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范文10篇

几天来，本报《倡导礼仪新风系列报道》成了社会热点，记者接到众多读者和新人以及婚礼参加者的来信和电话，为了让文明礼仪新风和文明城市的市民形象走进民间礼仪行业，让司仪队伍的正规化，记者昨天走访了这一行业的专家学者和权威，会诊“礼仪行业”的弊病，开出切合实际的药方。

黑龙江省曲艺家协会名誉主席、著名曲艺艺术家黄枫先生在接受采访时说：“我是哈尔滨首家礼仪公司创始人，在1980年就搞礼仪，当时顾问是马三立，司仪邀请的是哈市的一些知名人士。我看司仪行业应当有一级组织进行管理，组织培训，持证上岗。礼仪公司也应该有指导单位对其进行约束，不能收钱了事，对有投诉的，坚决取缔。好的司仪应该是文化人，给人留下美好的回忆，语言优美，词汇高尚，包袱有品位，整个过程就是脱口秀。司仪不像大家理解的就是伶牙俐齿，能歌善舞，考察一个司仪要有对婚礼文化、流行趋势的把握，要有他个人的才艺表演，要有一定的控制场面的能力，包括礼仪、服饰、内容的设计是不是合理，是不是符合传统，是不是能够引领时尚这样一些标准。营造一种喜庆热烈、神圣庄重的婚礼气氛。主持风格庄重、大方、高雅、温馨，注重婚礼的个性化处理，善于将新人不同的文化、社会背景，生活、恋爱经历同婚礼的形式及内容巧妙结合，气氛热烈煽情。司仪还应该与时俱进，吸收先进文化、先进思想，层次、品位、格调要高雅，不要庸俗无聊。有的司仪到处抬自己的师傅说事，师傅教你是让你继承传统文化的精华，而不是搞封建帮会，司仪一定要是正派的人，一身正气才能代表城市形象，做市民形象的文明代言人。”

黑龙江省曲艺家协会副主席、秘书长孙静波对记者说：司仪文化要融入主流文化，就要靠舆论的支持和正确的引导，整合现在的市场，对塑造文明市民形象很有必要。我们作为指导单位，要与有关部门联手，组织培训，加强管理，引导文明的服务。同时，市民也应该提高素质，不要盲从地媚俗跟进，这也是庸俗司仪拥有市场的一个条件。

另外就是有些部门的不负责任，千万不能再出现某次司仪大赛，129个选手，得129个金牌的现象，更不能出现所谓的号称“司仪专业委员会”的组织，队伍不大，主席、副主席有28个。

哈尔滨市曲艺家协会主席胡振东说，司仪必须管理起来，这种大众民俗活动应该成为构建文明社会的一个分子，司仪整体素质必须提高，业务水平必须加强，否则与文明城市越来越远。具体应该加强管理，集中培训，训练语言技巧，定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进行综合素质训练，当然还要有为人民服务的热心。

哈尔滨马虹礼仪公司总经理马虹在礼仪行业已干了10年，承办了我省我市一些重要的大型礼仪活动，她说，礼仪公司首先应该讲究礼仪，讲究道德、诚信、修养和文化，如果单纯为了赢利，而没有优质服务，以欺骗和不正当竞争拉客户，一定是自取灭亡。规范管理是一方面，客户也应当睁大眼睛，选择有能力和信誉的礼仪公司来做有层次和品位的庆典活动。

薛暮桥是无锡人的骄傲,不仅因为他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而且是中国改革的积极开拓者、实践者,一位忠诚于党、国家和人民事业的坚强战士。他早年投身革命,远离家乡,但始终热爱家乡,关心家乡的建设和发展,也从家乡人民的创新实践中,探索发展规律,汲取理论营养,熔铸他正直踏实的学术品格。

薛暮桥,1904年10月出生于无锡礼社。薛氏是无锡的大族,但他家却面临家道中落,父亲在农村办学经商,因深陷债务而不能自拔。薛暮桥读完小学和3年初等师范,就辍学到铁路局当练习生,走上了独立谋生的道路。

20年代末30年代初,薛暮桥跟随陈翰笙对无锡农村经济进行调查,随后又参加对广西、广东等农村的一系列调查,与一批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一起,以翔实的调查资料和深入的分析研究,论证中国社会的性质,与共产国际和中共内部的托派展开论争,批驳统治阶级及反动文人的种种谬论,为认清中国革命的目标、任务和动力提供了依据。薛暮桥的学术处女作《江南农村衰落的一个缩影》,就是以无锡农村为例证,深刻揭示了中国的经济社会关系,并对与此相关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作出了回应。

