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史范文10篇

一、章节体学术史的溯源

中国传统学术史肇始于战国后期，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的子学研究。其中，尤其以《庄子·天下篇》、《韩非子·显学篇》、《荀子·非十二子篇》为代表作。它们对先秦学术的总结具有以下特点：一是，以历史发展的观点总结前人的思想；二是，注重辨章学术，考证学术流派的传承关系；三是，采用概论体来总结前人的思想，重视对前人思想是非得失的评估。这种评估是从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的现实出发，具有鲜明的经世性。但这些篇章记载都很简略，且议论多，分析少，缺乏系统记载一代学术的变迁轨迹，学术内部的构成及其传承情况，且无固定的体例，因此只能算是学术史的发轫期。

西汉中期至隋唐的学术史研究，以总结儒学和释老之学为主要内容，以传记体、书志体、类传体为主要形式。司马迁的《史记》首开正史为“儒林”立传的先例，班固的《汉书》首开正史为“六艺”立志的先声，它们的设立，旨在记儒家之流派，述经学之源流。从历史编撰学的角度看，都具有独创性。

北宋至明的学术史以总结理学为主要内容，以学案体为主要形式。朱熹的《伊洛渊源录》是学案体的开山之作，全书以二程为纲，按道统传承的历史线索编修而成，通过辑录二程及二宋间与程氏学术有师友渊源的诸多学者的传记资料，注重理学源流的辨析以揭示道统传承的关系，同时注重学术内部师承关系的考证。它所开创的学案体，以理学家“闻道早晚”为序，先记传主行状，次记传主言论和著述，末附学者对传主的评论，兼有传记体和灯录体二种体例的特点，使记言和记行浑然一体。

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和由它发凡其例草创的《宋元学案》，是清初总结性学术史的集大成之作，代表了中国传统学术史的最高成就。《明儒学案》凡62卷，17个学案，记载了明代202名学者的生平、学行和思想，实为一部明学史。该书以明学的发展和演变为线索，记述了明初朱学的统治地位，及其明中后期王学的崛起和内部的分合。黄宗羲著述此书兼容并包，不以王学定取舍，力求反映明代学术思想史的全貌。《宋元学案》由黄宗羲发凡其例，其子黄伯家续纂，至乾隆初全祖望重加编订，厘为百卷。这部书对宋元理学史上有过重大影响的理学家和学术流派，都有论析。

从内容上来看，这二部《学案》系统地论述了宋明理学的全过程，系统清理了宋明理学家的思想脉络，综述了宋明理学史上的重大论争，不愧为总结性学术史著作。就体例而言，《明儒学案》确立了总论、传略、学术资料选编三段式的编纂结构，后经全祖望续修《宋元学案》加以发展，增加《附录》一目，又于其后以学侣、同调、门人、私淑、续传、别传等目为类，用以表明附目中人与案主的学统师承关系，并以“序录”说明学术传授关系，起到全书总纲的作用。这样，以理学家的传、著述选辑为主体，又有附录、序录等相配合，构成一个整体，能够更好地揭示每一案卷中各家各派的师承关系以及它们各自所处的地位，从而使学案体学术史臻于完善。

一定的学术是一定社会发展的产物，总是要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变化。的失败，反映到学术领域就是“采西学新说”以建构中国学术史的新体系，出现了象梁启超著的《论中国学术史变迁之大势》，刘师培的《周末学术史序》，章太炎的《清儒》、《学隐》、《学变》等用新观点、新方法写成的学术史著作，开创了学术史研究的新境界。

一、章节体学术史的溯源

中国传统学术史肇始于战国后期，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的子学研究。其中，尤其以《庄子·天下篇》、《韩非子·显学篇》、《荀子·非十二子篇》为代表作。它们对先秦学术的总结具有以下特点：一是，以历史发展的观点总结前人的思想；二是，注重辨章学术，考证学术流派的传承关系；三是，采用概论体来总结前人的思想，重视对前人思想是非得失的评估。这种评估是从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的现实出发，具有鲜明的经世性。但这些篇章记载都很简略，且议论多，分析少，缺乏系统记载一代学术的变迁轨迹，学术内部的构成及其传承情况，且无固定的体例，因此只能算是学术史的发轫期。

西汉中期至隋唐的学术史研究，以总结儒学和释老之学为主要内容，以传记体、书志体、类传体为主要形式。司马迁的《史记》首开正史为“儒林”立传的先例，班固的《汉书》首开正史为“六艺”立志的先声，它们的设立，旨在记儒家之流派，述经学之源流。从历史编撰学的角度看，都具有独创性。

北宋至明的学术史以总结理学为主要内容，以学案体为主要形式。朱熹的《伊洛渊源录》是学案体的开山之作，全书以二程为纲，按道统传承的历史线索编修而成，通过辑录二程及二宋间与程氏学术有师友渊源的诸多学者的传记资料，注重理学源流的辨析以揭示道统传承的关系，同时注重学术内部师承关系的考证。它所开创的学案体，以理学家“闻道早晚”为序，先记传主行状，次记传主言论和著述，末附学者对传主的评论，兼有传记体和灯录体二种体例的特点，使记言和记行浑然一体。

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和由它发凡其例草创的《宋元学案》，是清初总结性学术史的集大成之作，代表了中国传统学术史的最高成就。《明儒学案》凡62卷，17个学案，记载了明代202名学者的生平、学行和思想，实为一部明学史。该书以明学的发展和演变为线索，记述了明初朱学的统治地位，及其明中后期王学的崛起和内部的分合。黄宗羲著述此书兼容并包，不以王学定取舍，力求反映明代学术思想史的全貌。《宋元学案》由黄宗羲发凡其例，其子黄伯家续纂，至乾隆初全祖望重加编订，厘为百卷。这部书对宋元理学史上有过重大影响的理学家和学术流派，都有论析。

