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生态范文10篇

一、学术生态：一个新的命题

在知识经济时代，大学要从社会的边缘走向社会中心，由为经济服务的部门转变成为经济发展的基本要素部门，从政府的思想库进一步成为国家创新体系的主要支柱，成为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的知识之翼。大学功能的转变和原则的固守是辩证的。要完成这一嬗变，大学就要固守它的基本精神和崇高理想。就是蔡元培先生所说的“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就是布鲁贝克所说的：大学是一个“传递深奥的知识，分析批判现存的知识，并探索新的学问领域”的机构〔1〕。大学是探究高深学问的殿堂，学术是大学的逻辑起点。对知识的传递、批判和探索，是大学永恒的主题。学术，是大学要永远固守的。

大学“学术研究能力的开发，本身就孕育着未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萌芽，它表现为人力资本、内隐知识和知识产权。把川流不息的知识转变成为技术创新的新源泉，是大学学术研究的一项任务。这些新的源泉也正在改变大学的结构和功能。”〔2〕大学要完成结构功能的改变，以便成为社会的中心，就应该更加固守学术堡垒，提高学术声誉，提升创新能力，并将学术与社会需求紧密结合起来。这些，都需要建立良好的学术生态环境。

学术生态的概念是社会生态学和教育生态学原理建立的。生态学原本是生物学的一个分支学科，问世已经一百余年，但默默无闻。本世纪50年代以来生态学从纯理论的“高深学问”走向解决环境、资源、发展问题的应用研究，获得重大发展，但真正引起人们普遍重视是60年代开始的。1962年，美国女海洋生物学家R·卡逊出版了《寂静的春天》一书，对人类在工业化过程中不顾环境恶化，导致生态失衡的严重后果提出警告，认为人类必须与其他生物共同分享地球，建立合理的协调，才能维持健康生存。1972年3月，罗马俱乐部发表著名的《增长的极限》报告，以及同年6月联合国“人类与环境会议”通过《人类环境宣言》报告，表明人类对生态环境的高度关心，并产生了可持续发展的观念。会议上由经济学家B·沃德和微生物家R·杜博斯发表的《地球只有一个》的背景报告标志着生态学已经向多学科交叉渗透，继而跨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鸿沟，产生了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学、经济生态学、人类生态学、人口生态学、社会生态学、教育生态学等交叉学科和边缘学科。这些学科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运用其他学科的观点和方法，研究和解决生态学的问题；一类是运用生态学的观点和方法，研究和解决其他学科的问题。社会生态学和教育生态学属于后者。它们借用生态学的基本观点、基本概念和基本方法，移植和延伸到社会学和教育学领域，研究和解决有关问题。各种学科既积极为解决生态问题作出贡献，同时也以生态学的观点来丰富本学科的理论。这就是生态学的泛化，或者说是学科的生态化。

学术活动是一种社会活动。高校学术生态既是一种社会生态，也是一种教育生态；它既存在于生物圈，也存在于智力圈。高校学术生态系统，由学术——人——环境构成，是一个与外界不断进行能量、物质和信息交换的自组织耗散结构系统。参与学校活动的人处于一定的环境之中，结成一定的群体，“学术”是系统的生态功能即追求的目标。换言之，高校学术生态是一个以知识分子为主体，为达到学术创新的目的，进行复杂的学问探究和科学实验等活动的生态系统。根据社会生态学和教育生态学原理，人所处的环境，既有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等自然环境，也有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人际的和心理的等社会心理环境。社会心理环境的各种因素，也可以看成是生态因素，进行研究分析。研究学术生态，固然要关注自然环境的影响，更要关注社会心理环境的影响。因为学术生态不仅是一种“生物存在”，更是一种“社会存在”。

现代生态学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进。着眼点是解决环境、资源、发展问题，核心是环境问题。同样，学术生态研究的重点是科研人员与环境的关系，目的是通过对生态环境的优化，使资源得到充分利用，从而获得更大的发展，实现最大的生态功能。

一、学术生态：一个新的命题

在知识经济时代，大学要从社会的边缘走向社会中心，由为经济服务的部门转变成为经济发展的基本要素部门，从政府的思想库进一步成为国家创新体系的主要支柱，成为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的知识之翼。大学功能的转变和原则的固守是辩证的。要完成这一嬗变，大学就要固守它的基本精神和崇高理想。就是蔡元培先生所说的“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就是布鲁贝克所说的：大学是一个“传递深奥的知识，分析批判现存的知识，并探索新的学问领域”的机构〔1〕。大学是探究高深学问的殿堂，学术是大学的逻辑起点。对知识的传递、批判和探索，是大学永恒的主题。学术，是大学要永远固守的。

大学“学术研究能力的开发，本身就孕育着未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萌芽，它表现为人力资本、内隐知识和知识产权。把川流不息的知识转变成为技术创新的新源泉，是大学学术研究的一项任务。这些新的源泉也正在改变大学的结构和功能。”〔2〕大学要完成结构功能的改变，以便成为社会的中心，就应该更加固守学术堡垒，提高学术声誉，提升创新能力，并将学术与社会需求紧密结合起来。这些，都需要建立良好的学术生态环境。

学术生态的概念是社会生态学和教育生态学原理建立的。生态学原本是生物学的一个分支学科，问世已经一百余年，但默默无闻。本世纪50年代以来生态学从纯理论的“高深学问”走向解决环境、资源、发展问题的应用研究，获得重大发展，但真正引起人们普遍重视是60年代开始的。1962年，美国女海洋生物学家R·卡逊出版了《寂静的春天》一书，对人类在工业化过程中不顾环境恶化，导致生态失衡的严重后果提出警告，认为人类必须与其他生物共同分享地球，建立合理的协调，才能维持健康生存。1972年3月，罗马俱乐部发表著名的《增长的极限》报告，以及同年6月联合国“人类与环境会议”通过《人类环境宣言》报告，表明人类对生态环境的高度关心，并产生了可持续发展的观念。会议上由经济学家B·沃德和微生物家R·杜博斯发表的《地球只有一个》的背景报告标志着生态学已经向多学科交叉渗透，继而跨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鸿沟，产生了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学、经济生态学、人类生态学、人口生态学、社会生态学、教育生态学等交叉学科和边缘学科。这些学科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运用其他学科的观点和方法，研究和解决生态学的问题；一类是运用生态学的观点和方法，研究和解决其他学科的问题。社会生态学和教育生态学属于后者。它们借用生态学的基本观点、基本概念和基本方法，移植和延伸到社会学和教育学领域，研究和解决有关问题。各种学科既积极为解决生态问题作出贡献，同时也以生态学的观点来丰富本学科的理论。这就是生态学的泛化，或者说是学科的生态化。

学术活动是一种社会活动。高校学术生态既是一种社会生态，也是一种教育生态；它既存在于生物圈，也存在于智力圈。高校学术生态系统，由学术——人——环境构成，是一个与外界不断进行能量、物质和信息交换的自组织耗散结构系统。参与学校活动的人处于一定的环境之中，结成一定的群体，“学术”是系统的生态功能即追求的目标。换言之，高校学术生态是一个以知识分子为主体，为达到学术创新的目的，进行复杂的学问探究和科学实验等活动的生态系统。根据社会生态学和教育生态学原理，人所处的环境，既有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等自然环境，也有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人际的和心理的等社会心理环境。社会心理环境的各种因素，也可以看成是生态因素，进行研究分析。研究学术生态，固然要关注自然环境的影响，更要关注社会心理环境的影响。因为学术生态不仅是一种“生物存在”，更是一种“社会存在”。

