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说范文10篇

数学说课是数学教师间的业务交流，其根本宗旨是为了追求数学课的优化。

数学说课，要向同行说什么？我认为数学说课内容，主要有四个方面：

1．说教材。

能制定较为完满的教学方案，为数学课堂教学的改进提供前提条件。这主要包括：

（1）介绍课时教学内容的地位、作用和意义。说课中教者首先要阐述所备、所上的数学课在整个的一节、一章乃至整个小学数学全套教材中的地位、作用和意义，而不是孤立地看待某课时教学内容。这是由数学教材环环相扣、具有严密的逻辑性和序列性所决定的。

（2）提出本课时的具体明确的教学目标。

摘要：邓小平义利学说是邓小平伦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时期党、国家和人民道德生活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和集体智慧的结晶。邓小平将的无产阶级革命功利主义发展为社会主义功利主义，并论述了在发展商品经济中弘扬社会主义道义精神的问题，在此基础上主张两个文明一起抓、两手都要硬，建立起了义利并重义利统一的义利学说，邓小平义利学说从宏观上揭示了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时期伦理活动和伦理建设的发展规律，它为马克思主义义利学说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已经成为并将继续成为中国社会主义伦理文化建设的理论指南。

关键词：邓小平；义利学说

邓小平义利学说是邓小平伦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时期党、国家和人民道德生活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和集体智慧的结晶。它具有极为丰富而又深刻的内涵，是马克思主义义利学说与中国当代改革开放的道德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并获得新的发展的产物。如果说义利学说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伦理观念与中国革命的道德实践的有机结合，那么邓小平义利学说则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伦理观念与社会主义建设的道德实践的有机结合。邓小平将的无产阶级革命功利主义发展为社会主义功利主义，并借助于两个文明一起抓、两手都要硬的理论建立起了义利并重的邓小平义利学说。邓小平的义利学说从宏观上揭示了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时期伦理活动和伦理建设的发展规律，它为马克思主义义利学说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已经成为并将继续成为中国社会主义伦理文化建设的理论指南。

一、重视整体福利：社会主义功利主义理论的系统表述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比其他人更了解中国特别是传统计划经济模式对中国经济文化发展所造成的弊端，身受几次左倾错误的冲击也使他比其他人更能深刻认识左倾错误路线所造成的危害。因此，1977年他再度复出后不失时机地向全党全国人民提出了改革开放和建设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强国的任务，并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总路线，主张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和改善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后来，他又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要消灭贫穷，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物质利益原则，以及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首先富起来进而推动全国人民的共同富裕等思想，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社会主义功利主义理论。

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功利主义理论从其具体内容来看大致包含以下几个方面：(1)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要消灭贫穷。建国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人们在左倾思想的影响下，出于对“反修防修”的过分警惕，扭曲并颠倒义利关系，把贫穷当作革命的标志、光荣的象征，把富裕视为反动的标志、耻辱的象征，因此“越穷越革命”、“富则变修”的谬论甚器尘上，贫穷被道德神圣化了。这种被扭曲了的荣誉观使整个民族都失去了发展经济、脱贫致富的动力和热情。邓小平复出之后，在人们思想还没有普遍解放的条件下，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气魄，向全党全国人民呐喊，贫穷不是社会主义。1984年6月，他在会见第二次中日民间人士会议日方委员会代表团时发表谈话，“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1985年4月，他在会见坦桑尼亚姆维尼时又说：“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这二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这里，他已把消灭贫穷看作是社会主义的使命。1987年4月30日，在会见西班牙副首相格拉时，邓小平又进一步指出：“十年中，许多怪东西都出来了，要人们安于贫困落后，说什么宁要贫困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这就是搞的那一套。哪有什么贫困的社会主义，贫困的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马克思讲的共产主义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社会。什么是按需分配?没有生产力的极大发达，没有物质产品的极大丰富，怎么搞按需分配?马克思主义讲的共产主义是物质产品极大丰富的社会。”邓小平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完整地论述了贫穷与社会主义的本质不相容，世界上没有贫穷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虽然诞生在相对贫穷、落后的国家，但社会主义本身并不包含贫穷，因此社会主义必须尽快摆脱贫穷，加大发展生产力的步伐。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如果长期贫穷而且贫穷日益普遍化，那么它不仅没有优越性，而且一切死灰复燃的东西如旧的习俗、旧的道德会把社会主义毁灭掉。因此。社会主义必须与贫穷作斗争，必须想方设法摆脱贫穷，使国家富强、人民生活富裕，社会主义才有光明的前途，才会真正体现出自己的优越性和生命力。

一、异化劳动学说的理论源泉

异化劳动的概念是时展的历史产物。早在十七、十八世纪欧洲的唯物哲学家、社会契约理论家们身上就得到了表现。最早在英国哲学家霍布斯《利维坦》中提到：在错中复杂的社会里，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人们为了自己个体本身的生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像是狼一样。但是社会为了要维持平衡，所以就有必要制定相关的规则，制定相关的契约，书中所说的利维坦就是巨大的海兽，从中说明人在社会生活中并不是完全自由的，是受一定的社会契约限制的。接着法国的卢梭在他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一书中说：在社会的契约中，我们同时还不应忽视人本身的自由，即保持订立契约中实现着权利的转让。

