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范文10篇

著名女性电影理论家劳拉?穆尔维有这样一段论述：“传统电影的制作者们只能运用固定的模式和惯例将女性置于一种从属、被动的位置，为满足男性性的幻觉，女性被各种镜位安排成‘一副就要被看的样子’(to-be-looked-at-ness)，电影中的女性成为一种展示物，表现出男性主动，女性被动(male/active，female/passive)。要想改变女性在电影中的位置，就必须打破这些电影编码及其与造型外部结构的关系”。

恰如穆尔维所言，在中国的传统电影中，女性通常是作为第二性被安排进入男性话语秩序的，始终处于“被看(to-be-looked)”的“被动(passive)”地位，而没能拥有话语权。可以说，中国既成的电影话语系统其实等于男性话语系统，在几千年来的男权中心文化意识氛围中所形成的“语言体系”及其派生物“叙述话语”，并无“女性话语”的个性所言。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后，随着世界女权运动的风起云涌，受西方女性电影及女性电影理论的影响，中国影坛上出现了一批勇敢的电影制作人(以女性居多)：黄蜀芹、张暖忻、王君正、王好为、广春兰、胡玫、刘苗苗、李少红……等等，她们凭藉着女性敏感的心灵和独特的目光，感受着审视着绚丽多姿的世界与人生，自觉不自觉地将女性意识、女性情感灌注到艺术的创作中，以崭新的情节、崭新的视点、崭新的叙事和表意方式为中国电影注入了对女性性别存在的思考，制作了一系列反映女性题材、诠释女性角色、探讨女性活动、强调女性意识的女性电影。他们坚决拒绝父权秩序下的视觉快感，抵制男性话语的侵犯，把女性从作为客体目标和窥视快感的提供者中解放出来，以一种激进的、不同于传统叙事电影模式的新形式来对抗和解构经典电影的语言和技巧，以独特的女性叙事方式和电影编码巧妙地回应了穆尔维的主张。

张暖忻的《青春祭》，影片透过一个大时代()中的小故事，集中且毫不掩饰地向观众展露一个女性的心灵世界，那种貌似文雅的文化氛围对少女内心情怀的压抑，那种对原始纯朴的自然美的向往与祭奠，呈现出强烈的女性话语特色和情调。张暖忻的另一部作品《女儿楼》，通过对女主人公爱情经历的表现，宣示了一种政治力量(军人对国家的责任和义务)对女性“自我”的压抑，“以女性特有的感觉方式和表达方式有意识地触及了‘女性是什么’、‘女性需要什么’这样一些本质性的问题，试图确认女性作为‘女人’而不是‘妻子’或‘母亲’的独特价值。”黄蜀芹的《人·鬼·情》通过叙述女主人公秋芸童年不幸失母，青年爱情受阻，中年婚姻痛苦的命运发展史，生动细腻地展示了一个女人的心态、情感与呐喊，是一部彻底的女性生活寓言。片中坦率地对女性的历史命运提出质询：功成名就的秋芸，是幸运还是不幸?作为女人，是成功还是失败?从深层次反思了当代女性谋求发展所面临的文化话题。而在影片《画魂》中，黄蜀芹“选取那些在男权社会里最能触犯女性痛楚的事件”翻来塑造屡经苦难、身世漂零的女画家潘玉良形象，力图透过历史文化层面，表现女性生命意识的觉醒和抗争。稍晚一些的90年代女性电影导演刘苗苗、彭小莲等则以更开放的心态大胆革新，用女性独有的语言去体现作为现代女性在社会生活中的独特感受。刘苗苗的《马蹄声碎》从反传统的角度反思中国女性的欲望和境遇，叙述了红军长征时8个女兵被大部队放弃后仍然追赶部队的故事。影片不断强调，在恶劣的环境中，在艰难的时局下，女兵们仍未忘记女性身份，仍未丧失女性意识，影片真实地把握了女性命运在历史进程中呈现的复杂性，也十分大胆地在战争题材中思考女性的欲望、性别差异和主体性问题。彭小莲的《女人的故事》则不仅表现了女性的自我独立意识，而且在追求男女两性平等上也表现了明显的自主性。主人公农村姑娘小风与两个同伴来到城里做买卖，在城市文化的冲击与熏陶下，发现和认识了自身的独立性。通过自身努力，她们在经济上获得了自主，在精神上，她们也追求人格的完整。金香违抗父母包办的哑巴婚，自己主宰自己的幸福；小风则在与相恋的男青工的关系上，迈出女性生理与心理过程中最重要的一步：大桥之夜，两颗灵魂在小风的勇敢追求下交融了……。此外，陆小雅的《热恋》和《红衣少女》、鲍芝芳的《金色的指甲》、王君正的《女人·TAXI·女人》和《独身女人》、董克娜的《女性世界》等影片，也都纷纷将女性意识、女性情感灌注于文本之中，竭力表现女性生活中的幸福与欢乐、迷茫与痛苦，传达出女性独特的生命体验和情感体验，展现出迥异于男性叙事的独特个性。