现代生态学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进。着眼点是解决环境、资源、发展问题，核心是环境问题。同样，学术生态研究的重点是科研人员与环境的关系，目的是通过对生态环境的优化，使资源得到充分利用，从而获得更大的发展，实现最大的生态功能。

科技期刊是科研工作者获取最新学术成果的主要平台，是我国科研成果面向国际的主要窗口，同时也是科研诚信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我国科技期刊数量与质量快速发展，出版内容的可见度大幅提升;同时，相关的伦理道德问题不断出现。因此，重视科技期刊出版伦理制度建设和学术失信惩戒制度建设，加强期刊队伍的价值体系建设，对提升科研诚信水平、净化学术生态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对于科技期刊编辑而言，一方面应做好学术不端行为的守门员和防火线，主动探测、防范科研诚信相关问题;另一方面也应自身过硬，恪守出版伦理与职业规范，认真履行科技出版的责任与使命。同时，科技期刊编辑也应积极参与科研诚信与出版伦理体系建设，建言献策，共同打造良好的学术生态环境。

1科技期刊应对科研诚信问题进行有效规范与监督

一篇科技论文的发表包括投稿、评审、编辑、出版等环节，其中每一步都涉及对科研诚信问题的核查与监督。科技期刊在处理稿件的过程中，应对常见问题高度敏感，尽量主动发现，提前排除。1．1对常见的科研诚信与出版伦理问题进行规范说明。在实践中，绝大多数科研人员都做不到熟知诚信伦理相关的所有知识，而且不同研究领域往往还存在具有自身特色的学科习惯。因此，科技期刊可在投稿指南、稿件处理流程等公开信息中提炼出本刊常见的科研诚信与出版伦理问题与规范，供作者比对、参考。这是科技期刊参与诚信体系建设的最基本途径，也是我国部分科技期刊，尤其是中文科技期刊较为薄弱的环节［1］。以生命科学领域经典期刊《JournalofBiologicalChemistry》(中文名为《生物化学学报》，创刊于1905年)为例，在投稿指南中，除了期刊特有的出版政策，还包括编审流程、科研成果共享原则、医学伦理政策、数据可获取性要求、版权要求、撤稿要求、图片处理要求、利益冲突说明、署名标准等等［2］。可以看出，这些往往是科研工作者最困惑、最容易出现问题的地方，如果作者能够理解并遵守，期刊能够有效监督，通常可以满足科研诚信与出版伦理方面的基本要求。具体而言，期刊可要求作者必须按照要求提供相关的原始数据;科研图片必须反映原始的结果，不得过度处理;图文版权转移、再使用需要遵守相关规定;作者必须申明论文所涉及的学术工作没有利益冲突，著作权人需要从书面上对科研诚信做出保证;论文中涉及的实验方法与材料、软件数据等要与所有科研人员共享;科研工作必须符合相关的学术伦理规定;涉及人体的研究需要提供相关的审查文件;作者署名和排序要符合相关标准，通信作者要承担相应责任与享受应有权利;等等。1．2对科研诚信相关问题高度警惕并主动核查。在论文编辑过程中，科技期刊编辑应关注出版全流程，主动探测、挖掘潜在的科研诚信与伦理规范问题，并充分利用各种工具、信息进行排查。同时，学术不端行为也呈现出越来越隐蔽的趋势［3］，期刊编辑应积极学习交流，不断提升职业素养，对新老问题都能保持熟知与警惕。在出版过程中，需要集中核查的问题包括重复发表、抄袭与剽窃、不合理引用、非正当署名、违反出版法律相关法规、未完成实验伦理审查、政治问题等。对于每篇投稿，重点问题都应至少排查1次，且力争早发现、早处理，避免后期的无效投入。目前，已有多种软件和支撑数据库来帮助期刊完成这一过程，如中国知网的学术不端检测系统AMLC以及国外检测系统CrossCheck、eTBLAST、PaperFree等。国内外大多数主流期刊已将软件核查作为文章处理的必需流程，在施普林格•自然集团旗下投审稿系统EditorialManager的标准流程中，甚至包含了对每篇投稿进行科研诚信方面的人工核查，只有核查通过的稿件才能送达编辑部手中。对于存疑的稿件，期刊编辑部应及时通过多种方法确认，如对于稿件，可参考业内专家总结的方法进行识别和防范［4－5］。确认存在疑似学术不端行为以后，期刊编辑部应尽量进行退稿而非退修，退修往往会使初次发现的学术不端行为变得更加隐蔽，为编辑部带来更多隐患［6］。1．3严格遵循同行评议的原则与规范同行评议是学术期刊出版过程中沿用数百年的核心规则。同行评议既是对科研诚信相关问题的监督，同时也是一个本身容易出问题的环节。例如，2017年4月，国际出版商施普林格•自然集团对旗下杂志《肿瘤生物学》所发表的107篇来自中国的文章进行一次性撤稿，其原因就是作者推荐了虚假的审稿人，得到了虚假的评审意见。然而，在此过程中，《肿瘤生物学》编辑部并没有对审稿人资质进行严格审查，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7］。研究指出，对于高质量科技期刊来说，编辑部审稿制度结合同行评议制度可大幅提升期刊的运行效率［8］。期刊编辑部在组织同行评议的过程中，首先应该从制度上维护审稿的独立性，合理确定评审模式(单盲、双盲、单双盲结合、开放评审等)，合理制定审稿的流程和审稿人规范，保证其他各方(包括主编、编委会等)不进行非正常的干涉。其次，期刊编辑应仔细评估审稿人资质与质量，慎重对待作者推荐和回避的审稿人。再者，期刊编辑对审稿过程中所出现的异常现象应高度敏感，比如过快过慢的速度，过好过差的质量，可能存在的偏见，等等［9］。最后，期刊应该尊重同行评议的结果，不随意删改评审意见，并帮助评审人与作者进行适度沟通，同时合理地处理申诉。当前，同行评议的公正与规范已经成为期刊质量的重要标志之一。