后来，德国的费希特在他知识学体系中提出了“自我”的概念，他说：“自我设定非我，客体就是主体的外化”。这就是说作为自我本身的主体又外化出客体的我，这里他说得异化其实就是人的物化。接着，黑格尔根据否定性的原则，认为异化就是扬弃，这样就给构成了辩证法的本质。但他的异化论是种精神异化论。因为他主张的异化的主题就是客观精神。这就把异化的对象混淆了。他认为精神上的异化，是种唯心主义的错误，因此他最终不能得出关于异化的正确概念。后来，费尔巴哈从感性的人来谈异化，但他说的人就只是感性的人，缺乏劳动和社会实践的深刻内容。他这样对人的了解就显得很抽象。他只说明了人把自己的本质异化为上帝，却没有说明为什么要异化为上帝，后来以“爱的宗教”来自圆其说，但终究还是唯心的、抽象的异化论。所以，在前人的基础上，马克思提出了“劳动异化论”。马克思认为劳动是决定人的本质的行为方式。而劳动在历史上是通过自身的异化来扬弃的。马克思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力图变革资本主义的私有制理论。这位他批判当时空想社会主义者提供了扎实的理论基础。以及为他自己后来的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开创了源头。

二、异化劳动的内涵

马克思的异化劳动学说，起源于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研究，从社会经济关系的结果开始，从现象到本质，层层递进，深刻分析了人类生活的异化现实。根据古典经济学家的理论：他们看到了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的不公平、不平等。但因为他们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分析的，他们没有对这再进行“为什么”的研究。而马克思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具体分析了为什么的原因，从而得出了“异化劳动”的概念。他说：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工人生产的越多，越丰富，反过来他就越贫穷，这和劳动的本质是相互矛盾的。这就是劳动结果和劳动过程的相互异化。如果说这是从结果上来说的话，那么在生产过程上也是有异化的产生。那就是劳动对劳动者来说是外在的，不属于他自己的，劳动不是劳动者自由的发挥体力和智力。而是一种非自愿的强迫的劳动。只有在运用动物似的技能时才感觉到自己是自由的。而从事劳动的时候他感觉自己就是动物。上面两方面如果说是从“物的异化”来说的话，那么下面两方面就是从“人的异化”角度来说的。人类认识世界的过程漫长，但认识自己的过程就更加漫长。费尔巴哈强调人是“类”的动物，但这里的“类”就是个抽象的概念。马克思不是从概念来研究人的本质的，他从社会经济社会生活的分析和资产阶级社会经济学的活动，得出了“劳动异化论”的学说。他由于把人的本质归为劳动，而劳动是被异化了的，所以人的本质在这里就得到了异化。这就是马克思说的异化第三方面：人和自己的类本质的异化。在这里，劳动不是生活的第一需要，而是维持人们生存的谋生手段，人人都想在为自己的私利活动，生存几近动物似的求生本能。并且，在这个基础上，人和自己的类的本质的异化，其实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异化来得到体现的。因为马克思说：“人在本质上来说就是所有社会关系的总和”。而在私有制存在的阶级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异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通过阶级的形式来得到表达的。所以，马克思就通过对异化劳动的分析得出私有制的本质和阶级关系产生的起源。

三、异化劳动学说的当代价值

【关键词】脾胃学说;升降学说

脾胃学说与升降学说均是中医基础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对中医临床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在学习、研究这2种学说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它们的内容及其形成发展过程有很多重叠和交叉之处，如果把它们汇成两条线，这两条线并不是平行的，而是时有交点甚至紧紧缠绕在一起，是不可分的。简而言之，升降之中见脾胃，脾胃之中寓升降。

1内容上的交叉

脾胃学说的核心内容———脾胃为人体元气之本，脾胃为精气升降运动之枢纽，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脾胃主水谷精微之运化，脾宜升则健，胃宜降则和等，无一不与升降密切相关。气机升降可以说是升降学说的灵魂内容，在升降还未引入医学之前，我国古代唯物主义哲学家们就把自然界物质的运动变化归于气之升降，所以升降从一开始指的就是气机的升降。而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是人体元气之本，李东垣说:“元气、谷气、荣气、清气、卫气、生发诸阳上升之气，此六者，皆饮食入胃，谷气上行，胃气之异名，其实一也。”［1］可见脾胃与气也是息息相关、密不可分的。那么升降一经引入医学，必定与脾胃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素问·经脉别论》曰:“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水精四布，五经并行。”［2］这既属升降学说的内容，又属于脾胃学说的内容，既是对水液在人体消化吸收之升降出入的描述，又是对脾胃运化水谷精微的论证。《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清气在下，则生飧泄;浊气在上，则生月真胀。”［3］开始运用气机升降出入的理论解释与脾胃相关的病理变化。

正因为脾胃为精气升降运动的枢纽，所以脾胃为病必打破人体升降之和谐;正因为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故脾胃病，气血匮乏则必升降无权;正因为脾胃主水谷精微之运化，所以脾胃病则运化失调，升降无序。由此可知，脾胃病必定影响甚或打破人体升降出入的平衡。同样，升降失调也会导致脾胃病。李东垣认为，脾胃内伤发病的主要病机是脾胃气机失调，升降出入失常，所以说“脾宜升则健，胃宜降则和”。另外，自张元素发现药性升降理论之后，脾胃病的治疗用药又开始受药性升降理论的指导。综上可见，脾胃病的病因、病机、治则、用药与升降亦是联系紧密、密不可分的。总之，升降学说与脾胃学说在内容上大多是杂糅在一起的。