可以说，新时期女性电影无论在讲述故事、编织情节，还是架构文本时，都在竭力以一种重新改写、重新定义和重新阐释的积极态度来创造着女性话语，追寻女性的新自我，试图摆脱男性“话语霸权”和“文化霸权”的控制。从影片内部的叙事“话语”运作机制或编码方式来看，新时期女性电影的叙事特征大致体现为两个既相互区别，又相互影响的层面，一层为“叛离性”女性话语，另一层为“解构性”女性话语。

“叛离性”女性话语是指影片叙述人在男权中心文化的“语言体系”和“话语”机制之内，通过借用、改造和寻求一种带有“女性情怀”的编码方式来使用既有“语词”，从而实现与男性话语区别开来的叙述策略。如胡玫的《女儿楼》，以女主人公对国家的责任义务与自己内心欲望及爱情渴求的冲突，和现实中的艰难困境与心理思绪上的回忆思考交相辉映为叙述视角，展示一个女军医的生活经历，细致地描述她对刻骨铭心情感的痛苦回忆以及对青春岁月的悲凉祭奠。与以往同类影片不同，《女儿楼》没有掩饰女主人公发自内心的深深的压抑，而是大胆地表露了女性的内心欲望和内在激情，细腻地展示女主人公的种种内心感受，以此揭示其独特的心路历程，从而主体化地呈示出一个历尽痛苦、倍受压抑的女性的内心世界。这些是非女性话语所不能如此细腻地予以描述的。

“叛离性”女性话语，多从凸现女性自身的“女性气质”或角色冲突的“两难境地”入手，来铭记和刻写“女性情怀”和“女性意识”，进而追求呈现女性自我的独立价值。我国新时期的女性电影文本，大多是以这种编码方式为主导来塑造女性形象的。《女儿楼》中女军医乔小雨内心强烈的女性欲望和爱情渴求与她身上所肩负的对国家的责任和义务形成激烈的矛盾冲突，张暖忻的《沙鸥》中，女排球运动员沙鸥无法逃脱事业的最高象征——“世界冠军”与女性生命中的最庄严的仪式——“结婚”之间的尖锐冲突等。这些都表明着“叛离性”女性话语有着既借用传统的男性话语又叛离男性话语并力求赋予它们以女性情怀、女性“说法”的个性特色。

著名女性电影理论家劳拉?穆尔维有这样一段论述：“传统电影的制作者们只能运用固定的模式和惯例将女性置于一种从属、被动的位置，为满足男性性的幻觉，女性被各种镜位安排成‘一副就要被看的样子’(to-be-looked-at-ness)，电影中的女性成为一种展示物，表现出男性主动，女性被动(male/active，female/passive)。要想改变女性在电影中的位置，就必须打破这些电影编码及其与造型外部结构的关系”。

恰如穆尔维所言，在中国的传统电影中，女性通常是作为第二性被安排进入男性话语秩序的，始终处于“被看(to-be-looked)”的“被动(passive)”地位，而没能拥有话语权。可以说，中国既成的电影话语系统其实等于男性话语系统，在几千年来的男权中心文化意识氛围中所形成的“语言体系”及其派生物“叙述话语”，并无“女性话语”的个性所言。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后，随着世界女权运动的风起云涌，受西方女性电影及女性电影理论的影响，中国影坛上出现了一批勇敢的电影制作人(以女性居多)：黄蜀芹、张暖忻、王君正、王好为、广春兰、胡玫、刘苗苗、李少红……等等，她们凭藉着女性敏感的心灵和独特的目光，感受着审视着绚丽多姿的世界与人生，自觉不自觉地将女性意识、女性情感灌注到艺术的创作中，以崭新的情节、崭新的视点、崭新的叙事和表意方式为中国电影注入了对女性性别存在的思考，制作了一系列反映女性题材、诠释女性角色、探讨女性活动、强调女性意识的女性电影。他们坚决拒绝父权秩序下的视觉快感，抵制男性话语的侵犯，把女性从作为客体目标和窥视快感的提供者中解放出来，以一种激进的、不同于传统叙事电影模式的新形式来对抗和解构经典电影的语言和技巧，以独特的女性叙事方式和电影编码巧妙地回应了穆尔维的主张。