这篇文章的缘起可以追至八十年代末。记得在那时的某杂志编辑部的一次座谈会上，我曾提到过陈寅恪先生不仅是一位学问家，而且是一个思想家。当时确实没有人能了解这句话的意思。后来，即九四年在香港的一次国际学术讨论会期间，与一位我素来敬重的美学家聊天，又重新谈起这个话题。据那位美学家的说法，知识人不过有两个系统，一个是学问家的系统，一个是思想家的系统。并且明确将陈寅恪划入“学问家的系统”。这个划分不是没有道理。但是，我当时的感觉是他对于陈寅恪的了解十分有限，而且我相信他的这个看法代表相当多的人的看法。这令人惊讶地表明了当时的学术知识界对于陈寅恪其人其书有着深度的隔漠。然而有幸的是，随着最近有关陈寅恪的传记的两本新书出版，应该说这样的隔漠已经正在成为过去。尽管，我们可以说陆键东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用力虽勤而演绎稍多，陈定宇的《学人魂》又质实有余而略显平庸，但是他们所展示的第一手的材料，已足以向世人证明了谁是现代中国学坛最有思想的学人。我向来相信中国思想的表达方式有两种，一种是讲思想义理，一种是讲历史文化，后者即孔子所谓“载之行事之深切著明者”。同时也十分固执地相信思想家应该具有一种天民先觉的天赋才能，亦即熊十力先生所?瞥纭跋至俊倍恰氨攘俊保袷呛筇斓闹耙倒咝运芏腊缘淖ɡ肯衷谝丫っ髦泄跛枷胧访挥谐乱【椭辽俨荒苄春茫孕杞徊街っ鞯氖切闯乱∪鄙倭怂枷胝庖豢橐彩遣煌暾摹R蛭俏颐茄盎揭丫玫摹熬哂醒醯乃枷胗敫挥谒枷氲难酢钡睦硐胙耍獠攀瞧笸蚯У亩兰退枷胱詈笕壑乃健把嘶辍钡恼媸档自獭V劣诒疚模皇鞘酝冀樯芤桓霾⒉皇治酥さ慕执泄跏分湔疲庖坏湔朴直居κ亲魑乱∠壬醯囊桓鲈悖⒁猿率纤枷肼约邮椭ぁB健⒊露蛔植惶岽艘幻涞闹卮笠藕叮嗷蚩陕约用植挂印?/P>

本世纪二十年代末，陈寅恪结束了陈三立老人所期望的“后生根器养蛰伏”的海外游学生涯，受聘于清华国学研究院任导师。本来，于时代、于他深厚积蓄的西学素养，这正是一个辉煌闪爆的时际。然而在他开设的《佛经翻译文学》上，他却提到了《世说新语》中一个有名的典故：

愍度（支愍度）道人始欲过江，与一伧道人为侣，谋曰：用旧义往江东，恐不办得食，便共立心无义。既而此道人不成渡。愍度果讲义积年。后有伧人来，先道人寄语云：为我致意愍度：无义那可立？治此计，权救饥尔，无为遂负如来也（《世说新语·假谲篇》）。

这样一个充满乱世沧桑之感的故事，确实很能投合陈寅恪的性情。我们可以肯定陈寅恪并不是偶然为上课而引用这个典故。因为后来在他的诗文中又一再提到这个典故，来抒发一份“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的寂寞销魂意绪，以及“论学论治，迥异时流，而迫于事势，噤不得发”（《读吴其昌〈梁启超传〉书后》）的郁结，同时也正是表明他对于这个典故背后所蕴含的深义有独到真切的感应。一九四O年《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序》中，又重新引述了这个故事，然后说：

先生讲学著书于东北风尘之际，寅恪入城乞食于西南天地之间，南北相望，幸俱未树新义，以负如来。（见《金明馆丛稿二编》）。

又据《陈寅恪诗集》：

摘要:法治教育是我国学校教育的重要议题。改革开放之后，我国法治教育研究的发展经历两个时期：法制教育研究集中时期、法治教育研究集中时期。未来学校法治教育研究应关注学科逻辑，进一步拓展研究内容，合理借鉴域外经验，研究中国现实问题。

关键词:法治教育；法制；学术史

法治教育是我国学校德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追溯法治教育的发展历程，经由对相关政策与理论研究的梳理，可以认为我国学校法治教育经历了从法制到法治的演变过程。本文对中国知网上自1978年以后对“法制教育”和“法治教育”收录的547篇相关研究进行分析，发现法制教育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1980年，林秉申[1]首次介绍苏联的法制教育经验，到2014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发布以后，法治教育从学术论争走向政策，对法治教育的研究呈现井喷式发展。

1法制教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我国成文法律相对较少，法制教育均是以单个法律的宣传教育为主。1978年以后国家颁布系列相关法律并下达普法工作指示，中小学校开设法律常识课程。该时期的青少年法制教育肇始于改革开放之初，社会处于变革时期及国家的法制恢复建设时期，带有浓厚的时代色彩。

1.1法制教育概念的发展

学术期刊作为报道、传播科研成果的重要载体，自17世纪中叶第一种学术期刊《学者杂志》（JournaldesScavans）问世以来，就成为文献信息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术期刊诞生初期，期刊的种类少、刊载的文章数量小，它所承载的文献信息很容易获取。随着社会的进步、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学术期刊的种类快速增长，其所刊载的文献信息数量也随之成倍增长。如今，科学技术更是突飞猛进，社会的进步日新月异，全球每年出版的学术论文数以百万计。据《乌利希全球连续出版物指南》（UlrichswebGlobalSerialsDirectory）统计，至2020年12月，全世界在发行中的（Active）学术期刊已达21万种。学术期刊数量及其刊载文章从无到有，由少至多。对于学术期刊的使用者而言，面对逐渐增加且浩如烟海的学术文献，如何更快速有效地获取自己所需信息？对于图书馆而言，如何在期刊数量庞大与资源建设经费有限的矛盾下合理配置资源？这些逐渐成为复杂而艰深的问题，需要科学地、系统地加以解决。因此，随着图书馆学、情报学、文献计量学等科学的逐步发展，学者们基于对学术期刊的性质、特点、功能及人们利用文献的规律等诸多方面进行研究，逐步发现并建立了适合学术期刊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方法、体系和工具。