1957-1958年,担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兼统计局局长的薛暮桥,又一次主持对无锡等地的农村调查。这是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基本确立的情况下,对中国农村、农户经济状况的一次有针对性的调查。虽然由于当时特定的经济形势,调查没能形成系统的研究成果,但是,这次调查补充了无锡、保定22个乡村1937年、1948年的历史资料,加上1929年和1958年的调查资料,形成一个前后连贯、有历史跨度的系列资料。更重要的是,这一次调查使薛暮桥对当时经济工作中盲目攀比、浮夸冒进的情况有了清醒的认识。他在调查研究中的一些理性思考,特别是尊重客观规律、强调经济结构协调平衡的认识,分别融入了他这一时期参与写作的《中国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一年来中的经验教训》等论著之中,留下了诸多真知灼见。

“”中,薛暮桥被列为“反动学术权威”、“修正主义分子”,隔离审查,关进“牛棚”,送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但他身处逆境,雄心不灭,利用“靠边站”的机会,潜心研读马列原著,构思编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1975年恢复工作后,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风尘仆仆到江苏、安徽、山东进行调查研究。不久,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决定把党的工作重点转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薛暮桥受到巨大鼓舞。他毅然回到家乡无锡,闭门谢客,集中精力撰写《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一书。这项研究系统总结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深刻反思,积极探索新的发展道路。该书多次翻印再版,总计印数达1000万册,并被译为多国文字,在国际上产生了广泛影响。它理所当然地被称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启蒙教材,中国转轨经济学的开山之作。

整个80年代,薛暮桥对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思考始终没有停顿。他深入各地调查研究,认真探讨改革开放所涉及的各个方面的问题。从企业改革到政府调控,从流通体制改革、价格改革到通货膨胀治理,从财政、金融体制改革到经济特区建设,他都提出过切中肯綮的意见。这期间,他多次回到家乡无锡调查研究。家乡人民记忆最为真切的是,他对正在起步发展的社队工业(即后来的乡镇工业)给予高度肯定,在与当时上海市县工业的比较中看到农民迈上工业化道路的内在活力,同时也指出对于结构布局加以调控管理的必要;他对于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抱有很大希望,把家乡无锡称为“两头在外”的成功范例,进而思考与腹地发展战略相配合的问题。

一、管乐音准的概念

乐器演奏中所发出的音高,能与一定律制的音高相符,称之为音准。乐器演奏过程中,随时都要通过演奏者的调控来解决音准。音准的取得,依靠于敏锐的听觉、优良的乐器、娴熟技巧与适宜的演奏环境。乐器的形体结构、音的张力变化以及空气湿度,都能对音准产生影响。就长号来讲,气温上升可以使长号的管体略微伸长,但同时气压降低,声速提高,频率也随之增高(据实测,气温每升10℃可使管乐器发音升高3音分)。长号与钢琴合作时,都以平均律为准则;在独奏、重奏、合奏时,长号常常需要偏离平均律而趋近纯律或五度相生律,才算达到音准要求。由于以上多种原因,导致长号在音准上很难控制。而音准问题是管乐学习中的重要环节,它是成功演奏作品的基本保障。

二、影响管乐音准的主要因素

(一)气息的运用。

主要是气息通过嘴时振动发出的声音,使声音通过伸缩管而传递出来。长号可以说是接近人声的乐器,长号的U形管犹如人的声带,一直畅通无阻。在气流的贯通下,只要移动把位,音就会有变化。音与音的变换必定会出现泛音,就如同人的声带一样。