2形成发展过程中的交叉

孔子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最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之一，是中国思想文化的创立者和奠基者。孔子思想包罗万象，博大精深，中国文化发展的所有丰富性特征都可以从孔子那里找到根源。孔子思想的主要特征之一便是他提出了著名的“仁”的思想，以至后来有人把孔子的思想概括为“仁学”。那么，孔子关于“仁”的思想具有一些什么特征呢？在《论语》一书中，“仁”字出现达109次之多，说明“仁”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那么，孔子所谓的“仁”究竟是指什么？不同场合，不同时间，针对不同主体对象，孔子所阐述的“仁”的含义是不完全一样的，这样一来，就给不同的价值主体在施行“仁”的过程中造成了理解上的自由空间，任何一种学说都可以从孔子的论述中找到其需要的理论根据。

具体说来，我们应从以下四个方面来把握孔子的“仁”：

一、对待“仁”的态度。孔子主张任何人都应该有一种为“仁”的愿望，应该诚心诚意去求“仁”，如果这样做了，那么就会得到“仁”。达到“仁”的境界的根源在于自己如何去做，而不是由他人来推动，只有主体自己的主动追求，才有可能达到“仁”的理想境界。表明孔子认为“为仁”是某种自觉的内在情感行为，任何人是无法替代的，只要自己态度端正，就可以实现“仁”的要求。孔子强调在内心的价值观念上首先要明确对“仁”的态度，孔子这种在内心深处对“仁”的价值追求的思想，被后来的孟子引伸为“四端说”理论。孔子对“仁”的思想的重视，表明“仁”的思想和学说是孔子整个思想体系的价值核心。

二、“仁”的价值内涵。从《论语》中孔子论“仁”来看，其价值内涵主要指“仁”的情感性、自得性而言。孔子的思想是一门如何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我之间关系的学问，是一门关注人的自身发展的学问。孔子所提倡的是人在实际生活中如何达到理想人格的问题，“仁”精神价值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已立立人，已达达人”，“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认为“仁”就是“爱人”。从理论源头上考察，孔子的“爱人”观点来自周初的“保民”、“敬民”思想。“爱人”作为“仁”的重要精神内涵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在孔子“仁”的价值内涵中，由“爱人”所推导出的一系列内容都深刻体现出孔子对一般社会民众的关注，对整个人类社会发展中实现人际之间共同和谐发展的关切，这一切都奠定了孔子作为中国乃至世界最伟大思想家的地位。不仅如此，在几千年后的今天，孔子所提出的一系列思想仍具有普遍适用性和永恒价值。

三、“仁”的表现方式。以博大宽厚的胸怀来爱护民众是“仁”的一种表现方式，即“泛爱众而亲仁。”这首先是自我认知上的一种升华，是自我精神状况的内在反映。“仁”作为价值主体内在精神状态的反映，是实现理想人格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东西。只有内心以“仁”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用“仁”的境界来考察自己的思想，是达到真善美崇高境界的前提条件。孔子“仁”的表现方式还体现在时时处处以人为主，以人为研究和关注的对象，一切围绕“人”的思想行为的发展状况为主要内容。在孔子看来，一个本质上有问题、思想上有邪念的人是不可能达到“仁”的境界的。

四、“仁”的实践价值。孔子关于“仁”的思想具有很强的实践性特征，他把关注的焦点投向社会，投向现实，时刻关注现实生活中如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问题。孔子关于“仁”的学说不是纯粹思辨性的形而上的理论体系，更多的是结合具体行为方式告诉人们应该怎么做，这不是哲学意义上的实践理性的体现，而是对一般民众人格升华、人性解放的终极关怀。孔子还认为，“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为了崇高的“仁”的境界，绝不做违背最高道德准则的事，必要的时候要不惜牺牲自己来成就这一事业。以至于“杀身成仁”成为后世一些知识分子报国捐躯的行为准则，多少“仁人志士”在此原则的指引下奋不顾身地为国家、为民族事业而奋斗终生。“公务员之家有”版权所

说唱形式是一种民间艺术，它产生于我国先秦时期，周代的俳优中专以谐谑滑稽之言行娱人，即职业说唱者。今存我国最早的说唱文学作品是战国末期儒学大师荀况借用民间说唱形式仿作的《成相》。唐代的说唱伎艺有词文、俗赋、话本、变文四类。宋金元时期的说唱伎艺发展迅猛，品类众多，有话本、鼓子词、赚词、诸宫调、涯词、陶真、道情、叫果子、莲花落、说唱货郎儿、驭说、词话以及各种杂曲小唱等。明清时期的说唱伎艺有弹词、鼓词、宝卷、木鱼书、俗曲、评话、子弟书、岔曲、单弦等。说唱伎艺对我国传统戏曲的形成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是不容置疑的。本文主要选取几种韵文性质的说唱形式，如词话、缠令、缠达、鼓子词、道情、叫果子、莲花落、货郎儿、评话，来检视一下它们如何被我国传统戏曲吸收，并对戏曲文体的生成以及俗文学特质的构成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一、几种说唱形式