国外学术期刊评价的历史脉络

（一）二次文献的出现与其评价功能

自第一种学术期刊产生后，学术期刊很快在欧美各国成长起来，并表现出强劲的影响力与生命力，至19世纪末，其数量已有10000种。为了让更多的需求者获取学术期刊刊载的学术成果信息，文摘或索引等二次文献期刊登上了学术期刊行业的历史舞台。虽然这一时期的学术期刊也已经细化到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医学、动物学、人类学、工程、地质学、考古学、语言学、经济学、政治学等方方面面，但由于出版规模尚不算宏大，并且各种期刊分散在不同的国家，在当时能够获取相关的期刊信息已实属不易，更无法谈及对世界上的学术期刊进行系统性的评价。20世纪初，社会的文明程度逐步提高，科学技术快速发展，尤其是在自然科学领域，科学研究的经费投入越来越高，科学发现和科研产出越来越多。全球的学术期刊品种，尤其在发达国家，呈现出现螺旋上升的趋势。19世纪中叶欧美各国的科技期刊仅有1000余种，19世纪末时达10000种，到20世纪中叶，已猛增到35000种。学术期刊，不仅在数量上不断地发生着变化，涉及的学科领域也越来越广，很多期刊的品质越来越高。与此同时，相同领域的不同学术期刊之间也出现了一定的质量或业界口碑的差距。受此影响，文摘索引类期刊也不断地随之变化。一方面，大量的文摘索引类刊物应运而生，截至20世纪60年代，全球的文摘类期刊已到达了1500多种。另一方面，在许多学科领域，为了适应学术期刊刊载内容的精细化发展，文摘类期刊开始分辑出版，从每种出版一辑增至多辑，有的文摘期刊甚至出版几十至上百辑。然而，即便文摘索引类期刊能够随着学术期刊出版的迅速发展而发展，但它们作为检索工具已不能且不应该将世界上某一学科领域的所有论文文献都收录进来。因此，一些文摘索引类期刊检索工具开始制定选择来源期刊的标准，有选择性地对学术期刊及其所刊载的论文进行收录。这些检索工具对编辑出版、论文评审制度、学术期刊刊载论文的质量、编委、是否采用同行评议等方面均有一定的要求，在某些学科领域甚至对期刊刊载论文自身的时效性和国际性也有一定的要求。所以说，除具备文献检索、为学术期刊评价提供基础数据的功能外，它们对学术期刊的筛选也间接地起到期刊评价的作用。

（二）学术期刊评价的萌芽

文摘或索引等二次文献期刊在产生之初，主要目的在于发现存世的学术期刊并让更多的需求者获取相关信息，并没有特意针对哪些期刊更加重要、更具价值等方面的问题有选择地去收录或编制。然而，全球学术期刊数量的急剧增长给文献管理与利用带来越来越大的困难。学者们因此开始注重期刊文献数量与质量的规律以及文献科学管理的研究。学术期刊评价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开始萌芽的。19世纪下半叶，美国一位叫作弗兰克·谢泼德（FrankShepard）的法律出版商注意到了美国联邦法院和州法院以及美国其他联邦机构各种判例之间的关系，在判例和援引案例之间建立索引，使之形成援引和被援引的关系，并统一编制成一览表。1873年，谢泼德成立了谢泼德引文公司，将该一览表编制成法律判例的检索工具出版，这就是著名的《谢泼德引文》（Shepard’sCitations）。《科学引文索引》（ScienceCitationIndex，简称SCI）的创始人尤金·加菲尔德（EugeneGarfield）曾这样评价《谢泼德引文》：“它用施引与被引的关系将判例和法律条文形成了一个关系网，很多法律诉讼因为在该引文中查到了相关判例而诉讼成功，这是其他检索工具无法做到的。”加菲尔德在回忆创建《科学引文索引》的历史时也亲口承认《谢泼德引文》是他创造《科学引文索引》的灵感来源和原始模型。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文献与情报研究人员在《普尔期刊文献索引》与《谢泼德引文》的基础上对文献计量分析开始了尝试性的工作。比较重要的有，英国动物学教授、文献学家弗朗西斯·科尔（FrancisJ.Cole）与动物学家内莉·伊尔斯（NellieEales）的《比较解剖学的历史，第一部分——文献的统计分析》，英国专利局图书馆学家爱德华·温德姆·休姆（EdwardWyndhamHulme）提出的“统计书目”的说法，P.L.K.格罗斯（P.L.K.Gross）与E.M.格罗斯（E.M.Gross）提出的“引文分析”概念等。

海峡两岸的历史学家致力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已经有差不多半个世纪了。和各种著述汗牛充栋。这种研究推动了两岸历史学的发展，增进了学人和一般读者对中国近代史的了解。这是有目共睹的。但是，海峡两岸的中国近代史学者在1949年以后很长一段时间，由于政治的原因隔绝起来，没有学术上的交往。尽管如此，两岸之间都很注意彼此的学术动向。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宣布编撰《中华民国史》计划，在台湾史学界同行之间引起了非常的关注和持久的议论。以至民国史研究室当时的主任孙思白教授不得不以《谈〈民国史〉编写问题·寄语台湾同行诸君》为题，发表文章，为台湾同行的疑虑解惑。

两岸中国近代史学者第一次面对面进行学术交流，是在1982年。那年4月，美、日学者为促进两岸学人聚会，借美国亚洲研究学会第34届年会在芝加哥召开之际举办特别会议，研讨辛亥革命。胡绳率章开沅、李宗一等大陆学者，秦孝仪率张忠栋、张玉法、林明德、李云汉等台湾学者与会。两岸学者就辛亥革命的性质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与争鸣，引起海内外学者广泛关注，传为佳话。1990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以建所40周年为名，在北京召开“近代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讨论会。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吕实强、张朋园、林满红等三人应邀出席。这是台湾的近代史学者第一次出陆召开的学术会议。1992年5月，张海鹏、尚明轩、韦杰廷应邀出席了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主办的“黄兴与近代中国学术研讨会”，这是大陆学者第一次赴台参加学术会议。1992年6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与台湾师范大学三民主义研究所在北京举办孙中山研讨会，这是两岸学术单位第一次合作召开这样的学术会议。同样的合作，还在1994年1月在杭州办过一次。在这期间，以及此后，两岸学者互访以及相互在大陆、台湾和海外参加各种学术活动，就数不胜数了。两岸的两个同名的近代史研究所之间的学术交流更为频繁了。（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海峡两岸历史学家对中国近代史的内涵不能说完全一致，但大体上是差不太多的，可以说，海峡两岸历史学者所面对的大体上是一个共同的研究对象。对于一个共同的历史进程，两岸学者对其中某些具体历史事实的研究，在资料大体上齐备的情况下，可能不乏共识，也可能存在着不同的描绘；在比较宏观的研究上，或者虽然不太宏观，但存在价值判断或是非评论的时候，则往往出现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的认识，难以取得共识或互补。这种情况，也是很明显的，不容回避。