张暖忻的《青春祭》，影片透过一个大时代()中的小故事，集中且毫不掩饰地向观众展露一个女性的心灵世界，那种貌似文雅的文化氛围对少女内心情怀的压抑，那种对原始纯朴的自然美的向往与祭奠，呈现出强烈的女性话语特色和情调。张暖忻的另一部作品《女儿楼》，通过对女主人公爱情经历的表现，宣示了一种政治力量(军人对国家的责任和义务)对女性“自我”的压抑，“以女性特有的感觉方式和表达方式有意识地触及了‘女性是什么’、‘女性需要什么’这样一些本质性的问题，试图确认女性作为‘女人’而不是‘妻子’或‘母亲’的独特价值。”黄蜀芹的《人·鬼·情》通过叙述女主人公秋芸童年不幸失母，青年爱情受阻，中年婚姻痛苦的命运发展史，生动细腻地展示了一个女人的心态、情感与呐喊，是一部彻底的女性生活寓言。片中坦率地对女性的历史命运提出质询：功成名就的秋芸，是幸运还是不幸?作为女人，是成功还是失败?从深层次反思了当代女性谋求发展所面临的文化话题。而在影片《画魂》中，黄蜀芹“选取那些在男权社会里最能触犯女性痛楚的事件”翻来塑造屡经苦难、身世漂零的女画家潘玉良形象，力图透过历史文化层面，表现女性生命意识的觉醒和抗争。稍晚一些的90年代女性电影导演刘苗苗、彭小莲等则以更开放的心态大胆革新，用女性独有的语言去体现作为现代女性在社会生活中的独特感受。刘苗苗的《马蹄声碎》从反传统的角度反思中国女性的欲望和境遇，叙述了红军长征时8个女兵被大部队放弃后仍然追赶部队的故事。影片不断强调，在恶劣的环境中，在艰难的时局下，女兵们仍未忘记女性身份，仍未丧失女性意识，影片真实地把握了女性命运在历史进程中呈现的复杂性，也十分大胆地在战争题材中思考女性的欲望、性别差异和主体性问题。彭小莲的《女人的故事》则不仅表现了女性的自我独立意识，而且在追求男女两性平等上也表现了明显的自主性。主人公农村姑娘小风与两个同伴来到城里做买卖，在城市文化的冲击与熏陶下，发现和认识了自身的独立性。通过自身努力，她们在经济上获得了自主，在精神上，她们也追求人格的完整。金香违抗父母包办的哑巴婚，自己主宰自己的幸福；小风则在与相恋的男青工的关系上，迈出女性生理与心理过程中最重要的一步：大桥之夜，两颗灵魂在小风的勇敢追求下交融了……。此外，陆小雅的《热恋》和《红衣少女》、鲍芝芳的《金色的指甲》、王君正的《女人·TAXI·女人》和《独身女人》、董克娜的《女性世界》等影片，也都纷纷将女性意识、女性情感灌注于文本之中，竭力表现女性生活中的幸福与欢乐、迷茫与痛苦，传达出女性独特的生命体验和情感体验，展现出迥异于男性叙事的独特个性。

可以说，新时期女性电影无论在讲述故事、编织情节，还是架构文本时，都在竭力以一种重新改写、重新定义和重新阐释的积极态度来创造着女性话语，追寻女性的新自我，试图摆脱男性“话语霸权”和“文化霸权”的控制。从影片内部的叙事“话语”运作机制或编码方式来看，新时期女性电影的叙事特征大致体现为两个既相互区别，又相互影响的层面，一层为“叛离性”女性话语，另一层为“解构性”女性话语。

“叛离性”女性话语是指影片叙述人在男权中心文化的“语言体系”和“话语”机制之内，通过借用、改造和寻求一种带有“女性情怀”的编码方式来使用既有“语词”，从而实现与男性话语区别开来的叙述策略。如胡玫的《女儿楼》，以女主人公对国家的责任义务与自己内心欲望及爱情渴求的冲突，和现实中的艰难困境与心理思绪上的回忆思考交相辉映为叙述视角，展示一个女军医的生活经历，细致地描述她对刻骨铭心情感的痛苦回忆以及对青春岁月的悲凉祭奠。与以往同类影片不同，《女儿楼》没有掩饰女主人公发自内心的深深的压抑，而是大胆地表露了女性的内心欲望和内在激情，细腻地展示女主人公的种种内心感受，以此揭示其独特的心路历程，从而主体化地呈示出一个历尽痛苦、倍受压抑的女性的内心世界。这些是非女性话语所不能如此细腻地予以描述的。

“叛离性”女性话语，多从凸现女性自身的“女性气质”或角色冲突的“两难境地”入手，来铭记和刻写“女性情怀”和“女性意识”，进而追求呈现女性自我的独立价值。我国新时期的女性电影文本，大多是以这种编码方式为主导来塑造女性形象的。《女儿楼》中女军医乔小雨内心强烈的女性欲望和爱情渴求与她身上所肩负的对国家的责任和义务形成激烈的矛盾冲突，张暖忻的《沙鸥》中，女排球运动员沙鸥无法逃脱事业的最高象征——“世界冠军”与女性生命中的最庄严的仪式——“结婚”之间的尖锐冲突等。这些都表明着“叛离性”女性话语有着既借用传统的男性话语又叛离男性话语并力求赋予它们以女性情怀、女性“说法”的个性特色。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引言；统计方法的作用；统计方法的实践应用；如何提高统计的有效性；小结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在偶然中寻求必然是应用统计技术的核心、统计方法作为一种为决策提供依据的工具、统计方法是一种能使企业管理体系增值的资源，它是一种素质和思维方法、概率论分析方法在企业中的实践应用、数理统计分析方法在企业中的实践应用、产品的质量检验问题、好的管理基础是关键、企业应用统计方法的组织保证、提高统计方法培训的有效性首先要开展统计方法应用的意识教育、统计方法的应用必须注重产品分析和使用条件、企业应用统计方法的基础是质量记录的真实性、有计划地进行统计技术的推广和验证等，具体请详见。