2科技期刊从业人员本身应恪守职业道德与伦理规范

在已公布的科研诚信案例中，涉事主体除了科研人员以外，有时还包含了期刊编辑，其中有些是期刊编辑有意为之，有些是工作中的粗心与失误。可见，科技期刊编辑不仅要对作者的学术不端行为进行有效监督，也应洁身自好，恪守职业道德与伦理规范。2．1加强对编辑队伍的价值体系建设。期刊编辑的工作往往难以被读者、作者所直接了解，工作量和质量也难以进行量化和考核。对来稿的核查标准更多地依赖于编辑本身的精益求精，这也是期刊编辑职业素养和敬业态度的最直接反映。因此，应重视编辑队伍的价值体系建设，使其真正成为科研诚信的捍卫者和防火线。加强编辑队伍的价值体系建设，至少应包括以下几点。第一，牢记自身岗位在科研诚信共同体中的责任使命，充分利用自身专业知识，以科学公正的态度对投稿论文严格把关。第二，严格遵守期刊制度，崇尚道德自律，按照期刊标准处理稿件，拒绝利益稿、人情稿、关系稿等［10］。第三，严格遵守科技期刊出版在过程中的“第三方服务边界”［11］，不与中介公司、等不合理、不合规的第三方服务公司合作。第四，编辑稿件严谨耐心，一丝不苟，严格遵循我国现有的编辑出版相关标准与规范，实现内容的标准化、精品化，切实为科学家提供优质服务。2．2对涉及的失范行为谨慎而积极地处理。之后，将由广大读者监督并反馈科研诚信相关问题。对于此时暴露出来的潜在失范行为，期刊不应消极回避，而应该谨慎核实其真实性，积极面对，按正当程序及时严肃地处理，必要时可与作者所在机构沟通商讨解决方案。对于可能出现学术不端问题的稿件，最常见的处理方式是撤稿。撤稿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有明确证据显示文章内容不可靠(不论有意还是无意);内容在之前发表过;构成抄袭;研究过程不符合伦理道德规范;存在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作者一致主动要求撤稿。撤稿的最终决定权在于编辑部而非作者，对于符合撤稿标准的稿件，期刊应按撤稿规范妥善处理，在所有版本上撤稿声明。撤稿声明应单独成文，免费开放，并在网络版本上与原文互为链接。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对于某些不符合撤稿标准的稿件，不应简单粗暴地进行撤稿，而应采用关注声明或更正声明［12］。其中，关注声明主要针对以下情况:存在疑似但无法确定的学术不端行为;作者的解释相互矛盾，短期内无法达成一致;对于疑似学术不端行为的调查需要时间较长，等。更正声明主要针对论文中存在的少量非主观性错误。对于科技期刊编辑出版相关的多种伦理问题，国际出版伦理委员会(CommitteeonPublicationEthics，简称COPE)提供了解决方案和建议，尤其是COPE流程图［13－14］，是实际工作中期刊编辑的有益参考。2．3积极主动地履行传播科技的责任与使命。除了保证内容真实和符合法规，科技期刊还应关注自身在科技传播方面所承担的责任与使命，在实践中促进研究内容在学术共同体内的分享。这不仅是出版伦理的延伸，也是科技期刊在学术生态建设方面的重要价值体现。首先，论文内容应按照既定模式保证文章内容的可获取性。获取模式主要包括订阅、开放获取和延迟开放获取。这由期刊所有者、出版机构等共同商讨决定，一旦确定就应遵守，无论是作者、期刊还是第三方，不得对订阅论文擅自进行免费传播，也不能对免费的论文进行收费售卖。其次，论文的获取模式也应尊重相关规定，促进科技论文的开放与共享。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要求，所资助的研究论文在学术期刊上发表6～12个月后应在国家平台上免费开放获取。我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也规定，所资助的研究论文在出版1年后，应进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基础研究知识库并免费开放获取。期刊应支持并监督这一投放过程。第三，期刊应监督文章支撑数据的妥善存储。国际上科研共同体建立了多个公益性开放数据库，专门存放期刊无法直接发表但对后续科研工作具有重要意义的数据，如蛋白质数据银行、核苷酸序列数据库等，期刊出版者应监督作者按照已有规定提供相关内容妥善存储。

3完善学术生态体系建设的对策与建议

摘要：20世纪即将结束，“知识经济”的狂风席卷全球。尽管专家断言，知识经济离中国相当遥远，但在长江三角洲这样经济发达地区，似乎已经听到知识经济的脚步声，当然首当其冲的是高等学校。近年来，高教理论界从不同角度对高等教育如何面对知识经济展开热烈讨论。本文试从新的视角，引入一个新的命题——学术生态，来探讨高等教育在知识经济来临时，如何体现自身的存在价值。

一、学术生态：一个新的命题

在知识经济时代，大学要从社会的边缘走向社会中心，由为经济服务的部门转变成为经济发展的基本要素部门，从政府的思想库进一步成为国家创新体系的主要支柱，成为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的知识之翼。大学功能的转变和原则的固守是辩证的。要完成这一嬗变，大学就要固守它的基本精神和崇高理想。就是蔡元培先生所说的“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就是布鲁贝克所说的：大学是一个“传递深奥的知识，分析批判现存的知识，并探索新的学问领域”的机构〔1〕。大学是探究高深学问的殿堂，学术是大学的逻辑起点。对知识的传递、批判和探索，是大学永恒的主题。学术，是大学要永远固守的。

大学“学术研究能力的开发，本身就孕育着未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萌芽，它表现为人力资本、内隐知识和知识产权。把川流不息的知识转变成为技术创新的新源泉，是大学学术研究的一项任务。这些新的源泉也正在改变大学的结构和功能。”〔2〕大学要完成结构功能的改变，以便成为社会的中心，就应该更加固守学术堡垒，提高学术声誉，提升创新能力，并将学术与社会需求紧密结合起来。这些，都需要建立良好的学术生态环境。

学术生态的概念是社会生态学和教育生态学原理建立的。生态学原本是生物学的一个分支学科，问世已经一百余年，但默默无闻。本世纪50年代以来生态学从纯理论的“高深学问”走向解决环境、资源、发展问题的应用研究，获得重大发展，但真正引起人们普遍重视是60年代开始的。1962年，美国女海洋生物学家R·卡逊出版了《寂静的春天》一书，对人类在工业化过程中不顾环境恶化，导致生态失衡的严重后果提出警告，认为人类必须与其他生物共同分享地球，建立合理的协调，才能维持健康生存。1972年3月，罗马俱乐部发表著名的《增长的极限》报告，以及同年6月联合国“人类与环境会议”通过《人类环境宣言》报告，表明人类对生态环境的高度关心，并产生了可持续发展的观念。会议上由经济学家B·沃德和微生物家R·杜博斯发表的《地球只有一个》的背景报告标志着生态学已经向多学科交叉渗透，继而跨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鸿沟，产生了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学、经济生态学、人类生态学、人口生态学、社会生态学、教育生态学等交叉学科和边缘学科。这些学科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运用其他学科的观点和方法，研究和解决生态学的问题；一类是运用生态学的观点和方法，研究和解决其他学科的问题。社会生态学和教育生态学属于后者。它们借用生态学的基本观点、基本概念和基本方法，移植和延伸到社会学和教育学领域，研究和解决有关问题。各种学科既积极为解决生态问题作出贡献，同时也以生态学的观点来丰富本学科的理论。这就是生态学的泛化，或者说是学科的生态化。

学术活动是一种社会活动。高校学术生态既是一种社会生态，也是一种教育生态；它既存在于生物圈，也存在于智力圈。高校学术生态系统，由学术——人——环境构成，是一个与外界不断进行能量、物质和信息交换的自组织耗散结构系统。参与学校活动的人处于一定的环境之中，结成一定的群体，“学术”是系统的生态功能即追求的目标。换言之，高校学术生态是一个以知识分子为主体，为达到学术创新的目的，进行复杂的学问探究和科学实验等活动的生态系统。根据社会生态学和教育生态学原理，人所处的环境，既有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等自然环境，也有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人际的和心理的等社会心理环境。社会心理环境的各种因素，也可以看成是生态因素，进行研究分析。研究学术生态，固然要关注自然环境的影响，更要关注社会心理环境的影响。因为学术生态不仅是一种“生物存在”，更是一种“社会存在”。

［摘要］生态语言学的研究着力构建学术英语写作能力发展评估体系，主要依托生态写作及学术英语写作生态动态评估搭建。基于此，文章剖析了生态写作的体裁与修辞知识、过程与策略知识、学术话语共同体三大板块的学术英语写作概念，构建起直接课堂情境与间接课堂情境相互作用的动态发展评估体系，并依托文本分析、个案分析、电子写作档案等方式，从而达成学术写作能力生态动态评估及迁徙的目标。