对中国近代史的内涵，虽然两岸认识大体上差不多，实际上也存在差异。当我们笼统地说中国近现代史的时候，模糊一点说，两岸学者的看法可能是差不多的。如果具体到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排除两岸学者内部各自的分歧不说，两岸间的认识可能就不一致了。海峡西岸的学者认为，从一八四零年鸦片战争开始至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中国历史中的近代史阶段，一九四九年后是现代史阶段；较早的看法稍有不同，认为起为中国的现代史阶段。海峡东岸的学者则认为一九一二年中华民国建立便是中国现代史阶段。历史年代的划分，是历史学者必须注意的，究应如何划分，就有各自的理由和标准。比如，敝研究所从七十年代初开始着手编纂《中华民国史》，引起台湾学者的震动，于是继起效尤，所编之书名《中华民国建国史》。名称的不同，缘自各自的理念和标准不同。所谓理念和标准不同，是指各自政治理念的差异及由此产生的学术标准的相左。更深一层说，就涉及意识形态，涉及历史观了。

说到史观，大陆多数史家都主张在历史研究中要应用唯物史观。说起唯物史观，这是最为台湾学者所诟病的，他们认为唯物史观是教条。世界上任何一个史家，要想研究和说明历史上的某个重大问题，总会秉持某种史观，这是不待证明的。我们所以主张唯物史观，不是因为它是教条，是八股，而是因为它能告诉我们一种方法，一条路径，使我们能更有效地处理纷繁复杂的历史问题，使我们能更好地洞察历史发展的方向。当然，应该指出，学习和应用唯物史观也有一个态度问题。在某种政治气氛下，有的历史学者在历史研究中运用唯物史观存在着教条和八股现象，他们不是从方法论的高度去领会唯物史观的精神实质，而是拿着马列的某些个别词句，到处贴标签。这不是一种正确的态度。这种情况在学习唯物史观的过程中，本是应该力求避免的。不幸在“”中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这种情况，在“”结束以后，随着国家社会政治生活的转变，历史学界也在努力纠正它。

唯物史观是人们对历史认识的一种最一般的观念，它并不是那么神秘而不可理喻。通俗地说，唯物史观认为，有史以来的人类历史，是客观存在的，不是主观形态的；历史现象虽然千姿百态、纷繁复杂，却不是虚无缥缈的，人们虽然不能像自然科学那样在实验室里重复制造历史过程，但在掌握了尽可能多的历史资料以后，是可以对过往的历史过程加以描述、加以认识，并获得对往史的较为近真的影像的；历史现象虽乱如丝麻，确是可以理出头绪的，并且显示了一种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人们从茹毛饮血到今天享受现代化的信息公路，很自然地说明了这个过程的一个重要方面，而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的五种社会发展形态，则是对这一过程的最一般的描绘；人类的经济生活是社会生存的基本方式，社会依生产力的发展、前进而发展、前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推动着社会的前进，决定着人们依赖其中的社会政治、经济、阶级关系和文化从属的基本面貌；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是社会运行的主要内容，物质生产的状况决定了精神生产的状况，劳动者是物质生产的主体，是决定历史前进方向的终极力量；人们（包括劳动群众和社会精英）创造了一定的历史环境，一定的历史环境反过来又决定了生活其中的人们的面貌。我想，这就是唯物史观告诉我们的基本东西。它所概括出来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虽未穷尽真理，却指示了社会发展的一般方向及其未来。同时也应该说，它只是提出了社会发展的一般方向和未来走向，丝毫没有给出各地区各国家历史发展的具体方向。各地区各国家的社会历史发展还要靠那里的历史学家去研究去总结。

政府确曾考虑过改革。如咸同年间的洋务运动（当时称自强新政）、光绪皇帝主持的、慈禧在《辛丑条约》签订以后实施的新政，等等，都未能成功。洋务运动是在面对“船坚炮利”的外国侵略以后，由在中央和地方的若干大员发起的。他们不知道如何去革新政治，只想学习西洋如何造船造炮，以为这样就“可以剿发、捻，可以勤远略”。奕欣为发动自强运动给皇帝呈送的奏折，也说，英、俄不过是“肘腋之患”，只有发、捻才是“心腹之患”。可见，发动洋务“自强”，不是出发于国家之“自强”，而是出发于政府之“自强”。强化军事机器，对内是根本目的。所谓“勤远略”，不过是在奏折上说说罢了。因为在事实上，军事工业发展以后，未能在“勤远略”上发挥作用。1884年的中法战争，1894年的甲午战争，都以失败而告终。福建马尾造船厂被法舰摧毁，北洋舰队最后在它的威海卫基地对日投降。历史学家把甲午战争作为洋务运动失败的标志，是不无道理的。这样说，并不是要把洋务运动时期发展起来的若干近代工业一笔抹杀，只是说清政府未能尽到自己的责任。如果拿差不多同时的日本明治维新作比较，这个问题就看得更清楚了。明治政府举国一致、从上到下支持维新事业，政府出钱出力支持民间办西洋工业，不过三十年就打下了打胜一场对华战争的基础。清政府只是洋务派在操办，顽固派却一片反对之声，慈禧太后正好玩弄权术，居间驾驭，朝廷并没有表示支持洋务运动的明确意向。

洋务运动引起民间质疑，批评之声颇多。改良派思想家批评它徒袭西艺之皮毛，未得西艺之要领。于是，康、梁领衔，在光绪皇帝支持下，发动，百日之内，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学校教育诸方面的诏谕，像雪片一样的飞来，看似轰轰烈烈，大有作为的样子。不过旬日之间，慈禧变脸，反掌之下，光绪被囚，康梁逃亡，六君子喋血菜市口。这样的封建专制统治，岂能领导国家的改革。戊戌维新如果提前到洋务运动时期，并且得以顺利进行，中国的面貌可能是另外一个样子。但是，当八国联军之役后，《辛丑条约》谈判过程中，列强要求清政府实行改革。慈禧太后还在西安，尚未还都，即发表新政谕旨。随后，练新军、废科举、宣布预备立宪、鼓励工商业、修改法律，不仅把戊戌维新时期废止的维新办法都恢复了，且大有过之。1905年还派出五大臣赴东西洋考察政治。考察大臣回国送呈考察报告，建议实行君主立宪，改革官制，除要求撤废一些中央部外，还要求撤废军机处，实行责任内阁。慈禧太后视军机处为禁脔，不准擅议，政治改革搁浅。预备立宪也要等到宣统五年。但是，现在时代变了。甲午战后受民族危亡刺激起而从事救国活动、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和包括康梁在内的改良派、立宪派，对清政府的改革措施都不满意。革命派要求以革命的手段推翻这个“洋人的朝廷”，立宪派也要求加快立宪步伐。最后，清朝的专制统治终于在革命派发动的强大攻势下被推翻。