摘要：在偶然中寻求必然是应用统计技术的核心。统计方法作为一种为决策提供依据的工具，可以帮助企业进行数据分析，了解产品质量状态的分布情况，找出问题、缺陷及原因，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提高产品和服务的质量。

关键词：统计作用方法实践应用

0引言

有不少著名企业在市场分析、产品开发与设计、工艺设计、生产控制与营销策略方面应用统计技术，结果使得其产品成本下降，产品质量和市场占有率提高，公司经济效益显著提高。

1统计方法的作用

著名女性电影理论家劳拉?穆尔维有这样一段论述：“传统电影的制作者们只能运用固定的模式和惯例将女性置于一种从属、被动的位置，为满足男性性的幻觉，女性被各种镜位安排成‘一副就要被看的样子’(to-be-looked-at-ness)，电影中的女性成为一种展示物，表现出男性主动，女性被动(male/active，female/passive)。要想改变女性在电影中的位置，就必须打破这些电影编码及其与造型外部结构的关系”。

恰如穆尔维所言，在中国的传统电影中，女性通常是作为第二性被安排进入男性话语秩序的，始终处于“被看(to-be-looked)”的“被动(passive)”地位，而没能拥有话语权。可以说，中国既成的电影话语系统其实等于男性话语系统，在几千年来的男权中心文化意识氛围中所形成的“语言体系”及其派生物“叙述话语”，并无“女性话语”的个性所言。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后，随着世界女权运动的风起云涌，受西方女性电影及女性电影理论的影响，中国影坛上出现了一批勇敢的电影制作人(以女性居多)：黄蜀芹、张暖忻、王君正、王好为、广春兰、胡玫、刘苗苗、李少红……等等，她们凭藉着女性敏感的心灵和独特的目光，感受着审视着绚丽多姿的世界与人生，自觉不自觉地将女性意识、女性情感灌注到艺术的创作中，以崭新的情节、崭新的视点、崭新的叙事和表意方式为中国电影注入了对女性性别存在的思考，制作了一系列反映女性题材、诠释女性角色、探讨女性活动、强调女性意识的女性电影。他们坚决拒绝父权秩序下的视觉快感，抵制男性话语的侵犯，把女性从作为客体目标和窥视快感的提供者中解放出来，以一种激进的、不同于传统叙事电影模式的新形式来对抗和解构经典电影的语言和技巧，以独特的女性叙事方式和电影编码巧妙地回应了穆尔维的主张。

张暖忻的《青春祭》，影片透过一个大时代()中的小故事，集中且毫不掩饰地向观众展露一个女性的心灵世界，那种貌似文雅的文化氛围对少女内心情怀的压抑，那种对原始纯朴的自然美的向往与祭奠，呈现出强烈的女性话语特色和情调。张暖忻的另一部作品《女儿楼》，通过对女主人公爱情经历的表现，宣示了一种政治力量(军人对国家的责任和义务)对女性“自我”的压抑，“以女性特有的感觉方式和表达方式有意识地触及了‘女性是什么’、‘女性需要什么’这样一些本质性的问题，试图确认女性作为‘女人’而不是‘妻子’或‘母亲’的独特价值。”黄蜀芹的《人·鬼·情》通过叙述女主人公秋芸童年不幸失母，青年爱情受阻，中年婚姻痛苦的命运发展史，生动细腻地展示了一个女人的心态、情感与呐喊，是一部彻底的女性生活寓言。片中坦率地对女性的历史命运提出质询：功成名就的秋芸，是幸运还是不幸?作为女人，是成功还是失败?从深层次反思了当代女性谋求发展所面临的文化话题。而在影片《画魂》中，黄蜀芹“选取那些在男权社会里最能触犯女性痛楚的事件”翻来塑造屡经苦难、身世漂零的女画家潘玉良形象，力图透过历史文化层面，表现女性生命意识的觉醒和抗争。稍晚一些的90年代女性电影导演刘苗苗、彭小莲等则以更开放的心态大胆革新，用女性独有的语言去体现作为现代女性在社会生活中的独特感受。刘苗苗的《马蹄声碎》从反传统的角度反思中国女性的欲望和境遇，叙述了红军长征时8个女兵被大部队放弃后仍然追赶部队的故事。影片不断强调，在恶劣的环境中，在艰难的时局下，女兵们仍未忘记女性身份，仍未丧失女性意识，影片真实地把握了女性命运在历史进程中呈现的复杂性，也十分大胆地在战争题材中思考女性的欲望、性别差异和主体性问题。彭小莲的《女人的故事》则不仅表现了女性的自我独立意识，而且在追求男女两性平等上也表现了明显的自主性。主人公农村姑娘小风与两个同伴来到城里做买卖，在城市文化的冲击与熏陶下，发现和认识了自身的独立性。通过自身努力，她们在经济上获得了自主，在精神上，她们也追求人格的完整。金香违抗父母包办的哑巴婚，自己主宰自己的幸福；小风则在与相恋的男青工的关系上，迈出女性生理与心理过程中最重要的一步：大桥之夜，两颗灵魂在小风的勇敢追求下交融了……。此外，陆小雅的《热恋》和《红衣少女》、鲍芝芳的《金色的指甲》、王君正的《女人·TAXI·女人》和《独身女人》、董克娜的《女性世界》等影片，也都纷纷将女性意识、女性情感灌注于文本之中，竭力表现女性生活中的幸福与欢乐、迷茫与痛苦，传达出女性独特的生命体验和情感体验，展现出迥异于男性叙事的独特个性。