［关键词］生态语言学;学术英语写作;能力发展评估体系

生态语言学主要涉及生态学及语言学交叉领域的学科，是近年来语言学发展衍生的分支学科。与传统的语言学不同，生态语言学秉持包容开放的理念，着力构建出多元化的生态系统，促使语言本身、语言的应用及外部条件有机融合［1］。当前，生态语言学主要是根据哈利迪的“环境语言学”及豪根的“语言生态学”两种主流模式进行深入研究。“环境语言学”重点关注语言对于外部环境的影响力和所产生的作用，而“语言生态学”则是重点聚焦于生态环境是如何影响语言功能的。本文基于生态语言学，以语言本身、学习者及所在群体、语言教师及外部的环境作为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因素，着力构建学术英语写作能力发展评估体系，从而大力提升学术英语写作评估及反馈水平，强化大学生学术英语写作的灵活运用能力［2］。

一、学术英语写作的发展阶段及应用

(一)学术英语写作生态及动态评估的发展阶段

发展多元化、多维度的英语写作模式，对于唯结果论的写作评价与评估机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写作评价与评估逐渐转化为以过程为导向、注重交互行为的模式，使学术写作课堂的教学实践与评估有机结合，教师依托语言学习者的学习阶段的水平及个人能力实施高效的交流互动和适度干预来调整英语学术写作的教学进度和任务。因此，该种评估架构可以有效覆盖学习的全过程，并创新、渗透有意义的学习实践活动，从而引导学生全方位了解并学习学术英语写作。实际上，西方国家的学术英语写作评价与评估已经迈过了客观测试及整体评分的两个重要阶段，并于1986年开启了全新的形成性评估阶段，即鼓励和倡导给学生的多篇习作及写作任务建档立卡，并注重写作水平提升的整体过程。随后，杨希认为，学术英语写作第四阶段的关键评价是以多元化的考察方式对学生的综合写作能力进行生态动态的评价，借助案例分析、写作档案记录、交流访谈、学生英语写作文本分析、行为观察，以及数据统计等定性及定量多种分析形式，从不同维度考查语言学习者个体的学术英语写作能力及环境所带来的影响作用。基于此，学术英语写作的生态及动态评估体系已经初见雏形［3］。

一、多元学术评价权：交互式学术评价的提出基础

学术研究的目的是发现真理、推动进步，其原初功能为繁荣文化、传承文明。学术评价的初衷和使命是有效引导和促进学术繁荣进步。但当浮躁和功利侵入学术生态圈后，包括学术评价异化在内的学术乱象时有所闻，反思和批评声也不绝于耳。其矛盾源头在于学术研究的内在规律与学术评价之间存在客观的张力。在这些批评声中，由于在学术研究和学术评价之间承担着某种意义上的“标准”作用，学术期刊受到的压力传导更为明显。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包含价值判断（主观性强），这使其与自然科学研究（客观性强）显著不同，因此人文社科期刊与科技类期刊在办刊理念和风格上有着明显分野。以科技类期刊的评价方式来评价人文社科学术研究成果和学术期刊质量（社会效益），自然水土不服，其带来的典型后果是学术期刊发展的同质化、模式化、功利化，坚守自我和本初变得越来越难。究其原因，包含价值判断的根本特征使得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评价的主体天然多元化。俗语“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就蕴含了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评价内容多维性和主体多元化这一朴素道理。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生态圈（或者说学术共同体）主要涉及以下几类主体：从事学术研究的科研人员、学术期刊，以评价机构、学术团体为代表的各类学术组织、科研机构/科研管理部门。除此之外，由以上几类核心主体衍生或拓展的群体，也是学术生态圈的组成部分，如高校学生、实务部门的理论工作者等。在学术生态圈中，所有主体是共存共生关系。因学术评价牵涉学术生产、消费、服务和管理的各方主体，所涉利益众多，而有利益就需要明确各主体的权利和义务，同时也要求相应主体具备评价能力。尽管存在学科背景和专业深度等差异，但作为学术生态圈的组成部分，不同主体尤其是核心主体都具备评判学术的基本能力，在基础评价标准上也有基本共识，如学术规范性和逻辑性、学术创新与贡献度、学术投入度、学术宽度、学术素养等。这也是学术共同体得以凝聚的基础。就学术生态圈存在的目的和功能而言，学术评价既是所涉各主体的权利，也是其共同责任。由于各组成主体都具有一定的评判能力，评价角度也是多维度的，因此不存在“法定”评价权主体。换言之，组成学术生态圈的每一方主体都具有天然学术评价权，也是当然的被评价对象。以关涉学术期刊的评价为例：期刊可以综合评价作者的学术能力、学风学养等，也可以评价具体的学术成果；作者可以评价期刊运行的规范性、学术评判能力专业性等；评价机构可以评价学术期刊和作者，作者和学术期刊也可以对学术评价机构的客观性、评价结果有效与否做出判定；学术期刊可以对科研机构的队伍发展和学科竞争力做出评价［1］，参与学术期刊评价的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和高校也可采用评奖、资助、白名单和黑名单的形式对学术期刊做出评价；学术期刊可以自我评价和互相评价，如期刊协会组织的评定等。这就是交互式学术评价的外在框架，其以学术生态圈多元主体的评价权为理论基础。所谓交互式学术评价，是指学术生态圈的各方主体以互动式交流和开放式合作的方式进行自我学术评价和对他学术评价。在这种评价关系中，学术共同体各方既是评价主体，也是被评价对象，评价在双方、多方之间以互动、反馈、合作形式组织化常规化正式化运行，任何一方主体都不是学术话语权的绝对掌握者或主导者。交互式学术评价能促进不同主体之间的交互式学习，各方通过交流合作、彼此补益形成学术信任，达成对学术成果、学术期刊、学者或机构科研实力等相对一致的客观认识和评价。在评价共识的基础上，参与主体的多元化、评价过程的正式化起到制衡和避免功利性俘获的功效。