缠令、缠达是北宋说唱形式。灌圃耐得翁《都城纪胜》“瓦舍众伎”载:“唱赚在京师日，有缠令、缠达:有引子、尾声为‘缠令’;引子后只以两腔互迎，循环间用者，为‘缠达’。”［1］97《张协状元》第五十三出套曲为缠令:【紫苏丸】【迎仙客】【幽花子】【和佛儿】【红绣鞋】【越恁好】(缺尾声)。第十四出、第二十出套曲吸收了赚词之体:【薄媚令】【红衫儿】【赚】【金莲子】【醉太平】【尾声】，【醉落魄】【四换头】【赚】【绛罗裙】【呼唤子】【尾声】。在北套中，缠达体的套数更多。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例举了《陈抟高卧》的第一折、第四折所用曲，《看钱奴》第二折所用曲，《张千替杀妻》第二折所用曲，均为缠达体套数。现略示几例如下:(1)《单刀会》第二折:【正宫?端正好】【滚绣球】【倘秀才】【滚绣球】【倘秀才】【滚绣球】【倘秀才】【滚绣球】【叨叨令】【尾】。(2)《荐福碑》第二折:【正宫?端正好】【滚绣球】【叨叨令】【滚绣球】【倘秀才】【醉太平】【倘秀才】【滚绣球】【呆骨朵】【倘秀才】【滚绣球】【煞尾】。(3)《西蜀梦》第一折:【仙吕?点绛唇】【混江龙】【油葫芦】【天下乐】【醉中天】【金盏儿】【醉中天】【金盏儿】【煞尾】。第一例【端正好】曲为引子，以【滚绣球】【倘秀才】二曲循环互迎，是典型的缠达体;第二、三例则是北套中缠达体的变化形式，但不难看出其基本形式仍然是缠达。鼓子词为宋代说唱形式。因以鼓伴奏，故名。一篇鼓子词只能使用一个词调，最少可以只是一首，如吕渭老的《圣节鼓子词》是一首【点绛唇】。长篇则为一个词调反复多遍，如欧阳修的《十二月鼓子词》用12首【渔家傲】来分咏12个月的景色。鼓子词有只唱不说和说唱兼用两种，歌唱部分均用一个词调。说唱兼用的鼓子词，仅见北宋赵令畤的《元微之崔莺莺商调蝶恋花词》。从音乐上看，鼓子词受到宋大曲的影响。宋大曲是一种大型歌舞曲，其结构是同一曲调反复演奏，在“中序”部分加入歌唱，歌词是内容上有关联的同一词调的若干首词。鼓子词这一说唱形式被吸收到戏曲中来，南戏中用得较多，如《张协状元》及宋元四大南戏“荆、刘、拜、杀”均有使用，如《张协状元》第十五出:“(外妆夫人出唱)【女冠子】【鹤冲天】【同前】。”第二十七出:“(外出唱)【卜算子】【同前】。”柯丹邱《荆钗记》第六出“议亲”连用三支【桂枝香】，第十出“逼嫁”连用四支【四换头】，第二十六出“投江”连用四支【黄莺儿】等。无名氏《白兔记》第三出连用三支【莺啼序】，第二十八出“汲水”连用四支【桂枝香】。施惠《拜月亭》第七出“文武同盟”:“【章台柳】【前腔】。”第三十出“对景含愁”:“【风入松】【前腔】。”第三十九出“天凑姻缘”:“【卜算子】【前腔】。”徐《杀狗记》第三出连用四支【解连日环】，第七出“孙华拒谏”连用五支【桂枝香】，第九出“孙华家宴”连用三支【祝英台】。北剧中也偶尔使用，如马致远《邯郸道省悟黄粱梦》第二折用【商调?醋葫芦】【幺篇】【幺篇】【幺篇】【幺篇】【幺篇】【幺篇】【幺篇】【幺篇】【幺篇】等。这是因为用同一曲调反复歌唱显得单调，用同一宫调的若干曲子联成短套，再集不同宫调的若干短套联成全篇的诸宫调，应运而生后便取而代之，因此元杂剧主要运用诸宫调来演唱。词话是流行于元明时期的一种说唱形式。其形式有“攒十字”与“七言句”二种。一般认为，词话源于唐五代及宋初的词文。词文与词话之“词”均指唱词，词文是只唱不说的，元代的词话“有很大可能也是只唱不说或以纯歌唱体为主流的”［2］186，词话之“话”即故事之意。元初词话已经十分盛行，这从《大元通制条格》与《元史?刑法志》对词话的明令禁止可以得到证明。《大元通制条格》卷二十七载:“至元十一年十一月，中书省大司农司呈:河北河南道巡行劝农官申，顺天路束鹿县镇头店，聚约百人，般唱词话，社长田秀等约量断罪。外本司看详，除系籍正色乐人外，其余农民市户良家子弟，若有不务本业，习学散乐，般唱词话，并行禁约。都省准呈。”［3］299百种元杂剧剧本中，运用词话者，主要为只说不唱形式，计92种，占90%以上。如果按照刘光民的说法“词话至明增加了说白”、“由唐词文到元词话，再到明说唱词话，是一脉相承的，并且是由歌唱体逐渐向说唱体演进的”［2］187，那么意味着现存百种元杂剧中的词话均为明人所加，我们认为它不符合元杂剧的创作实际，因为元杂剧中的词话均为只说不唱的形式。吴承学在《唐代判文》中指出:“判文对元代戏曲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