当气息稍有不稳,就会使音发生变化,从而导致音准发生变化。在任何情况下,气息的运用都是不可忽视的。

一、编辑定位的演变历程

一百多年前，伴随着中国学术期刊的诞生，与之相关人员分别具有了编辑、作者、读者的不同身份。在之后的五十多年里，编辑、作者、读者三者所扮演的角色虽有不同，但由于“编研一体”的传统，编辑常由学者兼任，学者可以在编辑、作者、读者三个角色间可以自由切换，因此其差异并没有那么泾渭分明［1］。1980年代中期，国内学术期刊开始实行审批制度，新闻出版署的《期刊管理暂行规定》中明确指出，创办正式期刊“应当具备”的条件之一就是“有健全的编辑部、有符合本专业要求的专职主编及一定数量的专职编辑”。其中，“专职主编”和“专职编辑”的规定成为所有期刊编辑必须职业化的法律依据［1］。该规定将编辑与学者分离开来，职业化后的编辑不得不开始思考该如何处理与学者之间的关系，以及自身身份定位问题，进而产生了“编辑中介说”“编辑再创造说”等理论研究［2，3］。然而，上述理论无法让编辑脱离对作者、读者的依附和依赖，也不能实现职业化给编辑带来的直观好处———公认的与学者对等的独立地位，因此又有人提出了“编辑主体说”。“编辑主体说”将独立审稿权、以及对学术媒介和学术传播的控制权作为确立编辑主体地位的基点。但与此同时，权力越大，责任也就越大，对编辑的能力要求也就越高。要实现“编辑主体意识”，编辑必须把自己修炼成全能型学者和优秀编辑合体人;要成为全能型学者，编辑必须走“学者化”道路［4］。“编辑学者化”一经提出，立刻引发热议，国内期刊界纷纷列举国外顶尖学术期刊编辑的各种学术成就和专家头衔，并以此作为榜样，鼓励自家编辑积极向学者型编辑转型，如进行在职研究生、博士生等继续教育学习，参加各种科研项目研究等;也有不少期刊选择直接招聘学者担任编辑工作。但理想是丰满的，现实是骨感的，无论是培养学者型编辑的道路，还是招聘学者型编辑的想法，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都遇到了不少问题。

二、编辑“学者化”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1．职业编辑向学者型编辑转型存在的困难。以《高电压技术》为例，该编辑部目前共有编辑6人，其中硕士5人，本科1人，均毕业于电气专业。响应“编辑学者化”的号召，有2名编辑正在进行电气专业在职博士生教育学习，有1名编辑正在进行新闻专业在职硕士生教育学习。单从编辑专业和学历来看，该编辑部已具备了一定的向学者型编辑转型的基础，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却并不顺利，主要存在以下问题:(1)学科壁垒问题目前，中国科技期刊的报道方向多为综合性、一级学科或二级学科，而一个一级学科下面一般有着多个二级学科，一个二级学科可以继续细分为多个研究方向;正常情况下，一个学生通过4年本科+3年硕士+3年博士总共10年的全日制学习，也只能较为准确、熟练地掌握某个方向的知识，远不能称为专家;而对于已毕业多年、未能一直坚守科研一线的科技期刊编辑，成为某一方向的专家远不止“十年磨一剑”那么简单。即便一个编辑能成为某个方向的专家，那他又如何能准确评价来自其他研究方向的论文呢?但由于目前对科技期刊的考核评价多以影响因子、被引总数等指标作为统一标准，为了提高各项数据，期刊就必须追逐科研热点，实时动态调整期刊的组稿方向和栏目设置，但一个编辑所掌握的专业知识却不可能实时调整，“唯指标”的评价体系加剧了科技期刊的同质化竞争，也让编辑无法沉下心来，将“学者化”坚持到底。