二、交互式学术评价的相对优势

在寻求建立更合理的学术评价机制过程中，主管部门一直试图以行政权威引导发展方向，出台了系列文件，也推出了系列举措。但从实际效果看，并未根本上改变当前的学术评价生态环境。一方面，现有学术评价机制固然有缺陷，但仍不可否认其具备积极意义。另一方面，在制度惯性下，高校科研管理机构和部分学术群体也对既有的学术评价有路径依赖。然而学术研究自由与科研行政管理存在冲突，任何外在的、带有行政色彩的评价都无法避免对学术研究的限制和固化，并可能导致功利式异化和背离。由于学术具有高度自主属性，建立有效的内在驱动力是完善学术评价机制的有效路径。学术评价实质是对学术声誉的认定，其离不开学术共同体这一土壤。换言之，学术共同体才是学术评价的当然和真正主体。交互式学术评价正是以学术共同体为真正评价主体的机制。与现有评价机制相比，交互式学术评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价值优势。1．评价话语权的共享性在交互式学术评价系统中，所涉各方都将参与其中，评价主体具有多元性。多元主体的参与促使评价标准更为合理，评价过程更为公正公开。在此种模式下，评价的话语权不再集中于某一方，而转由多方主体共享。话语权的分散共享让评价内容更全面，结果更客观，有利于学术生态圈和谐共处和良性运转。交互式学术评价系统中，无论是期刊还是学者，都不必再围绕学术评价“指挥棒”生存，而转向扎实做好内功建设。2．评价标准的多元性对当前学术评价机制的批评和质疑之一就是评价维度单一和评价标准不透明。尽管有个别机构在此方面做出了努力，但尚未形成通用规则［2］。学术评价应该遵循怎样的标准？有论者提出，“唯论文”的根源是单一评价维度的问题，主张学术评价主体应避免单一思维和价值判断标准［3］。还有学者提出，学术评价应该包括纵向比较评价、横向比较评价和现实性评价三个维度，即从学术发展史、研究现状、现实社会的需求着手，从而避免重复性、低水平和空洞化学术研究，对学人和成果的评价应置于该三个维度中进行［4］。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具有思辨性、情感性、意识形态性等特征，对评价的需求也是多层次的［5］，单一的评价标准不符合学科和学术的自身特性，既不客观也不科学，因而建立多元化的评价标准是共同的诉求；价值判断的主观性决定了真正多元的评价标准必须由多元主体提出和实施，如果评价权集中于单一主体，那么难以避免评价标准取舍和具体操作中的主观影响。在多元主体间实施交互式学术评价，必然会产生不同主体视角的多元评价标准。3．评价过程的双向性、反馈性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评价机制问世时间不长，系统化、组织化、规模化乃至数据化的现代学术评价机制尚处于框架建构与调适阶段［5］。当下有组织性、公开性的学术评价主要由学术评价机构进行，评价对象主要是学术期刊，其突出特点是评价主体和被评价主体二分化。在评价过程中，尽管各评价机构都设置有“专家评议”“征求意见”等环节，然而从实质上看，这种学术评价仍然是偏于单向度的。这种评价机制备受学界和期刊界批评［6］，由于其自身缺乏有效的评价反馈渠道和制约制度，多数学术期刊在其中处于话语弱势，只能被动地接受评价结果，并且不同期刊的话语力被评价结果日益梯度式强化。从评价主体向被评价主体的学术评价是以矢量形式运行的，被评价主体的反向学术评价则是断点、发散式运行。陷于这种单向度被动式的评价旋涡后，学术期刊趋同化变得明显，坚守自我变得异常艰辛，甚至有期刊被迫以“公开信”发出呐喊，激进反抗［7］。与之相反，在交互式学术评价中，各学术主体既是评价方也是被评价方，评价以双向甚至多向度形式进行。由于评价是交互式开展的，类似主观性价值选择和判断的信息得到有效反馈，接收信息的一方也能借鉴式吸收消化。如期刊与作者之间的双向评价，可以实现良好的互促；期刊与评价机构之间的双向评价，可以纠正评价机构自身学科的局限性，可以促进期刊布局和结构的主动优化。4．评价形式的公开性、正式性客观来说，学术生态圈中一直存在交互式学术评价的雏形，但除评价机构的组织化学术评价外，其他主体的评价都没能进入主流。少数有组织评价如“名刊名栏”“社科基金资助期刊”、学术自治团体的评奖等，因其覆盖范围有限，自身也未侧重打造学术评价功能，尚未被纳入主评价体系。政府期刊管理部门公布的各种“不合格”“违规”期刊更侧重于行政管理而非学术评价。个别学术主体为主动参与评价付出努力，如华东政法大学、中山大学、华侨大学、合肥工业大学、泉州信息工程学院等学术期刊“黑名单”，所起效力也有范围局限。可以说，除了学术评价机构，其他主体间的评价大多是自在式、非组织性的，缺乏正式的运行路径，以隐性、非规范化的方式存在。如期刊和作者之间的互相评价，更多在非正式情况下进行内部交流，不仅是随机和分散的，还没有统一的评价标准。从作者对期刊的评价来看，期刊级别、见刊时间是科研人员首要的两个评价标准，之后才是审读专业性、流程规范性等。其中，期刊级别是作者接受的“外来标准”，而见刊时间快与期刊质量之间没有必然正向关系，甚至有可能是负向关系，它们与作者对期刊真正的“学术”评价还有一定距离。此外，自在式的评价中，个别体验和口口相传极易出现信息失真和谬误，导致评价的不客观、不准确。交互式学术评价机制就是要通过一定的组织，将这些自在的、隐性的、非组织性的评价公开化、正式化，通过机制化、常规化、规范化塑造，使其加入学术评价主流体系并共同发挥作用，这也是学术共同体的固有意义之一。与现有学术评价相比，评价形式的公开和正式会极大促进学术评价正向功能的发挥，促学术、正学风，进而影响哲学社会科学学术体系和学科体系建设。5．评价结果的综合性评价主体多元和评价标准多维度保证了交互式学术评价结果的综合性。这种综合结果与当前在文献计量学基础上通过赋值、加权、归一、平均等得出的“综合性”评价结果有着本质的不同。它既包括定量的结果，也包括定性的结果；既有客观量化指标，也有主观评价；既有总体的结果也有分项的结果。不同的科研管理主体可以根据需要自取其中部分或整体评价结果，各评价主体也可以限定自己做出的评价结果的使用范围和条件。

三、交互式学术评价对学术期刊发展的影响

交互式学术评价不仅会根本性改变现有的学术评价机制，还对学术期刊尤其是人文社科学术期刊的发展有重要价值并起到促进作用。作为学术评价系统中关键平台枢纽的学术期刊，在推动和发展交互式学术评价过程中应起到主体作用，并以组织化安排协助解决评价主体虚化、评价标准规范化、评价流程正式公开化等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实现自身的高品质发展。第一，学术期刊是交互式学术评价建立的枢纽主体。从必要性上看，良好学术评价机制是为繁荣学术服务的，而学术繁荣直接决定着学术期刊的生存和发展；学术繁荣的标志之一就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交互式学术评价机制的交流合作、多元共享等内在属性与学术繁荣发展的需求契合，也与学术期刊个性化发展的需求相契合。就可行性而言，在学术生态圈的各方主体中，学术期刊数量适中、相对独立，利益关涉性最小，处于各方联系的枢纽位置；期刊具备平台的天然优势，也是便利的实体抓手，因此最适宜承担起组织和推动交互式学术评价机制的角色。第二，以学术期刊团体为依托，推动和协助各学术主体间建立正式评价渠道和机制，并促使其纳入评价体系。例如，针对科研人员参与学术评价的随意、分散、信息渠道少等不足，可通过作者、读者、同行评价等传统有效渠道加以指导、辅助，从而避免评价主体虚置的可能；可借鉴其他行业协会的模式，在学术期刊行业内建立期刊自律、不良惩戒和监督等方面的评价机制；可结合学科和学术的不同特点，出台行业相关学术评价规范，为各主体参与学术评价提供规范参考；等等。在推动和协助建立交互式学术评价机制的过程中，学术期刊与各主体充分沟通和交流，深入参与学术共同体。在该评价机制建立并良好运行后，学术期刊可根据定位和特长，打造符合自身特点的发展路线，从而迈向差异化高品质发展道路。

摘要：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提出了建设美丽中国的具体要求。高校作为意识形态领域的前沿阵地，应自觉承担起价值引领和人才培养的历史使命。在应用型本科高校大学英语课堂中构建生态意识，有助于提高生态教育的系统性和精准性；推动完善生态教育第二课堂；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应用型人才，从而更好地拓展高校德育内容，培育时代新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关键词：应用型本科高校；学术英语；生态意识