以《元曲选》为例，如《陈州粜米》、《朱砂担》、《合同文字》、《神奴儿》、《蝴蝶梦》、《勘头巾》、《灰阑记》、《魔合罗》、《盆儿鬼》、《窦娥冤》、《生金阁》等都是叙述与案件相关的故事，而且都与判文有直接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其形式颇为相似———在故事的结尾或即将结局之处，由审案的官员来下一判辞了断公案。而这判辞又多数以官员‘听我下断’开始，然后‘词曰……’，这些‘词’即是判文。”［4］133即是说元杂剧中凡标明“词云”者并非均为词话，其中部分属于判文。如无名氏《神奴儿大闹开封府》第四折:“(正末云)兀那鬼魂，有什么衔冤负屈的事，你说，我与你做主咱。(魂子诉词云)告大人停嗔息怒，听孩儿细说缘故:俺母亲婶子不和，因此上分家另住。当日我学里回家，我待要街上觑觑。老院公领我出门，来到那十字大路。我见个卖傀儡的过来，院公道我与你买去。等院公不见回身，撞见我嫡亲叔父。领的我到他家中，俺婶婶便生嫉妒。将麻绳拴住脖子，勒的我登时命卒。一灵儿荡荡悠悠，每日家嚎咷痛哭。正撞见你这清耿耿无私曲的待制爷爷，与我这没投奔屈死的神奴儿做主。”“(正末云)一行人听我下断:本处官吏，不知法律，错勘平人，各杖一百，永不叙用。王腊梅不顾人伦，勒死亲侄，市曹中明正典刑。李德义主家不正，知情不首，杖断八十。何正路见不平，拨刀相助，重赏花银十两。将应有的家私都与李阿陈永远执业，设一个黄箓大醮，超度神奴儿升天。(词云)则为这搅家泼妇心愚鲁，故要分居灭上祖。若非是包龙图剖断不容情，怎结束神奴儿大闹开封府!”［5］第六卷316又如孟汉卿《张孔目智勘魔合罗》第四折:“(府尹云)这桩事老夫已明知了也，一行人听我下断:本处官吏不才，杖一百永不叙用。李彦实主家不正，杖八十。年老罚钞赎罪。刘玉娘屈受拷讯，将家财永远为主，请敕旌表门庭。李文道谋杀兄长，押赴市曹处斩。老夫分三个月俸钱，重赏张鼎。(词云)奉圣旨赐赏迁陞，张孔目执掌刑名。刘玉娘供明无事，守家私旌表门庭。泼无徒败伦伤化，押市曹正法严刑。”［5］第三卷707不难看出，《神奴儿》中魂子诉词即词话，而正末所云“一行人听我下断”之词即判文，后面“词云”四句则为词话。《魔合罗》中府尹断语为判文，后面的“词云”则为词话。元杂剧中有些判文并没有“听我下断”的提示，如无名氏《小尉迟将斗将认父归朝》第四折:“(茂公云)尉迟公，你父子每望阙跪者，听圣人的命:(词云)则为你勇敢无前，俺唐主宠任多年。生撇下孩儿不题，再相逢信是天缘。鄂国公赐金千两，加食邑万顷庄田。小尉迟金吾上将，作先锋世掌军权。将斗将同扶王室，鞭对鞭父子团圆。(正末、小尉迟谢恩科)”［5］第六卷288这里的“词云”即为判文而非词话。道情源于唐代的道歌，原是道士布道、化缘时唱的歌曲，后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民间说唱形式。燕南芝庵《唱论》云:“三教所唱，各有所尚。道家唱情，僧家唱性，儒家唱理。”［6］第一集159朱权《太和正音谱》云:“道家所唱者，飞驭天表，游览太虚，俯视八紘，志在冲漠之上，寄傲宇宙之间，慨古感今，有乐道徜徉之情，故曰‘道情’。”［6］第三集49因用渔鼓伴奏，故又名“渔鼓”。在元杂剧中，“渔鼓”写作“愚鼓”，取声鼓可以警醒愚顽之意。如马致远《吕洞宾三醉岳阳楼》第三折:“(正末唱)赤紧的简子唤做惜气。但行处愚鼓相随，愚是不省的，鼓是没眼的。”南宋周密《武林旧事》卷七载:“后苑小厮儿三十人，打息气唱道情，太上云:‘此是张抡所撰鼓子词。’”［1］476据此，宋代的道情即鼓子词，或者说至少体制和音乐与鼓子词相近。道情唱词的体制，诗赞体以七言韵文和十言韵文为主，乐曲体则依照格律句子可长可短。道情这一说唱形式运用于戏曲之中，主要见诸神仙道化题材，如范子安《陈季卿误上竹叶舟》第四折:“(列御寇引张子房、葛仙翁执愚鼓、简板上)……(列御寇唱)【村里迓鼓】我这里洞天深处，端的是世人不到。我则待埋名隐姓，无荣无辱，无烦无恼。你看那蜗角名，蝇头利，多多少少。我则待夜睡到明，明睡到夜，睡直到觉，呀，早则似刮马儿光阴过了。【元和令】我吃的是千家饭化半瓢，我穿的是百衲衣化一套。似这等粗衣淡饭且淹消，任天公饶不饶。我则待竹篱茅舍枕着山腰，掩柴扉静悄悄。叹人生空扰扰。【上马娇】你待要名誉兴，爵位高，那些儿便是你杀人刀。几时得舒心快意宽怀抱，常则是焦，蹙损两眉梢。【胜葫芦】你则待日夜思量计万条，怎知我无事乐陶陶。我这里春夏秋冬草不凋，倚晴窗寄傲，杖短筇凝眺，看海上熟蟠桃。(列御寇云)这道情曲儿还未曾唱完，纯阳子早来了也。(张子房云)我等且退下一壁者。(下)”［5］662－663宋代说唱形式叫果子，由市井叫卖声发展而来。北宋高承《事物纪原?吟叫》载:“嘉祐末，仁宗上仙，四海遏密，故市井初有叫果子之戏。盖自至和、嘉祐之间，叫‘紫苏丸’，洎乐工杜人经‘十叫子’始也。京师凡卖一物，必有声韵，其吟哦俱不同，故市人采其声调，间以词章，以为戏乐也。”［7］耐得翁《都城纪胜》谓叫果子与嘌唱为一体，均是“上鼓面唱令曲小词，驱驾虚声，纵弄宫调”［1］96的歌曲。《逞风流王焕百花亭》杂剧中运用了这一说唱形式。莲花落，一作莲花乐，源于唐、五代时的“散花乐”，最早为僧侣募化时所唱的宣传佛教教义的警世歌曲。宋代始流行于民间，为丐者乞讨时所唱，多以因果报应为内容。

