侦查讯问程序，明确侦查讯问的原则及相关规则。

一、1997年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诉法》)进一步完善了我国侦查讯问制度。

其立法精神在揭露犯罪、保障人权和追求诉讼公正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刑诉法》的修改，是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和司法制度的重大改革，反映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立法、司法领域发生的观念变化，不仅为实现司法公正提供了重要的立法保障，同时也使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朝着民主、文明、科学的方向迈进了一大步。这次《刑诉法》修正涉及的许多内容进一步完善了我国侦查讯问制度。如：完善了强制措施，取消收容审查；强化了对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确立了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不得定罪原则；将律师参加诉讼活动的时间提前到侦查阶段；增设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的原则，加强对刑事诉讼各个环节的监督等。这些修改，一方面强化了对讯问中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护，犯罪嫌疑人刑事诉讼中主体地位进一步加强。将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的称谓由“被告人”改为“犯罪嫌疑人”。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申诉、控告”等。另一方面，对侦查讯问程序进行了技术完善，增强了可操作性。取消收容审查制度，完善刑事强制措施，限制运用传唤、拘传手段进行讯问的时间和地点等，使我国侦查讯问制度更趋理性和规范。修改后的《刑诉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继续确认“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明确规定“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这一时期的司法实践中，法庭审理否定“非法口供”的案例逐渐增多。表明我国刑事诉讼“非法口供排除规则”的实施实现了从理论到实践的初步跨越，显示了法制的进步。

二、修改后的《刑诉法》实施已近十年，在进一步完善刑事诉讼的实践和研讨中，侦查讯问程序仍是受到社会公众批评和质疑最多的程序之一。

论文关键词：隐瞒证据强制讯问当庭认证

论文提要：我国刑事庭审方式改革之后，带来了三个新的问题，即检察院依法隐瞒证据、公诉人强制讯问被告人以及合议庭"当庭认证"。这些问题的存在表明，我国改革后的庭审方式未能贯彻控辩平等、实体真实与正当程序相统一的原则及辩论原则，必须通过建立、健全证据开示制度和庭前准备程序，确认被告人沉默权，严格实行辩论原则等方法深化改革。

我国原来的刑事庭审采用职权主义方式，1996年修改《刑事诉讼法》时，鉴于这种方式容易导致"先判后审"，难以做到公正审判而进行了重大改革。根据现行法和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法院按照普通程序对刑事案件的法庭审理大体上包括以下几个步骤：公诉人宣读起诉书，被告人、被害人就指控事实进行陈述；讯问被告人和向被告人发问；控方举证，接受辩方质证和法庭审查；辩方举证，接受控方质证和法庭审查；控辩双方发表总结辩论意见；合议庭评议和宣判。与原来的庭审方式相比，现行庭审方式的最大特点在于，法庭上对于被告人的讯问、对证人和鉴定人的询问、对书面证据材料的宣读和物证的出示等活动，不再由审判人员包揽，而主要由控辩双方进行，但审判人员仍然有权对被告人、证人和鉴定人发问，有权决定休庭并在庭外调查核实证据，只不过这种发问和庭外调查仅仅具有补充性，对于案件事实的认定主要是基于控辩双方在法庭上的对抗式举证和辩论，因而庭审过程呈现出控辩双方举证和辩论、法官居中听证和裁判的"外观"。这可能是实务上称新的庭审方式为"控辩式"的主要原因。从限制检察院庭前移送的案件材料的范围、对有关罪或非罪的证据与有关量刑情节的证据一并调查、法官保留了一定的调查职权等方面来看，我国庭审中的证据调查程序与日本、意大利改革后的庭审证据调查程序具有相似之处，似乎是"汲取了当事人主义诉讼的合理因素"而改造了传统的"强职权主义"庭审调查方式。但是，与英美法的当事人主义刑事诉讼、大陆法的职权主义刑事诉讼和日本、意大利的新型混合式刑事诉讼相比，我国刑事庭审中的证据调查无论在程序设计上还是在具体实施上，都存在着严重的缺陷，这些缺陷有些是旧的庭审方式遗留下来的老问题，有些则是这次庭审方式改革所产生的新问题。以笔者之见，这些新问题突出表现在检察院"依法隐瞒证据"、公诉人强制讯问被告人和合议庭"当庭认证"三个方面。充分认识到这些问题的严重性，准确分析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并寻求妥善的解决方案，是深化刑事庭审方式改革的重要前提。本文拟就此三个问题略陈管见。

一、检察院"依法隐瞒证据"，侵犯了辩护一方的质证权和辩护权

在改革前的庭审制度下，检察院起诉时必须一并移送全部案卷材料，辩护律师可以在开庭以前到法院查阅、摘抄、复制案卷材料，并以此为基础进行法庭上的辩护。为了防止审判人员通过庭前阅卷而形成不利于被告人的预断，解决"先判后审"的问题，现行《刑事诉讼法》第150条将按照普通程序的起诉方式由"全案移送"改为"复印件移送"，即检察院在按照普通程序提起公诉时不再移送全部案卷，而只需要移送起诉书、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或者照片。这样，法院的庭前审查由原来以实体审查为主变为现在的以程序审查为主。立法者希望以此迫使审判人员在法庭上认真听取控辩双方的举证和辩论活动，以便做出正确的裁判。但是，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并没有配套性地建立起证据开示制度，检察院掌握的控诉证据除了向法院移送的部分以及依据《刑事诉讼法》第36条已经在审查起诉阶段提供给辩护人查阅的"技术性鉴定材料"之外，没有任何合法的渠道能够向辩护一方公开。另一方面，辩护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以及开庭以前的调查取证权又受到严格的限制，特别是对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的调查，需要经过检察院或者法院许可之后，再经被害人或证人本人同意才能进行。这样，辩护律师能够在开庭前看到并且掌握的证据材料，实际上基本上限于检察院移送给法院的"主要证据复印件"或照片、证据目录和证人名单。