(2)时间和精力的限制不同于人文社会学科，自然学科的研究大多在特定的实验场所进行，需要特定的研究工具，并且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需要专业人士的指导，因此，若要实现编辑学者化，编辑必须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到高校、实验室、项目现场，实际参与各项科研工作中，并积极参加各种学术交流会议，才能及时掌握学科的前沿领域及发展趋势。但与此同时，编辑也不能主次颠倒，必须保质保量地按时完成各项本职工作，并同时兼顾家庭事务。《辞海》将“编辑”定义为从事组织、审读、编选、加工、整理稿件等工作的人。根据该定义，可以将编辑工作分为两类:负责组织、审读、编选稿件等工作的学术编辑和负责加工、整理稿件等工作的技术编辑［5］。这两类编辑的工作内容性质存在差异，所需的能力也截然不同，因此国外顶尖科技期刊对编辑工作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分工，而其所说的编辑多指学术编辑。而很多中国科技期刊出于体制限制和人手不足等原因，仍停留在传统小作坊生产模式，不管是学术编辑工作还是技术编辑工作，又或者是其他行政管理、技术服务、数据统计等工作，全部都分摊给各个编辑。在本职工作量已较为饱满的情况下，编辑很难抽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泡在”实验室里学习专业知识，而仅仅靠阅读专业文献得来的理论知识显然不足以支撑编辑成为该领域的“专家”，最终也只能回归“杂家”或“编辑匠”的身份。(3)主观能动性不强依附于现有的科技期刊管理体制，大多数有着多年工作经验的老编辑主要从事以文字润色、加工为主的技术编辑工作，工作性质较为稳定且安逸，已形成一定的舒适区，而科学研究是一个不断学习、长期积累的过程，若编辑本身对科研工作缺乏兴趣，就缺少向学者型编辑转型的内在驱动力;再加之“体制内”“终身制”“大锅饭”的薪酬分配制度，“不做不错，多做多错，宁可不做，不能做错”的懒政思维，使得编辑“学者化”缺少外在激励，编辑、亦或是编辑部管理人员都更愿意安于现状，对于进行创新和转型的主观能动性不强。2．直接招聘学者型编辑遇到的问题。鉴于将“技术型”老编辑培养成“学者型”编辑存在上述的学科壁垒、时间和精力不足、主观能动性不强等问题，也有编辑部尝试直接招聘学者型编辑，将专业水平、科研经历、博士学历等列入应聘要求，但在招聘过程中也遇到了不少问题。首先，由于国家政策对出版行业不够重视以及社会大众对期刊工作的固有印象，期刊编辑往往被贴上了“文字加工”“服务人员”“为他人做嫁衣”等标签，导致编辑的社会地位不高，行业整体薪酬和发展潜力有限;另一方面，以前的科技期刊编辑多呆在办公室与文字打交道，工作时间和地点较为固定。因此科技期刊招聘时，总会吸引大量不想去科研一线、追求稳定的应聘者;而对于那些科技期刊极度渴望的学术型人才，他们则往往更青睐于具有挑战性、成长空间大、薪酬更高的科研部门。简而言之，期刊部门所能提供的薪酬待遇、发展前景等与符合招聘条件的应聘者的需求不匹配，因此很难直接招到学者型编辑。再者，自从1980年代开始编辑职业化道路以来，学者与编辑间的人才交流和身份转换变得愈发困难，若一些教职人员和科研人员想“半路出家”，转任科技期刊编辑，就必须放弃原有职称，转评编辑系列职称，否则，即使他们接受了相关编辑业务的专门培训，并拥有丰富的编辑工作经验，也不能获得相应的编辑资格，以至于不能名正言顺地担任编辑工作;而一旦转为编辑，要想返回原岗位将十分困难。这样的编辑职业化制度使得原本有意愿到期刊编辑部工作的学科专家望而却步［1］。