这里就涉及对辛亥革命的评价。此岸学者认为辛亥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性的革命，彼岸学者坚决不同意，认为是全民革命，或者国民革命。1982年在美国芝加哥讨论辛亥革命，中国大陆的章开沅教授与中国台湾的张玉法教授，不仅在会议上相互辩驳，在会下也着文讨论，好不热闹。这种讨论至今还在进行，可见分歧之大之深。台湾学者认为，领导革命的孙中山等人不是资产阶级，怎么说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性的革命？中国当时还没有资产阶级，即或有，也是大贫、小贫，难道说辛亥革命是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革命吗？而且，照共产党的观点，资本主义、资产阶级都是要被埋葬的，说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就是否定、贬低辛亥革命，怎么能接受这种说法？

对这种驳难，这里简单说一下我的看法。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历史上的一次革命，如果是针对封建统治的，是要推翻君主专制的，其社会发展目标是要从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发展到现代机器工业的大生产、发展到资本主义方向的，这样的革命就可以说是资产阶级性的革命。辛亥革命就是这样的革命，它是不同于中国历史上以往的改朝换代的，所建立的是不同于封建主义的社会，因而它是民主主义的革命。辛亥革命针对清朝统治，推翻了皇帝，建立了民主共和国，选举了大总统，南京临时政府从政治和经济的角度颁布了一系列鼓励资本主义发展的法令。这样的革命怎么不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呢。至于发动这场革命的领导人孙中山、黄兴等是否资本家出身，并不重要。事实上，十七世纪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十八世纪北美独立战争和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1917年2月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出面领导革命的人都未必是资本家出身。领导英国革命并把英国国王送上断头台的克伦威尔，出身于中等贵族家庭，本人是议员；北美独立战争的领导人华盛顿是种植园主；法国大革命的领导人罗伯斯比尔是律师出身；俄国二月革命的领导人克伦斯基也是律师。但是，这些不是资本家出身的革命领导人，他们的理想、他们的奋斗目标、纲领、他们所建国家的政治、经济取向都是服务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向的，都是为资本家阶级的根本利益服务的。同盟会纲领：“驱除靼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以及随后所阐述的“三民主义”不都是说明了这种政治经济取向吗。说到中国没有资产阶级，只有大贫小贫，这不是对中国国情的正确认识。自从洋务运动从军事工业转向民用工业以后，一部分握有资金的人，以及一部分买办，正在向民族资产阶级的方向转变。甲午战争以后尤其是1901年实行新政以后，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已经形成。上海、汉口、天津、广州，大体上已形成为当时中国的工业基地。中国当然不像欧洲那样有大资产阶级，但资产阶级已经形成了也是事实。这有当时现代机器工业的统计资料可以证明。罗列这些资料是枯燥的，我只想指出，1905年上海总商会发动的抵制美货运动，就是显示力量的表示。清末三次立宪请愿运动多由上海、江苏一带发动，也是民族资产阶级力量的显示。应当指出，清末的民族资产阶级是在封建统治和帝国主义侵略之夹缝间生长的，它惧怕这二者，又不能不依靠这二者，它与这二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它们的根本利益来说，它们应当欢迎辛亥革命，从它们的眼前利益来说，它们不一定欢迎革命派用武装斗争形式发动的、以推翻清朝君主专制统治为目的的革命。但是，不能因此得出结论，辛亥革命不代表它们的利益。（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一、问题的提出

在现在的世界上，除了极少数伊斯兰教的国家，西方学术的霸权几乎侵占了所有人类的学术领域。在非西方世界的大学、研究所、文化机构、学术社团、出版社、学术期刊以及各种媒体中，由西方学术衍生出来的价值、思想、观念、规则占据着支配与控制的地位，西方学术的话语权力在当今世界各国的学术研究中一支独霸已是不争的事实。就算在非西方国家的现实事务中，其行为背后的最终理据仍是来源于西方学术，如所谓民主化中的全民公决来源于西方政治理论中的“社会契约说”，市场化中的资源最优配置来源于西方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看不见手”的理论，国际关系中大国通过强力平衡各国力量维持和平的外交政策来源于西方建立在基督教原罪思想上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等等。此外，世界各国国内的许多争论冲突以及国际的许多争论冲突，虽然互不相让，但其背后的理据仍产生于西方的各种学术，最典型的是冷战时代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许多争论冲突都产生于西方学术思想中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争论冲突。冷战结束后，姓资姓社的意识形态冲突消失，但西方学术独霸世界的格局仍未消失，民主、自由、人权、发展等产生于西方学术的象征符号仍是支配世界的最强音，世界学术研究与讨论的基本规则仍产生于西方学术，所以福山所说的“历史的终结”实际上就是世界所有非西方学术话语权力的终结，即终结到西方民主自由的话语霸权上。总之，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西方学术话语称霸世界的时代，我们每个人不管愿不愿意，都成了按照西方学术价值进行思考与讲话的人。

为什么西方的学术话语有这么大的力量称霸世界呢？除西方学术挟西方百年来军事、政治、经济、科技的强盛之势外，还因为西方将其学术中所体现的价值说成是排它的普遍真理，适用于所有的人类世界。这就使得非西方世界的人群在接受的西方学术思想时，认为自己不是在接受西方思想而是在接受人类普遍的真理。诚然，人类的学术思想都可能体现普遍真理，但在西方理性主义与基督教普世论的影响下，很自然地会认为西方学术思想代表了普遍真理。这样，西方学术便普遍化与人类化，而非西方学术则特殊化与民族化。其结果必然是西方学术中心化，非西方学术边缘化，最后导致非西方学术被西方学术排挤压迫，非西方学术的基本义理被西方学术颠覆解构，非西方学术的解释系统被西方学术驱逐取代。如今，人类非西方文明中的学术都丧失了话语权力从而最终丧失了话语权利，人类非西方学术领域都成了西方学术的殖民地，人类一个新的学术霸权与学术压迫时代已经来临。前面说过，西方在军事、政治、经济、科技的霸权是显性的硬性的，容易察觉，容易反抗，且容易成功，而西方学术的霸权则是隐性的软性的，不容易察觉，不容易反抗，且不容易成功。所以，人类要从西方学术霸权与学术压迫中解放出来并非易事，人类将会长期处在西方学术殖民与霸权的重压之中。