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加快了经济发展和文明交流，中国也正在经历着产业结构的巨大转型。与此同时，资源和环境问题日益突出，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也日益严重。在报告中，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高校是人才培养的摇篮，把生态文明教育融入日常学生教育管理是当前学生培养教育的主要任务之一。将生态意识融入大学英语教学，提高生态教育的系统性和精准性；将生态系统由课外引入课内，完善生态教育第二课堂；对于应用型本科高校而言，将生态思维传递给应用型本科高校学生，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应用型人才，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生态教育是以生态环境为基础，以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目标，通过系统全面传授生态环境知识为手段的教育理念。生态教育不仅有助于让学生了解生态保护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而且要求将生态意识、生态系统、生态思维融入课程教学，通过系统的学习引导学生热爱生活、保护环境，为社会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作为高等学校专门用途英语（ESP）系列教材之一，《学术英语•理工》秉承“以结果为导向”的学术英语教学方法，在提高学生语言应用能力和学术水平的同时，其课文内容以生态环境为主线，将生态意识贯穿于语言教学中，将高校德育和智育相结合，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1语言训练和文化教学有机结合，提高生态教育的系统性和精准性

《学术英语•理工》采用多种英语教学方法，将语言训练和文化教学有机结合，培养大学生的综合能力和生态意识。第一，大量阅读的输入。该教材为英语学习者提供了若干单元主题，每个单元主题安排至少三篇学术论文或学术文章。教材以学术英语论文写作任务为重点，共分六个单元。教材中设定的单元主题分别为：选择（论文）题目、查找信息、听讲座、撰写文献综述、撰写学术文章、做口头展示等。课文内容涉及网络生态、环境生态和人与自然的关系，如：网络黑客与信息泄露、人工智能的利弊、全球气候变暖给人类造成的影响、核辐射的危害、转基因食物的优势和风险等。第二，定量、原汁原味的、有思想的文章有利于学生对生态意识辩证思维能力的培养。如：Unit2Text9GlobalWarmingandItsEffects一文中，教材用1752个词的篇幅详细阐述了全球变暖对于气候变化、动物王国和自然环境的影响。全球变暖造成极端天气的出现、动物数量的锐减和臭氧层被破坏，这些后果对人类生产生活造成影响，使学生意识到全球变暖会影响到每一个人。课文通过列举数据、引用例证的方式增强文章的可信度和可读性，将大学英语由日常语言交流学习推向了学术思考的新高度。又如：Unit2Text10GlobalWarming一文中，作者通过数据例证的方式证实在过去的70年间，地球比上一个千年的任何时候都要热，而且在过去的几十年间这种变暖在急剧加速。虽然可能会有年长的亲戚告诉我们他们回忆过去的某个时候，那时夏天更热、天空更蓝，但与客观数据相比，这仅仅是选择性记忆的情况。课文以不断上升的气温趋势这一事实为依据追溯导致全球气候变暖的根源：除了人们熟知的工业废气的排放之外，还有太阳输出的变化（黑子周期）和火山喷发等因素，并详细阐释了这些因素导致气候变暖的过程，引起学生对于生态意识的辩证思考，提高思考的质量和深度，拓宽学生的思维角度和思维方式，引导学生全面地看问题。第三，以生态项目教学为主线，不仅能激发学生学习英语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也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学术技能和学术素养。《学术英语•理工》突破语言教学的传统模式，以学生为主体、以学生需要为出发点，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开展生态项目教学研究，在培养学生系统了解有关生态知识的同时，提高英语的综合能力。如：Unit4WritingaLiteratureReview中各篇文章的共同主题是核污染及其危害，基于生态项目教学，要求学生阅读几篇有关核污染及其危害的文章，并掌握文献综述的书写格式和规范、撰写要点、如何撰写独立文献（Self－containedLiteratureReview）和撰写为论文一部分的文献综述（WritingaLiteratureReviewasaPartofanEssay）、在教师的指导下为课文撰写摘要以及避免学术剽窃等。其中每一部分都可以结合课文中核污染与人类健康这一主题进行生态项目教学，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既能学习到文献综述的撰写技巧和学术规范的相关知识，又可以将学生置于生态保护、人类健康这一宏观背景之下，运用课文练习撰写文献综述或课程论文，并通过课堂展示、小组展示的形式汇报交流，有助于学生系统、精准地提高语言技能和生态意识。

2生态系统由课外引入课内，完善生态教育第二课堂

一、什么是大学精神

作为知识生产、传播和教育的主导力量，大学只有在一种特定的精神理念的引领下才能发挥巨大的社会功能。大学精神代表着一种超越性的气质、高举远慕的品格和执着于真理的求索精神。首先，大学精神是科学理性的探索精神。在理性精神的指引下，追求建立新的知识体系和解释体系，明显地区别于神话式、常识主义和宗教的知识系统。以科学主义和理性逻辑为基石，建构起来的知识体系提供了可验证的、可靠的理论学说，并以真理为指向，以实践为检验标准。其次，大学精神是弘扬人的价值的人文主义精神。西方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大大提升了人的地位，修正了旧有的宇宙观和宗教观，把人的存在价值和意义作为中心。人本身得到了尊重和崇敬。在这种人文主义精神的支配下，知识和教育的方向都发生了重大转向。现代大学更加注重对人的生活世界的研究、创造，致力于建构生活的意义世界。再次，大学精神是一种批判的超越精神。这种批判精神有两个维度:第一个是对现实生活世界的理论批判。运用知识和理论的武器，致力于批判反科学主义的迷信观念、假恶丑的道德堕落。第二个是对大学自身的知识生产和理论学说的学术批判。没有批判就没有知识的增长和文明的进步。在学术批判中，对既有的各种理论学说进行理性验证、批驳，从而推动知识创新能力。“严肃的学术批判，也就是对知识增量具有重要意义的从知识角度的批评。正是通过这种有助于知识增量的学术批评，我们能够进一步洞见到此前我们认识不到、或不意识、或忽视的许多问题。”［科学的理性精神、人文主义精神和批判精神，是大学精神的实质，由此，现代大学才能在推进文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过程中发挥无可替代的巨大作用。