三、编辑“专业化”发展亟需解决的问题

由于科技期刊的受众(包括作者和读者)是学者，要获得学者的真心认可，必须置身于学术界之中，以学者的身份与其进行平等交流，因此虽然编辑“学者化”存在诸多困难，但其仍是所有科技期刊学术编辑的宿命。需要指出的是，并不是所有科技期刊工作人员都需要“学者化”，除了学术编辑以外，技术编辑、美术编辑等其他非学术编辑在科技期刊出版过程中也同样扮演着重要角色;此外，随着数字化、网络化技术的发展，一些国内外顶尖科技期刊越来越重视对数字技术、新媒体运营等人才的培养。因此，笔者认为，科技期刊不应一味要求所有编辑都成为学者型编辑，而应鼓励编辑根据自身性格和专长，为自己量身制定发展方向和目标，使每个编辑都成长为具有一技之长的“专业型”编辑;之后也可以根据编辑部现有人员结构和未来发展需求，有选择性地进行人员招聘。然而，无论是编辑“学者化”还是“专业化”，除了需要编辑自身的努力外，还需要科技期刊、学术出版行业以及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1．规模化经营和专业化分工。期刊的规模化经营和专业化分工是实现编辑“专业化”的前提。国际主流期刊大多在高度专业化分工状态下进行期刊的编辑、出版、运营工作。纵观国际期刊出版经营格局，爱思唯尔、施普林格等国际出版巨头在创建之初都是家庭作坊式的小企业，随后通过频繁的、大规模的资本运作、并购和结盟，成功地实现了规模化、集团化经营路线。他们出版的科技期刊少则几十种，多则几百种或上千种。除学术编辑工作外，不少期刊还专门聘请了负责文字校对和润色工作的文字编辑，负责封面、图形、表格的设计和绘制的美术编辑等;此外，其下设的出版、销售、订购、广告、宣传等专业化部门也都在统一管理下有序开展各项工作。当每个人只对一类业务负责时，就更容易成为该领域的专家，整个出版集团也就更能凝聚和造就出一流的“专业型”人才，从而不断发展壮大，形成良性循环。2．建立科学的期刊评价体系。我国于20世纪初引入SCI期刊统计指标和量化数据而逐步形成的现行科技评价方式，以其简单直观、易用统一等特点受到普遍认可，并在国内科技领域得到广泛推广使用，确实为助推科技进步、树立中国影响起到了巨大的推动和促进作用。但随着我国科技创新能力的显著提升以及科技期刊的多元化发展，“唯指标”的期刊评价机制已越来越暴露出其单一、片面与局限的问题。期刊影响因子，即期刊在某年的影响因子是指该年引证该刊前2年论文的总次数与前2年该刊所发表的论文总数之比［6］，是一种采用文献计量学指标来间接地评价科技期刊的方法，该指标的高低可以反映从事该领域研究的人员数量及关注热度，但并不能直接反映某本期刊或某个研究成果的学术水平。基础研究类、科技应用类、科普类期刊都各有各的功能、各有各的使命［7］，即便是同一学科，其下设不同二级学科的受众范围、学科特点也都各不相同，科技期刊是学术交流的平台，既然不能用医学的标准来评价电气学科，那也同样不应用统一的标准来衡量和要求所有科技期刊。若各类科技期刊都能根据学科特点各司其职的话，那么各期刊编辑、特别是学术编辑，也就可以一直保持初心，深耕自己的专业领域，而不用因影响因子、总被引数等第三方评价指标和单位考核要求，被迫去追逐科研热点。因此急需建立一套科学的期刊评价体系，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两方面着手:(1)完善第三方评价机构(如中信所)评价指标，例如根据不同学科特点，建立不同的评价体系，以增量百分比代替绝对值;将评价时间尺度放长一些，不急于对研究成果下结论等等。(2)让学者更多地参与到科技期刊评审中，让科技期刊回归学术共同体。科技期刊的本职是为学者提供一个学术交流平台，其从业人员是编辑，其服务对象是学者，只有同行编辑能评价其编校质量，也只有同领域学者能评价其学术质量，第三方评价机构的数据指标只能作为评价参考，而不应成为期刊发展的指挥棒。3．提高编辑的地位和待遇。笔者认为提高编辑主观能动性的办法有以下2种:一是让编辑从事自己感兴趣、较为擅长的工作，从而获得心理上的满足和成就感，让编辑主动成为“专业型”编辑，此为内在驱动力;二是提高编辑的社会地位和待遇，在编辑能力培养、薪酬福利、职称职务上给予更多的支持和认可，为期刊引进更多优秀的专业办刊人员，此为外在激励。以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主办的顶尖期刊《Light》为例，为了打造专业编辑队伍，引入了一位中国科学院二级教授来担任常务副主编，其工作非常努力，一直在一线打拼;编辑部的年轻编辑全部是博士，符合要求的都已提到了副研的高级职称，所有这些都可归结为领导给与了期刊足够的重视，给与了编辑部员工较好的待遇，从而才能留住这些优秀的人才。

【摘要】国内访学是我国教育部针对高校教师的职后继续教育而制定的一项政策，目的是有效地提高高校教育者各方面的知识水平。理性地认识当前国内访问学者继续教育中存在的问题，积极探索实现访学继续教育的有效途径，是提高访学质量的关键。

【关键词】高校教师；访问学者；继续教育；实现途径

为了不断提升自身素养，适应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需要，高校青年教师迫切希望通过多种学习途径以谋求个体发展。其中，国内访学是比较好的一种继续教育方式，受到广大高校教师的认可。2004年，教育部办公厅正式颁布了《高等学校青年骨干教师国内访问学者项目实施办法》。

一、国内访问学者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国内访学继续教育对于高校教师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从教育目的的角度看，它可以促进人才培养质量，提高教育水平。从教师专业化的角度看，国内访问学者进修有利于教师专业化水平的提升。［1］但就目前国内访问学者的情况而言，还存在着很多问题。