元、明以来，渐有写景、叙事之作。演出形式有单曲、彩唱两种。单曲只由一人演唱故事，唱词采用叙事体;彩唱由歌唱者2～3人，分饰为旦、丑两种角色，分包赶角，略如戏曲，尤重插科打诨，以资笑乐。唱词为七言韵文。《琵琶记》南戏第十七出《义仓》“丑”所唱陶真，为莲花落调，朱有燉《曲江池》杂剧和明传奇《绣襦记》也各有“四季莲花落”，为乞儿所唱。明传奇《鸣凤记》“外”所唱莲花落已经是叙事曲词了。货郎儿为元代说唱形式。《元典章》五七“杂禁”条载:“在都唱琵琶词、货郎儿等人，聚集人众，充塞街市，男女相混……蒙都堂认得，拟令禁断，送部行下合属，依以禁行。”大概源于流动小贩叫卖声调的一种沿街说唱的形式。无名氏《风雨像生货郎旦》杂剧第四折有张三姑说唱货郎儿的情节，用【转调货郎儿】曲调叙唱，间以说白。货郎儿这一说唱形式在明清戏曲中也有应用，如明代朱有燉《义勇辞金》杂剧、清代洪昇《长生殿》传奇“弹词”折均运用了这一说唱形式。评话是一种只说不唱的以演述长篇历史故事为主的曲种。它与宋代说话四家之一的讲史(元代别称为“平话”)一脉相承。平话侧重于平说，即非弹唱;评话则强调它的评论特色。评话书文由“表”、“白”、“评”三部分构成。“表”是以说书人的口吻叙述，“白”指摹拟书中人物的代言，“评”即评论，或对书中人物、事件发表看法;或介绍知识、解说典故、解释字义。评话由一人表演，以醒木、折扇、手帕作辅助表演的道具。醒木的作用在于警醒观众、烘托气氛、助长声威;折扇、手帕则用来代表生活中的各种器物，如刀枪棍棒、纸笔信笺之类。演员以道具可以作出种种虚拟的动作。开讲时先拍一下醒木，然后念定场的诗词，称为“开词”。一场书在收束情节关键处留下悬念，叫“关子”［2］311－313。

二、说唱形式在戏曲中的表现功能

摘要:《民法总则》第十条首次明确规定了法律和习惯为民法渊源，法官处理的大量民事纠纷很多是法律或者习惯均没有规定的，无法较好的处理各类民事纠纷。民法学说适用与其他某专业领域学说的适用有所区别，民法学说的功能和特点也充分体现民法学说作为法律渊源的合理性。为此，应对民法学说作科学处理。

关键词:民法学说;司法适用;法律渊源

《民法总则》第十条规定民事法律渊源仅包括法律和习惯，①排除了国家政策、行政法规、司法解释、法理、司法判例及学说等作为民事法律渊源，而且该条规定的法律限定为狭义的法律，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通过的法律，极大地缩小了司法适用的法律渊源范围。为此，有学者对此提出质疑，法律和习惯能否满足日益繁杂又广泛的民事纠纷所需要的法律规范。［1］司法实践证明，司法适用中仍存在许多民事纠纷无法找到法律依据的问题，导致法官向理论学说寻求解决之道。研究法律的人对成文法的阐释，对习惯法之认知及法理之探求所表示的意见，称为学说。［2］从概念表述可知，学说应作广义理解，即一切有关法的学说，但本文是指民法方面的学说。当然，学说只是代表学者个人之意见，属于学理解释，不能直接发生任何拘束力。学说只有被法官采为判决的依据时，方成为法源［3］。在采成文法主义国家，立法机关往往将当时占据主导地位的某一学说引入法律中，使该学说上升为法律规范。我国法院在裁判案件中遇到疑难复杂问题时通常征求学者的意见已成惯例，此亦表明，我国的学者学说是民间的间接法源。［4］