可以说，新时期女性电影无论在讲述故事、编织情节，还是架构文本时，都在竭力以一种重新改写、重新定义和重新阐释的积极态度来创造着女性话语，追寻女性的新自我，试图摆脱男性“话语霸权”和“文化霸权”的控制。从影片内部的叙事“话语”运作机制或编码方式来看，新时期女性电影的叙事特征大致体现为两个既相互区别，又相互影响的层面，一层为“叛离性”女性话语，另一层为“解构性”女性话语。

“叛离性”女性话语是指影片叙述人在男权中心文化的“语言体系”和“话语”机制之内，通过借用、改造和寻求一种带有“女性情怀”的编码方式来使用既有“语词”，从而实现与男性话语区别开来的叙述策略。如胡玫的《女儿楼》，以女主人公对国家的责任义务与自己内心欲望及爱情渴求的冲突，和现实中的艰难困境与心理思绪上的回忆思考交相辉映为叙述视角，展示一个女军医的生活经历，细致地描述她对刻骨铭心情感的痛苦回忆以及对青春岁月的悲凉祭奠。与以往同类影片不同，《女儿楼》没有掩饰女主人公发自内心的深深的压抑，而是大胆地表露了女性的内心欲望和内在激情，细腻地展示女主人公的种种内心感受，以此揭示其独特的心路历程，从而主体化地呈示出一个历尽痛苦、倍受压抑的女性的内心世界。这些是非女性话语所不能如此细腻地予以描述的。

“叛离性”女性话语，多从凸现女性自身的“女性气质”或角色冲突的“两难境地”入手，来铭记和刻写“女性情怀”和“女性意识”，进而追求呈现女性自我的独立价值。我国新时期的女性电影文本，大多是以这种编码方式为主导来塑造女性形象的。《女儿楼》中女军医乔小雨内心强烈的女性欲望和爱情渴求与她身上所肩负的对国家的责任和义务形成激烈的矛盾冲突，张暖忻的《沙鸥》中，女排球运动员沙鸥无法逃脱事业的最高象征——“世界冠军”与女性生命中的最庄严的仪式——“结婚”之间的尖锐冲突等。这些都表明着“叛离性”女性话语有着既借用传统的男性话语又叛离男性话语并力求赋予它们以女性情怀、女性“说法”的个性特色。

察北管理区在不断推进思想解放中，努力以寻求大突破、谋求大发展的气魄，克服小进则满，小富即安的保守思想，使之更加符合察北发展实际。

该区结合工作实际，主管领导牵头，深入开展调研，分析问题，寻找差距，提出了“一轴两翼”战略布局，“一轴”即以黄山管理处产业集群园区为龙头，以沙沟工业小区、正在谋划的“察北明珠创业园区”为龙身，以石门旅游、风电、石材等开发为龙尾的沿207线经济隆起轴；与龙骨主轴相对应，西翼重点打造以白塔风电、生态旅游、现代牧业及沙沟矿产开发等为集群的经济增长极；东翼重点在现代农业示范、发展生态经济产业上做文章，初步谋划乌兰、金沙管理处启动“双万工程”，引建万头以上养猪场及加工项目、万头以上现代养牛场及加工项目。

为了实现发展目标，这区将集中实施“强主五化”发展战略，即：培强壮大主导支撑产业，推进加工龙头集群化、种养产业现代化、多业振兴新型化、城市（镇）建设特色化、循环经济生态化，以此转变发展方式，培筑起坚实的产业支撑体系。今年，该区重点推进以乳业为主导的产业龙头集群构建、培植现代农业产业支撑推动三万头奶牛现代牧场建设项目；借助新型养殖模式引发奶源质量升级的契机，促动蒙牛快上特仑苏生产线；引导圣元自建或自控规模养殖基地，开发高端产品；此外，要力促10万千瓦风电建设全部完工，争取国家核准二期工程立项，并倾全力使生态旅游、石材、矿泉水开发等产业齐头并进。

在公众看来，他的这块教育综合改革“试验田”承载了中国探索高校优质教学、优化管理的希望。

2020年，中国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将达2亿。尽管数量惊人，但中国高校却不得不面对钱学森生前五六次向总理提出的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想到中国长远发展的事情，忧虑的就是这一点。”

诸多方面积弊已久而引起国民不满的中国高等教育，修修补补式的改革已无济于事。在此背景下，历时一年半、易稿数十次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2月28日起公开征集民意以来，就引起各界关注。其中，高校去行政化、高考制度改革、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等关键词成为焦点话题。