（一）推荐单位对国内访学的宣传不够

摘要：美国高等教育管理模式是当代各国研究的主要对象，但从美国的高等教育历史来看，最初也是选择性的移植欧洲各国的，学者管理和专家管理在其高等院校管理史上是两股重要的力量，但是随着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也彼此消长及发展着。

关键词：美国；高等院校；学者管理；专家管理

经历了百年的风雨之后，美国的高等院校成为了美国现代社会中最重要的组织机构之一，并且其重要性仍在与日俱增。现代社会大学被誉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站”，同时社会的进步也为大学的发展提供了合适的土壤。

美国大学起源于殖民地时期创建的学院，它“更像我们今天叫做中学的机构，而不是今天的学院和大学”。但是殖民地学院在以后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非但没有朝着中等学校的方向发展，成为中等教育机构，相反，为了适应社会经济、文化、科技发展的需要，经过两个多世纪的发展后，最后成为了与西欧国家传统大学相媲美的具有美国特色的大学，但在其内部管理模式方面却发生了与西欧国家的大学相区别的特色。正如克拉克·克尔所说：“美国学院和大学管理是传统和体制的积淀，与其说它是有意义的思想，毋宁说它是历史的馈赠。”纵观美国高等院校管理发展历史过程，可以把它分为三个时期来进行分析。

第一个时期，从1636年哈佛学院建立到1819年达特茅斯学院案裁决。第二个时期，从1819—1915年美国大学教授协会建立。第三个时期，从1915年至今。

在这三个时期中，每一个时期，美国社会文化背景都有着深刻的变化，高等院校的发展也呈现了不同的特点，高等院校的管理也被打上了时代的烙印。

论文摘要：当下的学者散文创作精品匮乏，风光不再。究其原因，大致有时代原因、艺术表现原因、学者自身原因

论文关键词：学者散文疲顿原因

二十世纪末至二十一世纪初，学者散文曾煊赫一时，它引领中国散文创作从马鞍形凹槽中走了出来。在这支作家队伍中，既有季羡林、张中行、金克木等“老生代”名宿，也有余秋雨、陈平原、雷达、赵园等“中生代”中坚，还有祝勇、林贤治、余杰等“新生代”新人的加盟，他们的散文或随笔创作，将书斋艺术融入社会文化，用学者精神灌注民众生活的努力，大大拓展了知性美的空间，促进了文学特别是散文艺术的进一步发展。总体来看，“学者散文让我们看到了二十世纪末中国知识分子的所思所感，看到了一代学人艰难不屈的治学人生路”①。

然而到了今天，严格意义上的学者散文受到了外在的各种形形色色的散文随笔的冲击，也受到社会文化体制的汰选；内在的由于创作者和创作方法的根本矛盾导致学者散文走向了今天的颓势。探究其由盛转衰的原因或可为后人提供些借鉴。

一、时代原因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余秋雨散文的出现令我们眼前一亮。当时余秋雨先在《收获》杂志专栏刊登而后又结集出版的《文化苦旅》，虽然出现诸多的知识性缺憾和写作技法方面的不足，但能将写作资源定格在历史的废墟上，文采翩翩，畅往以思今，他的作品的出现，学者散文大受追捧，令作者和出版商大感意外，更有洛阳纸贵之势，遂引得和者随者接踵而至。市场、媒体、读者与众多被边缘化的知识分子或仍然处在主流位置的文人共同组接了一个泱泱大观的学者散文传播系统。当时的学者散文之所以如此辉煌，是因为它恰好把握了当时的文化语境。当代散文在建国十七年主要是以抒情散文为主，且主要歌颂“新时代”，歌颂社会主义，歌颂朝鲜战争等，创作空间非常狭小，成就最大的三大家也成为散文创作的固定格式，反过来又限制了散文的发展。“”后的散文出现了艺术上散文概念的“窄化”倾向，内容上主要批判“”。这些散文多远离作者心灵，少有作者的内心体验和感悟，正因为此，散文批评家在一九八六年至一九八八年间开展了关于散文发展和革新的大讨论，在这种期待中，学者散文应运而生，余秋雨散文的出现，肇始了文人尚可以在工具理性的旗帜之外另择创作路径，迎合了接受者批评家对散文新体式与散文作家身份新定位的双重期待，其对文学发展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