一、民法学说不同于其他专业领域学说

学说是一个通用概念，在不同语境下，应结合具体情况作准确理解。在民事法律中，学说是指民商事法理论学说，在刑事法律中，学说自然是指刑事法相关理论。在本文中，将学说区分为两种，一种为民法领域学说，即法学研究者对涉及民事法律规范适用的观点和看法，比如侵权责任法中因果关系认定的必要性因果关系说和相当性因果关系说、死者人身损害赔偿中的继承丧失说和扶养丧失说及合同法中的不可抗力学说等等;另一种为某专业领域学说，即与民事案件事实认定有关的各种专业领域的观点和意见，主要包括但不限于鉴定意见或者检查、诊疗方案的合理性所参照采用的理论学说，比如临床医学领域的脑震荡的成因与诊断学说、多发性神经根神经炎的发病理论学说、病理学说等各种疾病检查、诊断及治疗理论等学说。通过案例分析发现，两者从各自本身性质出发，在适用阶段、适用主体及适用效果上都有所不同。(一)适用阶段不同。某专业领域学说作为小前提适用，而民法学说作为大前提适用。三段论贯穿于法律的内部证成和外部证成过程，即大前提、小前提和结论，大前提就是指可以适用的法律规范，换言之，就是寻找请求权基础;小前提是法律事实，必须是经过法院查明的案件事实，并且经过证据证明后予以认定的事实;结论就是法院判决。法院的审判就是将小前提放在大前提下予以证成，作出裁判。某专业领域学说通常作为证明某一事实的证据适用，尤其是对存有较大争议的事实，在性质上仍然属于案件事实部分，与法律规范无涉，故通常出现在裁判文书“事实”部分。而作为大前提适用的民法学说主要出现在裁判文书的“理由”部分，法院在遇到案件所适用的法律无规定或者规定模糊时，且通过其他法律渊源———习惯等仍无法寻求依据时，法院通常参照理论学说，并对所要适用的理论学说进行解释，以达到释法明理之效果，从而作出合法合理、公正有效地司法裁判。(二)适用主体不同。对法律规范的适用主体专属于法院。根据我国宪法及法律规定，法院作为我国的专门审判机关，依法裁判既是法律之规定，又是司法之专属权能。法院所具有的司法中立性，要求法院在认定事实和证据时必须严格按照法律要求进行举证责任分配。所以，法院不仅是法律规范适用的法律主体，也是是否认可某专业领域学说能否证明案件事实的法律主体。无论是当事人向法院提出的可参照适用的民法学说还是法院自己主动提出的可参照适用的民法学说，法院都是适用民法学说的最后决定者。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为了保证司法的合法性和公正性。因为，很多当事人为自身利益之考量或将参考运用某种有利于自身利益的专业领域学说及参照其制定出的鉴定意见用于进行庭审质证和辩论。根据举证责任分配原则，如果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需要证明的事实涉及专业技术问题，那么他们通常会委托专门的鉴定机构出具鉴定意见。但需要鉴定的事实往往是具有一定疑难复杂的，所以在鉴定过程中通常存在一个问题，即可供参考和依照的技术规范存在空白，或者没有明确规定，此时，专家辅助人可能借助于国内外某个人或者通说的著述学说制出鉴定意见书。(三)适用效果不同。鉴定意见往往是案件查明和责任负担的关键所在，故在质证过程中争议较大。遇此情况，法院通常依法认定鉴定意见的证据效力②。如“原告郭某某与被告三门峡市湖滨区某幼儿园教育机构责任纠纷案”，被告对司法鉴定意见书所采用的展开测量学说提出质疑认为没有事实根据和科学理论的问题，法院认为该鉴定行为没有相关禁止性规定，且鉴定机构根据临床经验已经作出了合理解释，法院予以支持。一般而言，法院对依照学说作出的鉴定意见通常持有认可与不认可两种态度，不认可的原因有二:一是鉴定意见被对方重新申请的鉴定意见推翻或者对方提出证据足以证明该鉴定意见错误③;二是鉴定意见依据个人学说制定而成，且该学说尚未成为领域通说。在很多医疗纠纷案件中，医疗人员的诊疗方案和诊疗行为带有许多个人经验性和临床研究性，而尚未成为医疗诊疗的统一规范，于患者及其家属而言，治疗得当且效果好，自然心存感激，但是如果造成严重后果，便引发医患纠纷。④其中最关键的证据就是鉴定意见的认定，法院认可当事人提出的鉴定意见，一般指对方当事人未提出重新鉴定或者未提出足以推翻鉴定意见的证据，且该鉴定意见系参照当前某领域通说制定而成并符合法律规定。

二、司法适用中民法学说的特点

【关键词】藏象学说；教学

《中医基础理论》是学习中医的入门课，藏象学说又是其中的核心教学内容。但是由于中医学的基本理论产生于二千多年前，内容古朴而抽象，而且其中一些概念与现今不尽相同，这些都令初学者难以掌握。如何提高学生对本章内容的感性认识，加深学生对中医藏象学说的理解，是我们在教学中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就此，笔者结合个人教学体会，谈几点粗浅看法。