二、异化了的学术生态环境

大学精神的实现，有赖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和特定的时代价值观念。纵观人类历史，在巨大的社会变迁时期，往往能够带动文化的重大创新和转向，促进思想范式的更新。但同时，也会出现异质因素而导致文明发展的迟滞，造成文化精神的衰退。受这种文化变迁内在逻辑的制约，大学精神也始终受到多种有利或不利因素的牵制、影响和挑战。20世纪初期的德国，处于重大转折时期的大学里弥漫着抑郁、悲观的气息。围绕着学术与政治、知识与权力、学术管理体制、“去学术”的专业化和纯粹学术等问题聚讼纷纭。在这种背景下，马克斯•韦伯在对青年教师的讲演中指出，学术应当成为一种精神上的志业。但是，“今天，学术已经作为一种职业的经营，以学术为志业受到了限制，就是学问已进入一个空前专业化的时代，并且这种局面将一直持续下去”。韦伯所批评的是大学中的堕落现象，即严肃的学术活动、以教育为志向的大学，已经被逐渐功利化的职业谋生所取代。认为这是大学精神衰落的征兆，将危及大学独立自治的理想。概言之，大学生态环境的恶化，会导致大学创造力的衰减，最终造成文化发展失去根本动力。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当代中国的大学教育同样面对着各种不利因素的影响，学术的生态环境尤为严峻。学术研究中普遍存在着功利化、学术失范、学术操守和道德严重堕落、浮躁与虚夸的现象。韦伯所批判和警告的危险正在逐步成为现实的写照，这种现状“正如我们在败坏着精神一样，我们也在败坏着情感”。学术创造原本尊奉的价值和理想不再神圣，而处于利益和权力的围城之中。在大学中存在着数量与质量、功利与学术、敬业与浮夸等多种矛盾。大学的学术管理体制严重背离了学术的精神实质和发展逻辑。数字化管理已经成为普遍规则，评判大学的等级、学术声誉以及教师的学术水准皆以此为标准。研究基地和博士硕士点的数量、科研经费的引进数额、的数量和刊物级别以EI、SCI区分等等，不一而足。这种管理体制便于进行直观的评判，简化了管理的难度和成本，简便易行。但是，这恰恰伤害了学术本身的严肃与尊严。在这种学术管理体制下，严肃的学术研究演化成了商业性的数量竞赛。“一旦这些商业性的外部标准代替学术的内在尺度，成为评判和衡量所有学者的统一尺度，就使得知识的生产，就像资本主义的物质生产一样，在不断追求效率的形式合理性背后，是失去了其本身意义的实质不合理。”于是，在这种环境里，粗制滥造、抄袭、炒作、自我复制等反学术的现象不断滋生。“对那些一旦进入这一赛跑并决心参与竞争的人来说，这场竞赛激励他们参与了一场每个人要对抗所有人、人人相互利用又相互对抗的斗争。这一斗争决不包含带来学术革命的危险，相反，它以自己的逻辑促进这一包含时间性距离的体制和秩序的延续和继承。一方面，这是因为参与竞争就意味着承认竞争有着共同的目的，而另一方面又因为竞争在任何时刻都局限于大约位于同一起跑线的竞争者，还因为仲裁者是那些占有更高位置的人。”缺少了学术敬畏之心的所谓“创新”究竟能有多大的新意和贡献呢?人类的知识由此而得到了多大增长呢?是否推进了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呢?另一方面，在教育行政化的体制下，与学术卑微相对照的是权力的傲慢。学术自治和学术权利始终依附于权力的支配，学术自由因此得不到制度化的保障。异化的学术生态环境，既无法传承大学的精神和理想，又使得学术创新能力低下、教育教学质量降低。“学术‘成果’在大量涌现，学术真金却在不断萎缩;学术市场热闹非凡，学术空气却异常浮躁。”在表面光鲜浮华的背后，难以掩盖的却是学术精神和大学理想的衰落。

三、健康学术生态环境的重建

作为制度化、组织化的大学，首先是一个秉承共同学术理想的知识共同体和精神共同体。尊奉着特定的理念、共享着一整套价值认同和学术话语。学术思想“只能于产生自己的过程中发现自己，只有当它发现它自己时，它才存在并且才是真实的”。学术研究活动遵循着自身的特定逻辑，过度的逐利思维必然使得学术创造发生异化。作为相对自治和自主的知识共同体，大学社会功能的实现，是在秉承其自身理想的前提下完成的。如果没有了学术共同体的相对自治，大学就无法持续地成为思想文化的中心和培育优秀人才的基地。制度正义是首要的正义，矫正异化的学术生态环境，应当从制度建设着手。建立真正的现代大学制度和良好的学术生态环境，是保障大学精神和文化持续发展的根本。学术生态环境的恶化是由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首先，涉及学术研究与学术管理体制的关系。大学的行政化建制是我国高等教育的基本模式，尽管“去行政化”的呼声在近年颇为响亮，但却困难重重，行政化的管理仍将是大学制度的主流格局。在这种现状之下，学术活动缺乏独立性，严重地依附于行政权力。比如，学术资源的行政控制，行政权力支配学术权力，行政权力对评奖、职称晋升的全面管制等等。由此，学术研究并未遵循自身的逻辑而展开，学术的内在规定性时时处于行政的权力逻辑规训和支配下。缺乏学术独立和自由，必然导致学术想象力和创造力被圈定在权力的逻辑中，也就无法真正地推进学术发展。在本真意义上，学术研究工作是人类存在的一种活动，其特质表现为思维活动、观念更新与知识生产。它构成了人类文明熠熠生辉的精神基础和必要前提。学术研究和思考的领域“无穷大”，从浩瀚的星空到不可见的微观世界，从形而上的思维世界到现实具体的生活世界。既包含对可见物理世界的研究，也涵括形而上的纯思维活动。作为思维活动的学术，并没有不可思的领域，但却有边界，即受限于人类自身的理性———人的边界构成了思维的边界。打开人类知识的演进史，就可知学术本身并不以明确的功利为首要目的，它首先表现为一种单纯的思想上的愉悦，之后才被人们运用于现实生活之中。真正的思想者，“他们的活动本质上不是追求实用的目的，而是在艺术、科学或形而上的思索寻求乐趣，简言之，就是乐于寻求拥有非物质方面的利益”。当然，这并非表明学术活动缺乏现实关注的情怀。在思想本身的“原初状态”里，它就是一种自由自在的思考。行政权力对学术活动的过度压制和宰制，既违背了学术的逻辑，也背离了大学的独立自治精神。行政话语主宰、压制着学术话语和民主话语，学术资源的分配更多地受制于行政权力，造成了学术自由的匮乏和学术自治的虚无，最终必然导致学术创新精神、积极性和能力的衰减。其次，学术的承认和学术荣誉感对社会总体价值观的臣服。这主要表现为在物欲主义和逐利主义对大学的影响。学术研究不再遵循学术生长的逻辑，反而，学术本身异化成了谋求经济利益的工具。失去了神圣光环的学术，就必然演化为追求物质利益、谋求课题经费、各种头衔和名望的手段。按照马克斯•韦伯的看法，除魅之后的社会神圣结构被打破，逐步演化为一个形而下的“逐利的世界”，侵入到社会的所有领域而成为一个时代性的表征。学术研究同样无法免于被侵蚀而独保清纯，功利主义成了学术的评判标尺和至上追求。再次，身处行政权力支配和物质利益诱惑双重挤压之下的知识分子，其价值的承认与最优化往往不是学术创造本身决定的。所以，也难以认真对待学术、虔信知识即力量、敬畏学术的尊严与高贵。学术与权力和功利缠绕一处，学术逐步功利化、趋利性和平庸化，催生出了另一种“时代的喧嚣”———有理论而无思想、刊物大于观点、课题经费至上、普遍的学术堕落、抄袭成风。虚假繁荣的局面，既无法传承或创造出一种学术传统，更无法创造出世界性的知识贡献。