各街道党工委，各镇、乡党委，区委各部委、区直各部门党组（党委、总支、支部）、各人民团体、各区属国有重点企业：

现将中共重庆市委组织部《关于做好**年“西部之光”访问学者选派工作的通知》转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凡有自愿报名者，经单位同意，于本月25日前报区委组织部送审。

**年4月23日

关于做好**年“西部之光”访问学者选派工作的通知

各区县(自治县)党委组织部、市级国家机关有关部门组织（干部、人事）部（处）：

根据中组部、教育部、科技部、中国科学院《关于做好**年西部之光访问学者选派工作的通知》精神，现就我市**年“西部之光”访问学者选派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随着信息科技的发展，爆炸式增长的学术性研究成果，使得文化产业市场不断扩大，传统的学术交流模式和传播方式已不能完全满足网络环境下的学术交流需求。开放获取(OpenAccess，简称OA)的出现无疑解决了这一难题，OA是一种基于网络的电子期刊出版方式，能够实现科研成果的共享。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ISI)对其定义是:任何经由同行评论的电子期刊，以免费的方式提供给读者或机构下载、复制、打印、检索或发行文章。然而，随着开放获取的发展，OA学术出版的盛行，使得学术出版过程涉及权利和经济利益的博弈，成为有利可图的领域。出版商们积极利用开放出版模式，通过创建掠夺性期刊来牟取利益，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掠夺性期刊不仅伤害个别学者的经济利益与研究心血，也给学术界带来伪科学风气。对此，本文在进行全面梳理OA研究现状的基础上，细化对掠夺性期刊出版商特点的研究，就OA出版中存在的掠夺性期刊出版商与普通期刊出版商发出的信号如何影响学者的选择进行探讨，通过构建信号传递模型，寻求规避学者声誉受到影响以及营造良好学术氛围的办法。

1文献梳理与回顾

OA运动在国际范围内发展迅速，OA出版期刊已逐渐发展成为主流化学术信息资源。学者们从各个角度对OA期刊进行研究，其中包括OA出版模式、OA出版、OA出版商、OA对图书馆的影响、OA期刊质量的衡量因素———影响因子、掠夺性期刊OA的产生原因与危害等内容。王宁宁通过探讨欧美图书馆联盟与OA出版的模式，提出需要注重整合OA出版资源的建议［1］。张晨鑫提出在开放获取的版权方面会涉及到的问题，如OA对用户免费共享知识的保护力度、免费性是否侵害知识成果、第三方的共享知识是否合理等［2］。杨继慧从文本挖掘技术视角，分析了国际期刊出版商的版权立场，即应该积极参与版权博弈［3］。王岚则是通过比较出版商的收费项目以及不同形式的OA出版收费政策，建议图书馆参与OA出版开支管理的过程［4］。秦小川研究基础科学类完全OA出版对期刊印证指标的影响［5］。图书馆作为文献资源保存的重要场所之一，其传统文献存储保护势必会受到OA的冲击，为此，不少学者研究了OA对于图书馆的影响。有学者从图书馆出版服务的角色定位进行研究，杨敏对于图书馆在新的学术出版环境下的转型进行探究［6］。还有学者探讨了图书馆在新环境下学术出版素养教育等。更有学者针对掠夺性期刊进行多方面研究:(1)掠夺性期刊产生的原因及后果。陈铭认为产生的原因为迎合科研人员需要，带来的危害除了损害作者的学术声誉，还会带坏科研风气，侵蚀科研环境［7］。郭进京等人通过对劫持性期刊的期刊网址、影响因子、国别和地区分布等多方面进行调研之后，认为产生原因有:经济利益驱动、网络高速发展为欺诈人员提供了便利条件;年轻科研人员起步初期，抓住其心理与发稿需求。后果除了对作者的声誉造成影响之外还有金钱损失，再就是给正规期刊的投稿率带来影响［8］。(2)掠夺性期刊的防范措施及应对办法。杨克魁提出要规范落实同行评议、完善编辑出版流程管理以及实行有效的管理监督机制等［9］。郭进京建议投稿作者要从多角度进行识别和判断。(3)针对某一学科的掠夺性期刊的研究。有学者从掠夺性期刊所处图书馆情报学领域进行特征以及运作模式的研究，并对学术图书馆提出了提供专业服务的要求。国外由美国科罗拉大学图书馆员JeffreyBeall对开放获取领域的掠夺性期刊进行跟踪揭示，提供了掠夺性期刊列表［10］。ElizabethGadd等基于对多个期刊出版商的特征分析，发现出版商的类型导致其与学术期刊市场接触的方式截然不同，主要表现为产品的价格［11］。MarkJ.McCabe等引入经济模型理解学术期刊市场OA的趋势，探讨在何种情况下，期刊相对于传统定价的期刊来说更喜欢开放获取，如商业期刊发现更多的OA对社会有好处，授权OA有助于改善福利，但如果完全取消传统的访问，可能会超出预期。陈志昌［12］在对开放获取进行SWOT分析时，认为威胁之一就来自于商业出版商。因大型商业出版商使用“大交易”来限制图书馆与出版商之间的合同。根据“大交易”，期刊出版商将在许多年内授予其所有图书的访问权限，严重威胁开放获取期刊的生命。NielsTaubert对比了出版商对OA出版物科学政策的态度，以此揭示商业模式和科学政策要求不同立场。综上所述，国内学者对于掠夺性期刊的研究主要为探讨现象、原因、危害以及应对措施。国外学者的研究大部分是基于对出版商、大学图书馆或是专家就他们所持开放获取的态度以及利益关系的访谈，还有一部分是研究开放获取中涉及到的绩效评估和同行给出的评价建议。然而，将身为开放获取中利益参考者的期刊出版商单独作为研究对象的研究甚少，本文想就期刊OA出版商与学者之间的信号传递模型进行分析。