在这种西方学术霸权与殖民的时代，中国传统的学术同样也遭受到西方学术的排挤压迫，中国学术的基本义理被颠覆解构，中国学术的解释系统被驱逐取代，中国传统的学术丧失了话语权力进而丧失了话语权利，中国的学人已经不能按照中国文化自身的义理系统来思考问题与言说问题，中国的学术领域已经成了西方学术的殖民地。这就是一百年来中国学术的真实写照！这种西方学术霸权与学术殖民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中国儒学自身的解释系统被解构，中国儒学不能按照自身的义理结构来解释自己与理解自己，只有按照西方学术的义理结构才能解释自己与理解自己，尽管可能是错误地解释自己与理解自己。这就是所谓西方学术是“语法”，中国儒学是“词汇”；西方学术是研究方法与规则，中国儒学是研究对象与材料。这一问题不解放，中国儒学将永远处于边缘化状态，将永远丧失解释与理解自身的权利，更谈不上解释与理解自身的权力。中国儒学不能解释与理解自身，又遑论解释与理解其它学术（包括西方学术）与世界。因此，今日中国儒学的当务之急就是打破西方学术一统天下的霸权状态，回归中国儒学自身的义理结构与解释系统，重获儒学的话语权利与话语权力，把儒学从西方学术的殖民地中解放出来，使儒学真正成为自己的主人。总之，今日中国儒学的当务之急就是以儒学解释儒学，以儒学解释中国，以儒学解释西方，以儒学解释世界。一句话，就是以中国解释中国，收回中国儒学界一百年来在解释系统上的“治外法权”。

二、中国儒学被西方学术解构与殖民的历史过程

近代世界进入了一个受西方建立的“丛林规则”支配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时代，弱肉强食成了人类相处的所谓自然法则。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中国百年来内忧外患，处于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侵略的悲惨境地，救亡成了中国近现代史的最强音。在西方列强侵入中国时，“学术跟着军舰走”，西方学术也进入了中国。为了救亡图存，中国的知识分子除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与“声光化电”之学外，也开始大量学习西方的政治、法律、经济、伦理、宗教、哲学、历史等人文学术，开始用西方学术的眼光来看儒学，看中国，看世界。这样，中国的学术──儒学──就开始被西方学术解构与殖民，即中国人不再用儒学自身的解释系统解释儒学，解释中国，解释世界，而是用西方学术的解释系统解释儒学，解释中国，解释世界。中国儒学开始进入了被西方学术逐渐解构与殖民的过程，这种解构与殖民有许多表现形式，下面就其大者逐一论述。

思想史和学术史著作常常教导我们，清代考据学曾经笼罩了十八世纪，在文字狱的大背景中它不仅充当了那一百年间学术史的主干，而且也是那一百年间思想史的主线。自从龚自珍的诗句“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梁谋”由一种夸大的感慨被升格成严肃的论断，我们的印象似乎都是这样的，好像清代的文化人都在书斋里皓首穷经，他们没有自由的浪漫的思想，但都很有学问，精通文字、音韵、训诂之学，从北京到安徽，从扬州到常州，人人都沉湎在书本知识中寻章摘句，真是“可怜文士舔故纸，堪叹书生蛀虫鱼”。可是，艾尔曼《从理学到朴学》一书却告诉我们，清代“多数士大夫没有参与或推进考据学的发展”，真正从事考据的学者“人数不多，只占士大夫阶层的极小部分”(著者初版序，中译本，第2页)，他们主要生活在江南即如今的江苏、浙江和安徽，依靠官方、半官方及私人的资助，凭借书院的讲学、书信的切磋、部分著作的刊刻等等在学界传播他们的学术，赢得学者的认可和一定的名声，从而在一部分文化人中形成了后人看起来似乎弥漫整个十八世纪文化界的考据学风气。

汉代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接下来就是清代朴学。作为思想史学术史中一个时代的标志和象征，它怎么可能只是一个地方性很明显、影响力很有限的学术共同体的活动？不过事实也许真的就是如此。在《从理学到朴学》的第三、四、五这三章中，艾尔曼“从清代社会经济的背景考察江南学术共同体的演变过程”(中文版序，第2页)，他用了他所谓的“新文化史”的方法，把社会史和思想史结合起来，“力图透过政区和地方史的视角”来看清代的考据学，于是比较清楚而且准确地显示了十八世纪学术史上那一段过程的缘起、变异、衰落。通常被称作“乾嘉学派”的清代考据学，在他这里被称作“江南学术共同体”，在“乾嘉学派”这个名称中，一个时代都被划进去，于是在名称中就暗含了一个假设，考据学笼罩了那个时代，而后一个名称“江南学术共同体”，却指明了一个事实，即那不过就是地域性的、学术性的、在学者圈子中互相认同的共同体，虽然它的确存在于清代中期即乾嘉时代。

在我看来，这几章是本书最精彩的部分，尽管艾尔曼的研究还是粗线条的，在一部二百多页(中文正文仅一百七十余页)的著作中要细致地重建清代中叶学术所依托的社会生活与文化环境是不太现实的，不过它修复了一些细节，就像修复一张已经因为岁月流逝渐次褪色的古画一样。经过他对《皇清经解》作者的统计分析，我们大体对那时的考据学家的地理分布、出生年代、家庭背景及科举功名有了了解，经过他对官方、半官方及徐乾学、朱筠、毕沅、阮元等私人的学术资助的叙述，我们注意到了当时以学术为生的学术职业化的形成，通过他对学术团体和书院的描述，我们也更多地感受到了当时的师承传授讲学讨论方式对学术的影响，至于当时的藏书楼、刻书业的发达，则为我们显示了十八世纪江南文化事业作为学术背景的意义，而第五章《江南地区的学术交流网络》中，艾尔曼提到了当时以札记为主的著作方式、更广泛更严格的资料意识与方法，特别是他专门谈到了当时学术流传方式中的书往来和学术评价方式中的发明之争，这使我们意识到清代中期学者之间书信的学术价值，因为他们并不是那么容易获得必要的学术信息，得到有效的学术讨论，自己的学术发现，但是他们已经开始产生学术发明的意识。在一系列这样的叙述中，我们开始贴近我们的研究对象，我们似乎可以在这里想像二百多年前的江南学界。这时，学术史里的学者不再是蛰伏在白纸黑字中的古人，而是生活在二百年前的活人，鱼不再是死鱼，它游弋在水里。