教育“去行政化”大势所趋

朱清时认为，《纲要》关键在于高校要去行政化。在目前的管理体制下，教育部门的一般官员到高校“检查”，就可以让校长停下手头工作陪同，学校里一个行政官员就可以对资深教授发号施令。“如果中国的大学中都用级别代表权力，用官印掌权，就没有人追求学术卓越了。”

朱清时说，看到高校去行政化成了国家意志，“感到很满意”，说明国家下了很大决心，“就像当年肯定了小岗村的包产到户”。

落实三抓上项目寻求载体做贡献

为重点项目建设做贡献活动在全县开展以来，**乡党委紧紧围绕市委提出的“抓发展、抓重点、抓落实”目标，精心运作、把握机遇、准确定位、厚积薄发，在项目和载体上狠抓落实，有效地推动了为重点项目建设做贡献活动的深入开展。

强化意识谋发展

为重点项目建设做贡献活动是全市工作的一个新思路，立足于当前地域经济发展形势，准确把握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和二次创业的有力契机，强化党组织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工作任务，发挥党建作用拉动经济发展，提升重点项目在经济领域的重要地位，依靠重点项目拉动经济腾飞。

**乡党委牢牢把握这一经济复兴的有利时机，全面增进项目意识，转变观念，通过“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大讨论”，进行剖析查摆，树立项目建设意识，形成上下人人关心项目建设、人人支持项目建设、人人服务项目建设的浓厚氛围，结合本乡实际，依托地域优势，把握政策方向，谋划发展思路。制定了新的经济发展思路，即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凭借地域优势，发展围城经济，科技为先，准确定位支柱产业，以人为本，积蓄后续财源，以招商引资为突破口，大力发展民营经济，以重点项目为龙头，全面提升社会经济总量，加快实现小康社会步伐。确定了十个重点项目，即……，以十个重点为龙头的发展项目，将有力提升全乡国民生产总量，促进经济全面发展。

精心谋划求创新

当前农村工作亟需寻求破解“十难”良策

近年来，中央连续就“三农”问题下发一号文件，出台了一系列“真金白银”般的政策措施，广大农村于部群众欢欣鼓舞，信心倍增，农村工作出现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可喜局面。但是，“三农”积聚多年的深层次矛盾和诸多现实困难，仍然制约着农村的持续健康发展。当前，农村工作如何破解“十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

一是农村经济发展难。中央惠农政策使农村经济得到长足发展，但总体而言速度不快，水平不高，城乡发展差距仍然呈进一步拉大之势。突出表现在集体经济实力弱，目前在广大经济欠发达地区，有经济积累的村已凤毛鳞角；增收致富办法少，各级在帮助农民增收上颇费心思，层层示范，办点不断，但难有良策；惠农政策打了折，主要是持续攀升的农资价格，让落实到农民手中的政策实惠大大减少，降低了连续2个一号文件的含金量。

二是农民素质提高难。广大农民想富、盼富，但由于素质不高，致富本领不强而无法富。农村现在虽然有农业、科技、计生、司法、组织部门以及农民素质教育办分别承担对农民的教育培训任务，并实施了相应的教育培训，但缺乏协调性、系统性、全面性，没有形成合力，收不到预期的效果，且受工作经费、师资力量、教学设备等的限制，教育培训工作难以正常有效开展。

三是后备人才培养难。由于对人才吸引的相对弱势，综合素质高的考学参军跳出了农门，头脑活络的外出经商务工脱离了农业，组织分配的人才不愿驻守农村，导致农村乡土人才匮乏，专业人才奇缺，党员队伍严重老化，部分地方村级后备干部青黄不接。特别是医疗卫生、文化教育、农技推广等专业技术人才显得尤为紧缺。

四是不良债务化解难。资料显示，全国有65％的乡村负债，特别是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乡村债务包袱更重。据湖南省农调队对某县的调查，全县乡村负债乡平2872万元，村平40.18万元，且其中不良债务比例高，债权难回收，而债务多是民间私人借贷，利息高，还债期短，压力大。近年来，各地积极探索了盘活资产、置换债权等化债办法，但都缺乏根本之策，债务仍然居高难下。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信用扩张过度制造潜在风险；寻求信用扩张的合理边界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问题的根源都是政府主导下信用无限扩张的结果、金融市场的信心突然消失而实体经济变化则并非如此、希腊债务危机的爆发，引发金融风险开始由私人金融部门向主权信用转移、“信用扩张过度”主要是指信用货币膨胀速度快于实体经济产出的增长速度、金融交易的实质是跨时空的信用扩张过程、任何金融体系都存在“内在不稳定”、金融危机所表现的形式也不一样、市场出现巨大的波动或震荡时，短期行为的政府更是会滥用信用、一旦面临快速扩张的信用突然减弱时，股市、楼市、大宗商品等的价格就会出现剧烈的波动等，具体请详见。

[摘要]当大量信用货币追求少量的产品或资产时，不仅会把既有的信用关系不断地放大，也容易导致既有资源的跨期配置失误，增加潜在金融危机的风险。世界各国政府必须看到问题之本质并寻求信用扩张的合理边界，才能够真正化解金融危机与风险，否则，按照当前各国政府救市思路走下去，必将孕育一个新的、更大的金融危机。