2案例分析

近年来，在学术界发生的论文被撤稿事件引起社会广泛关注。SpringerNature出版集团旗下的《肿瘤生物学》(TumorBiology)期刊撤下2012－2016年所刊登的107篇论文，这107篇论文的作者全部来自中国，撤稿原因是论文作者编造审稿人和同行评议意见。撤稿虽然没有导致外刊对中国科学家的投稿采取更为严格的审稿流程，但是使得中国科研工作者的国际声誉受创。据统计，在2015、2016年连续两年的《肿瘤生物学》上，2/3以上的文章都是中国作者的，其中“国际合作论文”也占有显著比例。那么，为何会导致文章被撤?究其原因，即期刊与学者之间信息的不对称。在信息不对称时，为了实现交易带来的好处，有好消息的一方有积极性告诉没有信息的对方自己真实的类型。所谓信号传递，就是用可信的方式显示自己的类型。一个信号之所以是可信的，是因为同样的信号对不同类型的人来说传递成本不同。“好”类型的人传递该信号的成本低于“坏”类型的人，所以后者不敢模仿前者。因此，没有私人信息的一方可以通过观察信号判断对方的类型。在学者选择需要发文的期刊出版商时，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期刊出版商具有私人信息，学者不知道该私人信息时，就会观察对方的行动来试图了解对方。此时，期刊出版商的任何一种行动，都可能变成传递关于自己私人信息的一种信号。开放获取环境下，期刊出版商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如何根据自身的规模类型，对于自身面临的问题，作出相应的信号传递，确保在科学出版的情况下，自身利益不受损，让学者选择适合自己的期刊出版商发表文章。为此本文通过对期刊OA出版商传递信号及学者做出的选择进行分析，将OA出版商的类型分为普通期刊出版商和掠夺性期刊出版商。

3期刊OA出版商信号传递模型分析

1背景

医院国内访问学者制度是借鉴国外访问学者制度，结合了高校的培养学术带头人和学术骨干的特质，并结合了医院原有进修教育的基础，开展以项目为主体，促进各地卫生专业技术人才培养的体系。虽然访问学者项目在医院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各地仍在不断摸索发展中，但其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从国家的角度看，它可看作是国家人才强国战略基础性工程的组成部分。我院自2008年开始设立国内访问学者项目，旨在利用我院的临床、科研高地优势，吸引全国优秀医学骨干，通过我院临床和科研的相关培训，培养高层次医疗卫生专业技术人才，提高他们的自主创新能力。7年来我院已经接受了各项目访问学者总人数达184人。

2访问学者项目管理情况

2.1来源

我院接受的访问学者面非常广。分别来自福建省卫生厅项目、云南对口支援项目（包括卫生部县级医院骨干医师培训项目）、河南省卫生厅“515工程”县级医院骨干医师培训项目、教育部“西部之光”项目、新疆各级别项目及四川都江堰“三峡之光”项目、上海对口支援宁夏自治区项目、支援西藏日喀则项目等。

2.2进修时间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