1讲清西医、中医脏腑器官的区别

中西医学是在不同指导思想、思维方式影响下形成的不同医疗体系，由于看问题的方式角度不同，必然要产生不同的认知结果。因此，中西医学中所涉及到的脏腑或器官虽有共同的称谓，但本质上两者差别很大。所以，在给学生授课时，必须要将这一点强调清楚。以便同学在后面的学习中能够更好理解相关知识。我们可以举例讲解这个问题：西医中肝的本名应为Liver或hepar，西医学传入我国，借用了我们约定俗成的“肝”这一中文称谓来表述西医中的Liver这一器官。所以西医中的肝是一个消化腺，是人体的化工厂；而中医学中的肝则完全不同，它是具有主疏泄功能、可以调节血的蓄溢的一个脏。可见中医的肝不单纯是一个解剖学的概念，更重要的则是概括了人体某一系统的生理和病理学概念。虽然其与现代人体解剖学的脏器名称相同，但在生理或病理的含义中，却有很大差别。其余脏腑中西医概念的异同与之相仿。通过这样的讲解，可以使学生全面了解此问题的本质与核心。

2以气为纽带，系统介绍各脏腑的生理功能

中医学中所讲的气，既是构成人体的基本物质，又是脏腑功能活动的重要物质基础，脏腑的很多功能活动都要依赖气的运动变化而实现。所以在讲授脏腑的功能时，可以初步讲授气的功能特点，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演各脏腑的功能，同时阐发脏腑生理病理与气的联系。例如在讲授肺的生理功能时，先讲肺气的运动特点：宣发、肃降，正是基于肺气的这些运动，才产生了肺的其他生理效应：主气、司呼吸、通调水道、辅助物质的输布代谢；脾气的运动方式是向上，所以脾才具有主升清、运化水谷、统血等一系列的功能；胃主通降，其气以降为和，所以胃气也助六腑传化糟粕。在藏象学说中，有很多方面都涉及到这些内容，所以在讲授时应以气的运动变化为主线，先讲清脏腑与气的这些联系，然后再讲解由气的运动变化所产生的生理效应—脏腑的功能，进而延伸到各脏腑的病理变化。这样的教学设计，可以使课程的内容更具有逻辑性，同时，也可以兼顾讲授内容的前后联系性。气的概念比较抽象，我们在这里讲了气与脏腑功能的关系，就可以增强学生对气的感性认识，在以后讲到气的概念时，学生就会觉得确有其物，而且这样做也能够使同学们充分认识到气的重要性。

摘要：小学数学教学是关系到学生后期发展的重要方面，其中说算结合教学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教学效率的提升。因此，结合具体的教学经验，介绍了说算结合的含义，探讨了新课标下说算结合教学模式在小学数学课堂中的应用方法及作用。

关键词：新课标；小学数学教学；说算结合；作用

新课标对小学数学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教师除了要向学生传授数学知识、概念和公式等，培养其计算、分析能力，还要加强说算结合。通过计算教学促进学生思维发展，提供“说”的机会，鼓励其说出计算过程和结果，提高其语言表达能力。只有积极响应新课标的要求，培养学生的表达能力，才能促进学生各方面能力综合发展。

一、说算结合的含义

说算结合是小学数学课堂教学模式的一种，主要指在计算中培养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让学生说算法、算理，解决问题。具体而言，就是引导学生勇敢地说出做题过程，将自己的想法表达出来，从而形成较为成熟的数学思维，提高语言表达能力与数学能力。

二、新课标下小学数学说算结合的应用

近年来一些农业院校经管专业开设了经济学说史课程，该课程对学生掌握西方经济理论的脉络至关重要。随着教学理念的创新和研究内容的不断深入，传统陈旧的教学模式已无法适应培养复合型人才的需要。如何上好这门课，提高教学效果，拓宽学生思维，是迫在眉睫需要解决的问题。笔者根据自己在教学过程中的实践和探索，得出了一些体会。

1经济学说史教学中普遍存在的问题

1.1内容浩瀚，未体现农业特色

本课程囊括了西方近400多年来的经济思想，包括重商主义学派，重农学派，古典经济学派，边际效用学派，制度学派等。每个主流学派都会有一组类似的核心观点及政策主张。众多的历史线索使得这门课程掌握起来难度不小。学生普遍反映授课覆盖面广，章节庞杂而细碎，核心内容混乱，对所学知识感到既茫然又理不清头绪。在综合型高校中该课程主要以知识本体为切入点，致力于培养研究型人才，而农业院校该课程的教材设置普遍向综合型高校看齐，倾向于课程学术化，自身优势和特色不明显，与综合型大学区分不大，不足以体现培养“三农”人才的教学目标。且课时安排较少，一般为40个课时。由于课程指导思想不明确，学生难以达到宽口径复合型人才的标准。

1.2理论性强，与实务衔接度不高

经济学说史是对前人经济理论的追踪，因此涉及面广且底蕴深厚。每章基本都从生产﹑分配﹑交换等环节来分析经济活动;在理论方面又涉及到收入分配理论﹑经济增长理论﹑经济波动理论﹑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等;在相关课程上又涉及到经济学、金融学、财政学、历史和哲学等。从社会发展角度来看，社会意识具有独立性，既要考察各时期具代表性的人物和学派的经济观点，又要注重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由于学时所限，教师不可能对每个知识点都逐一讲授，对于部分章节只能是高凝练条框式的介绍。这种理论课程注定鲜少营销类课程生动的案例，缺乏会计类课程的业务实训，显得枯燥，难以调动学生的兴趣和主动性。