[关键词]信用扩张,世界经济,金融危机

美国经济从2009年下半年开始全面复苏，但在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冲击下，道琼斯指数却步步走低，5月份美国道琼斯指数表现为70年以来最差。全球股市汇市更是波动不已，欧元兑美元一个月就下跌14%，等等。如此震荡的市场，其原因何在？对这些现象，应该做什么样的解释？

对以上经济表现，有人认为这是政策性问题，比如国内房地产新政策出台，再加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从而使得中国股市全面下跌；有人认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是由于欧元体系的内在缺陷，即货币体系的统一性与财政政策各自为政，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不可避免；也有人认为是由于监管制度不足，而让金融机构过度使用金融体系，让收益归自己所有而风险让社会来承担，等等。其实，这些问题的根源都是政府主导下信用无限扩张的结果。

1信用扩张过度制造潜在风险

中国有政治思想，那是很早的事，二千多年前就有，而且比较系统；中国有政治学，那是很晚的事，19世纪末才有，而且是从西方引入，与西方相比，晚了二千多年。这里的反差说明了两点：第一，中国和西方一样，对与社会发展关系密切的政治问题，早有思考，并形成比较系统的思想，但与西方不同，没有将政治思考发展为一种学术，因而，中国历史上没有形成将政治作为一种学术来研究的传统；第二，今天的中国政治学是在引进西方政治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作为一种学术或学科，中国政治学发展深受西方政治学的影响。第二点是第一点发展的必然结果。由此，我们不难看到，对中国政治学发展来说，最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在中国为政治学确立起有效的学术支撑。

中国政治学的学术支撑从何而来？首先是在研究的学术定位上超越传统，即超越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不将政治作为一种学术来研究的传统。这个传统的形成，从深层次上讲，是中国文化的理性结构和中国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方式所决定的；从浅层次上讲，是中国传统的政治统治方式所决定的。深层次的决定，使得中国的学人缺乏把对政治思考发展为一种学术的思想和文化基础；而浅层次的决定，使得中国的学人，缺乏把对政治的思考发展为一种学术的政治环境和社会基础。因此，中国历史上能产生丰富的政治思想，但不能建立政治学说体系的事实，是中国社会、历史和文化所决定的。应该肯定的是，尽管中国历史上的思想家，没有像亚里士多德那样，建立起比较完整的政治学学说体系，但他们对中国政治的思考和所提出的思想，还是为中国传统社会形成一套历史上比较完善的政治制度和比较有效的政治治理方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这种历史的合理性决定了它现实的局限性。进入近代社会，传统政治被现代政治所代替，在新的政治生活条件下，政治的发展在对政治思想和政治理论提出要求的背后，实际上就是系统、全面地对政治进行研究的政治学本身的要求。如果参考现代政治是从西方社会中发展出来的背景，那我们就会认识到现代政治对政治学的要求，是现代政治所具有的内在规定性。同时，就中国社会与政治来说，现代政治的确立，实际上为中国的政治研究者超越这种传统提供了重要基础和条件。因此，在现代政治下，我们必须而且也有条件超越中国的历史和政治文化传统，把政治真正作为一种学术来研究。新中国政治发展的历史表明，政治学的发展是政治发展的重要基础。邓小平同志从“”的教训中，深深地体会到了这一点，所以，他在1979年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在强调了经济理论研究的重要性后指出说：“不过我不认为政治方面已经没有问题需要研究，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10]这就为新中国政治学的完全确立和在这十几年有效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其次是在研究的价值关怀上超越政治。政治学是一门科学，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范畴和体系。虽然在政治学范畴中，各种政治问题都可以上升为学术问题来研究，但政治学的研究对象的政治性决定了不论我们如何把政治问题上升为学术问题，我们都无法使政治学的研究完全脱离开政治。事实上，如果我们完全脱离了政治，政治学研究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但是，政治学研究不能脱离政治并不意味着政治学研究也不能超越政治。超越政治，不是从政治学的具体研究而言的，而是从政治学研究所追求的价值而言的。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中，学术研究的生命力，与该学科所追求的终极价值密切相关。关于这个问题，在二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就已说得非常明确：“世上一切学问（知识）和技术，其终极（目的）各有一善；政治学术本来是一切学术中最重要的学术，其终极（目的）正是为大家所最重视的善德，也就是人间的至善。”[11]那么，在现代社会，政治学研究所追求的人间至善是什么呢？亚里士多德在创立政治学时，给出了一个十分基本的命题，即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马克思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这个命题。从人类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个命题实际上表明了人类生活和发展的一个基本道理：人的存在决定了政治存在，政治是人的内在要求，政治发展最终是基于人的发展。政治与人的这一基本关系，决定了我们的政治研究的最终目标不是政治本身，而是人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只有基于这样的终极关怀，政治学研究才能始终保持崇高的理想和强烈的历史责任感与社会责任感，从而能真正有效地推动政治的发展与进步；同时，也只有在这种终极关怀下，政治学研究才能在不脱离政治的同时，超越政治，从而获得应有的生命力。