但是，也许是爱乌及屋的缘故，艾尔曼似乎把这个江南学术共同体的学术活动当成了中国的文艺复兴——事实上，本书一开始就已经把十七世纪的中国实证学风与文艺复兴相提并论，认为“十七、十八世纪历史不仅是儒教中国衰亡的前奏，也是新时代即将来临的序曲”(4页)——于是，书中价值判断似乎与事实叙述发生了冲突，艾尔曼一方面断定这一学术思潮只是“江南学术共同体”的少数知识精英的活动，一方面又断定它使得中国传统思想出现了崩溃，“对帝国正统学术的批判早在十八世纪已达到高潮，传统儒学经典一度拥有的不容置疑的权威性，在那时即受到知识阶层日益尖锐的挑战”(初版序，1页)，同时，在论述中又有意无意地把这种或许存在的对正统思想的瓦解，当做当时学者的有意识行为，他说，那个时代的学者“在学术上反对迷信权威，追求更高层次的一致性……他们认为，只要正确研究并恢复古代经典的纯洁语言，就会建立这种永恒秩序”(5页)，而还原古典和批评考辩“能唤起一种批评意识，向过去至高无上的经典权威挑战，清儒认为，考证是义理的最终裁定者”(21页)，于是，我们得出一个印象，即清代以考据为特征的学术转型是针对传统中国思想世界而来的，而学术史的这?蛔湟鹆怂枷胧返木薇洹?nbsp;

这一说法在中国学术界也曾有过。以往，一部分中国思想史研究者认定十八世纪清代考学风的出现是清朝文化****的直接后果，而十九世纪的思想巨变是西方冲击的产物，这种寻找外在原因的思路，其理论依据是一种简单的“政治背景决定论”和所谓的“冲击——反应”模式；一部分中国思想史的研究者则认为清代乾嘉考据学以古典研究为主与意大利文艺复兴一样，所以它是中国近代启蒙思潮的延续，这种思路的潜在依据是人类历史进程的同一性。艾尔曼的看法与后者相近，虽然思路的依据不同。但是，这一说法至少会引起以下问题：第一，他们既然只活跃在江南、由少数学术研究者构成、靠一些官方、半官方及私人支持、由并不发达的出版与并不广泛的通信来学术成果，那么，他们能在多大程度上引起积累数千年笼罩全中国的传统思想的瓦解？第二，清代朴学与宋明理学，对传统的学术的解释方式与思想的阐述方式虽然不同，但是这种不同是否属于价值观念层面的差异？如果不是，那么它是否足以在整个思想世界引起对传统价值的怀疑和思索？第三，这种被称之为“实证性朴学话语”的学术话语，在那个朴学家的生活世界中是唯一的话语么？它是否只是一种文人甚至是学者之间互相认同的一种特殊话语？当他们面对公众社会或面对私人家庭时，是否还有另外的话语，如果是的话，那么我们就要怀疑它对传统思想与意识形态的冲击意义了。

很可能艾尔曼也是属于柯文(Paul.A.Cohen)所说的，希望“在中国发现历史”的那一路美国汉学家，读《从理学到朴学》，我特别地感受到他要为尚未真正受到西方剧烈冲击的十八世纪中国寻找思想变化的内在逻辑。显然，摆在研究者面前一个明确无误的历史事实是，十九世纪中国传统思想世界的确开始瓦解，依照过去的解释是由于西方的冲击，但是晚近的汉学家往往不太愿意照说旧话，而是希望在中国思想史的内在理路中寻找十九世纪中国思想世界瓦解的内在原因。正如他在序言中对孔飞力(PhilipKuhn)的评述所说的“早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前，中国的社会权威及权利结构、儒家经营阶层的凝聚力已经崩溃瓦解”(初版序，1页)，这一判断构成了他的研究的前提或预设，根据西方思想世界即文艺复兴的变化在中国按图索骥，沿着这一思路出发在中国思想学术史上寻找，当然就找到了清代考据学，于是他“论述了考据学派是如何从其自身所处的社会、政治环境中发展出来的”，并判断这种考据学“结束了新儒学的正统学说以及它的钦定理论体系和强烈的形式主义对学术的垄断”(结论，177页)。

据科林伍德(RobinCeorgeCollingwood)说，历史是历史学家在心灵中重温往事的一门学科。可是说实在的，回忆并不太可靠，有时历史仿佛是一棵进入冬天的树，随着时光流逝，盛夏的绿叶渐渐地落去，只剩下光秃秃的枝干，当人们试图追忆它的时候，总难以恢复它夏天的生动和茂盛，历史也是一样，时间越久，记忆的遗失就越多。于是，有的被反复提起的事件就越发凸显，而有的被忽略的事件就仿佛根本没有存在过似的，历史就在这有意无意的强化和淡化的记忆中变了模样。思想和学术的历史也一样，思想史家叙述过去的思索，学术史家记述过去的学问，依托的都是旧时的文献和前人的评价，常常想不起当年那些思索和学问曾经活生生存在过的环境，于是，他们笔下的思想史或学术史好像总是“悬浮”在白纸黑字之间，读者所看到的那些哲人或学者就好像汤碗里的死鱼而不是水中的活鱼，不明就里的读者睁大了眼睛恍然大悟：哇，鱼原来是和葱姜一道横躺在汤碗里的！当他们再度听到“鱼儿离不开水”这句话的时候，可能就会立即联想到鱼安然地卧在汤碗中的情景。