一、高等教育管理文化生态系统的构建

1866年海克尔创立了生态学概念，研究生物体同外部环境之间关系。由于它的研究具有系统性、动态性的特点，其概念成为人类普遍性的思维方式。在此基础上，斯图尔德发展创立了文化生态学，其文化生态指在特定的文化地理环境内一切相互作用的文化体及其环境组成的功能整体［2］。从文化生态学的视角，高等学校是高校群体生存和发展所处的人文环境或人文空间［3］。高等学校内部各文化群体、高等学校内外部环境以及高等教育管理文化共同组成了具有层次性、整体性、结构性的高等教育管理文化生态系统。其中，高等学校内部各文化群体是文化生态系统的基础模块，高等学校内外部环境是文化生态系统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的来源，高等教育管理文化则是文化生态系统内部资源分配、结构组织、信息交流的方式及其蕴含的理念。高等学校内部的文化群体，包括管理群、学院群、机关群、教师群、学生群等，在这些群内又有工会、学生会等小群，这些群及其成员间共生共存、相互作用，形成了自己的类型和模式，并与高校外部的群相互作用，交织成高等学校文化生态系统的主体。高等学校内外部环境，包括学校所处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社会环境、学术环境、国际环境等。高等学校这一文化生态系统，既有完整的内部文化生态环境，又与外部环境进行着密切的互动和交流，并深受外部环境影响。高等学校管理文化，是高等学校管理生态环境背后的“场”，由管理哲学、管理理念、管理目标、管理制度、管理行为等多个因素所组成。在高等教育管理的文化生态结构层次中，管理哲学是最高范畴，引领着学校管理的建构方向，规定着管理理念、目标和模式，具有统摄作用。管理理念是次一级的范畴，是人们对高等学校管理中管理权力的分配和限制、权力资源的配置、不同权力主体的地位和作用的总的看法。任何理念都有其哲学基础，高校管理理念是管理哲学在价值取向上的具体化。管理理念同时还规定着管理的目标、组织结构、制度规定和物资支持系统。管理目标、管理制度、管理行为则是第三层次的范畴，体现着管理生态文化的具体性和鲜活性，是管理哲学、管理理念的外在表现。物质支持系统更多的则是受客观条件的牵制，如管理技术水平、人力、物力的投入等，位于从属地位。高等教育管理文化生态系统中任何一个因素的变化，都会引起其他因素以及系统整体性的反应。各因素不仅在系统内表现出互动共生、有机关联的生态功能，系统外还与所处的社会环境相互影响，体现内部生态与外部环境的契合。

二、高等教育管理文化生态的历史与现状

高等学校是一个有机的文化生态系统，其管理文化通常是历史形成的，可以看成是“遗传”与环境的产物。各国的大学都在历史传统和现实客观的相互作用中传承、形成和发扬独有的管理文化。在我国，“学而优则仕”的儒家入世哲学思想源远流长，伴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产生与发展。在古代，“大学”自产生就被统治者作为政治教化的工具，求学为官被世人认为是正途。到了近代，我国高等学校没有像欧洲那样，出现过学生权力主导或教师权力主导的办学模式，而是一开始就是在行政权力的主导下建立起来的。中国近代第一所大学“京师大学堂”虽仿效西方大学设置，但作为全国最高学府，它还是国家最高教育行政机关，统辖各省学堂，其行政性是先天赋予的。作为办学救国的工具，大学堂承载着沉重的社会使命，其政治意义远大于学术意义。尽管蔡元培先生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为了贯彻“学术自由和教授治校”的思想进行了深入的改革，一定程度上奠定了我国近现代大学“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基本理念。但在后来的军阀统治和民国时期，大学教师权力与行政权力相比仍处于从属地位。新中国建立以后，高等教育哲学政治论和国家主义教育价值观是我国高等教育管理的主导思想，深刻体现在每所高等学校的管理文化之中。计划经济时期，政府对国家进行全方位管理，统一调配各种资源，其中高等学校作为国家管理的重要部门，其管理理念和管理文化充分体现了国家的意志。20世纪80年代我国提出了科教兴国的发展战略，将高等教育发展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发展的高度，高等教育的政治功能和经济功能被政府行为高度强化。新世纪以来，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向纵深发展，在政府主导下，进行了多方面改革，从收费到扩招，从院校合并升格到大学城建设、教学评估等。可以说，我国高等教育历来具有“行政化”的传统。高校的“行政化”倾向是一个多维因素合力长期形成的客观现实。高校“行政化”通常是指在高校管理中采用以官僚科层制为基本特征的行政管理模式，即把高校当作行政机构来管理，把学术事务当作行政事务来管理［4］。因此，高等教育的管理文化生态，体现出高度的外部(政府)控制和内部集权。这样的管理文化生态，既是对历来“官学一体”教育办学模式的传承，又是我国建国初期“赶超式”国家目标取向的需要。通过这样的管理文化生态体系，国家意志得到完整的贯彻落实，具有高度的可控性和执行力。但是“行政化”的管理文化生态也存在着弊端。钟秉林指出，高等学校“行政化”表现为“外部行政化”和“内部行政化”，“外部行政化”主要体现在政府将高校作为行政机构或其延伸部门来管理，严格控制，管办不分;“内部行政化”集中体现为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关系失衡，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分割和对立，行政权力对学术权力的替代与压制［4］。具体而言，过度行政化办学体制为高等教育管理文化生态带来了4个方面的问题。

1．资源投入渠道的单一化。政府和学生是高等学校办学资金来源的主体。统计数据显示，1999－2009年的10年间，普通高等教育财政预算内拨款占到经费来源的47．65%－60%，学杂费收入所占比重上升至33．49%，而社会捐资集资所占比重不到1%并逐年降低。普通高等教育经费来源结构呈现出以财政预算内拨款和学杂费为主的二元格局［5］。这样的经费来源结构，使得高等学校高度依赖于政府投入和生源数量。在政府投入难以大幅提升而生源总体数量呈下降趋势的今天，高等教育管理文化生态面临着日益严峻的资源输入危机。

2．外部应变能力的滞后化。过度行政化的高等学校在与政府建立紧密联系的同时，与社会和市场的联系不足。这使得高等教育管理文化生态存在一定程度上封闭和保守的特点，无法因应社会和市场的变化及时作出内部调整，存在滞后性。同时，高度依赖政府投入，受到政府高度控制和保护的高等教育管理文化生态也难以催生出主动寻求改变的内在动力。这也造成了高等教育与社会和市场的脱节，使得高等教育引领社会发展、培育合格人才的作用受到影响。

1汪恕城水利学术思想概述

汪恕城水利学术思想丰富，已经初步形成框架在此思想体系中，思想的根基是对水利发展的定位。汪恕城认为水利要满足社会和经济发展五个需要，即饮水保障、防洪安全、粮食自给、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在新世纪，人们对水利提出了新的要求，在认识论上出现了九个转变，要适应五个层次、九个转变的需求，根本的途径是要实施资源水利，也就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资源水利理论基础是水权和水市场，要实现资源水利，必须将生态环境保护放在重要的位置，流域统一管理与准市场的结合是实现资源水利的体制保障。上述几个方面是相互联系的，在每一方面，汪恕城都进行了进一步的论述。下面仅就汪恕城一些重要的水利学术思想进行概要性述评，主要包括资源水利、水权水市场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水利学术思想。

2、汪恕城重要水利学术思想述评

2.1资源水利思想述评

1999年3月30日，汪恕城在中国水利学第七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上，发表了《实现由工程水利水利到资源水利的转变，作好面向21世纪中国水利这篇大文章》，首次提出了资源水利的概念。同年5月29日，在黄河水利委员会机关职工大会上，汪恕城结合黄河治理对资源水利的内涵进行了进一步阐述。2000年4月7日在中国水资源论坛上，汪恕城做了《资源水利的理论内涵和实践基础》的报告，2002年9月26日在《中国水利》杂志专家委员会会议暨水资源管理与可持续发展高层论坛上，汪恕城发表了《资源水利的本质特征、理论基础和体制保障》，对资源水利进行了进一步总结和提高，至此，经过不断地完善，资源水利的思想渐渐成熟。

资源水利就是把水资源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进行综合开发、科学管理。具体地概括为水资源的开发、利用、治理、配置、节约和保护六个方面，资源水利的本质特征就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资源水利的提出，就是强调资源管理，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