再次是在研究的学术体系上超越西方。中国政治学是在引进西方政治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虽然我们现在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但是从整个学术体系来说，我们的基础还是西方政治学。因此，中国政治学天生具有两大特性：一是在有意无意中，总是跟在西方政治学后面跑；二是在有意无意中，总是习惯性地以西方政治学理论作为中国政治学研究的理论背景。在一定条件下，这两大特性对中国政治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首先使中国的政治学在近现代得到确立和发展；其次使中国政治学在推动中国政治文明形态从传统走向现代中起到应有的作用。但是，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特别是随着中国现代政治实践的逐渐成熟，中国政治学天生具有的这两个特性就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中国政治学的发展：首先是一定程度上使中国政治学对中国政治的研究脱离中国实际，在西方的概念或理论下，把复杂的中国政治发展概念化、公式化；其次是使中国政治学本身无法十分自觉、有效地发展自己的理论、思想体系和研究方法。西方政治学在世界上的地位，决定了非西方国家政治学发展都普遍跟在西方政治学后面，并深受其影响。发端于古希腊的西方政治学发展已有上千年的历史，对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所以，不论从哪个角度讲，西方政治学中有很多东西是值得我们学习、参考和借鉴的。但是，西方政治学毕竟是随西方政治的发展而发展的，而西方的政治发展有其自身特殊的逻辑和过程，因而，西方政治学发展的历史和社会基础决定了西方政治学在世界政治学发展中处于领先地位，但其思想、观念、结论和方法，由于有比较强的西方文化和价值背景，并非都具有普遍意义，因而，也并非都适用于非西方国家。美国在60年代搞的向发展中国家输出民主的政治试验的失败已充分说明了这一事实。因此，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就有一个如何对待西方政治学的问题。从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来看，首先是努力学习、参考和借鉴西方政治学，其次就是要超越西方政治学。中国引进、学习、参考和借鉴西方政治学的基本目的，就是要发展中国的政治学，推动中国政治发展，因而，对于中国政治学发展来说，学习、参考和借鉴西方政治学，只是一种发展的手段，而不是发展的目的。如果真正认识到这一点，那么我们从推动中国政治学发展的目的出发，就能在学习、参考和借鉴西方政治学的同时超越西方政治学。中国独特而漫长的政治文明发展史和丰富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为中国政治学进行这种超越，并实现自身独立发展和独特研究体系的创立提供了厚实的基础。中国政治本身为中国政治学发展所提供的丰富的思想资源和经验对象，决定了中国政治学完全能够在学习西方的同时，以对中国社会和政治全面、深入的研究为基础，超越西方政治学，实现自身的独立发展，从而最终发展出能表达中国价值、体现中国文化精神以及揭示中国社会和政治发展内在逻辑的中国政治学。

最后是在研究的学术水准上超越中国。在当今世界，任何国家的任何一种学术所具有的地位和生命力，不是从国家的范围来评价的，而是从国际的范围来评价的。因而，学术本身是否具有国际性，对当今的学术发展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在我国各学科中，政治学在这方面面临的问题比较大。这一方面与我们政治学发展水平相对落后有关，同时与政治学研究对象（即政治问题有诸多的敏感性）有关。学术的国际性，并不在于学术思想和观点的国际性，重要的在于学术本身研究价值的国际性，具体讲，就是在于学术研究本身所达到的水准是否具有国际水准。中国政治学要超越中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的。学术研究本身的水准，主要取决于研究领域、研究思想、研究态度和研究方法，而这其中，研究者的研究思想、态度和方法最为重要。因为，有什么样的研究思想、态度和方法，不仅决定我们对政治学研究领域的确定和开拓，而且决定中国政治学研究的科学性、先进性和国际性。新中国的政治学是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下发展的，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说，中国的政治学发展已经基本确立了自己比较成熟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于中国政治学发展来说，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所提供的是一种分析政治现象，思考和判断政治问题的哲学背景和思维方法。这种哲学背景和思维方法，对我们在从事具体的政治学问题研究时所持的研究思想、态度和方法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它高于后者，但不能完全包含后者。实际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术研究在创立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同时，也确立了可供我们学习和借鉴的科学的研究思想、态度和方法。遗憾的是，我们长期以来把研究的思想、态度和方法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简单地等同起来，忽视了研究思想、态度和方法本身的发展与创新，把许多问题简单化、形而上学化，从而限制了政治学研究的科学性和学术水准。因此，中国政治学要超越中国，具体来讲，就是中国的政治学研究应充分应用国际上先进的研究思想、研究方法，并以科学精神为统帅，从而实实在在地提高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整体水平。

为中国政治学寻求学术支撑是中国政治学者的共同责任和奋斗目标，为此，正如上面所分析的，我们应通过自身脚踏实地的学术努力，使中国政治学在研究的学术定位上超越传统，在研究的价值关怀上超越政治，在研究的目标追求上超越西方，以及在研究的思想、态度和方法上超越中国。中国的文明与历史、现实和未来，都要求中国有一门成熟的政治学学科在推动中国社会全面发展中起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