思想史和学术史著作常常教导我们，清代考据学曾经笼罩了十八世纪，在文字狱的大背景中它不仅充当了那一百年间学术史的主干，而且也是那一百年间思想史的主线。自从龚自珍的诗句“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梁谋”由一种夸大的感慨被升格成严肃的论断，我们的印象似乎都是这样的，好像清代的文化人都在书斋里皓首穷经，他们没有自由的浪漫的思想，但都很有学问，精通文字、音韵、训诂之学，从北京到安徽，从扬州到常州，人人都沉湎在书本知识中寻章摘句，真是“可怜文士舔故纸，堪叹书生蛀虫鱼”。可是，艾尔曼《从理学到朴学》一书却告诉我们，清代“多数士大夫没有参与或推进考据学的发展”，真正从事考据的学者“人数不多，只占士大夫阶层的极小部分”(著者初版序，中译本，第2页)，他们主要生活在江南即如今的江苏、浙江和安徽，依靠官方、半官方及私人的资助，凭借书院的讲学、书信的切磋、部分著作的刊刻等等在学界传播他们的学术，赢得学者的认可和一定的名声，从而在一部分文化人中形成了后人看起来似乎弥漫整个十八世纪文化界的考据学风气。

汉代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接下来就是清代朴学。作为思想史学术史中一个时代的标志和象征，它怎么可能只是一个地方性很明显、影响力很有限的学术共同体的活动？不过事实也许真的就是如此。在《从理学到朴学》的第三、四、五这三章中，艾尔曼“从清代社会经济的背景考察江南学术共同体的演变过程”(中文版序，第2页)，他用了他所谓的“新文化史”的方法，把社会史和思想史结合起来，“力图透过政区和地方史的视角”来看清代的考据学，于是比较清楚而且准确地显示了十八世纪学术史上那一段过程的缘起、变异、衰落。通常被称作“乾嘉学派”的清代考据学，在他这里被称作“江南学术共同体”，在“乾嘉学派”这个名称中，一个时代都被划进去，于是在名称中就暗含了一个假设，考据学笼罩了那个时代，而后一个名称“江南学术共同体”，却指明了一个事实，即那不过就是地域性的、学术性的、在学者圈子中互相认同的共同体，虽然它的确存在于清代中期即乾嘉时代。

在我看来，这几章是本书最精彩的部分，尽管艾尔曼的研究还是粗线条的，在一部二百多页(中文正文仅一百七十余页)的著作中要细致地重建清代中叶学术所依托的社会生活与文化环境是不太现实的，不过它修复了一些细节，就像修复一张已经因为岁月流逝渐次褪色的古画一样。经过他对《皇清经解》作者的统计分析，我们大体对那时的考据学家的地理分布、出生年代、家庭背景及科举功名有了了解，经过他对官方、半官方及徐乾学、朱筠、毕沅、阮元等私人的学术资助的叙述，我们注意到了当时以学术为生的学术职业化的形成，通过他对学术团体和书院的描述，我们也更多地感受到了当时的师承传授讲学讨论方式对学术的影响，至于当时的藏书楼、刻书业的发达，则为我们显示了十八世纪江南文化事业作为学术背景的意义，而第五章《江南地区的学术交流网络》中，艾尔曼提到了当时以札记为主的著作方式、更广泛更严格的资料意识与方法，特别是他专门谈到了当时学术流传方式中的书往来和学术评价方式中的发明之争，这使我们意识到清代中期学者之间书信的学术价值，因为他们并不是那么容易获得必要的学术信息，得到有效的学术讨论，自己的学术发现，但是他们已经开始产生学术发明的意识。在一系列这样的叙述中，我们开始贴近我们的研究对象，我们似乎可以在这里想像二百多年前的江南学界。这时，学术史里的学者不再是蛰伏在白纸黑字中的古人，而是生活在二百年前的活人，鱼不再是死鱼，它游弋在水里。

但是，也许是爱乌及屋的缘故，艾尔曼似乎把这个江南学术共同体的学术活动当成了中国的文艺复兴——事实上，本书一开始就已经把十七世纪的中国实证学风与文艺复兴相提并论，认为“十七、十八世纪历史不仅是儒教中国衰亡的前奏，也是新时代即将来临的序曲”(4页)——于是，书中价值判断似乎与事实叙述发生了冲突，艾尔曼一方面断定这一学术思潮只是“江南学术共同体”的少数知识精英的活动，一方面又断定它使得中国传统思想出现了崩溃，“对帝国正统学术的批判早在十八世纪已达到高潮，传统儒学经典一度拥有的不容置疑的权威性，在那时即受到知识阶层日益尖锐的挑战”(初版序，1页)，同时，在论述中又有意无意地把这种或许存在的对正统思想的瓦解，当做当时学者的有意识行为，他说，那个时代的学者“在学术上反对迷信权威，追求更高层次的一致性……他们认为，只要正确研究并恢复古代经典的纯洁语言，就会建立这种永恒秩序”(5页)，而还原古典和批评考辩“能唤起一种批评意识，向过去至高无上的经典权威挑战，清儒认为，考证是义理的最终裁定者”(21页)，于是，我们得出一个印象，即清代以考据为特征的学术转型是针对传统中国思想世界而来的，而学术史的这?蛔湟鹆怂枷胧返木薇洹?nbsp;

这一说法在中国学术界也曾有过。以往，一部分中国思想史研究者认定十八世纪清代考学风的出现是清朝文化专制的直接后果，而十九世纪的思想巨变是西方冲击的产物，这种寻找外在原因的思路，其理论依据是一种简单的“政治背景决定论”和所谓的“冲击——反应”模式；一部分中国思想史的研究者则认为清代乾嘉考据学以古典研究为主与意大利文艺复兴一样，所以它是中国近代启蒙思潮的延续，这种思路的潜在依据是人类历史进程的同一性。艾尔曼的看法与后者相近，虽然思路的依据不同。但是，这一说法至少会引起以下问题：第一，他们既然只活跃在江南、由少数学术研究者构成、靠一些官方、半官方及私人支持、由并不发达的出版与并不广泛的通信来学术成果，那么，他们能在多大程度上引起积累数千年笼罩全中国的传统思想的瓦解？第二，清代朴学与宋明理学，对传统的学术的解释方式与思想的阐述方式虽然不同，但是这种不同是否属于价值观念层面的差异？如果不是，那么它是否足以在整个思想世界引起对传统价值的怀疑和思索？第三，这种被称之为“实证性朴学话语”的学术话语，在那个朴学家的生活世界中是唯一的话语么？它是否只是一种文人甚至是学者之间互相认同的一种特殊话语？当他们面对公众社会或面对私人家庭时，是否还有另外的话语，如果是的话，那么我们就要怀疑它对传统思想与意识形态的冲击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