哪些是"主要证据"？据1998年1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第36条的解释，包括以下三类：（1）起诉书中涉及的各证据种类中的主要证据；（2）多个同种类证据中被确定为"主要证据"的；（3）作为法定量刑情节的自首、立功、累犯、中止、未遂、正当防卫的证据。但是，该条同时规定："人民检察院针对具体案件移送起诉时，主要证据由人民检察院根据以上规定确定"。据此，检察院可以自行决定在具体案件中移送的"主要证据"的范围，"合法地"隐瞒有利于或者不利于被告人的其他证据。1999年1月18日施行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83条虽然进一步明确了"主要证据"的含义，将它界定为"对认定犯罪构成要件的事实起主要作用，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要影响的证据"，但它又规定："人民检察院针对具体案件移送起诉时，主要证据的范围由办案人员根据本条规定的范围和各个证据在具体案件中的实际证明作用加以确定"；"对于主要证据为书证、证人证言笔录、被害人陈述笔录、被告人供述与辩解笔录或者勘验、检查笔录的，可以只复印其中与证明被告人构成犯罪有关的部分，鉴定书可以只复印鉴定结论部分。"这里不仅把"隐瞒"证据的主体由"检察院"改为具体负责审查起诉的"办案人员"，而且对书面证据需要"隐瞒"的范围作了明确的规定。不管这一规定的背后有多少客观条件的限制因素在起作用，由最高检察机关出面做出的这种"司法解释"这一事实本身就表明，它实际上是鼓励"检察人员依法隐瞒证据"，并具体指明对于书面证据可以"断章取义"！我们把《检察规则》的上述规定与证人普遍不出庭这一事实结合起来考虑，就不难想象，如果公诉人在法庭上宣读的书面证据材料不属于检察院移送的"主要证据"的范围，当审判长询问辩护人或被告人的意见时，辩护人或被告人根本不可能发表什么有针对性的不同意见！因为他们既不知道公诉人宣读的书面证言是否反映了该份书面证据的全部内容，也没有机会对提供证言的人进行"反询问"。如果公诉人宣读的书面证据属于检察院移送的"主要证据"的范围，但移送的只限于其中"与证明被告人构成犯罪有关的部分"时，被告人如果对其内容的真实性持有异议，除了简单地表明其异议之外，还有什么办法使质证更加有效，从而使法官相信自己的异议是有根据的？如果公诉人只是部分地宣读了起诉时移送的某项"主要证据"的一部分，辩护人除了再宣读另外一部分之外，又有什么办法能够更有效地对此进行质证？以这种基本上走过场的形式进行所谓的"质证"，怎么能够保证法院的判决"忠于事实真相"？。

随着我国司法改革的深入和新闻监督的加强，越来越多的刑讯逼供案件从幕后走到了台前。从杜培武到佘祥林，从李久明再到胥敬祥几乎每次媒体所披露出来的案件，都可以用“触目惊心”来形容。这些令人不寒而栗的案例似乎在清楚地昭示人们：刑讯逼供现象一直以来并未消除，似乎还颇有市场，根治刑讯逼供现象决非短期内所能奏效。如何找准刑讯逼供的产生根源并制定有效的对策措施，从根本上减少甚至消除刑讯逼供，不仅是我国刑事司法领域的难题，也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在人权保障方面始终高度关注的问题。

一、刑讯逼供产生的原因

我国的刑讯制度可谓源远流长，早在西周时期就已经存在。可以说，刑讯几乎贯穿了我国几千年封建司法制度的全部历史，刑讯合法化、制度化是我国封建时代证据制度的重大特点。刑讯在清末的立法中被取消，经中华民国、再到新中国制定刑事诉讼法时更是明文禁止。但在司法实践中，刑讯逼供的现象却时有发生。刑讯逼供屡禁不止的原因何在？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逐一分析。

（一）有罪推定和对口供的过份依赖是产生刑讯逼供现象的主要原因

时至今日，司法工作人员在办案中偏爱口供仍然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历史久远的“口供是证据之王”观念形成了侦查人员对口供的依赖情结。刑事诉讼证据中，犯罪嫌疑人的供述确实具有不可否认的重要性，因此，侦查人员为破获案件，往往首选“撬开嫌疑人的嘴”，进而不惜刑讯逼供。尽管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6条明文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但多年来业已形成的口供依赖情结在为数不少的侦查人员头脑中已经根深蒂固，真正树立起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的司法理念尚需时日。

同时，有罪推定作为一种诉讼观念尚存留于部分侦查人员的思想中，一旦嫌疑人不承认自己有罪，就被认为不老实，就对他们刑讯逼供，让他们受皮肉之苦，如果再不按照办案人的意图招供，就认为是打得轻，要再“加温”。他们把嫌疑人锁定为“罪犯”，认为教训他们是理所当然，罪有应得，甚至他们的做法受到个别领导的默许或支持。认为只有打老实了，才能灭他们的威风，从而才能顺利破案。当办案人员得不到满意的答复，刑讯逼供行为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